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儒者重寫中國史引發學界熱議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2年01月11日01 版
    記者：陳香
    
    
    
        本報訊（記者 陳香）在我們的曆史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中，確實有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隱性力量和秩序的存在？20世紀之前的中國曆史，除了短暫的異族征服時期，不論治理結構如何變化，哪怕是早期現代中國人構造治理秩序的努力，其實都是中國固有的治理之道在開放環境下的構建？學者秋風苦思多年，近日捧出煌煌四卷本《華夏治理秩序史》（《天下》上下冊、《封建》上下冊，海南出版社出版），欲從經史傳統中尋找當代中國秩序重建之道。這一勃勃雄心地重寫中國史的路徑惹來學界熱議，熱捧者有之，斥之為“不可能實現的任務”者更有之。
    
    
        秋風出身史學家門，後治學興趣轉向經濟學、政治學的秋風，現又回到自己學術的起點——史學，近年來埋首致力研究儒家義理與中國治理秩序史。而縷述堯舜以降治理秩序演變的曆史，正是為了因史求道，從演變著的治理秩序探求華夏-中國治理之道。“一個已經持續了幾千年的大型文明共同體，必然有其生存之奧秘，有其健全的治理之道。承認這一點，才是探究其現代轉型之道的前提，才有可能探究曆史上所曾出現的治理秩序範式和其所支持、容納的製度的演變邏輯。”秋風規劃中的《華夏治理秩序史》共五卷，已經推出的《天下》敘述聖王創製立法的故事，描繪堯舜禹湯設立了如何的天下；第二卷《封建》以周作為典範，探討其製度的基本框架，和封建製運作的基本邏輯。正在醞釀中的第三卷以戰國為時間段，探討王權製的製度架構和製度運作的基本邏輯。在秋風看來，戰國的中國已經進入一個類現代社會；第四卷，秋風準備要討論秦治，“一個絕對主義的王權製”；第五卷以董仲舒如何構造了一個未來中國2000年曆史的體製為內容。總之，“側重於探討華夏中國的一些最根本製度，其起源時刻的故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高全喜對秋風的努力表示“一種敬意”，“把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中上升到屬於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哲學，建立一套有體係的基於曆史的治理之道，可以說，若幹年來學術界還沒有人取得如此成就”。在高全喜看來，此前，雖然有學者曾有過零星的言論表達與構建，但往往是在某些具體學科，如曆史學，如考古學，或儒家思想等涉及到這些問題，但基於中華民族治理秩序演變的係統理論構建，秋風的努力是一個貢獻。
    
    
        高全喜同時提出自己的疑問，在他看來，從“天下”到秦製這一輪的“古今之變”，與鴉片戰爭以來這一輪的“古今之變”，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使把傳統的這一套價值和製度全都調用過來，也未必能夠很好地實現現代中國的治理之道，開出新的現代性。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念群更進一步提出，中國曆史的演變，周秦是一個轉變，宋明是一個轉變，而明清是最大的轉變，“周恩來都說我們接的基本上是乾隆的攤子”。同時，他認為，儒學要重回現實場域，最大的問題就是道德實踐的問題。“儒家要回到非常實用的政治哲學，必然要體現在製度建構上，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實施的非常具體的藍圖，而非僅僅說史就可以達到”。
    
    
        但學者任峰認為，首先要讚歎秋風的這種宏大的嚐試，要看到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或說儒者，對於政治的關懷，對於中國的文明精神的一種關懷。而這種關懷，學者們往往是透過對曆史傳統的解釋來表達。“通過學術的方式使我們整體思考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走到我們文明的根源，而不是僅僅局限在100多年的視野當中，或者是局限在明清啟蒙的視野中。”
    
    
        “我們並不是在西方現代性的基礎上開創中國的現代文明，形成我們的經濟跟政治成就的。在這樣的意義上，怎麽樣為我們自己走出來，闖出來這樣的一個當代政治或是文明的存在，提供一種詮釋，提供一種文化的合法性，正是秋風著作的貢獻。”北京大學在讀博士田飛龍表示。他期望，以儒家資源激活社會管理創新或是社會自治，既不與國家去競爭憲政空間，又能夠在社會基礎當中深化出一種中國可理解、可接受的和平善良的風俗與行為方式，正是儒家回歸的現實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