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風家訓與(yu) “福”文化

作者：孫漢生（福建教育出版社）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朱子文化》2023年1月刊

一 家風家訓與(yu) 個(ge) 人及社會(hui) 幸福之關(guan) 係

作為(wei) 生命體(ti) ，假設有意誌，植物一定是追求生長，自由舒展地生長，希望有充足的陽光雨露滿足它們(men) 的生長意誌；動物亦然，它們(men) 一定希望除了快速生長，還希望能夠在大自然裏自由奔跑，有足夠的食物滿足口舌之欲，還能自由交配滿足性欲本能，並繁衍後代。動植物的這些本能，滿足之後，應該有一種快樂(le) ，或者愉悅，在我們(men) 看來，隻能是被動的，直接的，直線的，單向的。

人類，作為(wei) 生命體(ti) ，與(yu) 動植物一樣，存在本能欲望，追求自由生長與(yu) 繁衍，滿足口舌之欲。但是，人類作為(wei) 萬(wan) 物靈長，當然超越動植物的生命本能，追求快樂(le) 、愉悅，但會(hui) 超越快樂(le) 、愉悅，我們(men) 人類創造了“福”、“幸福”這一詞匯來表征。人類追求幸福的意誌、觀念、實踐活動及其所創造的物質或非物質的成果，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福”文化。

人類文明所有的活動，終極目的，除了以法西斯為(wei) 代表的邪惡勢力行為(wei) 以外，都是為(wei) 了人類幸福，就連法西斯也自認為(wei) 是追求人類幸福的進步行為(wei) 。從(cong) 這個(ge) 角度而言，人類文化，皆是福文化。這應是廣義(yi) 的。我們(men) 所要討論的福文化，是狹義(yi) 的，是漢語語境裏，由中國古人五福觀念所衍生的求福祈福的民俗行為(wei) ，以及為(wei) 人民福祉而奮鬥的進步活動。

在中國人的觀念裏，個(ge) 人幸福，是與(yu) 家族、社會(hui) 、國家緊密相關(guan) 的；個(ge) 人的幸福依托於(yu) 家族的幸福。蔡元培先生說：吾之幸福，非吾一人所得而專(zhuan) ，必與(yu) 積人而成之家族，若社會(hui) ，若國家，相待而成立。凡人生之幸福，必生於(yu) 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對於(yu) 吾人所眷愛之家族，而有增進其幸福之希望。家族之幸福，即社會(hui) 國家之幸福。［1］近世閩人林森先生曰：吾國植基於(yu) 宗法，自家族而宗族，自宗族而國族，政治禮教相係相維。於(yu) 宗族之認識極明確而強烈，而共通之信念，有強固之力量。有犧牲之嘉德，有讓勉之美文。此吾華族特殊之優(you) 點也，若發揮而光大之，即為(wei) 民族精神。［2］《朱子家政》曰：家政修明，內(nei) 外無怨，上下降祥，子孫吉昌。移之於(yu) 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於(yu) 國與(yu) 天下，則一國與(yu) 天下之政理。［3］

從(cong) 以上訓示可知，家族對於(yu) 個(ge) 人幸福與(yu) 國家幸福，具基礎作用，而家族中與(yu) 個(ge) 人成長及個(ge) 人品行最為(wei) 相關(guan) 的一項，就是家風家訓。蔡先生又說：“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學校。一生之品性，所謂百變不離其宗者，大抵胚胎於(yu) 家庭之中。”［4］家訓實是這家庭學校最初的課文，是中國人人生幸福的奠基石。要了解中國人的幸福，研究福文化，有必要先研究家族和家風家訓。

家風，是一個(ge) 家族的整體(ti) 風尚，包括家族人物群體(ti) 總體(ti) 的性格特征、文化教育水準，更主要的是道德風尚。家訓是家族訓言，是家族裏規定、流傳(chuan) 的信條，是家族成員行為(wei) 的指導準則，是形成家風的一個(ge) 重要精神內(nei) 核，也是家風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所以，家風、家訓，二者是緊密關(guan) 聯的，二者共同的功能和目標是促進家族的興(xing) 旺發達，家族成員的幸福安康。

家訓有狹義(yi) 、廣義(yi) 之分。狹義(yi) 的家訓，是祖宗遺留下來的，或者當世大家長口述、書(shu) 寫(xie) 的訓言，主要是語錄、格言；但是在古代還有大量的墓誌銘、行狀裏麵的內(nei) 容，也可以視為(wei) 廣義(yi) 的家訓。墓誌銘、行狀主要是家族裏為(wei) 逝去的長者樹碑立傳(chuan) ，其內(nei) 容是敘述生平，記錄其曆史勳業(ye) 和嘉言懿行，是家訓裏倫(lun) 理綱常的踐履，見諸行事，而不僅(jin) 僅(jin) 載之空言。墓誌銘、行狀的撰立目的是顯示家史、家風和榮耀，激勵、垂訓子孫後代，以期用心傳(chuan) 承、發揚光大，而求永福。

中國古代家風家訓裏所蘊含的狹義(yi) 的福文化內(nei) 函，其基本內(nei) 容，都是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仁厚謙恭、勤儉(jian) 謹獨之道德，無非勸善立德、勉學立功、養(yang) 性立身、治家立業(ye) 之踐行，以達光宗耀祖、永葆福澤之目標。朱子作為(wei) 思想家，其家風家訓的內(nei) 涵，遠遠超越於(yu) 此。

下麵以朱子家族的家風家訓為(wei) 案例，揭示家風家訓裏的福文化內(nei) 涵。

二 朱子家風家訓的形成、傳(chuan) 承與(yu) 踐履

下麵以朱子家族的家風家訓為(wei) 案例，揭示家風家訓裏的福文化內(nei) 涵。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編纂的《福建家訓》，收錄較早的家訓是北宋初期的楊億(yi) 家訓和中期的蔡襄家訓，皆是格言式的訓詞，但是已經透漏出理學先兆：以“理”“性”這樣具有理學色彩的概念來昭示家訓所要求的言行準則所含的道理。《楊億(yi) 家訓》曰：“安本分，循天理”。《蔡襄家訓》曰：“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5］

《福建家訓》將朱子置於(yu) 篇首，選錄了《朱熹家訓》《童蒙須知》《朱子家政》三篇，內(nei) 容豐(feng) 富，基本涵蓋了傳(chuan) 統家訓內(nei) 容的方方麵麵，但欲深入理解朱子家訓的理學內(nei) 涵，還須研究朱子家史、家風。

《福建家訓》目錄

朱熹祖父朱森是個(ge) 窮困生潦倒的書(shu) 生，卻立家訓：“吾家業(ye) 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生之業(ye) 。”［6］給子孫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調。朱熹父親(qin) 朱鬆不負家訓，考中進士，入閩為(wei) 地方基層小吏，重視教子，時常訓示，寄以厚望。《送五二郎（熹）讀書(shu) 詩》：“故鄉(xiang) 無厚業(ye) ，舊篋有殘書(shu) 。夜寢燈遲滅，晨興(xing) 發早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疏。貘羈寧似犬，龍化本由魚。成家全賴汝，逝此莫躊躇。”（《韋齋集》卷四）朱鬆還曾抄錄黃山穀《食時五觀》給二弟，題了三句讚語：“知恥可以養(yang) 德，知分可以養(yang) 福，知節可以養(yang) 氣。”(《韋齋集》卷一)這三句話也成為(wei) 朱熹的座右銘，亦可謂家訓。

朱鬆入朝為(wei) 官，曾將朱熹帶在身邊，並延請名師施教。朱鬆一生以抗金複國為(wei) 念，反對秦檜議和，與(yu) 幾位同道謀劃上疏，朱熹都看在眼裏，受到熏陶。朱子一生主張抗金，可謂傳(chuan) 承家風，其來有自。［7］

朱鬆精通《春秋》學，對古今成敗興(xing) 亡了然於(yu) 心，並常給兒(er) 子講解。朱熹後來回憶父親(qin) 在《春秋》學方麵對他的影響：“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shu) ，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尊王攘夷之春秋大義(yi) 、君臣父子之大倫(lun) 大法，幼年即播於(yu) 心田。

朱鬆給兒(er) 子誦讀《後漢書(shu) ·光武紀》和蘇軾《昆陽賦》，用劉秀中興(xing) 漢室的業(ye) 績激勵朱熹複興(xing) 大宋的誌向。朱鬆手書(shu) 《昆陽賦》並題跋，朱熹珍藏到老，晚年也做題跋，回憶父親(qin) “為(wei) 說古今成敗興(xing) 亡大致”，“為(wei) 之泫然流遞，不能自已”。［8］

朱鬆的思想淵源是洛學。朱子大弟子、女婿黃榦撰《朱文公行狀》記：“自韋齋先生（朱鬆）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yu) 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朱子）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9］朱鬆由於(yu) 得罪秦檜，被罷官，仕途和家庭生活陷入窘境，但不墜其誌。回到建州，與(yu) 河南二程子傳(chuan) 人楊時弟子羅從(cong) 彥、李侗密切交往。束景南先生認為(wei) ，大程子（顥）明道先生以《中庸》學為(wei) 宗，楊時得其《中庸》秘傳(chuan) ，韋齋先生奉《中庸》談性說命為(wei) 儒學大本，一脈相傳(chuan) ，而朱子正是“在一個(ge) 有理學淵源的家庭環境中生活”。［10］學界通常說朱熹的理學思想來自老師李侗，其實父親(qin) 朱鬆才是第一位理學啟蒙導師。

以上是朱子從(cong) 祖父、父親(qin) 身上承受之家風家訓，再看看朱子自己營造，傳(chuan) 給下一代的。朱子曾自畫小像並自讚：“從(cong) 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yi) 之府。”［11］這是朱子自我寫(xie) 照，為(wei) 其自勵，亦以勵人，可以視為(wei) 家訓。

勉齋先生黃榦《朱文公行狀》述朱子家風遺訓：

（朱子）其為(wei) 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yi)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yi) 理之實。既為(wei) 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shu) ，以為(wei) 小學、大學，皆本於(yu) 此。終日儼(yan) 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嚐少輟。不安於(yu) 偏見，不急於(yu) 小成。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事，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猶以為(wei) 義(yi) 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yu) 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shu) 室，幾案必正，書(shu) 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ju) 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yi) 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嚐有須臾之離也。行於(yu) 家者，奉親(qin) 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nei) 外斬斬，恩義(yi) 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钜，必誠必敬，小不如儀(yi) ，則終日不樂(le) ，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sang) 之儀(yi) ，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yu) 親(qin) 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yu) 鄉(xiang) 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ti) ，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yu) 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yu) 世動輒齟齬。［12］

黃榦作為(wei) 女婿，長期與(yu) 嶽父朝夕相處，對其思想狀況、飲食起居、待人接物的觀察、描述細致入微、精彩絕倫(lun) （故不避抄書(shu) 之嫌，大段引錄）。描述的是朱子個(ge) 人風格，代表的是理學家風，內(nei) 容涉及為(wei) 學、家居、事君、愛民，其核心是理學思想的踐履：忠孝仁義(yi) 、必誠必敬、克己守禮、致知力行，堪以為(wei) 訓。

朱子天資早慧，十八歲就考中進士，少年得誌，本有機會(hui) 平步青雲(yun) ，早登廟堂，但是他誌不在此，為(wei) 官時間才九年，而以著書(shu) 立說、講學傳(chuan) 道為(wei) 職誌。朱子一生創辦寒泉、晦庵、同文、武夷、竹林（滄洲）、考亭等精舍或書(shu) 院，還複興(xing) 白鹿洞書(shu) 院，講學五十年。朱子教學風格，黃榦描述：

從(cong) 遊之士，迭誦所習(xi) ，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嚐倦；問有未切，則反複戒之而未嚐隱。務學篤則喜見於(yu) 言，進道難則憂形於(yu) 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屙之去體(ti) 。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wei) 憂。［13］

朱子從(cong) 政時間雖不長，但擔任幾任地方官，頗有政績，打擊豪強，賑濟饑民，辦學矯俗，造福一方百姓，成績卓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黃榦撰《朱文公行狀》用了大量筆墨記錄朱子向皇帝上奏疏，不顧個(ge) 人安危得失，直陳皇帝闕失，而不加隱晦，著實踐行儒家和理學“格君心之非”的思想理念和使命擔當，表現出立身之仁、忠君之誠和君子之勇。如下：

天下之大務，莫大於(yu) 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台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yu) 親(qin)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xi) 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誌，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yu) 功利之卑說；不樂(le) 莊士之讜言，而安於(yu) 私執曰之鄙態。“陛下臨(lin) 禦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yu) 天歟？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誌。嚐反複而思之，無乃燕閑起居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14］

朱子敢於(yu) 如此直白地向皇帝說天下不太平，政治無建樹，人民不幸福，質疑皇帝德不崇、理不純、欲未盡。朱子勇於(yu) 前，勉齋先生繼其後。勉齋深體(ti) 先師之誌，將其事其言直書(shu) 於(yu) 《行狀》，大加表彰。當時俗儒不能理解，認為(wei) 不當直書(shu) ，勉齋於(yu) 《行狀》之後特加說明：

又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失，失之太訐（jie，訐以為(wei) 直）。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yi) ，人主能容於(yu) 前，而臣子反欲隱於(yu) 後，先生敢陳於(yu) 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yu) 將來乎？［15］

黃榦堅持直書(shu) ，實是深得師心所在，正心誠意，不負遺誌和家風：

（朱子）入奏，拳拳以謹察天理人欲為(wei) 說。是行也，有要之於(yu) 路，以為(wei)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wei) 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16］

作為(wei) 女婿，朱子家風家訓落實在黃榦身上，一脈相承。譬如，友人林公度請勉齋為(wei) 其子主持冠禮，勉齋曰：“榦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cong) 朱先生遊，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17］勉齋自當仿之以行。勉齋弟子記勉齋風範，頗似朱子：

（先生）以道德性命名世，而錢穀甲兵技藝之事未嚐不該本末而備實用，學愈博而愈精，則是心之體(ti) 愈全而用愈周矣。家徒四壁立，日持蔬食以對賓客，端坐講論，至達旦不寐，書(shu) 前輩詩句於(yu) 壁曰：愚夫飽欲死，誌士固長饑。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為(wei) 。識者見之，已凜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18］

勉齋為(wei) 官行政、講學傳(chuan) 道確與(yu) 朱子風格近似。弟子撰《勉齋公年譜》記載：先生為(wei) 政學道愛人出於(yu) 至誠惻怛，不肯為(wei) 俗吏具文而已。學有師承，文尚體(ti) 要，更明吏道，甚得民心。靜而有守，直而不阿，不畏強禦，一決(jue) 以公，閻閭細民稱道。［19］

勉齋官階不高，沒有機會(hui) 向皇帝上奏章言事，但在麵對上司的態度上，與(yu) 朱子一樣耿直勇誠。晚年為(wei) 安慶知府，同時參與(yu) 抗金前線江淮幕府。嘉定十一年（1218），王師敗績於(yu) 泗水，勉齋先生向主帥進戰守之策。一見箴規闕失，皆人所不敢言者，幕府諸人益忌之，蓋時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為(wei) 功，而先生所言者皆公而忘私之語、經遠務實之計，言出而身危。當時幕府書(shu) 館往往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邊劃機謀，多為(wei) 毀抹。時方流移滿道，餓莩盈野，而諸司長吏設樂(le) 張燕無虛日。先生每事痛言其非，語侵幕中賓客，製帥外雖勉從(cong) ，而內(nei) 不能堪，同僚遂從(cong) 而媒孽之。［20］

《年譜》載寧宗嘉定六年（1213）為(wei) 阻止錯案冤案，不惜得罪上級和同僚，“不同流合汙以自媚於(yu) 世”。在漢陽知軍(jun) 任上遇災荒，百姓日食草根，而上級卻要征集糧食運往他處，黃榦堅決(jue) 違背上司旨意，不讓漢陽米出漢陽界。勉齋先生為(wei) 縣令時，有豪強欺壓平民，先生向上級遞呈《申轉運司為(wei) 曾縣尉不法豪橫事》：

榦不避斧鉞之誅，輒為(wei) 本縣無辜之民，祈哀請命於(yu) 都運大著之前。伏惟台慈少垂聽覽。榦竊見當今仕宦，作邑最難，豈敢奮不顧身，與(yu) 豪民為(wei) 敵？竊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nei) ，乃有倚恃豪俠(xia) ，吞鄉(xiang) 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為(wei) 民父母，安忍坐視？儻(tang) 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請焉，竊見權臣專(zhuan) 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動搖兵革。［21］

黃榦一生也像朱子一樣，“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答友人林公度書(shu) 曰：“世間以仕為(wei) 樂(le) 者，以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為(wei) 盜則為(wei) 佞，仆誠不能，其貧且賤如故。”［22］紹熙五年（1194），寧宗即位，朱子以捧表恩奏補女婿黃榦為(wei) 將仕郎。黃榦推辭說：我辭官非為(wei) 過高，每念父親(qin) （黃瑀）曆任至部使，俸餘(yu) 僅(jin) 足以給道路之需，況於(yu) 官卑封薄，仰祿既不足以為(wei) 貧，居官又未足以行誌，而枉費心力於(yu) 簿書(shu) 米鹽之間，孰若隱居山林講學問道之為(wei) 樂(le) 哉？

勉齋先生未仕之前，誓以清苦傳(chuan) 家，必毋忝先訓而進退浩然，又非爵祿之所能羈縻也。涵養(yang) 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為(wei) 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事業(ye) ，亦隻是一點浮雲(yun) 過目。”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竊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隻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有其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23］

勉齋迫於(yu) 生計，出任縣令和知府，常常心有所戚戚焉，覺得荒廢學問，愧對嶽父。時時一心求退，以辦書(shu) 院、講經傳(chuan) 道為(wei) 第一要務。曾向友人胡伯量說，深恐“汩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為(wei) 師門之罪人”。［24］勉齋先生曾創辦建陽潭溪精舍、環峰精舍，漢陽鳳山書(shu) 院，閩縣高峰書(shu) 院，還立臨(lin) 川縣學。

勉齋所承，不僅(jin) 是朱家門風家訓，首先是黃氏家風。勉齋曾回顧家庭生活：“先人（父親(qin) 黃瑀）生平以清苦自將，兄弟相與(yu) 恪守家法。”勉齋弟子記黃瑀“生平廉介，雖仕至部使者而貲產(chan) 不及中人”。［25］勉齋黃榦繼承的是乃父之風：以仁者之心，施勇者之行，謀百姓之福。朱子為(wei) 黃榦父黃瑀（朝散黃公）撰寫(xie) 墓誌銘：

公（黃瑀）任饒州司戶參軍(jun) ，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yu) 糧以規贏利，強公高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又歲旱，公為(wei) 民求大幅減租，上司不許，要求更改。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公又痛以廉儉(jian) 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以輸之公。到罷挈家，法當計傭(yong) 受直，亦不取。至於(yu) 燕遊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絕。公為(wei) 民辦實事，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yu) 其細者又皆曲盡。獨豪宗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擿隱伏，人以為(wei) 神，而卒亦歸於(yu) 仁恕。大治學館，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yu) 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為(wei) 兩(liang) 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貴將楊存中請地以廣其營，實規為(wei) 觀遊，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還曰：營卒若幹人，度地若幹畝(mu) 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cong) 其請，是壞民田廬塚(zhong) 墓不知其幾，而獨為(wei) 存中結歡於(yu) 一幸臣，不可予。權秀洲華亭縣事，歲惡民饑，不待上級批準，發廩以賑，上級特使阻攔，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雖重得罪不悔。”［26］

朱子記錄親(qin) 家事跡，其用意是勉勵黃家後人，也可以視為(wei) 家訓；雖是黃家的，但出自朱子手筆，朱黃聯姻，理當共勉，也為(wei) 社會(hui) 千萬(wan) 家樹立榜樣。

由朱子到女婿黃榦兩(liang) 人生平事跡和思想學說，可以看到朱子理學家風：他們(men) 都有為(wei) 官行政的機會(hui) 和才幹，但為(wei) 民請命求福，為(wei) 國盡忠盡職，勇於(yu) 擔當，奮不顧身；廉退有節，甘於(yu) 清貧，深得孔顏樂(le) 處；治學傳(chuan) 道，樂(le)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治家以禮，處世以恭。他們(men) 幸福嗎？“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應是幸福的，他們(men) 的幸福具備更深的思想文化內(nei) 涵。

三 朱子家風家訓裏的“福”文化思想內(nei) 涵

前文已講，家風家訓的目的，都是為(wei) 了幸福，但不同家族，具體(ti) 內(nei) 涵還是有差別的，作為(wei) 思想家之家族，萬(wan) 事必打上思想的烙印。

西哲有言，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過，那肯定是不幸福的。中國人應是幸福的，自古先儒教導，日三省吾身，隻要做到了，就可能增進福祥。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之福，思想家之家族，一定多得於(yu) 常人。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認為(wei) ，決(jue) 定一個(ge) 人是否幸福的主要因素，是他的自我，即其內(nei) 在構成，出身與(yu) 地位甚至王室血統所帶來的特權，與(yu) 偉(wei) 大的思想和心靈這類本源的個(ge) 人優(you) 勢相比，簡直有著雲(yun) 泥之別。［27］朱子、勉齋這樣的思想者，應是本源幸福的享有者。

朱子、勉齋身在官場常常請退，一心以著書(shu) 立說、開壇講學為(wei) 念，黃榦在《朱文公行狀》裏說，孔子賢於(yu) 堯舜，而朱子“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chuan) 之萬(wan) 代，謂聖賢道統之傳(chuan) ，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chuan) 始晦，於(yu) 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28］思想，對於(yu) 朱子、勉齋自身，對於(yu) 社會(hui) 和百姓，能夠帶來更大的幸福。

思想如何帶來福祉？日三省乎身，慎思明辨，誠心正意，修齊治平，從(cong) 個(ge) 人之福，以擴展至國家、社會(hui) 之福，正是儒家、理學家的個(ge) 人信條和社會(hui) 理想。“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家語》卷三《辯政第十四》）橫渠四句教正是賢者百福的印證：“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朱子注《四書(shu) 》，勉齋先生繼其後而推廣，正是履行思想者幸福的使命。

朱氏家族的思想是什麽(me) ？無疑是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主導的儒家思想。朱鬆傳(chuan) 承河南洛學以來，以《中庸》為(wei) 核心，中庸之道就成為(wei) 朱氏家風家訓的思想核心。朱子家風家訓追求的人生和社會(hui) 的幸福境界，就是中庸之境。朱子編《四書(shu) 》，排序以《中庸》為(wei) 歸結點或曰極點。勉齋《朱文公行狀》曰：“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wei) 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wei) 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以《語》《孟》，則無以融會(hui) 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hui) 其極於(yu) 《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shu) ，論天下之事哉？”［29］

《中庸》之境為(wei)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這是一種身心和諧、天地和合的人生幸福境界。若參以西方幸福論，可以互訓。古羅馬哲人塞涅卡說，幸福生活就是一種與(yu) 其自身本性和諧一致的生活。［30］叔本華說，幸福主要源自內(nei) 心的平和和滿足，要增進幸福，就要減少人性本能的衝(chong) 動，將其控製在一個(ge) 合理範圍。［31］理學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正是將欲望控製在合理的範圍，是一種人生智慧，有助於(yu) 人生幸福和社會(hui) 和諧。

按照《中庸》學說，到達中庸之境的門徑是五達道、三達德，而關(guan) 鍵是誠。五達道是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三達德是智仁勇。五達道、三達德和誠，基本涵蓋了《朱子家訓》《朱子家政》《童蒙須知》等內(nei) 容精髓。朱子《中庸章句》第20章雲(yun) ：“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知（智），所以知此（五達道）；仁，所以體(ti) 此；勇，所以強此。困知、勉行者，勇也。”朱子的意思是，須有智慧和仁愛，才能懂得、體(ti) 會(hui) 到“道”，須有困而好學、勉力前行之勇，才能做到。

西哲又言，福德一致。塞涅卡說，真正的幸福存在於(yu) 美德之中。美德完美而神聖，一個(ge) 人具備美德，則超然於(yu) 一切欲望之外，內(nei) 在自足，無需外求，堪與(yu) 神仙媲美：逍遙自在，自由、安全、免受傷(shang) 害。［32］

康德認為(wei) ，福德一致，至善是幸福的條件，“德行，作為(wei) 配得幸福的資格，是我們(men) 一切謀求幸福的至上條件。幸福始終都以道德的合乎法則的行為(wei) 作為(wei) 前提條件。德行和幸福的關(guan) 係：努力成為(wei) 有德性的及有理性地謀求幸福，這並不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行動，而是兩(liang) 個(ge) 完全同一的行動，因為(wei) 前一個(ge) 行動不需要任何別的準則作根據，隻需要後一個(ge) 行動的準則作根據。”［33］中國古人常說，仁者壽，也是福德一致的表現，仁是德性，壽是五福之一。朱子《仁術》詩曰：存心每欲仁，福澤遍斯民。朱子還說：“為(wei) 善則福報，為(wei) 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34］這是以理學思想對《周易》之言“積善之家必有餘(yu) 慶”加以解釋：德與(yu) 善氣稟同類，屬於(yu) 清氣，感應相激。古希臘也有這樣的觀念，亞(ya) 裏士多德說：幸福作為(wei) 最高善，德性的報償(chang) 或結局必定是最好的，必定是最為(wei) 神聖的福祉。［35］

對於(yu) 德性帶來的幸福，《四書(shu) 》多有闡述。《大學》：“富潤屋，德潤身。”朱子注：“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ti) 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yu) 中而形於(yu) 外者如此。”《孟子·盡心上》：“仁義(yi) 禮智根於(yu) 心，其生色也睟於(yu) 麵，盎於(yu) 背，施於(yu) 實體(ti) 。四體(ti) 不言而喻。”朱子注：“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yu) 心，則發而著見於(yu) 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中庸》（二十章）：“為(wei) 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子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反之，必有災殃。《中庸》（二十八章）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zhuan) ，生乎今之世，反（複）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四書(shu) 》到處流溢著道德的福澤。《朱子家訓》說，“日用常行之道”，“人能如是，天必相之”，這是神秘化了，不是天助，而是得道（德）多助。［36］

道德力量哪裏來？仁之外，還有智勇，更有誠的加持。孔子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朱子家政》說：“凶吉欲其知變，憂樂(le) 欲其知持。”［37］是為(wei) 智者，窮理盡性以辨禍福。近世閩人嚴(yan) 複參以西學，也悟到此理，《原富譯事例言》曰：“人莫病於(yu) 言非也而相以為(wei) 是，行禍也而相以為(wei) 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熒之，而況其下者乎！欲違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38］《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朱子《中庸章句》曰：“誠”是《中庸》“一篇之樞紐”。勉齋公《中庸總論》《中庸總說》很好地詮釋朱子之意：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ti) 用者，則戒懼謹獨，與(yu) 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ti) 矣。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39］

古羅馬幸福論與(yu) 中國先賢驚人地一致，也認為(wei) 幸福立基於(yu) 仁智勇基礎。塞涅卡說：至善乃是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其表現為(wei) ，生活經驗豐(feng) 富，行動冷靜沉著，與(yu) 人為(wei) 善，為(wei) 人厚道。一個(ge) 人幸福，就是說這個(ge) 人珍視榮譽，安貧樂(le) 道。幸福生活就是擁有一顆獨立、高尚、無畏且不可動搖的心靈，遠離恐懼與(yu) 欲望。幸福的人往往擁有健全的判斷力可以獲得幸福生活的途徑隻有一條，前提是，首先，腦子必須健全而且始終保持清醒；其次，必須勇敢且精力充沛；此外，能堅忍不拔、百折不撓，能急中生智、隨機應變。［40］

朱子之學、朱子家訓，教人忠孝節義(yi) 、修齊治平，仁智勇誠、謹獨戒懼，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省察於(yu) 禍福是非之際，以達於(yu) 廣大極致之境：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第二十七章）

先賢心如明鏡，知道中庸之境在現實中是很難達到的。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三、九章）那麽(me) 幸福是不可能的嗎？朱子注曰：智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然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wei) 之；若中庸，非義(yi) 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中庸章句》第九章）朱子的意思是，雖不能至，但是隻要排除私心雜念，精誠所至金石為(wei) 開，還是能夠接近的，是可能的。這個(ge) 追求、接近的過程是幸福。哲學家、倫(lun) 理學家對此有很精深的研究。當代著名學者趙汀陽先生著《論可能生活》，有經典論述：可能生活是現實世界所允許的生活，但不等於(yu) 現實生活。可能生活是理想性的，盡可能去實現各種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論的行動原則，就是目的論意義(yi) 上的道德原則，是幸福生活的一個(ge) 最基本條件。幸福有待於(yu) 可能生活的現實化，盡可能實現各種可能生活，這是一個(ge) 關(guan) 於(yu) 幸福的價(jia) 值真理。幸福是健全生活的感受，是全部生活行為(wei) 追求的狀態而不是結局。幸福是一種行為(wei) 的活動過程本身就能夠產(chan) 生的感受。［41］

朱子家風家訓正是為(wei) 人提供一個(ge) 可以踐行的理學思想的範式和準則，讓人在追求可能的中庸之境過程中體(ti) 會(hui) 幸福。

注釋:
 
［1］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47-149頁
 
［2］林森；《陶江林氏族譜序》，轉引自林友華《林森評傳》，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頁
 
［3］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等編：《福建家訓》，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8頁
 
［4］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第157頁
 
［5］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等編：《福建家訓》第64、12頁
 
［6］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朱子童年、少年家教事跡，皆參考本書
 
［7］束景南：《朱子大傳》第17頁
 
［8］轉引自《朱子大傳》第21、22頁
 
［9］《朱子全書》第2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9頁
 
［10］束景南：《朱子大傳》第26頁
 
［11］《朱子全書》第27冊，第571頁
 
［12］《朱子全書》27冊第560-561頁
 
［13］《朱子全書》27冊第563頁
 
［14］《朱子全書》27冊第538、539、540、544頁
 
［15］《朱子全書》27冊第567頁
 
［16］《朱子全書》第27冊第569頁
 
［17］家藏珍本《黃文肅勉齋公文集》卷十二，第133頁
 
［18］家藏珍本《黃文肅勉齋公文集·附集》，第561頁
 
［19］家藏珍本《黃文肅勉齋公文集·年譜》，第532、533頁
 
［21］家藏珍本《黃文肅勉齋公文集》卷二十八，第305頁
 
［22］家藏珍本《黃文肅勉齋公文集》卷十二，第137頁
 
［23］家藏珍本《黃文肅勉齋公文集·年譜》，第523頁
 
［24］《宋元學案》，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2028頁
 
［25］家藏珍本《黃文肅勉齋公文集》，第135、561頁
 
［26］《朱子全書》第25冊第4284頁
 
［27］叔本華著，譯李潤萍、吳峰峰譯：《人生的智慧》，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頁
 
［28］《朱子全書》27冊第562頁
 
［29］《朱子全書》27冊第563頁
 
［30］塞涅卡著，覃學嵐譯：《論幸福生活》，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頁
 
［31］叔本華：《人生的智慧》，第86頁
 
［32］塞涅卡：《論幸福生活》第116頁
 
［33］康德著，鄧曉芒譯：《實踐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129頁
 
［34］《朱子全書》，20冊第283頁；23冊第2714頁
 
［35］亞裏士多德著，廖申白譯：《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7、32頁
 
［36］《福建家訓》第1頁
 
［37］《福建家訓》第8頁
 
［38］《嚴複全集》卷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39］《宋元學案》第2024-2027頁
 
［40］塞涅卡著：《論幸福生活》，第104、106、103頁
 
［41］趙汀陽：《論可能生活》，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16-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