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雄心企業家們心裏念得最多、嘴裏談得最多，最能激發他們幹勁與智慧的目標詞語，莫過於“基業長青”、“百年名企”。他們大多熱衷於眼睛向外，對西方的百年跨國名企欽羨不已，對西方的現代管理製度趨之若鶩，精力、學費投入很大，卻收效不大。其實，同根經驗吸取得更快，本族智慧汲取得更有效，有識之士早已將目光和心力聚集於探研本國固有的文化精髓和前輩成功的經營管理經驗之中。當前出現的“晉商熱”除了群眾喜好與娛樂、影視商業炒作等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場經濟大潮中，人們充滿著對掌握創業致富並能持續成功之道的渴望。
    
    “稱雄五百年，富甲海內外”的明清晉商能夠保持長時間持續不衰的因素很多，但筆者僅在此探究儒家文化精義在晉商成功的經營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亦即儒商之道是晉商百年長興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文明的國家，多次受到外族毀滅性的入侵，但之後不久都會很快複國，什麽原因？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為骨幹為主脈的中華文化的優秀，她具有百折不撓、永遠能夠與時俱進的韌性與強大同化力。世界上的許多文明古國，都曾輝煌過一時，但猶如曇花一現，今天均難覓蹤影，什麽原因？沒有使之賴以長生的優秀文化。國家如此，企業更是如此。舉凡古今中外的成功企業無不具備優秀的企業文化，福特、三淩、鬆下、麥當勞、可口可樂等莫不如此，而且今天細心的國人也會發現：當走進沃爾瑪，會感受到處處充滿著濃鬱的美國文化，正像置身於家樂福之中，會讓人感受到處處洋溢著浪漫的法國風情一樣。數千年，特別是近二百年世界工商界成敗風雲史濃縮出這樣的規律：一流的企業文化，造就一流的企業；沒有優秀企業文化的企業是短命的企業；唯有深深根植於本國本民族的企業文化，才會具有生命力。
    
    山西地處中原，被母親河與太行山相擁，黃土豐厚，鹽富水美，氣候適宜。晉南、晉中一帶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是華夏之母——中國最古老的造人女神女媧出生的地方，為堯、舜、禹建都和主要活動之地，自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賢卜子夏在此講學傳道起，兩千多年來，大儒層出，儒風不絕。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明清晉商精英們，自然從小耳濡目染，個個身上流淌著儒家文化的血脈，再加上晉商豪門族長們的著力培養和熏陶，儒家文化更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智慧依托。他們所創立、所經營、所掌管的企業無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的經營理念、管理風格、店章鋪規無不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也正基於長於激勵和守成的儒家文化，他們得以創造了當時曆史條件下一流的企業文化——儒商之道，成就了世界商業史上長時間跨朝代、寬地域跨國洲的神奇般巨大成功。今天，三晉大地上一座座氣派宏大、古色古香、浸透著濃鬱儒家文化、令海內外人士驚歎不已、流連忘返的山西大院、古堡、莊園等就是最好的曆史見證。
    
    儒家文化精義，對個體來講，在於如何使個體生命持續有效地發展並積極貢獻於家族、社群、國家、民族，從而使個體生命更富有現實價值和超越時空的永恒意義；對群體來講，既能使自身充滿活力，保持前進動力，同時又能安定有序、長存永生，最大限度地讓其中的每個生命體都能自由舒展與和諧共存。若用最簡潔的語言表述，就是“仁、義、禮、智、信”，即儒家“五常”。“常”，即常理、常道，不變之理，永恒之義。無論哪個朝代，無論什麽社會，群體和個體要優秀、要卓越、要生命永駐，都離不開這五個字。五千年燦爛悠久的中華文明，曆經劫難而堅毅持久地不斷延續，曆經坎坷而充滿生機地不斷自新，正因了這五個字。明清晉商企業曆經時局動蕩、匪災兵禍、貪官盤剝、封建壓製、外強欺淩，能頑強地延續十幾代人、持續數百年長盛不衰的文化之根因，也恰恰在於精明睿智的明清山西商人將這五個字代表的儒家文化精義成功地移植和精妙地運用到了商道之上與企業文化建設之中，創立了晉儒商之道。
    
    仁：晉儒商之道的核心與精髓
    
    “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與精髓，她造就了明清晉商企業及其領軍人物自強不息與民胞物與、厚德載物的優良品格與作風。“力行近乎仁”，晉商的創業者們在商業領域辛勤耕耘，憑著頑強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堅毅拚搏，勤苦創業，節儉持家，積累商業財富，曆經數代人、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終於成就了一個個財力雄厚的晉商企業。成功的晉商們力戒為富不仁，堅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喬家大院曆代主人幾乎個個樂善好施，關心公益，據光緒八年《祁縣誌》記載：光緒三年（1877），山西大旱災，赤地千裏，寸草不生，餓死數百萬，喬家大東家喬致庸在家鄉出巨資賑災，設立粥棚，救濟災民，救民甚眾，受到褒獎；其子喬景儼執掌家業時，慷慨為家鄉捐資興修水利工程，資助祁縣中學堂和太原私立光華女子學院創立，向窮人施舍醫藥等，深得時人讚譽。秉持“仁”道的晉商用自己的“仁”行樹起了明清山西企業的良好公眾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自然也就贏得了數不盡的有形資產和巨大的無形財富。
    
    義：晉儒商的道德與價值觀體現
    
    “義”字代表儒家崇尚的道德高標和崇高的價值追求，她促使晉商企業及其領軍人物恰到好處地處理好“義”與“利”、“德”與“商”的關係，堅持以義製利，不取不義之利，使晉商企業保持贏利的同時，又兼顧到長遠利益和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即“大義”）。山西商人會館中突出地崇祀關羽，其原因不僅是因為關羽是山西同鄉，更重要的是因為關羽作為儒家推崇的武聖人是行“義”的楷模，有“義簿雲天”的美稱。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範硫賓頗重義氣，康熙時官辦銅鉛，有王某者虧帑83萬銀兩，既死，範氏則代王某“按期加額賠補”。範氏的義舉既受到同行的稱許，又獲得清政府的垂青，並由此獲得厚利。山西喬家推崇以義製利，取財有道，不賺昧良心黑錢，而且當國家有難時，慷慨解囊，鹹豐年間一次性捐出助賑款就高達36000兩白銀；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不僅周濟逃亡到山西的國家重臣要員，而且不惜戰亂所造成的經營損失堅持有票必兌的承諾，贏得了政府的賞識和廣泛的社會聲譽，因而在清末民初其他商家票號因戰亂紛紛倒閉關門的不利局勢下，繼續堅持經營到解放前期。若不是外侵內戰，國破家亡，山西喬家集團今天將會繼續馳騁商場，穩居世界五百強中的前茅也未可知。       
    
    禮：晉儒商的行為規範與準則 
    
    “禮”字代表的是行為規範和規矩意識。晉商諺語有“家有家法，鋪有鋪規”，晉商企業在數百年的經營與發展過程中，均建立了嚴明的店規、鋪規、號規，對掌櫃、夥計、學徒的作業行為做出了明確的規範；同時建立了學徒製、人身頂股製、資本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掌櫃負責製、股權融資製、聯號製、票據融資製等體係嚴密的經營管理製度，做到了分工精細、權責明確，約束有據，激勵有效，實現了“一加一大於二”，使晉商企業形成了財富積累的巨大合力，擁有了保持長期穩健發展的製度保障。
    
    智：晉儒商創新意識與經營謀略的表現
    
    “智”字代表的是精明能幹、尚學精神和創新意識。晉商企業的領軍人物大多不僅自己飽讀詩書，精於算術，長於經營，而且舍得在子弟和學徒身上進行智力投資。早在元代，山西運城鹽池就辦有鹽商子弟學校“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山西商人在包頭城興辦了許多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侖送到科布多接受蒙、俄、哈撒克、維吾爾等外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不僅體現在傑出的經營謀略、經營手法上，更體現在出色的經營創新和製度創新上，例如：晉中商人早在1798年就開設了類似糧食期貨交易的“買樹梢”生意，這比1848年美國芝加哥農產品期貨交易早半個世紀；晉中商人首創了票號、帳局等金融機構，創造了大量金融工具、金融業務及其相應的票據融資、財務稽核、風險控製等金融製度。儒家倡導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不懈進取與創新精神，激勵著晉儒商們在商業、金融業領域不斷奮進和創新，持續創造著商業財富，推動企業保持經久不衰。
    
    信：晉儒商的商譽內涵與長興法寶
    
    “信”字在商界代表的是商譽，信譽度高意味著擁有巨大的無形資產。孔子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人無信不立”。有“亮財主”美譽的喬致庸將“首重信，次講義，第三才是利”作為經商準則，並經常告戒兒孫，經商之道誠信第一，商家必須重信譽，以信譽贏得顧客；其次要講義，不哄人、不騙人，該你一分就一分，不賺昧心錢。商譽卓著的“在中堂”在他執掌家業時期取得了長足發展，商業遍布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喬家躋身於全國富戶前列。“信”字更鑄就了晉商票號的輝煌，“一紙符信遙傳，萬兩黃金兌現”便是生動的寫照，無怪乎人們講，當時票號雲集的山西平遙、祁縣、太穀相當於今天的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當時上海匯豐銀行的一位經理對晉商票號的信用程度給予這樣的評價：“二十五年來匯豐與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信”字既是晉商實現“匯通天下”之輝煌成功的秘訣，同時，又因無形財富（商譽）比有形財富更容易跨越時代而傳承，因此，“信”字更是晉商鑄就百年興盛的法寶。
    
    
    （此文為《新晉商》2006年“儒商書院”專欄特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