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的劉海波

作者：海裔

來源：「經略網刊」2023年2月23日

劉海波，1969年生，山東(dong) 煙台人，青海省格爾木察爾汗鉀肥廠子弟，1988年從(cong) 青海省考上北京大學政治學係，獲北京大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1-2005年任教於(yu)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後轉往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法學所任職。2023年2月19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離世。著有專(zhuan) 著《政體(ti) 初論》，發表過數十篇學術論文與(yu) 政論，力倡當代中國“自成體(ti) 係，自建光榮”，致力於(yu) 從(cong) 中國文明的角度，重新認識20世紀中國“舊邦新造”的偉(wei) 大意義(yi) 。

海裔，劉海波北大學弟，政治學博士。

2023年2月19日淩晨，北京協和醫院，53歲的劉海波停止了他的呼吸。就在不久前，他剛剛回鄉(xiang) 參加了父親(qin) 的葬禮。

有很多人哀悼他的離世，但一個(ge) 獨特的現象的是，許多人會(hui) 在悼詞中提到自己和劉海波的思想分歧，要麽(me) 是“盡管我們(men) 有這樣的分歧，我仍然對他的去世感到難過”，要麽(me) 是“雖然我對他的去世感到難過，但我仍然要說我們(men) 之間有分歧”。這個(ge) 現象本身就表明了劉海波的風格：他的思想獨樹一幟，與(yu) 他交往往往意味著辯論，意味著需要走出自己思想的舒適區，接受一種陌異性的衝(chong) 擊。

在接近其生命的終點之時，劉海波大致有這樣一種思想的形態：批判啟蒙理性，推崇英國普通法的思維方法，有時候還會(hui) 以頗為(wei) 肯定的語氣談論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但越到晚近，越會(hui) 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yi) ；肯定中國古代的“大一統”與(yu) 儒家，希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建家庭倫(lun) 理與(yu) 社區的倫(lun) 理生活秩序，但又判定中國古代存在“中央皇權官僚製軟政權”和“惡性資本主義(yi) ”問題，難以擺脫治亂(luan) 循環的“曆史周期律”，而20世紀中國形成的“延安體(ti) 係”回應了中國曆史兩(liang) 千年來沒有解決(jue) 的問題，其出現乃是中華文明內(nei) 部的“順乎天而應乎人”；不過，他雖肯定“延安體(ti) 係”，卻對國際共運無感，並不推崇延安的革命者所信奉具體(ti) 革命理想，甚至主張“馬克思諸子化”，即將其從(cong) “經”的地位降至“諸子”的地位。這些思想符號的組合帶來的陌生感，讓許多人無所適從(cong) 。因此，許多人認為(wei) 劉海波不可理喻。在他人生的最後十年裏，他對中國道路的自信，越來越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但他個(ge) 人卻長期生活在孤獨之中。

劉海波這樣一種獨特的思想形態，究竟是如何煉成的？

劉海波於(yu) 1969年出生於(yu) 山東(dong) 煙台。其祖父家資殷實，與(yu) 幾個(ge) 叔公一起買(mai) 船做貿易，結果在1949年被蔣軍(jun) 裹挾去了台灣，與(yu) 家人數十年分隔在海峽兩(liang) 岸。其祖母在家中獨自撫養(yang) 其父親(qin) 。劉家土地在土改中被分，文革中又遭遇“抄家”。其祖母囑其父親(qin) 尋找出路，於(yu) 是父親(qin) 招工去了青海格爾木，在察爾汗鹽湖建設鉀肥廠。劉海波因而獲得了國有企業(ye) 工人子弟的身份。他在煙台上學到小學四年級，隨母親(qin) 遷往格爾木，在鉀肥廠的子弟學校上完了小學和中學，於(yu) 1988年考入北京大學政治學專(zhuan) 業(ye) ，並在北大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1-2005年，他曾任教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後轉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法學所博士後，進而留所工作，辭世之時為(wei) 該所副研究員。

劉海波入學北大的年份並非無關(guan) 緊要。在那一時段入學的青年，在思想上無不遭受到了重大曆史事件的衝(chong) 擊。一些人對中國完全失去信心，移民大洋彼岸。而像劉海波一樣的青年則在苦悶中尋找中國的出路。而將目光投向西方，仍然是當時的知識界尋找出路的基本方向。在90年代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的背景下，與(yu) 不少同齡人一樣，劉海波也從(cong) 對哈耶克的閱讀開始。哈耶克既否定社會(hui) 主義(yi) 計劃經濟，也否定20世紀對資本主義(yi) 進行改良的凱恩斯主義(yi) ，他從(cong) 知識論的角度論證，計劃經濟的順利運行需要計劃者精確掌握分散的知識與(yu) 信息，而這在現實中根本無法滿足。而建立在個(ge) 人自由和私有財產(chan) 基礎之上的市場交換與(yu) 合作，則克服了這一困境，提供了建構“自生自發秩序”的基礎。哈耶克區分“建構理性主義(yi) ”（constructive rationalism）與(yu) “演化理性主義(yi)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認為(wei) 前者會(hui) 導向奴役，而後者則有可能導向一種自由的秩序。在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討論中，“建構理性主義(yi) ”指向從(cong) 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的發展，後者所建立的陣營秩序在1991年解體(ti) ；“演化理性主義(yi) ”則指向英美，它們(men) 贏得了冷戰，笑到了最後。

多年以後，劉海波拋棄了哈耶克的許多觀點，但哈耶克的知識論對他的影響仍然清晰可辨。他始終不相信從(cong) 第一原理出發進行演繹的理性論證和設計能夠建立有效的秩序，不相信“啟蒙”的自主運用理性的理想。他對人性持一種很悲觀的態度，認為(wei) 從(cong) 第一原理出發進行演繹的理性論證和設計麵對人的欲望、激情與(yu) 偏見是蒼白的。哈耶克的很多推崇者是要借助哈耶克的論述來否定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與(yu) 製度，但劉海波汲取哈耶克對於(yu) “建構理性主義(yi) ”的批判，得出的結論卻是，如果從(cong) 某種自由主義(yi) 理想出發來設計一套製度，或者移植某個(ge) 西方國家的製度來來全麵取代當下的製度，本身也是一種“建構理性主義(yi) ”的體(ti) 現。反思“建構理性主義(yi) ”，首先必須認識到，改革必須以承認既有的秩序的正當性作為(wei) 前提，這包括從(cong) 20世紀革命中誕生的新秩序。

作為(wei) 政治學博士，劉海波不可能停留在哈耶克的知識論和經濟製度論述，而必然關(guan) 心政體(ti) 的建構。哈耶克的《法律、立法與(yu) 自由》與(yu) 《自由秩序原理》提供了一個(ge) 係統的政治原理和政治製度論述。劉海波與(yu) 他的同行者以此為(wei) 拐杖，找到了英國的普通法與(yu) 憲政。他們(men) 的接受邏輯大致是這樣的：歐洲大陸的法典傳(chuan) 統非常強調立法者的作用，因而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建構理性主義(yi) ，而英國的普通法則是由法官做出的判決(jue) 日積月累而成，在這裏發揮作用的不是少數立法者的智慧，而是一種建立在反複互動、調試和糾錯基礎之上的演化理性。正是這種反複互動、調試和糾錯，導致英國能以一種漸進的方式改良，最終形成優(you) 良的憲政秩序。在2005年的一個(ge) 研討會(hui) 發言中（見《博覽群書(shu) 》2005年第2期），劉海波曾這樣表達自己的看法：“普通法作為(wei) 一種思考政治問題的方式和實際製度安排，對我們(men) 深受其苦的近代意識形態政治或唯理主義(yi) 政治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如果說通過改換立法者的方式來改變秩序是暴風驟雨式的，那麽(me) 通過司法判決(jue) 作累進的調試，或許可以形成一種漸進的秩序改良。

在21世紀初，讚同這一理論邏輯者甚眾(zhong) ，而如何通過提高司法的地位，來推進漸進的政治改革，成為(wei) 許多人實踐的努力方向。而“法官說了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還不是英國，而是美國。在21世紀的前十年，美國最高法院如何運作，一度成為(wei) 中國學界的研究熱點。不過，劉海波並沒有因此而走向對美國憲法的研究。他行進的方向，仍然是理論如何在中國落地的問題。劉海波與(yu) 其同行者很快發現一個(ge) 問題：他們(men) 所汲取的哈耶克式的知識論要求他們(men) 必須避免與(yu) 中國的傳(chuan) 統采取一種對立的態度，但中國的古代的傳(chuan) 統確實與(yu) “法官說了算”有很大的距離。如何解決(jue) 這一困境？

在曆史上，英國輝格派的做法是做“有良心的曆史發明家”，論證他們(men) 所主張的秩序原理，在英格蘭(lan) 曆史上古已有之，晚近才有專(zhuan) 製力量挑戰了這一古代秩序，因此，他們(men) 所主張的變革並不是創新，而是對一個(ge) 古已有之的秩序的回歸。這種“托古改製”的做法可以將新事物論證為(wei) 舊事物，從(cong) 而克服陌生感和抵觸感。正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的引導下，劉海波與(yu) 其同行者回去研究中國傳(chuan) 統的法律秩序與(yu) 法律文化，發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實踐中的“律例並行”，而其中的“例”，則被他們(men) 界定為(wei) 一種具有類似普通法功能的東(dong) 西。劉海波的一些同行者甚至走得更遠，試圖在更遙遠的周代尋找類似於(yu) 普通法的實踐，將西周的封建製解釋為(wei) 一種具備憲政因子的製度，將“禮”解釋為(wei) 一種不成文憲法，而既然孔子說“吾從(cong) 周”，那麽(me) 孔子也可以被論證為(wei) 讚同某種類似於(yu) 普通法的治理邏輯與(yu) 秩序原理。劉海波並不熱衷於(yu) 這樣的“有良心的曆史發明”，但他確實希望能以中國曆史上的“例”的經驗為(wei) 基礎，建設中國自己的判例法司法體(ti) 係，從(cong) 而通過判例，而非體(ti) 係性的法律移植，來發展中國的法律體(ti) 係。在上述2005年的研討會(hui) 上他還發表了這樣的觀點：“隨著中華判例法係的生成，我們(men) 甚至可以將移植來的法律還給西方。”

“普通法憲政主義(yi) ”如何才能在中國落地呢？劉海波試圖將其作為(wei) 一種思維方式，來對中國的改革提出具體(ti) 的建議。在2007年的《當代中國背景下的雙重政體(ti) 理論》一文（見《“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的法治化”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中，他主張追求這樣一種製度：既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有生機勃勃的地方自治，法院能夠協調各方利益關(guan) 係，並為(wei) 地方政府和基層行政部門對普通民眾(zhong) 的侵害提供救濟。他認為(wei) 認為(wei) 中國省的權力過大，從(cong) 而造成中央權力不夠強，同時也難以發揮地方積極性，因此主張加強中央政府對省的集中領導，但同時增強縣與(yu) 市（區）的自治；推動司法判例製度的建立、司法專(zhuan) 業(ye) 化與(yu) 司法中央化。考慮到中國自身的傳(chuan) 統和製度結構，劉海波認為(wei) ，中央主要通過立法而非司法來調整政府間關(guan) 係和不同自治單位之間的關(guan) 係，但這種立法也完全可以貫徹判例法的思維方式。在這篇文章中，劉海波同樣提出這樣的問題：中華判例法係（或新中華法係）何以可能？

在2008年之前的劉海波，總體(ti) 上關(guan) 注上層建築，尤其是司法製度與(yu) 政治製度。他將20世紀中國革命造就的新秩序視為(wei) 給定的秩序，他推崇的普通法的思維方式要求對這一秩序表示儀(yi) 式性的尊敬，但當時思想界的氣氛並不鼓勵比儀(yi) 式性的尊敬更多的熱愛。但從(cong) 2008年以來，劉海波的理論目光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轉向，一是越來越傾(qing) 向於(yu) 在國際秩序之中來思考中國問題；二是越來越重視經濟基礎，重視政治經濟學的視角。

這種轉向究竟是如何發生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這產(chan) 生了兩(liang) 個(ge) 重要的思想影響：一方麵，如日中天的美國一度陷入困境，這一事件對於(yu) 中國思想界產(chan) 生很大的影響，關(guan) 於(yu) “中國模式”與(yu) “中國道路”的討論蔚然成風，敏銳的劉海波當然不會(hui) 缺席這樣的討論；另一方麵，美聯儲(chu) 為(wei) 了救市推出數輪量化寬鬆政策，而由於(yu) 美元是霸權貨幣，中國承接了美國對外輸出的通貨膨脹，中國的財富實質上遭到了美元霸權的收割。劉海波同樣敏銳地觀察到這些現象，他認識到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受到美國政策選擇的極大的限定，而這一切的原因在於(yu) 當時的發展道路仍缺乏獨立自主性。

但如果沒有量變的積累，單一事件本身並不足以帶來一個(ge) 人思想如此迅速的轉向。劉海波思想的轉變，跟他對中國社會(hui) 的觀察與(yu) 體(ti) 會(hui) 有關(guan) ：中國加入WTO之後，一方麵是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麵，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chong) 擊下，社會(hui) 的失範現象日益明顯。20世紀的革命改造了村莊，不管有多少政治運動的衝(chong) 擊，村莊的傳(chuan) 統道德並沒有因此而消失，21世紀的市場大潮卻讓村莊的傳(chuan) 統秩序迅速變得千瘡百孔，家庭秩序也變得高度不穩定，人們(men) 的收入增加了，但各種風險也急劇增加，心靈也變得日益漂泊不定。“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yun) 散了”。而這些都喚醒了劉海波作為(wei) 國企員工子弟的經曆。他曾經跟我回憶他在青海所經曆的國企生活：青年工人收入低，但有夢想，有向上流動的機會(hui) ，有豐(feng) 富的業(ye) 餘(yu) 愛好，不少人寫(xie) 詩、彈吉他、打籃球，還經常會(hui) 有比賽，可以獲得榮譽；社區有安全保障，有歸屬感。一旦下崗，這些原來看似理所當然的生活環境，一夜之間就喪(sang) 失了。當然，劉海波在探討工人生活的變化的時候，他其實並不是從(cong) 平等的角度來看問題。他關(guan) 心的與(yu) 其說是平等，還不如說是道德秩序。這仍然是一個(ge) 保守主義(yi) 視角。

而一旦提出新的問題，劉海波發現他自己之前所重視的許多西方思想資源，並不能帶來令人滿意的答案。哈耶克的市場自由觀念，不僅(jin) 不能解決(jue) 他關(guan) 心的問題，反而會(hui) 讓問題變得更加嚴(yan) 重。比如說，當工人與(yu) 雇主發生糾紛，哈耶克反對國家建立勞動監察製度，而主張訴諸司法，然而拋開立法的公平性不說，同樣的司法程序，雇主就有更多的資源投入，來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至於(yu) 國家之間的關(guan) 係是否獨立自主，對於(yu) 哈耶克來說更加遙遠。“依附”對於(yu) 哈耶克完全不是一個(ge) 問題，如果支配是自由市場競爭(zheng) 造成的，那麽(me) 它就是一個(ge) 合理的結果。至於(yu) 家庭的解體(ti) ，社區的解體(ti) ，如果這是自由市場競爭(zheng) 運作帶來的結果，對於(yu) 哈耶克來說，這就是一種自然的演化，並無不正義(yi) 可言。但劉海波不能接受這種論證。他的道德直覺告訴他，必須保衛社會(hui) ，將一盤散沙的個(ge) 人重新組織起來，重建生命意義(yi) 與(yu) 倫(lun) 理生活。

一旦將新的問題帶入，甚至劉海波原來喜歡談的“憲政”，都逐漸褪色。他向親(qin) 友推薦一部關(guan) 於(yu) 舊西藏的記錄片，並評論說，舊西藏喇嘛和世家大族維持著力量的均衡，貴族階層中並沒有人真正具有絕對權力，可以說比內(nei) 地更符合“憲政”理想。但是，我們(men) 會(hui) 因此而向往這樣一個(ge) 秩序麽(me) ？這種比較會(hui) 讓一些他過去的同行者感到不適。後來，在2012年的《自成體(ti) 係、自建光榮的自覺自強》（《國企》2012年第12期）一文中，他又提到了舊西藏，隻不過這次是以一種不同的語氣來說的，意思是：即便是舊西藏都能夠“自成體(ti) 係，自建光榮”，今人還有什麽(me) 理由不這麽(me) 做呢？除了劉海波，誰又開過這樣的腦洞呢？

在2008年《外交戰略與(yu) 中國和平崛起》（《今日中國論壇》2008年第11期）一文中，劉海波這樣闡述自己的主張：“我們(men) 同美國人爭(zheng) 奪這個(ge) 世界的可能性雖然微乎其微，但我們(men) 和美國人共同治理這個(ge) 世界的可能性卻是存在的，所以需要幫助美國人進行哲學治療。”這今天看來，似乎是某種“G2”的設想。但是，劉海波的想法與(yu) 奧巴馬對中國提出的依附式的“G2”方案卻大相徑庭，他主張：“中美會(hui) 有一係列的對抗和博弈，在必要時我們(men) 要敢於(yu) 而不是害怕對抗，但是最終的目的是合作，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被納入美國體(ti) 係的合作。”在今天看來，他的思考是多麽(me) 具有預見性！

如果說其2008年的文章仍關(guan) 注如何“幫助美國人進行哲學治療”，在2012年的《自成體(ti) 係、自建光榮的自覺自強》甚至對這種“治療”都不以為(wei) 然了。劉海波大聲疾呼：“中國人需要具備自成體(ti) 係、自建光榮的自覺與(yu) 自信, 深刻認識中國道路的正當性與(yu) 現實性。”此文在劉海波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第一次指出，延安整風之後，近代中國第一次具備了成雛形的成功體(ti) 係。他進一步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意味著中國文明已經走出了曆史的三峽，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的基礎已然奠定。”在劉海波看來，這種文明形態優(you) 於(yu) 現代西方文明，因為(wei) 現代西方文明是以殖民主義(yi) 為(wei) 基礎的，而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無非是原來殖民主義(yi) 路徑的延續。

如何能夠避免“依附”於(yu) 美國？在作於(yu) 2013年的《“延安體(ti) 係”淺論》（發表於(yu) 《國企》2013年第12期）中，劉海波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以美元外匯占款為(wei) 依據的貨幣發行機製、出口導向工業(ye) 型工業(ye) 的畸形發展、土地的資本化、東(dong) 南沿海與(yu) 內(nei) 地的疏離等方麵，認為(wei) 這樣的發展模式導致大量財富外流，內(nei) 部貧富分化。而“延安體(ti) 係”則是他所樹立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模式的典範。他這樣概括“延安體(ti) 係”的優(you) 勢：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主權貨幣製度；減租減息、土地改革到農(nong) 業(ye) 集體(ti) 化加上城市單位體(ti) 製，消滅兩(liang) 千年的土地食利惡性資本主義(yi) ，實現了地租均享；創立村社、單位、生產(chan) 建設兵團等一係列社會(hui) 組織，克服中國傳(chuan) 統的家族私性社會(hui) ；依靠組織優(you) 勢建立公平有效稅製，有了強大的征稅能力，可以做到實際稅率很高而人民可以承受；建設了政治部門完全控製下的強大軍(jun) 隊，能與(yu) 美軍(jun) 決(jue) 戰於(yu) 野而不落下風；法製上既非“有理沒錢莫進來”，也非移植外來法條，而有法律的社會(hui) 內(nei) 生性；在婚姻家庭方麵，提倡基於(yu) 愛情的婚姻，嚴(yan) 格一夫一妻製，嚴(yan) 厲性道德，保護家庭限製離婚自由，對中下層青年男子的婚姻與(yu) 性擠壓是中國曆史上最輕微的。

在劉海波看來，“延安體(ti) 係”的關(guan) 鍵驅動力在於(yu)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其特征在於(yu) “先進性”而非“代表性”。中國的“先進性團體(ti) ”繼承了中國傳(chuan) 統的精華而又融合了時代的內(nei) 容，吸收人類一切先進的理論與(yu) 經驗、實踐。劉海波指出，盡管“延安體(ti) 係”的一些製度細節是粗糙的，也經常運轉不暢，但它是中華文明內(nei) 部問題之解決(jue) ，且繼承了中國傳(chuan) 統中最好的一麵。中國未來的關(guan) 鍵並不在於(yu) 所謂“政治改革”是否滯後，而在於(yu) 是否堅持和發揚光大“延安體(ti) 係”。

劉海波在2008年之後的轉變，讓他過去的一些同行者感到意外乃至愕然，他們(men) 認為(wei) 劉海波“墮落”了，將過去批判的對象變成了肯定乃至崇拜歌頌的對象。但在思想光譜的另一端，許多人同樣冷眼睨視劉海波，認為(wei) 劉海波對於(yu) 中國革命的解釋過於(yu) 精英主義(yi) ，不承認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讚美了延安的革命者，卻不推崇他們(men) 所奉行的主義(yi) 。劉海波曾經戲謔式地將自己稱為(wei) “毛右”，以描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錯位感。在同時期，學界已經開始從(cong) “文明史”的角度對20世紀中國道路進行探討，但是劉海波較少受邀參加這樣的討論。原因或許在於(yu) ，他的思想在當時很難被歸入哪一派，而他又用了很多自創的理論概念，對於(yu) 很多不了解他思想發展曆程的人來說，很難把握他的思想主張的現實指向。

也有一些人會(hui) 認為(wei) ，劉海波談“延安體(ti) 係”，仍然是在繼續2008年前的“普通法憲政主義(yi) ”的議程，隻不過采用了“托古改製”的策略，托了一個(ge) “近古”的典範。但是，我們(men) 可以明顯看到，司法在他的思想中的權重已經下降了。他仍然認為(wei) ，判例法是優(you) 越的，但他更關(guan) 注的議程，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保護個(ge) 體(ti) 在社會(hui) 共同體(ti) 中的歸屬感與(yu) 道德生活。劉海波最後一篇在刊物上公開發表的文章，是2015年的《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中國實踐與(yu) 一般理論》（發表於(yu) 《經濟導刊》2015年第4期），該文提出“黨(dang) 建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學問”，尤其需要有一個(ge) “執政條件下持續建設和不斷改造”的理論。這顯然是對“延安體(ti) 係”論述中的“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進一步推進。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中共黨(dang) 史黨(dang) 建學”正式升級為(wei) 一級學科。

不久後，劉海波在一次搬家中，毅然決(jue) 定把自己書(shu) 架上的西學書(shu) 籍處理掉。他隻留下了一些西學經典，而把其餘(yu) 的西學書(shu) 籍當廢紙賣了。我至今仍覺得此舉(ju) 是過激的，但我相信他是出於(yu) 深思熟慮而非心血來潮。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裏都在讀西學著作，即便是轉向讀中國經典，也是在西學脈絡中探索的結果。我想，他會(hui) 感覺到自己浪費了很多的時間。但事實上，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yi) 。如果有人想了解後冷戰時期的中國的思想界如何從(cong) 推崇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走到今天的“道路自信”，劉海波的探索軌跡尤其具有典型性。他從(cong) 一種來自異域的反思20世紀革命的保守主義(yi) ，逐漸走向反思“究竟要保守什麽(me) ”，進而發現，要解決(jue) 時代的關(guan) 鍵問題，恰恰需要保守在20世紀革命中產(chan) 生的新秩序，為(wei) 其提供不同以往的、植根於(yu) 中國古典文明的正當性論述。他的“自成體(ti) 係、自建光榮”主張，在剛提出來的時候可謂非常超前，但在今天已經被主流所接受，今天的“兩(liang) 個(ge) 結合”“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自主知識體(ti) 係”等主張，難道不正體(ti) 現當代中國“自成體(ti) 係，自建光榮”的追求麽(me) ？

然而，劉海波始終沒有走上將自己的思想“變現”為(wei) 現實利益的道路。一直以來，他進行的是一種“源代碼寫(xie) 作”，對於(yu) “源代碼”最終呈現的“界麵”，並沒有作很多的考慮。換而言之，他是一個(ge) 政治思想家，但不是一個(ge) 政治修辭家。但現實世界中的“通貨”，是“界麵”而非“源代碼”，學界和政界，各有自己的“界麵”。熟練掌握“界麵”，即便沒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也能夠來去自如。而話語如果不轉換為(wei) “通貨”，當然就難以在流動中增值。劉海波的許多文稿未能順利出版，他也長期過著拮據的生活，為(wei) 了改善兩(liang) 個(ge) 孩子的生活，他甚至還借過網貸。

劉海波的離去，是中國思想界不可挽回的損失。他是一個(ge) 看似“不按常理出牌”的思想者，遊走於(yu) 不同思想體(ti) 係之間，在辯論之中，形成自己的理論語言。他的理論體(ti) 係已經有清晰的內(nei) 部結構和核心要素，但尚未充分展開，其論述中也不乏模糊、滑動與(yu) 斷裂之處。但隻要他繼續直麵時代進行理論思考，我們(men) 終究能看到這一理論體(ti) 係趨於(yu) 完善的那一天，而其他思想者也都可以從(cong) 他真誠而執著的探索之中，獲得啟發，不管我們(men) 是否同意他的觀點。隻是，天不與(yu) 壽，無常迅疾，劉海波的心髒已經停止跳動，已經無法繼續完善自己的理論體(ti) 係了。

劉海波靈堂

劉海波留下了大量未出版的文稿，整理這些文稿，將是其家人和密友未來的重要任務。對於(yu) 關(guan) 注中國思想之未來的思想者來說，我們(men) 有必要嚴(yan) 肅地將劉海波作為(wei) 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探討他的思考與(yu) 寫(xie) 作的時代背景、知識資源、論辯對象，重構他的思想逐步演進的各個(ge) 環節，以及不同思想流派對他的思想的接受和反應，從(cong) 而為(wei) 未來中國思想的發展，積累資源與(yu) 動力。本文僅(jin) 對劉海波的著述與(yu) 思想作初步梳理，不作進一步的評判，以供未來的研究者參考，錯漏之處，亦期待方家指正。

謹以此文，致敬所有像劉海波那樣為(wei) 中國與(yu) 世界的未來命運殫精竭慮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