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賢能體(ti) 製與(yu) 中國經濟增長有何關(guan) 係？

受訪者：姚洋

來源：中國新聞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月廿一日庚子

          耶穌2023年2月11日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尚書(shu) 》記載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國賢能政治傳(chuan) 統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國的製度血脈、社會(hui) 理念與(yu) 民族精神。

賢能體(ti) 製在中國如何流變與(yu) 傳(chuan) 承？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有何作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dong) 西問”獨家專(zhuan) 訪時指出，以政治經濟學角度視之，中國的賢能政治傳(chuan) 統，對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理解中國政治體(ti) 製有至關(guan) 重要作用，並成為(wei) 重構中國話語的重要曆史資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代賢能政治傳(chuan) 統有何發展脈絡？

姚洋：理論上講，中國的賢能體(ti) 製可以追溯到儒家學說。孔子、孟子都特別重視官員的德行和能力。孔子自己也是這種理念的踐行者。他當魯國大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墮三都”。當時魯國叔孫氏、季孫氏、孟孫氏三族勢力強大，家臣經常犯上，衝(chong) 擊魯國政治秩序。孔子認為(wei) 應當有一種更開放的體(ti) 製，把有學識、有能力的人舉(ju) 薦到政府。所以他辦學堂的重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學而優(you) 則仕”。

曲阜孔廟杏壇，為(wei) 紀念孔子講學而建。杜飛豹攝

“學而優(you) 則仕”在中國一度受到批判。但在封建時代，社會(hui) 崇尚“血統論”，實行“世卿世祿”製度。而孔子所處的時代，封建製度開始逐步瓦解，士人階層開始出現。有一定知識水平、具備一定視野和能力的人參與(yu) 政府管理，顯然是合理的，這種賢能政治實際上有很強的先進性。

孟子更加注重統治者的德行。“民為(wei) 重，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談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yi)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他給君主設定一個(ge) 目標，就是要為(wei) 老百姓服務。

儒家之外，墨子真正提出了選賢任能。墨家主張“兼愛”，這必須由政府選用有能力的人去踐行。

從(cong) 製度來看，秦國商鞅變法建立了軍(jun) 功爵製，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就是選賢任能。立軍(jun) 功者，都可以享受爵祿，不問出身門第，完全打破了“世卿世祿”製度。

西漢，儒家一統天下，董仲舒更多保留了儒家的事功學說，在其影響下，選賢任能逐漸製度化：西漢雖無科舉(ju) ，但有舉(ju) 孝廉、辦太學——實際上太學在西周就有了，為(wei) 培養(yang) 貴族子弟，而西漢太學接受有能力的平民子弟。當然，貴族子弟可以直接留在中央等候皇帝任用，平民子弟須回到家鄉(xiang) 等待被地方官員選中。這是當時較為(wei) 開放的薦舉(ju) 製度，到了東(dong) 漢演變成門閥製度，成了巨大的社會(hui) 問題。

隋朝開始實行科舉(ju) 製度，至唐宋基本完善。這項製度在保證公平的前提下，真正把賢能之士選拔出來。到了明清，科舉(ju) 製度走向封閉，變成了束縛力量，而非開放係統。但整體(ti) 而言，這樣的曆史傳(chuan) 統，一方麵使中國逐漸培育起準現代國家的官僚體(ti) 係，另一方麵增加了社會(hui) 流動性。

遊客在南京中國科舉(ju) 博物館觀看“金榜”。王躍武攝

中新社記者：“政治錦標賽”是解釋當代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理論嗎？中國的官員晉升是一場績效競爭(zheng) 嗎？

姚洋：對這個(ge) 問題，西方學者多持懷疑態度。我記得幾年前到斯坦福大學去開會(hui) ，講到當今中國政治體(ti) 製裏的選賢任能，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立即打斷說“你沒有證據”。

還好我做了實證研究。我們(men) 收集了從(cong) 1994年到2017年中國所有地市級及以上官員的數據，今年計劃更新到2022年，可能還與(yu) 其他團隊交換一下，補上縣級數據，從(cong) 而建立起中國縣級及以上官員的全樣本數據。

從(cong) 數據中我們(men) 發現，選賢任能在中國是有呈現的。譬如，針對當過地級市市長或市委書(shu) 記的樣本，我們(men) 測度其就任履職期間對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並用這個(ge) 能力預測他未來的生涯成就(career achievement)，發現官員在做市長或書(shu) 記時經濟發展能力強，十幾、二十年後他在政治上就走得更遠。這說明該體(ti) 係總體(ti) 而言是選賢任能的。我也和相關(guan) 組織部門聊過很多次，他們(men) 給我的信息是，提拔是選賢任能的，考察指標是綜合性的，不隻看經濟表現。但做研究總要找到能測度的變量，經濟表現是最容易測度的。我也相信，官員能把經濟搞上去，其他方麵能力也不會(hui) 太差。

福建省上杭縣蛟洋工業(ye) 區。鍾欣攝

但是提拔任用時量化官員績效，不是一個(ge) 好選擇。經濟學裏有個(ge) 著名定理——“多任務代理定理”：當政府官員麵臨(lin) 多任務時，他們(men) 會(hui) 把更多努力放到可測量的任務上，對那些不可測量的指標就不太關(guan) 注。所以我覺得，官員晉升提拔時，不應把指標量化，而是綜合考察。實踐中，上級會(hui) 委派考察組調研，形成推薦意見，作為(wei) 決(jue) 策的重要依據。

總體(ti) 而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選拔機製具備三個(ge) 特征：一是具有開放性，即向所有有誌於(yu)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人敞開大門；二是具有競爭(zheng) 性，即官員之間的競爭(zheng) ；三是獎勵賢能，即能力更高的官員更有可能獲得晉升。

中新社記者：學界很多討論都把中國官員選拔體(ti) 製放在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框架中探討。中國賢能政治下的官員選拔機製如何在過去40多年中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姚洋：中國經濟，從(cong) 政治經濟學角度看有三個(ge) 因素：

一是中性政府，即中國的中央政府能保持中性，不為(wei) 特定群體(ti) 服務，資源配置是“不問身份的”(identity blind)，這也有利於(yu) 製定較長遠的經濟政策，避免產(chan) 生資源錯配。

二是財政分權。中國是世界上財政分權最徹底的國家。中國地方政府的正常收入占全國一半，加上土地出讓金要占到70%以上；支出占全國政府支出的85%，中央政府隻占15%。中國在財政方麵是高度分權的，給地方官員極大的激勵，調動他們(men) 的積極性。

2020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ju) 行以“產(chan) 業(ye) 扶貧進展成效”為(wei) 主題的新聞發布會(hui) ，邀請地方官員介紹情況，並答記者問。楊可佳攝

三是官員選拔。官員選拔是在上述兩(liang) 個(ge) 特點的框架內(nei) 完成的。一方麵，有分權，才能允許地方官員的自主性，評估其表現成為(wei) 可能；有分權才有激勵，官員才有促進財政收入增長的積極性。另一方麵，中央是集中統一領導，決(jue) 策官員升遷流動，同時把握大方向，要把全國經濟搞上去而不是某一地，從(cong) 而防止地方的過度競爭(zheng) 。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賢能體(ti) 製對世界有何借鑒意義(yi) ？

姚洋：賢能體(ti) 製是流淌在中國人血液裏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相信天上會(hui) 掉餡餅，也不相信絕對平等。中國人相信努力，努力就應該有回報。

曾國藩行書(shu) 七言聯：德業(ye) 舊傳(chuan) 霄漢上，政聲多在道途間。蔣啟明攝

選賢任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ge) 憲法原則，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大貢獻。大型社會(hui) 的治理，一定有層級。直接民主在小型社會(hui) 可以實行，如雅典時期，參與(yu) 公共事務的隻有幾千名男性公民。但是在大型社會(hui) ，即使在資訊發達的今天，直接民主依然非常困難。更為(wei) 重要的，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已在理論上證明了直接民主的不可行性，不可能通過某種程序準確地達到合意的公共決(jue) 策。“阿羅不可能定理”揭示了政治決(jue) 策或者說自由主義(yi) 政治的一個(ge) 悖論：要想尊重每個(ge) 人在政治決(jue) 策中的權重，但最後發現這套體(ti) 係是運轉不下去的。因此，層級是必要的。

此外，越高的層級需要的能力就越強。每個(ge) 人能達到的儒家所謂“成聖成賢”的程度不同，那選賢任能就是必然，要把那些能力較強的、德性較高的人選拔到更高位置。

中國現在要重建新的話語體(ti) 係，就必須用新眼光看待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一是對於(yu) 理解當代中國政治體(ti) 製有用，二是對消化吸收西方文明帶來的衝(chong) 擊有用。如今國際上的流行話語將民主簡化為(wei) “一人一票”，把這種“民主敘事”強加給一個(ge) 國家，未必會(hui) 得到理想的效果。中國需要一個(ge) “新敘事”，以彌補傳(chuan) 統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將現代治理理論與(yu) 儒家政治傳(chuan) 統相結合，創建一個(ge) 能夠描述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體(ti) 製的新理論，對中國學者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hui) 。(完)

受訪者簡介：

姚洋，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BiMBA商學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大南南合作與(yu) 發展學院執行院長，“金融40人”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2016年當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獲2008、2014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一屆和第二屆浦山國際經濟學獎(2008年、2010年)、第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2008年)；被評為(wei) 2006年北京大學十佳教師。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製度轉型、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經濟增長以及農(nong) 村發展。在國內(nei) 外發表學術論文上百篇，著有《製度與(yu) 效率－和諾斯對話》《作為(wei) 製度創新的經濟改革》(中英文版)，並與(yu) 他人合著《製度經濟學三人談》《我們(men) 的時代》、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SR and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等著作，出版文集《自由、公正和製度變遷》《土地、製度和農(nong) 業(ye) 發展》《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yi) 》和《穿行於(yu) 書(shu) 齋和現實之間》，主編《轉軌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hui) 公正和平等》、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與(yu) 他人合編)和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與(yu) 他人合編)等；在《讀書(shu) 》、《南方周末》、《人民日報》等雜誌和報紙發表數十篇通俗性文章和評論，並在Foreign Affairs、Financial Times和China Daily等英文雜誌和報紙上發表文章，是Financial Times A-List成員，Project Syndicate專(zhuan) 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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