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人文主義(yi) ”平議 

作者：黃玉順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學術界》2023年第3期

【提要】杜維明先生近年來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yi) ”的構想。這裏的“精神”或“精神性”，並非簡單地相對於(yu) “物質”或“物質性”。據其論述，與(yu) “精神人文主義(yi) ”相對的，是這樣兩(liang) 種既有的人文主義(yi) ：一種是“外在的人文主義(yi) ”，即“物質主義(yi) ”；一種是“凡俗的人文主義(yi) ”，即“科學主義(yi) ”，實質上是指的工具理性意義(yi) 上的理性主義(yi) 。換言之，精神人文主義(yi) 具有這樣兩(liang) 個(ge) 思考維度：一是精神的內(nei) 在性與(yu) 物質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與(yu) 理性的凡俗性。“精神人文主義(yi) ”構想一方麵極具啟發性，另一方麵也留下了諸多可以討論的問題。

【關(guan) 鍵詞】杜維明；精神人文主義(yi) ；平議

【按】本文是作者2022年8月15日在尼山世界儒學中心舉(ju) 辦的儒家人文思想論壇的發言稿

“精神人文主義(yi) ”（Spiritual Humanism）是杜維明先生提出的一個(ge) 概念。杜先生提出這個(ge) 概念，有報道說是在2014年11月12日中山大學的演講中。[1] 其實，此前的2月，杜先生即已發表了正式的論文《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yi) 》[2]。隨後，杜先生陸續發表了一係列相關(guan) 的文章和訪談，學界也陸續出現了一係列回應。本文打算在學界討論的基礎上，集中深入探討“精神人文主義(yi) ”涉及的幾個(ge) 基本問題。

一、引言

對於(yu) “精神人文主義(yi) ”這個(ge) 提法，一些學者私下表示不以為(wei) 然，而質疑道：“‘精神’人文主義(yi) ？難道還有‘物質人文主義(yi) ’嗎？”這關(guan) 乎“精神人文主義(yi) ”概念的合法性問題。按照這種質疑，“精神”是與(yu) “物質”相對的概念。這是中國大陸學者比較習(xi) 慣的一種範疇架構、思維方式，自有道理，但並不完全吻合於(yu) 杜先生的“精神”（spirit）或“精神性”（spirituality）概念。

這裏的核心問題是：杜先生的“精神”或“精神性”概念，究竟何謂？據首屆“精神人文主義(yi) ”會(hui) 議的報道說：“印度學者巴拉蘇布若門尼（R. Balasubramanian）向杜先生建議，應該把儒學當作一種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義(yi) ，以區別於(yu) 世俗的人文主義(yi) 。受此啟發，杜先生以儒家仁學、尤其是思孟心學的精神價(jia) 值為(wei) 核心，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yi) ’。”[3] 按此說法，“精神”是與(yu) “世俗”相對的概念。這當然不無根據，但仍然並不完全吻合於(yu) 杜先生的“精神”或“精神性”概念。

有鑒於(yu) 此，首先應當仔細分析一下剛才提到的杜先生具有宣言性的正式論文。以下是該論文的“提要”：

現階段人們(men) 對文化的認知與(yu) 踐行有所不足，這一方麵是沒有重視終極的精神性，一方麵是物質主義(yi) 、科學主義(yi) 的盛行。具體(ti) 到人文理念，前者表現為(wei) 不接受內(nei) 在主體(ti) 的外在人文主義(yi) ，後者表現為(wei) 凡俗的人文主義(yi) 。這些依然是百年來西方文明的衝(chong) 擊所造成的偏差，形成了古今中西的對立與(yu) 分裂。要克服這些不足，發揮人文精神的價(jia) 值，使中國文化成為(wei) 具有全球意義(yi) 的地方知識，就需要發掘人的內(nei) 在心靈世界，需要證成作為(wei) 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仁”的核心價(jia) 值，並且貫通到個(ge) 人修養(yang) 與(yu) 社會(hui) 活動。這樣的人文理念是一種精神性人文主義(yi) ，能夠克服外在人文主義(yi) 、凡俗人文主義(yi) 的不足。精神性人文主義(yi) 的價(jia) 值在於(yu) ，既能夠成就人的內(nei) 在價(jia) 值，不被外物異化，也能夠提高處理外在世界的能力，提供堅實的精神支持，從(cong) 而內(nei) 外貫通，和諧圓融，實現中國乃至整個(ge) 人類的進一步發展。[4] 

顯然，“精神人文主義(yi) ”是與(yu) 啟蒙運動以來的兩(liang) 種既有的人文主義(yi) 相對的：一種是“外在的人文主義(yi) ”（external humanism）即物質主義(yi) （materialism）；一種是“凡俗的人文主義(yi) ”（secular humanism）即科學主義(yi) （scientism）。顯而易見，精神人文主義(yi) 具有兩(liang) 個(ge) 思考維度：一是精神的內(nei) 在性與(yu) 物質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與(yu) 科學的凡俗性（此處“科學”實指工具理性，詳下）。

關(guan) 於(yu) 科學或理性究竟屬於(yu) 外在的還是內(nei) 在的範疇，杜先生的論述並不十分明確，有時歸於(yu) 外在，有時歸於(yu) 內(nei) 在。下麵，我們(men) 分別對精神人文主義(yi) 的兩(liang) 個(ge) 維度展開分析和討論。

二、關(guan) 於(yu) “物質主義(yi) ”或“外在人文主義(yi) ”

杜先生所批評的第一種人文主義(yi) 是“外在的人文主義(yi) ”，即“物質主義(yi) ”。這裏，杜先生的“精神”概念是與(yu) “外在”和“物質”相對的。

（一）精神與(yu) 物質

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杜先生有以下幾層思考：

1．現代人類心靈狀態的評估

杜先生說：“現在對社會(hui) 宰製最大的就是世俗人文主義(yi) ，包括物質主義(yi) 、消費主義(yi) 以及後現代主義(yi) 批評的那些資本主義(yi) 、後殖民主義(yi) 。”[5] 杜先生的意思顯然是，現代人類的基本心理狀態就是：崇尚物質追求，缺乏精神追求。筆者理解，杜先生並不是說現代人類隻有物質追求，沒有精神追求。他隻是說：物質主義(yi) 是對現代人類“宰製最大”的方麵。當然，這是可以討論的：

（1）應當承認，杜先生所指出的物質主義(yi) 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不過，這究竟是不是對現代人類“宰製最大”的方麵？這是可以討論的。例如，顯而易見，現代人類具有對“自由”“平等”等價(jia) 值的強烈追求，這些能否歸結為(wei) 物質追求？如果不能，究竟哪一個(ge) 是“最大”的追求？

（2）現代人類的某些價(jia) 值追求，例如對“人權”或“權利”的追求，其實很難簡單地歸為(wei) “物質追求”或“精神追求”，它們(men) 顯然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質性的。

（3）杜先生並不是要否定任何物質追求；他隻是認為(wei) ，不僅(jin) 物質追求與(yu) 精神追求之間應當取得平衡，而且精神優(you) 先於(yu) 物質。我們(men) 知道，較之前現代社會(hui) ，現代性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對物質追求給予價(jia) 值上的肯定。這種觀念，在儒家內(nei) 部也早已出現，最典型的就是戴震對“血氣”之“欲”的肯定，認為(wei) “欲出於(yu) 性”，“血氣之於(yu) 嗜欲，皆性使然耳”[6]。

2．現代人類心靈狀態的表現

杜先生說：“在物質化、科學化的現代社會(hui) ，外在係統變得極為(wei) 強大，我們(men) 已經習(xi) 慣了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認為(wei) 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的運動不僅(jin)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乎道理的。”[7] 這裏的意思是說，現代人類的普遍心理狀態就是：不是“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而是“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這也是一個(ge) 值得討論的問題：

（1）應不應該“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不論是麵對自然界的客觀狀況，還是麵對社會(hui) 的客觀狀況，我們(men) 有時需要去順應它，有時需要去改變它。這正如杜先生所說：“實際上，事物都是內(nei) 外兩(liang) 方麵綜合決(jue) 定的。那麽(me) ，在內(nei) 在係統與(yu) 外在係統的關(guan) 係上就有‘物隨心轉’和‘心隨物轉’兩(liang) 種方式，選擇以哪一方麵為(wei) 主都是可以的。”[8] 例如，如果人類社會(hui) 正在由前現代社會(hui) 轉變為(wei) 現代性社會(hui) ，那麽(me) ，我們(men) 就應當去“適應”這種客觀趨勢。

當然，杜先生在這裏所談的是“物質化、科學化”的世界，這種“外在係統變得極為(wei) 強大”，這確實就需要我們(men) 去改變它，而不是“適應”它。不過，這種客觀方麵的改變首先需要主體(ti) 方麵的改變：

（2）應不應該“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這也不能一概而論，而取決(jue) 於(yu) “自己心靈”本身如何。要讓外物來適應自己的心靈，這個(ge) 心靈本身首先應當是“開放的心靈”[9]。杜先生本人就保持著一顆“開放的心靈”，他說：“我們(men) 的心對外在世界有著無限反應的可能，它開放、多元、包容，從(cong) 最遙遠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對我們(men) 的心量來說，都可以到達。”[10] 我們(men) 的心靈“對外在世界”起“反應”，即儒家所講的“感於(yu) 物而動”，“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11]，這恰恰不是“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而是讓自己的心靈去適應外物。如若不然，例如複古主義(yi) 的心靈，那麽(me) ，“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將會(hui) 導致什麽(me) 後果？所以，筆者強調：“未能成己，焉能成人？”[12] 

3．現代人類心靈狀態的反撥

麵對現代人類的心理狀態，杜先生相信“物極必反”，他引述梁漱溟先生的看法，認為(wei) “當人類物質文明發展到極致，印度的舍離人生必然會(hui) 成為(wei) 越來越多人的選擇”[13]。這是梁先生將他的共時性的“人類文化三路向”運用於(yu) 曆時性的“人類文化三階段”的構想，認為(wei) 人類文化呈現這樣的發展階段：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14] 杜先生本人當然不主張這樣的印度文化構想，但同樣相信現代人類的極端狀態必將產(chan) 生其相反的“精神”訴求。

4．造成現代人類心靈狀態的原因

杜先生說，“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在現階段是薄而不是厚，其價(jia) 值領域是少而不是多”，而其原因“是西化，這個(ge) 西化所體(ti) 現出來的精神，可以說是物質主義(yi) 、現實主義(yi) 和廣義(yi) 的科學主義(yi) ”。[15] 

這裏似乎存在著一種思維模式：“西方物質文化vs中國精神文化”。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常見的一種中西比較模式，例如張君勱先生說：“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ce) 重內(nei) 心生活之修養(yang) ，其結果為(wei) 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ce) 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為(wei) 物質文明。”[16] 這其實是一種太簡單化的比較模式；事實上，中國也有物質文化，西方也有精神文化。不過，杜先生在這裏隻是在說中國的情況，而非整個(ge) 現代人類的情況，因為(wei) 西方的物質主義(yi) 當然不是“西化”的結果。

5．解決(jue) 現代人類心靈問題的辦法

杜先生說：“《大學》講，‘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即個(ge) 人的身心如何能夠整合，使得你的心靈的世界和你物質生活的世界中間，沒有很大的割裂。”[17] 顯然，在杜先生看來，中國儒家的“精神”文化能夠解決(jue) 物質主義(yi) 帶來的問題。這容易引起誤解，以為(wei) 杜先生抱持一種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yi) 或原教旨的態度。

（1）應當注意，杜先生所強調的是“修身”，即首先改變自身。他說，“修身”就是“成己”，這是一種“反思”，即“是對何謂人，如何學習(xi) 做人，成己何以能成人成物，盡己之性如何可以參天地之化育，乃至如何能與(yu) 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等大問題的反思”[18]。這也就是剛才提到的拙文所說的“未能成己，焉能成人”。

（2）不僅(jin) 如此，要解決(jue) 現代人類的問題，並不是儒家獨行其是，而是在“儒家文明的自新”前提下的“全球文明的共建”，即筆者在拙文中談到的：“正如杜維明先生曾多次引證的荀子的情感態度：‘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是講的具有仁者愛人的情感；‘以學心聽’是講的具有虛心傾(qing) 聽的態度；‘以公心辨’是講的具有堅持公理的立場，能夠‘以公義(yi) 勝私欲’，‘貴公正而賤鄙爭(zheng) ’，‘公正無私’‘誌愛公利’‘公察善思’，如此‘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yi) 明而私事息矣’。”[19]

（二）內(nei) 在與(yu) 外在

上述“精神與(yu) 物質”的關(guan) 係，杜先生歸結為(wei) “內(nei) 在與(yu) 外在”的關(guan) 係：精神是內(nei) 在的，物質是外在的。這看起來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老生常談，而杜先生有他自己的理解：

1．內(nei) 在精神的內(nei) 涵

（1）內(nei) 在精神是豐(feng) 富的“個(ge) 體(ti) 性”。杜先生說：“我們(men) 應該把握四種關(guan) 係。第一種是自我本身的內(nei) 在關(guan) 係，就是身心靈神的統一。”[20] 這裏不僅(jin) 涉及“身心靈神”，而且“個(ge) 體(ti) 的內(nei) 在心靈也是多元因素構成的動態平衡，有良知、智慧、欲望，對事事物物有反應、有偏好、有選擇”[21]。這就是個(ge) 體(ti) 性精神的豐(feng) 富性。

這裏要特別留意杜先生列為(wei) 首位的“己”即“個(ge) 體(ti) ”。郭齊勇先生指出，在杜先生那裏，“‘仁’是個(ge) 體(ti) 的主體(ti) 性，相當於(yu) 康德的自由意誌”[22]。杜先生說，儒家“主張學者為(wei) 己，就是學習(xi) 為(wei) 了完成自己。自己的‘己’，就是你的核心價(jia) 值”[23]；“個(ge) 人的主體(ti) 性是‘為(wei) 己之學’的起點”[24]。筆者多次講過，現代價(jia) 值觀雖然有一係列，但最根本的是個(ge) 體(ti) 性。[25] 杜先生強調個(ge) 體(ti) 性，這是現代性意識的鮮明體(ti) 現，同時也是儒家“以身為(wei) 本”的傳(chuan) 統。[26] 

（2）內(nei) 在精神統攝於(yu) 根本的“主體(ti) 性”。個(ge) 體(ti) 心靈的豐(feng) 富多彩的因素之間並不是平列的，它們(men) 背後有一種根本性的主導性的東(dong) 西，杜先生稱之為(wei) “內(nei) 在主體(ti) ”。盡管“個(ge) 體(ti) 的內(nei) 在心靈也是多元因素構成的動態平衡”，“心靈內(nei) 部會(hui) 有不同因素的相互衝(chong) 突”，但“可以進行調整和改變，達成一個(ge) 動態穩定。這是人之為(wei) 人的內(nei) 在主體(ti) ”[27]。顯然，精神人文主義(yi) 是一種主體(ti) 性哲學[28]，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什麽(me) 是哲學研究的事情呢？……這個(ge) 事情就是意識的主體(ti) 性。”[29] 當然，海氏的意思，這種主體(ti) 性哲學屬於(yu) 傳(chuan) 統存在論，需要“基礎存在論”（fundamental ontology）為(wei) 之奠基，即首先進一步追問“主體(ti) 性何以可能”，亦即深入“存在者何以可能”這個(ge) 當代思想前沿視域。[30] 不過，杜先生經常強調的“學以成人”，與(yu) 這樣的思想視域之間也不無相通之處。

2．內(nei) 在精神的本質

上述個(ge) 體(ti) 主體(ti) 性，在杜先生看來，本質上就是“良知”。他說：“個(ge) 人的身體(ti) 、心靈和自己最高的理想進行融合，這種融合形成的作用力來自於(yu) 內(nei) 部的反思。除反思外還需有一個(ge) 內(nei) 在的意識，即良知。良知的能量來自個(ge) 人主體(ti) 性中自覺的動力。”[31] 這裏“良知”“反思”“動力”之間的關(guan) 係雖然尚不清晰，但“反思”應當是來自杜先生所服膺的孟子之“思”[32]，所以應當是來自孟子所說的“良知”[33]。

杜先生認為(wei) ，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他說：“孔子所講的‘克己複禮為(wei) 仁’，就是高揚人的內(nei) 在主體(ti) 。”[34] 確實，孔子之“仁”就是說的個(ge) 體(ti) 內(nei) 在主體(ti) 性，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5] 當然，對“仁”的內(nei) 涵規定是否以“克己複禮”為(wei) 準，這是可以討論的。筆者以為(wei) ，在孔子的“仁→禮”思想中，“克己複禮”強調“守禮”一麵；強調積極“製禮”一麵的思想則是“禮有損益”[36]，乃是強調社會(hui) 規範及其製度變革的內(nei) 在價(jia) 值根據，這更加“高揚人的內(nei) 在主體(ti) ”，而成為(wei) 儒家正義(yi) 論的原理。[37] 

筆者本人更傾(qing) 向於(yu) 杜先生關(guan) 於(yu) “仁”的這樣一種理解：這種主體(ti) 性，追本溯源，乃是情感主體(ti) 性。這也是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學”一再強調的。[38] 杜先生也說：“這顆善心也就是孟子一再強調的‘仁之端’，能夠體(ti) 現同情心（‘惻隱’）的最內(nei) 在、也最真實的人性。”[39] 注意：這不是“仁”本身，而是“仁之端”，即“仁”的情感發端、情感源頭。朱熹明確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yi) 、禮、智，性也。”[40] 作為(wei) 主體(ti) 性的“仁”之“性”發端於(yu) “惻隱”之“情”，這正是上文談到的回答“主體(ti) 性何以可能”的問題，它不同於(yu) 宋明理學的“性→情”架構，而是“情→性”架構。[41] 

3.內(nei) 在精神的目標

杜先生說，在儒家的人文精神中，其目的是成為(wei) 一個(ge) 以仁涵攝四個(ge) 維度即己、群、地、天的人。即身心的整合、人和社會(hui) 的互動、人和自然的持久和諧、人心天道的相輔相成，就構成了一個(ge) 人之所以成人的基本框架。[42] 這是精神人文主義(yi) 的係統結構性表述，很有意思：在“內(nei) 在”與(yu) “外在”相對的語境下，內(nei) 在精神被歸結為(wei) “己”之“仁”，那麽(me) ，“群、地、天”就是外在的；而在談到內(nei) 在精神的目標時，“己、群、地、天”四個(ge) 維度都要“以仁涵攝”，這就取消了“內(nei) 外之別”，這是杜先生所遵從(cong) 的牟宗三先生等現代新儒家的“內(nei) 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理路。[43]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精神人文主義(yi) ”畢竟還是一種“人文主義(yi) ”，或譯“人本主義(yi) ”（humanism）。筆者曾撰文說：儒學，至少孔子和孟子的儒學，並不是人本主義(yi) ，而是“天本主義(yi) ”（tianism）（詳下）。[44]

三、關(guan) 於(yu) “科學主義(yi) ”或“凡俗人文主義(yi) ”

杜先生所批評的第二種人文主義(yi) 是“凡俗的人文主義(yi) ”，即“科學主義(yi) ”。這裏，杜先生的“精神”概念是與(yu) “凡俗”和“科學”相對的。

（一）精神與(yu) 理性

杜先生所說的“科學”，其實應當是指的“理性”（rationality），更確切地說，是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而“科學”隻是其典型標誌。杜先生明確說：“西方啟蒙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義(yi) 以人為(wei) 中心，是一種工具理性”[45]；“如果人類把自然當成是身外物來利用它，這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方式”[46]。這種工具理性，他有時簡稱為(wei) “理性”，例如：“必須在理性之外，開拓出一個(ge) 同情或慈悲的領域”[47]。這裏以科技為(wei) 代表的“理性”，當然不是康德的“理性”概念，即絕不包括“實踐理性”。

1．關(guan) 於(yu) 理性。談到在理性之外開拓出情感領域的問題，杜先生舉(ju) 例說：“亞(ya) 當·斯密，不僅(jin) 是《國富論》的作者，也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他就認為(wei) 人最珍貴的不是理性思維，而是同情。”[48] 這種觀點不能被歸結為(wei) 非理性主義(yi) 或反理性主義(yi) ，杜先生說：“這不僅(jin) 和理性是沒有衝(chong) 突的，而且理性和共感的情應該配合起來。”[49] 為(wei) 此：

（1）杜先生倡導“道德理性”，他說，儒家“從(cong) ‘為(wei) 己之學’開始，有非常強的人格發展，代表道德理性”[50]。這是來自康德的概念，即相當於(yu) “實踐理性”[51]；亦有學者談到儒家的“道德理性”[52]。至於(yu) 儒學中是否也有工具理性，這也是部分儒家學者關(guan) 心的問題，因為(wei) 它關(guan) 乎儒學與(yu) 科學的關(guan) 係問題，包括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民主與(yu) 科學”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問題。[53] 

（2）杜先生提出“良知理性”的概念，他說：“作為(wei) 精神性人文主義(yi) 的儒家，提出了每一個(ge) 有良知理性的知識人都必須關(guan) 注的四大議題。”[54]“良知理性”是一個(ge) 原創性的概念，杜先生有專(zhuan) 文《以良知理性重建價(jia) 值》[55]，值得進一步深究，包括與(yu) 康德的“實踐理性”進行比較。

（3）杜先生呼籲“公共理性”，他說：“公共理性的聲音在不同領域能夠出現，這些應該成為(wei) 我們(men) 努力的方向。”[56]“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是一個(ge) 複雜的概念，霍布斯、盧梭、托馬斯·傑斐遜、康德和羅爾斯等的用法都不同。例如羅爾斯（John Rawls）說：“公共理性是一個(ge) 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men) 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義(yi) 觀念對社會(hui) 之基本製度結構的要求所在，也是這些製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所在。”[57] 對於(yu) 我們(men) 來說，怎樣發展出儒家的“公共理性”概念，這是一個(ge) 非常有意義(yi) 的課題。

2．關(guan) 於(yu) 科學。近代以來，伴隨著人文主義(yi) 的興(xing) 起，科學主義(yi) 也大行其道，而帶來了若幹問題。[58] 杜先生並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反對“科學主義(yi) ”。不僅(jin) 如此，他認為(wei) “儒學與(yu) 自由、民主、科學存在配合的可能”，所以很關(guan) 注“科學民主，當然也包括自由、人權、法製、個(ge) 人的尊嚴(yan) 這些基本精神，這些精神怎麽(me) 能夠成為(wei) 發展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59]

（二）超越與(yu) 凡俗

杜先生所說的凡俗人文主義(yi) 的“凡俗”，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印度學者所說的“世俗”，兩(liang) 者是同義(yi) 詞：secular或secularity；與(yu) 之相對的是“超越”（transcendence）。[60] 這是一個(ge) 來自西方宗教與(yu) 哲學的概念，經過牟宗三先生等將其與(yu) 中國哲學對勘，成為(wei)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個(ge) 重要話題。[61] 最近幾年，這個(ge) 問題再次成為(wei) 中國哲學熱點。

在精神人文主義(yi) 的“己、群、地、天”四個(ge) 維度中，“天”的維度即超越的維度，亦即傳(chuan) 統的“天人之際”問題。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以下幾點值得討論：

1．儒學超越之維的存在

杜先生指出：“現在國內(nei) 大家關(guan) 注得比較多的是身心和諧、人和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以及人和自然的關(guan) 係問題，而對最後一個(ge) 人與(yu) 天的關(guan) 係問題關(guan) 注度不夠。其實，世界文明中有很多對於(yu) ‘敬天、畏天’這種信念、信仰，以及超越性的敬重。” 他指出：“如果隻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對很多宗教傳(chuan) 統、精神傳(chuan) 統（超越的上帝、安拉這種精神的最高實體(ti) ）完全不照顧到也是不可行的。”[62] 這確實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提醒。

為(wei) 此，杜先生指出，儒家雖然是入世的，但“入世就是要變成世俗之人？……我總覺得，把孔子的入世思想說成是世俗的，而消解其精神性以及宗教性，對孔子是不公平的。”[63] 杜先生肯定地說：“孔子對人的精神的全麵反思，後麵有一個(ge) 超越的天的理念。這個(ge) 超越的理念，《易經》有明確的表達，在《尚書(shu) 》《詩經》和《禮記》中也隱約能看到。”[64] 筆者完全讚同杜先生這個(ge) 判斷，也曾撰文加以論述。[65] 楊國榮教授也談到：精神人文主義(yi) 的“‘精神’首先指向超越的追求，在這一層麵，精神人文主義(yi) 同時隱含宗教性”[66]。

當然，杜先生本人嚴(yan) 格區分“宗教”與(yu) “宗教性”。他說：“儒家具有一種深厚的超越傳(chuan) 統而不是世俗的人文主義(yi) ，也不是一神論意義(yi) 下的宗教”[67]；但他並不否定儒學的“宗教性”，例如他的著作《論儒學的宗教性》[68]。而筆者則區分孔孟儒學與(yu) 宋明理學兩(liang) 種不同的超越範式，前者不僅(jin) 具有“宗教性”，而且就是“宗教”。[69] 至於(yu) 麵向未來的儒學，這更是一個(ge) 重大的時代課題。杜先生也注意到：“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以印度尼西亞(ya) 為(wei) 例，現在發展的勢頭很好，它有儒教，儒家是他們(men) 信仰的宗教。”[70] 總之，無論在“宗教”還是“宗教性”的意義(yi) 上，儒學都具有“超越”的維度。

杜先生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程顥講‘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ti) 貼出來的’，就是我真正感受到我現在的日常生活所做的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個(ge) 簡單的人的社會(hui) 關(guan) 係，而是有更深刻的價(jia) 值，這個(ge) 深刻的價(jia) 值就來自於(yu) 天。”[71] 杜先生在這裏所肯定的儒家這個(ge) 一脈相承的觀念，筆者非常認同：內(nei) 在精神的“深刻的價(jia) 值”乃是“來自於(yu) 天”的。

2．儒學超越之維的內(nei) 涵

但是，在精神人文主義(yi) 的構想中，“精神”既是內(nei) 在的（immanent），又是超越的（transcendent）。杜先生前麵說內(nei) 在精神“來自於(yu) 天”，那其實正是杜先生所拒絕的“外在超越性的宗教”[72]；他的正麵觀點是“儒家的超越突破即基於(yu) 對人的全麵了解之上，並非向往一個(ge) 遙遠上帝或天主”，“這是內(nei) 在超越（imminent transcendence）”[73]。這裏的“超越突破”，指在超越觀念上的突破，即餘(yu) 英時先生所說的“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74]，意指轉向內(nei) 在超越。這是與(yu) “外在超越”（external transcendence）相對的，乃是牟宗三先生等從(cong)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一種“中西”比較模式。[75] 顯然，杜先生是要在儒學與(yu) 宗教之間劃界，這個(ge) 界線就是心性“內(nei) 在”而上帝“外在”。但事實上，在杜先生提到的《尚書(shu) 》《詩經》等經典文獻中，“上帝”正是一個(ge) 宗教性的外在超越者。

所以，“內(nei) 在超越”這個(ge) 觀點受到不少人、包括筆者本人的質疑。筆者把“內(nei) 在超越”觀點概括為(wei) “中國哲學‘內(nei) 在超越’的兩(liang) 個(ge) 教條”：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內(nei) 在超越”；它優(you) 越於(yu) 西方宗教與(yu) 文化的“外在超越”。[76] 筆者總結了儒家超越觀念的兩(liang) 種範式，即孔孟儒學並未取消外在超越之“天”，其內(nei) 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學卻是以內(nei) 在的心性取代外在超越之“天”，其內(nei) 在超越可謂“僭天”。[77] 

杜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等現代新儒家的傳(chuan) 人，在超越問題上也繼承了牟先生等的觀點。他做了一種比較：“在西方神學，外在超越理念是曆史性（historical）思維，基督教很明顯，伊斯蘭(lan) 教、猶太教都有。另一種則是宇宙論的（cosmological）思維。民間的、原住民的，或佛教的、儒家的，多半是屬於(yu) 宇宙論的思維。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對進步對發展非常強調。但在宇宙論的視野之下，對世界有著更寬廣的了解。可以說，儒家有一種‘人類宇宙’（anthropo-cosmic）的觀念。”[78] 這裏“人類宇宙”這個(ge) 概念值得注意，它令人想起陸九淵的說法：“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79] 顯然，杜先生對儒家超越觀念的理解，與(yu) 牟宗三先生一樣，都是基於(yu) 宋明理學的理解。

因此，杜先生說：“自我能夠和天地萬(wan) 物合為(wei) 一體(ti) ，又是內(nei) 在於(yu) 我最內(nei) 心的深刻的價(jia) 值。它不是從(cong) 外麵加之於(yu) 我的，而是我自己發現的，我自己能夠理解的，我將此變成一種信仰。”[80] 前麵說內(nei) 在精神價(jia) 值“來自於(yu) 天”，這裏說“它不是從(cong) 外麵加之於(yu) 我的”，這個(ge) 矛盾的消解，隻有一種路徑，即取消“內(nei) 外之別”，而取消的方式就是以“人”代“天”。所以，杜先生說：“儒家相信內(nei) 在主體(ti) 有終極性。”[81] 這就是說，終極性的超越者不是“天”，而是“人”的“自我”。對此，倪培民教授指出：“把性看作天命，是最高的自我超越，自我神聖化，天人合一。此即牟宗三（1909‒1995）、杜維明說的‘內(nei) 在的超越’。”[82] 這個(ge) “自我神聖化”的概括，盡管是正麵的肯定，卻是非常精準的。

那麽(me) ，怎樣證成這個(ge) 不假外求的“自我”呢？杜先生甚至訴諸宇宙演化論、生物進化論：“人是通過宇宙轉化的大的潮流而出現的，我們(men) 現在講可能是從(cong) 130多億(yi) 年前大爆炸一直逐漸發展出來的，包括地球的出現、生命的出現、意識的出現、人類的出現。儒家在這個(ge) 大框架中有一個(ge) 基本信念，就是人類的出現是有意義(yi) 的，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種超越外在的力量把它創造出來的，它是經過長期演化而出現的。”[83] 這樣一來，就不再是“人類宇宙”，而是“宇宙人類”了。杜先生認為(wei) 人類“不是某一種超越而外在的力量把它創造出來的”，但又堅持“人類的出現是有意義(yi) 的”，那麽(me) ，人的意義(yi) 就隻能是自然界的演化所賦予的。

其實，筆者覺得杜先生的這樣一個(ge) 說法，更接近原典儒學的超越觀念：“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人存在不是為(wei) 了吃飯，人的存在是有意義(yi) 的，人是有價(jia) 值的，‘天生人成’，我們(men) 還要幫助上天把美好的世界在我們(men) 的生活世界裏麵體(ti) 現出來。”[84] 這裏值得注意兩(liang) 點：

（1）“天生人成”這個(ge) 表達，從(cong) 牟宗三先生開始，學界都以此來概括荀子的思想。[85] 杜先生卻不是在談荀子，這令人想起《易傳(chuan) 》“繼善成性”的表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穎達疏：“‘繼之者善也’者，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yang) 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成之者性也’者，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86] 這裏，“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人成”。人能一方麵“後天而奉天時”，即人合乎天；另一方麵“先天而天弗違”，即天合乎人。[87] 

（2）“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意味著“天”並不僅(jin) 僅(jin) 是“自然界”，甚至也不是《易傳(chuan) 》所說的義(yi) 理性的“道”，而是某種“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筆者認為(wei) ，這更符合周公與(yu) 孔子的“天”觀念。

3．儒學超越之維的願景

在超越問題上，杜先生思考的問題是：“存不存在這樣一種人文主義(yi) ：既不排斥自然，又注重物與(yu) 神。它既注重物，就是和自然的親(qin) 和；又注重神，有很強的精神資源，可是它又是以人為(wei) 核心的，不是‘人類中心主義(yi) ’，而是以人為(wei) 關(guan) 注重點的。……這是精神人文主義(yi) 的一個(ge) 基本觀點。”[88] 

至於(yu) 這樣的精神人文主義(yi) 的思想資源，杜先生表示，他“期待也堅信‘思孟心學’所體(ti) 現的仁道必能揚棄啟蒙心態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義(yi) ，而成為(wei) 人類21世紀探究和平發展不可或缺的參照”[89]。杜先生特別看重思孟學派，他明確地說：“我研究儒家文化始於(yu) 孟子心性之學，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學開展出精神性的人文主義(yi) ，使之能應對目前人類遭遇的倫(lun) 理困境？這是個(ge) 集體(ti) 課題。”[90] 確實，從(cong) “周孔之道”的超越範式向宋明理學的超越範式的轉換，思孟學派正是轉折點。[91] 孟子一方麵保持著周孔的外在超越之“天”，追求由“盡心”而“事天”[92]；另一方麵大力闡揚“心性”，講“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93]，開啟了內(nei) 在超越之路。這是中國思想觀念在軸心時代的過渡狀態。杜先生更注重後一方麵，是以宋明理學的超越範式來理解孟子的超越觀念。因此，他給予孟子以極高的評價(jia) ：“孟子心性之學超越了同時代的軸心文明思想，指歸現實的終極意義(yi) 。”[94] 這個(ge) 評價(jia) 值得分析：從(cong) 超越範式轉向的角度看，孟子確實“超越了同時代的軸心文明思想”，甚至可以說“超越”了孔子；但這種以“現實”為(wei) “終極意義(yi) ”的觀念，在什麽(me) 意義(yi) 上不再是杜先生所批判的“凡俗”的人文主義(yi) 呢？這個(ge) 問題，在杜先生那裏似乎並不是問題，因為(wei) 在他看來，“現實”中的“人”的心性本身就是超越的。這正是筆者所說的“宋明理學的超越範式”，如張載講的“天人一物”[95]，程頤講的“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96]，朱熹講的“心性，便是天”[97]，陸九淵講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98]，王陽明講的“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wan) 物皆舉(ju) 之矣”[99]，等等。

綜上所述，杜維明先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yi) ”構想，正如郭齊勇先生所說，“極具啟發性”[100]，同時也留下了諸多可以討論的問題。

注釋：
 
[1]邱楚媛：《學界研討“精神人文主義”》，《光明日報》2018年6月2日第11版。
 
[2]杜維明：《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從克己複禮為仁的現代解讀出發》，《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2期，第4‒10頁。
 
[3]《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舉辦首屆“精神人文主義”工作坊》：https://ias.nju.edu.cn/91/1f/c13157a299295/page.htm。
 
[4]杜維明：《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從克己複禮為仁的現代解讀出發》，《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2期，第4‒10頁。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
 
[5]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理》，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7頁。
 
[7]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麵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8]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麵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9]蒙培元：《心靈的開放與開放的心靈》，《哲學研究》1995年第10期，第57‒63頁。
 
[10]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11]《禮記·樂記》，《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27頁。
 
[12]黃玉順：《未能成己 焉能成人——論儒家文明的自新與全球文明的共建》，《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50–55頁。
 
[13]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22期，第74‒77頁。
 
[14]參見黃玉順：《梁漱溟先生的全盤西化論——重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1–129頁。
 
[15]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16]張君勱：《人生觀》，《清華周刊》第272期，1923年；載《科學與人生觀》，黃山書社2008年版，第36頁。
 
[17]杜維明：《為什麽要“學做人”——關於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18]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19]黃玉順：《未能成己，焉能成人？——論儒家文明的自新與全球文明的共建》，《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50–55頁。
 
[20]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21]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麵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22]郭齊勇：《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陳來主編，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頁。
 
[23]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24]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25]黃玉順：《論儒學的現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論“儒家啟蒙主義”》，《戰略與管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頁；《論陽明心學與現代價值體係——關於儒家個體主義的一點思考》，《衡水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彩插第4–7頁。
 
[26]黃玉順：《“以身為本”與“大同主義”——“家國天下”話語反思與“天下主義”觀念批判》，《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期，第30–35頁。
 
[27]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麵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28]蒙培元：《論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哲學研究》1991年第3期，第50‒60頁；《中國哲學主體思維》，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29]海德格爾：《麵向思的事情》，陳小文、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76頁。
 
[30]黃玉順：《形而上學的奠基問題——儒學視域中的海德格爾及其所解釋的康德哲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36–45頁。
 
[31]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32]《孟子·告子上》，《十三經注疏》，第2753頁。
 
[33]《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第2765頁。
 
[34]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麵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35]《論語·述而》，《十三經注疏》，第2483頁。
 
[36]《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第2463頁。
 
[37]黃玉順：《孔子的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136–144頁。
 
[38]蒙培元：《情感與理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202頁。
 
[39]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40]朱熹：《孟子集注·公孫醜上》，《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8頁。
 
[41]黃玉順：《愛與思——生活儒學的觀念》（增補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2頁。
 
[42]杜維明：《為什麽要“學做人”——關於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43]黃玉順：《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於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44]黃玉順：《“超驗”還是“超凡”——儒家超越觀念省思》，《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第73–81頁；《“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範式》，《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45]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6]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47]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8]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9]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50]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51]張溢木、王樂：《試析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第4‒6頁；徐鳳林：《對道德理性的存在哲學反思》，《哲學動態》2013年第9期，第65‒70頁；路紅芳：《康德對啟蒙主義的前提批判——論康德道德理性的自由觀》，《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1期，第1‒5頁。
 
[52]趙法生：《情理、心性和理性——論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與特色》，《道德與文明》2020年第1期，第40‒46頁。
 
[53]黃玉順：《儒學與作為科學理論基礎的知識論的重建》，《當代儒學》第8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4–101頁。
 
[54]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55]杜維明：《以良知理性重建價值》，《道德與文明》2016年第2期，第5‒7頁。
 
[56]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57]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頁。
 
[58]黃玉順：《超越知識與價值的緊張——“科學與玄學論戰”的哲學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8、102‒111、293‒305頁。
 
[59]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60]黃玉順：《“超驗”還是“超凡”——儒家超越觀念省思》，《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第73–81頁。
 
[61]黃玉順：《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於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62]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63]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4]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5]黃玉順：《周公的神聖超越世界及其權力話語——〈尚書·金縢〉的政治哲學解讀》，《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26–33頁；《天吏：孟子的超越觀念及其政治關切——孟子思想的係統還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86–103頁；《神聖超越的哲學重建——〈周易〉與現象學的啟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28頁。
 
[66]楊國榮：《精神人文主義：意義及其擴展》，《孔學堂》2020年第1期，第4‒10頁。
 
[67]杜維明：《為什麽要“學做人”——關於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68]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9]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範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70]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71]杜維明：《為什麽要“學做人”——關於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72]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電子版2014年12月25日。
 
[73]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74]餘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代序”，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頁。
 
[75]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灣學生書局1974年版，第30–31頁；餘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第222頁；湯一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自序”，第1頁。
 
[76]黃玉順：《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於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77]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範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78]杜維明：《什麽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79]陸九淵：《雜著》，《陸九淵集》卷第二十二，鍾哲點校，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3頁。
 
[80]杜維明：《為什麽要“學做人”——關於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81]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麵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82]倪培民：《儒學的精神性人文主義之模式：如在主義》，《南國學術》2016年第3期，第472‒485頁。
 
[83]杜維明：《為什麽要“學做人”——關於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84]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85]牟宗三：《荀學大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4‒198頁；路德斌：《荀子哲學的兩大原理——“天生人成”與“禮義之統”及疏解》，《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科學版）2017年第4期，第118‒130頁；王楷：《天生人成：荀子工夫論的旨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頁；姚海濤：《天生人成與禮術合一——荀子養生之道詮論》，《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第25‒32頁；梁濤：《“天生人成”與政治形上學——荀子天論發微》，《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5期，第20‒30頁。
 
[86]《周易正義·係辭上傳》，《十三經注疏》，第78頁。
 
[87]《周易正義·乾文言傳》，《十三經注疏》，第17頁。
 
[88]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複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89]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90]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91]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範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92]《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第2764頁；黃玉順：《天吏：孟子的超越觀念及其政治關切——孟子思想的係統還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86–103頁；《“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範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93]《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第2764頁。
 
[94]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95]張載：《正蒙·乾稱篇》，《張載集》，章錫琛點校，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64頁。
 
[96]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頁。
 
[97]《朱子語類》卷第六十，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28頁。
 
[98]陸九淵：《雜著》，《陸九淵集》卷第二十二，第273頁。
 
[99]王守仁：《答季明德》，《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吳光、錢明等編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頁。
 
[100]郭齊勇：《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第3‒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