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國學
    作者：黃燕強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2日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經學來源甚古，“五經”都保存了殷商或西周的曆史材料。經學的研究也很早，西周後期的“陳詩觀風”製度已內含“心言合一”觀的體認，心與詩言的內在一致性是“觀”的行為的前提。春秋人賦詩喜斷章，其目的仍在個己的心意，故其時能推出“詩以言誌”的理論。趙衰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是心性的極則。孔子論詩有“思無邪”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說，而思者樂者傷者，均落在人的心性。孔子又說“克己複禮為仁”，為禮建立心理學的根據，將禮內化於仁善的性命之內。凡此乃開啟“心性釋經”的法門，孔門弟子的經學即沿其流而揚其波。若《中庸》《樂記》《緇衣》之屬，皆心性之作。郭店簡《語叢》《性自命出》之類，乃敷論心性之本原、性情之意涵，貫通天命心性之節骨，把天人性情圓融於周而往複的精神流轉中，終至實現人的自由生命境界。孟子之學，根本心性，而仁義禮智皆由此生發，德政思想則其表現之圖式。惟求其放心，擴充善端，天人激蕩，則浩然盈沛，聖道備焉。又孟子論心、性、情、才，開宋人幾多理路，膏澤邃遠。荀子非惟言性，乃暢論情才，視“情”為“性之質”。其化性之說，究情欲之理致，融攝天性與禮義而為一，感發誌意，純淨性情，雖不免僵錮之弊，然循其“化師法、積文學”之功夫，人性和美、文理隆盛，亦可望而即。若《易》之《彖》《象》《係辭》，發揮天道性命之學，其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利貞者，性情也。”又“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純粹心性之言。故知，“心性釋經”的邏輯為先秦經學之核心。
    
    
    論漢代經學之弊，或謂漢室所謂尊儒，實則借經術緣飾中央王權。然政治終究外因，非內衍之決定因素，未足窒息經學生命。竊謂，漢代經學之弊有五端：一者獨尊“五經”“七經”，範圍為之局促；二者守家法、師法，爭今文、古文，境界由之困頓；三者訓詁碎離、章句空疏，內容流之形式；四者墜入陰陽五行之說，蔑棄人本主義精神，思想因之偏隘；五者摒墨斥老，惟獨惟尊，思想元素從之死滯。凡五者乃扼窒先秦“心性釋經”邏輯中之自由精神，是為根本緣由。經學源自心性，平常之哀樂愛惡正所以頤養眾類之心性。漢儒乃偏執於政治哲學，治化成了經學的核心，卻不甚關懷教化，純以僵死之綱常範囿與囹圄人心，心性遂道德化而固滯窘促，俗世情懷且困局方寸之間，則自由精神滅裂殆盡，如之何能讚自然之神理、參性命之德義、究天人之分際。故漢人名物製度之訓詁雖可觀，且因以致用，但師與學又不得不臣服於官與政，拋棄其自由獨立之精神，致使經學義理竟漸行浮泛，常常流於神秘而誕妄。然則，劉勰尚雲：“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文心雕龍·序誌篇》）周予同先生的“經學時代已經結束了，可是經學史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劉勰已導先聲，後之範文瀾先生亦宣倡“山窮水盡的經學”說。[①]經學有困境，但困境豈謂末路。就注疏訓詁言，清代乾嘉考據之學已否定劉勰之短見，更遑論程朱陸王博邃浩垠之經學境域。所謂“六經皆我注腳”，暫勿論宋儒改經刪典的陋習，其懷疑與創作之膽力豈不可嘉。宋學之程朱、陸王二派，前者朱熹為殿軍，後者陸九淵為旗纛。“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陸象山《與李宰第二書》）統言之，即心性理學。朱、陸回歸人之本體，經營心性之思想境地，指示生命之歸宿世界，為人類建立行為之合理形式，使存在價值有所據依，生命意義可得而訴尋。則宋明新儒學之成功仍在繼承先秦“心性釋經”之邏輯，張大思想自由之精神。嚐以為，學史之人須存曆史之前瞻眼界，切勿站在明天來看今天，站遠一些，站在一百年、三百年乃至千年後以觀今日，如此方能相對準確地把握事物發展之動向與規律。劉勰未及見宋明理學而周、範見之，若衡之曆史心眼，另一新儒學之萌檠必在情勢中。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以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和馮友蘭等為代表的新儒家即致力於是。1958年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唐君毅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文章強調“心性之學”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顯然，新儒家找回了傳統“心性釋經”邏輯。
    
    
    以上簡略的經學概說，一者說明經學前景仍光明，一者指出“心性釋經”邏輯於古於今皆經學與儒學深化和轉進之頂好路徑。更申言之，“心性釋經”蘊含“述而且作”之思維。此之謂心性，乃經書之心性，亦解經者之心性，若孟子所雲“以意逆誌”。誌乃經書之心性，意則解經者之心性。孔子創立儒學，七十子酌源師訓，體己心性，別開新景，故其學神韻異稟，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等。顧之孟、荀，其精神複絕迥殊，皆各因其情之所近而自悟自解之結果。此結果體源於經且超越於經，其超越性闡釋即為“作”，故曰：述而且作。之後惟宋明理學家得之，漢唐注疏與清代考據則失之甚遠，其章句訓詁之學術套路乃典型的“述而不作”。今之出土文獻或為經書之詁訓、校讎送來一縷星火，於浩瀚古文獻中或可洞燭幾處文字上之衍訛闕誤。然擘績補苴，於經義世道所關幾何？故經學要複興，蘊含“述而且作”思維的“心性釋經”邏輯無疑乃理想之學術方法，而“述而不作”之思想惰性該扔掉了。
    
    
    如所周知，首難“述而不作”者乃墨子（《墨子·非儒》）。《淮南子·要略篇》說墨子初“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因不滿儒家禮煩厚葬之義，背周道而用夏政，自創新說、獨辟一家。墨學的建立當然是“作”的結果，此結果之實現路徑，乃對儒學的批判。即是，在“述而且作”思維中包含“批判主義”精神。因批判是“破”，“破”之後是“立”，“立”即為“作”。非惟墨學為然，先秦諸子莫不在有所批判其它家派中構築自家的理論體係，道、法、名等皆如是。不過，批判之“破”本蘊涵存在之認同的邏輯，既有認同則不可能完全地否定，故必於“立”之中有所吸取其所未嚐“破”之者。是謂百道歸一也。
    
    
    總茲，“心性釋經”邏輯蘊藏“述而且作”思維，“述而且作”思維包含“批判主義”精神，於破壞之中且承且立。中國傳統文化即是在這一線索中傳承與發展綿綿千年而不斷裂的。然批判須有對象，一學派的較量且不如多學派之碰撞，故社會乃須有自由精神，讓哲人窮竭智慧、暢所想象、建所欲言。戰國思想所以燦爛者在此，宋明已落台階，終不負古人，堪稱中興；有清一代下而愈況，惟蜷守文字，不複知人心。今日之談經學者，首要立存“述而且作”思維，重拾“心性釋經”邏輯，輔之以批判主義精神，師法先秦諸子之勇氣與識力，繼承經學、繼承子學，亦批判經學、批判子學，於述與破之中傳繼星火，最終完成作而且立之碩果。如此，我們的國學方能百花競豔，達致“其命維新”之瑰境。
    
     
    [①]周予同說最早見於《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曆史序>》：“所以我說，在現在，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1928年6月，初刊於《民鐸》雜誌第九卷第一號）又原載《出版周刊》新195、196期（1936年8月22、29日）的《怎樣研究經學》說：“經學！我在高唱著它的挽歌呢。”範文瀾說見於1941年在延安中央黨校新哲學年會上講演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延安新哲學年會講演提綱》，則周說在前，範說在後。
    
    
    
    載《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2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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