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明：學術是一種生命的歸宿

受訪者：楊朝明

來源：“儒果兒(er) ”微信公眾(zhong) 號

一、政道：儒家思想與(yu) 新時代願景

記者：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增強中華文明傳(chuan) 播力影響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那您認為(wei) 儒學研究在這方麵該如何發力？

楊朝明老師（以下簡稱為(wei) “楊老師”）：要回答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必須先清楚地了解儒學和中華文化本身。世人包括外國要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就應該從(cong) 孔子開始。孔子是儒學的創立者，儒學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幹，所以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也就是以儒學為(wei) 底色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精神走向世界。

儒學在這方麵如何發力，就涉及儒學研究的問題，一個(ge) 是登峰，另一個(ge) 是落地。登峰即講清楚儒學的特質、儒學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關(guan) 係。如果我們(men) 對儒學知之甚少，我們(men) 就無法真正了解中國。就像今天談文化自信，中華文化自信一定基於(yu) 中華文化自知。沒有文化自知，就沒有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就談不上文化自覺，文化自強也就無從(cong) 談起。沒有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自強，文化傳(chuan) 播就成了問題。我們(men) 不少人似乎不缺少世界眼光，但是還應該更多樹立中國意識，對自身有更多了解。我出過一本小書(shu) ，是我的一本文集，取名《從(cong) 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目的是強調這個(ge) 看法。

儒學要走向世界，具體(ti) 如何發力，我認為(wei) 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國自己的儒學，因為(wei) 近代以來我們(men) 對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產(chan) 生了太多的誤解、偏頗甚至錯誤認識。今天我們(men) 需要了解儒學、正本清源地認識儒學，這是一個(ge) 大前提。當我們(men) 真正了解了中國文化，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就會(hui) 油然而生，就會(hui) 自然生發對祖國曆史文化的“溫情與(yu) 敬意”，知道中國文化足以讓我們(men) 平視世界，平等地與(yu) 世界對話。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們(men) 要培養(yang) 大批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播人才，當然，我們(men) 也要匯通中西、有世界眼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向世界講述中國。

記者：習(xi) 近平主席曾多次談到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您認為(wei) 儒學研究在未來應該如何守正創新、薪火相傳(chuan) ，挖掘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時代價(jia) 值？

楊老師：這是熱點問題，也是重大問題。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守正創新，這也是一個(ge) 方法問題、一個(ge) 原則問題。關(guan) 於(yu) 這一點，我感觸很深。2013年11月26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來到曲阜，來到孔子研究院，我當時在孔子研究院工作，非常榮幸能陪同總書(shu) 記視察孔子研究院，參加了總書(shu) 記親(qin) 自主持的專(zhuan) 家學者座談會(hui) 。在這次會(hui) 議上，總書(shu) 記鮮明地提出了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方針原則，要求我們(men) 搞好“四個(ge) 講清楚”，傳(chuan) 遞出要大力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信號。從(cong) 那以後，總書(shu) 記在多次會(hui) 議，多個(ge) 場合，都對大力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進行了重要論述，特別是創造性地提出了“兩(liang) 個(ge) 結合”的重大論斷，為(wei) 鑄就文化新輝煌指明了方向。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新文化，鑄就文化新輝煌，原則就是“守正”和“創新”。“守正”意味著繼承，往回看是為(wei) 了往前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曆史的過往中尋找解決(jue) 現實問題的方案。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特別強調“守正”。比如我們(men) 讀曆史，曆史有正史，重在為(wei) 政。“政者，正也”。修身先正心，都是“正”的問題。中國文化特別強調一個(ge) “正”字。“正”就是不偏，就是不歪不斜。孔子“施教先以詩”，為(wei) 什麽(me) ？就是因為(wei) 它“思無邪”，為(wei) 的是正心。所謂“禮也者，理也”，這樣可以在年輕人成長的關(guan) 鍵時期，在他們(men) 心靈中埋下“禮”的種子。

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發揚光大祖國文化精神，就要強調“守正”，在“守正”的基礎上創新，這是孔子文化觀的精髓。不言而喻，禮的形式可以變化，但要像我們(men) 的先人很早就教導的“耳目役心”，即耳目役於(yu) 心。隻有透過形式把握實質，才能看清中國文化特性和特質，把握中國文化的真精神。也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立足站穩中華民族的文化立場，對傳(chuan) 統文化作出時代性的闡釋，讓其在新的時代發揮作用。

我喜歡把中華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樹。為(wei) 什麽(me) 比喻成大樹？因為(wei) 我們(men) 常說“中華文化要有自己的根”，如果把中華文明比喻成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樹，這個(ge) 大樹的樹幹很粗壯（正如我們(men) 一直強調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幹），是因為(wei) 它的根紮得很深很牢。我們(men) 一定要領會(hui) 這個(ge) “根”是什麽(me) ，不然，如何培根固原？孔子思想之所以這麽(me) 有影響力，就是因為(wei) 他看得遠，他的思想的形成有一個(ge) 廣闊的文化背景。能看見多遠的過去，才有可能看清多遠的未來，悠久曆史和深厚文化是我們(men) 的獨特優(you) 勢，是我們(men) 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我們(men) 應該讓中華文明之樹在新時代結出新的文明的花果。

孔子說過一句話：“溫故而知新，可以為(wei) 師矣。”“溫故”其實就是為(wei) 守正，找到邏輯性、方向感，在繼承基礎上“知新”。《論語》中還有一句孔子弟子有子的話：“因不失其親(qin) ，亦可宗也。”“親(qin) ”應該是“新”的通假字，“因”就是“殷因於(yu) 夏禮”“周因於(yu) 殷禮”的“因”，說的是繼承問題；“新”當然就是創新。以上提到的兩(liang) 句，都是關(guan) 於(yu) 繼承和創新的方法、原則問題。守正創新要有科學的方法，作為(wei) 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yi) 是一個(ge) 重要的保障。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特別強調“正”。為(wei) 什麽(me) 講“為(wei) 政以德”？道以明德，德以尊道，為(wei) 政者尊道而行就不離正道。所謂“為(wei) 政以德”，講的是為(wei) 政者正，有德的人才能為(wei) 政，才能正。為(wei) 政者正，就能引導世間的正。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特別強調守正，我們(men) 有“二十四史”被稱為(wei) “正史”。經、史、子、集的中國圖書(shu) 分類，經就是我們(men) 的經典，裏麵蘊含中華常道；史部裏麵，正史一定放在前最麵。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有守正的傳(chuan) 統，因而講究“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追求。公與(yu) 私相對，所謂“公”無非就是公共意識、公的意識。“為(wei) ”是動詞，天下為(wei) 公就是講求社會(hui) 性。當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思考社會(hui) 性問題時，就不會(hui) 片麵強調自然性，這一點非常重要。美國有一個(ge) 研究世界宗教的學者休斯頓·史密斯，他說過：“當一個(ge) 人深度關(guan) 注的中心，從(cong) 個(ge) 人轉向家庭的時候，他就超越了自私自利。”中國人向來重視家。重視家就超越了個(ge) 人主義(yi) 。那人還說：“當關(guan) 注中心從(cong) 家庭移向社會(hui) 時，便超越了裙帶關(guan) 係。當從(cong) 社會(hui) 移向國家時，便超越了狹隘的地方主義(yi) 。當移向全人類時，則同民族沙文主義(yi) 針鋒相對。”中國主張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ti) ，這就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我在一次參加尼山文明論壇時講到：“當一個(ge) 民族能思考人類共同的命運的時候，也就選擇了符合人類整體(ti) 利益的最佳路徑。”《尚書(shu) •堯典》有“協和萬(wan) 邦”的理念。中國先民認知世界，以天地為(wei) 師，著眼古往今來，關(guan) 注四方上下，中華早期典籍中“天下”“萬(wan) 方”“四海”等辭層出不窮，這源於(yu) 中國文化的開放大度，和諧包容，智慧持中，踏實穩重。對於(yu) 愛與(yu) 正義(yi) ，幾千年前中國人的信奉已經全然而徹底。任何文明的形成都會(hui) 思考人的發展，都會(hui) 從(cong) 人自身出發。但出發點一樣，最終方向卻未必一致。

記者：在當代中國文化生活中，人們(men) 普遍麵對的問題是，傳(chuan) 統道德及情感與(yu) 西方商業(ye) 文化的衝(chong) 突，您認為(wei) 應該如何處理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西方文化的關(guan) 係，進行創新性構建，以重新獲得自洽？

楊老師：如今的中國與(yu) 世界的交流密切，我們(men) 既要有自己堅定的文化立場，同時又要有開放包容的心態。開放的心態也就意味著包容世界上的各種優(you) 秀文化，同時也豐(feng) 富自己。實際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本身也是如此，從(cong) 儒學發展的曆史來看，先秦時期百家爭(zheng) 鳴，儒學隻是其中一家。直至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才成為(wei) 了官方正統學說，事實上漢代學術就是一種“綜合學術”，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征。隨著佛教本土化以及道教的傳(chuan) 播，儒學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戰。但儒學最終因為(wei) 自身的包容性與(yu) 開放性，又反將佛老思想納入自身體(ti) 係，使儒學得到創新和發展，宋明時期的哲學家們(men) 往往都“出入佛老”，但最後都還是“返於(yu) 六經”，理學的誕生最終改變了“儒門淡薄”的窘境。步入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強勢進入中國，儒家文化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客觀上也激發了中國儒學認識自己、反省自身、完善自我的動力，儒學有望在世界大變局之中再次複興(xing) 。

西方注重商業(ye) ，資本主義(yi) 關(guan) 注資本，資本本身需要增值，因而強調最大利潤。資本誕生於(yu) 歐洲，卻一定要突破歐洲疆界征服世界。在以資本為(wei) 主導的情形下，它要把全世界的消費需求看成它的市場，把整個(ge) 自然資源看成資本增值的材料。他們(men) 征服非歐洲民族，結束各民族的孤立發展，世界曆史就是這樣寫(xie) 就的。與(yu) 之相對，社會(hui) 主義(yi) 以集體(ti) 為(wei) 中心，性質不同。大家都讀過《孟子》，《孟子》開篇便是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梁惠王開口就談利益。孟子對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這個(ge) 回答抓住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司馬遷說“孟子述仲尼之意”，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核心問題就是“人心”和“道心”，也就是“利”與(yu) “義(yi) ”。

所謂“人心”，指的是人所具有的自然屬性，但是除了這一點，人還具有社會(hui) 屬性，必須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人。作為(wei) 一個(ge) 自然人會(hui) “想要怎麽(me) 樣”，而作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人必須思考“應該怎麽(me) 樣”。不言而喻，二者之間有時候是不統一的，當“想怎樣”與(yu) “該怎樣”相互矛盾衝(chong) 突的時候，個(ge) 人素養(yang) 的高低便至關(guan) 重要了。我們(men) 之所以追求“天理”，追求修身，做事合乎“道義(yi) ”，是為(wei) 了提升境界、提高素養(yang) ，將“想”與(yu) “做”合二為(wei) 一，將“知”與(yu) “行”高度統一。這樣，盡管人心深不可測，但是也把持行為(wei) 之“中”，既不胡思亂(luan) 想，更不胡作非為(wei)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性，它尤其講究“修己的工夫”。

談到商業(ye) 文化於(yu) 自身的影響，正如《孟子》所說，如果過分重視利益，就會(hui)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談中華文化受西方的影響，也出現了傳(chuan) 統道德與(yu) 商業(ye) 文化間的衝(chong) 突。實際上，這可以被理解為(wei) 源於(yu) 近代落後挨打的屈辱曆史而生發的民族自強意識，但西方商業(ye) 文化的衝(chong) 擊的確使得人心不靜，導致了過分強調市場經濟而忽視我們(men) 固有的民族文化。而今，我們(men) 大力倡導中華文化自信，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強國，就要“明明德”“致良知”，努力把“人心”和“道心”、“利”與(yu) “義(yi) ”統一起來。

當西方文化傳(chuan) 入中國時，很多人對西方文化表現出極大熱情。我們(men) 是否可以嚐試用自己的道德文化統攝西方文化，吸收世界上的一切優(you) 秀成果。這種“統攝”有多層含義(yi) ，首先我們(men) 應該嚐試站在財富之上思考財富之道，站在科技之上去思考“科技至上”。發展科技的必要性和意義(yi) 毋庸置疑，但必須看到片麵強調“科技至上”的危險性，就像一些生物化學研究成果反過來卻在侵害人類一樣，這是十分可怕的。以此類推，當片麵強調利益的時候，會(hui) 由此出現種種問題，同樣也會(hui) 反過來侵蝕我們(men) 。中國的企業(ye) 、社會(hui) 管理，要講求管理之道，但在現實中卻缺乏人文關(guan) 懷。人的驅動力分為(wei) 內(nei) 驅動與(yu) 外驅動。例如上班打卡之類，作為(wei) 外部驅動有時可能無法保證效果。試想，一個(ge) 連工作時間都不能保證的人，工作質量怎樣得到保障。人浮於(yu) 事、屍位素餐的現象很難避免。再比如所謂末位淘汰製，在這種機製下，理論上人人隨時都有可能被開除，那企業(ye) 的凝聚力如何保證。總的來說，單純的商業(ye) 管理模式，都難以回答這些問題。而家文化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果將其融入到企業(ye) 文化，使員工感受到溫暖與(yu) 尊重，人們(men) 便會(hui) 全身心工作，實現內(nei) 部驅動，自我驅動。日本的豐(feng) 田等企業(ye) 把西方管理思想和東(dong) 方文化交匯，為(wei) 我們(men) 提供一些借鑒。例如在經營管理中以“利他哲學”著稱的稻盛和夫，“利他”的“他”可以是客戶，也可以是員工，時刻把客戶與(yu) 員工放在首位，企業(ye) 才能夠發展起來。稻盛和夫本人認為(wei) 其經營哲學即是貫徹陽明心學的“致良知”。因此，當我們(men) 綜合審視問題的時候，會(hui) 發現中國的“道”真的是“不可須臾離也”。真正優(you) 秀的中國企業(ye) 家需要以道禦術，以中學為(wei) 道、西學為(wei) 術，中西合璧。

當“以道禦術”可以真正實現時，人品、企品、產(chan) 品便可以合為(wei) 一體(ti) ，發展也可以更加行穩致遠。在這三位一體(ti) 之中，人品尤為(wei) 值得注意。儒家強調“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子罕》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就是強調自我提升、自我能動的重要性。這便是人的內(nei) 在驅動力問題，“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隻有自己有仁德，製度才可能得到遵循，“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麵對西方商業(ye) 文化，站穩中華文化立場非常關(guan) 鍵。隻有了解中國文化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看清中國思想的高度與(yu) 深度，才有可能在東(dong) 西碰撞中站穩立場。以道禦術，把握正學，就能立於(yu) 不敗之地，常言道：“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隻有成為(wei) 有道之人，用中華文化成就自我，才可能在東(dong) 西碰撞中站穩立場，從(cong) 而掌握話語權和主動權。

二、人道：家國情懷和時代擔當

記者：儒家強調“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當代社會(hui) 強調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您認為(wei) 二者之間是否存在統一性？作為(wei) 一名人文學者，如何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楊老師：儒家思想關(guan) 注的實際上就是人本身，關(guan) 注人性和人的價(jia) 值，人的價(jia) 值就表現在他的社會(hui) 性上，隻有這樣才算是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意義(yi) 來。中國儒學把人放在天地之間，從(cong) 而整體(ti) 思考人之所以為(wei) 人這樣的問題。當人走向社會(hui) 以後，需要追求社會(hui) 的和諧與(yu) 穩定，這樣就需要基於(yu) 我們(men) 每個(ge) 人的修養(yang) 。

上古時期，我們(men) 的先哲們(men) 就在思考，認為(wei) 人應該頂天立地、效法天地之道。正如《易傳(chuan) 》中的思維——提出天、地、人三才的宇宙模式。《孔子家語》魯哀公問孔子：“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回答：“貴其不已也。”從(cong) 孔子的論述，可以看出對“天道”認識的係統與(yu) 深刻。人效法天道，就要剛健有為(wei) 、自強不息；效法地道，就要博大寬厚、博大能容。西周初年，周公損益夏、商，製作周代禮樂(le) 。曲阜周公廟的一道牌坊所寫(xie) “經天緯地”“製禮作樂(le) ”，表達了中國禮樂(le) 文明的意義(yi) 。在我們(men) 中華文化傳(chuan) 統中，一直有這樣一種共同的遵循與(yu) 追求。張載“四句教”說“為(wei) 天地立心”，在這樣意義(yi) 上理解，就是人類應有一種客觀的遵循，即讀書(shu) 人要通曉萬(wan) 物造化之理，效法、遵循天道。

關(guan) 於(yu) “為(wei) 生民立命”，《論語》最後一章說“不知命，無以為(wei) 君子”，這就是孔子思想作為(wei) “君子之道”的總結了。真正的大人、君子一定要知命，這就是為(wei) 生民立命。知命實際上就是要知天命、知使命。什麽(me) 叫天命？即人在社會(hui) 上應該有什麽(me) 擔當。我們(men) 知道了自己的社會(hui) 角色，就應該了解外在賦予的使命與(yu) 擔當，這就是天命。意識到外在賦予的天命，就會(hui) 加強修養(yang) ，自覺地生發使命。比如，作為(wei) 教師，就要立德樹人；作為(wei) 醫生，就要治病救人。意識到自己是教師，就要內(nei) 在生發使命感，就有可能是好老師。任何人都是一樣，優(you) 秀的人有天命意識，有使命擔當，從(cong) 而引領社會(hui) ，這就是“為(wei) 生民立命”。如果要真正活出生命的價(jia) 值，就要知道自己的道德使命，做一個(ge) 有益於(yu) 社會(hui) 國家的人。

這種天命、使命，有一個(ge) 意識及意識生發的邏輯次第與(yu) 邏輯過程。按照基督教的思維，他們(men) 認為(wei) 自己是上帝的兒(er) 女。而中國人的思維則重視家庭，人首先屬於(yu) 一個(ge) 家庭，離開了父母、兄姊就不可能成長起來，所以認為(wei) 孝悌就是做人的根本。其他社會(hui) 關(guan) 係也需要這樣的情義(yi) ，由在家裏做到的孝悌、愛敬，然後推廣開去，由親(qin) 親(qin) 到“不獨親(qin) 其親(qin) ”、由老老到“以及人之老”，到“泛愛眾(zhong) ”。中國人由家而國鋪就生命底色，這就是我們(men) 的家國情懷。

有家國情懷，就有了使命擔當。中國重“教養(yang) ”，辜鴻銘先生談“中國人的精神”，認為(wei) ：“孔子全部的哲學體(ti) 係和道德教誨，可以歸納為(wei) 一句話，即‘君子之學’。”可以說非常精到！什麽(me) 叫君子？我們(men) 誇一個(ge) 人是君子，是說他是有教養(yang) 的人。所謂有教有養(yang) ，我們(men) 常說“養(yang) 不教，父之過”，子女有養(yang) 有教，父母才完成了使命。孩子被社會(hui) 認可，實際就得到了社會(hui) 價(jia) 值的肯定。那麽(me) ，在家庭教育中，必須先有孩子立什麽(me) 誌、走什麽(me) 路、成怎樣的人的思考。中國把家、國聯係起來，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先修其身。所以，家庭倫(lun) 理外推，影響到政治倫(lun) 理、社會(hui) 倫(lun) 理，這就構成了國民的家國情懷、使命擔當。

儒學奠定了中國的思維方式與(yu) 價(jia) 值觀念，從(cong) 古到今一以貫之。所以，儒家強調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與(yu) 當代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二者是完全統一的。人文學者必須明白，今天學習(xi) 的是祖國的傳(chuan) 統文化，它是一種學術，但不僅(jin) 僅(jin) 是學術而已，它是一種人生意義(yi) 和生命價(jia) 值的追求。如果把這種人文文化推到社會(hui) ，讓更多人去了解、去理解、去踐行，就可以培養(yang) 更多對社會(hui) 有責任、有擔當、有情懷的人，有益於(yu) 家國天下。

記者：您曾經說過“孔子思想屬於(yu) 他那個(ge) 時代，又超越了那個(ge) 時代。”也有人說《論語》是“君子”之學，您認為(wei) 孔子在《論語》中傳(chuan) 遞的是一種怎樣的學問，它能為(wei) 當今的社會(hui) 治理與(yu) 個(ge) 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什麽(me) 借鑒與(yu) 啟發？

楊老師：剛才你說“儒學”比較大，《論語》比較小。實際上，儒學和《論語》似乎可以理解成大、小關(guan) 係，但是論及儒學精神，《論語》其實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研究儒學如果要讀一本書(shu) ，當然首先是《論語》。不論《論語》還是四書(shu) ，包括《孔子家語》等，它們(men) 的精神都是一致的。當年，陳立夫先生寫(xie) 過一本書(shu) ，叫《四書(shu) 道貫》，四書(shu) 的“道”都是一以貫之的，其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論語》中的孔子思想、儒學中的文化精神，都是完全可以貫通的。孔子學說、儒學精神當然屬於(yu) 它的時代，它們(men) 是時代的產(chan) 物。但是，它們(men) 又不僅(jin) 僅(jin) 屬於(yu) 那個(ge) 時代，它們(men) 關(guan) 注和討論的是人類的根本問題。在繼承以前數千年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孔子儒學代表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高度，這是一種非常深沉的思索。

認識中國儒學，首先需要明白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觀。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中國早期儒學家，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非常尊崇，他們(men) 看到、理解並尊重以前的文化創造。例如，孔子常常夢見周公，這很能說明問題。孔子研究周公，思考周公，周公是孔子魂牽夢繞的人物。孔子思考曆史，反思曆史，與(yu) 當時的現實結合起來進行深刻省思，從(cong) 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學說。

研讀儒家經典，走近孔子思想，即可清楚地認識到孔子思想是曆史和現實相互結合的產(chan) 物。《論語》等儒學典籍好像隻是談一些事情，《孔子家語》《孟子》《莊子》似乎也是這樣，但它們(men) 表麵談“事”，實際上談“理”，這就是“即事言理”，就事情來說理。《莊子》中記載的一些故事未必可信，其中也有些寓言，實際上這是形式，實質卻是表達理。今天讀經典一定要有“耳目役心”的能力，要透過文本，去思考思想義(yi) 理。通過表層的“事”去理解其中的“理”，這一點很重要。如果這樣，就不難發現，這些典籍討論的是“道術”，是人類的根本性問題，而不是關(guan) 於(yu) 一時一地的“方術”。

比如，孔子五十餘(yu) 歲任中都宰，為(wei) 政一年，他就把這裏建成了“示範區”，成為(wei) 各地效仿學習(xi) 的樣板，《孔子家語》和《史記》都記載當時諸侯國都來學習(xi) 。魯定公問他，用你的辦法治理魯國可不可以，他自信地說：“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又如，子張向孔子請教能否知道十代以後的情形。孔子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之禮是遞相“損益”的關(guan) 係，所損益的是禮的形式。在繼承夏、商的基礎上，周朝形成了“鬱鬱乎文哉”的禮樂(le) 文明，在孔子看來，周代禮樂(le) 關(guan) 注的是人與(yu) 人之間相處的根本原則，隻要人類還生活在一起，這種原則就是不會(hui) 變的，比如說尊重、和諧、友好、愛敬等，這些道德倫(lun) 理原則是永遠不會(hui) 過時的。所以孔子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從(cong) 三代到十世到百世，這是時間的綿延；從(cong) 中都到魯國到天下，這是空間的放大。由此可以想到，孔子的思維屬於(yu) 他那個(ge) 時代，但也超越了他那個(ge) 時代。其思想的時空維度很不得了，他思考人類相處的基本的、根本的法則。有一次，孔子弟子子張向孔子請教怎樣做才能無不通達，即《論語》記載的“子張問行”。“行”就是路，就是通達。孔子告訴他“言忠信，行篤敬”六個(ge) 字。說話忠信，做事篤敬，隻要說話做事做好了，“雖蠻貊之邦，行矣”。走到文化不同的地方，走到少數民族地區，也能行得通。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如果說話沒有顧忌，做事沒有篤敬精神，即使在你的村子、街道、社區，也照樣行不通。孔子提到“蠻貊之邦”，說明他思考的不是一時一地。用莊子的話說，天下學術有方術、道術，孔子學說顯然不是方術而是道術。

孔子思想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就是靠前麵提到的“君子之學”。君子和小人相對，“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是引領社會(hui) 的人，所謂“政者，正也”。《論語》的開頭說到君子：“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的結尾說：“不知命，無以為(wei) 君子。”不僅(jin) 《論語》開頭、結尾都談君子，一部《論語》不到一萬(wan) 六千字，“君子”出現了一百零七次，頻率特別高。《論語》也是社會(hui) 管理之學，君子“以明德引領風尚”，有道德的人在其位，為(wei) 政以德，社會(hui) 才能正。《論語》還是修身之學，人如果沒有德性，成不了有教養(yang) 的人，就無法“學而優(you) 則仕”，無法擔當和引領。社會(hui) 上一大批君子大人產(chan) 生了，有一批精英在支撐，社會(hui) 就進入了理想狀態。四書(shu) 裏麵有《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指是大格局的人，格局大的人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思維宏闊，才能引領社會(hui) 健康前行。《論語》既是修身之學，也是管理之學。我們(men) 學習(xi) 儒學，學習(xi) 中華傳(chuan) 統，學習(xi) 《論語》等經典，這首先是修身的學問。雖然我們(men) 不一定人人走上仕途，但每個(ge) 人的格局大了，整個(ge) 中華民族的素質才能高起來，民族複興(xing) 才能更加順利。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即不隻有入仕當官才是為(wei) 政。有人問孔子：您常常說為(wei) 政的問題，您為(wei) 什麽(me) 不親(qin) 自為(wei) 政？孔子回答說：“孝乎惟孝，友於(yu) 兄弟，施於(yu) 有政。”這難道不是為(wei) 政嗎？用孝悌之道影響周圍的人，影響到社會(hui) ，影響到政治，這其實也是為(wei) 政。“為(wei) 政”的“為(wei) ”是修為(wei) ，把自己修得正了，就能發揮引領作用。個(ge) 人修養(yang) 好了，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每個(ge) 人都修養(yang) 好了，社會(hui) 就達到了理想狀態。

辜鴻銘曾說：“孔子在國教中教導人們(men) ，君子之道，人的廉恥感，不僅(jin) 是一個(ge) 國家，而且是所有社會(hui) 和文明合理的、永久的、絕對的基礎。”此外還有別的嗎？比如《春秋》，裏麵談到的名分、大義(yi) 十分關(guan) 鍵。孔子也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等經典和《論語》的思想都是相通的，隻是《論語》能比較直觀地告訴我們(men) 如何去做，有“正實而切事”的特點，與(yu) 我們(men) 的行為(wei) 關(guan) 係密切。《論語》把道理說得很直白，不用進行專(zhuan) 門的研究，也很容易知曉其含義(yi) 。所以錢穆先生說，一個(ge) 知識分子應該承擔兩(liang) 大職責，第一是自己讀《論語》，第二是勸人讀《論語》。

三、學道：學術方法和治學精神

記者：您的《論語詮解》一書(shu) 立足學術前沿，結合新近出土文獻進行深入研究，補充了孔子和早期儒學研究的不足，並對一些《論語》誤讀提出了新見，能否請您舉(ju) 例談談您在該書(shu) 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們(men) 應該如何看待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關(guan) 係？

楊老師：如果想要在研究儒家文化和早期的文明領域有所突破，那麽(me) 一方麵，在對傳(chuan) 世文獻分析的過程中，我們(men) 所持有的材料的再分析能力與(yu) 具體(ti) 方法十分重要；另一方麵更需要新材料，也就是出土文獻的新發掘。學術的生命力在於(yu) 創新，我們(men) 所說的學術創新，或材料新，或觀點新，或方法新，就是這個(ge) 道理。

基於(yu) 學術研究的進展和大批新材料的發現，李學勤先生提出要重新估價(jia) 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程度，呼籲走出疑古時代。曆史上曾經存在過一個(ge) “疑古時代”，持疑古態度的學者們(men) 往往認為(wei) 某些傳(chuan) 世文獻為(wei) 後人偽(wei) 作，懷疑材料的真實性。新出土的大批早期時代的資料便可佐證傳(chuan) 世文獻的真實性，並警示人們(men) 懷疑過勇會(hui) 造成認識上的偏頗。我們(men) 今天發現的新出土文獻，例如殷墟灰坑的甲骨文，湖南裏耶古井中的秦簡等，自漢代之前便被深埋地下，在幾千年後重見天日，解決(jue) 了許多待解之謎。人們(men) 十分幸運地看到了前人未曾得見的文獻，“疑古時代”所產(chan) 生的一些爭(zheng) 議也迎刃而解。

對於(yu) 中國早期文明研究而言，出土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代學者王國維先生特別倡導“二重證據法”，就是基於(yu) 新出土材料帶來了許多突破性發現。對於(yu) 中華古代文明研究而言，可以極大地推進學術前進的步伐。我個(ge) 人的一些研究，包括《論語詮解》一書(shu) ，都注意將出土文獻和傳(chuan) 世文獻相結合。我剛剛完成的《至聖孔子》這本書(shu) ，是研究孔子的一本專(zhuan) 書(shu) 。在寫(xie) 作的時候，我特別重視材料的選擇和使用，從(cong) 而避免認識的簡單化。當然，我們(men) 也需審慎地對待新出土的文獻材料，所謂“思慮通明而辭不專(zhuan) ”，還盡量與(yu) 各種傳(chuan) 世文獻綜合參驗，特別注意形成“證據鏈條”。我前幾年主編過一本《正本清源說孔子》，還有一本《孔孟正源》，都是為(wei) 了對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正本清源。例如《論語》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還有“唯女子與(yu) 小人難養(yang) 也”（《論語·陽貨》）等等。在新出土文獻基礎上，以往的一些誤讀與(yu) 偏頗都可以得到彌補或糾正，可謂破解了一些“千年誤讀”。所以，注重新材料，不僅(jin) 僅(jin) 是《論語》，儒學研究乃至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整體(ti) 研究都可以由此開出新局麵。做古典學術研究必須高度重視出土文獻。在盡量詳實、豐(feng) 富的文獻基礎上，才能有學術創新。

《論語》這本書(shu) ，可以說代表了整個(ge) 中華文明，承載著中華數千年的傳(chuan) 統思想。如果將《論語》與(yu) 《孔子家語》結合起來，就會(hui) 看到孔子更加豐(feng) 富的思想世界，孔子和《論語》研究一定會(hui) 開出一個(ge) 嶄新局麵。孔子對於(yu) 堯、舜、禹的尊重，對於(yu) 周公的追思，對於(yu) 三代禮樂(le) 的研究，都體(ti) 現出孔子學說的廣闊背景及其思想的超越與(yu) 深刻。在研究《論語》時，不能進行望文生義(yi) 的簡單理解，要盡可能多地掌握資料，才有學術突破與(yu) 創新。

記者：能否請您談談您的治學之道和對青年學生的寄語。

楊老師：想做好學術，一定要保持對學術的敬畏之心。我覺得，學術應該是一種生命的歸宿，尤其對於(yu) 人文學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人的成長，最重要的是立誌於(yu) 學，致力於(yu) 涵養(yang) 心性，心無旁騖，方能安心於(yu) 此。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定靜之後購書(shu) 、讀書(shu) 、講書(shu) 、寫(xie) 書(shu) 。所謂“慮”，學習(xi) 各種治學方法，善於(yu) 學習(xi) ，見善“納諸其身”。我們(men) 今天的學習(xi) 方法，在古籍經典中早有提示。

孔子施教，在於(yu) “成之以文德”，治學先修身。《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這是孔子走出的、啟示的最佳路徑。比如，僅(jin) 看《孔子家語·在厄》篇裏孔子那句“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zhong) 矣，何獨丘哉”，也不會(hui) 說孔子以“君子”自許，就違背了“謙虛的美德”。尤其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者而言，對學術保有敬畏心，還要有謙卑的態度，“讀書(shu) 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每念及此，不覺惶恐自勉！

對於(yu) 青年學生，我們(men) 要走好人生路，首先是一個(ge) 立誌問題。立誌，當然是越早越好。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yu)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自述十五歲立誌於(yu) 學，向我們(men) 表達了一個(ge) 重要信息，即要想走好自己的人生路，首先要誌向選擇。陽明先生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立什麽(me) 誌？立多大的誌？陽明先生說：“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早期儒家也告訴我們(men) ，我們(men) 不僅(jin) 要有靈性，更要有德性。首先要做一個(ge) 有格局的人，做一個(ge) 人格飽滿的人。“人之所以為(wei) 人者，禮義(yi) 也。”禮義(yi) ，就是為(wei) 人之義(yi) ，做到了有禮義(yi) 而後成人。就像傳(chuan) 統中國的士人，成人之後先立誌成為(wei) 有修養(yang) 的大人、君子，知是非、明榮辱、能擔當、敢引領。而後追求更高境界，成聖成賢。這是立誌的題中應有之義(yi) 。

立誌之後，就要堅守，擇善固執，誠外無物。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要分辨善惡、榮辱、是非。有這樣的堅守，就能在義(yi) 利選擇、生死考驗中站穩腳跟。人之修為(wei) 至誠無息，立於(yu) 天地間，剛健有為(wei) ，博大寬厚，做一個(ge) 大寫(xie) 的人。

楊朝明教授簡介

楊朝明，1962年出生，山東(dong) 梁山人。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常務理事、《走進孔子》主編。曆任曲阜師範大學《齊魯學刊》編輯、孔子文化學院院長和曆史文化學院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長。主要從(cong) 事古代文明和孔子儒學研究，出版《魯文化史》《周公事跡研究》《儒家文獻與(yu) 儒家學術研究》《論語詮解》《孔子家語通解》《〈孔子家語〉綜合研究》《孔子之道與(yu) 中國信仰》《從(cong) 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三代文化與(yu) 儒學的形成》等著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