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 等著《上博楚竹書(shu) 哲學文獻研究》出版暨緒言

書(shu) 名：《上博楚竹書(shu) 哲學文獻研究》

作者: 丁四新等著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1

【作者簡介】

丁四新，1969年生。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周易學會(hui) 副會(hui) 長、北京市哲學會(hui) 副會(hui) 長，是武漢大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華東(dong) 師範大學兼職教授。係全國優(you) 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曾任武漢大學二級教授、珞珈特聘教授和湖北省周易學會(hui) 會(hui) 長。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儒家經學和簡帛思想的研究。著作有《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郭店楚竹書(shu) 〈老子〉校注》《楚竹書(shu) 與(yu) 漢帛書(shu) 〈周易〉校注》《先秦哲學探索》《周易溯源與(yu) 早期易學考論》《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洪範大義(yi) 與(yu) 忠恕之道》等。主編《簡帛思想研究》集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五十餘(yu) 篇。

【緒言】

一

本書(shu) 是筆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上博楚竹書(shu) 儒道哲學文獻研究”（12JJD750003）的最終成果，它包括“思想研究”和“竹書(shu) 注譯”兩(liang) 個(ge) 部分。

出土先秦秦漢簡牘和帛書(shu) 是近半個(ge) 世紀年來國內(nei) 外相關(guan) 學界的研究熱點和重點。大抵說來，以1998年爲界，1973年底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爲一個(ge) 階段，屬於(yu) 帛書(shu) 和竹簡研究並重的時期；而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的出版，正式開啓了竹簡或竹書(shu) 時代。其中，郭店簡的出版是一個(ge) 標誌性事件。隨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北京大學藏秦簡和西漢竹書(shu)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安徽大學藏戰國竹書(shu) 等的相繼整理和出版，在相關(guan) 學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研究熱潮。近年，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大批西漢竹簡，荊州龍會(hui) 河出土了三百多枚戰國竹簡，也非常值得期待。可以預見，竹簡或竹書(shu) 研究的熱潮還將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非常重要，它們(men) 基本上屬於(yu) 子書(shu) 和經書(shu) 性質，在重新認識、還原和建構先秦哲學、思想的基本結構和內(nei) 涵上起著重要作用。關(guan) 於(yu) 上博簡的發現及其製作時代，馬承源在《前言：戰國楚竹書(shu) 的發現、保護和整理》一文中有較爲詳細的幫助。據此文，上博簡是分兩(liang) 批入藏的，一批於(yu) 1994年春出現在香港文物市場上，並於(yu) 當年5月入藏上海博物館；另一批於(yu) 1994年秋冬之際出現在香港文物市場上，並於(yu) 同年冬天入藏該館。又據馬承源的說法，它們(men) 其實屬於(yu) 同一批竹簡，第二批竹簡可以跟第一批竹簡綴合，且在內(nei) 容上是相關(guan) 的，故它們(men) 應當出自同一座楚墓。這兩(liang) 批竹簡，完、殘簡合計一千二百餘(yu) 支，有三萬(wan) 多字。馬承源還說，這些竹簡“當時傳(chuan) 聞約來自湖北”，他甚至推想，它們(men) 有可能同出於(yu) 郭店墓地。關(guan) 於(yu) 這兩(liang) 批竹簡的製作時代，馬承源綜合多種因素推斷，上博簡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品”。總之，上博簡的抄寫(xie) 時代大約與(yu) 郭店簡相當，是戰國中期偏晚至戰國晚期偏早的抄本。

從(cong) 2001年至2012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一共出版了九冊(ce) 。這九冊(ce) 所收篇目分別是：第一冊(ce) （2001）刊載了《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三篇。其中《緇衣》簡亦見於(yu) 郭店簡和今本《禮記》；《性情論》亦見於(yu) 郭店簡，不過整理者稱之爲《性自命出》。第二冊(ce) （2002）刊載了《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cong) 政（甲篇）》《從(cong) 政（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七篇，重一篇。不過，兩(liang) 篇《從(cong) 政》簡實際上應當爲一篇，整理者誤分爲兩(liang) 篇。《子羔》《容成氏》原有篇題，《民之父母》亦見於(yu) 《禮記》之《孔子閑居》篇。又《子羔》與(yu) 《魯邦大旱》《孔子詩論》同簡製，學者或據此認爲這三篇竹書(shu) 同卷，甚至同書(shu) ，應合稱爲《子羔》。第三冊(ce) （2003）刊載了《周易》《仲弓》《恒先》《彭祖》四篇。《恒先》原有篇題。第四冊(ce) （2004）刊載了《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yu) 龔之圖片》《柬大王泊旱》《內(nei) 禮》《相邦之道》《曹沫之陳》九篇。《逸詩》包含《交交鳴烏(wu) 》和《采薪》兩(liang) 首詩，《昭王毀室》和《昭王與(yu) 龔之圖片》兩(liang) 篇連續抄寫(xie) 在十支竹簡上，中間有墨節分開。《內(nei) 禮》《曹沫之陳》原有篇題，《內(nei) 禮》與(yu)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等傳(chuan) 世書(shu) 篇有關(guan) 。第五冊(ce) （2005）刊載了《競建內(nei) 之》《鮑叔牙與(yu) 隰之諫》《季康子問於(yu) 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爲禮》《弟子問》《參德》《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九篇。《鬼神之明》和《融師有成氏》兩(liang) 篇連續抄寫(xie) 在八支竹簡上，中間有墨節分開；《競建內(nei) 之》原有篇題。第六冊(ce) （2007）刊載了《景公瘧》《孔子見季桓子》《莊王既成》《平王問鄭壽》《平王與(yu) 王子木》《慎子曰恭儉(jian) 》《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天子建州（乙本）》九篇，重一篇。《景公瘧》《莊王既成》和《慎子曰恭儉(jian) 》原有篇題。《景公瘧》所記事件，可參見《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年》和《晏子春秋》的有關(guan) 部分。《平王與(yu) 王子木》的事跡，參見《史記·楚世家》《左傳(chuan) ·昭公十九年》。第七冊(ce) （2008）刊載了《武王踐阼》《鄭子家喪(sang) （甲本）》《鄭子家喪(sang) （乙本）》《君人者何必然哉（甲本）》《君人者何必安哉（乙本）》《凡物流形（甲本）》《凡物流形（乙本）》《吳命》八篇，重三篇。《凡物流形（甲本）》《吳命》原有篇題。《武王踐阼》，傳(chuan) 世古籍見於(yu)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鄭子家喪(sang) 》，可參見《左傳(chuan) 》《史記》的相關(guan) 部分；《吳命》大致同於(yu) 《國語·吳語》。第八冊(ce) （2009）刊載了《子道餓》《顔淵問於(yu) 孔子》《成王既邦》《王居》《誌書(shu) 乃言》《命》《李頌》《蘭(lan) 賦》《有凰將起》《鶹鸝》十篇。《王居》和《命》原有篇題。第九冊(ce) （2012）刊載了《成王爲城濮之行（甲本）》《成王爲城濮之行（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ju) 止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於(yu) 夫子》《卜書(shu) 》十二篇，重一篇。其中，《舉(ju) 止王天下》五篇分別是《古公見太公望》《文王訪之於(yu) 尚父舉(ju) 治》《堯王天下》《舜王天下》《禹王天下》，它們(men) 連續抄寫(xie) 在三十五支竹簡上，中間以墨節分開爲界。上博竹書(shu) 的具體(ti) 情況，可以參看整理者在釋文前所撰的幫助。合計起來，上博簡已出版九冊(ce) 共七十一篇，其中五種重篇，一種本不當分篇（《從(cong) 政》）。這六十五篇竹書(shu) 涉及哲學、宗教、曆史、文學、樂(le) 音和政治、軍(jun) 事、教育等方麵，內(nei) 容十分廣泛；同時，它們(men) 爲戰國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豐(feng) 富的原始資料，大步促進了今人的認字水平。

從(cong) 傳(chuan) 統學問分類的角度看，上博楚竹書(shu) 的大多數篇目屬於(yu) 子書(shu) 和經書(shu) 性質，其思想含量和學術價(jia) 值很高。而在這些竹書(shu) 中，儒家著作占了大多數，道家著作約爲三四篇，僅(jin) 有個(ge) 別篇目可能屬於(yu) 陰陽家、兵家或墨家著作。爲了更好地理解其學術價(jia) 值和思想內(nei) 涵，我們(men) 對於(yu) 上博楚竹書(shu) 作了進一步分類，第一類是儒家竹書(shu) ，以孔子爲中心，與(yu) 孔子或孔子弟子有直接關(guan) 係，它們(men) 包括《孔子詩論》《緇衣》《顔淵問於(yu) 孔子》《仲弓》《弟子問》《季康子問於(yu) 孔子》《孔子見季桓子》《民之父母》《內(nei) 禮》《君子爲禮》《子羔》等篇。第二類仍然是儒家竹書(shu) ，但難以直接看出其與(yu) 孔子的關(guan) 係，它們(men) 包括《性情論》《容成氏》《昔者君老》《天子建州》《武王踐阼》《從(cong) 政》《君人者何必然哉》等篇。第三類屬於(yu) 道家竹書(shu) ，它們(men) 包括《恒先》《彭祖》《凡物流形》三篇。第四類在儒道兩(liang) 家之外，《曹沫之陳》屬於(yu) 兵家著作，《參德》大概屬於(yu) 陰陽家著作，《鬼神之明》跟墨家思想有關(guan) ，而《慎子曰恭儉(jian) 》可能是慎到的著作。順便指出，上博簡包含《周易》一篇，竹書(shu) 《周易》固然很重要，但由於(yu) 它本身不是一個(ge) 哲學文本，且筆者已出版《楚竹書(shu) 與(yu) 漢帛書(shu) 〈周易〉校注》一書(shu) ，故原計劃沒有將其列入本書(shu) 的研究範圍中。

從(cong) 思想內(nei) 涵出發，上博楚竹書(shu) 真正令筆者感興(xing) 趣的地方，一是它們(men) 可以直接呈現出孔子或孔門弟子的思想，二是它們(men) 包含了豐(feng) 富的早期儒家的政治思想，三是它們(men) 包含了早期道家的思想。它們(men) 主要反映了從(cong) 春秋末期至戰國中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一些基本麵貌，而這一點，正是促使筆者申請相關(guan) 計劃，係統研究上博簡的原因所在。

二

學界對於(yu) 上博楚竹書(shu) 的研究大體(ti) 上是從(cong) 2002年開始的。是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第一冊(ce) 。此後，每出一冊(ce) ，學者旋即展開追蹤研究。前八冊(ce) 的出版都引起了學者的強烈關(guan) 注，但第九冊(ce) 的出版沒有産生多大影響，這是因爲一方麵上博楚竹書(shu) 冗長的出版節奏過度消耗了相關(guan) 學者的研究熱情，另一方麵清華簡的出版極大地轉移了相關(guan) 學者的注意力。

從(cong) 總體(ti) 上看，學界對於(yu) 上博楚竹書(shu) 的研究可以分爲兩(liang) 大類型。一種是基礎性研究，它包括考古學、文字學、文獻學和曆史學等的研究。此種研究爲上博簡的哲學或思想研究提供了基礎和前提。上博竹簡在1994年入藏後隨即做了脫水、清理和文物保護、鑒定的工作。盡管原整理者爲上博竹書(shu) 的出版傾(qing) 注了大量心血，但不能不說，全部九冊(ce) 竹書(shu) 的釋文、注釋存在大量問題，在竹簡編聯、文字隸定、文句訓釋和文意疏通上都需要重新討論和修訂。從(cong) 2002年至2005年，“簡帛研究”網站（www.jianbo.org）承擔了上博簡實時研究的重任；從(cong) 2006年至2008年，“簡帛”網站（www.bsm.org.cn）承擔了相關(guan) 實時研究的重任；自2009年之後，“複旦大學古文字與(yu) 古文獻研究中心”網站（www.gwz.fudan.edu.cn）成爲上博簡實時研究的主要平台。此外，《古文字研究》《簡帛》《出土文獻與(yu) 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獻》《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研究》等刊物對於(yu) 上博簡的文字隸定、釋讀、訓釋及文獻學、曆史學的研究等作出了巨大貢獻。從(cong) 釋讀看，除原整理者外，李零、陳偉(wei) 、季旭升、何琳儀(yi) 、徐在國、陳劍、李學勤、裘錫圭、劉釗、劉信芳、沈培、李守奎、劉樂(le) 賢、趙平安、白於(yu) 藍、黃人二、林誌鵬等人的貢獻較爲突出。季旭升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讀本》係列、陳偉(wei) 的《新出楚簡研讀》、李零的《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黃人二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研究》係列、蕭毅的《楚簡文字研究》、池田知久監修的《上海博楚簡の研究》係列、福田哲之的《中國出土古文獻與(yu) 戰國文字之研究》、饒宗頤/徐在國的《上博藏戰國楚竹書(shu) 字匯》、侯乃峰的《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等，都是值得重視的研究文獻。

另一種是高層次研究，包括哲學史、思想史和經學史的研究。此類研究以上博楚竹書(shu) 中所見各種哲學概念、命題和思想內(nei) 容爲中心，其成果與(yu) 本書(shu) 的“思想研究”部分是同性質的，爲本研究計劃最終成果的完成提供了最相近的比照和參考。丁四新主持的“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2002）、張傑主持的“郭店簡與(yu) 上博簡中的儒家政治哲學研究”（2005）、李鋭主持的“出土簡帛古書(shu) 的學派判定研究”（2007）、曹峰主持的“近年出土黃老思想文獻研究”（2007）、王中江主持的“出土簡帛文獻與(yu) 古代中國哲學新發現綜合研究”（2011）等，其課題性質是相同的。此後，還有一些相關(guan) 課題立項，筆者就不再一一羅列了。從(cong) 成果來看，曹峰的《上博楚簡思想研究》《近年出土黃老道家文獻思想研究》、王中江的《簡帛文明與(yu) 古代思想世界》、郭齊勇主編的《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輯、丁四新主編的《楚地簡帛思想研究》（第三至七輯）、張傑的《從(cong) 簡帛中挖掘出來的政治哲學》、湯淺邦弘的《戰國楚簡與(yu) 秦簡之思想史研究》、淺野裕一的《上博楚簡與(yu) 先秦思想》《戰國楚簡研究》、日本楚簡研究會(hui) 編的《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葉國良主編的《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郭梨華的《出土文獻與(yu) 先秦儒道哲學》、李鋭的《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楊華的《新出簡帛與(yu) 禮製研究》等書(shu) ，都與(yu) 上博簡直接相關(guan) 。另外，陳靜、白奚等學者關(guan) 於(yu) 上博簡《恒先》篇的論文亦值得參考。

就單篇來看，《孔子詩論》《性情論》《緇衣》《民之父母》《容成氏》《子羔》《周易》《武王踐阼》《內(nei) 禮》《恒先》《參德》《凡物流形》等竹書(shu) 引起了相關(guan) 學者較多的關(guan) 注和討論。其中，《孔子詩論》《緇衣》《周易》《容成氏》四種竹書(shu) 均有研究專(zhuan) 書(shu) 出版。《孔子詩論》有劉信芳的《孔子詩論述學》（2002）、陳桐生的《〈孔子詩論〉研究》（2004）、鄭玉姍的《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2008）、曹建國的《楚簡與(yu) 先秦〈詩〉學研究》（2010）、晁福林的《上博簡〈詩論〉研究》（2013）問世，而《周易》則有濮茅左的《楚竹書(shu) 〈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liang) 漢出土與(yu) 傳(chuan) 世易學文獻資料》（2006）、陳仁仁的《戰國楚竹書(shu) 〈周易〉研究》（2010）、侯乃峰的《〈周易〉文字匯校集釋》（2009）、鄭玉姍的《出土與(yu) 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經文考釋》（2010）及拙作《楚竹書(shu) 與(yu) 漢帛書(shu) 〈周易〉校注》（2011）出版，甚爲壯觀。

總之，上博簡的研究已取得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成績不凡，這不但表現在竹簡的編聯、字形的隸定和釋讀、文本的訓釋上，而且表現在其思想的研究，特別是單篇竹書(shu) 的思想研究上。不過，十餘(yu) 年來，上博簡研究存在一些較大不足和缺陷，也是毋庸置疑的，這主要表現在：一，大多數成果很繁雜，很瑣碎，且它們(men) 一般屬於(yu) 小學和考據性質；二，絶大多數成果以單篇竹書(shu) 爲論述前提，是促狹而孤立的研究；三，語文性的研究與(yu) 思想性的研究結合不足，做思想研究的學者對於(yu) 語文性研究成果的利用不夠充分和盡心；四，思想性研究的相關(guan) 論著較少，它們(men) 尚不足以揭示上博簡的思想內(nei) 涵和價(jia) 值所在。因此推進上博簡朝著思想研究的方向前進和深化，並作全麵而係統的研究，這是我們(men) 當前麵臨(lin) 的一個(ge) 必要任務。有鑒於(yu) 此，筆者在本項目的執行過程中采取點麵相結合的辦法，既關(guan) 注重點篇目的研究，又同時開展綜合性的研究。以孔子爲中心的竹書(shu) 、《禮記》類竹書(shu) 、儒家政治類竹書(shu) 和道家類竹書(shu) ，是本書(shu) 的重點研究對象。我們(men) 撰寫(xie) 《上博楚竹書(shu) 哲學文獻研究》（包括“思想研究”和“竹書(shu) 注譯”兩(liang) 個(ge) 部分），正是完成如上任務的成果匯集，一方麵深化學界對於(yu) 上博楚竹書(shu) 的思想研究，另一方麵借此重新思考了先秦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

三

本書(shu) 的兩(liang) 個(ge) 基本研究任務一是較爲全麵地梳理、論述和討論上博楚竹書(shu) 的哲學內(nei) 容和內(nei) 涵，並形成其思想研究的成果；二是從(cong) 上博楚竹書(shu) 中挑選出一些思想性較強的篇目來作簡明而直接的注譯，並形成了其相關(guan) 成果。這兩(liang) 種成果合起來，即爲本書(shu) 的基本內(nei) 容，故本書(shu) 定名爲《上博楚竹書(shu) 哲學文獻研究》。藉助前者，筆者期望深化對上博竹書(shu) 思想的理解，係統地闡明其基本內(nei) 容及其思想貢獻。藉助於(yu) 後者，筆者期望它能夠在簡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之間架起一座便利而牢靠的橋梁。

具體(ti) 說來，我們(men) 的研究工作是這樣展開的：

第一，對於(yu) 上博竹書(shu) 的注譯，在遴選篇目的基礎上，我們(men) 先做集釋，後做讀本，其目標是做成一份真正具有“讀本”性質的注譯成果。筆者長期從(cong) 事簡帛文獻的研究和教學，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曾多次開設“出土簡帛哲學文獻選讀”課程。除了部分課時我用來做講座之外，大多數課時是學生在做講讀和討論。根據我的要求，學生需預先做竹書(shu) 集釋，然後在課堂上演示，大家共同討論。通過這種方式，我們(men) 得以充分了解和檢討學界在上博簡的簡序、文字釋讀、文句訓釋和文意理解上的是非得失，在吸收正確、可靠意見的基礎上大家形成了相對可靠的文本理解。筆者任教於(yu) 清華大學後，也將此種教學方式貫徹到簡帛讀書(shu) 會(hui) 之中。本書(shu) 的各位撰稿人都接受了此一訓練，都具有良好的研讀簡帛文獻的能力。近十年來，在撰寫(xie) 上博楚竹書(shu) 注譯文稿的過程中，我們(men) 仍然是這樣要求自己的：（一）參考學者的意見，重新審訂每篇竹書(shu) 的簡序；（二）甄別文字釋讀的正確與(yu) 否，淘汰錯誤的意見；（三）搜集有價(jia) 值的注釋並作比較，以確定最可靠的訓釋；（四）形成新的理解，並作出評論和提出新觀點。筆者認爲，做好集釋是做好本書(shu) 注譯的基礎。從(cong) 體(ti) 例來看，本書(shu) 的注譯部分設置了“簡介”“原文”“注釋”“今譯”“思想”和“參考文獻”六個(ge) 部分。本書(shu) 注譯成果的初稿，曾於(yu) 2018年11月2日邀請陳靜研究員和曹峰、劉國勝、李鋭教授作了專(zhuan) 門的審閲。在隨後兩(liang) 年，我們(men) 對本書(shu) 的注譯部分作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值得指出，相對於(yu) 原計劃，我們(men) 又增加了數篇竹書(shu) 以作爲研究對象。

第二，對於(yu) 上博竹書(shu) 哲學文獻的思想研究，我們(men) 的工作可以分爲兩(liang) 大類，一類是個(ge) 案研究，另一類是綜合研究。個(ge) 案研究涉及《孔子詩論》《性情論》《容成氏》《恒先》《凡物流形》《參德》等重要篇目，綜合研究則涉及孔子類、《禮記》類和儒家政治思想類著作。後者所涉竹書(shu) 較多，故我們(men) 采取了綜合研究的辦法。在此基礎上，我們(men) 梳理和分析了這些竹書(shu) 的思想內(nei) 涵，比較了它們(men) 與(yu) 先秦諸子的思想關(guan) 係，並力圖闡明其主題、結構、特質和學派歸屬等問題。在觀點上，我們(men) 一方麵主張創新，但另一方麵認爲創新必須是恰當而真實的。而且，整個(ge) 論述必須平允有度。而在整個(ge) 研究中，我們(men) 始終關(guan) 心上博簡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人們(men) 對於(yu) 先秦哲學之思想內(nei) 涵的問題，上博簡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最終也係於(yu) 此。

我們(men) 研究上博竹書(shu) 所遇到的難點大概有三：（一）竹書(shu) 文本的訓讀。在很大程度上，竹書(shu) 對於(yu) 今人來說是“陌生人”或“遠方的來客”，它們(men) 穿越曆史的塵土而兀然地展現在我們(men) 麵前。竹書(shu) 在文字、文本上的陌生性自不待言，其思想上的陌生性也是不難見到的。傳(chuan) 世先秦秦漢典籍一般有古人注疏，訓釋成熟，出土文獻則不然，沒有現成注疏可據，故上博竹書(shu) 的釋字和訓釋都衹能在當代學者間循環展開。據筆者的感覺，上博楚竹書(shu) 的原釋文和訓釋大多不夠成熟，不準確和不通順的地方很多，甚至簡序也往往存在較大問題。對於(yu) 這些問題，我們(men) 主要是通過集釋和比較的辦法來解決(jue) 的。通過集釋，我們(men) 研讀竹書(shu) 的能力及對相關(guan) 意見的批判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養(yang) 和大步的提升。（二）竹書(shu) 學派性質的判定。此方麵的難點主要存在於(yu)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個(ge) 別竹書(shu) 的學派性質難以判定，二是如何再判斷儒家竹書(shu) 更具體(ti) 的學派歸屬。“學派”是漢人纔正式建立起來的概念，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有“六家”的說法（《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shu) ·藝文誌》有九流十家的分別，但畢竟這兩(liang) 種分法都衹是對於(yu) 諸子學派性質的簡單歸類，距離先秦百家爭(zheng) 鳴的實際情況較大。今天，我們(men) 在諸子的分派問題上又多了一層障礙，即受到了當代語境的嚴(yan) 重幹擾。正因爲如此，在作竹書(shu) 的學派判定之前，我們(men) 應當努力廓清自身的主體(ti) 性迷思，做到態度更爲謹慎、冷靜，證據更爲客觀、踏實。（三）分辨竹書(shu) 思想的新價(jia) 值。上博竹書(shu) 有哪些思想是今人前所未知的觀念和學說，並且它們(men) 在多大程度上將改變今人對於(yu) 先秦哲學或思想的看法？這是兩(liang) 個(ge) 重大問題。而對於(yu) 它們(men) 的回答，一方麵依賴於(yu) 我們(men) 對其思想的研究深度，另一方麵依賴於(yu) 我們(men) 對於(yu) 整個(ge) 先秦思想的掌握程度。

我們(men) 研究上博竹書(shu) 的方法主要有：（一）語言學的方法。所謂語言學的方法包括古文字、古音韻和訓詁學等方法。筆者要求每位課題參與(yu) 人應當熟悉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原字形，掌握上古聲韻相通的基本規則，熟悉根據語境判斷字義(yi) 的技巧，自覺運用電子檢索工具來調查關(guan) 鍵字詞和術語的古典涵義(yi) 。（二）二重文獻比較、分析法。此種方法即是將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作比較，並加分析的方法。運用此種方法的目的，一是爲了更好地辨明竹書(shu) 的思想內(nei) 涵，二是爲了更公允地推考和判斷竹書(shu) 的學派性質。不過，在判斷竹書(shu) 學派性質的問題上，筆者還強調考據與(yu) 義(yi) 理相結合的方法。考據是爲了充分調查和占有材料，但它衹有與(yu) 義(yi) 理相結合纔有意義(yi) ，因爲學派性質或學派歸屬歸根結蒂是根據其思想屬性來判斷的。（三）解釋學的方法。此處所說解釋學方法包括兩(liang) 種，一種是文本解釋學的方法，另一種是哲學解釋學的方法。文本解釋學的方法是，本書(shu) 對竹書(shu) 的字詞、文義(yi) 解釋采取從(cong) 整體(ti) 到部分和從(cong) 部分到整體(ti) 的循環解釋法。同時，如何理解竹書(shu) 的思想還涉及我們(men) 對於(yu) 整個(ge) 戰國思想背景的把握，整個(ge) 戰國思想的背景也是筆者在此所說的“文本”概念之一。所謂哲學解釋學的方法，指從(cong) 竹書(shu) 文本到先秦哲學思想係統，或者從(cong) 哲學觀念到竹書(shu) 文本的解釋方法。此種方法的運用，使得我們(men) 對於(yu) 整個(ge) 竹書(shu) 的解釋看起來是哲學的。哲學解釋是理解上博竹書(shu) 的高級形態。（四）思想分析的方法。此種方法是研究上博竹書(shu) 哲學文獻之思想的同一性方法，也是本書(shu) 所運用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方法。在研究的過程中無論我們(men) 使用了多少種方法，從(cong) 筆者設置的主題來看，它們(men) 都必須指向或通過“思想分析”來發揮其作用，甚至本書(shu) 的注譯部分從(cong) 根本上來說也不過是爲了理解竹書(shu) 的思想。“思想分析”方法的出發點是“思想”，其歸終同樣是“思想”。“分析”強調內(nei) 涵的推演和闡明，但本書(shu) 同時注意結合先秦整體(ti) 思想背景來作分析，以避免分析的主觀化。

四

《上博楚竹書(shu) 哲學文獻研究》不僅(jin) 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原課題設計的預期目標，而且在形式和觀點上都取得了一些創新。應當說，本書(shu) 的寫(xie) 作，推進了學界對於(yu) 上博竹書(shu) 之思想內(nei) 容的研究和理解。

除了首次以“哲學文獻”的名義(yi) 將上博簡相關(guan) 文獻集合在一起而具有很強的學科意識之外，本書(shu) 注譯部分也取得了一些創新，具有自身的特點。其一，本部分由“簡介”“原文”“注釋”“今譯”和“思想”五個(ge) 部分組成，其中“今譯”和“思想”兩(liang) 項是研究上博簡的同類成果一般沒有的。需要指出，我們(men) 對每一篇注譯的參考文獻作了匯總，編入書(shu) 末，作爲總參考文獻。其二，本書(shu) 的注譯以“讀本”爲目標，在忠實可靠的基礎上強調其可讀性。爲此，本部分所列竹書(shu) “原文”盡量采用通行字，同時注釋力求簡明扼要。目前，學界關(guan) 於(yu) 上博簡的研究文章一般很繁瑣，技術性很強，可讀性很差，非常不便於(yu) 從(cong) 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接近它和使用它。其三，從(cong) 時間來看，本部分是上博簡哲學文獻的最新讀本，它廣泛參考了相關(guan) 成果，吸收了衆多意見，故本書(shu) 的注譯部分是值得重視和推廣的。

本書(shu) 的思想研究部分在形式和觀點上都有所創新，其中後者是主要的。個(ge) 案研究和綜合研究是本部分的兩(liang) 種主要形式。前者是相關(guan) 學者普遍采用的方式，而後者則甚少采用。在個(ge) 案研究上，本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恒先》，本書(shu) 對它的研究由三章構成，應當說在多個(ge) 層麵和多個(ge) 問題上推進了學界對於(yu) 此篇竹書(shu) 的認識。在綜合研究上，本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對以孔子爲中心的竹書(shu) 和對儒家政治思想類竹書(shu) 的研究，具體(ti) 成果參見本書(shu) 第四章和第五章，應當說這兩(liang) 章在較大程度上彌補了當前上博簡研究所存在的缺陷。從(cong) 內(nei) 容來看，本部分的觀點和創新可以大體(ti) 概括如下：

第一章至第三章分別論述了竹書(shu) 《孔子詩論》《性情論》和《容成氏》的思想。（一）第一章認爲，《孔子詩論》主要表達了孔子的詩學，甚至可以說，在目前所有可見文獻中，孔子詩學在此篇竹書(shu) 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ti) 現。孔子詩學的最一般原則是“詩亡隱誌，樂(le) 亡隱情，文亡隱意”，誌、情、意三者都圍繞“情感”展開。《孔子詩論》對於(yu) 具體(ti) 詩篇的解釋都體(ti) 現了此一原則。此篇竹書(shu) 還特別強調詩的道德性內(nei) 涵，通過“以色喻於(yu) 禮”而達到了“賢於(yu) 其初者”的突破，使人的情感生命上升爲道德生命。竹書(shu) 《孔子詩論》與(yu) 春秋時期流行的“斷章取義(yi) ”及《毛詩序》“美刺兩(liang) 端”的解詩原則是不同的：“斷章取義(yi) ”的目的是交往應酬，而“美刺兩(liang) 端”的目的是作政治諷喻；據竹書(shu) 可知，孔子解詩以道德教化爲本，與(yu) “斷章取義(yi) ”說和“美刺兩(liang) 端”說大殊。（二）第二章認爲，竹書(shu) 《性情論》（即郭店簡《性自命出》）以情和以氣論性，這是其重要特點；從(cong) 道德的角度看，《性情論》的“性”概念可能包含“性善”之意。“性”通過“心取”的作用而表發爲情，竹書(shu) 的“情”兼具真實和情感兩(liang) 義(yi) ；禮樂(le) 的生作是以人情爲基礎的。“心”是“性”“情”的共同主宰。“心術”是修道的“四術”之一，它是一種內(nei) 在的精神修煉，與(yu) 外在的禮樂(le) 教化是相區別的。竹書(shu) 《性情論》還提出了“四海之內(nei) 其一性也”和“教所以生德於(yu) 中”的重要觀點。《性情論》的心性學說是目前所知最早、最係統的心性學說。（三）第三章認爲，《容成氏》屬於(yu) 子書(shu) 性質，其前半部分通過堯、舜、禹三聖禪讓的傳(chuan) 說深入地闡發了儒家的禪讓思想。此篇竹書(shu) 顯示，從(cong) 賢賢相禪到父子相繼的轉變很可能是因爲“賢”所包含的“才能”力量最終超過了所謂“道德”力量的結果。同時，在由堯所開啓的禪讓觀念中，“能禪性”正是通過“能讓性”表現出來的：前者主要是一個(ge) 政治哲學的問題，而後者與(yu) 道德哲學具有密切關(guan) 係。不過，在權位轉移的過程中，“讓”的原則轉變爲程序化的“五讓”禮製，卻在一定意義(yi) 上異化了人們(men) 對於(yu) “賢”的傳(chuan) 統內(nei) 涵的理解，道德性的因素反而因此禮製的開啓而隱蔽不彰。由此而言，從(cong) 堯的“視賢”“興(xing) 賢”“讓賢”到舜禹的“五讓”，最後到啓的“攻益自取”，不管它們(men) 表麵上看來有多麽(me) 大的間隔，但它們(men) 具有邏輯上的一貫性，這是可以肯定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屬於(yu) 綜合研究，前者論述了孔子類竹書(shu) 的思想，後者論述了儒家政論類竹書(shu) 的思想。（一）在第四章中，我們(men) 將《仲弓》《季康子問於(yu) 孔子》《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和《顔淵問於(yu) 孔子》等篇稱之爲孔子類竹書(shu) 或《論語》類竹書(shu) ，它們(men) 都以孔子爲中心，並且其中部分語句即見之於(yu) 今本《論語》。這類文獻主要表現的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以“爲政”爲關(guan) 鍵詞。在這些竹書(shu) 中，孔子強調道德教化，同時注重爲政者自身的德行修養(yang) 。此外，這類竹書(shu) 記述了孔子的“民務”思想，包括孔子對於(yu) 民衆的犯罪和犯過的不同態度和處理方法，以及孔子區分仁人和邪僞之民的思想等。此類竹書(shu) 很可能是編纂《論語》的材料來源；而通過比較這類竹書(shu) 與(yu) 今本《論語》相關(guan) 章段，可以闡明《論語》文本的形成及其演變問題。（二）第五章以政權問題爲中心，集中論述了上博竹書(shu) 的儒家政治哲學思想。這類竹書(shu) 認爲政治權力來源於(yu) 天下人，是天下人的公器。而此公器關(guan) 聯著天命、民心和德能三者，而此三者通過此公器彼此産生作用和影響，共同爲政權的合法性奠定基礎。從(cong) 統治者或爲政者的角度來看，這即要求他一方麵必須持續不斷地修德聚能，另一方麵又必須不遺餘(yu) 力地依據“仁”的原則來治理人民。如此，他纔能夠順應天命和合乎人心，從(cong) 而可以獲得政權，或者可以維係此一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取決(jue) 於(yu) “德”“能”兩(liang) 個(ge) 因素，一旦德衰或能退，人君的統治就會(hui) 喪(sang) 失其合法性。在政權的轉移方式上，上博儒家竹書(shu) 設想了三種方式，即“禪讓”“世襲”和“革命”三種。這三種方式，是早期儒家政治哲學討論的一個(ge) 思想重點。從(cong) 精神層麵看，政權轉移的終極根據在於(yu) 仁道，“仁”是爲政治國的根本價(jia) 值原則。

第六章至第九章論述了道家竹書(shu) 的哲學思想，其中前三章專(zhuan) 門討論《恒先》的相關(guan) 問題及其思想，後一章則專(zhuan) 論《凡物流形》。（一）第六章認爲《恒先》的宇宙生成論可以分爲三重，第一重以“恒先”爲終極始源，將整個(ge) 宇宙的生成劃分爲“恒無”和“氣有”兩(liang) 大階段；第二重以“濁氣”“清氣”爲起點，指向人、物的生成及其如何生成；第三重以“或”爲起點，指向名事世界的生成。竹書(shu) 的“氣”概念可劃分爲本源之“氣”“濁氣、清氣”和“天地之氣”三種，它們(men) 在宇宙生成論中的位置和功能都不相同。“恒先”的特性是“無有”，而“有”又以“氣”來作規定，“無有”即是“氣”的否定狀態，因此《恒先》的哲學基調是氣論。從(cong) 竹書(shu) 上下文來看，“自生”是指“氣”的自生，此一觀念不能應用到宇宙生成的每一階段上。竹書(shu) 所說“或作”及論萬(wan) 物的生作，帶有泛靈論的色彩。（二）第七章著重研究了《恒先》的疑難概念“或”，認爲它在竹書(shu) 中作不定代詞用，是“或物”“某物”之義(yi) ；在生成論上，它介於(yu) 無（“恒先”）和有（“氣”“有”）之間；從(cong) 位置和功能來看，它大致相當於(yu) 《莊子·至樂(le) 》篇所說的“芒芴”。（三）第八章在溯源渾天說的宇宙生成論和結構論的基礎上，著重探討竹書(shu) 《太一生水》《恒先》兩(liang) 篇與(yu) 渾天說之理論來源的關(guan) 係問題。本章認爲，《太一生水》的“水”非常近似於(yu) 《渾天儀(yi) 注》中的“水”，而《恒先》“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是渾天說相關(guan) 理論要素的最早源頭，因此渾天說的部分理論要素和特征在戰國中期很可能已經出現。（四）第九章主要論述了《凡物流形》的哲學思想。本篇竹書(shu) 不僅(jin) 對形物世界作了具體(ti) 描述，而且著重關(guan) 注和思考了形物世界統一的本原及其生命根源的問題。竹書(shu) 認爲，生者與(yu) 死者、明界與(yu) 幽界是貫通一體(ti) ，而不是彼此隔絶的。竹書(shu) 闡述了“道”與(yu) “一”的關(guan) 係，提出了“有一，天下無不有”的本體(ti) 說，論述了“察一”“得一”和“守一”的功夫論；認爲“察道”是“修身而治邦家”的依據，而“修養(yang) ”和“治邦家”則是“察道”的兩(liang) 種功用。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論述了《參德》和《鬼神之明》兩(liang) 篇竹書(shu) 的思想及其相關(guan) 問題。（一）第十章認爲《參德》篇的題名應當爲“參德”，而不應當讀爲“三德”；“參德”是指明王與(yu) 天時、地財、人力相並的無思之德。此篇竹書(shu) 非常重視“天時”的概念，這個(ge) 概念既包括春夏秋冬四時節氣、惡劣天象和一月的弦日、望日，又包括每一日的平旦、天明等時間點。竹書(shu) 主張敬順“天時”，提出了“天惡毋忻”“平旦毋哭”“明毋歌”“弦望齋宿”等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禁忌禮節。“天時”來源於(yu) “天”，“天”指皇天上帝，是一神性的、主宰性的天。“天禮”是上天意誌的體(ti) 現，是人所必須遵行的規定和秩序。在治道方麵，竹書(shu) 主張人君以“無思”之德與(yu) 天時、地財和人力相參；同時，又主張人君應以“度官於(yu) 人”的原則來選拔官吏，應當“臨(lin) 民以仁”。從(cong) 總體(ti) 上來看，《參德》篇綜合了陰陽家、儒家、農(nong) 家和道家的思想，其學派性質較爲複雜。（二）第十一章分析和討論了竹書(shu) 《鬼神之明》篇的鬼神觀，認爲“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是此篇竹書(shu) 的根本觀點，而“明”與(yu) “不明”是就鬼神能否做到賞善罰惡來說的。從(cong) 超越的角度來看，賞善罰惡是鬼神的應然法則，但從(cong) 現實的角度來看，鬼神會(hui) 出現“善者或不賞，暴者或不罰”的情況。竹書(shu) 作者從(cong) 鬼神的能力和意願上猜測了“鬼神不明”而無法做到賞善罰惡的原因，衹不過作者認爲他對此不能明知。竹書(shu) 所持鬼神觀與(yu) 《墨子》一書(shu) 所表達的墨子的鬼神觀有根本區別，墨子堅信鬼神之明，且永遠、完全可以做到“善者必賞，暴者必罰”，因此本章認爲，此篇竹書(shu) 不太可能是墨子或墨家學派的著作。

歸納起來，本書(shu) 的兩(liang) 種成果一在於(yu) 給學界提供了一份關(guan) 於(yu) 上博楚竹書(shu) 哲學文獻的新讀本，有利於(yu) 學者特別是非簡帛學者進入上博簡的文本和內(nei) 容，有助於(yu) 專(zhuan) 家學者對於(yu) 上博簡和先秦哲學展開相關(guan) 研究。二在於(yu) 比較全麵地研究了上博簡特別是儒家和道家簡的哲學思想，有的論域和問題是我們(men) 首次提出來的，有的論域和問題雖然出自其他學者，但是我們(men) 作了深化和拓展。本書(shu) 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和新看法。據筆者所知，本書(shu) 是學界第一部全麵、係統地梳理和研究上博竹書(shu) 哲學思想的著作，其學術價(jia) 值不言而喻。

五

上博簡和郭店簡、清華簡、馬王堆帛書(shu) 等衆多出土文獻一起，已經或正在改變學者對於(yu) 先秦哲學、思想的理解和看法，而不衹是爲相關(guan) 研究帶來了所謂豐(feng) 富的新材料。筆者認爲，出土簡帛文獻爲先秦哲學、思想的研究不僅(jin) 帶來了充沛的活力和十足的魅力，而且在較大程度上正在改寫(xie) 春秋戰國哲學史，其學術價(jia) 值和意義(yi) 非常重大。在一定意義(yi) 上也可以說，一個(ge) 當代學者如果不深入研究出土簡帛文獻的思想，那麽(me) 這即意味著他很可能喪(sang) 失研究先秦秦漢哲學、思想的資格。

有的學者會(hui) 不以爲然，可能彌漫著如下觀點或想法：其一，對於(yu) 理解先秦秦漢哲學、思想來說，流傳(chuan) 下來的傳(chuan) 世典籍是足夠的，也是最重要的；其二，出土文獻之所以沒有流傳(chuan) 下來，是因爲其內(nei) 容不重要，被淘汰了。這兩(liang) 種互爲因果的觀點和想法，我私下曾聽到一些時賢曾表達過。但筆者在此不得不說，這是兩(liang) 種看似充滿邏輯，實則大謬不然的觀點和看法！近半個(ge) 世紀的出土材料，特別是其中的大量經子書(shu) 籍，爲今人重新理解、還原和構造先秦哲學和思想，不僅(jin) 提供了細節上的豐(feng) 富性，而且提供了內(nei) 涵上的深刻性，包括結構性的思想變化。

馬王堆帛書(shu) 《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是今人重構黃老學的主要材料，而如果沒有這四篇文獻的發現，那麽(me) 今人對於(yu) 黃老思想的理解是很抽象和很模糊的，是漫汗而不切實際的。在這四篇帛書(shu) 的基礎上，我們(men) 纔得以斷定，戰國至西漢前期的道家主幹是黃老而不是老莊，是政治哲學而不是以追求個(ge) 體(ti) 自由爲目的的生命哲學，其核心概念是“無爲”而不是“自然”。郭店簡《老子》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這些觀點，因爲此種《老子》甲組的主題即爲“道恒無爲”。

據筆者的考證，郭店簡《尊德義(yi) 》《六德》《成之聞之》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性自命出》也有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流行說法是，《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但即便如此，筆者認爲，它很可能主要反映了孔子的性命思想。這四篇竹書(shu) 的發現將極大地改變人們(men) 關(guan) 於(yu) 孔子著作的觀念，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人們(men) 對於(yu) 孔子思想體(ti) 係及其內(nei) 容的理解。根據這幾篇竹書(shu) 可知，性命論和位分倫(lun) 理學說是孔子的兩(liang) 大思想創造，其理論價(jia) 值十分重大。另外，上述幾篇竹書(shu) 的出土不但改變了我們(men) 關(guan) 於(yu) 孔子的著作觀，而且這幾篇出土竹書(shu) 對於(yu) 研究孔子的思想來說，應該比《論語》更爲直接和更爲重要。不僅(jin) 如此，上博藏孔子類（或《論語》類）竹書(shu) 進一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論語》的神秘性和權威性。《論語》其實是一個(ge) 經由孔子弟子及其再傳(chuan) 弟子精心編撰及在漢代經過朝廷和經師有意抬升的文本。而這一文本的權威化和經典化，可能是導致孔子本人著作遭到忽視乃至失傳(chuan) 的原因之一。

對於(yu) 孔子的詩學是什麽(me) 這一問題，以前人們(men) 衹能通過《論語》的隻言片語及漢人的一些說法來作歸納和回答，但上博竹書(shu) 《孔子詩論》的發現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此一窘迫狀況。此篇竹書(shu) 是真正意義(yi) 上的孔子詩學文獻，它在詩學上的重要性顯然超過了迄今所見其他任何一部或一篇文獻。竹書(shu) “詩亡隱誌，樂(le) 亡隱情，文亡隱意”這三句話，不僅(jin) 是對孔子詩學之基本原則的揭示，而且是對先秦儒家詩學之一般原則的揭示，意義(yi) 十分重大。可以說，《孔子詩論》將人們(men) 對於(yu) 孔子及早期儒家詩學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ge) 新的高度。

出土簡帛書(shu) 證明了孔子之孫——子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先秦儒家，其思想是先秦儒學乃至中國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往的中國哲學史教科書(shu) 中，子思子及其思想遭到了學者的嚴(yan) 重忽視，《中庸》與(yu) 子思分離，且其著作時代通常被放後於(yu) 秦漢之際。《史記·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隋書(shu) ·音樂(le) 誌》載沈約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這一傳(chuan) 統說法長期受到否定。現在看來，傳(chuan) 統說法仍然是可靠的。《禮記》將《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連抄在一起，這不會(hui) 是無緣無故的；而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的發現，則直接證明了司馬遷、沈約說的可信可靠。而簡帛書(shu) 《五行》的出土不但揭示了“思孟五行”說（《荀子·非十二子》）的具體(ti) 內(nei) 容，而且由於(yu) 其與(yu) 《中庸》具有文本和思想上的密切聯係，故“子思作《中庸》”的傳(chuan) 統說法重新變得可信起來。《五行》和《中庸》這兩(liang) 篇文章均以修身成德爲主題，從(cong) 一定意思上來說，它們(men) 代表了先秦儒學的思想深度。而因此，子思子在先秦儒學史上的地位就變得十分重要了。

對人君之最高權位的合法性問題的思考，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春秋末期至戰國早期儒學對於(yu) 此一問題的看法或觀點是什麽(me) ，因爲文獻不足征，所以人們(men) 的認識往往是模糊的，有的學者甚至沒有意識到此一問題。綜合郭店簡《唐虞之道》和上博簡《容成氏》《子羔》等篇來看，戰國早期儒家對於(yu) 天子最高權位之合法性的思考已經達到了相當複雜和深刻的地步：《唐虞之道》強調了“愛親(qin) ”與(yu) “尊賢”的統一；《容成氏》闡明了能讓性是能禪性的前提，並對禪讓和世襲兩(liang) 種製度作了區別和評價(jia) ；《子羔》篇則認爲“德賢”比“神種”（“天之子”）更爲重要，更具合法性。總結起來，這三篇竹書(shu) 從(cong) 理論上發展了孔子的堯舜禹禪讓說，是先秦政治哲學思想發展的一個(ge) 重要環節。在此基礎上，孟子與(yu) 萬(wan) 章關(guan) 於(yu) 天子之權位的對話（《孟子·萬(wan) 章上》）纔是合理的。此外，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包含了衆多關(guan) 於(yu) 治道或治理哲學的佚書(shu) ，它們(men) 大大豐(feng) 富和深化了春秋末期至戰國早中期儒家民本主義(yi) 治理哲學的思想內(nei) 涵。

以上所列數點，大體(ti) 上以中國哲學爲視角，在幾個(ge) 方麵顯示了出土簡帛文獻具有極高的學術價(jia) 值，它們(men) 對於(yu) 先秦哲學、思想的還原和重構具有重要的作用。出土簡帛書(shu) 的發現、整理和研究，是當代中國學界和國際漢學界的大事和盛事，目前仍處於(yu) 其整理和研究的高峰階段。從(cong) 內(nei) 容看，上博竹書(shu) 很重要，思想含量很高。自2013年以後，學者對於(yu) 上博楚竹書(shu) 的整理和研究進入了一個(ge) 新的階段。本書(shu) 專(zhuan) 門研究了上博簡的哲學文獻，這包括思想研究和注譯兩(liang) 個(ge) 部分。我們(men) 希望，本書(shu) 的注譯部分能夠給中國哲學界進入上博竹書(shu) 提供一條方便途徑；同時希望，本書(shu) 的思想研究部分能夠給人們(men) 理解上博竹書(shu) 的思想提供一些觀點、問題和啓示。希望本書(shu) 的出版，有助於(yu) 深化上博竹書(shu) 的研究，有助於(yu) 推進先秦哲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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