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黃保羅教授《從(cong) 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shu) 》的回應
    作者：韓星（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2年1月16日
    
    
    
    黃保羅教授給我發來了他的《從(cong) 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shu) 》一文，希望有所回應。
    
    
    黃教授的大作是從(cong) 全球化視野出發，實際上立足於(yu) 他的所謂“大國學”的構想。他認為(wei) 真正的大國學所研究的對象應該是：能夠反映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真實形象、精神思想、文化體(ti) 係與(yu) 軟實力的、由五十六個(ge) 民族和多種信仰組成的“一首兩(liang) 翼四足一尾”的有機活體(ti) 。這個(ge) 有機體(ti) 的“身體(ti) ”是由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各個(ge) 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等）和現當代的56個(ge) 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中國文化之“首”（領導者）是現“政權”，具體(ti) 體(ti) 現就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簡稱毛鄧三）。“兩(liang) 翼”即中外、“我他”兩(liang) 大文化源頭，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本性特色之一。“四足”則是中國文明的實際組成部分：“腿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義(yi) 、以人為(wei) 本）；“腿二”是中國固有之足（儒、道、民間信仰）；“腿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雖是外來的，卻獲得了認可而成為(wei) 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來自西方的理性、科學）；“腿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來的元素，雖然居住在中國，從(cong) 政治和法律的層麵而言已經獲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眾(zhong) 的情感和草根階層中，卻仍被視為(wei) 外來的非中國之足（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一尾”則代表新興(xing) 宗教及其他沒有概括進來的文明元素（黃保羅：《從(cong) 歐美視角看體(ti) 現中國軟實力的大國學》，《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10年3月4日，第68期第13版域外)。
    
    
    一，黃教授的這個(ge) “一首兩(liang) 翼四足一尾”的有機活體(ti) 在我看來其實是一個(ge) “怪物”，是黃教授對當代中國各種文化現象的沒有邏輯、不分主次，現象與(yu) 本質混淆，層次與(yu) 結構混亂(luan) 的拚湊。其體(ti) 是中華民族，這是從(cong) 民族構成上講的。而“首”則政權，是實體(ti) ，是從(cong) 製度層麵講的；同時又是“毛鄧三”，這是當代官方意識形態，是虛體(ti) ，是從(cong) 思想觀念層麵講的。如果說是前者，政權是國家現時的主導力量，但並非就是“首”，因為(wei) “首”是指導思想，是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動力；如果說是後者，大家都很清楚，現在是什麽(me) 狀況？能起什麽(me) 作用？你問一個(ge) 中學生都很清楚。“兩(liang) 翼”即中外、“我他”，更是不通。中、我本來是指中華民族，中國文化。他的兩(liang) 翼是什麽(me) ？不能說成自身和別人是兩(liang) 翼吧！外、他是什麽(me) ？是西方文化？是伊斯蘭(lan) 文化？是印度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不清楚。所以這裏的兩(liang) 翼就不清楚。四足倒是表述的很清楚。但是我們(men) 看看，“腿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義(yi) 、以人為(wei) 本），這是思想觀念；“腿二”是中國固有之足（儒、道、民間信仰），這是傳(chuan) 統本土文化；“腿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雖是外來的，卻獲得了認可而成為(wei) 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來自西方的理性、科學），已經本土化的外來文化；“腿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來的元素，雖然居住在中國，從(cong) 政治和法律的層麵而言已經獲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眾(zhong) 的情感和草根階層中，卻仍被視為(wei) 外來的非中國之足（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尚未本土化的外來宗教。顯然，這四足不是一種材料製成的。而“一尾”更不是一個(ge) “尾巴”，而是代表新興(xing) 宗教及其他沒有概括進來的文明元素，顯然可以是無窮的、不可預測的東(dong) 東(dong) 。所以，“一首兩(liang) 翼四足一尾”的東(dong) 西顯然是機器人，不是有機體(ti) 。黃教授把他構想的這個(ge) 東(dong) 西看成大國學，又說成是中國文化。我想他對中國文化、國學的水平、學理和思維的大家就很清楚了。而正文主要根據他提出這個(ge) “大國學”概念來分析幾個(ge) 儒家宣言（特別是“意見書(shu) ”），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在“一、 儒家與(yu) 大國學”中他提出了“儒家到底能否稱為(wei) 今天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之核心呢”的問題，並說後果他在孔廟實地考察之後，更明顯地感到儒學乃宋、明、清三代的國學，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這讓人也有點匪夷所思。現在國學熱，對國學的爭(zheng) 論、討論也非常熱烈。那麽(me) ，什麽(me) 是國學？“國學”這個(ge) 概念產(chan) 生於(yu) 近代西學東(dong) 漸、文化轉型的曆史時期，但是國學本身則早就有了。一般認為(wei) ，國學就是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和學術。所以，怎麽(me) 能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有台灣的“國學”、香港的“國學”？有宋、明、清三代的國學，有漢唐的國學？是不是也有瑞典的（中）國學？……
    
    
    三，黃教授又擔憂？“儒家仍然試圖以儒教的姿態成為(wei) 中國文化之首, 那將勢必與(yu) 鄧三科發生衝(chong) 突。”這個(ge) 問題黃教授在文中多次點明，似乎有把儒家與(yu) 官方現有意識形態對立的誘導傾(qing) 向。其實這沒有必要，起不了作用。儒家在中國曆史上本來就一直是中國文化之首（我理解的首不是指現實政權或製度，而是國家的指導思想，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隻是近代以來，西學東(dong) 漸，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激進主義(yi) 的極左思潮和一波高過一波的政治運動，儒學才逐漸被邊緣化，成為(wei) “遊魂”。現在，有儒家信仰者試圖恢複儒家在曆史上的地位實際上是延續傳(chuan) 統文化命脈，重建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努力，是出於(yu) 對中國文化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是為(wei)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曆史使命感，無可厚非。至於(yu) 儒家與(yu) 鄧三科的關(guan) 係，也有個(ge) 學者和官方在互動中努力尋求共識，進行思想整合過程，怎麽(me) 會(hui) “勢必”發生衝(chong) 突呢？
    
    
    黃教授還認為(wei) “首”關(guan) 心的是所有其下屬宗教文化元素一不挑戰其地位，二是大家和諧相處, 而<<意見書(shu) >>在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上的立場都是不同於(yu) ”首”的。這也沒有說對，《意見書(shu) 》第一並沒有挑戰“首”的地位，隻是陳述了一個(ge) 文化發展史上的事實，並無政治野心挑戰現實政權；第二和諧就是儒家核心價(jia) 值觀的一個(ge) 重要觀念，當代儒者也是讚同國家領導人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hui) 的大政方針的。
    
    
    四，黃教授說《意見書(shu) 》的核心是這種“我他”之分的思維模式, 把基督教當成外來宗教，不太顧及基督教是中國五大合法宗教之一部分的事實, 不太顧及中國基督徒也是炎黃子孫與(yu) 中華文化的繼承者之事實, 忽略了“首”代表中國之“我”的事實。
    
    
    一個(ge) 具有獨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體(ti) 性。張岱年張先生說：“一個(ge) 健全的民族文化體(ti) 係，必須表現民族的主體(ti) 性。民族的主體(ti) 性就是民族的獨立性、主動性、自覺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證民族的主體(ti) 性，這種文化是毫無價(jia) 值的。”（《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張岱年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頁）。杜維明教授也這樣論述到：
    
    
    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個(ge) 性格獨具，結構完整的係統。中華民族的再生，不僅(jin) 表現在經濟上，政治上，也應該表現在文化上。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化信息，必須靠中國社會(hui) 內(nei) 部的知識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夠對中國社會(hui) 內(nei) 部進行深刻反思的知識分子本身，來陳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現在大家談的就是應該有一種“文化的主體(ti) 性”，這種文化主體(ti) 性與(yu) 原來的所謂“中國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體(ti) 性”不隻是一個(ge) 立場的問題，而是一種自我意識，費孝通先生就特別強調文化自覺；文化的自我意識。“主體(ti) 性”意味著以下幾個(ge) 方麵的特點；首先，主體(ti) 性絕對是開放的，這種開放性意味著不僅(jin) 是政府，企業(ye) 、媒體(ti) 、學術機構各個(ge) 不同領域都能夠參與(yu) 這種建構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間性比較強，不是從(cong) 上到下；再次，它是發展的，是一個(ge) 動態的發展過程。最後，它一定與(yu) 傳(chuan) 統資源的開發、發展有密切的關(guan) 係，不是站在反傳(chuan) 統的立場上把外來的價(jia) 值嫁接進來。（陳壁生：《杜維明訪談：儒家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博覽群書(shu) 》2005年2月第3期）。,
    
    
    對於(yu) 一個(ge) 具有主體(ti) 性的文化，“我他”之分是正常的，基督教當然是外來宗教。佛教也是外來宗教，經過漫長的衝(chong) 突融合後來成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基督教可以向佛教學習(xi) 的就是怎麽(me) 中國化，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現在基督教融入中國文化還差得很遠，中國基督徒是否還是炎黃子孫與(yu) 中華文化的繼承者還要看具體(ti) 的是事實而定。另外，“首”隻能代表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之“我”，不宜簡單地說就是整個(ge) 中國文化的代表。這才是事實。
    
    
    五，黃教授在文中舉(ju) 了四個(ge) 所謂的“宣言書(shu) ”，即（1）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和唐君毅在1958年合撰發表的《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2006年出了所謂的十博士反對聖誕節的宣言、（3）2004年，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等人就發出了“甲申文化宣言”、（4）2010年末，中國網絡上出現了十位學者“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guan) 於(yu) 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shu) ”。其實這四個(ge) 材料中真正的宣言隻有（1）和（3），（2）和（4）並不是宣言，（2）的原稿是《走出文化集體(ti) 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ti) 性———我們(men) 對“聖誕節”問題的看法》的倡議書(shu) ，（4）也說得很明白，是對在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這一事件的意見書(shu) ”，表達的隻是對現實中具體(ti) 文化現象的一種態度和意見，必然少了許多理性的闡述，多了幾許民間情緒的表達，與(yu) 那種經過長期思考，反複討論，兼容並包，集思廣益，代表社會(hui) 某種文化思潮的文化宣言不可並論。這裏黃教授顯然是分類錯誤，並以錯誤的分類來進行錯誤的評判，以宣言的標準來要求“倡議書(shu) ”和“意見書(shu) ”，其結論必然不可能正確。
    
    
    六，黃教授說：“《意見書(shu) 》所雲(yun) ‘傷(shang) 害儒家文化信眾(zhong) 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客觀事實, 但它沒有完全反映儒家文化信眾(zhong) 的情感，因為(wei) 儒家及其文化信眾(zhong) 具有多樣性。”“《意見書(shu) 》所代表隻能是文化民族主義(yi) 儒家在當代中國的表現，而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這個(ge) 結論不對。不可否認，簽字的學者有文化保守主義(yi) 傾(qing) 向，有的學者也明確地提出過文化民族主義(yi) 的綱領，但是從(cong) 宣言發表以後國內(nei) 外的強烈反應來看，說《意見書(shu) 》隻代表一部分文化民族主義(yi) 儒家顯然是不對的，《意見書(shu) 》真正反應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在儒家被邊緣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衰微，當代中國人廣泛的信仰危機和精神困惑，基督教乘虛而入，填補了信仰真空的憂患意識，也體(ti) 現出複興(xing) 主體(ti) 文化的訴求和願景。
    
    
    黃教授又說：“《意見書(shu) 》的震驚與(yu) 憂慮，有著情感上的合理性，卻缺乏理智上的合理性。”其實在比較強烈的情感之下還是有理智上的合理性的，這需要我們(men) 學者進行理性的分析和評判，而不是簡單地情緒化的下結論。近代以來，儒家的衰微和基督教的強勢是一個(ge) 相互消長的過程。五四新文化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很快為(wei) 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知識界所接受，發展成為(wei) 一種具有文化革命性質的社會(hui) 運動，衝(chong) 擊最厲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lun) 理學說，並與(yu) 所謂反封建、反專(zhuan) 製糾纏在一起。新文化運動對批孔反儒使儒學的聲譽一落千丈，影響了幾乎一個(ge) 世紀，在中國形成了持久的反傳(chuan) 統思潮，儒學後來的長期沉淪主要是這次運動衝(chong) 擊所造成的。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曆來受士人尊崇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代表人物、中華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經過激進人士的無情攻擊之後，從(cong) 道德聖哲變成了守舊人物，中華民族暫時失去了道德人格的理想，中華文化失去了前進的正確方向，而所用來替代他的或者是外來的偶像，或者是生殺戰伐、暴力流血的英雄，或者是膚淺的沒有多少文化蘊涵的榜樣，等等，其消極後果直到現在才逐漸顯示出來。這就是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割斷造成了當今中國人精神方麵的諸多問題，集中地反映在信仰危機方麵，具體(ti) 表征如：精神病人越來越多，自殺數字持續攀升，人心墮隳，社會(hui) 腐敗，在物欲中急急如喪(sang) 家狗，沒有目標，跟著感覺任意遊走在一個(ge) 沒有規則的社會(hui) 裏，正義(yi) 不見了，相互逼良為(wei) 娼。從(cong) 基層老百姓到知識分子，形成了信仰真空，於(yu) 是為(wei) 基督教的大肆傳(chuan) 播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回頭看，天主教是明末清初傳(chuan) 入中國，開始了西學東(dong) 漸，最初在利馬竇時期是很成功的。當時，以利瑪竇為(wei) 代表的耶穌會(hui) 士，既忠於(yu) 他們(men) 心目中的上帝，又具有足夠的智能、學識和度量，采取了獨特的傳(chuan) 教策略：獻奇器：打通官場關(guan) 節，取得官方支持。（二）在文化上，采“習(xi) 華言，易華服，讀儒書(shu) ，從(cong) 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下卷，第661頁，上海：東(dong) 方出版中心，1988年）（三）通過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哲學、邏輯學和藝術等知識和文化，吸引中國官員和士人，客觀上起到了傳(chuan) 播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作用。他們(men) 的風格也溫文爾雅，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可惜，利馬竇去世以後發生了“禮儀(yi) 之爭(zheng) ”， 利馬竇的後繼者對儒教的排異和專(zhuan) 斷，導致中國政府的反彈，迫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chuan) 播暫時中斷（參閱韓星：《儒教問題——爭(zheng) 鳴與(yu) 反思》第6-14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斷。直到1840年西方以戰爭(zheng) 的形式再度打開國門，基督教帶上了既野蠻又先進的雙重性格，跟著戰艦和槍炮重新進入中國，把中國推進了血與(yu) 火的境地。正是基於(yu) 精神信仰對一個(ge) 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性和對基督教進入中國曆史的沉痛反思，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對中國人的精神危機表示關(guan) 切和憂慮，同時思考解決(jue) 的辦法，探索未來出路，形成了許多不盡相同的思想觀點。
    
    
    七，黃教授說到苦毒心態與(yu) 自信心缺乏。確實，近代以來由於(yu) 儒家走向衰微（這是本來是周期性的），同時西方文化全方位的進入，西方的軍(jun) 事侵略，使中國士大夫痛心疾首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軟弱無力，自己文化的落後，確實產(chan) 生了自卑感。同時要看到，這與(yu) “西方中心主義(yi) ”也有關(guan) 。“西方中心主義(yi) ”是西方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一種自我中心意識，認為(wei) 西方文化是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優(you) 越於(yu) 其它任何民族和地區的，是能夠代表人類社會(hui) 發展方向的，應該普及到全世界，如果有那些文化或文明予以抵抗，他們(men) 認為(wei) 這都是野蠻、落後的表現，應該通過政治壓力、軍(jun) 事侵略、文化征服來推行西方的觀念。這種觀念也極大地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思想，在一部分中國人喪(sang) 失了民族自信心，產(chan) 生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yi) 和對於(yu) 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形成了一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文化心態。
    
    
    但是，這次在曲阜建設基督教教堂所引發的抗議並不是這種苦毒心態與(yu) 自信心缺乏，實際情況是：一方麵是對基督教乘虛而入，長驅直入，大肆傳(chuan) 播，甚至出現諸如“東(dong) 方閃電”這樣基督教的變種威脅到了國家民族安全和老百姓正常生活、生命安全的的準邪教；另一方麵也是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覺醒，民族文化認同的增強，是重建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正麵的積極的反應。當今威脅人類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因素有許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國主義(yi) 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挑戰和霸權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我們(men) 要有文化自覺意識。象費孝通先生所講的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等。其次，我們(men) 要對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認識，接受傳(chuan) 統，承認傳(chuan) 統為(wei) 我們(men) 所自有、獨有、固有，進而批判傳(chuan) 統、超越傳(chuan) 統，從(cong) 而創新傳(chuan) 統，使今天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立足於(yu) 深厚的曆史傳(chuan) 統之上，我們(men) 的文化才能走得遠，才也可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
    
    
    黃教授還說：“沒有認識清楚過去與(yu) 現在給中國帶來威脅的是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弱肉強食和世俗主義(yi) , 而不是基督教文明。”這是中國人近代以來相當長的時期這樣認為(wei) 的，但是西方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和世俗主義(yi) 難道與(yu) 基督教文化沒有一點關(guan) 係嗎？難道不是以基督教文化為(wei) 背景嗎？就說二元對抗思維方式，西方哲學當中的實體(ti) 主義(yi) 就是一種分裂主義(yi) 、離隔主義(yi) 、或超越主義(yi) 的哲學。實體(ti) 主義(yi) 的“二元論”或“二分對立”的思想，主體(ti) 與(yu) 客體(ti) 的對立、物質與(yu) 心靈（或精神）的對立、現象與(yu) 物自身的對立、文明與(yu) 自然的對立、和人與(yu) 神的對立等等。這種二分對立基本上是一種不穩定的、異隔對峙和分裂爭(zheng) 勝的心態。有爭(zheng) 勝就有強弱分判的可言。故實體(ti) 哲學，不管是在思想的層次或是在影響所及的實踐層次來講，都或隱或顯地有“強權主義(yi) ”與(yu) “暴力主義(yi) ”的傾(qing) 向。分裂爭(zheng) 勝的結果最後必然導致“絕對主義(yi) ”與(yu) “獨尊主義(yi) ”的產(chan) 生。在西方文化中，不僅(jin) 哲學上有二元對立，在基督教神學中更是如此。從(cong) 《聖經》基督教神學中我們(men) 看到的是不可調和的二元對立，即“神”與(yu) “現實的世界”首先形成定格，然後滋生出“信奉神的人”、“追隨我（耶穌）的人”；“不信奉神的人”、“不追隨我的人”；“被拯救者”、“不被拯救的人”；為(wei) 前者安排的“天國”與(yu) 為(wei) 後者安排的“地獄”等根本對立的二元形態，而沒有中間性的第三者存在的餘(yu) 地。因此，從(cong) 邏輯上而言，這些二元處於(yu) “矛盾對立”的關(guan) 係之中，而容不得有任何妥協調和。在這裏，價(jia) 值判斷的取向隻能是“二者擇一”式的，對神的存在不加可否、摸棱兩(liang) 可的態度是行不通的。從(cong) 二元對立又很容易走向絕對主義(yi) ，即“二者擇一”就往往以此“一”為(wei) 絕對、為(wei) 唯一，走上了唯一絕對神——上帝。正如哲學上的絕對真理一樣。西方傳(chuan) 統宗教和形上學思想裏出現的上帝，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由這種絕對主義(yi) 、獨尊主義(yi) 的心識塑造出來的。
    
    
    近代以來，受西方文化的宰製，二元對立思維方式（binary oppositions）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頭腦，中國人背離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形成了矯枉過正，易走極端的毛病。20世紀以來，一直運用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推動”中國曆史，應用這樣的思維方式處理複雜的思想文化問題以及一些具體(ti) 學術領域的問題，所以，就產(chan) 生了黃教授開始說的近代以來在中西古今文化衝(chong) 突交融中過程出現的中外、“我他”“兩(liang) 翼式的思維模式”（其實應該是二元對立思維方式）。顯然，要徹底改變這種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回歸貴和尚中的儒家傳(chuan) 統，才能使中國人在處理多元文化的衝(chong) 突交融中走出一條既符合民族文化發展道路，又能夠促進世界和諧、文明、進步的大中至正之道。
    
    
    八，黃教授在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好給我提出了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我希望繼續思考的問題之一是：兄等如何從(cong) 理論上論證“真理”與(yu) 種族血緣地理出生之間的關(guan) 係？基督自稱“真理”，此構成基督教在絕對意義(yi) 上“排他”的理論根據，而儒家好像沒有此類的理論（當然蠻夷之論不是是否能擔當起如此的理論重擔？）而是強調“東(dong) 西拿北海皆有聖人出”，在此基礎上，若儒家被當成“主人”，來外文化就永遠要低頭順從(cong) 地“客隨主便”了？而且當代的鄧三科（鄧小平理論、三個(ge) 代表與(yu) 科學發展觀）就不是這樣，如此一來，儒家的真正對手應該是鄧三科了嗎？
    
    
    您說的對，基督教確實自以為(wei) 是“真理”的占有者，形成了其“排他”的霸道主義(yi) 。儒家沒有這樣的理論，儒家有夏夷之辨的文化理論。夏夷之辨是中國古代處理國家、民族關(guan) 係的基本指導原則，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在華夏民族自覺和華夏文明危機情況下形成的。夏夷之辨與(yu) 人種、民族、血緣有關(guan) 係，但不是必然的因果關(guan) 係。所以，夏夷之辨不是種族主義(yi) ，不是民族主義(yi) 。夏夷之辨與(yu) 政治、外交、軍(jun) 事有關(guan) 係，但以文化為(wei) 核心和主導，所以夏夷之辨不是權威主義(yi) ，不是霸權主義(yi) 。夏夷之辨認為(wei) 夷狄與(yu) 華夏是可以相交相容，相互轉化的。夷狄可以進為(wei) 華夏，華夏可以退為(wei) 夷狄，關(guan) 鍵是文化——即是否有道德禮儀(yi) 。華夷共處天下，可以互相轉化，“中國可以退為(wei) 夷狄，夷狄可以進為(wei) 中國”這種觀念造成了政治疆界的模糊性與(yu) “彈性”，與(yu) 近代以來民族國家觀念強調國界的“硬性”規定是格格不入的。古代中國的以夏變夷，是在確立華夏文明的主體(ti) 性前提下，強調以發達的華夏文明改造落後的夷狄文化。這是符合文化發展基本規律的。儒家對夏夷之辨的貢獻：在華夏中心主義(yi) 和天下主義(yi) 之間走中道。近代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遭遇千古奇變，出現了全麵危機，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強調，華夏中心主義(yi) 與(yu) 天下主義(yi) 的兩(liang) 極張力增大。與(yu) 曆史上不同的是，近代中國人以傳(chuan) 統夏夷之辨為(wei) 資源，受西方民族主義(yi) 的影響，現代民族意識覺醒，形成了多元的民族主義(yi) 思潮，諸如大漢族主義(yi) 、反傳(chuan) 統民族主義(yi) 、保守民族主義(yi) 、大同主義(yi) 、民粹主義(yi) 等。今天，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也應該在民族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之間走中道。
    
    
    同時儒家又強調“東(dong) 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陸象山言），注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的人類共通性，認為(wei) 這種共通性是不同文明對話的基礎，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前提。比如說儒家的仁愛思想是以血緣親(qin) 情之愛作為(wei) 其價(jia) 值源泉的，這是具有人類共通性的，是人類社會(hui) 早期的共同特點，但是其他文化後來都經曆了斷裂和轉移，淡化了血緣親(qin) 情，隻有中國文化和儒家一直以此作為(wei) 基礎，一脈相傳(chuan) 發展到今天。正因為(wei) 有這種人類共通性，儒家的仁愛就可以與(yu) 基督教的博愛進行融通。而儒家的所謂主客意識其實是每一個(ge) 民族都有的，主客並沒有歧視和排他之意，隻不過是一種文化或文明關(guan) 係的時空次序而已。如果黃教授對中國文化有所了解的話，中國傳(chuan) 統的主客之間其實是非常客氣、平和、謙讓的，是以道德為(wei) 核心，以禮儀(yi) 為(wei) 形式，文質彬彬的，不可能讓外來文化“低頭順從(cong) ”地“客隨主便”了。可惜，近代以來中國受西方文化野蠻霸道的影響，早喪(sang) 失了君子之國的風範，喪(sang) 失了禮儀(yi) 之邦的優(you) 雅，弄得自己的頭腦和和行為(wei) 都很混亂(luan) ，所以急需進行思想文化的整合。對此，鄙人有一些基本的思路，就教於(yu) 黃教授。
    
    
    以儒學傳(chuan) 統作為(wei) 基礎性的資源，以儒為(wei) 主，兼容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構建未來中華民族的文化體(ti) 係。這裏的“諸教”是指目前在中國流行的傳(chuan) 統的道教、佛教、伊斯蘭(lan) 教和近代傳(chuan) 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儒家對道教、佛教經過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經完成了以儒為(wei) 主的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學這一儒學的新形態，構成了以儒為(wei) 主，道佛輔助，儒學居中製衡的結構。但是，對伊斯蘭(lan) 教和基督教，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這裏的“多元思想文化”指外來的幾乎一切思想文化形式，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馬克思主義(yi) 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以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姿態處理儒學與(yu) 西方自由、民主和馬克思主義(yi) 這兩(liang) 個(ge) 主要方麵的關(guan) 係，具體(ti) 在中國就是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思潮和馬克思主義(yi) （激進主義(yi) ）的關(guan) 係。其實這裏包括了宗教信仰和世俗文化兩(liang) 個(ge) 層麵。前者是精英為(wei) 主導，與(yu) 民間力量結合起來，重構新的國民信仰體(ti) 係信仰共同體(ti) ，建設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園；後者是以思想精英為(wei) 主體(ti) ，與(yu) 官方力量結合起來，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向左吸收馬克思主義(yi) ，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然後整合成新的思想體(ti) 係。如果從(cong) 思想觀念和製度層麵來說就是在思想觀念層麵加進馬克思主義(yi) 和西方主流思想（民主、自由、人權、科學等）、基督教，在製度層麵加進民主政體(ti) 、現代法製，構成一個(ge) 多麵體(ti) ，作為(wei) 未來中華民族的文化體(ti) 係的基本結構。
    
    
    儒家的對手不是鄧三科這個(ge) 問題已經在上麵論述，茲(zi) 不重複。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附錄：從(cong) 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shu) （黃保羅） 
    
    
    
    從(cong) 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shu)
    作者：黃保羅
    
    
    
    作者簡介：黃保羅，芬蘭(lan) 赫爾辛基大學哲學與(yu) 神學雙博士，日本東(dong) 京大學博士後，現任吉林大學匡亞(ya) 明講座教授、《國學與(yu) 西學：國際學刊》主編及出版總監、赫爾辛基大學兼職博導教授; pauloshuang@yahoo.com
    
    
    
    當代中國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各種精神與(yu) 道德層麵對的挑戰，一方麵有的人把複興(xing) 儒學當成迎戰這些挑戰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麵有的人又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yi) 來排斥其他的精神道德資源。最近幾年，在歐美世界各地出現的由中國政府支持的孔子學院，主要提供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教學，推廣和諧與(yu) 包容的理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歡迎與(yu) 認可。這對於(yu) 世界了解和認識中國的真實形象，具有較大的積極意義(yi) ；“孔子”成了一個(ge) “和諧、開放與(yu) 包容”的形象。但是國內(nei) 大陸有些人士力主儒家應成為(wei) 儒教甚至是國教的國學熱，其中涉及儒家與(yu) 基督教的對話，往往與(yu) 籠統的西學、帝國主義(yi) 、狹隘的民族主義(yi) 及民粹主義(yi) 等概念緊密相聯，又把孔子塑造成為(wei) 一個(ge) “排他、狹隘與(yu) 封閉”的形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國外學術界的關(guan) 注與(yu) 擔憂。一則國外的孔子學院在推廣和諧與(yu) 包容的理念，二則國內(nei) 的部分儒家在推廣排外與(yu) 民粹的情緒；當中國走向強大之時，這種矛盾的行為(wei) ，從(cong) 歐美的視角來看，令人眼花繚亂(luan) ，不知哪個(ge) 孔子是真實的？
    
    
    近來，因為(wei) 曲阜建設基督教堂問題，部分儒學教授簽署“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guan) 於(yu) 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shu) ” (下文簡稱<<意見書(shu) >>)[2]意見書(shu) 而獲得部分國人支持就是此類的例證之一。筆者先從(cong) 網絡媒體(ti) 得知曲阜建教堂是出於(yu) 當地中國基督徒的實際需要，是落實宗教政策的正當教堂恢複建設，經費來源正當，建造手續合法。此後有機會(hui) 與(yu) 部分儒家意見書(shu) 簽署者（韓星、郭齊勇教授）、曲阜及山東(dong) 基督教會(hui) 具體(ti) 負責人（高明牧師、馮(feng) 教師、李洪玉牧師）、基督教神學家（羅秉祥、李靈教授）、儒家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者（趙法生、劉大鈞教授）等進行學理討論，[3] 並於(yu) 2011年5月31日得以親(qin) 自前往曲阜進行實地考察，映證從(cong) 媒體(ti) 所獲得之消息；當晚在山東(dong) 大學猶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地作了“大國學視野中的曲阜教堂建設問題”的學術報告，與(yu) 會(hui) 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4]
    
    
    鑒於(yu) 筆者多年來研究儒家與(yu) 基督教之對話[5]，結合上述學術討論與(yu) 曲阜實地考察而撰寫(xie) 此文，旨在從(cong) 全球化大國學的視野來分析儒家關(guan) 於(yu) 曲阜建基督教堂問題的意見書(shu) 與(yu) 儒家其他的一些宣言書(shu) 進行學理分析，以努力發現此類現象的本質之所在。所謂“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是筆者近年提出的一個(ge) 概念，認為(wei) 真正的大國學所研究的對象應該是：能夠反映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真實形象、精神思想、文化體(ti) 係與(yu) 軟實力的、由五十六個(ge) 民族和多種信仰組成的“一首兩(liang) 翼四足一尾”的有機活體(ti) 。[6]  所謂“學理”，則是指根據理性原則而努力超越儒家或基督教的立場來追求客觀的學術方法。
    
    
    本文主要根據筆者提出的”大國學”概念, 把幾個(ge) 儒家宣言（特別是“意見書(shu) ”）作為(wei) 一個(ge) 獨立文本進行分析。今撰文商榷,充滿敬意,誠惶誠恐,若有不當之處，敬請讀者(特別是郭、張、韓三位教授)指正。 
    
    
    一、 儒家與(yu) 大國學
    
    
    宗教、文化與(yu) 政治等元素是一個(ge) 國家與(yu) 民族的精神體(ti) 係(Spiritual System)之重要內(nei) 容, 它們(men) 與(yu) 一個(ge) 國家和民族的自我認同(Identity) 、軟實力(政治則通攝軟硬實力 Soft and Hard Powers)及國家形象 (Image of China) 有著密切關(guan) 係。對上述元素的學理研究，構成了一國之學的”國學”(National Studies) 。那麽(me) ，儒家到底能否稱為(wei) 今天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之核心呢？
    
    
    反對曲阜建基督教堂的《意見書(shu) 》中提及的中華文化聖地、中華文化標誌與(yu) 中華民族精神家園, 筆者認為(wei) 無法反映真實的“中國特性”（Identity of China）和21世紀的“中國形象”（Image of China）。在孔廟實地考察之後，更明顯地感到儒學乃宋、明、清三代的國學，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
    
    
    筆者認為(wei) , 真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與(yu) 民族精神是“一首兩(liang) 翼四足一尾的飛龍”( The Flying Loong with one-head two-wings, four-legs and one-tail) 為(wei) 圖騰的有機體(ti) , 它是由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各個(ge) 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等）和現當代的56個(ge) 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有機體(ti) ，其中包含了來源於(yu) 古今中外的、活躍於(yu) 今天中國的各種元素。這是今天的中國形象之實然描述, 對此進行研究的國學可以叫做 “大國學”。隻有從(cong) 這種大國學的視角出發, 我們(men) 才能真實地描述“中國形象”的實然特色。
    
    
    中國文化之“首”（領導者）是“政權”，從(cong) 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到今天為(wei) 止，政權對文化的巨大影響是中國的特色之一。就21世紀的中國而言，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和鄧三科 (鄧小平理論、“三個(ge) 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都是政權思想的體(ti) 現。這是真實中國的現實, 任何無視和忽略這個(ge) 現實的“中國形象”, 都是虛假的形象，無法真實地反映中國的實際。 在學統、道統和政統中, 政統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自從(cong) 清朝於(yu) 1911年滅亡起，儒家就不再占有”首”的地位, 這是一個(ge) 需要尊重的曆史事實，若今天在21世紀的中國, 儒家仍然試圖以儒教的姿態成為(wei) 中國文化之首, 那將勢必與(yu) 鄧三科發生衝(chong) 突。<<意見書(shu) >>中拋開法律與(yu) 宗教自由的層麵, 隻從(cong) 部分儒家人士的情感立場出發, 所表示的震驚、憂慮與(yu) 反對, 會(hui) 與(yu) 作為(wei) ”首”的立場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因為(wei) ”首”關(guan) 心的是所有其下屬宗教文化元素一不挑戰其地位，二是大家和諧相處, 而<<意見書(shu) >>在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上的立場都是不同於(yu) ”首”的。與(yu) 現實政權不一致
    
    
    中外、“我他”兩(liang) 大文化源頭之“兩(liang) 翼”, 不但表示所有的中國文化元素就其來源可分成“中、外”兩(liang) 類，而且它是處理中華文化構成元素之間關(guan) 係的一種模式。古代的華夷之分和今天的愛國與(yu) 否，都往往是這種思維模式的反映。一方麵，出於(yu) “自傲”而對日漸受到世界文化衝(chong) 擊的現狀, 部分國人產(chan) 生了焦慮感，因此，以基督教等來源於(yu) 西方的文化元素作為(wei) 假想敵而受到排斥。另一方麵，出於(yu) 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屈辱記憶，部分國人努力通過狹隘的民族主義(yi) (甚至是民粹主義(yi) )來排斥抹黑外來元素為(wei) “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對於(yu) 這種兩(liang) 翼式的思維模式，政府和民眾(zhong) 對此都應該是有保留的利用，而不能完全認可。認同作者對近代以來在中西古今文化衝(chong) 突交融中過程出現的“兩(liang) 翼式的思維模式”（其實應該是兩(liang) 極觀點），但從(cong) 現象學的層麵，撇開價(jia) 值判斷，我們(men) 必須承認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本性特色之一, 是實然中國形象的一個(ge) 部分。<<意見書(shu) >>的核心是這種”我他”之分的思維模式, 把基督教當成外來宗教，不太顧及基督教是中國五大合法宗教之一部分的事實, 不太顧及中國基督徒也是炎黃子孫與(yu) 中華文化的繼承者之事實, 忽略了”首”代表中國之”我”的事實, 而把部分文化民族主義(yi) 立場的儒家當成中國之”我”的代表, 對曲阜建教堂提出了獨立於(yu) 法律與(yu) 政府之外的詳細要求與(yu) 規定。
    
    
    四足則是當今中國文明的實際組成部分：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義(yi) 、以人為(wei) 本等）；二是中國固有之足（儒、道、民間信仰等）；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雖是外來的，卻獲得了認可而成為(wei) 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物質主義(yi) 、自由主義(yi) 、啟蒙主義(yi) 、理性、科學等）；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來的元素，雖然居住於(yu) 中國，從(cong) 政治和法律的層麵而言已經獲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眾(zhong) 的情感和草根階層中，卻仍被視為(wei) 外來的非中國之足（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意見書(shu) >>注意到了中國宗教文化多元的事實，表達了宗教文化和諧相處的願望, 但它不甘於(yu) 使儒家成為(wei) 這四足中的一個(ge) 元素，而是要成為(wei) 統攝所有元素的主人翁角色，其實是要占據”首”的地位。
    
    
    一尾則代表新興(xing) 宗教及其他沒有概括進來的文明元素。
    
    
    至於(yu) 這個(ge) 被研究有機體(ti) 到底是一條活龍、一隻鳳凰、一隻熊貓還是溫馴的鴿子，如何以某個(ge) 圖騰來勾勒才能更有美感，我們(men) 可以進一步探討。因此, 這種從(cong) “大國學”視野出發的描述, 從(cong) 實然的層麵而言, 應該說是真實地反映了今天的中國形象。[7] 其靈魂就是兩(liang) 翼、四足與(yu) 一尾等所有元素都要聽從(cong) “首”的帶領；而這些元素是和諧共處、還是因爭(zheng) 寵而互相殘殺則直接關(guan) 係到這個(ge) 有機體(ti) 的生氣與(yu) 活力。 
    
    
    二、幾個(ge) 儒家宣言書(shu)
    
    
    在各種儒家宣言中，首先值得追溯的是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和唐君毅在1958年合撰發表的《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8]，其中試圖用理性進行論述，有許多合理之處，但其明確指出馬列主義(yi) 之專(zhuan) 政思想不能長久成為(wei) 中國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把儒家放在中國思想文化與(yu) 精神體(ti) 係的領導者位置上，則與(yu) 今天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並不吻合，特別是文革期間對孔子的批判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在中國硬實力提高之後討論軟實力之時，2011年北京天安門廣場東(dong) 側(ce) 的國家博物館前豎起孔子銅像，這說明目前對儒家的推崇獲得了中國政府一定程度的認可。因為(wei) 當一個(ge) 革命黨(dang) 變成執政黨(dang) 的時候，儒學注重秩序的思想對執政有很多借鑒之處，適當的推崇可以理解；[9] 但儒學也隻是為(wei) 今天的執政者所用的“思想文化元素之一”，而儒家本身並非執政者，更不是中國思想文化思想精神體(ti) 係之“首”。參觀孔廟，明顯能感覺到，在當代中國已經完全無法找到象宋明清三代那樣對孔子和儒家的尊敬了。
    
    
    除去積極性的潛在貢獻之外，目前主張儒學類國學熱的潮流，出現了狹隘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的危險，如2006年出了所謂的十博士反對聖誕節的宣言，[10] 一時成為(wei) 網絡笑談；雖然嚴(yan) 肅的學者們(men) 對之多持不屑態度，但這些以中華文化代言者自居的潮流，卻能極大地掀起狹隘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的波浪，成為(wei) 情緒主義(yi) 與(yu) 非理性管道的代言人。
    
    
    此前的2004年，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等人就發出了“甲申文化宣言”，向國際社會(hui) 表達他們(men) 的文化主張，強調：文明多樣性是人類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態，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彌隔閡，消彌誤解；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yi) ，更反對以優(you) 劣論文明，或者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guan) 係形容為(wei) 不可調和的衝(chong) 突，甚至認為(wei) 這種衝(chong) 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zheng) 。強調華夏56個(ge) 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ti) 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應當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重要原因，在於(yu) 她是發生於(yu) 上古時代多個(ge) 區域、多個(ge) 民族、多種形 態的文化綜合體(ti) 。[11] 這個(ge) 宣言基本上注意到的一個(ge) 事實是：中國不是一個(ge) 夜郎自大、獨自位尊的“中國之中國”的閉關(guan) 鎖國，而是一個(ge) 作為(wei) 世界全球村成員的“世界之中國”，其中對多元與(yu) 理性的強調，對全球化現實的關(guan) 注，基本上符合中國曆史與(yu) 世界現狀的真實情況。
    
    
    令人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末，中國網絡上出現了十位學者“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guan) 於(yu) 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shu) ”，[12] 以民族情感為(wei) 由，他們(men) 將自定的儒家文化民族主義(yi) 置於(yu) 法律之上。該宣言明確指出：“即使該耶教堂的建設符合現行法律，通過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關(guan) 部門的嚴(yan) 格審批，資金來源完全正當，也難免於(yu) 其傷(shang) 害儒家文化信眾(zhong) 的情感，有違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的心願，乖乎中華文化聖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傳(chuan) 統和慣例，當立即予以停建，或遷往他處建造。”此論發起者以全部炎黃子孫的代言人自居，忽視曲阜建教堂的官員與(yu) 基督徒也是中國合法公民的事實，把中國基督徒排斥出炎黃子孫的行列，體(ti) 現出了極度的民粹風格，把自己淩駕於(yu) 國家、法律與(yu) 其他同胞之上。這個(ge) 宣言的本質不在於(yu) 是否主張將儒家變為(wei) “儒教”，也不在於(yu) 是否反對在曲阜建基督教堂，其核心在於(yu) 這個(ge) 儒家或儒教要在中國擔任“首”的地位，要在“什麽(me) 是中華文化、誰是炎黃子孫”的重大問題上掌握話語權與(yu) 決(jue) 定權。很顯然，隻有儒家才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而不是一首兩(liang) 翼四足一尾的有機體(ti) ；隻有儒家信徒才是炎黃子孫，而不是包括漢族在內(nei) 的五十六個(ge) 民族。作為(wei) 一種意見，宣言發起人有自己的選擇與(yu) 表達權力，但筆者認為(wei) 如此的主張既不符合中國的曆史，也不符合中國的現狀，更無法為(wei) 中國帶來理想的未來。
    
    
    上述 1958、2004、2006與(yu) 2010年的四個(ge) 宣言，各有特色，唯有2004年的還基本理性，其他三個(ge) 都充分表現了狹隘的儒家民族情緒；但2006和2010年的宣言明顯要比1958年的宣言少了許多理性的闡述，發泄的是民間情緒，卻以“學者”身份發起；不是“宣言”，而是對具體(ti) 文化事件的看法，作者歸類錯誤如其中能增加更多的理性思辨與(yu) 學術反思，則可能會(hui) 更有利於(yu) 中華民族精神體(ti) 係的建設、更有利於(yu) 儒家文化的健康發展，也能更好地促進世界和平與(yu) 宗教文明對話。這種現狀說明了部分國人的憂慮情懷與(yu) 基要主義(yi) 式的情緒反應，但對中國曆史、世界現狀與(yu) 中國未來的把握不太準確。因為(wei) 不是對於(yu) 中國曆史、世界現狀與(yu) 中國未來的整體(ti) 方向性、道路性的理性、深入思考，所以達不到您說的要求。在儒家與(yu) 西學或基督教的對話中，全球化的視野、理性的思辨與(yu) 和諧包容的目標，是幾個(ge) 需要考慮的因素；否則，各種各樣的宣言導致的將可能是越來越多的民粹口水、情緒宣泄、盲目排外與(yu) 自我封閉。延伸到國外，則會(hui) 可能引發國外的民族主義(yi) 、保護主義(yi) 之興(xing) 起，不但從(cong) 經濟、貿易和政治上反對中國，而且可能會(hui) 產(chan) 生對孔子學院的排斥。
    
    
     這些主張儒學複興(xing) 者，的確需要從(cong) 全球化視野之中國大國學來處理儒家與(yu) 基督教及其他國內(nei) 外宗教之間的關(guan) 係。從(cong) 此視角出發，儒家要承認的現實是：儒家不是今天中國精神思想文化體(ti) 係之“首”（即使曆史上它可能曾經擔任過如此的“首”，今天的“首”則是鄧小平理論、三個(ge) 代表與(yu) 科學發展觀），它沒有權力以主人自居而把其他宗教文化元素（即使其來源可追溯於(yu) 國外）都視為(wei) 外來的客人；因為(wei) 基督教與(yu) 外來宗教文化元素今天並非“其心必異的他者”（其信奉的宗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宗教、其信徒是炎黃子孫）；“兩(liang) 翼”、“四足”與(yu) “一尾”，都是中國的公民，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分布；多元的來源應該是中華文化之豐(feng) 富的驕傲所在，而不應該是“被歧視”（出身外地的黑五類）與(yu) “爭(zheng) 寵”（根正苗紅的儒家）的理由；對於(yu) “首”所代表的整體(ti) 中華文化這個(ge) 活生生的機體(ti) 來說，各個(ge) 元素之間的平等、和諧與(yu) 包容，才是中華民族的福氣與(yu) 前途，否則，狹隘的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將會(hui) 給整個(ge) 中華民族帶來不良的影響。 
    
    
    三、幾個(ge) 儒家宣言反映的問題
    
    
    1．《意見書(shu) 》過於(yu) 情緒化以至於(yu) 對曲阜建教堂的實際情況有許多錯誤信息
    
    
    羅秉祥教授在蘭(lan) 州大學第三屆“宗教對話與(yu) 和諧社會(hui) ”學術研討會(hui) 上發表“評尼山論壇與(yu) 曲阜建教堂爭(zheng) 議”的報告，指出該意見書(shu) 及後來一些言論，部分與(yu) 事實不符，誇大危機感及不必要地製造恐慌。[13] 經過筆者2011年5月31日到曲阜的實地考察，映證了羅教授的評述，特在此提出五點：首先，關(guan) 於(yu) 聖三一堂的建築方案，是由教會(hui) 提供各種設計圖片，最後由當地政府拍板決(jue) 定的；當地教會(hui) 其實有“中國風格的設計方案”，但如羅教授所言，該教堂建設是當地政府“提升曲阜市國際的品味，增加城市內(nei) 涵，擴大曲阜市的影響”手段之一（https://www.ccctspm.org/news/lo ex/2010/82/1082786.html）。其次，當地教會(hui) 建此教堂是國家宗教政府落實的結果，因為(wei) 曲阜在1949年之前在古城之西0，5公裏處就有基督教堂，現在落實政策把聖三一堂計劃建在古城之東(dong) 3公裏處，比原來離古城更遠。當地就有伊斯蘭(lan) 教的清真寺，許多孔姓炎黃子孫都是基督徒，當地人對曲阜建教堂並沒有表示出反對意見。第三，曲阜重建教堂不是尼山論壇結果，因為(wei) 市政府在2008年已為(wei) 教堂選址，2010年7月20日已進行奠基，而首屆尼山論壇則是在2010年9月26-27日才舉(ju) 行。第四，擬建曲阜教堂是中國最大以容納3000人來挑戰孔子的3000弟子嗎？事實並非如此，它並非中國最大，因為(wei) 已建成多年的杭州崇一堂可容納5000人；而且曲阜聖三一堂也並沒有《意見書(shu) 》所說的那麽(me) 高。第五，建基督曲阜教堂的是當地中國基督徒，而不是羅馬人或耶路撒冷人，當地基督徒中還有孔姓華人是牧師，且在參與(yu) 基督教堂的建設。
     
    
    2. 要做“首”是儒家人士震驚、憂慮與(yu) 反對建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
    
    
    <<意見書(shu) >>開宗明義(yi) 表達了部分”儒家學者、社團、網站”的”震驚和憂慮”，以至於(yu) 反對建教堂。[14] 為(wei) 什麽(me) 呢? 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 在曲阜建基督教堂 ”無疑唐突中華文化聖地，傷(shang) 害儒家文化信眾(zhong) 情感，有違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心願，不合建設’中華文化標誌城’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初衷。”[15] 
    
    
    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 
    
    
    首先, <<意見書(shu) >>所雲(yun) “傷(shang) 害儒家文化信眾(zhong) 情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客觀事實, 但它沒有完全反映儒家文化信眾(zhong) 的情感，因為(wei) 儒家及其文化信眾(zhong) 具有多樣性。根據筆者的研究, 儒家最起碼可以分成先秦古儒、孔孟之儒、宋明理學與(yu) 道學儒家、文化民族主義(yi) 儒家、與(yu) 當代(基督徒與(yu) 非基督徒)儒家, 不同的儒家學派對基督教的態度各異,[16] 而<<意見書(shu) >>所代表隻能是文化民族主義(yi) 儒家在當代中國的表現，而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因此, 出於(yu) 這種理由的震驚與(yu) 憂慮隻能代表部分文化民族主義(yi) 儒家的情感, 從(cong) 思維類型看, 其代表性是有限的。
    
    
    其次, 所雲(yun) “有違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心願”, 則把主張建設教堂的曲阜基督徒沒有包括進 ”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的範圍之內(nei) , 如此歸類不僅(jin) 在法律和文化的層麵不符合事實，而且在民族情感的層麵上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鴉片戰爭(zheng) 前後的 “多一個(ge) 基督徒，少一個(ge) 中國人”的情況, 在21世紀的當代中國已經不再是事實了。<<意見書(shu) >>中的一段文字非常明顯地表明這種分類沒有足夠關(guan) 注到曆史的演變特點, 如該<<意見書(shu) >>說: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該耶教堂的建設符合現行法律，通過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關(guan) 部門的嚴(yan) 格審批，資金來源完全正當，也難免於(yu) 其傷(shang) 害儒家文化信眾(zhong) 的情感，有違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的心願，乖乎中華文化聖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傳(chuan) 統和慣例，當立即予以停建，或遷往他處建造。即是說，這既不是一個(ge) 法律的問題，也不是一個(ge) 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ge) 關(guan) 乎中國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問題。” 也就是說, 這裏涉及的不是法律問題, 也不是宗教自由問題, 而是“ 中國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問題” 。這種 ”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問題”由哪些中國人來界定呢? 不是政府和法律, 也不是所有的儒家人士, 更不是中國的基督徒(因為(wei) 該意見書(shu) 就是反對曲阜支持建教堂的中國基督徒的)，而隻是代表文化民族主義(yi) 的當代儒家。出於(yu) 這種理由的震驚、憂慮以至於(yu) 反對曲阜建教堂的合理性是不夠充分的。
    
    
    第三, “不合建設‘中華文化標誌城’ 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初衷”與(yu) 意見書(shu) 的命題 “(曲阜是)中華文化的聖地”密切相聯。這裏需要厘清的一個(ge) 概念是 “中華” 。<<意見書(shu) >>所說的是“中國之中國”(先秦) 、”亞(ya) 洲之中國”(秦統一至乾隆末年)還是“世界之中國”( 乾隆末年和晚清至當代) 呢?[17] 假如這裏所說的是當代全球化語境中的作為(wei) 世界之一個(ge) 組成部分的中國的話? 那麽(me) , 曲阜是否是中華文化的聖地、中華文化標誌與(yu) 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就需要商榷了。
    
    
    綜上所述, 筆者認為(wei) , <<意見書(shu) >>的震驚與(yu) 憂慮，有著情感上的合理性，卻缺乏理智上的合理性。因為(wei) 幾個(ge) 重要的概念如 “儒家 、炎黃子孫和中華” 都沒有界定清楚。該<<意見書(shu) >>比較真實地表達了草根階層的憤青情緒, 但是作為(wei) 知識界學人或儒家精英代表，該<<意見書(shu) >>若能更多地從(cong) 理性的層麵展開論述，特別是仔細界定儒家 、炎黃子孫和中華這幾個(ge) 概念，其說服力與(yu) 建造性將會(hui) 得以加強。 
    
    
    3. 要做“首”是部分儒家人士以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的排他思維模式來處理宗教文化問題的根本原因
    
    
    <<意見書(shu) >>之所以采取排他思維模式反對在曲阜建基督教堂, 其邏輯思路的本質是：文化民族主義(yi) 的儒家才是中國文化的根本與(yu) 核心，才是作為(wei) 主人的”首” 。這種思維模式與(yu) 處理宗教文化元素的手法, 不僅(jin) 如上節所述不符合實然層麵的中國現狀，而且不符合過去二百年來的中國發展曆史。目前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國學熱，更無法為(wei) 中國的發展提出”應戰”的策略來麵對普世價(jia) 值和西方文明的”挑戰” 。
    
    
    以強調儒家為(wei) 特點的國學, 誕生於(yu) 清末特別是五四運動之際，[18] 處於(yu) 中國文明與(yu) 西方文明劇烈衝(chong) 突的語境之內(nei) 。從(cong) 應然的層麵說, 國學應該能夠幫助人們(men) 構建健康與(yu) 有效的”中國形象”。借用湯因比的“曆史文明”理論來說，今天中國國學的誕生，應該能夠成為(wei) 中國人和中國社會(hui) 麵對普世觀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提出的“應戰”之舉(ju) ，但狹隘的儒家今天難以擔當此任。 
    
    
    在普世觀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戰出現之前，關(guan) 於(yu) 中國文明的研究，是作為(wei) 一種曆史文化知識的探索而進行的，若有挑戰也不是來自於(yu) 今天的西方。在知識層麵，傳(chuan) 統國學麵臨(lin) “描述性和解釋力”的問題，“儒學”就往往被當作國學的主要內(nei) 容甚至是代表來描述曆史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體(ti) 係的全貌或主要特征。但是，如上論及中國形象的實然特色時所述, 曆經五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yu) 改革開放近百年的進程，這個(ge) 傳(chuan) 統的“國學”已經被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物質主義(yi) 、市場經濟、科學理性與(yu) 民族主義(yi) 所衝(chong) 擊甚至所取代。
    
    
    在今天的全球化新語境中，探討“國學”必須有“大”視野：一方麵，今天的挑戰者是“全球化的世界”，這與(yu) 一百年前的相似點在於(yu) 挑戰者來自於(yu) “非中國”的語境，不同點在於(yu) 今天的中國已經與(yu) 挑戰者成為(wei) 密不可分的統一體(ti) ，雙方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共生共存的關(guan) 係。另一方麵，今天“國學”之“國”已經不同於(yu) 一百年前的中國，今天之“中國固有傳(chuan) 統”已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yi) 、物質主義(yi) 、啟蒙理性、科學和市場經濟等一百年前沒有的或不太多的內(nei) 容。
    
    
    因此，曆史的發展，就是文明單位麵對“挑戰”來製定“應戰”的“自我決(jue) 策和執行”的過程。據此理論，今天討論國學，從(cong) 應然的層麵說，顯然就是探討中國文明應該如何應戰新的挑戰之學問；這裏的核心問題是，國學研究者應該分清楚：誰是真正的挑戰者（全球化的世界），誰是真正的迎戰者（被傳(chuan) 統中國文明和現代文明所影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挑戰和應戰的內(nei) 容是什麽(me) （全球化要融化中國文明、中國文明要作為(wei) 中國的軟實力繼續發展），這一挑戰與(yu) 應戰的目的是什麽(me) （增強文明生存和國家發展的軟實力）。[19] 而《意見書(shu) 》儒家人士的宣言[20]則反映了其以“主人”自居對“包容精神”和“和諧”詮釋話語權的獨占，完全不提建教堂的信徒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的公民和“主人”。 這種狹隘觀念的本質在於(yu) ：隻有儒家信徒才是中國“主人”，信奉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蘭(lan) 教等來源與(yu) 外國有關(guan) ）的信徒都不是中國的“主人”而是“客人”；這種思維與(yu) 表述從(cong) 法律層麵上直接剝奪了部分國民的公民權。在大陸內(nei) 地和沿海，此種論述問題不大，若在邊疆或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進行如此的論述，一定會(hui) 引起民族糾紛。 
    
    
    4. 沒有被醫治的苦毒心態與(yu) 自信心缺乏是部分民族主義(yi) 儒家激烈反對曲阜建教堂的深層原因
    
    
    <<意見書(shu) >>注意到了 “曲阜建造耶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於(yu) 時下耶教在中國的熾熱，而在於(yu) 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沉淪。” 這是筆者可以認可的觀察。《意見書(shu) 》發起者們(men) 本可在此大著筆墨理性論述什麽(me) 是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是“仁、義(yi) 、禮、智、信”？是“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是“天下大同”？還是“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及夫為(wei) 妻綱”？抑或是“唯女子與(yu) 小人難養(yang) 也”？麵對來外挑戰，儒家應該如何應戰呢？一則可以通過自強自立來迎接挑戰，二則可以通過抵擋他者來保持自己的地位；即俗語所雲(yun) ：或者通過合理的競爭(zheng) 勝過對方，或者通過無理的排斥摧毀對方。遺憾的是，《意見書(shu) 》采取的是後一種方法。
    
    
    儒家可否如<<意見書(shu) >>所雲(yun) 發展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主體(ti) ？除去要與(yu) 當代中國文化之”首”進行協商之外, 筆者以為(wei) 其中的苦毒心態與(yu) 自信心的缺乏是需要加以處理的另外兩(liang) 個(ge) 重要問題。
    
    
    筆者認同 <<意見書(shu) >>將“當務之急”定為(wei) “徹底解決(jue) 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問題”，但其開出的藥方是“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全力複興(xing) 中華文化，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而且將“國人趨奉外來宗教和在中華文化聖地建造外來宗教道場” 視為(wei) “怪異現象 ”。這種論述體(ti) 現了發起者的苦毒心態。所謂苦毒（bitterness），是指曾經受過或誤以為(wei) 受過痛苦而無法釋放、以至於(yu) 將這種消極的情感和記憶積累在心底抑鬱成病的一種狀態。過去一百年來，從(cong) 20世紀初的孔家店被打倒、到20世紀七十年代文革時期的孔老二被批臭，儒家經曆了許多痛苦。這種苦毒成了民族精神價(jia) 值的一個(ge) 部分，需要仔細地分析其成因，以求醫治之方。
    
    
    但目前狹隘地以傳(chuan) 統儒學為(wei) 核心的國學熱, 完全忘記了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失敗與(yu) 恥辱, 即傳(chuan) 統中國(特別是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生活模式所受到的打擊, 主要來自於(yu) 啟蒙運動後流行於(yu) 西方及全世界的弱肉強食和市場經濟力量; 也完全忘記, 中國今天的成功, 之所以能夠開始大力提倡”中國特色”與(yu) ”中國模式”, 主要得益於(yu) 過去三十年來遵循同樣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弱肉強食和市場經濟力量)與(yu) 國家集權的改革開放。因此, 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挫折和失敗是被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擊敗的, 過去三十年的成功是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和國家集權的成功, 完全不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價(jia) 值的成功。如此的遺忘與(yu) 無知導致了所謂的國學無法真實地描述中國形象的實然層麵。因為(wei) 這種苦毒的原因沒有被找到, 加害於(yu) 中國者本是社會(hui) 達爾文理論支持下的帝國主義(yi) 者, 卻被錯誤地理解為(wei) 基督教（其實基督教與(yu) 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yi) 、殖民主義(yi) 之間過去與(yu) 現在都一直存在著極大的張力與(yu) 衝(chong) 突）; 現在國人靠著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而增強硬實力之後, 麵對著新出現的危機與(yu) 困難, 沒有弄清楚現在中國所麵臨(lin) 的挑戰, 是變本加厲的以弱肉強食為(wei) 核心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 而不是籠統的西方文明, 更不是基督教文明。如此的遺忘與(yu) 知識的缺乏導致了所謂的國學無法找到真正的“挑戰”是什麽(me) , 因此也就無法有效地塑造中國形象的應然層麵，當然也就提不出幫助中國麵對“挑戰”的“應戰”之策。[21] 
    
    
    因此，狹隘國學熱, 一方麵沒有認識清楚, 儒家傳(chuan) 統並不是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之核心內(nei) 涵, 因為(wei) 今天實然層麵的國學內(nei) 容是一首兩(liang) 翼四足一尾。 二方麵沒有認識清楚過去與(yu) 現在給中國帶來威脅的是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弱肉強食和世俗主義(yi) , 而不是基督教文明。第三沒有意識到基督教現在已經是國際性的宗教（包括絕大多數的基督徒都是深深愛著自己祖國的中國合法公民），而不再是歐美白人的宗教。
    
    
    民粹主義(yi) 者深陷受虐的苦毒之中，因痛苦的模糊記憶而排斥基督教，將會(hui) 使中國陷入封閉之中。在這種沒有認識清楚自己而又找錯對手的情況下，開出的藥方無法健康地凝聚中華民族，無法有效地迎戰世界全球化的挑戰。
    
    
    苦毒的心態沒有被醫治自然地表現在自信心的缺乏上。<<意見書(shu) >>關(guan) 於(yu) 如果該教堂建設地點仍選在曲阜附近，或仍在濟寧市範圍內(nei) ，所提出應當滿足之五個(ge) 條件,[22] 充分地體(ti) 現了自信心的缺乏。“吾等認為(wei) ，……尤其是外來宗教文化要入鄉(xiang) 隨俗、客隨主便，而不能反客為(wei) 主、喧賓奪主——對本土宗教及其信眾(zhong) 而言，這是個(ge) 天然的情感問題；對外來宗教及其信眾(zhong) 而言，這是個(ge) 基本的禮貌問題！” 這種手法“不顧宗教內(nei) 容主張”而隻以“出生論”來處理“外來宗教”與(yu) “本土宗教”之間的關(guan) 係，且將信奉外來宗教的本土國民也排斥出了“炎黃子孫”的行列。在21世紀的今天，此論的確讓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自信心缺乏的另一個(ge) 例子便是, 通篇<<意見書(shu) >>不見“基督教”一詞，而完全以“耶教”代之。港澳台及部分儒家人士的著作中確有將“基督教、聖誕”稱為(wei) “耶教、耶誕”的用法, 但在中國大陸的公共語境及教會(hui) 中則很少有此類用法, “基督” 乃“救主”之義(yi) , 雖然“耶穌” 原義(yi) 為(wei) ”耶和華拯救”, 但更通用的乃是“基督教、聖誕”而非“耶教、耶誕” 。也許是出於(yu) 擔心“聖誕”比“耶誕”更加神聖, <<意見書(shu) >>最後注明日期“孔子二五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耶穌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 一個(ge) 被稱為(wei) “子”,一個(ge) 直呼其名, 其中展現了自信心問題，完全不顧基督徒及其教會(hui) 是如何使用稱呼的。在宗教文化的對話與(yu) 交流中, 雙方各自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是一個(ge) 基本的需要加以尊重的前提, <<意見書(shu) >>有權力和自由故意不用“基督”、“基督教”等術語；但問題是，如此理解和所描述的“基督教”與(yu) “耶穌基督”同教會(hui) 和信徒們(men) 的理解之間是否一致，若不一致的話，此類的故意解讀還是否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呢？會(hui) 產(chan) 生什麽(me) 影響呢? 
    
    
    <<意見書(shu) >>提出: 在種種複興(xing) 中華文化的呼籲和探索之中，重建儒教是一種重要的努力和嚐試，並呼籲“政府宜盡快承認儒教的合法地位，賦予儒教與(yu) 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努力培育包括儒教在內(nei) 的中國各宗教和諧相處的宗教文化生態。當務之急，是激活孔廟（文廟）等傳(chuan) 統儒教道場的信仰功能，徹底擯除其現行商業(ye) 和旅遊的色彩。須知，古今中外尚未聞有任何一個(ge) 國家與(yu) 民族，其宗教信仰場所由文物部門或旅遊部門把持，並向前來朝聖禮拜的人們(men) 收取門票費用的做法。” 這種呼籲和努力，值得尊重。但其試圖占據“首”與(yu) “主人”之地位，則需要與(yu) 國家現有之“首”進行協商；而把基督教等入華已經千年之久的合法宗教及其信徒視為(wei) 需要“客隨主便”的外來“客人”，而把儒家自定為(wei) “主”，除去在情感層麵使相關(guan) 信徒被剝奪公民權之外，而且在學理與(yu) 法律層麵都需要重新闡述與(yu) 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5. 全球化視野與(yu) 時代精神可以給儒家帶來活力
    
    
    其實，儒家是中國精神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寶貴元素之一，隻要擺正其位置，不但儒家可以成為(wei) 中國的祝福，而且可對全球的人類做出重大貢獻。儒家應該避免狹隘的民粹與(yu) 民族主義(yi) 視角，而應該從(cong) 全球化視野與(yu) 時代精神出發，來尋找複興(xing) 的活力。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精神思想中需要關(guan) 注的重大特色之一就是：中國的利益與(yu) 命運已經與(yu) 世界緊密相聯。隨之而來的，就是許多普世性的宗教、思想、精神、文化元素會(hui) 把中國帶入一個(ge) 多元的語境之中。一方麵，中國的精神主體(ti) 和儒家等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東(dong) 西，而是在不斷發展與(yu) 革新的，因此，必須與(yu) 普世性的元素對話、交流與(yu) 合作，從(cong) 而促使自己的發展。另一方麵，持狹隘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的盲目推崇中國文化者，沒有認清的事實之一是：基督教已經不再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已經是國際性的宗教。基督教起源於(yu) 中東(dong) ，曾經是歐美白人的宗教，並被殖民主義(yi) 和帝國主義(yi) 利用過，對亞(ya) 、非、拉國家與(yu) 民族造成的傷(shang) 害至今仍沒有完全治愈。
    
    
    目前部分狹隘儒家人士對基督教的反對，是建立在錯誤的曆史觀念之上的錯誤方案。中國和儒家在近代曆史上遇到的西方挑戰，一是弱肉強食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帝國主義(yi) 、民主主義(yi) 和不平等條約就是其表現；中國通過革命的手段已經戰勝了這些挑戰，獲得了國家的獨立與(yu) 硬件的發展，今天硬實力已經相當客觀。中國曆史上所遇到的第二個(ge) 挑戰來自基督教，但在殖民主義(yi) 與(yu) 帝國主義(yi) 時代，基督教或基督徒與(yu) 殖民主義(yi) 者或帝國主義(yi) 者並非一致[23]。而被侵略的中國人卻並沒有完全認識到這個(ge) 事實，隻是被表麵都是白人的現象所蒙蔽。以至於(yu) 今天在上述事件成為(wei) 曆史之後，許多帝國主義(yi) 與(yu) 殖民主義(yi) 的壞賬今天卻被算在了基督教的頭上。
    
    
    目前部分狹隘儒家人士對基督教的反對是建立在對當代世界真實語境的錯誤判斷之上的錯誤方案。中國及儒家今天遇到的外來挑戰，主要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yi)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在全球化今天的新表現。嚴(yan) 格地說，西方的這種個(ge) 人主義(yi) 、自私自利、弱肉強食與(yu) 他們(men) 反對基督教有很大的關(guan) 係。也就是說，在西方社會(hui) 內(nei) 部，存在著非基督教與(yu) 基督教之間的張力，而占主流地位的是非基督教思想文化，因為(wei) 基督教現在歐美白人社會(hui) 中正不斷衰退，主流教派不但喪(sang) 失會(hui) 友，而且極大地喪(sang) 失了對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影響力。歐美西方今天逐漸呈現出來的衰弱，特別是在精神和思想體(ti) 係方麵的問題，主要原因在於(yu) ：他們(men) 努力拋棄基督教，而強調理性主義(yi) 的人文路徑無法替代基督教被清楚之後的空白，在多元主義(yi) 和相對主義(yi) 的漩渦中，人們(men) 無所適從(cong) ，各隨己意，陷入迷茫的虛無之中。歐美西方文化內(nei) 部基督教代表的神學傳(chuan) 統與(yu) 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yi) 所代表的人學傳(chuan) 統之間一直存在著張力，當我們(men) 討論中西文化比較、交流與(yu) 合作的時候，必須注意到西方內(nei) 部的這種神學與(yu) 人學之二元因素，否則，我們(men) 就無法正確地認識歐美，從(cong) 而就無法進行有效的對話與(yu) 合作。
    
    
    今天基督徒占全球總人口的33%，而其中心現在已經轉移到了亞(ya) 、非、拉，也就是說超過一半以上的基督徒都不居住於(yu) 歐美。基督教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真正國際性的宗教，在21世紀，這種趨勢的發展將會(hui) 更加明顯。[24] 部分儒家人士對基督教的反對，原因本來是出於(yu) 對歐美白人的苦毒記憶，但卻不知道，過去所受的傷(shang) 害主來源於(yu)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而不是基督教，今天代表基督教核心的也已經不再是歐美白人了，而是亞(ya) 非拉包括中國信徒在內(nei) 的人們(men) 。如此找錯對手的唐吉柯德之戰，將會(hui) 是個(ge) 很大的遺憾和誤導。
    
    
    部分狹隘儒家人士對基督教的反對，也完全忽略了一個(ge) 現實，即中國的幾千萬(wan) 基督徒都是和諧中國的合法公民，都是積極貢獻於(yu) 中國社會(hui) 各種建設的主力，若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其信仰之宗教是一千多年前從(cong) 國外傳(chuan) 入而對之提出“客隨主便”地永遠在“儒家”麵前低頭，將會(hui) 從(cong) 民族、文化和宗教情感上剝奪這些數量巨大的炎黃子孫的合法權利，顯然不符合中國基督徒、中國思想文化及其“首”的利益，因為(wei) 它為(wei) 社會(hui) 帶來的不是和諧而是衝(chong) 突。從(cong) 客觀公平與(yu) 和諧理性的視角而言，狹隘的儒家應該被排斥，而代之以包容與(yu) 和諧的主流。
    
    
    因此, 為(wei) 了有效地複興(xing) 儒學，需要避免兩(liang) 個(ge) 極端，一是美化西方以抹殺民族差異性，二是美化本民族以拒絕現代化。值得提倡的應是現代化而不一定西方化的路徑，一方麵, 接受現代化的長處，如基督教中的上帝與(yu) 法的神聖性就是精華，而背離基督教的弱肉強食之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則是糟粕; 另一方麵, 又保留本民族的精華，如傳(chuan) 統的“天、天下、家、孝敬父母、小康與(yu) 大同”等概念與(yu) 基督教中的“普世性元素”有許多吻合之處，而“排他、狹隘與(yu) 對女人的鄙視”則是糟粕。以此為(wei) 根基的對話，可以幫助全球倫(lun) 理的建立，溝通基督教與(yu) 中國文化; 不但可以協助解決(jue) 國內(nei) 的精神領域的挑戰，處理各種宗教信徒之間的和諧相處，且能協助中國與(yu) 世界各國的交往而達到和諧的境界。若等到達此境，則儒家自然擁有了複興(xing) 的活力。 
    
    
    四、儒家的真正挑戰和迎戰策略是什麽(me) ？
    
    
    從(cong) 曲阜意見書(shu) 等宣言，可以看出部分儒家人士把基督教當成了儒家複興(xing) 的敵人，但儒家的真正挑戰是什麽(me) 呢？為(wei) 了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未來，應戰的策略應該是什麽(me) 呢？筆者以為(wei) 下述五個(ge) 因素值得考慮，否則在這一兩(liang) 代人在世的階段要想發展儒學將會(hui) 有很大的困難。
    
    
    其一，儒學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時就失去了國學之“體(ti) ”而變成遊魂。這裏的真正對手看似來自歐美的“西學”，實際上是其中的人學傳(chuan) 統而非基督教神學傳(chuan) 統。西學曆經古希臘自然哲學、基督教神學、啟蒙運動與(yu) 後現代四個(ge) 階段，各階段之間相衝(chong) 突而互替代，真正在中國摧毀儒家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啟蒙運動以來所興(xing) 起的“理性主義(yi) 、科學至上和民主自由”等人學傳(chuan) 統，這種傳(chuan) 統後來結合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發展成帝國主義(yi) 與(yu) 殖民主義(yi) ，直接敲響了清王朝的喪(sang) 鍾，使曲阜的孔廟由崇拜聖賢先師孔子的廟堂變成了寄存曆史的博物館。在辛亥革命已經百年的今天，許多國人仍然沒有搞清楚打敗華夏老祖宗的真正對手，仍然將西方來的一切衝(chong) 擊都算到基督教的頭上而放過禍害人類的“無法無天”之理性主義(yi) 與(yu) 實用主義(yi) 這兩(liang) 個(ge) 罪魁禍首，實在是天大的誤會(hui) 一場。
    
    
    其二，從(cong)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有目的、有計劃、按步驟、分階段地徹底顛覆中國傳(chuan) 統，堅決(jue) 批臭孔子和儒家，直接將儒家遊魂變成了再無活力的“曆史遺棄物”。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yu) 文化精英階層，鮮有不受此運動之影響者，不認識與(yu) 反思這些人的靈魂與(yu) 價(jia) 值觀，要想恢複儒學，挑戰不容小覷。
    
    
    其三，在實用主義(yi) 與(yu) 唯利是圖到處泛濫的今天，若說儒家等傳(chuan) 統宗教文化正好可以用來治病的話；那麽(me) ，在全球化與(yu) 現代化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讓當代女性認可孔老夫子所雲(yun) 之“唯女子與(yu) 小人難養(yang) 也，近之則不恭，遠之則遜”等類的思想，是儒學複興(xing) 教義(yi) 學層麵的挑戰。如何使儒學思想適應全球化的語境？挖掘天下、和諧等理念，將會(hui) 有很重要的意義(yi) 。
    
    
    其四，除去強調“天人合一”也強調知“行合一”的儒學，在全球基本承認“天底下沒有義(yi) 人”與(yu) 人類“心裏願意而身體(ti) 卻軟弱”的現實語境中，如何找到一批真正願意“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萬(wan) 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君子”，而杜絕言行不一的小人與(yu) 偽(wei) 君子，其意義(yi) 不僅(jin) 在於(yu) 身教勝於(yu) 言傳(chuan) ，而且直接關(guan) 係到儒學能否複興(xing) 。
    
    
    其五，在認清中國今天的挑戰目標和應戰策略之後，儒學若仍然熱衷於(yu) 使“孔廟活起來”成為(wei) 眾(zhong) 人敬拜孔子的地方，而不顧諾大的“孔府”實際上隻住著一家孔裔嫡係的三房四妾的話，無論推崇者如何熱衷於(yu) 將儒學政治意識形態化，民間草民仍然可能隻會(hui) 從(cong) 孔林墓地而不是老百姓的心中發現孔子。如此自以為(wei) 是的儒學，將無法認清外來與(yu) 內(nei) 在的挑戰，而隻能借助於(yu) 狹隘的情緒化來挑起民族主義(yi) 的“中外”兩(liang) 翼之爭(zheng) 、向“首”獻媚示好、摸黑其他元素與(yu) 陣陣熱鬧之外，就是在中國國內(nei) 也無法儒學複興(xing) 起來，更不要說去在全球化的世界進行推廣了。
    
    
    儒學的精髓在於(yu)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於(yu) 有容乃大、四海一家。外來的理性主義(yi) 與(yu) 唯利是圖、內(nei) 在的口是心非與(yu) 言行相悖，是儒學複興(xing) 的真正挑戰。民心是戰場，基督教是同盟者，若不認識這些本土與(yu) 全球化的語境，仍然狹隘地以排外與(yu) 自大為(wei) 賣點的話，我真的非常懷疑儒學複興(xing) 的可能性及必要性了。[25] 
    
    
    五、基督教如何獲得中國本土身份？
    
    
    狹隘儒家的民粹情緒說明，基督教等來源於(yu) 外國的宗教，在中國不但要處理好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而且要處理好民族文化情緒的問題。作為(wei) 中國大國學研究對象的元素之
    
    
    中國基督教也需要思考的一個(ge) 問題是：如何才能獲得中國本土身份？
    
    
    基督教雖是移民，但在中國的政治、法律與(yu) 宗教地位上都獲得了合法身份，即使曾經有“偷渡”之嫌，經過曆史上的多次“大赦”，基督教已經是中國的合法宗教，基督徒是中國的合法良民。為(wei) 什麽(me) 狹隘的民主主義(yi) 者和民粹主義(yi) 者仍然在情感上拒絕接受基督教呢？
    
    
    中國基督教要獲得中國本土身份以至於(yu) 被認可，其中有三個(ge) 重要問題需要解決(jue) 。
    
    
    第一，中國傳(chuan) 統的特別是近日仍被某些狹隘的國學熱推動者所接受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這種把中華文化或儒家思想當成“最高、最好、最完美”以至於(yu) “不可改變”的模式，對一切外來文化、宗教、思想與(yu) 精神元素都持排斥態度；過去二百年來，這種墨守成規的夜郎自大已經被無情的現實所催跨，在思想界和政治界也已經被拋棄，但是，目前的國學熱中卻有人重提此論，這對基督教獲得本土身份將是一個(ge) 障礙。從(cong) 635年景教入華算起，基督教在中國已經一千多年，其曆史淵源比許多來源於(yu) 國外的主義(yi) 和思潮都悠久。但至今仍被《意見書(shu) 》等人視為(wei) 外來宗教，重要原因就在於(yu) 此。
    
    
    第二，過去幾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曆史上發生的幾件事情，起到了阻礙作用。康熙年間的禮儀(yi) 之爭(zheng) 、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1949年前國共內(nei) 戰時中國基督教對國民黨(dang) 的支持、朝鮮戰爭(zheng) 時期世界基督教會(hui) 對中國的反對。這四大因素使得基督教難以獲得“中國的身份認同”。 
    
    
    第三，基督教在過去近百年自立的曆史中，獲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數千萬(wan) 的中國基督徒是在中國自己誕生的，而不再是外國傳(chuan) 教的產(chan) 物（雖然其根源與(yu) 解放前的傳(chuan) 教密不可分）。因此，要消除狹隘民主主義(yi) 和民粹主義(yi) 的排斥，中的國的基督教可以借鑒韓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模式。二十世紀，基督教被韓國人看做盟友而不是敵人，因為(wei) 他們(men) 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yi) 者，在1911年朝鮮反對日本吞並的起義(yi) 中，被日本人判為(wei) 罪犯的123人就有98人是基督徒，而當時基督徒隻占韓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當北朝鮮與(yu) 韓國發生戰爭(zheng) 時，韓國又是得到基督徒的幫助才得以保持國家的獨立。因此，基督教很容易獲得韓國人的認可，現在韓國的基督徒人數占據了總人口的一半左右。同樣，非洲很多本來是英國聖公會(hui) 差傳(chuan) 工場的地方，但生活於(yu) 邊緣階層的非洲人在歐美差傳(chuan) 教會(hui) 之外成立了自己的黑人教會(hui) ，現在與(yu) 靈恩運動、福音運動和民間信仰相結合，在非洲占據了大量的百分比。拉丁美洲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26] 中國在21世紀是個(ge) 經濟大發展的時期，基督教如何對中國做出貢獻，而讓普通民眾(zhong) 視為(wei) 盟友而不是敵人，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則，狹隘的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會(hui) 持續不斷地挑撥基督教與(yu) 中國文化之間的關(guan) 係。這會(hui) 使中國人難以從(cong) 情感上接受基督教為(wei) 中國國學之一個(ge) 部分，並有可能引起狹隘民主主義(yi) 的情緒反應，從(cong) 而不利於(yu) 整個(ge) 中國的和諧與(yu) 發展，甚至破壞中國在世界國際舞台上的形象。 
    
    
    就當代中國的語境而言，基督教與(yu) 儒家麵對的共同挑戰是個(ge) 人心靈、家庭生活與(yu) 社會(hui) 環境中對“信”的缺乏，是倫(lun) 理道德的喪(sang) 失，是精神的空虛和幸福指數的下降。為(wei) 此，儒家與(yu) 基督教不應該相互為(wei) 敵，而是應該充分合作，為(wei) 社會(hui) 的做人之道尋找方向。 
    
    黃保羅，芬蘭(lan) 赫爾辛基大學哲學與(yu) 神學雙博士，日本東(dong) 京大學博士後，現任吉林大學匡亞(ya) 明講座教授、《國學與(yu) 西學：國際學刊》主編及出版總監、赫爾辛基大學兼職博導教授; pauloshuang@yahoo.com
    
    注釋
    
    
    [1]本文原應中國人民大學樊華女士之邀於(yu) 2011年2月所撰寫(xie) ，後經過2011年5和6月與(yu) 儒家、基督教及中國傳(chuan) 統研究學者之對談、曲阜實地考察及在山東(dong) 大學演講、華東(dong) 師範大學演講之後而修訂於(yu) 2011年12月。
    
    
    [2] 該意見書(shu) 於(yu) 2010年12月22日由部分儒家學者發出, 引起一定反響, 有不少儒家人士與(yu) 團體(ti) 組織簽名支持。意見書(shu) 發起人中的三人與(yu) 筆者曾有交往,  2008年筆者在武漢大學作為(wei) 特邀講座教授授課時,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曾與(yu) 趙林教授一起請筆者餐聚並贈送大作<<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 北京大學張祥龍教授曾應邀撰寫(xie) 評論拙著<<儒家,基督宗教與(yu) 救贖>>一文, 張祥龍，”《儒家、基督宗教與(yu) 救贖》草讀偶感”, 載 <<儒家、基督宗教與(yu) 救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339-341。陝西師範大學宗教中心儒學 —儒教研究所所長、曆史文化學院韓星教授曾邀請筆者於(yu) 2009年10月20日在學校圖書(shu) 館一層報告廳的“中和論壇”第九講上為(wei) 全校師生主講“全球對話主義(yi) 視野中的大國學”。講座由韓教授主持，學校宗教中心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文學院尤西林教授點評。
    
    
    [3] 2011年5月9-12日，筆者得以先後在蘭(lan) 州大學與(yu) 陝西師大的韓星、香港浸會(hui) 大學的羅秉祥、美國洛杉磯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李靈教授及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院長梁燕城教授，5月24日在武漢大學得以與(yu) 國學院長郭齊勇、歐美宗教文化所長趙林和香港中文大學溫偉(wei) 耀教授，5月30日與(yu) 山東(dong) 省基督教協會(hui) 及神學院院長李洪玉牧師、山東(dong) 大學猶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督趙傑教授、中國《周易》研究會(hui) 會(hui) 長劉大鈞教授等，先後交談分享，了解了曲阜建設基督教堂的前因後果、儒家反對者的情況，相關(guan) 學者的學術態度等。2011年5月12日，在蘭(lan) 州大學第二屆“宗教對話語和諧社會(hui) ”學術研討會(hui) 上，李靈發表《聖像乎？聖道乎？----詠三個(ge) 代表思想來透視天安門前的聖像》，羅秉祥發表《評尼山論壇與(yu) 曲阜建教堂爭(zheng) 議》兩(liang) 文，中國社會(hui) 科學儒家研究所的趙法生進行回應，在討論階段筆者與(yu) 韓星教授參與(yu) 討論。
    
    
    [4] 5月31日筆者得以親(qin) 自前往曲阜參觀現有教堂、新堂奠基地點及新堂設計圖樣，並蒙建堂負責人濟寧市基督教協會(hui) 會(hui) 長高明牧師及曲阜教會(hui) 馮(feng) 教師（建堂直接負責人）接待和介紹詳情。此次實地考察得蒙山東(dong) 大學猶太教及跨宗教原文化研究基地的趙傑教授、山東(dong) 基督教協會(hui) 會(hui) 長及山東(dong) 省神學院院長李洪玉牧師之幫助。 
    
    
    [5] 黃保羅，《儒家、基督宗教與(yu) 救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Paulos Huang, 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2009, Leiden, Brill.
    
    
    [6] 見黃保羅，“從(cong) 歐美視角看體(ti) 現中國軟實力的大國學”， 載: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北京，2010年3月4日，第68期第13版域外)。下文將詳細闡述。
    
    
    [7] 黃保羅，“上海世博會(hui) ：‘文明之邦’的國家展示”， 載: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北京，2010，第87期第13版域外版)。黃保羅 (Paulos Huang) ，“全球化下基督教對中國形象之塑造的影響”, 本文發表於(yu) 台灣中原大學(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與(yu) 美國洛杉機基督教與(yu) 中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hristianity and China, USA) 聯合舉(ju) 辦的” Church and Society: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2010年12月28-30日); 收入<<現代化下的中國教會(hui) 與(yu) 社會(hui) 論文集>>(Church and Society: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8] “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men) 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yu) 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A Manifesto on the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ulture：Our Joi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logical Study Relating to World Cultural Outlook），牟宗三 徐複觀 張君勱 唐君毅 合撰（By Carson Chang，Hsu Foo-kwan，Mou Chung-san and Tang Chun-i）。《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一九五八年之元旦號。宣言包括十二部分：一、　前言─ 我們(men) 發表此宣言之理由；二、　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yu) 道路及其缺點；三、　中國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四、　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yu) 西方文化之不同；五、　中國文化之倫(lun) 理道德與(yu) 宗教精神；六、　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yi) ，；七、　中國曆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八、　中國文化之發展與(yu) 科學；九、　中國文化之發展與(yu) 民主建國；十、　我們(men) 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十一、　我們(men) 對於(yu) 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xi) 於(yu) 東(dong) 方之智慧者 ；十二、　我們(men) 對於(yu) 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
    
    
    [9] 毛澤東(dong) 撰寫(xie) 《讀封建理論》贈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ye) 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十批不是好文章。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學名高實枇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cong) 子厚返文王。” 其中提及“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學名高實枇糠。”指出的情況是：革命者是無法依靠儒家發起的，秦王政的法家思想不但在革命時期有效，而且在執政時期也有效。所以，儒家在中國現代的革命中被拋棄，五四時孔家店被打到，文革時孔老二被批臭。到了21世紀中國建設和諧社會(hui) 的時代，儒家被重新尊重，但它卻不是“首”，而隻能是與(yu) “法家”和“追求利益的市場經濟”等合作的元素之一。若儒家推動者們(men) 沒有如此清醒的定位，不但會(hui) 真的要去搶“首”的位置，而且會(hui) 不斷地通過排他來為(wei) 自己爭(zheng) 寵，其結果是不會(hui) 促進和諧的。
    
    
    [10] 十位博士生聯署《我們(men) 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走出文化集體(ti) 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ti) 性——我們(men) 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簽名（依姓氏筆畫排序）劉冰雪（中國政法大學）、張連文 （清華大學）、楊名 （中國人民大學）、陳喬(qiao) 見 （武漢大學）、周鋒利（北京大學）、孟欣（中國科學院）、孟誌國（南開大學）、範碧鴻（中山大學）、趙瑞奇(北京師範大學)和崔罡（四川大學），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西曆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11] “甲申文化宣言”，見：《大地》(2004年 第十八期)。發起人有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於(yu) 廣華、於(yu) 友先、馬金鳳、馬博敏、王石、王立平、王紀言、王曉棠、白先勇、白淑湘、田愛習(xi) 、葉嘉瑩、馮(feng) 驥才、 湯一介、李立、喬(qiao) 羽、呂厚民、劉厚生、劉國平、劉詩昆、劉效禮、劉夢溪、朱建榮、任曉兵、許倬雲(yun) 、何偉(wei) 康、何茲(zi) 全、何超明、吳祖強、陳映真、邵恩、楊兆 麟、蘇樹輝、杜維明、阿不都熱依木·熱介甫、阿來、貢敏、張信剛、張繼剛、尚長榮、龐樸、周小燕、周文中、周汝昌、周穎南、金堅範、胡恩、費明儀(yi) 、高占祥、蕭馬、尉天池、黃會(hui) 林、黃苗子、黃俊傑、曹澤林、梅葆玖、寇世勳、辜正坤、謝晉、焦晃、詹建俊、滿都夫、裘錫圭、熊召政、潘震宙。
    
    
    [12] 本意見書(shu) 由以下十位學者聯署發起（序齒排名）： 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張祥龍（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長、教授）、蔣慶（儒家民間學者）、林安梧（台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顏炳罡（山東(dong)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教授）、韓星（陝西師範大學儒學－儒教研究所所長、教授）、陳明（《原道》主編，首都師範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康曉光（中國人民大學非盈利組織研究所所長、教授）和王瑞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本意見書(shu) 得到以下十家社團首批支持：國際儒學大會(hui) 、國際孔教大會(hui) 、馬來西亞(ya) 儒教會(hui) 、印尼經典教育促進會(hui) 、曲阜儒者聯合會(hui) 、深圳孔聖堂、珠海平和書(shu) 院、北京葦航書(shu) 院、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和江蘇省孔子後裔聯誼會(hui)  。本意見書(shu) 由以下十家網站首批聯合發布：中國儒教網（https://www.chinarujiao.net）、儒教複興(xing) 論壇（https://www.rjfx.net）、華夏複興(xing) （https://www.hxfx.net）、儒學聯合論壇（https://www.yuandao.com）、儒家中國（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孔子二〇〇〇網（https://www.confucius2000.com）、中國當代儒學網（https://www.cccrx.com）、儒家氣學網（https://www.rjqxw.cn）、禮樂(le) 中國（https://www.liyuechina.org）、孔氏宗親(qin) 網（https://www.kong.org.cn）。說明一：本意見書(shu) 自正式發布之日起，開放征集海內(nei) 外儒家（儒教）社團、網站、學者以及社會(hui) 各界簽名支持。簽名可登錄上述網站，也可發信至：fengyuanfuxing@163.com。說明二：本意見書(shu) 已清楚表達聯署發起者的觀點，故不再設答辯人。任何儒家社團、網站、學者接受媒體(ti) 采訪，其意見與(yu) 本意見書(shu) 無關(guan) 。說明三：本意見書(shu) 歡迎任何網站轉載，但請務必保持意見書(shu) 的完整性。同時歡迎各類媒體(ti) 刊布，聯係信箱為(wei) ：fengyuanfuxing@163.com 孔子二五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耶穌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3] 羅秉祥，《評尼山論壇與(yu) 曲阜建教堂爭(zheng) 議》，2011年5月12日發表於(yu) 蘭(lan) 州大學第三屆“宗教對話與(yu) 和諧社會(hui) ”學術研討會(hui) 上。
    
    
    [14] 《意見書(shu) 》說：“首先，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具體(ti) 原因，已如上述。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該耶教堂的建設符合現行法律，通過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關(guan) 部門的嚴(yan) 格審批，資金來源完全正當，也難免於(yu) 其傷(shang) 害儒家文化信眾(zhong) 的情感，有違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的心願，乖乎中華文化聖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傳(chuan) 統和慣例，當立即予以停建，或遷往他處建造。即是說，這既不是一個(ge) 法律的問題，也不是一個(ge) 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ge) 關(guan) 乎中國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問題。” 下文引用<<意見書(shu) >>文字均加引號注明, 不注明頁碼。
    
    
    [15] 《意見書(shu) 》說：“近聞曲阜孔廟附近正在建造一高達四十餘(yu) 米、容眾(zhong) 三千餘(yu) 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詳情見本《意見書(shu) 》附錄），吾等儒家學者、社團、網站深感震驚和憂慮，特鄭重呼籲有關(guan) 各方尊重中華文化聖地，立即停建該耶教教堂。眾(zhong) 所周知，孔子者，中華文化之象征；曲阜者，儒教文明之聖地；’三孔’者，中國五千年文化命脈與(yu) 道統象征之所在，億(yi) 萬(wan) 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心理情感與(yu) 精神寄托之所係，並為(wei) 東(dong) 亞(ya) 各國政要與(yu) 民眾(zhong) 文化朝聖之所宗。今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無疑唐突中華文化聖地，傷(shang) 害儒家文化信眾(zhong) 情感，有違海內(nei) 外炎黃子孫心願，不合建設’中華文化標誌城’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初衷。”
    
    
    [16] 黃保羅. 儒家、基督宗教與(yu) 救贖.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47-68。
    
    
    [17] 楊煦生，“編後記”, 載<<世界漢學>>2009年秋季號,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200-201。
    
    
    [18] 關(guan) 於(yu) ”國學”的原義(yi) ,參考王錕，”國學的原義(yi) 、演變及內(nei) 核”, 載 <<光明日報>>，2010-1-19。
     
    
    [19] 黃保羅 (Paulos Huang) ， “全球化下基督教對中國形象之塑造的影響”, 2011，出處見上。
    
    
    [20] 《意見書(shu) 》說道：“特別是，吾等強烈反對刻意用在中華文化聖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方式，來表明儒家文化的包容寬大精神和體(ti) 現‘和諧世界’的理念，因為(wei) 這是對儒家文化的歪曲和利用，是在裝飾門麵和粉飾太平！ ” 
     
    
    [21] 黃保羅 (Paulos Huang) 2011: “全球化下基督教對中國形象之塑造的影響”, 出處見上。
    
    
    [22] 《意見書(shu) 》提出： “其次，如果該耶教堂建設地點仍選在曲阜附近，或仍在濟寧市範圍內(nei) ，吾等建議它當滿足如下五個(ge) 條件：甲、該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廟視線範圍內(nei) ，至少須在孔廟、孟廟以及周公廟五十華裏以外。 乙、該耶教堂高度不宜為(wei) 四十餘(yu) 米，不宜超過孔廟、孟廟大成殿的高度。西方最具耶教曆史象征性的梵蒂岡(gang) 聖彼得大教堂，高度為(wei) 45.4米，而曲阜建造的耶教堂竟然高達41.7米，與(yu) 之僅(jin) 差3.7米。相比之下，曲阜孔廟大成殿的高度為(wei) 24.8米，該耶教堂竟然比之高出16.9米。考慮到曲阜城鄉(xiang) 建築較低，此高度的耶教堂即使在曲阜城外建成，也會(hui) 成為(wei) 曲阜市的標誌性建築。若此，則“中華文化標誌城”就會(hui) 變成“耶教文化標誌城”。 丙、該耶教堂規模不可容眾(zhong) 三千人。如此設計規模即使純屬巧合，也難免給人帶來該耶教堂欲比擬孔聖有弟子三千人的印象或聯想，有文化侮辱的含義(yi) 。丁、該耶教堂不宜建成中國最大的耶教堂。否則，會(hui) 被人誤解為(wei) 該耶教堂是在比肩中國最大的孔廟即曲阜孔廟，有宗教對抗的意圖。戊、該耶教堂建築風格隻能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建築風格，或至少為(wei) 現代建築風格，而不宜為(wei) 哥特式風格。否則，此種風格不僅(jin) 與(yu) 曲阜中華文化聖地性質極不協調，也與(yu) 曲阜乃至濟寧市傳(chuan) 統建築風格極不協調。”
    
     
    
    [23] 通過對鴉片戰爭(zheng) 的研究，就表明歐美傳(chuan) 教士反對向華傾(qing) 銷鴉片，對於(yu) 禁煙從(cong) 政治、宗教與(yu) 人道的層麵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見陳才俊，早期美國來華傳(chuan) 教士與(yu) 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 載: 世界宗教研究. 2010年第六期.
    
    
    [24] 麥格夫著、董江陽譯，基督教的未來， 香港，道風書(shu) 社，  2005：35-56.
    
    
    [25] 2011年5月30日在山東(dong) 大學，經趙傑教授安排，在猶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地與(yu) 中國周易學會(hui) 會(hui) 長，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dong) 大學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山東(dong) 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大鈞教授探討國學發展之困境，在此總結出五點內(nei) 容，特此說明並致謝。
    
    
    [26] 麥格夫 2005，45-58.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