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早於(yu) 孔子出現的儒者

作者：餘(yu) 治平（上海交通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光明日報》2023年4月8日

儒者群體(ti) 的誕生，甚至儒的概念的形成，在中國曆史上，無論如何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儒家學派的起源由來已久，並非等到春秋末期的孔子振臂一呼就能夠立馬產(chan) 生出來的。孔子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儒者，但絕不是第一個(ge) 儒者，孔子還不能是商周中國之儒的全部，或者，我們(men) 不能在孔子與(yu) 早期儒者之間直接畫等號。儒者隊伍的形成，應該在孔子之前就已經開始。近代劉師培《釋儒》對於(yu) 儒的起源研究，無疑具有開山之功，他首先提出，“儒家之學，上有所承”，皆“古代術士之遺教”，而“通經致用”之儒，則始於(yu) 孔子。章太炎《原儒》指出，“儒有三科，關(guan) 達、類、私之名”，為(wei) 儒的概念在古代中國的具體(ti) 使用、也為(wei) 儒源問題研究提供了基本參照坐標。胡適《說儒》依據章太炎“儒服即是殷服”的線索而推導出“周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men) 穿戴殷的古衣冠，習(xi) 行殷的古禮”，並且，“亡國的士，是臣服於(yu) 周的殷士”，“周士是統治階級的最下層，而殷士是受治遺民的最上層”，觀點有創意，富又啟發，頗值參考，但許多細節仍需進一步考辨。

“君子儒”與(yu) “小人儒”

《論語·雍也》篇中，孔子教導弟子子夏曰：“女為(wei) 君子儒，毋為(wei) 小人儒。”錢穆《新解》以為(wei) ，孔子之時的儒，還是術士之稱，指“士之具六藝之能以求仕於(yu) 時者”。當時的儒，還隻是職官體(ti) 係中的“一種行業(ye) ”，隻是到後來喪(sang) 失官守了，才“逐漸成為(wei) 學派之稱”。儒既然是一種行業(ye) ，那麽(me) 在這個(ge) 行業(ye) 內(nei) 部，也就“有人品高下、誌趣大小之分”，因為(wei) “每一行業(ye) ，各有君子小人”，於(yu) 是便可推導出“孔門設教，必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這顯然不是從(cong) 行業(ye) 、職業(ye) ，而依舊從(cong) 道德層麵判別君子儒、小人儒，不足以囊括孔子之時君子、小人的全部含義(yi) ，也沒有把儒的“行業(ye) 義(yi) ”講深講透並堅持到底，更沒有對其做出必要的蘊涵延伸和價(jia) 值拓展。實際上，《論語》中的君子、小人是有職業(ye) 、階層、分工的差別義(yi) 的。《子路》篇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裏的君子、小人則應當從(cong) 所事工作崗位、勞動性質、財富分配方式等層麵作解。

單純走道德學的路徑而進行解釋，此路則是不通的，於(yu) 是，我們(men) 不妨從(cong) 職事、分工的視角予以詮釋。作為(wei) 一種正規行業(ye) 的儒，大多是從(cong) 事公共管理事務的文職官員，可能早就開始於(yu) 殷商時代了，但那時候的他們(men) 還不能叫作儒。發展至西周時代，儒者人群已有官方的與(yu) 非官方的之分別。周室自己的祝、宗、卜、史往往享有很高地位，而與(yu) 流落民間、曾經是祝、宗、卜、史的殷族遺民形成鮮明的反差。春秋之後儒的職業(ye) 人群進一步分化、分流，其中一部分經過自覺改造而轉化為(wei) 服務於(yu) 上層貴族的知識分子，或保傅，或樂(le) 師，或謀士，而另一部分則不得不繼續奔走在社會(hui) 底層，成為(wei) 民師，有的則蛻變成粗野鄉(xiang) 民或無業(ye) 遊民。

孔子所見世，“君子儒”與(yu) “小人儒”之間、體(ti) 製內(nei) 與(yu) 體(ti) 製外之間即已明顯分疏。儒者隊伍中的絕大部分已流落於(yu) 官方體(ti) 製之外而不得不依靠治喪(sang) 、相禮為(wei) 生。楊向奎《宗周社會(hui) 與(yu) 禮樂(le) 文明》稱：“相禮本來是巫祝專(zhuan) 職，早期巫祝是當時社會(hui) 中最有學問而知禮的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0頁）。孔子本人似乎也做過這類事情。《禮記·檀弓上》載，孔子死前交代子貢以後事，“夏後氏葬於(yu) 東(dong) 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yu) 兩(liang) 楹之間，則與(yu) 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yu) 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yu) 兩(liang) 楹之間。”孔子對喪(sang) 殯之禮非常熟悉，甚至，孔子正是在那段治喪(sang) 相禮的職業(ye) 生涯中反思並尋找到儒者隊伍的未來出路。《子罕》篇中，孔子說：“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sang) 事不敢不勉，不為(wei) 酒困，何有於(yu) 我哉！”相禮之時，一定要勉力而為(wei) ，不敢沉溺於(yu) 酒食，否則將麵臨(lin) 違背禮法要求、丟(diu) 失飯碗的巨大危險。子夏幼年家貧，先跟隨孔子學道，然後又跟隨孔子周遊列國。很可能是子夏在進入孔門之前，為(wei) 了生存也做過一些“小人儒”之事。於(yu) 是孔子才予以囑咐，要求他盡快擺脫在民間相禮、教書(shu) 的困局，而趁早躋身精英階層，進入上流社會(hui) 。《荀子·非十二子》曰：“弟陀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遊氏之賤儒也”，可見，子張、子夏、子遊的氣象在當時都很差，顯得沒什麽(me) 出息。楊樹達《疏證》說：“《荀子》所謂賤儒，蓋即孔子所謂小人儒”，是針對他們(men) 所做的事情，而絕非從(cong) 道德、學理層麵論之。

“出於(yu) 王官”與(yu) 巫源、師源

章太炎《原儒》以為(wei) ，周代學術，掌於(yu) 官守。劉師培《古學出於(yu) 官守論》也指出，上古之時政治、學術、宗教皆“合於(yu) 一途，其法鹹備於(yu) 明堂”。上古中國，官僚係統早生、早熟，涵攝了幾乎所有的職事，百工皆起於(yu) 官場，學術當然也不例外，官為(wei) 學源，官、學一體(ti) ，形成一種深厚並固化的人文傳(chuan) 統，其影響一直到今天都很強烈。《禮記·曲禮上》曰：“官學事師”，宋刻本作“宦學事師”，歧出二義(yi) ，一是官學，作為(wei) 一個(ge) 複合名詞，指官方的學術，為(wei) 官方所認同和使用的文化係統，存在於(yu) 官僚體(ti) 製中的文脈道統；一是官、學並列，但又各有分工，所事不同，為(wei) 官與(yu) 為(wei) 學是可以分離的。孔穎達《疏》則作“官學事師”，已經使宦、官一謂，並無分疏。其引熊鬆之曰：“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xi) 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qin) 。”為(wei) 官、為(wei) 學都要進行必要的知識儲(chu) 備和知識應用，不過，已經演變為(wei) 兩(liang) 種路徑，各自所展開的內(nei) 容則有所不同。官則學習(xi) 為(wei) 官之道，如何侍奉、服務好自己的君王、民眾(zhong) ；而學則要求經常或能夠把《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之經典，用於(yu) 實際，或能夠操練、演習(xi) 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

李澤厚《說巫史傳(chuan) 統》十分堅信，“在孔子之前，有一個(ge) 悠久的巫史傳(chuan) 統”，神巫與(yu) 史官起初隻是兩(liang) 個(ge) 不同類型的職官，都服務於(yu) 王者，後來則成為(wei) 儒的兩(liang) 種不同文化源頭。深入殷周中國的信仰世界和文化生活，則可以揭示早期儒者與(yu) 巫覡文化的關(guan) 係。追溯上古神話譜係中的帝、巫關(guan) 係，可以挖掘出大禹、商湯、文王行巫事跡。殷周時代豐(feng) 富的郊祀、祖祀、社祀活動，蘊藏著“神道設教”的秘密。於(yu) 是，透過《春官》、《國語》文本所載原始巫覡隊伍及其溝通天、人的職事活動，可以發現儒的神文起源。但到孔儒，則自覺走出神巫、做出諸多“去巫化”的努力，而促使商周之際從(cong) “神道設教”到“絕天地通”文化轉變的真正完成。早期儒者在起源、基底上長期與(yu) 巫、史混搭在一起，而使得儒家的精神麵貌既有巫人的神秘性、超越性、非理性和浪漫性，又有史官的嚴(yan) 肅性、邏輯性、確鑿性和現世性，隻是發展到後來，經由孔子的道德化改造和倫(lun) 理化加工，則更加注重溝通天與(yu) 人、融合情與(yu) 理，以鮮明的仁道主義(yi) 特色而又與(yu) 巫、史相區別並分道揚鑣。

劉師培《釋儒》稱“蓋儒者以柔讓為(wei) 德，以待用為(wei) 懷，故字從(cong) ‘需’聲”，應該是對早期儒者非常中肯的評價(jia) 。其“以柔讓為(wei) 德”，“以待用為(wei) 懷”，則反映了早期儒者的基本特征和真實精神狀態。上古的儒代表著一個(ge) 具有特殊文化性格的群體(ti) 。曆史地看，儒家是一個(ge) 頗善於(yu) 省察克己，也很能夠做到內(nei) 斂自守的學派，其思想態度與(yu) 行為(wei) 方式總呈現為(wei) 一定程度的他者取向，而始終能夠把自己的道德關(guan) 懷與(yu) 倫(lun) 理觀照積極推擴、投射到別人身上。所以，儒家強調“恕道”，絕不是偶然的。由此，“儒”與(yu) “需”的關(guan) 係也值得深究。需字在殷墟甲骨中就多次出現。甲骨文中並無“儒”字，但從(cong) 需字的刻寫(xie) 形狀，則可發現需、儒之徒在殷商一朝就已經存在，是擁有一定數量的人群，專(zhuan) 門從(cong) 事宗教祭祀活動，在王室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已形成專(zhuan) 門化、壟斷化的職業(ye) 。把儒訓為(wei) 需，可能起源於(yu) 最初的文字象形與(yu) 人群分工的職業(ye) 標識，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早期俗儒的生活所麵臨(lin) 的困境與(yu) 窘迫。而這又是胡適、徐中舒所未能明確梳理出來的脈絡。

追溯早期儒者隊伍的起源，一定不能回避掉“師”。師起源於(yu) 上古學校的教官。劉師培《成均釋》曰：“觀舜使後夔典樂(le) ，複命後夔教胄子，則樂(le) 官即師”，及至周代，則“樂(le) 官名‘太師’，或即因是得名”，“周代立學，亦以樂(le) 官施教。”最早的師可能隻是樂(le) 師，因為(wei) 擔任教學任務，後來便演繹而泛指學校裏專(zhuan) 以教育王室弟子為(wei) 職事的教師，“太師”；或指導軍(jun) 事訓練的高級軍(jun) 官，“師氏”。據《地官·大司徒》，“聯師儒”，聯，同連。鄭《注》曰：“連，猶合也”，大司徒有團結和凝聚兄弟、師儒、朋友的職責要求。又，“師儒，鄉(xiang) 裏教以道藝者”，而這部分儒則起點較低，《周禮》對師儒的定位，原本也隻是紮根基層，在各個(ge) 封國的鄉(xiang) 裏專(zhuan) 門從(cong) 事教育工作的司徒教官。後世中國常把師、儒合為(wei) 一體(ti) ，使兩(liang) 者指謂趨同，師儒一謂，儒即師，師即儒。官師隊伍中太師、師氏、保氏、聯師儒、樂(le) 師、樂(le) 正、大司樂(le) 之職業(ye) 所事，也可以揭示上古儒者作為(wei) 知識人群體(ti) 的教師身份起源之謎。早期中國既已形成師道尊嚴(yan) ，“當其為(wei) 師，則弗臣”，師可以高於(yu) 君，道統大於(yu) 政統。

作為(wei) 儒的一支的前殷遺族

早期儒者的隊伍構成也可能來自兩(liang) 支不同文化力量的曆史會(hui) 合。一支是春秋以來，周人自己的文化人因為(wei) 天子王權的沒落、諸侯王的破敗而遊離出了官僚體(ti) 製，成為(wei) 散落於(yu) 民間的禮樂(le) 專(zhuan) 家，沒有俸祿的支撐，他們(men) 不得不靠相禮為(wei) 生。另一支則是前殷遺民中的官僚貴族，有文化的人，他們(men) 擁有一定禮樂(le) 知識，但不被周人政權所任用，其道術也不可能有機會(hui) 成為(wei) 王官之學，而始終被拒絕在現行體(ti) 製之外，已經長期沉淪在民間，憑借強殷的文化資源而指導底層民眾(zhong) 甚至為(wei) 其直接操辦紅白喜事，換取養(yang) 家糊口的財物。這兩(liang) 股力量匯流，孕育出早期的低端儒者。

殷商是一個(ge) 先後維係了六百多年、地理疆域達到數千裏的大型王朝。據傅斯年《周東(dong) 封與(yu) 殷遺民》，就在亡國前不久的帝乙統治時期，殷商還是一個(ge) “強有兵力的組織”。其“初亡之後，王子祿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等到周王建政，天下大定之後，除了受封於(yu) “區區二三百裏之宋”外，有的還安置在了魯國、衛國。《左傳(chuan) ·定公四年》曰：“殷民六族”，“使之職事於(yu) 魯，以昭周公之明德”；“殷民七族”分與(yu) 康叔。故說“魯衛之國為(wei) 殷民之國”，也是成立的。殷民的廣泛存在及其不斷演化，則現實地構成了早期儒者的群眾(zhong) 基礎。

殷人的種族生命力和文化生命力都很頑強，他們(men) 居於(yu) 周人族群之中，卻始終能夠守護住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並保持清醒的身份自覺，這一點很像儒之為(wei) 儒的群體(ti) 性格。殷人中的祝、宗、卜、史之職官，據《春秋左傳(chuan) ·定公四年》，並沒有隨著商朝的滅亡而立即消失。強大的殷商王朝，其體(ti) 製內(nei) 的卜、宗、祝、史隊伍當然也十分龐大。紂王政權的轟然倒塌，周室的正式建立，讓這些人一下子便成為(wei) 沒有雇主、心無所屬的流浪人員，周室不會(hui) 使用他們(men) ，因為(wei) 如果使用，則政治風險太大，可能會(hui) 有礙於(yu) 新興(xing) 政權的穩定。他們(men) 成為(wei) 殷商遺民，商王室的遺族，仍然留念和認同於(yu) 殷商文化，蔑視實力微弱而隻靠偶然取勝的周族。周人因為(wei) 是小族，自身沒有多少文化積累，聯合其他諸侯而瞬間戰勝強殷之後，也來不及建構自己的文化係統。甚至，在殷遺的眼裏，他們(men) 就是不懂禮樂(le) 、沒有底蘊的暴發戶。

最早的儒，產(chan) 生於(yu) 殷人體(ti) 製內(nei) 職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說：“甲骨文中儒字的本義(yi) 為(wei) 濡，向我們(men) 揭示了一個(ge) 曆史事實：儒家的起源決(jue) 不是班固所說的‘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專(zhuan) 門替殷商奴隸主貴族祭祖事神，辦喪(sang) 事，當司儀(yi) 的那一批人，才算是最早的儒家。”這樣，儒的最早出現，便可以上溯到前殷王朝了。

天下道術與(yu) 孔子貢獻

上古平民不識字，更無學術，所謂學術則皆在王官之中，由政府所主導和控製。諸子之源，往上追尋到商周，下限則在春秋末期。作為(wei) 王官之學的那些已經構成職官、百工專(zhuan) 業(ye) 知識的基礎，也已經被人們(men) 共同接受而成為(wei) 公共話語方式的天下學術，即《莊子·天下》所謂“古之道術”，甚至還可以包括當時通行的禮樂(le) 。如果說，王官之學是殷周之際的主流學術文化，盛行於(yu) 王公貴族之間，那麽(me) 及至西周之初，王官之學最早的形態都是帶有職官分工性質的專(zhuan) 業(ye) 知識，門類眾(zhong) 多，發展到西周中期，則催生出一種能夠獲得社會(hui) 普遍認同、成為(wei) 公共話語方式的精神資源，它以禮樂(le) 文化的形態出現，在西周晚期，最遲則於(yu) 春秋時代，則已經演繹為(wei) 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話語係統，堪稱後世中國政治、宗教、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哲學、思想的總源頭，一切學術係統皆從(cong) 這裏開端。

描繪“道術”形成與(yu) 裂變過程，必須追溯經典文本成立之曆史。儒家積極把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小六藝”改造成《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之“大六藝”，並也使得共同經典變成一家壟斷。其大、小之別起初皆基於(yu) 受教育的年齡，低幼階段所學的基本技能則為(wei) 小，而成人之後所接受的正規教育則為(wei) 大。但後來，“小六藝”就其知識範圍粗獷而言，雖大而不夠精致，故一再遭到約簡；“大六藝”則就經學地位而言，則獲得獨尊地位而受到君王的青睞和高度重視。被漢初上升到官方主導意識形態地位的“六經”，作為(wei) “大六藝”，才是真正的“大學之道”，有哲學層次，有思想優(you) 勢，有形上高度。

精神先知的確立，偶像崇拜譜係的建構也是儒者隊伍成長成熟的又一重要標誌。挖掘子產(chan) 、叔向、季文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曆史具象，則可以充當孔子之前的傑出儒者代表。在古代聖王序列中，神農(nong) 、黃帝、大禹、奚仲、皋陶等傳(chuan) 說則可以大致描繪出早期儒者的偶像譜係，構成其信仰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古聖王都是儒的現實化身和傑出代表，伏羲、女媧就是最早的“大儒”。以“周孔並稱”取代“孔孟並稱”或“孔顏並稱”，則顯然有利於(yu) 還原儒家兼有禮樂(le) 刑政、道氣心性的飽滿內(nei) 涵和博大體(ti) 量，可以還原儒者的本來麵目，糾正長期以來儒學思辨化、玄理化、道德化、哲學化的諸多偏向，因而可以走出一條儒學複興(xing) 的正路。

世人大多曉得孔子對其身後中國文化的作用與(yu) 影響，卻不知道孔子對於(yu) 在他之前儒者群體(ti) 所做的改造和突破。章學誠《經解上》曰：“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yu) 東(dong) 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yu) 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yu) 淪失也，於(yu) 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ti)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yu) 其徒相與(yu) 申而明之。”天下道術從(cong) 王官序列中分離而出，而尋找相對獨立的發展形式。孔子因為(wei) “有德無位”，始終遊蕩在春秋諸侯的王官學門外而恨不得入，所以才“述而不作”，以編輯、整理“六藝”為(wei) 主，但又在其中滲透了自己的價(jia) 值傾(qing) 向和道義(yi) 主張。因為(wei) 非官方授權，也得不到官方認可，所以孔子所做工作的意義(yi) 和影響，起初也隻限於(yu) 跟他的弟子們(men) “自娛自樂(le) ”而已。顯然孔子是花費心思對“六經”做了一番整合、改造的，在他領銜完成的一次係統化、學理化處理過程中，也悄悄地把“六經”據為(wei) 己有，而轉化為(wei) 專(zhuan) 供儒者學派使用的指定教材了。司馬遷《孔子世家》讚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yu) 夫子，可謂至聖矣”，這便足以說明，“六藝”最初的施教對象是天子、王公貴族之類，而非麵向底層的販夫走卒。唯有在秦漢社會(hui) 結構發生巨大轉型之後，一般平民才有機會(hui) 接觸到經典，經典也才開始獲得廣泛傳(chuan) 播和延續，也因此而呈現出更為(wei) 旺盛的生命力。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指出，《論語》一書(shu) 的“中心問題”是“造成君子”，君子的情狀、形象和人格特點是“有禮貌”（恭，敬），“有感情”（仁，惠），“有理智”（知，學），“有做人的宗旨”（義(yi) ，勇）。“君子”原本隻是“國君之子”，或“一國的貴族”，與(yu) “公子”、“王孫”的含義(yi) 大致相當，但孔子致力於(yu) 把它變成“陶冶人格的目標”。用君子的尺度去衡量和要求早期的儒者群體(ti) ，則可以發現還有很大差距，於(yu) 是，孔子便孕育並設計出一種“君子儒”的理想範型，這就為(wei) 把儒者隊伍帶出“小人儒”的窘境而提供了動力支持。作為(wei) 儒家隊伍的形成和定型的一個(ge) 重要標誌，就是能夠自覺、主動地為(wei) 自身群體(ti) 建構思想內(nei) 涵、精神追求與(yu) 靈魂超越，確立言行標準和目標理想。而這個(ge) 工作恰恰是從(cong) 孔子撰寫(xie) 《儒行》“二十條”開始。孔子因此被看作儒家的“行規定者”，是儒家發展史上的中興(xing) 領袖，其功卓著，經百世也不可忘卻。孔子之前，儒者流品紛繁多樣；孔子之後，儒者麵目煥然一新。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