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山東曲阜）第二屆世界儒學大會論文）
    
     
    
    提要：陽明學術的成就體現在諸多領域，本文重在探研狹義上的陽明學，即陽明儒學。首先以“一個實質、一個核心、四點精要、三大特色”簡明概述了陽明儒學的理論體係和主要思想，然後從對儒學精華的四大傳承、對儒學發展實現四個創新與超越上論述了其曆史貢獻，進而評述其曆史地位和影響：心性儒學發展的一座曆史新高峰，在當時以及之後數百年間對中國及鄰邦的文化政治經濟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最後，基於上述，結合現實，分析未來，析論了其在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國際五個方麵的現實及未來價值。
    
    關鍵字：陽明儒學  理論體係  曆史地位  現代價值
    
     
    
    有“大明名儒”、“勳封名臣”之譽的明朝大儒王陽明開創的陽明學，不僅指導自己一生“立言、立功、立德”取得輝煌成就，在哲學、教育、政治、軍事、文學、書法等諸多領域大有建樹，而且成為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強音，深刻影響中國、鄰邦及東亞數百年近現代曆史發展。本文期望用簡潔的語言，通過對陽明學理論體係進行概述和簡評，探研其在儒學發展史、中國及近鄰發展史上的獨特貢獻和地位，進而挖掘其在現實及未來的巨大時代價值。
    
     
    
    一、陽明學理論體係概述與簡評
    
     
    
    陽明學術或陽明學說（簡稱陽明學）的定義：廣義上的陽明學是指王陽明在哲學、教育、政治、軍事、文學、書法等方麵的理論與思想。狹義上的陽明學是指其在創化發展儒學上所形成的獨特理論和思想體係。本文重在探研狹義上的陽明學，即陽明儒學。
    
    陽明儒學主要思想及特點：“一個實質、一個核心、四點精要、三大特色”，即：
    
    （一）實質：新“心學”
    
    陽明儒學的創立與構建，實質上是在揚棄朱子學、發展陸子心學、革新道學基礎上，重建心學，複興心學，形成新“心學”的過程，是心性儒學的創化發展。由陽明子講學之宗旨即“四句教”可窺其大端——“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卷下》）。
    
    （二）核心：良知之教
    
    “良知之教”為陽明學術之魂、之精髓。劉宗周在《傳習錄》之序中高度評價，“良知之教，如日中天”。
    
    （三）四點精要
    
    陽明儒學的四點精要，猶如陽明學術大廈的四根支柱，構成其思想體係的基本框架。
    
    1.“心即理”說——陽明儒學的本體論。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事、心外之理乎？……都隻在此心，心即理也。”（《傳習錄卷上》）。
    
    “故我說個‘心即理’，便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功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傳習錄卷上》）。
    
    2.“知行合一”說——陽明儒學的方法論。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有知在”（《傳習錄卷上》）。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傳習錄卷中》）。
    
    “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即便是行了……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卷下》）。
    
    3.“致良知”說——陽明儒學的工夫論。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傳習錄卷中》）。
    
    “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傳習錄卷中》）。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傳習錄卷中》）。
    
    4.“萬物一體之仁”說——陽明儒學的世界觀、價值論。
    
    “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隻一體” （《傳習錄卷下》）。
    
    “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陽明全集》之《<大學>問》）
    
    （四）三大特色
    
    傳教性——講習、宣講、傳播、教化功能性強，是陽明學的最大特色。
    
    務實性——經世致用性強，大至精英匡時救弊，中至賢士立身行道，小到百姓日常生活，無不有指導意義、啟迪作用。
    
    平民性——把儒學從神聖的殿堂拉回到民間，使之通俗化、大眾化、平易化，成為平民儒學、大眾儒學。
    
     
    
    二、陽明學術的曆史貢獻與地位
    
     
    
        陽明學術的曆史貢獻突出表現在對儒學的傳承與創化發展上：
    
    （一）儒學精華的時代堅守與傳承
    
    受過去極“左”“鬥爭哲學”影響，學界在探研陽明儒學時，多愛用對朱子理學“清算”、“背叛”等字詞，似乎陽明學是另起爐灶，或內容絕多樹新立異。我則認為陽明學對朱子理學的精華繼承並不亞於對陸子“心學”的續傳。曆史上大凡有巨大作為和影響、能開一派新學的人，首先是一個集大成者，然後才是一個創新者。孔、孟、荀、董、朱、陸等，莫不如此。在麵對諸多社會現實挑戰和各種思想衝擊，王陽明在堅守與傳承儒學、理學精華上依然是時代的堅定者和出色者，此處僅略舉四點：
    
    堅守以“仁”為核心價值觀的道德理想主義。離開了“仁”的核心價值觀，儒學就失去了其最本質的屬性，難以稱其為儒學了。變則通，變則繼，無論如何發展變化，隻要堅持孔子創立的“仁”學核心，就堅守住了儒家的根本立場。進攻是最好地防守，發展是最有效的堅守，陽明先生以開放的學術胸懷創造性地提出“萬物一體之仁”論，使得陽明儒學在挺立大“仁”精神、至“仁”情懷、“萬物一體之仁”境界上大放異彩。
    
    承繼“修齊治平”誌在君子的經世致用思想。“力行近乎仁”，儒學本質上講是“做”的學問，“行”的學說，“實踐”的學術，反對坐談論道、清談誤事、紙上談兵，努力學做君子，行“仁”、持“義”、執“禮”、達“智”、守“信”，達則治國平天下，庸則修身齊鄉裏，是儒學的真精神、真神韻和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陽明先生用“知行合一”的方法、“致良知”的工夫，使得陽明儒學在指導他本人、其弟子門人、廣大受教化者以及一個時代上，“行”得更出色。
    
    兼續陸子心學成就與程子理學、張載氣學資源發展心學。集朱子學、陸子學與張子學之大成，在繼承陸九淵心學資源的同時，也吸收了朱子理學、張載氣學的合理因素，講析理氣、心性情之間的關係，推動心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曆史高度。
    
    兼取朱熹由學達知的途徑和九淵尊德重實的修養方法。綜合朱熹所主張的由問學而達到致知的途徑，陸九淵所強調的尊德性、重實行的修養方法，形成獨特的知行合一說。
    
    （二）儒學發展的時代創新與提升
    
    陽明先生睿智應對時代挑戰，積極回應時代需要，揚棄程朱理學，承續陸子心學，革新道學，超越朱陸，形成新的心性儒學，在以下四個方麵實現了創新、提升與超越：
    
    將“天理”與“人心”統一起來，在心性儒學本體論上實現超越朱陸。
    
    將“外格”與“內修”統一起來，在儒家修養工夫上實現超越朱陸。
    
    將心性儒學與佛道文化進一步統一起來，在集大成中華優秀文化上實現超越。
    
    將“精英儒學”與“平民儒學” 統一起來，在傳教功效和經世致用上實現超越。
    
    （三）曆史地位和影響：心性儒學發展的一座曆史新高峰
    
    陽明先生創立、構建起以“致良知”為核心的“心學”思想體係，發展了心性儒學，實現綜合並超越了朱子理學和陸子心學，同時形成了生命力強勁的“姚江學派”，在當時以及之後數百年間對中國及鄰邦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對明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
    
    明代中葉，商業、紡織業、工礦業獲得較快發展，商業經濟出現繁榮，具有近代特征的城鎮逐步形成，新的社會階層和市民社會日益擴大。長期的國家安定和財富積累，並受新經濟因素的刺激，民風士習發生明顯變化，由明初的“風尚淳樸”轉向世風漸趨浮華、“奢侈”、“腐靡”。以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獨立為傾向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價值標準和行為方式衝擊著建立在封建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宗法社會倫理秩序。與此同時，因明王昏庸、奸宦專權、朝綱蕪亂、權貴不義，饑民暴動，農民起義，社會矛盾日趨激化。
    
    另一方麵，二百餘年的官學地位，形式上擴大了朱子理學的影響，而實際上卻嚴重窒息了他的自新力，抑製了他的生命力，理學日趨僵化、封閉、保守，甚至走向反麵：虛偽、反動、“助紂為虐”，限製、扼殺新生事物和自由、公平、正義思想。
    
    陽明學正是在上述經濟出現多元、思想呈現多元、社會力量分化為多元，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思想危機、家國安全危機四伏的時代大背景下，麵對革新道學、發展理學、收拾人心、應時匡弊的時代要求而生的。曆史證實了陽明學及其學派的時代功效：比較成功地回應了“市民社會和切近市民社會的士大夫”對自由思想、獨立主體的追求，比較成功地回應了以賢士忠臣為代表的社會進步精英對保持自由精神、獨立人格、促進社會進步同維護封建秩序穩定、國家安定相統一之新理論思想的渴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
    
    陽明先生去逝後，王門後學一分為七（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及泰州七大區域流派）。俗人多以此從反麵評說陽明學：標誌著王學的解構和理論的先天缺陷。我認為更應從積極的角度去評價：當年孔子逝後儒學一分為八，陽明學一分為七，實屬不易，曆史上的大家有誰能做到這份上？足見陽明學術的巨大包容性和身後的廣大影響力。
    
    對異域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
    
    陽明學在國外影響最大的，應首推日本。在日本，陽明學一度被奉為“顯學”，並成為明治時期日本誌士仁人推倒幕府、變法圖新、實現國家自強自立的理論工具和重要思想武器，深刻影響了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軍事家、實業家，以至整個日本社會。在日本的工業化、現代化中，陽明學又轉化為工商業精英的經營哲學，成就了一批傑出的企業家和優秀的企業，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陽明學在日本的影響，至今仍很深廣。
    
    在朝鮮，陽明學雖發展不大，長期處於弱勢，但做為與處於正統主流地位的朱子學相抗衡、相輔成的思想流派，對激發思想活力，促進學術自由，增強民主力量，推動該國社會穩定與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陽明學對越南等東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亦有一定影響。
    
    三、陽明學術的巨大時代價值
    
     
    
    （一）政治：對創新發展當代中國政治意識形態、改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促進國家長治久安具有巨大的現實價值。
    
    當前，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現狀，有似於當年陽明學興起前明朝中前期做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出現僵化，難以應對時代新問題，儒學新形態陽明學應運而起的情形。現實中國需要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一次大的理論突破和創新：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偉大飛躍。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偉大飛躍產生在上個世紀上半葉後二十年：麵對危害中國革命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形成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工農聯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革命建立政權的正確道路。第二次偉大飛躍產生在上個世紀末二十多年：麵對阻礙中國開放、改革、富強的關門主義、唯心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建設發展實際相結合，形成鄧小平理論，走上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
    
    第三次偉大飛躍將在當下：屏棄將（傳統）儒學、（現實）馬克思主義、（未來）先進政治文明視為對立的思想，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和諧、小康社會建設實際相結合，民族優秀傳統政治智慧（王道政治）與現實政治秩序（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人民代表大會製）、現代政治文明（民主與法製）的有效對接，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儒學現代化當代化相輔成、相統一，指導中國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和長治久安政治軌道。2008年11月21日刊載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的《現代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一文講，“實事求是地說，在儒學的現代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主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儒家思想傳統體係結構的現代形式，與前現代儒學是融通的，是割裂不開的”。可見當前主流意識形態理論探討上的開放、大膽，以及勢不可擋的一種新趨向。
    
    陽明儒學特別是其體現事實求是、求真務實精神的“知行合一”說、體現博大胸懷的“萬物一體之仁”說、“致良知”思想理論和為聖工夫、成賢修養方法，對於改善和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加強共產黨員黨性修養，反腐倡廉保持黨的先進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提升執政能力，建設政治文明，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無疑具有巨大的現實價值。
    
    （二）文化：對於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實現民族偉大複興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中國和儒學數千年的發展曆史，說明一個道理：文化不敗，國家永存，民族不滅。
    
    當前中國的現實危機：十三億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層麵出現了巨大真空，各種外來文化乘虛而入，基督教、佛教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迅速發展。這些曆經二千多年的優秀宗教文化在中國發展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國的主體文化沒有發展或發展過慢，而出現賓喧主失因發混亂的局麵。
    
    如果說，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物質文明建設好比是國家和民族複興的強身工程的話，那麽以中華文化建設為載體的精神文明建設則是中國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繁榮永續的偉大鑄魂工程，尤如構建起無形的韌不可摧的中華民族精神萬裏長城。
    
    陽明儒學作為儒學發展史上距今最近的高峰形態、學術成果，對於促進儒學在新時代的創新和複興，構建當代儒學，弘揚中華文化，培固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對於培育和振奮民族精神，解決國民文化認同和信仰危機，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對於團結和凝聚中國人民和世界華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團結奮進，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三）經濟：對於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實現大國穩健崛起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日本工商業精英在學習利用陽明先生“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在企業經營中轉化為“義”“利”統一的經營哲學和聖王一體的精英哲學，實現傳統儒學價值觀與西方現代工商業文明的有效對接和統一，創造了兩次戰後快速、持續發展的工商業奇跡以及輝煌的現代工商業文明之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當前，中國正值工商業蓬勃發展、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之際，亦是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法製、機製不完備導致功利主義盛行、各種問題叢生的時期，誠信缺失，假劣猖獗，環境汙染，生態破壞……不僅嚴重影響了人民大眾的健康、安全生活，也製約著市場經濟的長期繁榮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陽明學“致良知”、“知行合一”、“萬物一體之仁”等思想不僅對當代中國企業家提升自我修養，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帶領企業快速健康發展，而且對國家貫徹“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市場倫理機製和社會誠信體係建設，進一步完善、構建更富生機和活力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製，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和長遠意義。
    
    （四）社會：對於促進學習型社會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矯治時代弊病、構建和諧中國有著極大的時代價值
    
    胡錦濤主席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講話中講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麵發展、全麵進步的事業，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輔相成、協調發展的事業。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精神文明建設層麵卻臨著問題，社會不和諧音符日益增多，所以中央適時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
    
    陽明儒學重民間書院講學的傳教性、重“知行合一”的務實性、“人人皆可成聖成賢”的平民性、強調“致良知”以興君子風以及“萬物一體之仁”的大和諧理念等，對於傳承、創新、發展中華儒家傳統優秀教育理念與方式，推動“終身學習型”社會建設，端正人心敦化社風，提升國民文明素養；對於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矯治當前國家轉型期社會道德水準滑坡，構建當代儒家倫理，重建中華禮儀之邦，再造現代君子國度、文明中國；對於調節和融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行業與行業、團體與團體、階層與階層等之間的關係，消弭彼此之間的矛盾，消除不和諧之音符，建設和諧民族、和諧中國，無不有著可資利用的巨大時代價值。
    
    （五）國際：對於密切與東亞諸國的關係、重建國際新秩序、促進人類和平進步、維護世界和諧永安極具現實價值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但是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政治強權主義、軍事霸權主義、經濟巧取豪奪行為隨時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和諧現象隨處都有，並隨時有加劇和愈演愈烈的可能。各國發展不平衡、各國利益不同和地球自然資源有限，固然是實質原因。但價值觀、文化信仰和生活習俗不同，卻是重要原因，即文明引發不和諧、衝突和混亂。
    
    發達國家大步走向後現代化，發展中國家紛紛加緊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高科技飛速發展，生產力大幅提高，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飛猛進。人類物質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同時，資源和生態問題卻成倍增長，大氣汙染、水質汙染、資源枯絕、河水斷流、許多物種麵臨滅絕、核彈可讓地球毀滅許多次……人類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人類的長存和繁榮麵臨嚴峻挑戰。
    
    陽明儒學主張的“致良知”、“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隻一體”之“萬物一體之仁”的極高智慧和博大情懷，體現了強烈的自然與人文終極關懷。承繼陽明儒學的這一思想和精神精髓，推動儒學在世界的創新和複興，積極在全球弘揚儒家文化關於“萬邦協和”、“天人合一”的觀念與思想，對於密切與我們有著相同文化背景的近鄰及東亞諸國關係，推動建設東亞文化經濟共同體，重建“多元一體，和而不同；仁行天下，和諧共榮”的國際文化經濟政治新格局、新秩序，維護世界和平，建設和諧世界；對於有效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化解人與自然的矛盾，消減人與自然之間的張力，保護人類家園地球，改善人類生存環境，實現人類族群繁榮永續，建設和諧地球、和諧宇宙，不僅現代價值凸顯，而且亦將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陽明全集》，[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傳習錄》，[明]王守仁撰，於自力等注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中國古代哲學史論》，李振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6月。
    
    《中國儒教史話》，加潤國，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
    
    《曠世大儒——王陽明》，方誌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錢明，鳳凰出版社，2002年9月。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文，傅振照。
    
    《儒學發展五期說及其現代價值的展現》，柳河東，2008年9月第一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