從(cong) 《文鏡秘府論》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chuan) 播與(yu) 影響

作者：劉召祿（蘇州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十一日丁亥

          耶穌2023年5月29日

從(cong) 儒家思想在古代日本的傳(chuan) 播和影響史來看，平安時代是儒家思想在日本傳(chuan) 播和產(chan) 生影響的重要時期，後來出版的“敕撰三集”、《文鏡秘府論》以及《和漢朗詠集》等漢詩集、文論集，承繼了儒家思想中“詩言誌”的“詩神”。其中，《文鏡秘府論》是日本詩論史上第一部詩學理論著作，也是一部集漢詩作法與(yu) 四言漢詩於(yu) 一體(ti) 的文論和文學著作，由平安時代的僧人空海主持編纂。以《文鏡秘府論》為(wei) 切入點，可以管窺平安時代以前，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chuan) 播方式、平安時代接受儒家思想的特點以及儒家思想對日本的跨域影響。

體(ti) 現儒家思想傳(chuan) 播方式

《文鏡秘府論》是平安時代初期的產(chan) 物，日本曆史上的平安時代是指794年至1192年這段時間，而儒家思想在更早的時間點就已經傳(chuan) 入日本，因此《文鏡秘府論》中有儒家思想傳(chuan) 播帶來的文化印記，從(cong) 《文鏡秘府論》可以看出平安時代及之前一段時間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兩(liang) 種傳(chuan) 播方式。

第一種傳(chuan) 播方式是以儒家經典為(wei) 載體(ti) 並逐漸將其教科書(shu) 化。《文鏡秘府論》中大量引用《論語》等儒家典籍。據《大日本史》記載“阿直歧能通經傳(chuan) ，皇太子師之”，王仁“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yu) 是皇太子從(cong) 學焉”，可見儒家思想最早傳(chuan) 入日本是以儒家經典為(wei) 載體(ti) 的，在飛鳥、奈良、平安、鐮倉(cang) 乃至江戶時代，儒家經典都是儒家思想傳(chuan) 播的主要載體(ti) 。在儒家經典傳(chuan) 播過程中，日本統治者逐漸將儒家經典教科書(shu) 化，如飛鳥時代製定的現已散佚的《大寶律令》（公元701年）中，將儒家經典規定為(wei) 儒學教科書(shu) 。奈良時代修訂的《養(yang) 老律令》（公元718年）繼承了《大寶律令》的大部分內(nei) 容，其中“學令”規定“周易、尚書(shu) 、周禮、儀(yi) 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chuan) ，各為(wei) 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xi) 之……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孝經、論語皆須兼通”，鞏固了儒家經典的教科書(shu) 地位。平安時代則在上述經典的基礎上增加《春秋榖梁傳(chuan) 》等為(wei) 儒學教科書(shu) ，可見飛鳥時代法律中確立的以儒家經典為(wei) 教科書(shu) 的傳(chuan) 統被奈良、平安時代的法律繼承下來。

第二種傳(chuan) 播方式是將儒家思想與(yu) 治國理念相結合。《文鏡秘府論·天卷序》“觀時變於(yu) 三曜，察化成於(yu) 九州”化用《周易·賁卦》中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將儒家思想寓於(yu) “化成九州”的治國理念中；《北卷·帝德錄》以記錄儒家所推崇的古代賢王的方式，委婉勸諫統治者賢德治國。這種將儒家思想與(yu) 治國理念結合的方式，在平安時代之前也可找到依據，如推古時代的聖德太子曾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xi) 儒家思想，並以儒家思想為(wei) 核心製定《十七條憲法》，其中的觀念和詞語大都采用四書(shu) 五經中的典故和用詞，如“國非二君、民無兩(liang) 主。率土兆民、以王為(wei) 主”等都是儒家思想的體(ti) 現；後由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等新興(xing) 貴族領導的革新派為(wei) 穩固統治實行了“大化革新”，大化二年（646）下達的詔書(shu) 《改新之詔》也被日本學者評價(jia) 為(wei) “都是儒學的精髓”。

展示儒家思想接受特點

《文鏡秘府論》中儒家思想的接受特點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一是對儒家經典的初步化用與(yu) 闡釋。《文鏡秘府論》所引儒家經典包括《論語》《周易》《尚書(shu) 》《毛詩序》等，所引內(nei) 容都是通過刪減、改寫(xie) 等方法簡單化用和闡釋。例如，《文鏡秘府論·天卷序》中“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xing) ，可以觀。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一句，引自《論語·陽貨》，但刪除了“可以群，可以怨”二句。孔子“興(xing) 觀群怨”的原意是認為(wei) 學詩可以“感發意誌”，是“詩言誌”的體(ti) 現，在學詩過程中可以“考見得失”“觀風俗之盛衰”並體(ti) 察時事；學詩之人聚於(yu) 一處，可以“群居相切磋”，互相啟發砥礪，並形成共同的詩趣，還可以抒發情懷，發表政見，“怨刺上政”。但空海卻將“可以群，可以怨”二句刪除，這表明空海有意識地對《論語》進行了選擇性刪減。空海引用《論語·陽貨》時隻強調詩的“感發意誌”和“觀風俗盛衰以考見得失”，而有意過濾了詩“群居相切磋”和“怨刺上政”的功能，也就是說隻保留詩的“美”（歌頌）功能，而去除了詩的“刺”（諷刺）作用。其原因在於(yu) ，當時“藥子之亂(luan) ”剛剛平息，平安朝政權尚未穩固，平安朝的貴族急需特定的儒家思想以穩定時局，空海正是看到了此時“群則生亂(luan) ”和“怨刺失時”的狀況，因而有意刪除了“群、怨”二句。

二是強調“詩言誌”的詩學觀念。儒家“詩言誌”的詩學觀念源自《堯典》“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句，是說詩歌可以表達作者的誌向。《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王昌齡《詩格》“詩本誌也，在心為(wei) 誌，發言為(wei) 詩，情動於(yu) 中，而形於(yu) 言，然後書(shu) 之於(yu) 紙也”，此句源自《毛詩序》“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wei) 誌，發言為(wei) 詩，情動於(yu) 中，而形於(yu) 言”，概括說明了詩歌可以表現作者思想感情的特點，並涉及詩的認識和教育作用。《文鏡秘府論·天卷序》中提到“夫大仙利物，名教為(wei) 基；君子濟時，文章是本也”，“利物”“濟時”四字，既涵蓋了“文章”認識社會(hui) 的功用，也囊括了詩歌“爛其文而撫黔首……燦其章以馭蒼生”的教育和教化作用，可見《文鏡秘府論》有意對“詩言誌”的詩學觀念進行強調。

三是貫徹儒家的秩序觀念。儒家思想強調秩序觀念，推崇禮樂(le) 製度，主張“克己複禮”和“忠孝節義(yi) ”，如《論語·顏淵》中“克己複禮為(wei) 仁”和《論語·裏仁》中“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強調“禮”和“孝”，都是秩序觀念的體(ti) 現。在儒家看來，秩序井然則萬(wan) 物運行無礙。受此影響，《文鏡秘府論》中也處處可見潛移默化的儒家秩序觀念。《文鏡秘府論》分“天地東(dong) 西南北”六卷，其編纂結構采用天地兩(liang) 儀(yi) 配以四大方位的方式，《文鏡秘府論·天卷序》將其概括為(wei) “配卷軸於(yu) 六合”，這種結構使得整本書(shu) 秩序井然，有利於(yu) 對問題進行精準分卷論述，是儒家秩序觀的體(ti) 現。此外，各卷內(nei) 容如音韻論、聲病論、體(ti) 勢論、對屬論等，其編纂目的都是為(wei) 日本漢詩找到正確的寫(xie) 作綱領，建立漢詩寫(xie) 作的秩序，《天卷序》“然則一為(wei) 名始，文則教源，以名教為(wei) 宗，則文章為(wei) 紀綱之要也”中闡述了從(cong) 文字到文章再到教化的層層遞進關(guan) 係，強調文章是教化的重中之重，也是儒家秩序觀念的體(ti) 現。總之，從(cong) 整部書(shu) 的編纂結構到細部的文字闡述都能看到儒家秩序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日本平安時代的政治、文化、社會(hui) 等方麵的發展產(chan) 生了極大的推進作用，《文鏡秘府論》可以說是反映儒家思想在平安時代傳(chuan) 播與(yu) 接受狀況的“異域之眼”。如今，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新時代，更好地將中國思想、中國文化展示給世界已經成為(wei) 我們(men) 新的曆史使命，通過“異域之眼”下的文學作品，深挖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精華，有利於(yu) 我們(men) 提升文化自信，在時代長河中不畏激流，踔厲奮發，創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和精神文明成果。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和漢朗詠集》之中國文學接受的跨文化闡釋與(yu) 研究”（19BWW035）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