緯書(shu) 思想呈現的多彩世界——評任蜜林《緯書(shu) 的思想世界》

作者：呂宗力（南京大學特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

來源：《國際儒學》中英文（2023年第1期）

任蜜林曾出版《漢代內(nei) 學：緯書(shu) 思想通論》，【1】《緯書(shu) 的思想世界》【2】即其增訂版。

緯書(shu) 本是漢人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為(wei) 框架，雜糅先秦以來的儒、道、諸子、方伎、術數、地理、神話、俗信等話語和觀念，編纂而成的一係列文獻。正如本書(shu) 第十章第三節“緯書(shu) 的評價(jia) ”所引述，劉師培對緯書(shu) 價(jia) 值作了係統論述。他在《讖緯論》中指出，讖緯有“補史”“考地”“測天”“考文”“征禮”等方麵的價(jia) 值。【3】據任蜜林的論述，王莽時期對社會(hui) 上流傳(chuan) 的讖緯文本進行過一次編定，可以認為(wei) 是對讖緯的第一次結集。東(dong) 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宣布圖讖於(yu) 天下”，頒布官方編定的緯書(shu) 81篇，是讖緯的第二次結集。讖緯從(cong) 此成為(wei) 東(dong) 漢、三國時期官方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如任蜜林所指出，緯書(shu) 是漢代比較獨特的文化現象，對當時的社會(hui) 、政治、文化有著巨大影響，不但影響當時的政策製定、官吏任免、封禪祭祀等國家大事，而且也影響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的思想和信仰。如果不了解讖緯，就不可能對兩(liang) 漢思想有真正深入的認識。

其實何止研究兩(liang) 漢思想需要了解緯書(shu) 。緯書(shu) 是研究先秦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思想史、宗教史不可或缺的學術資源，也是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創作的寶庫之一。一些緯書(shu) 片段本身就可視作文學作品。緯書(shu) 文獻曾是東(dong) 漢三國時期人文知識和自然知識的百科全書(shu) 。其內(nei) 容包含許多從(cong) 先民流傳(chuan) 下來的神話和上古史的傳(chuan) 說，先秦至南北朝的種種政治傳(chuan) 奇，天文、地理、醫藥等術數科技，以及社會(hui) 生活習(xi) 俗。對於(yu) 關(guan) 注政治文化、上古史、神話史、知識史、民俗史的學者來說，緯書(shu) 文獻是極珍貴的史料。

魏晉以後緯書(shu) 屢遭官方禁毀和主流思想文化界的邊緣化，原生態的緯書(shu) 文獻逐漸散佚。近現代治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史、文化史的學者，多半隻論及玄學、佛學、道家，或當時的唯物論、無神論，罕及經學，遑論緯學。即使涉及，也往往認為(wei) “魏晉思想的主流是從(cong) 漢末今文經學對社會(hui) 腐敗政治的批判以及古文經學對讖緯儒學的批判開始勃興(xing) 的”。【4】即如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yu) 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1卷)，將觀察重點放在“一般思想”的著作中，對兩(liang) 晉南北朝思想的描述仍然著眼在玄、佛、道三家，不談緯學和圖讖。【5】然而據筆者的觀察，讖緯文獻所承載的觀念、話語和知識體(ti) 係，其實在其後的近兩(liang) 千年中持續發生影響，近年也愈來愈受到中國政治史、社會(hui) 史、文化史、經學史、文學史、藝術史、科學史、宗教史中生代研究者的關(guan) 注。值此學術範式轉移、研究視野擴展之際，《緯書(shu) 的思想世界》之出版值得學術界的關(guan) 注。

緯書(shu) 思想是讖緯研究的一個(ge) 重要領域，也是傳(chuan) 統中國尤其是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思想、政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由於(yu) 緯書(shu) 文獻的長期佚失及後世輯佚文本的碎片化，從(cong) 特定視角出發對緯書(shu) 思想的微觀考察和大而化之的概括性綜論間或有之，宏觀而細致的梳理和論述卻長期缺位。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緯書(shu) 的思想世界》對今存緯書(shu) 中所見宇宙論、陰陽五行說、天人關(guan) 係說、禮樂(le) 刑德觀、倫(lun) 理觀、曆史觀、聖人觀等觀念形態精細辨析，考證源流，可以說是迄今為(wei) 止第一部完整、係統地研究緯書(shu) 思想的專(zhuan) 著。

《緯書(shu) 的思想世界》第一章在漢代政治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框架下探討緯書(shu) 的源流、作者、時代及篇題。作者指出，緯書(shu) 內(nei) 容包羅萬(wan) 象，有天文學、神話、神仙方術、陰陽五行、地理學、醫學等方麵的內(nei) 容，其複雜性說明其源流的多樣性。緯書(shu) 文本應該非一時一人之作，許多素材、觀念在漢代以前就已存在，但如果沒有某種政治和思想上的需要，這些素材隻是一堆散亂(luan) 的東(dong) 西，不能形成百科全書(shu) 式的有體(ti) 係的緯書(shu) 。所以討論緯書(shu) 的源流和形成，不能局限於(yu) 有限的素材，而必須放在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去考察。秦漢之際是一個(ge) 思想轉型時期，如陰陽五行觀念對漢代多數思想家的影響很大，它在緯書(shu) 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不可能缺席。今文經學的盛行是緯書(shu) 形成的另一個(ge) 原因，漢代的天文學、醫學以及神仙術數思想的流行也對緯書(shu) 形成有著重要影響。當時政治文化的語境，如帝王們(men) 對天人感應、神仙方術、圖讖之迷信，對符命等論證統治正當性的論據之迫切需求，也激發了緯書(shu) 的盛行。

體(ti) 係化緯書(shu) 文獻的成書(shu) 年代，曆來眾(zhong) 說紛紜，僅(jin) 近代以來就有十多種說法，多缺乏實證。任蜜林以王莽時期頒布的《符命》42篇為(wei) 緯書(shu) 的第一次結集，東(dong) 漢光武帝“宣布圖讖於(yu) 天下”為(wei) 緯書(shu) 81篇的基本定型，言之有據。緯書(shu) 篇目多以三字為(wei) 題，王利器先生引莊子和後世道書(shu) 篇題為(wei) 例，以為(wei) 源自三楚文化。任蜜林則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篇題，認為(wei) 今文經學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第二章就緯書(shu) 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延伸討論。顧頡剛先生曾說：“讖緯書(shu) 的出現，大約負有三種使命。其一，是把西漢二百年中的術數思想作一次總整理，使得它係統化。其二，是發揮王莽、劉歆們(men) 所倡導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學說，使得它益發有證有據。其三，是把所有的學問、所有的神話都歸納到‘六經’的旗幟之下，使得孔子真成個(ge) 教主，‘六經’真成個(ge) 天書(shu) ，借此維持皇帝的位子。在兩(liang) 漢之際‘民神雜糅’的社會(hui) 中，自然該有這種東(dong) 西大批的出現。”【6】任蜜林認為(wei) 緯書(shu) 還應該有一個(ge) 重要作用，即論證漢代政權的正當性。與(yu) 以前的王朝建立不同，劉邦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取得政權，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史記·三代世表》)緯書(shu) 思想中的五德終始論循環史觀賦予漢家統治的天命認可，對劉漢皇室意義(yi) 重大。

漢代思想文化的一個(ge) 特色是“有一個(ge) 強大的調和折中的趨勢”，【7】如企圖融合各派而含括百家的《呂氏春秋》《淮南子》。陸賈、賈誼、董仲舒等人的著作也無不融合各家思想。另一個(ge) 特色是陰陽五行思想成為(wei) “這一階段最流行最時髦的思想，所以各家都引為(wei) 己有，以抬高身價(jia) 。”【8】《管子》《黃帝內(nei) 經》《呂氏春秋》《淮南子》董仲舒等無不受其影響。陰陽五行思想其實是一種“相關(guan) 性宇宙論”，【9】即“天人感應”觀念。這種觀念非常關(guan) 注自然現象的變化及其與(yu) 人類行為(wei) 的關(guan) 係和互動。隨著秦漢時期經濟活動尤其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活躍，與(yu) 自然和自然科學關(guan) 係密切的物候、天文、律曆、測量、地理、醫藥等經驗知識被納入融合百家的陰陽五行思維框架，逐漸形成緯書(shu) 中的“自然科學”論述，並在“隨後的中國‘自然科學’的全部發展過程中留下永久的印記。”【10】當時與(yu) 上述“自然科學”難以截然區隔的占卜術、神仙方術，也得以保存在緯書(shu) 中。這些思想觀念不僅(jin) 影響到皇帝、官僚士大夫的思維方式，而且彌漫在當時社會(hui) 的各個(ge) 角落，成為(wei) 當時人們(men) 思考問題的“前見”。

第三章至第九章，從(cong) 宇宙元氣論、陰陽五行說、天人關(guan) 係、禮樂(le) 刑德思想、倫(lun) 理觀、曆史觀、聖人觀等不同側(ce) 麵對緯書(shu) 思想的源流和特色作出係統性的考察，是本書(shu) 的重點。

古人對自然現象尤其是對天象的關(guan) 注，促進了宇宙論的形成和發展。戰國時期的《莊子》外、雜篇，《呂氏春秋》，《管子》等書(shu) 對於(yu) 宇宙論問題皆有論述，著名的《天問》展示了戰國大文豪對宇宙萬(wan) 象的濃厚好奇心。數十年來出土的地下文獻，從(cong) 馬王堆帛書(shu) 《黃帝四經》到郭店竹簡《太一生水》，再到楚竹書(shu) 《恒先》，無不閃爍著先哲在宇宙論方麵的智慧。這一思想潮流延續到漢代，《淮南子》、揚雄的論述、緯書(shu) 中的宇宙論都是此種風氣影響下的產(chan) 物，但有其獨特的創見。緯書(shu) 之宇宙構成論或宇宙生成論，以《易傳(chuan) 》宇宙論思想為(wei) 基本構架，吸取了道家“有生於(yu) 無”的思想，從(cong) 而形成了一套比較獨特的宇宙論學說。《易緯》接下來對宇宙生成過程做了更為(wei) 詳細的論述。緯書(shu) 以《易傳(chuan) 》宇宙論為(wei) 基本構架，融合道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宇宙論思想。

元氣在緯書(shu) 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但是宇宙萬(wan) 物的根源，而且是宇宙萬(wan) 物構成的基本材料，如風、霧、雲(yun) 、雹等自然現象是由於(yu) 陰陽之氣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山川河流、鳥獸(shou) 蟲魚甚至人類都是由陰陽五行之氣構成的。元氣觀念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史學論說中已出現，但緯書(shu) 的元氣觀念明顯受到《淮南子》特別是董仲舒公羊說的影響。任蜜林認為(wei) ，緯書(shu) 的宇宙論正是經由元氣論走向了(太一)神創論。

漢代思想文化的又一特色是注重儒家經典的經學。緯書(shu) 之《易緯》，與(yu) 西漢的孟喜、京房《易》學有密切關(guan) 係，《尚書(shu) 緯》頗受《尚書(shu) 大傳(ch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的影響，齊《詩》對於(yu) 《詩緯》的形成有著重要作用，《禮記》的明堂陰陽、祥瑞等思想與(yu) 《禮緯》關(guan) 係密切。蜜林認為(wei) ，《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繁露》對緯書(shu) 影響最大。

緯書(shu) 以陰陽五行為(wei) 思維框架，觀察萬(wan) 象萬(wan) 物萬(wan) 事，以陰陽五行及由此衍生的神秘數字解釋宇宙間的一切現象，包括人的性情、體(ti) 格、倫(lun) 常，以及星宿氣象、四時五方。不同於(yu) 西方的命定占星學，緯書(shu) 中的天文氣象占是一種天象與(yu) 人事之間相互作用的政治感應說或道德感應說，上天因應人間尤其是君主為(wei) 人行事之善惡而垂示祥瑞或降下災禍。此外如分野說、人副天數說、卦氣說、爻辰說等，都是試圖在自然事物和社會(hui) 事物之間建立一種“轉換係統”或對應關(guan) 係，天上事物的變化會(hui) 引起人間的禍福，人間的禍福也會(hui) 影響天象的變化。

正如任蜜林的觀察，漢代的曆史哲學思想頗為(wei) 興(xing) 盛，源出道家和儒家的皇帝王霸說、五德說、三統說、三世說等都曾流行。緯書(shu) 繼承和發揮了道家、儒家思想，係統地提出皇、帝、王、霸的曆史觀。由於(yu) 緯書(shu) 非一時一人所作，所以對於(yu) 皇、帝、王、霸的論述難免不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認為(wei) 皇、帝、王、霸的過程是不斷退化的。這四者中，以王、霸最受重視。緯書(shu) 還對三皇、五帝以來的曆史作了論述。把天地開辟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獲麟二百二十七萬(wan) 六百年，分為(wei) 十紀。此十紀依次是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循蜚紀、因提紀、禪通紀和疏仡紀。司馬遷寫(xie) 《史記》時，從(cong) 黃帝開始敘述，蓋因黃帝之前窈茫而不可知。緯書(shu) 的古史敘述，可能渺茫無稽，但反映了當時人們(men) 對傳(chuan) 說時代曆史的推測和認知。緯書(shu) 中出現多種有關(guan) 三皇五帝的具體(ti) 描述，對後世的古史論述、神話溯源影響深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源自星神信仰的五帝座星，在緯書(shu) 中與(yu) 古史傳(chuan) 說之五帝及戰國以來流行的五方帝信仰相融合，構建出五感生帝說，結合三統、三世、文質等循環史觀，形成了五德終始循環史觀。這是緯書(shu) 思想中最具特色且對當時乃至後世中國政治文化影響至深的觀念形態，漢魏兩(liang) 晉南北朝隋唐朝代更迭“禪讓”模式的核心話語。至女真建立金朝，仍襲用其符號體(ti) 係。

任蜜林指出，聖人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在孔子那裏，聖人是一種可慕而難及的境界。到了孔子弟子的時候，孔子已經升至聖人的地位。孟子對於(yu) 聖人有著更為(wei) 詳細的界定。孔子是“聖之時者”，並且在四者之中地位最高，所以其稱孔子是“集大成”。到了漢代，董仲舒把聖人同天、元等聯係起來，聖人與(yu) 天合德，故為(wei) 世法。而緯書(shu) 的聖人觀，承襲先儒而更富神秘主義(yi) 色彩。如“聖之時者”的觀念，在緯書(shu) 中演繹為(wei) 孔子身為(wei) 黑帝精裔，生不逢時，遂為(wei) 素王，代天為(wei) 漢製法。

在緯書(shu) 中，聖人皆無父，必感天而生。至於(yu) 聖王，必依五德相生次序，輪流感五天帝而生。如堯為(wei) 火德，故感赤龍而生；商為(wei) 水德，故感黑帝而生；周為(wei) 木德，故感蒼精而生等。劉邦雖出身平民，然其母感赤龍而生劉邦，故漢為(wei) 火德。

聖人必生具異相，故“禹耳三漏”，稱作“大通”，其表示興(xing) 利除害，疏通江河。“皋陶鳥喙”，稱作“至誠”，表示秉公執法，體(ti) 察人情。“湯臂三肘”，稱作“柳翼”，表示除去不義(yi) ，萬(wan) 民休息。“文王四乳”，稱作“至仁”，表示萬(wan) 民所望，天下所歸。“武王望羊”，稱作“攝揚”，表示張目陳兵，天下富有。周公駝背，稱作“強俊”，表示輔助成王，成就周道。聖人異相並非緯書(shu) 的發明，如《荀子·非相》曰：“周公之狀，身如斷災。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麵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麵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在《淮南子》《春秋繁露》中，也能看到更為(wei) 詳細的論述。隻是緯書(shu) 中的聖人異相之描述更稀奇古怪也更神秘。

聖人王天下，還須領受與(yu) 其統治德運相契合的受命之符，證明其受命於(yu) 天。契合德運的符應，是以三統、五德次序為(wei) 準則。緯書(shu) 所記符應，以《河圖》《洛書(shu) 》最重要，緯書(shu) 認為(wei) 《河圖》就是記錄帝王存亡替代之期的。

緯書(shu) 所建構的這一係列感生、異相、受命的神秘符號，適時地為(wei) 西漢皇室貢獻了統治正當性的有力論證，滿足了被統治者的“同意”意願和儀(yi) 式感，也為(wei) 當時位居意識形態領域主流的儒家神化孔子提供了“有德無位”的合理解釋。任蜜林認為(wei) ，緯書(shu) 思想是對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漢代儒家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試圖把儒家宗教化。雖然這種努力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並不能否認其對儒家思想推進的努力。因此還應把其歸到儒家思想範圍之內(nei) 來看待，隻不過屬於(yu) 儒家中神秘主義(yi) 一派。

簡而言之，《緯書(shu) 的思想世界》對緯書(shu) 觀念體(ti) 係作出全麵梳理，對其思想源流進行了係統考察，其廣度和深度應該是迄今為(wei) 止相關(guan) 研究中最值得稱道的。當然，緯書(shu) 思想體(ti) 係龐雜，包羅萬(wan) 象，值得深入探討的空間還很大。例如本書(shu) 第十章第二節“緯書(shu) 的影響”中，已提到緯書(shu) 思想對漢代及其後的文字學、文學、道教、佛教、數術、自然科學等都有著巨大影響。在我看來，“儒家中神秘主義(yi) 一派”尚不足以概括漢代及其後緯書(shu) 思想的內(nei) 涵和本質。緯書(shu) 思想的研究，還有許多話題可以論說。

緯書(shu) 思想研究最大的難點，在於(yu) 緯書(shu) 素材大多散佚殆盡。目前學界對緯書(shu) 的研究基本上立足於(yu) 明清以來的輯佚成果。就憑這些支離破碎的佚文，恐怕很難勾勒、梳理緯書(shu) 思想的完整體(ti) 係。更何況迄今為(wei) 止的輯佚文本，在出典、版本、史源、辨析上仍存在著不少缺陷。筆者近年對《河圖》《洛書(shu) 》佚文逐條查核出典、校勘版本、追尋史源，發現傳(chuan) 統輯本所錄佚文及其歸屬篇目存在許多問題。黃奭《通緯》依據不注出處的《古微書(shu) 》等舊輯本和傳(chuan) 承可疑的佚書(shu) 《清河郡本》，補輯不少不明來曆的“佚文”，多為(wei) 近世輯本吸收，已遭到不少學者的質疑。除此之外，誤輯、漏輯、誤植篇目、版本缺乏考究等文獻性謬誤不勝枚舉(ju) ，從(cong) 史學、語言學和思想史角度可研判為(wei) 東(dong) 漢以後增衍入緯書(shu) 的佚文也觸目皆是。如果精細輯佚、校勘、辨析的緯書(shu) 文本缺位，期待進一步的緯書(shu) 思想研究隻能是空想。好在任蜜林已加入“緯書(shu) 文獻的綜合整理與(yu) 研究”團隊，還主持最核心的“緯書(shu) 文獻集成”子課題。精輯、精校、詳注的《緯書(shu) 文獻集成》完成以後，任蜜林及其他學界同好一定能更進一步地推動全球化視野下的跨學科、多角度、全方位的更具廣度和深度的緯書(shu) 思想研究。

注釋
1任蜜林：《漢代內學：緯書思想通論》，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
2任蜜林：《緯書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
3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7頁。
4辛旗：《中國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頁。
5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1卷，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13—615頁。
6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4頁。
7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58頁。
8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第272頁。
9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程鋼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1頁。
10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第4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