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廟學”存在的儒學

作者：常會(hui) 營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2期

摘  要 ： 廟學作為(wei) 儒學、經學（學統）與(yu) 道統的物質載體(ti) ，作為(wei) 古代教育、科舉(ju) 製度、祭孔講經和禮樂(le) 教化之所，作為(wei) 治統（政統）與(yu) 道統、經學（學統）與(yu) 從(cong) 祀製度交匯之地，其曆史意義(yi) 重大。“廟學”這一概念由“廟”和“學”構成，“廟”是指孔廟，“學”則指官學，包括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地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古代孔廟和官學的一體(ti) 化。唐代儒學製度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育規製正式形成，並為(wei) 宋元明清沿襲。“儒學”之概念在近現代百年中經曆了由古代學校“國學”（國子學、太學包括府、州、縣學）到現代儒家學術思想義(yi) 理的變化。在古代，我們(men) 今天所言的“儒學”與(yu) “廟學”是一體(ti) 的，甚至“廟學”亦可稱“儒學”，即作為(wei) 實體(ti) 存在的“儒學”，二者關(guan) 係密切。廟學與(yu) 儒家道統亦緊密相關(guan) ，因孔廟本身就是儒家道統譜係的實體(ti) 承載。

廟學是古代傳(chuan) 承至今依然存在的儒學物質載體(ti) 。梁濤教授指出：“儒學的基本表達方式是經學，經學是儒學的學術載體(ti) ，是儒學之學統。”[①]而廟學作為(wei) 儒學與(yu) 經學（學統）的物質載體(ti) ，曆史意義(yi) 重大。“廟學合一”（孔廟和官學合一）是中國古代社會(hui) 教育規製，自漢代發端，魏晉南北朝繼承發展，唐代正式形成並製度化，孔廟祭孔與(yu) 古代教育和科舉(ju) 製度融為(wei) 一體(ti) ，宋元明清因襲，是中國古代教育之實存、代表和象征。清末民初，新學興(xing) 起，廟學分離，這一古代教育製度解體(ti) 。[②]

現今學界廟學方麵研究著作，孔祥林《世界孔子廟研究》（2011）對中國、亞(ya) 洲乃至世界各地學校孔廟有較為(wei) 詳盡的考察論述，為(wei) 廟學研究積累了大量文獻資料；黃進興(xing) 《優(you) 入聖域：權力、信仰與(yu) 正當性》（2010）、幹春鬆《製度化儒家及其解體(ti) 》（2012）、董喜寧《孔廟祭祀研究》（2014）、朱鴻林《孔廟從(cong) 祀與(yu) 鄉(xiang) 約》（2015）及其他相關(guan) 論著，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孔廟、祭祀、道統與(yu) 政統關(guan) 係等，對於(yu) “廟學”偶有論及，或分而言之，整體(ti) 關(guan) 注較少。劉聰《孔廟與(yu) “廟學合一”》一文較早地對“廟學合一”予以關(guan) 注和紹述[③]；舒大剛、任利榮《“廟學合一”：成都漢文翁石室“周公禮殿”考》一文亦對成都漢文翁石室“周公禮殿”“廟學合一”規製予以考察。[④]然需指出的是，古代“廟學合一”是於(yu) 官學設孔廟，且是政府推動之國家行為(wei) ，如盧國龍《唐代廟學與(yu) 文化共相》一文所指出，廟學是曆史上孔子廟與(yu) 各級官學的合成體(ti) 。作為(wei) 儒家文化和信仰傳(chuan) 播的一種重要方式,在跨越地域文化差異、推動中華文化共相建構方麵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⑤]此外，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yu) 建構》一文提出“廟學學”[⑥]，則是學界繼“孔廟學”[⑦]“文廟學”[⑧]之後的最新提法。

廟學作為(wei) 古代教育、科舉(ju) 製度、祭孔講經和禮樂(le) 教化之所，與(yu) 現代儒學亦有諸多曆史關(guan) 聯。本文將圍繞何為(wei) “廟學”、“廟學”與(yu) “儒學”及其密切關(guan) 係、廟學與(yu) 儒家道統之關(guan) 係幾方麵，對作為(wei) “廟學”存在的儒學進行較為(wei) 細致的勾勒。

首先，筆者對“廟學”這一概念予以探討。

一 何為(wei) “廟學”

“廟學”這一概念由何而來？“廟”是何廟？“學”是何學？“廟”和“學”又是如何成為(wei) 一體(ti) 的？筆者首先對此予以曆史還原和解析。

“廟學”一詞，最早出自韓愈的《處州孔子廟碑》：“惟此廟學，鄴侯所作。”[⑨]當然，唐之前已有“廟學”之說法，例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二考證河南淮陽郡《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雲(yun) “時人不複尋其碑證，雲(yun) 孔子廟學，非也。”[⑩]等。誠如學者所言：“韓愈筆下的‘廟’，確為(wei) 主祀孔子的廟宇，在唐朝‘廟學合一’是普遍認同的客觀存在。”[11]也即“廟學”一詞雖其出處甚早，但必須確定“廟學”之“廟”為(wei) 主祀孔子的廟宇，方可符合“廟學”一詞之本義(yi) 。若“廟”為(wei) 其他寺廟或明堂等，則不屬於(yu) 此範疇。由此來看，“廟學”一語，最早確出自韓愈的《處州孔子廟碑》，且與(yu) 唐代“廟學合一”教育規製正式形成時間亦吻合。

“廟學”這一概念由“廟”和“學”構成，“廟”是指孔廟。“廟”，《說文》雲(yun) ：“尊先祖貌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12]漢代鄭玄箋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像）貌為(wei) 之耳”；“為(wei) 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此。”[13]孔廟亦是遵此規製的，其亦是孔子後代（如子思）及孔子弟子所建，為(wei) 尊先祖及老師孔子之貌。而此亦是孔廟特殊之處，即不僅(jin) 僅(jin) 是尊先祖，亦是尊老師之所，故楊朝明先生認為(wei) 孔子師徒是“擬血緣親(qin) ”關(guan) 係，即非血緣而同於(yu) 血緣。孔子弟子為(wei) 孔子守喪(sang) 三年，子貢甚至守喪(sang) 六年，足見師徒情誼之深，情同父子，甚至篤於(yu) 父子。今之所謂“一日為(wei) 師，終身為(wei) 父”，在孔子師徒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ti) 現。這在古代社會(hui) 是極為(wei) 特殊的存在。故孔廟在創建之初，便具有了祭祀先祖和老師的雙重義(yi) 涵，亦為(wei) 漢代皇帝祭祀及孔廟走出曲阜走向全國學校，奠定了合法性基礎。清代陸耀認為(wei) ：“古者廟寢相連，神人互依。”[14]“宗廟之製，古者以為(wei) 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宮則前製‘廟’以（像）朝，後製寢以（像）‘寢’。”[15]“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說文》），鄭玄注雲(yun) ：“前曰廟，後曰寢。廟是接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wei) 卑，故在後。”[16]曲阜闕裏孔廟的確是保存這一前廟後寢之製的，距離闕裏孔廟不遠的顏廟，距曲阜百裏之外的孟廟，以及嘉祥縣的曾廟亦同遵此製。

“學”則指學校，這裏的學校亦非泛指所有學校，而是國家創建的各級各類學校，即官學，主要包括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地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古代孔廟和學校的一體(ti) 化，但“廟學合一”曆經了很長的曆史進程。

“廟學”在古代實是先有“學”，後有“廟”，起初是“廟”“學”分離的。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lun) 也。”（《孟子·滕文公上》）夏商周三代並沒有孔廟，但都有國家大學，用以明人倫(lun) 道德（故後世廟學皆有明倫(lun) 堂或明德堂，北京孔廟國子監稱彝倫(lun) 堂，概由此出）。周代大學裏要祭祀先聖先師，皆是開國之君及輔佐其創建功業(ye) 之重要大臣。春秋時期，先師孔子去世始於(yu) 曲阜闕裏建孔廟，弟子以六代之樂(le) 祭祀。為(wei) 表達對孔子於(yu) 教育文化事業(ye) 所做巨大貢獻，漢代開始重視曲阜闕裏孔廟祭孔，由漢高祖劉邦開其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策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學上升為(wei) 國家經學，孔子地位日益尊榮。其後，漢明帝將祭孔推向全國學校，魏晉南北朝亦於(yu) 國家最高學府太學辟雍釋奠孔子（顏回配享）。東(dong) 晉開始於(yu) 太學設立祭祀先聖先師的廟宇（夫子堂），可稱中國第一所建造在國家最高學府的孔廟，可謂“廟學合一”規製的雛形。南北朝時北齊於(yu) 地方郡學立孔、顏廟，已經非常接近於(yu) “廟學合一”之規製。隋唐特別是唐代儒學製度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育規製正式形成，並為(wei) 宋元明清沿襲。[17]

而且，“唐以後，曆代王朝不時下令維修學校孔子廟，到清代時，中國有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廳學、鄉(xiang) 學（撤縣後，學校不撤，改稱鄉(xiang) 學）等各級學校孔子廟1740多所”。[18]清末廢科舉(ju) （1905年），興(xing) 新學，廟學分離，“廟學合一”製度解體(ti) ，學漸廢敗，孔廟猶存，一至於(yu) 今日。古代國子學、太學、府、州、縣學大多皆廢（保存最為(wei) 完整的便是北京國子監孔廟，堪稱“古代廟學合一製度的活化石”），而孔廟尚存不少。

在古代，廟學亦是皇帝及各地方行政長官、士人祭孔和講經的場所，也即將祭祀和講學合一之地。漢明帝開始於(yu) 曲阜闕裏孔廟祭孔並講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沿襲之。宋代以來宮廷經筵講學，亦可謂祭孔講學之一種。近現代以來，盡管這一傳(chuan) 統形式廢疏，仍有不少士子、文人墨客在延續祭孔講經形式。1913年國子監祭孔講經，嚴(yan) 複先生等名人與(yu) 之。此種祭孔講經形式一直持續到1928年左右，截至北洋政府落幕。即便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所頒布的《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1934年）中，仍規定祭孔之前，要講述孔子生平思想事跡，並講祭孔之曆史意義(yi) 等，亦包括主講人對孔子儒家經義(yi) 思想之闡發，廣播電台麵向全社會(hui) 大眾(zhong) ，予以直播報道。現在中國各大電視媒體(ti) ，直播祭孔大典，亦邀請儒學專(zhuan) 家作為(wei) 特邀嘉賓解析點評，講解國學儒學經典，例如山東(dong) 衛視直播祭孔大典，曾經邀請王立群、王傑、梁濤等教授作為(wei) 特邀嘉賓予以解讀點評。

那麽(me) ，“廟學”與(yu) “儒學”又有什麽(me) 關(guan) 係？筆者接下來對此予以探討。

二 “廟學”與(yu) “儒學”之密切關(guan) 係

“儒學”之概念其實是經曆了古今之內(nei) 涵和外延變遷的。它在近現代百年中經曆了由古代學校（國子學、太學、府、州、縣學）到現代儒家學術思想義(yi) 理的變化。當然，古代儒學也有儒家思想義(yi) 理這一層麵，包括儒家禮樂(le) 教化。故其涵義(yi) 是多層麵的。而在今天，它的內(nei) 涵和外延其實皆變窄了。儒學的思想義(yi) 理以及禮樂(le) 教化涵義(yi) ，今仍延續。而“儒學”在古代體(ti) 現為(wei) “國學”（國子學、太學）包括府、州、縣學義(yi) 涵，現在卻少有人知。《中國教育通史》在談及金元之際廟學時，認為(wei) 廣義(yi) 的廟學“是各級各類的儒學”[19]。日本學者牧野修二等在探討元朝廟學時認為(wei) “廟學即郡縣學，它是以文廟為(wei) 精神中樞，並依附於(yu) 文廟而設置的儒學”。[20]韓星教授對“國學”一詞進行了較為(wei) 充分的曆史還原：“‘國學’這個(ge) 詞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原指國家學府，如古代的太學、國子監等。‘國學’作為(wei) 國家級學校的稱謂，曆代有所變化。周代‘國學’隻是國家所辦的一種‘貴族子弟學校’，漢代稱太學，晉代稱國子學，北齊稱國子寺，隋代稱國子監，唐宋時則以國子監總管國子、太學、四門等學，元代設國子學，明、清兩(liang) 代設國子監，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開始設學部，國子監的稱呼於(yu) 是廢止。到了清末，國學成為(wei) 國家最高層次的學校。但不管怎麽(me) 變，‘國學’在中國古代實際上指的是學校。”[21]

韓教授的這一曆史還原是比較準確到位的，他將“國學”這一概念的曆史及現代變遷予以了充分考察。古代國學原指國家學府。當然，韓教授這裏的國家學府主要是從(cong) 最高國家學府如太學、國子學、國子監等而言。乾隆皇帝亦曾言“京師乃首善之區，國學乃首善之地”，與(yu) 此義(yi) 同。實際上，古代國家學府隨著曆史發展，從(cong) 漢代開始，逐漸有了國子學、太學、府、州、縣學之各個(ge) 層次的學校，而非僅(jin) 限於(yu) 國家最高層次學校，它有似現代國家公立各級各類學校。“國學”於(yu) 是有了國家最高學府和國家公立學校兩(liang) 個(ge) 層次的義(yi) 涵，此是學界需要注意分疏的。但如其所言，不管如何變化，“國學”在中國古代實際上指的是學校。古代“儒學”實際上很大程度包含此種義(yi) 涵。

而今，國學卻主要是指儒道釋乃至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等，民國胡適、章太炎等學者稱之為(wei) “國故”，其義(yi) 涵較古代發生了很大變遷。亦如韓星教授所指出，現在我們(men) 經常用的“國學”概念是指學問、學術，產(chan) 生於(yu) 清末西學東(dong) 漸、文化轉型的曆史時期，相對於(yu) “西學”稱“中學”（如馮(feng) 桂芬、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後改稱“國學”，這樣就完成了由“國家設立的學校”向“我國固有的文化、學術”意義(yi) 的轉變。它興(xing) 起於(yu) 19世紀末、20世紀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後国际1946伟德自由逐步有所恢複，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學術的空間逐步擴大，1980年代後‘國學’複起至今。[22]

通過曆史考察可知，在古代，我們(men) 今天所言的“儒學”與(yu) “廟學”是一體(ti) 的，甚至“廟學”亦可稱“儒學”，即作為(wei) 實體(ti) 存在的“儒學”。“廟學”與(yu) “儒學”之密切關(guan) 係，主要包括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廟學興(xing) 衰係於(yu) 儒學興(xing) 衰。廟學製度之形成與(yu) 發展，與(yu) 儒學和孔子地位不斷升級，並教育與(yu) 孔廟祭孔合一，密不可分。其中，漢武帝采納儒生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學上升為(wei) 經學，直接促成了孔子地位不斷升高。故儒學經學化、製度化，祭孔亦逐步常態化，終致唐代廟學合一製度化，宋元明清因之。儒學教育、孔廟祭孔與(yu) 科舉(ju) 製度遂合一，廟學發展長盛不衰。儒家的思想義(yi) 理教育（五經、四書(shu) 、十三經等）、禮樂(le) 教化皆在廟學中進行，廟學乃儒學的物質載體(ti) 和教化場所。

清朝末年（1905年）科舉(ju) 廢止，新學興(xing) 起，儒學式微，廟學分離，即孔廟和國家各級學校分離。國子監劃歸學部，古代學校大都廢棄，建立了新式的各大、中、小學校。隨著帝製結束，國體(ti) 變更，古代政治製度和經學製度解體(ti) ，儒學教育式微，廟學亦逐漸喪(sang) 失其儒家思想義(yi) 理教育和禮樂(le) 教化之文政教、文教職能。

其次，廟學是儒學倡導尊師重教之重要場所。古代學校中建立孔廟是為(wei) 了尊孔，其實質是尊師。古代國學是國家各級官學，其實質是重教，重視社會(hui) 教育教化。尊師必尊孔，孔子是先師，是教師這一職業(ye) 的祖師，司馬遷稱之為(wei) “至聖”，魏文帝曹丕稱之為(wei) “億(yi) 載之師表”，明代嘉靖皇帝稱之“至聖先師”，清代康熙帝稱之為(wei) “萬(wan) 世師表”並禦筆親(qin) 書(shu) ，命令頒發京師孔廟、曲阜闕裏孔廟及各地府州縣學孔廟，懸掛於(yu) 孔廟大成殿。重教亦要先尊師，不忘先聖先師之恩澤。所以天子臨(lin) 雍講學，一定先去孔廟跪拜釋奠先師，再去國子監辟雍給文武百官和國子監師生講學。

漢代至唐代之最終選擇孔子（起初還有周公，與(yu) 孔子地位互有消長，迭稱先聖，唐高宗時周公正式被移至武成廟以後，其地位式微）為(wei) 道統代表人物，便是國家教育以孔子為(wei) 祖師，孔子先聖地位最終穩固。如此，才有了重教必尊師，尊師必尊孔，尊孔必祭孔的曆史局麵。宋元明清因之。

第三，廟學體(ti) 現了儒學在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廟學合一”教育規製是一個(ge) 重要曆史現象，它與(yu) 科舉(ju) 製度一起，在中國古代延續長達1300年之久，可以解釋今日中國教育、曆史文化研究中諸多理論疑難。在台灣學者高明士看來，一部中國教育史就是由“學”到“廟學”發展的曆史。[23]誠如學者所言：“廟學作為(wei) 儒學及教育文化的物質載體(ti) ，如同書(shu) 院、貢院一樣，不僅(jin) 在中國文化及教育發展史上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對東(dong) 亞(ya) 及東(dong) 南亞(ya) 國家的文化教育事業(ye) 也發生過重要影響，業(ye) 已成為(wei) 國內(nei) 外學術界日益關(guan) 注的一種文化現象和研究課題。”[24]

在近現代社會(hui) 廟學分離即孔廟和學校分離之大背景下，學校之教育部分保存了儒學理論研究職能，而孔廟則相當程度上承擔了儒家物質文化遺產(chan) 和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研究和利用職能。兩(liang) 者皆部分擔負起古代禮樂(le) 文化在現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及社會(hui) 教育教化職能，例如彭林教授主持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yi) 禮》複原與(yu) 當代日常禮儀(yi) 重建研究”，而包括曲阜孔廟、衢州孔廟、北京孔廟等全國各地孔廟、學校、書(shu) 院等舉(ju) 辦的祭孔大典及禮樂(le) 文化展演等，皆為(wei) 此做出了很大時代貢獻。

在對“廟學”與(yu) “儒學”及其密切關(guan) 係予以解析之後，筆者嚐試進一步探討探討廟學與(yu) 儒家道統之關(guan) 係。

三 廟學與(yu) 儒家道統之關(guan) 係

廟學與(yu) 現在學界所重視的儒家道統緊密相關(guan) ，因孔廟本身就是儒家道統譜係的承載。牟宗三[25]、劉述先[26]、金春峰[27]、韓星[28]、丁四新[29]等諸先生（包括黃進興(xing) 、朱鴻林、幹春鬆等學者）皆非常重視儒家道統思想學說，並有相關(guan) 精要論述。

曆史上，孔廟從(cong) 祀製（包括四配、十二哲及兩(liang) 廡先賢先儒172名）與(yu) 儒家道統意識關(guan) 係密切。如宋末元初熊鉌所言“尊道有祠，為(wei) 道統設也”（《熊勿軒先生文集》），明代王世貞認為(wei) 孔廟之有從(cong) 祀者“佐其師（孔子），衍斯世之道統”（《弇州山人四部稿》）。[30]“道統”之說由唐代韓愈首倡，為(wei) 應對三教並立以來佛老對儒家正統地位之挑戰，他建構了一個(ge) 儒家道統譜係，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韓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宋代程朱為(wei) 代表的理學家對此頗為(wei) 看重，認為(wei) 韓愈所言道及道統，非抄錄前人，亦非自己杜撰，必有所見聞。程朱為(wei) 代表的宋儒亦以接續孟子、興(xing) 起斯文為(wei) 己任。朱子《中庸章句序》之道統譜係為(wei) 堯、舜、禹、成湯、文、武（包括大臣皋陶、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31]）、程顥、程頤。此中增加了輔佐二帝三王（周代稱先聖）成就大業(ye) 的諸位賢哲大臣（周代稱先師），並在孔孟之間加入顏回、曾子和子思，在孟子之後加入程顥、程頤二兄弟，這無疑是對韓愈道統說之進一步補充完善。而朱子弟子黃榦對其師朱子道統譜係進一步接續和完善，形成了北宋周敦頤、二程、張載、南宋朱熹的傳(chuan) 道脈絡。（《宋朱子年譜》卷四下）由此亦可看出，宋代之“傳(chuan) 道之儒”已經超出了孔子弟子中“傳(chuan) 道之儒”的範疇，而是將其下貫到宋代諸儒。

儒家之道統譜係，亦可由孔廟大成殿中所懸掛的乾隆禦題楹聯“教垂萬(wan) 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得知。也即在孔子之前，還有堯、舜、禹、成湯、周文王、周武王，這是整個(ge) 儒家道統譜係的起點[32]，故《禮記·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亦說明，先秦儒家雖未明確提出“道統”一詞，但實有此“道統”傳(chuan) 續意識的。《論語》相關(guan) 篇章所言“道”，即有此道統意識，如有子所言的“先王之道”（《學而》），子貢則稱之為(wei) “文武之道”（《子張》），孔子曰：“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在《論語》中，孔子還用“文”“斯文”來代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並傳(chuan) 續之。例如子畏於(yu) 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孟子亦有此道統意識，如其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yu) 王前”（《孟子·公孫醜(chou) 下》），此是雲(yun) 其承繼堯舜之道；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yu)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wei) 不豫哉？”（《孟子·公孫醜(chou) 下》）又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wei)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孟子又曰：“由堯舜至於(yu) 湯，五百有餘(yu)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yu) 文王，五百有餘(yu)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yu) 孔子，五百有餘(yu) 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yu) 今，百有餘(yu)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以上皆體(ti) 現了其對包括孔子在內(nei) 的儒家道統的論述，可見其具有強烈的道統承繼意識。

朱熹在注解《孟子》末章時亦曰：“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chuan) ，而憂後世遂失其傳(chuan) ，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hui) 而心得之者耳。故於(yu) 篇終，曆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chuan) 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yu) 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feng) 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chuan)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chuan)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chuan) 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以興(xing) 起斯文為(wei) 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複明於(yu) 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yu) 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wei) 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此正是程朱接續孔、孟道統之自述。

自北宋開始，理學逐漸興(xing) 起並興(xing) 盛，國家教育雖仍以儒家九經為(wei) 主，但不再專(zhuan) 用某一家之注疏，而是相繼重新修訂《五經正義(yi) 》《九經義(yi) 疏》作為(wei) 教材及科舉(ju) 考試之依據。至南宋，新興(xing) 之理學逐漸確立官學地位。[33]據考察，早在宋代，人們(men) 不再滿足於(yu) 孔廟僅(jin) 以孔門弟子和傳(chuan) 經之儒附享，而將那些弘揚孔子思想之學者（不以傳(chuan) 注六經為(wei) 主，而尤重義(yi) 理之闡發，並自覺傳(chuan) 承孔子之道和儒家道統）亦作為(wei) 附享人物，此即“傳(chuan) 道之儒”。[34]南宋是傳(chuan) 道之儒從(cong) 祀之發展時期，朱熹便曾言“配享隻當論傳(chuan) 道”（《朱子語類》卷九十）。元代承宋末餘(yu) 緒，新增加之從(cong) 祀隻有兩(liang) 位——許衡和董仲舒。明代是傳(chuan) 道之儒附享之發展時期。清中期乾嘉漢學興(xing) 起，有所反複，總體(ti) 亦重視。至民國初期，傳(chuan) 道之儒數量僅(jin) 次於(yu) 孔子弟子，是孔子廟附享的大宗[35]，足見宋、元、明、清時期國家對於(yu) 傳(chuan) 道之儒的高度重視。

而孔孟、韓愈、程朱一係之道統是具有一致性的，雖則對其中個(ge) 別人物之是否為(wei) 道統繼承者有異議，仍不妨礙他們(men) 對此整體(ti) 道統譜係之認可。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禹、成湯、文、武（包括大臣皋陶、伊尹、傅說、周公、召公）、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這一由孔孟發端、韓愈提出、朱子及其弟子完成的道統譜係，讓中華文明道統譜係變得更為(wei) 清晰、簡潔和完整。儒家在漢武帝采納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後上升為(wei) 經學思想，成為(wei) 國家統治思想學說，具有官方性。故如果要在儒家乃至中華文明道統譜係上增加一人的話，愚以為(wei) 應在孟子和周敦頤之間加上董仲舒，而且董仲舒學問人品亦為(wei) 朱子所器重。而南宋理宗後包括元明清，更以朱子理學為(wei) 官方統治思想，以其《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科舉(ju) 考試教材，而其道統觀念亦為(wei) 朝野首肯，影響千年。

筆者認為(wei) ，儒家道統在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及價(jia) 值，它深深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氣質。其實，儒家自孔子之後，應該是有兩(liang) 條發展主線的，一是孟子，其衍流為(wei) 二程、朱熹一脈，陸王心學亦頗受影響，其特點是注重仁，注重人之心性修養(yang) 。另一條主線則是荀子，其衍流為(wei) 叔孫通、陸賈、賈誼、董仲舒等，其特點是重禮，注重國家社會(hui) 之禮樂(le) 教化。（故梁濤教授所提《新四書(shu) 》[36]、統合孟荀實有將二者合二為(wei) 一之意）而廟學則充分將二者吸收進來，融為(wei) 一體(ti) 。其所祀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包含了從(cong) 先秦至漢唐、兩(liang) 宋、元明清之大德碩儒，主要分為(wei) 明經之儒、傳(chuan) 道之儒和行道之儒三部分。[37]其所行之釋奠禮、釋菜禮、釋褐禮、告祭禮、獻功禮等，則承繼了夏商周特別是西周所奠定並由先師孔子所集大成、董仲舒等漢儒所發展的禮樂(le) 教化思想。[38]而此亦是值得學界特別予以關(guan) 注的。

綜上所述，廟學作為(wei) 儒學、經學（學統）與(yu) 道統的物質載體(ti) ，作為(wei) 古代教育、科舉(ju) 製度、祭孔講經和禮樂(le) 教化之所，作為(wei) 治統（政統）與(yu) 道統、經學（學統）與(yu) 從(cong) 祀製度交匯之地，其曆史意義(yi) 重大。“廟學”這一概念由“廟”和“學”構成，“廟”是指孔廟，“學”則主要是指古代國家創建的各級官學，包括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地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古代孔廟和學校的一體(ti) 化。唐代儒學製度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育規製正式形成，並為(wei) 宋元明清沿襲。“儒學”之概念在近現代百年中經曆了由古代學校“國學”（國子學、太學包括府、州、縣學）到現代儒家學術思想義(yi) 理的變化。在古代，我們(men) 今天所言的“儒學”與(yu) “廟學”是一體(ti) 的，甚至“廟學”亦可稱“儒學”，即作為(wei) 實體(ti) 存在的“儒學”。當然，古代儒學也有儒家思想義(yi) 理這一層麵，包括儒家禮樂(le) 教化。故其涵義(yi) 是多層麵的。廟學與(yu) 儒家道統緊密相關(guan) ，因孔廟本身就是儒家道統譜係的實體(ti) 承載。

注釋
 
[①]梁濤:《新四書與新儒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
 
[②]參見常會營《儒家“廟學合一”教育規製的形成及曆史價值》，《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
 
[③]參見劉聰《孔廟與“廟學合一”》，《文史雜誌》1999年第2期。
 
[④]參見舒大剛、任利榮《“廟學合一”：成都漢文翁石室“周公禮殿”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⑤]參見盧國龍《唐代廟學與文化共相》，《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3期。
 
[⑥]參見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建構》，《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年第1期。
 
[⑦]參見劉振佳《孔廟學芻議》，《濟寧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
 
[⑧]周洪宇、趙國權：《文廟學:一門值得深入探究的新興“學問”》，《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
 
[⑨]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492頁。
 
[⑩]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35頁。
 
[11]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建構》，《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年第1期。
 
[12][清]郝懿行撰：《爾雅義疏》，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494頁。
 
[13][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第1132、1133頁。
 
[14][清]陸耀撰：《切問齋集》，清乾隆五十七年暉吉堂刻本，第56頁。
 
[15][漢]蔡邕撰：《獨斷》，《四部叢刊》，三編景明弘治本，第11頁。
 
[16][清]郝懿行撰：《爾雅義疏》，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494頁。
 
[17]參見常會營《儒家“廟學合一”教育規製的形成及曆史價值》，《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
 
[18]參見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廟研究（上）》，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孔祥林先生指出：“19世紀中期是孔子廟的全盛時期，中國有學校孔子廟1730多所，朝鮮有360多所，越南有160多所，日本有100多所，此外中國還有許多紀念孔子廟、書院孔子廟和孔氏家廟，朝鮮也有一些書院孔子廟和孔氏家廟，日本隻有個別紀念孔子廟，而越南目前尚未發現學校文廟以外的孔子廟。”同上，第3頁。同時，他考察指出：“截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全國大約建造了各級學校文廟1749所。現在遺存的文廟大約有509所，其中保存比較完整的約有60所，基本完整的約有109所，保存中心一組的約有53所，保存大成殿等零星建築的約有287所。1949年以後，在大陸、廣東三水、潮陽、廣西柳州、山西汾陽各自新建了一座完整的孔子廟，江西南昌新建了大成殿等文廟建築，南寧重新恢複了學校與孔廟，在台灣，新建了桃園、台中、高雄、旗山、屏東、澎湖7所文廟。目前，除了學校文廟外，還保存著曲阜孔子廟以及許多書院孔子廟、孔子紀念廟宇和孔氏家廟。”同上，第343頁。
 
[19]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第三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頁。
 
[20]牧野修二、趙剛：《論元代廟學書院的規模》，《齊齊哈爾師院學報》1988年第4期。
 
[21]韓星：《國學話語體係建設》，載《首屆新時代國學話語體係與學宮文化研討會會議手冊》，2018年2月6日。會議舉辦地點於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二樓。
 
[22]參見韓星《國學話語體係建設》，載《首屆新時代國學話語體係與學宮文化研討會會議手冊》，2018年2月6日。
 
[23]參見高明士《中國教育製度史論》，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版，第46頁。
 
[24]趙國權、周洪宇：《廟學及廟學學、廟學史的學科歸屬與建構》，《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年第1期。
 
[25]牟宗三：《略論道統、學統、政統》，參見牟宗三所著《生命的學問》，三民文庫1997年版，第60-71頁。
 
[26]劉述先：《道統的建構與朱子在宋明理學中地位的衡定》，《朱子學刊》2010年總第19輯。
 
[27]金春峰：《朱熹“道統說”的建立與完成》，《九州學林》（香港城市大學主辦、出版）2006年春季號。
 
[28]韓星：《重建道統，傳承文統——道統、文統及其關係》，《中國文化論衡》2018年第1期。
 
[29]丁四新：《張力與融合——朱子道統說的形成與發展》，《中州學刊》2019年第2期。 
 
[30]參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86頁。 
 
[31]參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七，《中庸章句序》中無周敦頤，此應為朱子後增。
 
[32]根據丁四先生考察，朱子後將伏羲、神農、黃帝列為道統之祖，則其曆史更為久遠。參見丁四新《張力與融合——朱子道統說的形成與發展》，《中州學刊》2019年第2期。 
 
[33]參見孔喆《孔子廟附享的曆史演變》，《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4]宋代程朱為代表的理學家取唐代韓愈、李翱所重之《大學》《中庸》，再加之以《論語》《孟子》，建構了《四書》文本係統，並以理學思想為之注解闡發，蔚為風潮，從而最終實現了宋代《五經》向《四書》經典文本的轉換。漢唐諸儒以注疏《五經》、疏通經文原義為主，受到朝野尊重；而理學家之注《四書》則以義理闡發、藉訓詁注疏以求聖人之道，並有自覺接續道統之意，逐漸受到朝野推崇。此亦是孔廟從祀由之前重視傳經之儒到更加重視傳道之儒之重要曆史背景及原因。
 
[35]參見孔喆《孔子廟附享的曆史演變》，《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6]參見梁濤《新四書與新儒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37]參見孔喆《孔子廟附享的曆史演變》，《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行道之儒”主要在清代出現並日益受到重視，在中國孔廟從祀製度史上並不具有普遍性，此是我們所應注意的。
 
[38]以上諸禮之曆史淵源、發展變遷及具體內容，參見常會營《北京孔廟祭孔禮儀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