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學術身份之勘定與(yu) 還原

作者：王錕（浙江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月初七日丙戌

          耶穌2023年1月28日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浙江金華人，生活於(yu) 元明革鼎之際。他前半生處於(yu) 山林民間，後半生居於(yu) 台閣要職，達至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彪炳史冊(ce) 。同時期名士，學問與(yu) 功業(ye) 均隆盛者，莫如宋濂。然而，在中國思想史上，宋濂的學術身份歸屬頗有爭(zheng) 訟：即宋濂是文人還是儒者？宋濂是陸學還是朱學？宋濂是否為(wei) 佞佛崇道者？圍繞此三問題，學界對宋濂產(chan) 生了諸多誤解。茲(zi) 尋繹其學術之脈絡，勘定誤解，以還原本來麵目。

宋濂是儒者不是文人

宋濂善文，一生寫(xie) 下了大量的記、題、辭、箴、序、跋、論、辨、傳(chuan) 、銘、誌、頌及古詩，不僅(jin) 量多（合一百四十卷，今存一百零六卷）且質優(you) ，世人珍愛傳(chuan) 誦，儼(yan) 然當世文宗，人稱“宋先生”。明太祖朱元璋推崇他為(wei) 開國“文臣之首”。黃宗羲說：“昔也宋金華（宋濂），文章莫與(yu) 讎。”（《次徐立齋先生見贈》，《南雷詩文集》上）認為(wei) 宋濂的文章無人匹敵。黃宗羲之子黃百家也說：“金華之學自白雲(yun) 一輩而下，多流而為(wei) 文人，文與(yu) 道相離，文顯而道薄耳！”（《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學案》卷八十二）作為(wei) 金華之學許謙（白雲(yun) ）的後學，黃氏父子將宋濂視為(wei) “文人”。受明太祖及黃氏父子評價(jia) 的影響，人多把宋濂視作“文人”，認為(wei) 他不重視儒學。事實上，宋濂雖善文，但更醉心於(yu) 六經。他自己平時“存諸心，著諸書(shu) ，六經；與(yu) 人言，亦六經”（《白牛生傳(chuan) 》，《宋濂全集》卷十六）。尤不喜別人以文人稱呼，他說：“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同上）宋濂的誌向不是成為(wei) 文人，而是成為(wei) 窮天地之理、立誌做聖賢的“真儒”。宋濂認為(wei) ，儒可分為(wei) 遊俠(xia) 之儒、文史之儒、曠達之儒、智術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道德之儒七類，而遊俠(xia) 之儒如田仲、王猛，文史之儒如司馬遷、班固，曠達之儒如莊子、列子，智術之儒如張良、陳平，章句之儒如毛萇、鄭玄，事功之儒如晏嬰、管仲，這些都不能歸入真儒，唯有千萬(wan) 世所宗的孔子才是道德之儒，道德之儒就是真儒。他說：“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yi) 禮智信也，其倫(lun) 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七儒解》，《宋濂全集》卷七十八）宋濂把仁、義(yi) 、禮、智、信五德，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lun) ，把修、齊、治、平的實踐看作真儒之道，發出“我所願，則學孔子也”的感歎！宋濂對好友胡翰傾(qing) 訴說，自己對世俗所羨慕的縱情聲色、建功立業(ye) 、詩賦文章、章句訓詁、曠達成仙等事毫無興(xing) 趣，畢生孜孜以求的便是繼朱、張、程、周而上溯孔孟，成為(wei) 真儒！還有，宋濂主張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他所稱許的文是“載道之文”而非“辭翰之文”，認為(wei) 如六經那樣的載道之文，字字句句無不關(guan) 係到“存心養(yang) 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亂(luan) 存亡之候”，（《徐教授文集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九）關(guan) 係著補世教、扶民彝、淑人心，有致君澤民的實效，即使司馬相如、楊雄、歐陽修、蘇軾的辭翰之文難以與(yu) 之匹敵。清人王崇炳在《金華征獻略》中指出，若翻閱《宋濂全集》所收文章，考察其處世為(wei) 人，與(yu) 同時名輩之多所稱許，宋濂確實文行兼優(you) ，可謂“卓越聞道之大儒也”。

宋濂是朱學不是陸學

宋濂不僅(jin) 是儒者，而且是有強烈道統意識的儒者。他以繼承孔—孟—周—程—張—朱一係之道統為(wei) 畢生追求，認為(wei) 朱子集周敦頤、二程、張載思想之大成，是孔子之道的真正繼承者，故朱子是“孔子之孝子”！在儒家道統譜係中，宋濂將朱子與(yu) 孔子並列，可見朱子在他心中的地位！宋濂在《龍門子凝道記·段幹微》中以廣闊的學術視野，對宋元諸家道學流派進行辨正估量。他批評王安石的“金陵之學”穿鑿附會(hui) 經書(shu) 而違背孔子之教，其倡導“功利”使天下孜孜於(yu) 私利而忘掉為(wei) 國，宋代亡國之禍肇始於(yu) 此。認為(wei) 三蘇“眉山之學”文辭才氣識見很高，缺陷是深受縱橫家影響而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永嘉之學優(you) 點在於(yu) 考證推崇先王經製禮樂(le) ，卻忽視了孔教心性之根本。永康之學優(you) 點是豪氣萬(wan) 丈、敢於(yu) 抗戰，缺點是對先王以道德安民學說不能理解。陸九淵兄弟的“金溪之學”優(you) 點在於(yu) 本心光明、製行高嚴(yan) ，缺點是致知窮理下工夫不夠。張九成的“橫浦之學”雖“清節峻標，足以師表百世”，缺點是儒佛混同而不分。指出金華之學“由經明物理，訂史求實用，由道問學而達至尊德性，事功性理不可偏廢”，得到濂洛之學正宗。總之，宋濂對道學其他流派多有批評，唯肯定“金華之學”是濂洛之學的正宗，呂祖謙以及承繼朱子學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四先生是金華之學的幹城，表達了他承繼金華之學的強烈願望。可以說，宋濂由金華之學而推崇朱子（包括呂祖謙），並把承繼紹述朱子學（包括呂學）作為(wei) 自己的願望和實踐。宋濂轉益多師，雖從(cong) 黃溍、吳萊、方鳳學文，但因聞人夢吉而獲聞王柏之學，因柳貫而獲聞金履祥之學，他親(qin) 自拜謁暮年臥病的許謙，並因方麟而獲聞許謙性理之學。從(cong) 師承淵源上看，宋濂是金華四先生後學無疑。宋濂私淑吳師道、張樞，與(yu) 他交友的戴良、王褘、朱丹溪、章溢、歐陽玄、胡翰、蘇伯衡、吳沉等人都是金華四先生的後學。

宋濂對理、氣、心、性、太極、陰陽的討論集中在他的理學論著《三問對》中。《三問對》是他繼承發明朱子及其弟子蔡沈之言而成，是對《太極圖說解》的闡發。宋濂主張“太極即理”，反對陸九淵的“太極即中”；認為(wei) “無極而太極”就是“無形而有理”，“無極”是對“太極”的修飾詞，反對陸九淵認為(wei) “無極”之詞為(wei) 多餘(yu) 的觀點。他主張太極是一陰一陽之所以運動的樞紐。宋濂的太極論，完全來自朱熹的太極觀。還有，他在分析理氣先後關(guan) 係時所呈現的某種矛盾和無奈心理，與(yu) 朱子幾乎一樣。在心性論上，他主張“性氣兼論”，明顯受到朱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觀點影響。宋濂的“仁說”，認為(wei) 仁是“心之德，愛之理”，“仁包四德”，並以“天地生物之心”說仁，這些命題幾乎都來自朱子的仁說。

的確，宋濂說“天地，一太極也；吾心，亦一太極也”（《贈雲(yun) 林道士鄧君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世間之理，其有出於(yu) 心外者哉？”（《夾注輔教編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七）這與(yu) 陸九淵“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無理”的表達十分相似，他受到陸九淵的啟發是無疑的。然而仔細分析便發現：宋濂排斥象山的“心即理”而主張“心具理”。在宋濂看來，秩序本體(ti) （“理”）不是“心”本身，而為(wei) “心”所“具”，“理”包涵於(yu) “心”。簡言之，宋濂的心學更接近朱子而不是陸九淵。而宋濂“六經皆心學”的主張，也不是來自陸九淵，而是受到呂祖謙“六經源自於(yu) 人心”、“求心性於(yu) 經史”的啟發。由此，把宋濂歸屬於(yu) 陸九淵心學一派或將其歸為(wei) “調停朱陸”是有問題的，他屬於(yu) 朱學確定無疑。

宋濂深入佛道卻不佞佛崇道

元代士人多讀佛道之書(shu) ，常往來於(yu) 佛道之間，頗有調和儒佛道三教之心態。必須指出，士人讀佛道之書(shu) 並與(yu) 僧道交往，不一定就能證明服膺佛道。若以佛道之交往密切就推論某人服膺佛道，是倒果為(wei) 因的推論，這需要精細分析之。四十餘(yu) 歲為(wei) 躲避朝廷的征召，宋濂公開宣稱做“道士”並入仙華山隱居，著述《凝道記》（注意：此書(shu) 不是道家之作，而是儒家之書(shu) ），甚至常行“服氣法”養(yang) 生。當有人批評他“服氣”時，他卻區分了儒、道的不同，認為(wei) 道家的“服氣”是“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己”，而他的“服氣”是“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是與(yu) 天地之氣同流，參讚天地萬(wan) 物之化育（《月崛記》，《宋濂全集》卷五）。簡言之，宋濂認為(wei) 道家“服氣”是私己，儒家“服氣”是行天下之大公，他更服膺於(yu) 儒家。

宋濂自幼即熏染佛教，至中年已深入經教。他三次閱盡大藏，廣泛結納禪教釋子，其內(nei) 學修養(yang) 非常人所能及。黃宗羲說：“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為(wei) 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luan) 。試觀六朝至於(yu) 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山翁禪師文集序》，《南雷詩文集》上）宋濂的佛學修養(yang) 在宋元明清理學家中無人比肩。宋濂有時自稱“無相居士”，但卻不服膺佛學。當他被人批為(wei) 學佞佛而不正時反駁說：“我雖口之，未嚐心之，何其偏也。”宋濂雖主張“真乘法印，與(yu) 儒典並用”（《送璞原師還越中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但還是嚴(yan) 格區分儒家與(yu) 佛家。他說：“佛家論性，與(yu) 吾儒論性不同。儒之論性以理言，佛之論性以虛靈知覺言。然究其所以虛靈知覺者，何也？神也。人若能與(yu) 其神字契勘得破，則知佛所謂法身者，此也。主人翁者，此也。金剛不壞身者，此也。本來麵目者，此也。”（《心經句文》，《宋濂全集》卷八十五）他認為(wei) ，儒家的性即理，是仁義(yi) 禮智信之理；而佛家的性是指虛靈知覺，是神識。事實上，正因為(wei) 宋濂深研儒佛道三教，才能從(cong) 儒者立場真正洞察儒與(yu) 道、儒與(yu) 佛之界限差異，不簡單調和三教而將儒混同於(yu) 佛道。他的學侶(lv) 劉基認為(wei) ，宋濂“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yu) ，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鄭楷《宋先生致仕潛溪》，《宋濂全集·潛溪錄卷二》）。可見，儒學是宋濂的“主菜”，佛道隻是“調味品”而已。

一言以蔽之，宋濂不是文人，也不是道士，更不是居士，而是儒者。他從(cong) 一個(ge) 真正儒者嚴(yan) 苛的立場，來厘清儒與(yu) 文、儒與(yu) 道、儒與(yu) 佛的差異和邊界。當然，宋濂不是儒佛道的調停者，也不是陸王心學的過渡，而是金華朱學、呂學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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