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關係是中國儒家倫理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當今市場經濟下企業經營管理必須麵對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過去在計劃經濟體製中，曾一度由於過分重義輕利，歧視和壓抑商業活動，而影響了國民經濟發展。當前卻出現了另一極端情況，在市場經濟大潮湧動中，整個社會處處彌漫著“重利輕義”氛圍，甚至“見利忘義”的現象也比比皆是。似乎越是重利輕義的企業越是發展迅速，越是注重“義”的企業越是發展緩慢或難以發展。現代企業經營管理還要不要“義”，如何處理好企業經營管理中的義利關係，本文將從傳統儒家文化的義利之辨入手進行探討。
    
     
    
    儒家文化中的“義”與“利”
    
     
    
    “義”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規範之一，“義”的繁體字是“義”，“義”的基本含義是“善”或“美”。《中庸》中講“義者，宜也”，是“適宜”的意思，後引申為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係中應當遵循的原則和應當追求的道德標準。“利”是指能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效，其對立麵是“害”或“蔽”，本意和“義”是一致的，故《易·乾文言》講：“利者，義之和也。”
    
     
    
        義利關係是儒家文化中的一對重要範疇，義利之辨是儒學中的重要論題。在儒家的財富觀中，“義”代表“公”，即社會群體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利”往往是指“私”，即個人利益，代表個體的狹小、近期欲望和要求。
    
     
    
    儒家在義利觀上的基本主張是：重義輕利，取利以義，義以生利，義利合一、義利統一。過分強調“義”，將利義對立起來，隻講義不要利，是對儒家義利觀的曲解。對待財富上，孔子不僅不排斥“求利”，而且勇於言利，他講：“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果能獲取財富，既使是為人執鞭駕車的差事，我也要去幹）。但同時他又強調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發財與升官，是人人所企盼的，但如果不用正當的方法取得，則君子將不去追求），“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雲”。孔子要求人們從社會公義出發，克製個人私欲，在義與利發生矛盾時要“取財有道”、“取利以義”、“見利思義”、“義然後取”。因此，義利相成、義利統一的思想是儒家義利觀的真諦。
    
     
    
    後世儒家過分強調了“義”，曾出現過嚴重重義輕利的曆史傳統，空談心性，不言功利，統治階級將商排為“士、農、工、商”四民之末，輕視和抑製商業活動，影響了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明清時代的晉商、徽商等勇敢地衝破傳統主流意識的桎梏，將儒家文化的精髓機智而成功地移植到了商業中，3158.cn實現了儒家倫理道德與商業活動及經營管理的有效結合，開創了“學而優則商”，“義利兼取”，“利以義製”，“義以生利”的成功儒商典範，不僅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而且張顯了“義利統一”的儒商財富價值觀。
    
     
    
    現代經營管理還要不要“義”
    
     
    
    對企業經營管理來講，“義”主要是指企業的社會效益，“利”主要是指企業的經濟效益，即企業利潤。當前，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處處彌漫著“重利輕義”的氛圍，急功近利的現象隨處可見，“見利忘義”的現象比比皆是。似乎越是重利（隻追求經濟效益）輕義（不顧社會效益）的企業越是發展迅速，越重義（合法經營、照章納稅、重視社會效益）的企業越是發展緩慢或難以發展，現代企業經營管理還要不要“義”？許多企業家對此感到困惑。
    
     
    
    實際上，這隻是在國家轉型期，市場經濟體製不健全的情況下出現的短時的、不正常現象，必不會持久，更不會是規律。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健全，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正在改變。我們不妨用《論語》中的兩句精妙之語分析做答。
    
     
    
    “見小利，而大事不成”
    
     
    
    孔子在《論語·子路篇》中講，隻盯著蠅頭小利，而忘了“義”（長遠之利、整體之利）的人成不了大事。同樣，沒有眼光、遠見和社會責任的企業一定行不遠。
    
     
    
    如果說“利”是創造物質財富，是現代企業應盡的社會義務。那麽 “義” 就是創造精神財富，是現代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現代企業“義”的內涵即社會責任已經在國際標準化，繼國際標準化組織在全球推行了質量管理體係（ISO9000）、環境管理體係（ISO14000）、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係（OHSAS18000）認證標準，對現代企業的產品質量、環境汙染和員工職業健康安全進行統一規範要求後，企業道德認證標準（SA8000）又把對企業抽象的“道德”要求進行了指標化和量化，在使用童工、強迫勞動、安全衛生、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資報酬及管理體係等9方麵作了明確規定，成為現代企業與著名跨國公司如沃爾瑪等合作的“門檻”和通往國際市場的第三張“門票”。
    
     
    
    同一流跨國公司合作與走向國際市場不僅是現代企業成功的標誌之一，更意味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見小利而忘大義的企業是難以跨越與跨國公司合作的“門檻”，難以取得國際市場的“門票”的。
    
     
    
    “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子在《論語·裏仁篇》中講，純粹依一己之利而行，不顧他人之利的人，會遭受多方麵的怨恨。日本現代管理學家伊藤肇指出，“經營者萬萬不能隻以‘追求利潤’為至高無上的目標。當然，企業為了生存，非有利潤不可；但是，太偏執於財利，到頭來心智必被蒙蔽，終至被社會、大眾見棄，豈能不慎？”
    
     
    
    一個企業隻考慮自身的利潤最大化，不顧環境汙染、不顧同行約定、不顧員工健康、不管顧客利益等，必然會觸犯眾怒，發展受阻。例如：不少民營醫院因“重利輕義”，見死不救，醫德丟失，一度成為遭到社會詬病最多和消費者投訴最集中的地方，甚至因此引發封殺民營醫院的極端呼聲。許多私營小企業因見利忘義，利欲薰心，或製售假冒偽劣產品，損害消費者利益；或私開亂采（礦產），偷排汙水、廢氣，汙染環境；或偷稅、逃稅、騙稅，侵害國家利益，引起公憤，最終遭致被取締關門的事件不勝枚舉。
    
     
    
    重利輕義的企業往往隻會曇花一現。
    
     
    
    因此，企業老總出身的管理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助理何誌毅講，“西方人通常把‘法’放在第一位；中國人通常把‘義’放在第一位。在中國，即使你再有錢，如果被人說上一句‘不講義氣’，立馬矮了三分。因此，在中國搞企業管理，繞不開‘義’字。”
    
     
    
    企業在行“義”中走向成功
    
     
    
    求“利”，即創造經濟效益、創造財富、獲取利潤，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取“義”，即創造社會效益、承擔社會責任、求取企業內部與外部的和諧，則是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保障。在日益健全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求利與取義缺了任何一方麵，或偏重任何一方麵而輕視另一方麵，企業都無法生存與發展。實現利與義的統一，既是傳統儒家文化智慧在現代經營管理中的再現，更是現代企業持久發展、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求利自不必講，任何一家企業你不讓求利他也要求利，否則它無法生存。而談到取義則就難了，它也知到義的重要性，應該取義，但能不能取義、如何行義，特別是當麵對義與利之間存在矛盾與衝突時，就成了未知。因此，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如何做到義利統一，我們重點探討企業如何行“義”。
    
     
    
    以義製利，取利以義
    
     
    
    “以義製利，取利以義”講的是不取不義之利，取利要合乎“義”。對現代企業來講，取利合乎義就是：以不損害國家利益、消費者權益、員工權益、社會公眾利益等為前提，尊重財富積累規律，合法經營，誠實不欺，信守合約，公平交易。
    
     
    
    見利思義，分利和義
    
     
    
    “見利思義，分利和義”講的是獲利後要想到行義，所取之利的分配要合乎“義”。對現代企業來講，分利合乎義就是：企業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全麵考慮企業對政府、客戶、股東、供應商、分銷商、員工、社區、環境等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影響，並處理好彼此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營造企業內部與外部的和諧環境，致力於追求企業價值、員工價值、股東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和諧發展。如：照章納稅，合理分配利潤，提高員工福利待遇，積極捐贈社會公益事業，保護環境，等。
    
     
    
    以義生利，義利相成
    
     
    
        “以義生利，義利相成”是講義利可以互相轉化，相輔相成，積極行“義”有助於企業更好地獲利。例如：主動考慮國家利益的企業，會得到政府的青睞和支持，一些以提高國家科技在國際上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得到優惠貸款、減免稅等扶持政策。誠實不欺、貨真價美的企業會得到客戶的信賴和市場的認可。合理分配所得、關心員工利益的企業會營造出和諧的企業文化，提高企業的凝聚力，激發員工創造財富的熱情。富有愛心，樂善好施，關心周邊環境，熱心社會公益的企業會獲得良好的公眾形象，財富自然會因之滾滾而來。
    
     
    
        衰敗的企業各有各的衰敗之因，而成功的企業一定有相似之因——采取了義利並重的經營管理之道：既重當前經濟利益，又重社會效益即企業的長遠利益，既重創造物質財富，又重創造精神財富即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了企業經營管理中的義利統一，相輔相成。世界上至今成功的著名企業及其領軍人無不如此。 
    
     
    
    本月剛榮獲“中華慈善獎終身榮譽獎”的香港首富李嘉誠曾告誡員工，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他講“有些生意，已經知道是對人有害，就算社會容許做，我也不做。”幾十年的商海中，他始終恪守一條“鐵律”——“義在財先”。近二十年來，他用於公益事業捐贈及承諾之款約77億元，去年又宣布未來將把1/3的個人財產捐作公益慈善之用。
    
     
    
    微軟創始人、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從創業之始就注重節儉，至今沒有自己的私人司機，公務旅行不坐飛機頭等艙卻坐經濟艙，衣著不講究什麽名牌，喜歡購買打折商品，不願為泊車多花幾美元……然而他對公益慈善事業卻極為慷慨，與妻子梅林達一起創辦了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向世界健康組織捐款達30億美元。蓋茨還申明，“有生之年，我們打算將價值400多億美元的財富全部捐獻給社會。”
    
     
    
    二十多年前，海爾集團張瑞敏帶領員工含淚用鐵錘砸壞所有不合格的冰箱，對剛剛重新起步而且處於困境中的企業來講盡管損失不小，但用誠信的“義”贏得了品牌、信譽，贏得了市場和大“利”。
    
     
    
    聯想、蒙牛、索尼、諾基亞、飛利浦、通用電氣、沃爾瑪等現代企業都是這方麵的楷模，在求“利”中取“義”，在行“義”中獲取了持久之“利”。
    
     
    
    （此文為《新晉商》2007年“儒商書院”專欄特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