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ti) 評價(jia) 新角度：責任政體(ti)

作者：李林傑、賈麗(li) 豪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台灣《科技整合月刊》8卷4期

摘要：繼古希臘以來，政體(ti) 分類學構成政治學探討的重要內(nei) 容。當下盛行的政體(ti) 分類學是「民主-威權」二元範式，但存在著「民主濫用」與(yu) 「民主失真」的流弊，究其原因在於(yu) 既往政體(ti) 分類學的純形式化問題，需從(cong) 注重於(yu) 政黨(dang) 數量概念的誤區，走向民族概念與(yu) 三維層次。通過擴大對政體(ti) 的詮釋功能主義(yi) 的視角，以及民族性要素的抽取，本文提出「責任性」的概念作為(wei) 新政體(ti) 分類的標準。通過從(cong) 時間軸與(yu) 空間軸衍生出「責任性」的要素，並落實還原為(wei) 要素在政體(ti) 層麵的體(ti) 現於(yu) 具象，從(cong) 而擬出了「責任政體(ti) 」的標準，並以中國為(wei) 例加以詮釋與(yu) 還原。於(yu) 文末本文提煉出增益政體(ti) 責任性的兩(liang) 個(ge) 進路：一個(ge) 主義(yi) ，多種路徑；一個(ge) 政黨(dang) ，多種政策，供學界評判思考。當下的政體(ti) 分類敘事存在對於(yu) 「民主威權」二元範式的過度聚焦，本文提出的「責任政體(ti) 」作為(wei) 新的政體(ti) 分類學念，助益於(yu) 在新範式下錨定中國政體(ti) 的定位。

關(guan) 鍵字：政體(ti) 、責任政體(ti) 、政體(ti) 分類、新角度、中國

作者簡介：李林傑，四川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博士生，賈麗(li) 豪，四川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碩士生

壹 政體(ti) 分類學的簡述

從(cong) 古希臘時代的曆史學家昔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30年前後/2005）的著作中，就已經開始論述政體(ti) 問題。古希臘城邦林立，政體(ti) 種類繁多，在古希臘先賢中，柏拉圖〔Plato〕（缺失/1986）將掌權人數和統治者質量作為(wei) 政體(ti) 劃分的兩(liang) 個(ge) 標準，經過亞(ya) 裏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26年/1965）進一步的修飾，通過將執政者人數和執政者目的這兩(liang) 個(ge) 標準對政體(ti) 進行劃分，將政體(ti) 分為(wei) 君主製、貴族製、共和製、僭主製、寡頭製和平民製六類。前三種也被稱為(wei) 正宗政體(ti) ，後三種稱為(wei) 變態政體(ti) 。亞(ya) 裏士多德的政體(ti) 劃分標準也受到了其後思想家的認可，西方古典時代的波利比烏(wu) 斯〔Polybius〕（缺失/2021）、西塞羅〔Cicero〕（公元前51年/2006），中世紀的阿奎那〔Aquinas〕（缺失/1963），啟蒙時期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1748/2012）、盧梭〔Rousseau〕（1762/2003）等，他們(men) 大致上也都是按照此標準來進行政體(ti) 劃分，將統治者人數多少劃分為(wei) 君主製、貴族製、民主製，以及各種變體(ti) ，這樣的劃分法被稱為(wei) 三分法。

到了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時期，傳(chuan) 統的三分法逐漸被二分法所取代，更多的思想家將政體(ti) 劃分為(wei) 君主政體(ti) 和共和政體(ti) ，尤其從(cong) 博丹〔Bodin〕（1576/2003）提出國家主權的概念後，許多思想家將主權者人數作為(wei) 政體(ti) 劃分標準之一。從(cong) 洛克〔Locke〕（1689/2022）開始，將立法權的隸屬關(guan) 係作為(wei) 政體(ti) 劃分標準，根據掌握立法權的人數，將政體(ti) 分為(wei) 君主製、寡頭製和民主製。啟蒙時代以前的思想家們(men) 所推崇的理想政體(ti) 或混合政體(ti) ，主要是根據德性原則來劃分，將政體(ti) 分為(wei) 正當政體(ti) 或是不正當政體(ti) 。而對於(yu) 啟蒙時代之後的思想家們(men) ，理想政體(ti) 或混合政體(ti) 的說法已經逐漸失去了意義(yi) ，傳(chuan) 統的政體(ti) 劃分方法的德性原則逐漸轉向自由原則，即「如何統治的問題以及據以評判統治製度優(you) 劣的個(ge) 人利益原則」（劉訓練，2017，頁24），以此為(wei) 基礎的政體(ti) 劃分，也變為(wei) 了君主政體(ti) 與(yu) 共和政體(ti) 的二分法，但這是早期現代的二分法，隨著啟蒙思想家對於(yu) 自由、平等、民主等觀念的探討，民主政體(ti) 的內(nei) 涵與(yu) 古典時期大不相同，而這一政體(ti) 也逐漸被認可接受，隨之民主政體(ti) 與(yu) 非民主政體(ti) 的二分法也成為(wei) 政體(ti) 分類討論的主流。

美國學者亨廷頓〔Huntington〕（1991/2013）認為(wei) 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開始，世界共經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民主政體(ti) 受到越來越多國家所擁護。而隨著每一次的民主化浪潮的退去，所建立的民主政體(ti) 又會(hui) 有回潮現象，即走向民主的反麵，成為(wei) 非民主政體(ti) 。在亨廷頓的著作中為(wei) 了避免語義(yi) 的混淆，將其統稱為(wei) 威權政權。亨廷頓對威權政體(ti) 的界定，影響了廣大學術界對威權主義(yi) 對理解,將「民主－威權」作為(wei) 政體(ti) 的二分法，對政體(ti) 進行分類。同時也由於(yu) 對威權主義(yi) 或威權政權的界定還存在著混淆，學術界對威權主義(yi) 不斷設置限製詞，比如「官僚威權政體(ti) 」、「後極權威權主義(yi) 」、「協商威權主義(yi) 」、「韌性威權主義(yi) 」等等，可見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1973/2008）、胡安·林茲(zi) 〔Juan Jose Linz〕(2000)等人的著作。而自上世紀70年代後，學術界對政體(ti) 的劃分紛紛陷入到民主－威權二元劃分中，近些年國內(nei) 外學者就政體(ti) 分類理論的創新始終沒有突破民主－威權二分法的路徑，即使提出了要進行新的政體(ti) 分類，但角度仍然是政體(ti) 是否體(ti) 現了民主。

但民主這一詞過於(yu) 意識形態化，包含著「民主」對於(yu) 「威權」的價(jia) 值優(you) 先性，導出「民主濫用」的問題；同時它的劃分標準過於(yu) 形式化，存在著「民主失真」的問題。首先，「民主」作為(wei) 一種曆史性意識形態，在曆史生成中成為(wei) 政府合法化機製的唯一政治正確途徑，由此導致的是「民主的濫用」，所有現代社會(hui) 均以「民主政體(ti) 」標簽與(yu) 詮釋自身政治形態，並以「專(zhuan) 製」或「威權」界定與(yu) 評判競爭(zheng) 社會(hui) 的體(ti) 製，「民主-威權」二分法已遭到濫用，被用作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手段；其次，「民主-威權」的劃分方式過於(yu) 形式化，存在著片麵界定的可能性，任何話語權力均能依托自身的話語邏輯，對於(yu) 自身政治形態給予發生學意義(yi) 上的「權力來源於(yu) 人民」的詮釋，從(cong) 而使得「民主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話語權力的聲量，「民主-威權」二分法在實踐上也失去了標準所應具有的公正性。且「民主的濫用」與(yu) 「民主的失真」有著內(nei) 在的聯係，正因為(wei) 「民主的失真」，導致民主政體(ti) 的界定存在片麵界定的可能，而民主又是唯一政治正確的政府合法化機製，由此導致了民主本身的「濫用」與(yu) 「泛化」，又反過來加深了民主政體(ti) 的「失真」。

貳 從(cong) 政黨(dang) 到民族：走出既有政體(ti) 分類的誤區

既有的主流政體(ti) 分類標準在於(yu) 「威權-民主」的二分法，這一二分法，而民意對統治政權的存在與(yu) 繼續是否具有根本性的影響成為(wei) 二者的區別所在。此處預設的是「民意」作為(wei) 應然，在政權組織形式中所具備的價(jia) 值可欲性，並以此衡量政體(ti) 劃分乃至評價(jia) 之要素。此處實際上構成一種價(jia) 值主義(yi) 的界定進路，從(cong) 「應然」的「民意至上」概念輻輳出政權的組織原則線索，而非就「實然」的角度，自「可見性」的量化標準對政權組織原則加以提煉。

作為(wei) 中心概念的「民意」，主要量化為(wei) 一次又一次的「自由選舉(ju) 」，在此處「選舉(ju) 」本身亦不構成「威權政體(ti) 」與(yu) 「民主政體(ti) 」的區隔，而是落在「自由」這一前綴對於(yu) 「選舉(ju) 」的詮釋上，因此這一「量化」準則，仍然是以「應然」解釋「應然」，存在價(jia) 值概念的同義(yi) 重複。在「可見性」的標準下，測度「威權政體(ti) 」與(yu) 「民主政體(ti) 」區別的指標在於(yu) 「政黨(dang) 」：即是否具備兩(liang) 個(ge) 以上的競爭(zheng) 性政黨(dang) ，存在通過合法機製競取政權的可能性。這一標準是「可見的」，並量化為(wei) 「一黨(dang) 製事實狀態」與(yu) 「多黨(dang) 製事實狀態」兩(liang) 種不牽涉價(jia) 值定義(yi) 的區隔標準。「威權-民主」的二分法，在實用主義(yi) 路徑，而非價(jia) 值主義(yi) 路徑，則還原為(wei) 「一黨(dang) 製國家」與(yu) 「多黨(dang) 製國家」（含兩(liang) 黨(dang) 製）的區隔並存。「威權-民主」的二分法，有且隻有等價(jia) 於(yu) 「一黨(dang) -多黨(dang) 」二分法，這一分類本身方能擺脫價(jia) 值敘事，而走向事實敘事而成全「客觀性」，成為(wei) 有「可見性」的分類標準；而「政黨(dang) 」構成了這一二分法界定的敘事重心所在。

既有的「威權-民主」二分法，在「可見性」之量化標準下，事實上還原為(wei) 「一黨(dang) 製-多黨(dang) 製」標準，方構成事實敘事，其是憑借「政黨(dang) 要素」才構成敘述的「客觀性」，但這一要要素本身是缺乏「區分度」的。現代政體(ti) 都是一黨(dang) 製，這在中西方一樣，權力和主義(yi) 共同的政黨(dang) 不管多少，都是一黨(dang) 。既有的政黨(dang) 界定途徑，有「理念路徑」與(yu) 「權力路徑」兩(liang) 大類，較符合「理念路徑詮釋」的為(wei) 「使命型政黨(dang) 」，即追求實現某種意識形態為(wei) 政黨(dang) 目的，較符合「權力路徑詮釋」的為(wei) 「掮客型政黨(dang) 」，即追求實現或維係執政權力為(wei) 政黨(dang) 目的，而「權力」或「主義(yi) 」成為(wei) 界定政黨(dang) 的兩(liang) 大要素。如果「權力」或「主義(yi) 」相同或相近，則政黨(dang) 的分類本身缺乏「區分度」訴求的「清晰性」，構成無意義(yi) 的排列組合，政黨(dang) 的區分本身不構成「類本質差異」。

在當代，任何成熟的社會(hui) ，必然經曆典型的政治發展進程，完成成熟國家的建構。成熟國家的建構進程，在於(yu) 經曆或克服五個(ge) 階段的危機：認同危機、正當性危機、貫徹力危機、參與(yu) 危機與(yu) 分配危機，尤其是首要的認同危機，決(jue) 定一個(ge) 社會(hui) 共同體(ti) 能夠完成起碼的認同歸屬，而實現自身的運轉維係而不至於(yu) 解體(ti) 奔潰。認同危機，構成任何可持續的社會(hui) 共同體(ti) 必已經曆的危機。而認同危機的本質，在於(yu) 社會(hui) 有無全民共識的基礎性作用。

全民共識旨在在各階層、各種身份的人們(men) 各種利益訴求之間，有評判是非、協調利益關(guan) 係的共同標準，構成社會(hui) 成員對於(yu) 社會(hui) 前途與(yu) 運轉及其基礎建製等根本問題的基本取向與(yu) 看法，當社會(hui) 存在撕裂、利益難以調和、身份政治猖獗時，這些基本看法與(yu) 取向的一致使得社會(hui) 共同體(ti) 不至於(yu) 解體(ti) 而維持運轉，構成建設性的因素。而全民共識總是以一些列本源性的意識形態棱鏡，所窺測與(yu) 建構的，主流的意識形態敘事是對於(yu) 全民公司內(nei) 涵的取向或看法的基本線索。任何成熟的社會(hui) 均具備全民共識，任何全民共識都根植於(yu) 本源性的意識形態理念，因而任何有全民共識的社會(hui) 均共享一套本源性的意識形態敘事，後者作用於(yu) 社會(hui) 成員對於(yu) 根本問題加以看待的預設視角與(yu) 理解理路，而任何具備成熟性的社會(hui) 均共享這一套本源性的意識形態敘事，政黨(dang) 作為(wei) 前者的政治要素構成也棲身於(yu) 這一本源性意識形態敘事之下實現自身的合理化與(yu) 在地化。因而「主義(yi) 」本身，就具體(ti) 社會(hui) 共同體(ti) 內(nei) 部而言，不存在根本性的「區分度」；而「權力」要素本身對於(yu) 任何政黨(dang) 而言，多是「無差別性」的概括，即任何有實力與(yu) 意願的政黨(dang) ，均以執政權訴求納入本當黨(dang) 綱之中。權力和主義(yi) 共同的政黨(dang) 不管多少，都是一黨(dang) 。

既有的「威權-民主」二分法，在「可見性」之量化標準下，事實上還原為(wei) 「一黨(dang) 製-多黨(dang) 製」標準。而從(cong) 「權力」與(yu) 「主義(yi) 」對政黨(dang) 做事實性區分後，任何成熟社會(hui) 共同體(ti) 內(nei) 的政權組織形式，事實上均可還原為(wei) 「一黨(dang) 製」，即由同一「類本質」的主義(yi) 訴求與(yu) 權力訴求的政黨(dang) 事實執掌政權。以美國的兩(liang) 黨(dang) 政治為(wei) 例，二者均是共享一套自由主義(yi) 話語作為(wei) 本源性意識形態，同受一種對於(yu) 社會(hui) 建製之根本問題的一致看法與(yu) 取向，以實現社會(hui) 自身的自維持。二者的主要訴求差異，則體(ti) 現在墮胎、移民、環保、減稅等具體(ti) 政策差異，後者作為(wei) 政策性議題不構成政黨(dang) 作為(wei) 概念本身的充要命題的區分界定。因而，現代政體(ti) 都是一黨(dang) 製，這在中西方一樣，權力和主義(yi) 共同的政黨(dang) 不管多少，都是一黨(dang) 。如上文所述，任何成熟的社會(hui) 均具備全民共識，後者作為(wei) 意識形態命題造就這一社會(hui) 共同體(ti) 中不同政黨(dang) 的「本質定義(yi) 」與(yu) 「共享紐帶」。政黨(dang) 對於(yu) 政治議程的影響是直接性的，而全民共識則與(yu) 各社會(hui) 共同體(ti) 的政治議程息息相關(guan) ，不光定義(yi) 了不同的政黨(dang) 、也定義(yi) 了不同的政治。

從(cong) 「政黨(dang) 」轉移到「全民共識」，是對政治事實更精準的把握，而後者見之於(yu) 「民族」的概念中，作為(wei) 曆史生成而成全路徑鎖定。從(cong) 「政黨(dang) 」到「民族」，構成對政治現實更本質的測度。德國曆史法學派薩維尼主張，法的發展隻能追溯到民族精神那裏，道出了「法」與(yu) 構成曆史生成與(yu) 現況約束的「民族性」的關(guan) 係，「民族性」是耦合現況與(yu) 未來，聯係動態與(yu) 靜態，勾連狀態與(yu) 生成的中心概念，是對於(yu) 「民族」本身作為(wei) 社會(hui) 建構的建構過程及其成果的抽象，是一種曆史性、有機性的提煉與(yu) 總結。政治構造物，並非由立法者隨意創製，而是作為(wei) 民族意識中鮮活的信念——如同民族的語言、道德、風俗——被把握的。誠然，某種政治信念也為(wei) 立法者所頒布出來，但其發展和變化卻深深植根於(yu) 曆史，是隨著時代的變幻而有機發展的。「民族性」決(jue) 定了「全民共識」，後者構成一係列具體(ti) 社會(hui) 中「政治大廈」的基石，民族在實踐中對政治的不斷變化的需求就成為(wei) 了政治信念與(yu) 構造的承擔者，亦構成對於(yu) 各個(ge) 具體(ti) 社會(hui) 之政治運作更切近的理解視角所在。對政治或者政體(ti) 的理解，需要從(cong) 「政黨(dang) 」走向「民族」，由「二維」走向「三維」。

叁 合適的政體(ti) 分類學矯正

一、責任之民族性

在社會(hui) 文化領域，人們(men) 界定某個(ge) 問題的角度，往往帶來對於(yu) 該問題性質的理解與(yu) 體(ti) 認，並伴隨著與(yu) 之相應的問題之解答理路；而如果界定問題的角度出了偏差，那麽(me) 其後的性質體(ti) 認與(yu) 解答理路亦會(hui) 出現偏差；比如民主一詞的背後，預設了道德與(yu) 非道德之二分法視角，並潛藏了普遍化這一道德追求的民主使命。而界定的角度，當是在一定的視角下開啟的界定，這往往根植於(yu) 特殊文化的脈絡中。特定文化脈絡中的核心概念，構成界定之角度的聚焦點，由此輳幅認知、詮釋乃至意義(yi) 附加所在，支撐起對於(yu) 社會(hui) 文化總體(ti) 的解釋框架；而建立在聚焦點的對焦之上，肯認其背後的性質體(ti) 認與(yu) 解答理路，形成框架之內(nei) 的邏輯自洽與(yu) 機理一致。但問題在於(yu) ，這一聚焦的核心概念，總是根植於(yu) 特定社會(hui) 文化領域曆史生成的產(chan) 物，用某一核心概念作為(wei) 聚焦點，所形成的視角以詮釋另一異質社會(hui) 文化領域的總體(ti) 風貌，則會(hui) 帶來視差。所謂視差，指涉緣由於(yu) 視角不當而造成的錯誤知覺，而以錯誤的聚焦點支撐起對於(yu) 異質社會(hui) 文化領域總體(ti) 的性質體(ti) 認與(yu) 解答理路。

中西「視差」的切入點，在於(yu) 對待權力乃至於(yu) 政府，於(yu) 根本上之價(jia) 值預設之不一致。是基本肯定的立場看待權力乃至於(yu) 政府，還是於(yu) 基本否定之視角看待權力乃至於(yu) 政府。儒學對於(yu) 政府乃至於(yu) 權力的看待是基本正麵的，並以對實際存在之政治傳(chuan) 統乃至於(yu) 權威之基本肯定前提下，著手對於(yu) 治理問題的政治論述；西學對於(yu) 政府乃至權力的看待則基本消極，稍有正麵者界定為(wei) 「必要之惡」，即承認其必要性，但於(yu) 性質上仍定義(yi) 為(wei) 「惡」之物。兩(liang) 種立場之不同，可能殊異於(yu) 二者各自迥異的人性觀，乃至於(yu) 宗教「罪性」思想之有無，但立場之不同是存在的，並可引以為(wei) 「視差」之切入點，剖析各自實質的「聚焦」所在。

對於(yu) 政府乃至於(yu) 權力，與(yu) 其相對應的褒貶兩(liang) 端之態度為(wei) ：一在於(yu) 小政府立場，認為(wei) 管的越少之政府即為(wei) 最好之政府，二在於(yu) 大政府立場，認為(wei) 積極的政府可以增進社會(hui) 的團結與(yu) 和諧，促進個(ge) 人與(yu) 公益之平衡；前者是由對政府乃至權力之基本否定預設自然衍生，後者則由基本肯定之預設。合理化二者的分別是，大政府的弊端或小政府的利得傳(chuan) 導至個(ge) 人本位，以及大政府的利得或小政府的不足如是傳(chuan) 導：即大政府威脅個(ge) 人權利，與(yu) 大政府助益個(ge) 人利得；或小政府助益個(ge) 人權利，與(yu) 小政府不利個(ge) 人利得。與(yu) 公權力相對應的概念在於(yu) 私權利，二者構成反題，對於(yu) 公權力的基本否定立場，等同對於(yu) 私權利的基本肯定態度，由小政府、壞政府之導出，聚焦於(yu) 「權利」概念之上。將公權力合理化的命題，在於(yu) 公權力憑借公共資源之施用，助益個(ge) 人利得；而施用到利得得以導出的關(guan) 鍵預設在於(yu) 公權力能「履行責任」，「責任」即是政府乃至權力被訴求之施用公共資源以助益個(ge) 人利得，公權力助益個(ge) 人利得與(yu) 公權力能較好履責乃是同義(yi) 命題，大政府、好政府所導出的聚焦點，則在於(yu) 「責任」。「權利政治」與(yu) 「責任政治」各自構成，由不同之政府與(yu) 權力預設切入，所得之各自合理化之必要「聚焦」所在，成為(wei) 價(jia) 值性命題「視差」之關(guan) 鍵。

在西學的認知框架中，核心的價(jia) 值概念詞匯在於(yu) 以自由所詮釋的「權利」。權利的詞源學來源，根植於(yu) 西方社會(hui) 文化的曆史演進之中，從(cong) 古希臘時代的「公民權利」、古羅馬時代的「民法權利」、日耳曼時代的「習(xi) 慣權利」到近代的「自然權利」與(yu) 「自由權利」等，權利構成西學認知框架的聚焦點所在。由是，在政治的應然定義(yi) 上，秉持權利第一之觀點，由自由權利藉憑幾何圖式的設計與(yu) 推演出政府與(yu) 社會(hui) 乃至個(ge) 人的權利領域與(yu) 權利邊界，憑借不可驗證的「天賦權利」藉由「完備理性」設計與(yu) 規劃出各領域與(yu) 各部分的清晰權利邊界來。視角的切入點是殊異的，在彼此的視線內(nei) 呈現出各自自足：以「自由權利」的預設推衍出社會(hui) 、政府與(yu) 個(ge) 人的「權利界限」，以各自的自由狀態作為(wei) 「善」的合法性證成，基於(yu) 一種「天賦-權利-自由-製衡」的邏輯論證線條，構成西學觀察社會(hui) 政治總體(ti) 的粗框架。憑借實力的加持，西學的製衡取向被普遍主義(yi) 化，帶來民主-專(zhuan) 製分類學在政治話語上的優(you) 勢地位，而不具備票決(jue) 民主特點的諸多社會(hui) 文化總體(ti) ，基於(yu) 「製衡取向」的聚焦失敗，被化約與(yu) 整合入「專(zhuan) 製政體(ti) 」，東(dong) 方政治也是一例，構成政治力主導判斷力的又一顯例。

不同於(yu) 西學於(yu) 價(jia) 值關(guan) 切上，執著於(yu) 權利訴求的根本性，中學一開始便立足於(yu) 政治作為(wei) 一種治理者與(yu) 被治者相互關(guan) 係之責任性的理解，在複雜的政治事務中，重要不是憑借不可驗證的「天賦權利」藉由「完備理性」設計與(yu) 規劃出各領域與(yu) 各部分的清晰權利邊界來，而是「治者」在實然已有的權力資源上，本身對被治者樹立起應有的、指涉各個(ge) 複雜麵向的「責任」，並約以成文。「權利政治」與(yu) 「責任命題」成為(wei) 東(dong) 西政治的分界線所在。「責任命題」與(yu) 「權利政治」、「責任取向」於(yu) 「製衡取向」構成東(dong) 西學的分野。

所謂「責任命題」與(yu) 「權利政治」的分野，牽係到儒學與(yu) 西學在政治問題領域之根本價(jia) 值關(guan) 切的分野，也即對於(yu) 權力乃至政府之作用的根本價(jia) 值判斷之差異：是將權力在本源上認定為(wei) 善還是惡，是將政府之作用在根本上認定為(wei) 「充分之善」還是「必要之惡」，前者基於(yu) 對於(yu) 權力乃至政府之肯定上對「責任」的關(guan) 切，後者立足對於(yu) 權力乃至政府之否定上對「權利」的堅持。價(jia) 值命題是存在視差的，也在根本呈現出價(jia) 值要素的平等，某一價(jia) 值語境中的中心命題，移植入另一價(jia) 值命題中當呈現「價(jia) 值衰減」，不能成全另一價(jia) 值尺度裁判下的既有「價(jia) 值完滿」。視差是有趣的，如果將儒學的價(jia) 值語境聚焦為(wei) 「責任」，而西學的價(jia) 值命題還原為(wei) 「權利」，所形成的是平等價(jia) 值要素間的「視差」。如果移情於(yu) 這一「視差」，那麽(me) 問題之界定、理解、體(ti) 認乃至解答理論，將會(hui) 煥然一新。

二、責任之全景性

既往所有的政體(ti) 分類標準都存在一種問題：純形式化的問題。執著於(yu) 政體(ti) 在形式層麵的分類與(yu) 界定，而忽視政體(ti) 實際運行狀態中的麵向澄清與(yu) 過程還原，而實際上均是屬於(yu) 對於(yu) 政體(ti) 的「二維層麵」的定義(yi) 與(yu) 詮釋，或者是執著於(yu) 主權者人數的形式劃分，或者是著重於(yu) 最高領導者產(chan) 生機製的形式差異，都是可以還原為(wei) 「二維層麵」的形式要素的堆積與(yu) 構建。但政體(ti) 本身，是植根於(yu) 具體(ti) 的活生生的社會(hui) 現實之中的，「二維層麵」的形式要件實質上是鑲嵌在「三維層次」的實質內(nei) 容中的。「社會(hui) 內(nei) 容」本身對於(yu) 「政體(ti) 形式」的優(you) 劣及良惡與(yu) 否，具有根本上的決(jue) 定力，「三維層次」的空間環境本身可以起到矯正或者扭曲「二維層麵」的政體(ti) 形式，造就政體(ti) 實質麵向呈現的不同樣貌，而後者實際上是對於(yu) 政體(ti) 真實性的最好詮釋。純形式化的政體(ti) 分類界定，造就的是既有政體(ti) 分類標準對於(yu) 政體(ti) 本身在「二維層麵」的片麵描述，忽略了其在「三維層次」空間環境中的實質麵向的呈現，而如果既有的政體(ti) 分類標準帶有「價(jia) 值評價(jia) 因素」，則會(hui) 導致該「價(jia) 值評價(jia) 因素」的實質評判之失真。因而，有必要導出合適的政體(ti) 分類學矯正，從(cong) 「三維層次」的概念錨定政體(ti) 分類的標準。

首先對於(yu) 政體(ti) 本身，需要作能容納「三維層次概念」的擴大詮釋。政體(ti) 是國家的政治、統治形態，即國家政治體(ti) 係運作的形式，其本身是具有抽象性的形式範疇。抽象的概念是不能憑借自身得到自我的呈現，必須通過外物來證成自身的存在於(yu) 展示，藉由外物的反映達到對自身的詮釋與(yu) 界定。政體(ti) 得以藉由而表現自身的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形塑政體(ti) 的憲法文本，作為(wei) 產(chan) 生政府的前提條件，達成對於(yu) 政體(ti) 「靜態的說明」，二是政體(ti) 本身所創造的政府的活動進程，作為(wei) 政府產(chan) 生後的結果，達成對於(yu) 政體(ti) 「動態的說明」。前者構成政體(ti) 之「死的現實」，後者構成政體(ti) 之「活的現實」。「死的現實」與(yu) 「活的現實」共同闡釋了政體(ti) 的真正麵向，構成了政體(ti) 圖景的全麵呈現。

其次對於(yu) 標準概念的選取，需把握政體(ti) 圖景呈現應有的「三維層次性」，本文建議選擇功能主義(yi) 的進路得出標準的概念。從(cong) 功能主義(yi) 的角度，避免純規範界定的理念爭(zheng) 議與(yu) 實證難題，將政體(ti) 功能發揮程度的好壞作為(wei) 政體(ti) 分類的根本依據，將理念準繩與(yu) 實證界定下沉至政體(ti) 之功能層麵，即形塑一個(ge) 怎麽(me) 樣的政府的能力；而在界定政府好壞之層麵，則以功能主義(yi) 思路一以貫之，考察什麽(me) 概念能作為(wei) 政府基本功能所係。從(cong) 而能實現這一政府功能的政府，即是能實現自身功能的政體(ti) ，而這樣的政體(ti) 標準構成了新的政體(ti) 分類學。

以責任性為(wei) 界定政府的基本功能之準線，是具有超曆史的適用性的。從(cong) 強道德意義(yi) 出發，政府是作為(wei) 社會(hui) 委托的代理人之身份履行管理的職能，對管理對象負起責任是正常的委托代理關(guan) 係下判斷政府良惡之準線，關(guan) 乎政府運行的合法性；從(cong) 弱道德意義(yi) 出發，政府作為(wei) 管理者，其自身施政過程的盡責情況影響到被管理者的反饋與(yu) 再輸入，從(cong) 而關(guan) 係到該政府持續運行的合理性基礎。不論是強道德還是弱道德，二者均要求政府將責任性作為(wei) 自身運行的基本價(jia) 值與(yu) 根本訴求，這具有跨越曆史的普世性，從(cong) 而避免了話語爭(zheng) 議。由此，以責任性作為(wei) 了功能發揮情況的基本判斷準則。因此，政體(ti) 是否具備責任性，即能否實現自身應有的功能，也即是否能形塑一個(ge) 本身功能良好的政府，成為(wei) 政體(ti) 劃分的新依據。而「責任性」本身，在對於(yu) 政體(ti) 的擴大詮釋中展示自身，通過政體(ti) 「死的現實」與(yu) 「活的現實」，分別得到「靜態的說明」與(yu) 「動態的說明」，從(cong) 而在政體(ti) 中得以呈現自身。

肆 責任性的詮釋

對於(yu) 「責任性」的詮釋，由於(yu) 需要擺脫既有「民主-威權」二分法帶來的單一價(jia) 值訴求之凸顯乃至滿溢，需要對其加以「整全性」的理解，而後者是建立在對於(yu) 概念的知識性理解之上的，將概念本身作為(wei) 一個(ge) 知識範疇加以把握，從(cong) 而考量其中應有的各種「整全性」訴求的價(jia) 值要素，達到概念本身內(nei) 涵的豐(feng) 富與(yu) 包容。

如果將「責任性」的概念作知識性的考察，那麽(me) 需要一定的形式要件確定其中應納入的價(jia) 值要素得以承載的架構基礎，後者通過提供一種線性的維度在其中得以考慮各種應有價(jia) 值要素的位置與(yu) 坐標。康德的先驗要素論，提供了一切對知識性要素加以界定與(yu) 澄清，所必須的先驗形式要素。康德認為(wei) ，一切知識都是以經驗開始的,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都來源於(yu) 經驗。在經驗中有其來源的知識是經驗性知識;完全不依賴於(yu) 任何經驗所發生的知識是先天知識;先天知識中完全沒有摻雜（徐娜，2010，頁50）。

任何經驗性的東(dong) 西的知識是純粹知識。先驗的立場是對象對我們(men) 可能的條件，即對象得以成為(wei) 現象的條件,先驗是先天知識得以形成的條件。而時間與(yu) 空間，充當了我們(men) 得以理解知識性概念的先天形式要素，構成了一切之時性概念的先天直觀形式。外部的一切經驗，隻有通過時間與(yu) 空間的表現，才能展示自身而成全自身的經驗性內(nei) 涵，而時間、空間構成了我們(men) 詮釋與(yu) 界定概念的先天形式要件，作為(wei) 先驗觀念要素支撐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其他經驗性要素。因而，對於(yu) 「責任性」的詮釋，也可以通過時間、空間提供的參照架構，作為(wei) 理解其所具有價(jia) 值要素的承載平台，即是對於(yu) 該概念的理解可以從(cong) 時間、空間兩(liang) 條軸線出發，而以此為(wei) 基點衡量其「整全性」訴求的各種價(jia) 值要件。

同時，對於(yu) 「責任性」的詮釋，要置於(yu) 政治性的語境中加以考慮，即在時間與(yu) 空間軸線上生發的價(jia) 值點，需要經過「政治」的「過濾」才能被納入「責任性」的理解與(yu) 界定中。對於(yu) 「責任性」的理解，需要具備「政治性」。對於(yu) 「政治」的詮釋，政治學中有兩(liang) 個(ge) 經典性論斷，一則是伊斯頓的政治觀，將政治界定為(wei) 社會(hui) 價(jia) 值的權威性分配，在英美自由主義(yi) 的語境下凸顯了政治的「經濟-技術性」，二則是卡爾.施密特的政治觀，將政治界定為(wei) 敵友區分，在歐陸自由主義(yi) 的語境下凸出了政治的「嚴(yan) 肅-對立性」。兩(liang) 種政治觀導出的，是對於(yu) 政治兩(liang) 個(ge) 麵向的理解，前者指向社會(hui) 共同體(ti) 的「內(nei) 向維度」，後者涉及社會(hui) 統一體(ti) 的「外向麵相」。綜合兩(liang) 者，得出的對於(yu) 「責任性」的「政治」語境理解，一來有「內(nei) 向」與(yu) 「外向」的分殊，二來有「經濟-技術」與(yu) 「嚴(yan) 肅-對立」的共容。一切應有的「整全性」價(jia) 值訴求，需要在「政治性」導出的這兩(liang) 種濾網下才能呈現自身，成為(wei) 應有的價(jia) 值要素，這構成了對於(yu) 價(jia) 值要件的約束條件。

在時間的軸線上詮釋「責任性」的理解，得出來的「責任性」的三個(ge) 維度：過去、當下與(yu) 未來。一個(ge) 特定社會(hui) 的特定政體(ti) 或者政府，是嵌入於(yu) 一個(ge) 具體(ti) 的社會(hui) 之中，按胡適的話說，也就是嵌入於(yu) 一個(ge) 「不朽的大我」之中。這個(ge) 「不朽的大我」是在特定的當下，建立在與(yu) 過去的連續性及未來的開放性相結合的基礎上。「不朽的大我」之所以「不朽」，即是因為(wei) 它並有過去、現在與(yu) 未來。因而特定政體(ti) 的責任性，在於(yu) 這個(ge) 政體(ti) 能對這個(ge) 「不朽的大我」無窮的過去、無限的當下與(yu) 無盡的未來負起責任，能產(chan) 生一個(ge) 可以對此三個(ge) 麵向均負此責任的政府，這構成評估政體(ti) 責任性的三個(ge) 層麵，意味著「責任性」並非是隻是立足於(yu) 當下的功利性概念，也是貫穿過去、現狀與(yu) 將來這一時間軸線的整全性概念。在過去、當下、未來三個(ge) 基點上，錨定「政治性」的價(jia) 值要素，可以得出「責任性」內(nei) 涵的三個(ge) 維度：「曆史責任」、「治理責任」與(yu) 「道德責任」。對於(yu) 過去負起責任，在於(yu) 對於(yu) 本社會(hui) 一脈相承的文化的繼承，意味著一個(ge) 特定政體(ti) 與(yu) 其賴以建立的社會(hui) 之曆史的平衡，即「曆史責任」；對現在負起責任，在於(yu) 對於(yu) 本社會(hui) 複雜萬(wan) 千的現狀的適應，意味著一個(ge) 特定的政體(ti) 與(yu) 其賴以建立的社會(hui) 之現狀之契合，即「治理責任」；對未來負起責任，在於(yu) 對於(yu) 本社會(hui) 麵向未來的發展之善的方向的努力，意味著一個(ge) 特定的政體(ti) 能承擔起它所賴以建立的社會(hui) 的願景，即「道德責任」。置於(yu) 政治語境中，「曆史責任」牽涉到對於(yu) 我群之界定與(yu) 對於(yu) 他群之排斥，體(ti) 現了政治的「嚴(yan) 肅-對立」維度，凸顯了曆史文化的合法性；「治理責任」指涉對於(yu) 此群體(ti) 的經濟技術麵相的治理，體(ti) 現了「經濟-技術」維度，凸顯了功能績效的合法性；「道德責任」通向對於(yu) 此群體(ti) 麵向善的開放可能性，這種善的開放性是民意人心所向，既為(wei) 經濟-技術發展所必須，又為(wei) 我群-他群分殊所要求，凸顯了民意人心的合法性。三種責任均服務於(yu) 本政權乃至本社會(hui) 的自我維持，「曆史責任」關(guan) 乎政體(ti) 的自洽能力，一個(ge) 與(yu) 具體(ti) 社會(hui) 的過去相隔絕的政體(ti) 始終會(hui) 因為(wei) 異質性問題，無法有效的嵌入該社會(hui) ；「治理責任」關(guan) 乎政體(ti) 的績效能力，隻有一個(ge) 能實現對特定社會(hui) 有效治理並產(chan) 出良好績效的政體(ti) ，才能在這個(ge) 社會(hui) 中自我維持；「道德責任」關(guan) 乎政體(ti) 的更新能力，意味著一個(ge) 嵌入並維持在具體(ti) 社會(hui) 的政體(ti) 能通過自我更新，麵對文明演進潮流時保持一種善的開放性，才能為(wei) 社會(hui) 的發展奠定善的方向性，否則這個(ge) 社會(hui) 將會(hui) 陷入停滯乃至萎縮。

在空間的軸線上詮釋「責任性」的理解，得出來「責任性」的兩(liang) 個(ge) 麵向：內(nei) 向與(yu) 外向。從(cong) 空間的維度闡釋「責任性」的麵向，導出來的是兩(liang) 種視角，即外向感知與(yu) 內(nei) 向感知。前者即從(cong) 客體(ti) 的外部對其進行觀察或認識,其特點是觀察對象位於(yu) 觀察者外麵，還原為(wei) 「我群」與(yu) 「他群」的並立關(guan) 係中加以考察，是外向的視角；後者即感知者從(cong) 內(nei) 部某處觀察某物乃是主客對立的感知模式,其對象仍在感知者之外，還原為(wei) 立足於(yu) 本群的「向內(nei) 省察或感知」，是內(nei) 向的視角。（維之，2010，頁41）由此導出的是評估政體(ti) 責任性的兩(liang) 種視角：一是從(cong) 「我群」與(yu) 「他群」的並立關(guan) 係中導出「我群」應有的責任性；二是從(cong) 「我群」作為(wei) 一個(ge) 主體(ti) 向內(nei) 省察或感知導出的「我群」應有的責任性。而在「內(nei) 向」與(yu) 「外向」兩(liang) 個(ge) 維度導出的責任性，均訴求對於(yu) 本政權乃至本社會(hui) 的存續，後者本質上如前所述構成了責任性真實源泉。加以「政治性」的過濾錨定，在「外向」層次上導出的是「領土責任」與(yu) 「獨立責任」，二者均是在「我群」與(yu) 「他群」的並立關(guan) 係中關(guan) 係本政權乃至本社會(hui) 存續所必須的，前者是在「量」的層麵上加以界定，關(guan) 係事物的表象；後者是在「質」的層麵上加以界定，關(guan) 係事物的本質。而在「內(nei) 向」層次上，導出的是「統一性責任」與(yu) 「多元性責任」，二者均是在「我群」作為(wei) 一個(ge) 主體(ti) 向內(nei) 省察與(yu) 探求，由於(yu) 存續的迫切性導出的訴求，前者是在「量」的層麵上加以界定，要求社會(hui) 共同體(ti) 在表層上的統一性與(yu) 秩序性，後者是在「質」的層麵上加以界定，訴求社會(hui) 共同體(ti) 在實質上的多元性與(yu) 多樣性，由此保持本社會(hui) 的活力從(cong) 而支撐社會(hui) 存續的長遠要求。用政治的維度加以闡釋，「領土責任」與(yu) 「獨立責任」主要是在「嚴(yan) 肅-對立性」的語境下，在「我群」與(yu) 「他群」的並立中訴求社會(hui) 的存續；而「統一性責任」與(yu) 「多元性責任」，主要是在「經濟-技術性」的思維中，立足於(yu) 「本群」中訴求社會(hui) 的存續，後者要求社會(hui) 成分的統一性與(yu) 多樣性之並存。兩(liang) 個(ge) 麵向的四種責任也均服務於(yu) 本政權乃至本社會(hui) 的存續問題，「領土責任」與(yu) 「獨立責任」均是在外向視角下謀求本社會(hui) 的存續，通過否認其他一些集體(ti) 乃至界定他們(men) 的身份，達到本群的維持存續，而「統一性責任」與(yu) 「多元性責任」則是在內(nei) 向視角下謀求本社會(hui) 的維持存續，通過綜合乃至分析本群的社會(hui) 構成，通過本群的自我肯定謀求本社會(hui) 的維持存續問題。

因而，在對「責任性」的詮釋中，引入時間、空間作為(wei) 理解的先驗軸線，並在「政治性」訴求的約束條下，過濾出責任應由的內(nei) 涵：排列在時間軸上的「曆史責任」、「治理責任」與(yu) 「道德責任」，以及坐落於(yu) 空間軸上的，外向的「領土責任」、「獨立責任」與(yu) 內(nei) 向的「統一性責任」和「多元性責任」。

伍 「責任性」的政體(ti) 體(ti) 現

衡量或評價(jia) 一個(ge) 主體(ti) 是否具備應有的責任性，實質上指稱的是責任性能否在該主體(ti) 上得到呈現，而合適的評價(jia) 標準在於(yu) 「心跡之判」：「心跡既二分，利害不兩(liang) 提」，從(cong) 動機與(yu) 行為(wei) 兩(liang) 個(ge) 範疇界定責任性是否得到呈現，一是訴求有履行責任的動機，二是訴求有履行責任的行為(wei) 。動機與(yu) 行為(wei) 實質上並沒有嚴(yan) 格的對應關(guan) 係，好的動機可以產(chan) 生壞的行為(wei) 結果，而壞的行為(wei) 動機亦可能無意間產(chan) 生好的行為(wei) 後果，但兩(liang) 者畢竟都是責任性呈現的考察範疇，因而對於(yu) 兩(liang) 者適宜采取並舉(ju) 的分析態度，給予分別的考察。

從(cong) 量化的標準來分析，那麽(me) 對於(yu) 動機的測度遠遠難於(yu) 對於(yu) 行為(wei) 的測度。一個(ge) 主體(ti) 的行為(wei) 後果，可以充當該主體(ti) 是否履責的真實行為(wei) 說明，「履責行為(wei) 」是容易被量化把握與(yu) 見證的，見之於(yu) 「履責效果」。而在當下關(guan) 係高度複雜化的社會(hui) 中，對於(yu) 真實顯露之動機的界定絕非易事。不過一個(ge) 主體(ti) 「履責宣示」亦可視作具有「履責動機」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它是對於(yu) 「動機說明」的最弱條件：一個(ge) 主體(ti) 單單憑借「履責宣示」，不足以判斷其是否具備真實的「履責動機」，但倘若主體(ti) 缺乏起碼的「履責宣示」，那麽(me) 談何具有履責的動機。因此，從(cong) 量化的標準而言，「履責行為(wei) 」的界定易於(yu) 「履責動機」的界定，然而後者依然可以通過「履責宣示」得到最弱意義(yi) 上的呈現與(yu) 表露。

從(cong) 溯源的標準來分析，即動機與(yu) 行為(wei) 何者對於(yu) 責任的履行更具有根本原因的角度上，那麽(me) 「履責動機」對應於(yu) 「履責行為(wei) 」而言更具有優(you) 先性，即對一個(ge) 主體(ti) 的履責動機的評判，在價(jia) 值性上要優(you) 於(yu) 履責行為(wei) 效果的評判。從(cong) 極端上說，一個(ge) 主體(ti) 缺乏好的「履責行為(wei) 」，但卻具有恒久之好的「履責動機」，在長遠上一定會(hui) 達成好的動機之變現，根本上重塑當下「履責行為(wei) 」的呈現；而一個(ge) 主體(ti) 當下具有好的「履責行為(wei) 」但卻缺乏起碼的「履責動機」，則不能長久保持「履責行為(wei) 」的良性呈現。前者在最壞的可能性下，仍然可以視作通向善的「試錯過程」，而後者在最好的可能性下，不過是一個(ge) 隨時伴隨著毀滅危險的「偶然結果」，因而「動機」較「行為(wei) 」更具有優(you) 先性。

從(cong) 量化的標準加以分析，導出的是「履責行為(wei) 」較「履責動機」更為(wei) 清晰的呈現，前者見之於(yu) 「履責效果」的界定，後者隻能通過「履責宣示」得到最弱意義(yi) 的說明；但從(cong) 溯源的標準來分析，「履責動機」在責任之承擔方麵，較於(yu) 「履責行為(wei) 」更具有根本性與(yu) 優(you) 先性。兩(liang) 者合論，則「履責宣示」與(yu) 「履責行為(wei) 」大體(ti) 可以視為(wei) 同一位階的衡量標準，評判主體(ti) 的責任性承擔情況，充當評價(jia) 主體(ti) 責任性的範疇。

將責任性呈現的主體(ti) 定位於(yu) 政體(ti) ，亦是在於(yu) 政體(ti) 的「履責動機」與(yu) 「履責行為(wei) 」的分別展現，前者反映為(wei) 「履責宣示」，後者見之於(yu) 「履責效果」。政體(ti) 是國家的政治、統治形態，即國家政治體(ti) 係運作的形式，其本身是具有抽象性的形式範疇。抽象的概念是不能憑借自身得到自我的呈現，必須通過外物來證成自身的存在於(yu) 展示，藉由外物的反映達到對自身的詮釋與(yu) 界定。政體(ti) 得以藉由而表現自身的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形塑政體(ti) 的憲法文本，作為(wei) 產(chan) 生政府的前提條件，達成對於(yu) 政體(ti) 「靜態的說明」，二是政體(ti) 本身所創造的政府的活動進程，作為(wei) 政府產(chan) 生後的結果，達成對於(yu) 政體(ti) 「動態的說明」。前者構成政體(ti) 之「死的現實」，後者構成政體(ti) 之「活的現實」，共同闡釋了政體(ti) 的真正麵向。而憲法文本作為(wei) 靜態的現實，對應於(yu) 政體(ti) 的「履責動機」，說明了政體(ti) 本身的「履責宣示」；政府進程作為(wei) 能動的現實，對應於(yu) 政體(ti) 的「履責行為(wei) 」，達致對於(yu) 政體(ti) 「履責效果」的說明，共同構成了成評估政體(ti) 責任性的兩(liang) 重維度：政體(ti) 的「履責意識」與(yu) 「履責能力」。體(ti) 現在憲法文本上的政體(ti) 的「履責意識」，用於(yu) 反映政體(ti) 本身宣示意義(yi) 上的「履責動機」；體(ti) 現在政府進程上的政體(ti) 的「履責能力」，用於(yu) 反映政體(ti) 本身效果意義(yi) 上的「履責行為(wei) 」，由此再講時間軸與(yu) 空間軸上的責任概念加以引入，構成責任性的政體(ti) 體(ti) 現的坐標。

首先是引入時間軸上的責任概念。

從(cong) 政體(ti) 的「履責意識」來看，一來，反映於(yu) 該政體(ti) 對過去的責任性，即「曆史責任」，即是在該政體(ti) 本身具有同運作於(yu) 其中的社會(hui) 之文化延續的「傳(chuan) 承意識」，從(cong) 必要條件來說，即該政體(ti) 的憲法文本，具有對於(yu) 本社會(hui) 一脈相承的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肯定的承諾或宣示；二來，反映於(yu) 該政體(ti) 對當下的責任性，即「治理責任」即是政體(ti) 對於(yu) 其所管理的社會(hui) 具有的「治理意識」，從(cong) 必要條件看，則是政體(ti) 的憲法文本，具有對於(yu) 本社會(hui) 的良好治理承諾與(yu) 治理宣示；三來，反映於(yu) 該政體(ti) 對於(yu) 未來的責任性，即「道德責任」，即是政體(ti) 對於(yu) 其所管理的社會(hui) 具有的「道德意識」，從(cong) 必要條件來講，體(ti) 現在政體(ti) 的憲法文本，具有對於(yu) 該社會(hui) 發展願景的美好承諾與(yu) 係統規劃的安排體(ti) 現。

從(cong) 政體(ti) 的「履責能力」來看，一來，反映於(yu) 該政體(ti) 對過去的責任性，即「曆史責任」，即是該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具有維係與(yu) 延續運作於(yu) 其中的社會(hui) 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能力」，該政體(ti) 創造的政府，具有同該社會(hui) 一脈相承的文化取向的契合性，製度現狀本身具有「曆史文化合法性」；二來，反映於(yu) 該政體(ti) 對於(yu) 當下的責任性，即「治理責任」，即是該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具有助益於(yu) 政府產(chan) 生長久的治理績效的能力，體(ti) 現在該政體(ti) 創造的政府具備良好的社會(hui) 治理能力，製度現狀本身具有「功能績效合法性」；三來，反映於(yu) 該政體(ti) 對於(yu) 未來的責任性，即「道德責任」，即是該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具有支撐社會(hui) 在善的方向保持基本的開放性空間，體(ti) 現在該政體(ti) 創造的政府有對於(yu) 社會(hui) 未來美好願景的支持性，製度現狀本身具有「民意人心合法性」。

其次是引入空間軸上的責任概念。

從(cong) 政體(ti) 的「履責意識」來看，首先反映於(yu) 政體(ti) 對於(yu) 外向視角的責任性範疇，即「領土責任」與(yu) 「獨立責任」，政體(ti) 本身具備在國際環境中捍衛自身統一性與(yu) 獨立性的存續訴求，從(cong) 必要條件來說，則是政體(ti) 的憲法文本，堅持與(yu) 捍衛本族群的領土完整與(yu) 法理獨立，不支持任何放棄領土，或者依附強權的法律承諾；其次反映於(yu) 政體(ti) 對於(yu) 內(nei) 向視角的責任性範疇，即「統一性責任」與(yu) 「多元性責任」，政體(ti) 本身具備在社會(hui) 視野中捍衛自身社成的秩會(hui) 構序統一性與(yu) 成分多樣性的存續訴求，從(cong) 必要條件來說，則是政體(ti) 的憲法文本，捍衛與(yu) 突出本族群社會(hui) 的秩序統一性，寬容與(yu) 保護本族群社會(hui) 的成分多元性，政體(ti) 在維係本社會(hui) 的秩序與(yu) 活力發麵，均具備法律支持要件。

從(cong) 政體(ti) 的「履責能力」來看，首先反映於(yu) 政體(ti) 對於(yu) 外向視角的責任性範疇，即「領土責任」與(yu) 「獨立責任」，即是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將堅持與(yu) 捍衛本族群的領土完整與(yu) 法理獨立的存續訴求能夠加以變現，納入所創造的政府進程的議事日程中，體(ti) 現為(wei) 一些列真實的政府活動進程，作為(wei) 捍衛領土完整與(yu) 國家獨立的現實進程的支撐，具有製度現狀的「捍衛性能力」，維持本社會(hui) 族群的獨立與(yu) 完整；其次反映在政體(ti) 對於(yu) 內(nei) 向視角的責任性範疇，即「統一性責任」與(yu) 「多元性責任」，即是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將捍衛自身社成的秩會(hui) 構序統一性與(yu) 成分多樣性的存續訴求能夠加以變現與(yu) 落實，將文本意義(yi) 上的「履責宣示」能變現為(wei) 切實的政府政策的運行麵貌，見之於(yu) 通過政府真實的活動進程對於(yu) 秩序性與(yu) 多元性的維係與(yu) 保留，前者導出的是製度現狀的「介入性能力」，從(cong) 而將秩序性訴求加以實現；後者導出的是製度現狀的「包容性能力」，從(cong) 而將多元性訴求加以達致。

由此，通過對於(yu) 「政體(ti) 」概念的擴大性詮釋，將其還原為(wei) 「動態的現實」與(yu) 「靜態的現實」，再從(cong) 「行為(wei) 」與(yu) 「動機」的範疇二分，可以將時間軸與(yu) 空間軸的諸多責任概念，在「政體(ti) 」範疇上加以錨定與(yu) 體(ti) 現。

陸 責任政體(ti) ：以中國為(wei) 例

對應於(yu) 「責任性」的政體(ti) 體(ti) 現，可以錨定與(yu) 評估中國的政體(ti) ，在「履責意識」與(yu) 「履責能力」兩(liang) 個(ge) 維度去判定該政體(ti) 責任性的有無與(yu) 強弱，從(cong) 而得出中國的政體(ti) 是否在「死的現實」與(yu) 「活的現實」所敞開的擴大詮釋的政體(ti) 全貌上，具有責任政體(ti) 的特質所在。

首先是考察「履責意識」維度上的責任概念的具象。

從(cong) 政體(ti) 責任的「時間軸線」來看，主要考察作為(wei) 政體(ti) 的「死的現實」之憲法文本，有無切近於(yu) 「傳(chuan) 承意識」、「治理意識」與(yu) 「道德意識」的文本宣示或承諾，由此作為(wei) 擔負起對過去、現在與(yu) 未來的責任性的履責動機的必要條件說明。由於(yu) 中國現實體(ti) 製，乃是黨(dang) 治國家，因而黨(dang) 的綱領性檔，亦可以作為(wei) 憲法文本的補充性說明。由此可以在憲法及黨(dang) 綱中錨定責任概念的具象。

「傳(chuan) 承意識」體(ti) 現在憲法序言部分。「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chuan) 統。」明確指出了，該政體(ti) 具有對於(yu) 本社會(hui) 一脈相承的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肯定的承諾或宣示，且在後文又強調了該政體(ti) 同二十世紀以來的革命傳(chuan) 統一脈相承。「治理意識」則以「操作性方法」的形式呈現在序言部分與(yu) 總綱部分，通過對於(yu) 黨(dang) 治國家治理績效曆史的總結與(yu) 回顧，以及未來推動進一步治理的綱領性原則與(yu) 方針的規範與(yu) 確認，在「操作性方法」的意義(yi) 上構成了「治理意識」的梳理與(yu) 說明。「道德意識」也集中體(ti) 現在憲法序言部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hui) 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wei)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li) 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構成了典型意義(yi) 上的「道德宣示」或「道德承諾」。

從(cong) 政體(ti) 責任的「空間軸線」來看，主要考察作為(wei) 政體(ti) 的「死的現實」之憲法文本或憲製性檔，有無契合於(yu) 承擔「領土責任」、「獨立責任」與(yu) 「統一性責任」、「多元性責任」的文本陳述或表述，由此構成擔負起在內(nei) 向視角與(yu) 外向視角而言，對於(yu) 空間存在形式的社會(hui) 應當履行的責任與(yu) 關(guan) 懷，作為(wei) 必要說明條件而說明對該向度上的責任的履責動機。

在憲法文本與(yu) 憲製性檔內(nei) ，可以找到對於(yu) 「領土責任」與(yu) 「獨立責任」的宣示與(yu) 承諾，前者主要體(ti) 現於(yu) 文本內(nei) 對於(yu) 台灣、香港與(yu) 澳門問題的闡述中，如「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ye)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nei) 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後者則是突出體(ti) 現於(yu) 有關(guan) 外交原則的論述中，如關(guan) 於(yu)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nei)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論述。與(yu) 之相應的是「統一性責任」與(yu) 「多元性責任」，則集中體(ti) 現在民族問題領域的闡述與(yu) 敘事中，典型的陳述如「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hui) 主義(yi) 民族關(guan) 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zheng) 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yi) ，主要是大漢族主義(yi) ，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yi) 。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其次是考察「履責能力」維度上的責任概念的具象。

從(cong) 政體(ti) 責任的「時間軸線」來看，主要考察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即在政體(ti) 安排下的真實的政府活動進程中，能否反映出該政體(ti) 所創造的政府在製度進程中，對於(yu) 「曆史責任」、「治理責任」與(yu) 「道德責任」的真實履行，由此作為(wei) 履責能力的見證，支撐其對於(yu) 政體(ti) 運作於(yu) 其中之社會(hui) 的過去、現在與(yu) 未來的責任履行。而從(cong) 政體(ti) 責任的「空間軸線」來看，集中考察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即在政體(ti) 安排下的真實的政府活動進程中，能真實得將堅持與(yu) 捍衛本族群的領土完整與(yu) 法理獨立的存續訴求加以變現，納入所創造的政府進程的議事日程中，能真實得捍衛自身社成的秩會(hui) 構序統一性與(yu) 成分多樣性的存續訴求加以變現與(yu) 落實，既具有製度現狀的「捍衛性能力」，又具有製度現狀的「介入性能力」與(yu) 「包容性能力」，從(cong) 而承擔政體(ti) 在內(nei) 向視角與(yu) 外向視角而言，對於(yu) 空間存在形式的社會(hui) 應當履行的責任與(yu) 關(guan) 懷。

就「曆史責任」、「治理責任」與(yu) 「道德責任」而言，首先，政體(ti) 所創造的政府，具有同該社會(hui) 一脈相承的文化取向的契合性，製度現狀本身具有「曆史文化合法性」，體(ti) 現在「中央集權」、「士人政府」、「富之教之」等原則或理念在製度要素或政策成分中的體(ti) 現，其次，政體(ti) 在「活的現實領域」，具有助益於(yu) 政府產(chan) 生長久的治理績效的能力，體(ti) 現在該政體(ti) 創造的政府具備良好的社會(hui) 治理能力，製度現狀本身具有「功能績效合法性」，直接表現為(wei) 改革開放後四十年治理績效積累所見證的製度的績效產(chan) 出能力；最後，政體(ti) 創造的政府有對於(yu) 社會(hui) 未來美好願景的支持性，製度現狀本身具有「民意人心合法性」，突出體(ti) 現在製度現狀本身對於(yu) 馬克思主義(yi) 思想掛帥的明確與(yu) 堅持，由此導出的「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建設」以政府為(wei) 主導承擔維係社會(hui) 公序良俗的責任，支撐社會(hui) 未來發展向善的可能性加以敞開。就「捍衛性能力」、「介入性能力」與(yu) 「包容性能力」而言，「捍衛性能力」突出體(ti) 現在製度安排下的真實政府活動進程，對於(yu) 領土完整與(yu) 國家獨立的維係能力，直接反映於(yu) 台灣、香港、澳門事務的機構設立及其合預期的功能運轉，以及獨立自主和平外交事業(ye) 的合預期開展，導出對於(yu) 本社會(hui) 完整與(yu) 獨立的捍衛能力之見證；「介入性能力」突出體(ti) 現於(yu) 製度現狀對於(yu) 社會(hui) 統一性維係的製度安排與(yu) 製度能力上，相關(guan) 國家強力機構的設立及其實際進程中的合目的運轉，體(ti) 現政體(ti) 安排下形塑的政府對於(yu) 該社會(hui) 內(nei) 部統一性秩序的支撐能力，並以低犯罪率與(yu) 高安全度作為(wei) 參考數據的支撐；「包容性能力」則突出體(ti) 現在製度安排與(yu) 實際政府進程中，對於(yu) 社會(hui) 多元成分構成而導出的廣泛代表性訴求的回應，以國家權力機關(guan) 的代表名額分配的製度安排及其現實進程為(wei) 例，均堅持了代表名額在應然與(yu) 實然層麵的廣泛代表性原則，導出權力機關(guan) 構成本身的社會(hui) 群體(ti) 多元性代表內(nei) 容，又如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及其實際進程運作，也突出體(ti) 現了對於(yu) 多元民族身份歸屬的製度包容能力。

柒 餘(yu) 論：責任性深化路徑——開放與(yu) 平衡

衡量或評價(jia) 一個(ge) 主體(ti) 是否具備應有的責任性，實質上指稱的是責任性能否在該主體(ti) 上得到呈現，而合適的評價(jia) 標準在於(yu) 「心跡之判」：即是否具備「履責動機」與(yu) 「履責能力」，而見之於(yu) 政體(ti) 責任性評價(jia) ，即是落在時間軸線與(yu) 空間中線諸多中介標準的履責情況，則「履責能力」與(yu) 「履責動機」二者構成責任性敘事的重心所在。就中國的政體(ti) 而言，整體(ti) 來論：「一個(ge) 主義(yi) 」構成對於(yu) 「履責動機」敘事的中心依托，「一個(ge) 政黨(dang) 」構成對於(yu) 「履責能力」敘事的中心依托，二者輻輳於(yu) 時間軸線與(yu) 空間軸線諸多中介，建構出中國政體(ti) 的責任性麵貌。

然而，人對於(yu) 事物現象的認知，總是依托於(yu) 一定的認知框架的，後者由一種思維模式構成，決(jue) 定分析的起點、焦點與(yu) 要素所在，並將這些概念綜合到既設的框架中，導出分析的結果所在。不同的認知框架，由於(yu) 要素提煉的不同、及其不同權重與(yu) 比例的形式構成，往往決(jue) 定了內(nei) 容的體(ti) 認與(yu) 定義(yi) 本身，認知框架作為(wei) 形式是鑲嵌在我們(men) 對於(yu) 事物或現象的內(nei) 容理解中的。不同的認知框架，可以勾連出不同的意義(yi) 結果來，通過重新提煉要素的立基點，重新歸屬各個(ge) 要素的某種相對份額，經由新的知性形式過濾後，會(hui) 呈現出新的內(nei) 容情境之展現與(yu) 詮釋。認知框架對於(yu) 問題分析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前述的「履責動機」與(yu) 「履責能力」均是在「原因-結果」這一框架中得到界定的，動機與(yu) 能力均是作為(wei) 導出責任性的原因，而被加以抽象與(yu) 提煉的。每種框架或範式都具有不完備性，因而解讀與(yu) 詮釋必然帶有局限性的偏差，而框架或範式的反濟意義(yi) 則助益於(yu) 矯正這種局限性。助益於(yu) 責任性提升的路徑，可以藉由認知框架的反濟：由「原因-結果」範式，轉向「方法-目的」範式。不是在「履責能力」與(yu) 「履責動機」的意義(yi) 上，而是在如何助益於(yu) 履責之「手段」上加以提升。

任何有效的手段，本身應內(nei) 涵「開放性」。以「水」作為(wei) 運行之圖解，呈現出「開放性」要素的重要意義(yi)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行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製流，兵因敵而製勝。」水正是依托「無常形、無常勢」的極端變化性，內(nei) 涵著最強的穿透力與(yu) 鍥而不舍的毅力。一種布置與(yu) 操作隻有在不斷更新之下才會(hui) 產(chan) 生功效，也才可能作為(wei) 機製工具，而任何一種布置，一旦固定之後，其內(nei) 在的可能性會(hui) 逐漸消失殆盡。而作為(wei) 一種布置的戰略，亦要保證最大的開放性可能，才能保證持續不斷的力量為(wei) 其帶來優(you) 勢所在，通過交替作用的布置可能性帶來恒常更新之功效來。手段的開放與(yu) 平衡，不僅(jin) 是手段的有效性訴求所恒需，亦是對於(yu) 任何政治困境應有的矯正方法，政體(ti) 責任性的提升，亦在於(yu) 維持手段層麵的「開放」與(yu) 「平衡」。

如前文所述，「一個(ge) 主義(yi) 」構成對於(yu) 「履責動機」敘事的中心依托，在「一個(ge) 主義(yi) 」維係不變易的前提下，探索「一個(ge) 主義(yi) ，多種路徑」，讓社會(hui) 建製的手段層麵議題，而非目的層麵議題，保持應有的開放性；「一個(ge) 政黨(dang) 」構成對於(yu) 「履責能力」敘事的中心依托，在「一個(ge) 政黨(dang) 」維係不變易的前提下，探索「一個(ge) 政黨(dang) ，多種政策」，讓社會(hui) 治理的政策層麵議題，而非方向層麵議題，保持應有的平衡度，助益於(yu) 在「履責手段」上，達到對於(yu) 責任性能力的提升與(yu) 改進。

在根本建製與(yu) 基礎法律設施維持不變的情況下，這一責任性能力的改進可以反溯前文所提及的「民族性」，在法律源頭之縫隙靠民族性智慧彌合，構成一種作風解決(jue) 、態度解決(jue) 、思維解決(jue) 的近路，實現「履責手段」應有的開放與(yu) 平衡。應有的「民族性智慧」之一，在於(yu) 一種「政策的中性」，可以從(cong) 《管子》和《鹽鐵論》尋找智慧，可以從(cong) 毛澤東(dong) 的《論十大關(guan) 係》中尋找智慧。這些治理經典「吾道一以貫之」，都反映出中國政策哲學的核心，即「輕重」、「平準」、「均衡」。

無論是「輕重政策學」還是「平準政策學」，核心點都是政府中性的治理政策，即所有的治理政策都是為(wei) 了實現各部分之間的均衡，從(cong) 而實現可持續的治理進展。（鄭永年，2022）如在作風、態度與(yu) 思維上維係這種中性政策取向，不排斥社會(hui) 建製的手段層麵議題應有之開放性，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政策層麵議題應有之平衡性，而加以「用中」，助益於(yu) 製度能力本身責任性能力的替升與(yu) 改善。

捌 結語

如前文所述，本文提出的「責任政體(ti) 」作為(wei) 新的政體(ti) 分類學概念，可能對於(yu) 當下的「民主-威權」二分範式會(hui) 是一個(ge) 有力的參考替換。更重要的是，這種新的政體(ti) 分類學，有益於(yu) 破除「民主-威權」二分範式在實踐中已造成的流弊與(yu) 濫用，並在新的範式下找尋我國政體(ti) 的定位。期待在政體(ti) 分類學的話語上，有一次範式反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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