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如何以傳統文化化解道德危機
來源：中華讀書報 2012年02月01日

     

    被訪人：林安梧，台灣省台中縣人。國立台灣師大國文係畢業，台灣大學哲學博士，曾師從當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曾任《鵝湖》主編、社長，《思與言》主編，現為台灣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


    采訪人：陳占彪，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文化研究博士後。


    最近一段時間，社會上發生的一係列“不道德”、“無信任”、“沒人性”的事件挑撥著人們的神經，突破著人們的心理底線。佛山兩歲女童連遭兩車殘忍碾壓，其間十八名途經的路人眼睛不約而同地“暫時性失明”，漠然置身事外，居然連一個急救或報警的電話都沒人打。南通的客運司機遇到老太太倒地受傷，停車前趨救扶，卻被反誣為肇事者，直到車載監控錄像澄清事情經過後，老太太才為自己“一時糊塗深表歉意”。對於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事件，國家總理溫家寶說：“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香港有媒體不禁發出了這樣的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每個人都發出無奈的歎息。”


    “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麵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重外放內，取質遺神，物質對於精神的抽空和擠兌，進而帶來德性下沉和淪喪，魯迅百餘年前已表述得相當準確。可以說，道德的喪失底線，人心的麻木冷漠，信任的蕩焉無存是精神空虛、文化缺失的必然結果。


    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起飛時期都出現過類似現象。台灣社會走過的道路就提供了一個例證。而今天的台灣社會已經跨過這一階段，進入了一個德性的、有序的、協調的狀態，其經驗頗具借鑒價值。“後新儒學”建構者、台灣慈濟大學林安梧教授，就如何以傳統文化來化解當代社會的精神危機等問題，向筆者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儒學不能光停留在學界裏麵
    
    
    陳占彪：包括您在內的十位教授聯名發表的一份弘揚儒家文化的意見書中，曾提到當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沉淪”，你們提出“當務之急，是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全力複興中華文化，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徹底解決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問題”。您認為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具體應從哪些地方著手？
    

    林安梧：我是覺得對於整個儒教文化，或者說廣義的中國文化，包括道教文化和已經漢化的佛教文化，應該有積極的作為。儒學不能光停留在學界裏麵論說，也不能停留在資本主義化的消費大潮中喧鬧式的傳播，這喧鬧式的傳播看似熱鬧，實則效果不佳，更會引起一些負麵效果。至於具體怎樣做，我常說儒家文化要落實於“三祭”，就是祭天地、祭先祖、祭聖賢。落實到“三祭”上，落實到整個生活世界裏麵，儒家文化才能生根。


    如果借用人類學家的話來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外器官”。我認為儒教文化應當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外器官”。牟宗三先生也說過，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胞胎”，“胞胎”可以護育我們整個民族。以前經濟貧困，我們講“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現在經濟上來了，就要變成“經濟搭台，文化生根”。“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說法顯然把文化當成了一種生產力，把文化當成“厚生”的工具，其實文化更應當是“正德”的一個重要起點。


    陳占彪：您提到的“三祭”的可行性呢？
    

    林安梧：我個人認為祭天地、祭先祖、祭聖賢完全是可行性的。過去常設置“天地君親師”，如果覺得“君”不合適的話，我們可以置換成“天地國親師”，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到民主時代，就無所謂“國君”。作為一個華人，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忠誠也是應當的。當然也有人建議用“天地聖親師”，唐君毅先生是這樣說的，牟宗三先生也接近這種說法，隻是“聖”和“師”有些接近。總之，天地、祖先、聖賢是傳統文化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的三個重要維度。


    其實有些事情我們也是可以做的，比如我們可以將孔子的誕辰9月28日設立為教師節，我還主張將孟子的生日設為母親節，至於“祭天地”並不是說像以前好像隻有國君天子才能祭天地，現在台灣鄉下老百姓、包括福建一些地方的人都有“拜天公”的，南洋的華僑在正月初九天公誕生日也在祭拜，這並不是不可行的。


    陳占彪：我感覺傳承傳統文化現在很多還隻是停留在形式層麵，比如在孔廟前會為學生舉行“成人儀式”，讀書節上也會讓學生手持竹簡讀經，這樣文化就變成了一個表演，活動結束後，就一切複歸原樣，估計效果不大。
    
    
    林安梧：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要在一個節慶作一個文化表征，它必須要有一個真實的座底，這個座底就是這批學生平常都是在“讀經”，如果這群孩子平時都不讀經，隻是做一個臨時的表演，而且還身著古裝，那就很可笑，我覺得意義不大。


    當前國學熱儒學熱隻是外熱


    陳占彪：解決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應當說還有其他精神資源，而不隻是儒家文化吧？


    林安梧：當然光靠儒家文化解決當代中國精神問題也是不足的，我並不主張隻要有儒家就夠了，我主張是多元並進。但是儒學作為中華民族一個最重要的精神源頭是非常清楚的，不用置疑的，儒家文化有很多重要的意涵，是可以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


    當然也有一些人說現在不是有什麽國學熱儒學熱嘛，但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外熱，內在是很空虛的。我們不應當把孔老夫子當成一個可以利用的商品，而是應當作為麵對世界的一個重要的精神資源。
    

    陳占彪：與其他宗教在當今中國發展的規模和程度相比，似乎儒教顯得相形見絀，您如何看這種現象？ 
    
    
    林安梧：儒教作為一個宗教來講，與其他宗教形態有不同之處，它的教化功能遠過於宗教功能，教化又和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因此原先的儒學在中國曆代來講都是作為最主要的流派和政權結合在一起，有政權護佑著它。清朝滅亡之後，這種情形就不複存在。
    

    清朝滅亡也一百年了，一百年來，我們廢除了讀經，今天的教育體製也不再是原先的教養體製，很顯然，儒學也慢慢地失去了主流力量的支持。後來“五四”的徹底反傳統，基本上把儒教連根拔起，再後來的“文革”對傳統文化可以說是徹底的鏟除，這種鏟除不隻是在話語層麵，在這種情況下，儒學的教養就沒了。當然，可能在邊緣地方仍存在，“禮失求諸野”。改革開放以後，人的自我概念變化了，以前人的自我很小，現在慢慢強大了，強大以後，原先的一些人生信念受到了懷疑，人們的心靈就空虛了，這怎麽辦呢？就需要更多的精神資源。這些年大陸方麵在很努力地做這方麵的工作，就是如何讓老百姓的心靈有安身立命的感覺，就是要恢複中華文化，恢複儒教和道教，當然佛教力量本身就比較大。
    

    但本土宗教的恢複與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崛起相比，就顯得相對遜色些。因為兩者相比，後者有一個龐大的組織係統，所以就顯得很有力量。我覺得儒教的相形見絀是因為她沒取得一個合法的宗教身份。我們常講基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三大宗教，再加上道教和佛教，共五大宗教，但沒有儒教，因為儒教算不算一個教都還是有爭議的。
    

    當然也有人說，如果真正去信仰其他東西不也很好嘛，但是我覺得，如果普遍信奉其他宗教勢必會使得中國文化傳統有很大變化，至於這種大的變化對中化民族來說到底是好還是壞，是要存疑的。我個人不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普遍信奉非本土宗教的國家。當然，儒道佛三教可以與基督教、伊斯蘭教開展更多的對話。


    不可不加選擇地傳播《弟子規》《三字經》
    
    
    陳占彪：2011年，一座總高為9.5米，重約17噸的孔子青銅雕像落戶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國家博物館北廣場。有人認為，將孔子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是對“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諷刺和背叛。後來這尊孔子像又被悄然移往國家博物館裏的雕塑園。您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


    林安梧：“背叛”這樣的語匯是有問題，1919年的“五四運動”隻是代表當時曆史階段的一個運動，現在都到了 2011年，本來就應當有所發展，不能仍停留在那個時段。再說“五四”是中國民族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但並非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和本質。當然樹立孔子像我覺得是急了一點，至於移開孔子像也急了點。
    

    關於孔子像的移開，有些儒學界朋友很悲觀，說把這看成政治風向。我認為，孔子像放在什麽地方都不必和政治風向過多聯想。曾經有人在一個大型講座上問到我這事，我就開玩笑說，孔夫子在天上就抱怨說怎麽叫我站在長安大街上指揮交通啊，還是讓我到“名人堂”和其他名人聊聊天、喝喝茶的好。長遠地看，孔子像的移開也未必不好，其實儒學應當在泥土中好好生長。沒有好好生長的情況下，你把他安放在長安街上，大家就會有太多聯想。


    陳占彪：對於文化經典的傳習，有部門稱傳統經典中的糟粕性的內容“扭曲了學生的價值觀念，腐蝕了中小學生的心靈，造成了很壞的負麵影響”，並要求認真甄別和篩選優秀傳統文化，不可不加選擇地全文推薦如《弟子規》《三字經》《神童詩》等內容，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林安梧：我基本上讚成這樣的做法。因為《三字經》、《弟子規》畢竟是在一個小農經濟、帝王專製、父權高壓的經濟、政治、社會下的儒教教養方式，21世紀顯然是一個工商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時代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就要看這些書中哪些內容是適當的，哪些內容是不適當的。當然，大體來講這些經典中的孝悌人倫等內容基本上是對的，但有的是有很多問題，所以需要調整。
    
    
    要讓社會力量生長起來


    陳占彪：網上流傳一個《當今中國百姓的一天》的段子很有意思，是這樣說的：“早起，買兩根地溝油油條，切個蘇丹紅鹹蛋，衝杯三聚氰氨牛奶，然後開著錦湖輪胎的汽車去上班。中午，瘦肉精豬肉炒農藥韭菜，尿素豆芽燉注膠牛肉，人造雞蛋和著石蠟翻新陳米飯，泡壺香精茶葉。下班，回到豆腐渣工程房，煎條避孕藥魚，炒個膨大西紅柿，燉碗石膏豆腐，開瓶甲醇勾兌酒，吃個增白劑加硫磺饅頭。飯後，抽根高汞煙，去地攤買本盜版小說，回去上一會盜版操作係統網，晚上鑽進黑心棉被窩。核輻射算啥，很鹽重嗎？”國家總理溫家寶也稱“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林安梧：我是覺得這是宗教毀掉以後的嚴重後果，台灣不是沒有，但很少。宗教會有一個因果概念和功德概念，比如佛教的因果觀就是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沒有因果，當然就可以胡作非為。至於做功德，不是說在廟裏麵添油香就算功德，而是轉到你有沒有做公益，有沒有為社會付出，為他人付出，這些觀念在台灣深入人心，人人行善於世界，行善於天下。
    

    這就要培養大家養成作為一個公民的習慣，公民習慣就是在生活周遭中發現一些不恰當的人和事物，就想法提出糾正。我舉個例子，在台灣我曾在火車站候車，夏天的冷氣聲音非常大，我就找站務員去反映意見，並留下名片，請他一定和站長講，隔了兩天，站長親自打電話給我，感謝我提出意見，並解釋說其實隻是一些螺絲釘有些鬆動而已。我是主張大家要“管小事”，作為一個公民多管一些看起來很小的小事，足以喚醒公民意識，這樣的話，社會就慢慢變化了。
    
    
    其實一些嚴重的事情也可以依靠公民自身行動來解決，並不一定都得依靠政府。以台灣為例，台灣有很多民間社團、宗教團體、NGO，對整個社會幫助很大，對政府治理幫助很大。就以食品安全問題來說，台灣的柴鬆林等人發起的“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就是專門改善台灣消費環境，伸張台灣消費者權利所設立的非營利性的第三部門，消費者買到的東西有毒素的話，就可以投訴到那裏。如何讓社會力量生長起來，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陳占彪：現在網絡上以一種衝擊社會道德底線的低俗“炒作”屢見不鮮，比如“內地女歌手馬睿菈‘陪睡’天價一夜八萬”，幹露露母女策劃的“裸浴征婚”等，事實證明他們的炒作是成功的，比如，那個“歌手”馬睿菈，“影星”幹露露，以前有幾人知道，現在可以說是名揚天下，雖然是“臭名”，但他們並不在乎這些，隻要有關注度就行，您如何看這種無底線的炒作行為？


    林安梧：如果一個社會公民理性、公民意識達到一定程度，這樣炒作應當是無效的。過去我們講衣食足，知榮辱，但是現在看來衣食足了，未必知榮辱。知榮辱就要講道德，講道德不光是對別人的尊重和負責，也是對自己的尊重和負責。儒家最可貴的一點就是講“君子之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是為了自己人格的升揚、生命的生長而做事的，而不是做給別人看的。儒家君子之學似乎並沒有被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