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東——中華文明的搖籃、儒學發源地
    
    黃河從老牛灣折頭而南，又於風陵渡掉頭東去，將一方沃土挽在臂彎中，這一方沃土名字就叫“河東” 。狹義“河東”，指今山西省運城、臨汾兩市（即晉南）一帶；廣義“河東”，指今山西省南部、中部一帶或整個山西境內，曆史上山西曾設置為河東路、河東道。
    
    河東，正好處在太行山以西，黃河大峽穀以東（故名河東），依山傍水，位於北緯35-40度，氣溫適中；又有著名鹽池——解池提供的生命之鹽，是中國先民們理想的棲身立命之地。河東垣曲縣寨裏中華曙猿化石的發現，推翻了世界上許多古生物學家堅持“高等靈長類起源於北非地區” 的論斷，將人猿進化向前推進了500萬年。河東芮城縣境內西侯渡遺址的發現，把人類用火的曆史推前到180萬年。河東新石器遺址已發現400多處……
    
    傳說中的中國最早造人女神、華夏之母——女媧出生在河東（今運城萬榮），黃帝在其出生地首開祭祖之壇。約公元前2600多年前，黃帝在古河東地區大戰蚩尤，平息了中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部落戰爭，控製了鹽池資源，撫萬民得以安寧。史傳堯、舜、禹都建都於河東，即“堯都平陽(今臨汾)，舜都蒲阪(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縣)”……許多考古學家斷言：河東是華夏文明的搖籃。正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所說：“晉南地方是當時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國’，而‘中國’一詞的出現正在此時。‘帝王都所’意味著古河東地區曾經是華夏民族的先祖創建和發展華夏文明的活動中心。”這位考古學家還進一步指出，晉南這塊地方至今保留“遠至7000年前到2000餘年前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總根係”中的“直根”。
    
    《中庸》講“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說明堯、舜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源頭活水。而堯都平陽，舜都蒲阪，則說明堯舜建都和主要活動之地古河東大地，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
    
    二、簡評河東十大儒及其對儒學發展的特色貢獻
    
        在河東這塊神奇的厚土上，在作為中華文化核心、骨幹與主脈的儒學發展曆史長河中，大儒層出，不絕如縷，脈絡清晰，一一可案。現擇其中十人進行簡要析說：
    
    （一）河東二聖人
    
    傅說——儒家文化啟蒙期階段一位重要的先驅
    
    山西平陸人，起於“版築之間”，從奴隸到宰相，輔佐商朝第２２代帝王武丁執政近６０年，實現殷商中興，比孔子早800年，活著便被尊為聖人。平陸縣至今仍保留和延續著數千年來民間在每年傅說誕辰日（農曆四月初八）舉行的隆重祭祀活動。
    
    主要貢獻在政治儒學上，其主要思想體現在《說命三篇》中。
    
    關公——儒家文化的忠實踐履者、有武聖人之譽
    
    東漢末河東郡解縣常平裏（今運城鹽湖區常平鄉常平村）人。曆代對關羽的封諡，由侯而公、而王、而帝，甚至與孔子並駕齊驅，稱為文武二聖，列入國家祀典，民間對關公的崇奉更是到了極至，曾經村村建有關廟，河東（今運城鹽湖區）建有全國最大的武廟——解州關帝廟。
    
    關羽雖然未留下宏言闊論，但他一生看的最多的書是《春秋經》，做事處世出色地實踐了儒家學說，把“忠”、“義”二字深深印刻在中國人的精神中、大大書寫在中國的文化典籍上。
    
    （二）河東八大儒 
    
    卜子夏——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賢之一、河汾學派的奠基人
    
    名商（前507～？），字子夏，春秋末年晉國文人，孔子72個著名弟子之一。孔子死後，子夏在孔墓守孝三年之後來到魏國西河（現山西運城河津）一帶講學，並在此成家生活，死後葬於河津市東新村村南。以“文學”著稱，曾為莒父宰。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河東公”。 
    
    主要貢獻：一、提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幫助魏文侯率先稱雄，並被尊為國師，發展了政治儒學；二、設教講學傳播儒家思想，相傳《詩》、《春秋》等書，均是由他傳授下來；三、傳教授徒，從教者300餘人，連魏文侯和當時的社會名流吳起、李悝、公羊高、穀梁赤、段幹木等都拜他為師，為河汾學派的形成做了重要奠基。 
    
    旬況——先秦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先秦最後一位大儒
    
    （約前336—前238年後），姓孫，趙國（今晉南一帶）人，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先後在燕、齊、趙、秦、楚等國從政或講學，曾為稷下學宮的領袖，擔任過蘭陵令。其著作，見於《荀子》一書。《勸學》、《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論》、《正名》、《性惡》等22篇，都為葡子親著。其他10篇，有的為荀子弟子所論，有的為荀子所纂輯的資料。
    
    荀子對儒學的貢獻，就在於他的“雜”，他的“異”，博取先秦諸子思想之長，以充實改造發展儒學。一、提出“隆禮重法”思想，發展了政治儒學。二、對哲學儒學的創造性貢獻：1.提出“性惡論”和“化性起偽”說，這是其社會政治觀、倫理觀、教育觀等的理論前提；2.提出 “人之所以為人者”、“人之異於禽獸者”就是人“能群”而動物不能“群”的“明分使群”說；3.提出明於“天人之分”，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從理論上較為係統地、明確地對天給予自然的解釋，即天就是客觀現實的自然界，就是唯一實在的物質世界；4.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說，即人的認識是在形體的基礎上產生、從感覺開始的認識論。5.荀子作為先秦最有成就的邏輯學家之一，其在在邏輯研究上的貢獻，主要在概念論上，提出“製名以指實”。三、複辦稷下學宮，被尊“最為老師”，“三為祭酒”，成為稷下學宮的領袖，育人傳教。
    
    王通——“五子”之一、提出“三教可一”的理學先驅
    
    （581-817），字仲淹，隋河東郡龍門縣（今山西萬榮）人，諡“文中子”，出生於仕宦兼儒學之家，博學多識，胸有大誌，“年十五為人師”，所著《太平十二策》被世人稱頌，其主要思想體現在《中說》一書中。在三字經中，與春秋戰國大家荀、楊、老、莊並稱為“五子”。
    
    主要貢獻：一、因應時代變化，弘揚儒家的王道理想，開創了“河汾之學”，發展了政治儒學；二、第一個站在儒家立場上明確提出“三教可一”，主張以儒學為主體，兼融佛、道二教，取其長以改造發展儒學；三、批判、清除了兩漢以來以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為中心的天命史觀，構建了一個與理學十分接近的新的思想體係，為影響中國近千年的理學思潮形成做了直接的思想準備；四、締造了河汾學派，鼎盛時從教者多達千餘人，其門人迭處卿相要位，如房玄齡、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
    
    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大唐文儒
    
    （773--819），字子厚，祖籍蒲州解縣（今山西運城市解州）。貞元進士，“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與韓愈共同倡導古文運動，並稱“韓柳”，後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從青年時代就立下了“輔時及物”、“興功濟世”的理想，並滿懷熱情地去見諸實踐。但時代沒有提供給他更多的機會，使他的才不得施，貶斥終生，齎誌以歿。柳宗元未能在政治上挽救唐朝的頹敗，卻在文學、哲學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 
    
    主要貢獻。一、強調經世致用。不讚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條以矜世取譽，特別強調通經以致用不重章句，以實踐聖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義為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二、主張兼綜百家。提倡陸淳學派重“會通”的治學方法，反對“黨枯竹，護朽骨”，不墨守成說，兼取諸子百家，對待異質文化不像韓愈那樣簡單排斥佛，主張取其“韞玉”以佐“吾道”，表現不主宗一家、出融會貫通、兼容並蓄的大家風範，開創了儒家文化開放、兼容的優秀學術品。
    
    孫複——“宋初三先生”之一
    
    字明複，北宋晉州平陽（今臨汾）人，曾舉進士兵不弟，退居泰山講學著書立說，世稱泰山先生。與胡瑗（安定先生）、石介（租徠先生）並稱三先生，對宋代理學有開創之大功。
    
    司馬光——“道學六先生”之一、著名史學家、政治家
    
    （1019－1086年），字君實，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因其祖籍涑水之鄉，又稱“涑水先生”。與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被朱熹稱做“道學六先生”。
    
    主要貢獻：一、人性論上堅持中道，“尊楊而抑孟荀”，發揮楊雄“性善惡混”思想，提出了人性“善惡兼有”說；二、儒家道統論方麵主張開放包容，推崇荀、楊，與宋儒貶楊、荀形成鮮明對比；三、千餘年來中國政治標準參考書的《資治通覽》，及其做為一代名臣的政治實踐，發展了政治儒學。四、對理學有開創發展之功。
    
    薛瑄——明代著名理學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明代河東學派創始人
    
    （1389—1464），字德溫，號敬軒，諡文清，山西河津縣平原村（今屬萬榮縣）人，出生於職業教育家庭。薛瑄七歲《小學》、《四書》即能成誦，十三四歲《五經》、《四書》能通大義。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讀書錄（十一卷）》、《理學粹言》、《從政名言》、《策問》、《讀書二錄》等。
    
    主要貢獻：一、改造發展理學，推動實學興起。適應時代要求，對朱熹理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並在樸素唯物論的宇宙觀和認識論思想基礎上，確立了係統的實學理論和學風，對明代實學思潮的興起，起了直接的先導作用，有“學貴踐履”的“實踐之儒”之稱。二、創建了河東學派。河東學派是明代理學思潮中與王陽明為首的姚江學派相並的兩大主要流派之一。主要是按照他畢生倡導的實學理論和學風，培養造就的一大批學者。初時，其弟子及從遊答問者七十餘位，但在思想界，他門生遍及四方，他的思想經由門生弟子們流傳，使得成為影響巨大的顯學，獲得了廣泛的崇奉和信仰。三、促進關學中興。關學（張載創立的理學學派）的一大批學者都從學於薛瑄，尤其是關學集大成者的呂楠，既是薛氏後學、河東學派的重要學者，又是關學中興的著名人物，他成為河東之學和關中之學的中介。從一定程度上說，是薛瑄造就了明代關學的中興。四、政治上忠實踐履儒學。他從四十歲步入仕途，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通議大夫、翰林院學士、左侍郎。他從政講求重民、愛民，“以愛人為本”，並坦然清廉，剛正不阿，光明俊偉，成為受時人稱道的直臣。
    
    傅山——清末明初社會活動家、思想家
    
    （1607—1684年）太原府陽曲縣（今太原北郊）西村人，字青竹，後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嗇廬、僑黃、僑鬆等等，不一而足。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明末海內鹹知的鯁直之臣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為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傅山作為明末清初的知識分子，一生中處處表現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氣節。
    
    主要貢獻：一、堅持大義氣節，實踐儒家人格理想。清軍入關明亡，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的悲痛詩句。為表示對清廷剃發的反抗，出家為道，身著紅色道袍，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與顧炎武結為同誌，組織反清機構。拒授康熙帝的“內閣中書” 之封，表現出仁人誌士“尚誌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二、研究子學，獨辟新徑。衝破宋明以來重理的羈絆，一反清初一般學者以經學為中心的研究範圍，獨辟研究子學的途徑，開拓了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成為清之後研治諸子的開山鼻祖。三、博學多才、“六藝”皆精。詩、文、書、畫、醫學等諸方麵，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
    
    三、河東學派或河汾學派的特點
    
    汾河從河東大地自北而南穿過，故河東又稱河汾。以上述先賢大儒為代表的河東精英在學術上形成的特點可歸納總結為１６個字，即：儒學為本，兼收並蓄，經世治用，與時攜行。
    
    儒學為本
    
    何為儒學？儒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儒學指孔學，即孔子創立的以仁學和禮學為核心的學說；廣義儒學，是中華民族優秀先民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核心、骨幹與精髓，是中華文化的主幹和學術根基，是中國立國興國之基，是中華民族立族興族之本。河東的先賢們無一不恪守儒學之精髓，為自己、為親人、為鄉人、為天下人不斷營造、精心守護著共同的精神家園。
    
    兼收並蓄
    
    河東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河東人在學術上自然呈現出比其他地域更強的包容性、開放性，無論是王通提出“三教可一”，還是柳宗元的不主一宗，納佛入儒，亦或司馬光讚荀、楊等等，我們都可從中看出這種不盲目排斥異質文化、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優秀學術品質和胸襟。
    
    經世治用
    
    　　強調學貴踐履、學以致用，立功立德重於立言，幾乎是河東先賢大儒的共識，他們在政治、社會、教育、文化上幾乎皆有建樹，許多人出侯拜相、立下不世之功。然而，隨之而來的美中有憾，許多人雖有大功、大德、大思想，但因立言不足而往往難以入祀或受後世推崇，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與其貢獻不相稱。例如：許多人知道明代有王陽明大儒與姚江學派，不知有薛瑄大儒和河東學派（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的門戶之見是重要原因）；山西人婦孺皆知大文學家王勃，卻鮮有人知道大思想家王通。
    
    　　與時攜行
    
    儒學是一條長河，穿高峽，越荒漠，經坎坷，從遠古流淌至今，有波瀾壯闊，有狹小細流，乃至斷流，今天她分明已起出低穀，正待百川匯集、浩蕩洪流形成之勢；儒學是一棵大樹，經曆過繁茂的春夏，豐碩的秋季，也走過簫殺的寒冬，如今她將頑強不竭不生命活力向世人盡情展現。河東學派在經曆過１９１９年以來的短暫低潮之後，也迎來了生機盎然的生命之春。
    
    曆史是否有相似？隋王朝經曆了短暫的38年（581-618）之後，迎來了大唐盛世。民國也恰恰經曆了短暫的38年（1912-1949），之後，新中國逐步由稚嫩和柔弱走向成熟與穩健，新的“貞觀”之治已無可置疑地初露端倪。
    
    “唐太宗貞觀之初，精修治俱，文經武略，超出近古，實永三百年之業，斯（文中子）門人（迭處卿相要位）之功過半矣。”河汾學派以“三教可一”的開放學術胸懷和學貴踐履的優秀學術風格為大唐盛世培養了一代傑出的奠基功臣，大唐盛世也為他們展現才華、快速成長提供了難得的曆史舞台。而今，以“三和”（和諧構建，和平統一，和平崛起）為內涵和標誌、比之中國以往任何盛世都將更為持久、更為壯闊的新“貞觀”之治曆史大劇正緩緩拉開帷幕，她熱切期待大批既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又有強烈的現代民主意識，既有精湛的現代科學專業，又有良好的儒家人文素養的精英人才——“一流演員”閃亮登場。
    
    能否再興河汾之教，再造人才矽穀？——堅持和倡導“儒學為本，兼收並蓄，經世之用，與時攜行”的河汾學派期待著新的作為和時代輝煌。
    
     
    
    （2004年發表於儒學聯合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