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鍾山書(shu) 院：清代江南學術重鎮

作者：葉文舉(ju)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三月十六日癸亥

          耶穌2023年5月5日

清雍正元年（1723年），兩(liang) 江總督查弼納考慮到“江南文風極盛，士子貧寒，膏火不給，無以專(zhuan) 心學業(ye) ”上書(shu) 皇帝請求在省城建立書(shu) 院，得到雍正批準，在省府江寧創建了鍾山書(shu) 院，並獲得了雍正禦批“敦崇實學”的匾額。道光九年（1829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籌款增修。鹹豐(feng) 三年（1853年）因太平天國兵燹被廢。同治四年（1865年）兩(liang) 江總督曾國藩加以重建。光緒七年（1881年）兩(liang) 江總督劉坤一擴修了書(shu) 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鍾山書(shu) 院被改為(wei) 江南高等學堂。

魁然為(wei) 海內(nei) 四書(shu) 院之冠

江寧（南京的舊稱之一）鍾山書(shu) 院延續了近200年，是清代規模最大、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省會(hui) 書(shu) 院之一，乃至晚清安徽巡撫馮(feng) 煦都情不自禁地感歎道：“江寧鍾山書(shu) 院……魁然為(wei) 海內(nei) 四書(shu) 院之冠。”究其根柢，除了建築規模宏大及後文所論學術影響等因素之外，還有以下主要原因。

朝廷重視。鍾山書(shu) 院是省會(hui) 書(shu) 院，卻一直為(wei) 朝廷所關(guan) 注。清初朝廷對書(shu) 院加強抑製，鍾山書(shu) 院能夠被雍正批準建立，而且是雍正王朝在江寧府唯一批準的書(shu) 院，實屬不易，也可見其重要地位。並且鍾山書(shu) 院的山長（清乾隆之後統一改稱為(wei) 院長）由地方主官推薦，一般需要經過朝廷的批準方能任命，也不難看出朝廷對鍾山書(shu) 院的把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六次南巡，都是在鍾山書(shu) 院舉(ju) 行江南省的召試，這在當時沒有任何書(shu) 院能有此榮耀，可見鍾山書(shu) 院的地位與(yu) 影響。

經費豐(feng) 裕。鍾山書(shu) 院辦學經費來源途徑多元，首先它有朝廷禦賜帑金，這也是其他省會(hui) 書(shu) 院難以企及的，如創院之初，雍正就禦賜帑金一千兩(liang) ，還有地方官府辦公經費支持，另有地方官紳捐贈所得，甚至還可以將入官充公銀兩(liang) 改為(wei) 書(shu) 院運營經費，如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兩(liang) 江總督孫玉庭就將官員劉澐的當鋪沒收充公，然後劃撥為(wei) 書(shu) 院的運作經費。如此充足的經費為(wei) 鍾山書(shu) 院人員尤其是院長的聘請、生徒膏火及其他活動的開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院長優(you) 異。鍾山書(shu) 院對院長的選拔是高標準的，書(shu) 院力求“采訪有文望品望，年高而精明強固、足以誨人者為(wei) 之，不拘爵秩，不拘本省、外省”，因江寧的特殊地位及書(shu) 院的優(you) 厚待遇，確實吸引了不少通才俊彥執掌書(shu) 院，錢大昕、梁鼎芬、繆荃孫等都為(wei) 一時之名士。尤其是楊繩武、姚鼐、李聯琇等人擔任院長均在10年之上，院長較長時間的工作有利於(yu) 保持書(shu) 院的教育理念，提高人才培養(yang) 的效果。

生徒廣泛。鍾山書(shu) 院雖然是省會(hui) 書(shu) 院，但所接受的生徒在省籍上並不限於(yu) 本省，除了江蘇、安徽之外，還有浙江、山東(dong) 、江西、河南，甚至還有來自直隸的。而在個(ge) 人的身份上，除了來自府、州、縣學的生徒外，還有舉(ju) 人、監生、貢士，甚至還有縣學教諭等。生徒來源的多元性既增大了書(shu) 院招生的規模，促進了人才培養(yang) 的多樣性，又擴大了書(shu) 院對外的影響力。

人才輩出。鍾山書(shu) 院培養(yang) 了一批在政界、學界聲名遠揚的人才，如錢大昕就是乾隆在鍾山書(shu) 院召試中脫穎而出的，而孫星衍、鄧廷楨、戴祖啟等一批政界、學界名人均在書(shu) 院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些人才走向社會(hui) 後反過來又提高了鍾山書(shu) 院的聲譽，使鍾山書(shu) 院海內(nei) 皆知。

清代江南學術重鎮

鍾山書(shu) 院創院伊始，在完成教書(shu) 育人功能的同時，學術的交流與(yu) 研究也積極開展，尤其是院長的很多學術成果往往是其在執掌書(shu) 院的工作期間完成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學術的推衍與(yu) 演變，鍾山書(shu) 院由此成為(wei) 江南學術重鎮。

鍾山書(shu) 院的首任院長宋衡追崇程朱理學，作《孝悌講義(yi) 》《忠恕講義(yi) 》，將理學思想滲透到日常教學之中。這一理念在後任院長楊繩武、夏之蓉等任上繼續強化，如楊繩武製定《鍾山書(shu) 院規約》，明確提出了“先勵誌”“務立品”“慎交遊”“勤學業(ye) ”“窮經學”等具有濃厚理學色彩的教學理念，並得到了官方支持，乾隆年間兩(liang) 江總督德沛親(qin) 自在書(shu) 院推廣傳(chuan) 播理學，著有《鍾山書(shu) 院講學錄》。乾嘉之時，學術已由以義(yi) 理為(wei) 要義(yi) 的宋學向以考據為(wei) 代表的漢學轉變，鍾山書(shu) 院的學術風氣隨之也有所變化，反映了這一轉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顧鎮擔任書(shu) 院院長，為(wei) 了提升漢學之地位，親(qin) 自作《虞東(dong) 學詩》十二卷，在教學時力求調衡漢宋之學。到盧文弨擔任院長期間，他更加重視漢學，“欲以《說文》救其失”“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使漢學大盛。盧文弨是校讎學大家，他在鍾山書(shu) 院工作期間，校書(shu) 75種次，占到了其一生校書(shu) 的五分之二，盧文弨在鍾山書(shu) 院的工作推動了其學術成果的大量產(chan) 出。而錢大昕史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廿二史考異》，也是錢氏擔任書(shu) 院院長期間最終完成的，該書(shu) 與(yu) 同時代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並稱為(wei) 清代三大考據史學名著。同時，錢大昕還培養(yang) 了孫星衍、談泰等一批漢學學者。嘉慶二十年（1815年），孫星衍在姚鼐之後繼任院長，沉心於(yu) 考據之學，有《尚書(shu) 今古文注疏》等傳(chuan) 世。鍾山書(shu) 院儼(yan) 然成為(wei) 乾嘉漢學的重要陣地之一。到了晚清時期，隨著社會(hui) 的變革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與(yu) 交融，鍾山書(shu) 院學術風向也相應有所改變。道光年間，胡培翬在擔任鍾山書(shu) 院院長期間，主張不惑於(yu) 科舉(ju) ，要“於(yu) 天文、地輿、河工、水利、積貯、教化、武備、刑法、治世諸大政，無不講明切究、熟悉於(yu) 中”，不難看出，此時鍾山書(shu) 院的學術研究已轉向以經世致用為(wei) 旨歸。

與(yu) 教學、學術活動有重要關(guan) 聯的是，鍾山書(shu) 院藏書(shu) 豐(feng) 富，且版本精良。藏書(shu) 有禦賜的書(shu) 籍，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朝廷賜予書(shu) 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各一部，兩(liang) 年後又賜予《欽定重刻淳化閣帖》一部。也有官府為(wei) 之購置的大量書(shu) 籍，如書(shu) 院創立之初，兩(liang) 江總督查弼納就為(wei) 書(shu) 院購買(mai) 了《十三經注疏》《冊(ce) 府元龜》《事文類聚》等大型圖書(shu) 在內(nei) 的書(shu) 籍31種。另外，鍾山書(shu) 院的一些院長如盧文弨、孫星衍、繆荃孫等本身就是著名的校勘學家、藏書(shu) 家，一定程度上也能保障所藏書(shu) 籍的質量。同時，鍾山書(shu) 院刊刻了一些重要文獻，如雍正年間槧刻湯椿年編纂的《鍾山書(shu) 院誌》，對鍾山書(shu) 院起到了很好的宣傳(chuan) 效果。而《鍾山課藝雜體(ti) 詩》《鍾山書(shu) 院乙未課藝》等課藝類著述的刊刻，對教學質量的保證和學術研究的推進都發揮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概而言之，鍾山書(shu) 院在學術研究上既關(guan) 涉理學，又關(guan) 涉經學，既關(guan) 注史學，又關(guan) 注古文，一批學術名家活躍其中，充足的藏書(shu) 和精良的院刻本為(wei) 學術的開展提供了牢固的文獻基礎，鍾山書(shu) 院學術成果豐(feng) 富，洵為(wei) 江南學術的重鎮。

桐城派發揚光大之地

在鍾山書(shu) 院的發展史上，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書(shu) 院對桐城派的最後定型與(yu) 發揚光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桐城派是清代文壇影響最大最為(wei) 深遠的散文流派，思想上追崇程朱理學。其命名雖然與(yu) 安徽桐城直接相關(guan) ，然而其真正產(chan) 生全國性影響的卻是這些出生在桐城的文人在外的積極活動所致。其實鍾山書(shu) 院中有不少文人與(yu) 桐城派之間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擔任鍾山書(shu) 院院長的葉酉就出生在安徽桐城，師從(cong) 桐城派鼻祖方苞。“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實際上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桐城派在他手中定型，並發展為(wei) 全國性的文派。這一切成就的取得與(yu) 姚鼐在鍾山書(shu) 院的活動有著直接的關(guan) 聯。首先，姚鼐在鍾山書(shu) 院有兩(liang) 次擔任院長的經曆，前後合計有22年之多，並最終病卒於(yu) 書(shu) 院院長的任上，他是鍾山書(shu) 院曆任院長中執掌書(shu) 院最長的一位，姚鼐在書(shu) 院的工作時間超長、教學與(yu) 研究工作相對穩定，就能夠專(zhuan) 注投入，非常有利於(yu) 姚鼐在生徒中傳(chuan) 播或滲透桐城派的文章理念。應當說，姚鼐的“義(yi) 理”“考據”“辭章”等文論最終是在鍾山書(shu) 院完成的。其次，鍾山書(shu) 院在生徒選擇上要求嚴(yan) 格，使得大量富有潛力的優(you) 秀人才進入書(shu) 院學習(xi) ，這為(wei) 姚鼐培養(yang) 一批桐城派的中堅力量做了很好的人才儲(chu) 備。事實上效果也確實明顯，如姚鼐在鍾山書(shu) 院培養(yang) 了管同、梅曾亮、方東(dong) 樹、姚瑩等著名的“姚門四傑”，另有劉開、李兆洛、馬宗璉等人都是姚鼐在鍾山書(shu) 院培養(yang) 的優(you) 秀弟子，他們(men) 以後在政界或學界頗有聲望，反過來也擴大了桐城派在全國的影響。還有一批人員如姚椿、陳用光、鮑桂星等，雖然不能獲得在鍾山書(shu) 院正式畢業(ye) 的資格，但他們(men) 仰慕姚鼐，在書(shu) 院伴隨姚鼐左右，成為(wei) 姚門的私淑弟子，同樣成為(wei) 傳(chuan) 播桐城派的重要力量。最後，姚鼐在鍾山書(shu) 院還刊刻了《三傳(chuan) 補注》《國語補注》《九經說》《惜抱軒文集》等一批關(guan) 涉桐城派文論或創作的書(shu) 籍，這有助於(yu) 樹立桐城派理論的大旗，也為(wei) 桐城派的文章寫(xie) 作提供了學習(xi) 的模板或對象，有利於(yu) 桐城派的穩定、發展與(yu) 壯大。

由此可見，鍾山書(shu) 院對江南文風的變化乃至桐城派文人群體(ti) 的形成功不可沒，尤其是姚鼐作為(wei) 桐城派集大成者地位的確立，顯然是離不開他在鍾山書(shu) 院的活動。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鍾山書(shu) 院完成了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使命，被改造為(wei) 江南高等學堂，書(shu) 院最後一任院長繆荃孫擔任了學堂的首任監督，訪聘教員，“皆取淹通篤實之士，講求教授管理之法，實事求是，力戒襲取皮毛陋習(xi) ”，培養(yang) 出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物理學家張貽惠、中國科學院院士周仁等傑出人才，書(shu) 院向新式的大學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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