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甫的經學與(yu) 詩學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複旦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3年第1期

【摘要】在杜甫詩歌的接受史上，對其詩歌“難度”的指認由來已久，但相關(guan) 研究和詮釋尚不多見。事實上，杜詩之所以難讀，蓋因其詩中有“學”，詩中有“道”，詩中有“神”；這三點，恰好對應著杜甫作為(wei) 學者、儒者、詩人這三種文化身份認同。學者杜甫雖不以經學立身，卻有著深厚的經學修養(yang) ；儒者杜甫的聖賢誌向和醇儒抱負，成就了杜詩的思想深度和詩學高度；詩人杜甫則“經學與(yu) 詩學並重”，通過“以《詩》入詩”“經史並用”“以道運詩”的詩學創造，開出了一個(ge) 嶄新的“詩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實踐，是他的詩歌獲得“神理”並被後人師法的關(guan) 鍵；而杜詩的“經典化”之路，因為(wei) 伴隨著中唐儒學複興(xing) 和北宋理學奠基的全過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詩人都更具“經學化”的內(nei) 涵和思想史的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杜甫；杜詩；經學；詩學；經典化

一、杜詩的“難度”

讀杜甫的詩，對於(yu) 任何時代的讀者而言，都不啻為(wei) 一個(ge) 巨大挑戰。王安石《杜工部詩後集序》雲(yun)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cong) 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詩其難，惟有甫哉！”[1]這話揭示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詩學問題，即杜詩的“難度”。

縱觀文學發展史，越是偉(wei) 大卓絕的詩人，越是存在這種閱讀的“難度”。原因很簡單，偉(wei) 大詩人總是具有某種相對於(yu) 其時代的超前性或者說先鋒性。杜甫的詩文創作，因其苦心孤詣，超邁時流，也就有了某種“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的孤絕氣質。他的真正知音不可能出現在盛唐，甚至不在有唐一朝，這一點從(cong) “唐人選唐詩”中杜詩所處的地位便不難窺見[2]。連杜甫都曾自歎：“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3]杜詩無論對其同時抑或後世讀者而言，皆有相當的閱讀和理解難度。甚至可以說，自有詩人以來，還沒有誰把本來訴諸聽覺的詩歌寫(xie) 得這麽(me) 嚴(yan) 謹而典雅、厚重而闊大、細膩而動人。杜詩中不是沒有一目了然、膾炙人口的篇什，但作為(wei) 整體(ti) 的杜詩，確實有著索解不易的“難度”。曆代注釋杜詩者前赴後繼，至有“千家注杜”之謂[4]，原因恐怕正在於(yu) 此。

杜詩的難度還體(ti) 現在一個(ge) 比較普遍的接受現象上。在著名的“李杜優(you) 劣”之辨中，杜甫似乎不像李白那麽(me) 容易接近，尤其是青春少年，往往喜愛李白更甚於(yu) 杜甫；而在中老年讀者中，情況剛好相反，大多數人似乎喜愛杜甫更甚於(yu) 李白。正如汪元量的詩：“少年讀杜詩，頗嫌其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湖山類稿》卷二）毋庸置疑，李白和杜甫堪稱中國古典詩歌天空中璀璨無比的“雙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萬(wan) 丈長”（韓愈《調張籍》）——他們(men) 同時出現在盛唐既是曆史的慷慨饋贈，也是後世讀者的莫大福音。李白天馬行空，每能錦上添花；杜甫地負海涵，常可雪中送炭。但我越來越覺得，在這個(ge) 波詭雲(yun) 譎、無明無常的“人間世”中，可以沒有李白，卻不能沒有杜甫。朱東(dong) 潤先生就說：“杜甫所處的地位和他在詩篇裏作出的反映，都比李白重要的多，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5]李白天才縱放，直可羽化登仙；杜甫厚德載物，始終是“悲慘世界”中托舉(ju) 著整個(ge) 民族道德心靈於(yu) 不墜的共工和誇父。這種讀者接受心理的微妙變化，一方麵是人生閱曆和心智成長的必然過程，一方麵也可見出相比李白，杜甫詩歌更具閱讀和理解的“難度”，少不更事者實在難窺堂奧，欲從(cong) 莫由。後來的“宗杜”者遠遠超過“宗李”者，絕不是通常所謂李詩難模仿、杜詩可師法這麽(me) 簡單，其中未嚐不隱含著一種對於(yu) “難度”和“法度”的敬畏、企慕和膜拜。

為(wei) 什麽(me) 杜詩“難”讀？一言以蔽之，蓋因其詩中有“學”，詩中有“道”，詩中有“神”。在長達千餘(yu) 年的流傳(chuan) 接受史上，杜詩的地位不斷提升，經典化程度日益加強，可以說，杜詩早已不僅(jin) 是“集部”的文本，而是一跨越並會(hui) 通經、史、子三學的文化生命和藝術世界。宋人王禹偁所謂“子美集開詩世界”[6]，也許隻有在這一層麵去理解才算允當。所以，如果沒有在學識、閱曆、思想諸方麵下過“真積力久”的工夫，是很難進入杜甫所開拓的“詩世界”的。聞一多就曾感歎杜甫是一位“偉(wei) 大得可疑”的天才，“你隻顧嘔盡心血來懸擬、揣測，總歸是隔膜，那超人的靈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謎語一樣，決(jue) 不是尋常的腦筋所能猜透的。你隻懂得你能懂的東(dong) 西”[7]。質言之，如果我們(men) 人雲(yun) 亦雲(yun) ，僅(jin) 把杜甫當作一位舞文弄墨、逞才炫技的詩人，那就永遠不可能真正走近他，進而讀懂他。

曆史上不斷有人強調這一點。如宋人張戒就說：“至於(yu) 杜子美，……乃聖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歲寒堂詩話》卷上）陸遊亦雲(yun) ：“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谘嗟。”[8]孔平仲謂其“直侔造物並包體(ti) ，不作諸家細碎詩”[9]，無不欲把杜甫與(yu) 一般詩人區別開來。《杜詩詳注》的作者、清人仇兆鼇也說：“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為(wei) 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為(wei) 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為(wei) 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wan) 世也。”[10]可以說，以“詩史”“詩聖”論杜甫，正是因為(wei) 杜詩具有“出入經史”“以文為(wei) 詩”的跨文體(ti) 特征與(yu) “厚人倫(lun) ，美教化，移風俗”的經典性價(jia) 值。

然則，究竟是怎樣一種淵源和稟賦，塑造了杜甫其人其詩？其家學家風對其人格與(yu) 思想有何作用？既然杜甫“非特詩人而已”，那麽(me) “詩人”之外，杜甫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人格特質、身份認同與(yu) 生命定位？杜詩所呈現出的獨特風貌與(yu) 其經學修養(yang) 、儒家情懷和詩學創造有著怎樣的關(guan) 係？……諸如此類的問題，對於(yu) 我們(men) 進一步走進杜甫的心靈世界，了解其人格與(yu) 文格之成因，其思想殊趣與(yu) 詩歌創作之關(guan) 係，無疑都是大有助益的。本文不擬、也無法麵麵俱到，隻想就杜甫之“經學與(yu) 詩學”這一論題展開討論，具體(ti) 說就是通過掘發其作為(wei) 學者、儒者和詩人的多重文化身份，來剖析其詩歌如何因“難度”而形成“深度”，又如何因“溫度”而成就“高度”的。

二、學者杜甫的經學修養(yang)

前文已說，杜詩之所以有“難度”，蓋因其詩中有“學”、有“道”、且有“神”。這三點，恰好對應著杜甫作為(wei) 學者、儒者、詩人的三種文化身份。

先看杜甫作為(wei) 學者的判斷是否成立。要回答此一問題，首先需辨明“學者”之義(yi) 。今天的學者含義(yi) 似乎已經專(zhuan) 業(ye) 化和社會(hui) 化，但按照古典的標準，“學者”的含義(yi) 應更寬泛，隻要是讀書(shu) 人和有誌求學問道者，皆可稱為(wei) 學者。杜甫所處的盛唐時代，科舉(ju) 仕進之路已經打開，盡管當時的科舉(ju) 主要有明經與(yu) 詩賦（進士）二途，但總的來說，能考上科舉(ju) 的人無不有學緣師法，都可算是廣義(yi) 的“學者”。不過，如果杜甫僅(jin) 是這一淺層意義(yi) 上的“學者”，也就不足以為(wei) 杜甫了。杜甫作為(wei) 學者的獨特性，可以從(cong) 以下三個(ge) 方麵來把握。

一是對傳(chuan) 承家族文化和家學傳(chuan) 統的強烈自豪感與(yu) 使命感。杜甫出身於(yu) 儒學世家，京兆杜氏曆代簪纓，人才輩出。杜甫曾撰文追溯其家族世係：“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迄於(yu) 聖代，傳(chuan) 之以仁義(yi) 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1]此文是杜甫為(wei) 其姑母杜氏所寫(xie) ，稱其“既早習(xi) 於(yu) 家風，以陰教為(wei) 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yu) 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加以詩書(shu) 潤業(ye) ，導誘為(wei) 心，遏悔吝於(yu) 未萌，驗是非於(yu) 往事，內(nei) 則置諸子於(yu) 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可見京兆杜氏秉承優(you) 良家風，詩禮傳(chuan) 家，頗重德教，連女子都能得到“詩書(shu) 潤業(ye) ”的熏陶，男子自不必說。又其《祭遠祖當陽君文》雲(yun) ：“初陶唐氏，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虯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祲清東(dong) 吳，邦於(yu) 南土，建侯於(yu) 荊。河水活活，造舟為(wei) 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稿隸躬親(qin) 。嗚呼筆跡，流宕何人。……”[12]這裏的“遠祖當陽君”，正是杜甫的第十三代祖、西晉著名政治家和經學家杜預，其所撰《春秋左氏經傳(chuan) 集解》至今仍是最權威的春秋經解著作。杜甫雖非誌在經學，但“春秋學”應是其家學的重要內(nei) 容，故其詩中經常征引、化用《春秋》事典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與(yu) 李嶠、崔融、蘇味道並稱“文章四友”，係近體(ti) 五律的奠基者之一。杜甫曾言：“亡祖故尚書(shu) 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yu) 中宗之朝，高視於(yu) 藏書(shu) 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yu) 今而師之”[13]；《新唐書(shu) 》本傳(chuan) 則作“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ye) ，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雲(yun) 雲(yun) ；在《贈蜀僧閭丘師兄》一詩中，又有“吾祖詩冠古”之句，足見其頗以祖父的詩學成就為(wei) 傲。因為(wei) 有杜審言榜樣在前，杜甫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詩學宗旨，並驕傲地宣稱：“詩是吾家事，人傳(chuan) 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宗武生日》）大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之概。可以說，繼承家族的學術傳(chuan) 統，紹述祖先以“經學和詩學”立身揚名的偉(wei) 大誌業(ye) ，正是杜甫終生一以貫之的文化理想與(yu) 人生抱負。

二是純良的家風家學熏陶和深厚的經學詩學修養(yang) 。杜甫自幼好學，飽讀經書(shu) ，有著得天獨厚的學術修養(yang) 和詩文訓練，其詩文的格局和氣象可一言以蔽之，即“經學和詩學並重”。他在《進封西嶽賦表》中說：“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yu) 明時，退嚐困於(yu) 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yu) 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14]這裏的“經術淺陋”當屬謙辭，而“貧窮好學”倒是實情。其《壯遊》詩雲(yun)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shu) 大字，有作成一囊。”觀其所寫(xie) 文賦，廣引六經，出入史乘，駕輕就熟，順手拈來，足可見其“才富學博”[15]，非同凡響。又如其《進三大禮賦》（即《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yu) 南郊賦》），洋洋灑灑近萬(wan) 言，尤見其文采、襟懷及學力。盡管杜甫並不以經學為(wei) 誌業(ye) ，但其經學修養(yang) 絕非一般文士詩人之可比，謂其“經明行修”“通經致用”，庶幾恰如其分。在《進雕賦表》中，杜甫說自己“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yu) 篇……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yu) 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16]。從(cong) 其將“詩筆”與(yu) “六經”並言就可窺見，杜甫貫穿一生的詩歌事業(ye) ，實埋藏著一個(ge) 推明六經、再造經典的偉(wei) 大抱負。再看他的《又示宗武》詩：

覓句新知律，攤書(shu) 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假日從(cong) 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er) 誌，三千弟子行。曾參與(yu) 遊夏，達者得升堂。

此詩雖是寫(xie) 給兒(er) 子的，亦可見杜甫早年的影子。其中“經術”與(yu) “文章”對舉(ju) ，再次表明杜甫的“詩學”始終與(yu) “經學”並行不悖，如影隨形。“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一聯，甚至隱含著“經術”乃“文章”之基礎的意思——這幾乎可謂杜甫詩學的“修養(yang) 工夫論”。

和今天一些隻讀詩、不讀書(shu) 、更不讀經的新潮詩人迥異，杜甫終生都在經典的閱讀熏習(xi) 中滋養(yang) 自己的詩歌生命。他說“讀書(shu) 破萬(wan) 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既是詩歌創作論，也是其讀書(shu) 境界的寫(xie) 真。蘇軾對此頗有會(hui) 心，曾說：“讀破萬(wan) 卷詩愈美。”[17]黃庭堅也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shu) 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18]這裏的“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shu) 少”，正是杜甫讀書(shu) 廣博、學養(yang) 深厚的最佳證明。清人黃生雲(yun) ：“杜詩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騷》《雅》，下迄齊梁，無不咀其英華，探其根本。加以五經三史，博綜貫穿，如五都列肆，百貨無所不陳，如大將用兵，所向無不如意。”又說：“杜公近體(ti) 分二種，有極意經營者，有不煩繩削者。極意經營，則自破萬(wan) 卷中來；不煩繩削，斯真下筆如有神助矣。”[19]沈德潛也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始有第一等真詩。”[20]皆是強調詩才與(yu) 學養(yang) 之關(guan) 係。

三是對“人情物理”的深思密察與(yu) 開疆拓土的宏大格局。杜甫的學者氣質彌漫流貫於(yu) 其詩文中，幾乎無處不在。和前人不同，他似乎是把作詩當作足可與(yu) “傳(chuan) 經”“弘道”相媲美的偉(wei) 大事業(ye) 。“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賈誼昔流慟，匡衡嚐引經。”（《同元使君舂陵行》）“為(wei) 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又《八哀詩·贈秘書(shu) 監江夏李公邕》詩雲(yun) ：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碑版照四裔……森然起凡例。……爭(zheng) 名古豈然，關(guan) 鍵欻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從(cong) 中不難窺見，杜甫是把“吾家詩”的創作與(yu) 對“造化理”和“天人際”的探究聯係在一起的，這就不是一般詩人的寫(xie) 作心態，而帶有某種“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盡心知命以知天”的學理意味和聖賢氣象。這與(yu) 他自小受到的經學熏陶大有關(guan) 係。今人查屏球認為(wei) ，杜甫家學不承杜預經學傳(chuan) 統，他也不是以習(xi) 經為(wei) 業(ye) 的，“唐人科舉(ju) 重進士，輕明經，……杜甫是按進士科來設計人生道路的，專(zhuan) 攻辭賦之學，明經一科事非其所長”。這一判斷大體(ti) 是不錯的，但他又說“杜詩引用經文最多的，不外乎《左傳(chuan) 》《禮記》《周禮》《詩經》這幾種，其對經文的理解也多不出鄭注孔疏的範圍。……很顯然他習(xi) 經也是如時人一樣，隻是為(wei) 了應付科舉(ju) 考試，對經義(yi) 本身並未深究”[21]，這就令人不敢苟同。說其他詩人“對經義(yi) 本身並未深究”或許合適，但用來評價(jia) 杜甫，則難免有失公允。因為(wei) 在古代詩人中，杜甫是最善於(yu) “史而能經”（高棅《唐詩品匯》）和“以《詩》入詩”（沈德潛《說詩晬語》）的一位詩人（詳下）。杜甫當然不會(hui) 以經學為(wei) 職誌，但其詩學理念中貫徹著“原道”“宗經”“征聖”的儒家經學精神卻是毫無疑問的。張戒以“深於(yu) 經術者”（《歲寒堂詩話》卷下）論杜甫，可謂別具隻眼。

不僅(jin) 如此，杜甫的詩歌創作也是“經學化”的，既有計劃，又成體(ti) 係。有幾點表現頗值得注意：一是杜詩帶有強烈的編年意味和“自傳(chuan) ”色彩。錢穆就曾指出：“中國詩人隻要是儒家，如杜甫、韓愈、蘇軾、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來讀他們(men) 的詩。”“工部詩最偉(wei) 大處，在他能拿他一生實際生活都寫(xie) 進詩裏去。……中國文學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這就是杜詩偉(wei) 大的地方”[22]。毋寧說，這種帶有紀傳(chuan) 色彩的寫(xie) 作風格也是經學化（尤其是春秋學）的。二是杜詩“文備眾(zhong) 體(ti) ”，而尤工敘事，在精工細膩如雕塑繪畫般的筆觸中，將《詩三百》以來的“言誌”“緣情”“敘事”“議論”諸傳(chuan) 統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是，杜甫還大量創作組詩，具有古今罕見的“整體(ti) 性寫(xie) 作傾(qing) 向”[23]。這些“牽一發動全身”的組詩表現出發凡起例的大格局和收攝古今、吞吐八荒的大氣魄。這種全麵性、多樣性和體(ti) 係性的詩學追求，真仿佛要在天地之間書(shu) 寫(xie) 一部“述作並舉(ju) ”的大書(shu) ，這分明便是“立言不朽”的學者心態和史家旨趣。三是杜詩的“律”“法”建構和“新變”追求，皆非師心自用、任氣使才者所能具，無論是“晚節漸於(yu) 詩律細”（《遣悶詩》），還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其中無不湧動著一種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精神和為(wei) 後世立法的聖賢抱負。清人施閏章雲(yun) ：“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子美承之，遂爾旌旗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 （《蠖齋詩話》“五言排律”條）“五排這種詩體(ti) 既要求聲韻、對偶的整齊合律，又要求詞藻、典故的富麗(li) 精工，寫(xie) 作的難度要超過其他詩體(ti) ，同時也就最適宜於(yu) 表現作者的才學”[24]。

杜甫是否算是學者，還可從(cong) 他和李白的比較看出。元稹論李杜優(you) 劣說：“時山東(dong) 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xie) 物象，及樂(le) 府歌詩，誠亦差肩於(yu) 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25]這一判斷大體(ti) 不錯，然又意有未盡。蓋李杜的最大差異不在“鋪陳終始”“屬對律切”，而在其不同的思想趨向、人格崇尚和詩學追求。簡言之，李白是才子型詩人，杜甫是學者型詩人。李白所寫(xie) 乃“詩人之詩”，杜甫筆下則多“學者之詩”[26]。故清人陶開虞謂：“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27]仇兆鼇稱：“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28]近人錢基博也說：“白以才氣勝，甫以學養(yang) 勝。”[29]可謂一語中的。為(wei) 杜甫作傳(chuan) 的洪業(ye) 更指出：“杜甫不但是一個(ge) 偉(wei) 大詩人，而且是個(ge) 富於(yu) 經世濟民之學的學者。”[30]

由此可見，杜甫作為(wei) 學者絕非一個(ge) 假命題，而是一個(ge) 真判斷。杜詩不被年少者所喜，一個(ge) 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詩中有“學”，“學力”不足的“淺人”，自然不得其門而入——杜詩的“難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儒者杜甫的思想深度

因為(wei) 杜甫是一學者，故其詩中有“學”；又因為(wei) 杜甫是一儒者，故其詩中有“道”。正是儒者和學者的身份疊加，讓杜詩充滿了情感的溫度和思想的深度。

首先，杜甫儒者的身份認同，提升了杜詩的思想史價(jia) 值。近年來，杜甫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yi) ，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我們(men) 雖不能說杜甫是一位思想家或哲學家，但他和陶淵明一樣，詩文中蘊藏著豐(feng) 富的曆史文化信息和深刻的哲學思想圖景，則是一不爭(zheng) 的事實。杜甫自稱“杜子”，《新唐書(shu) 》本傳(chuan) 稱其“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詩歌中亦多議論之辭，皆可看出此中消息。可以說，在中國詩歌史上，杜甫是少數幾個(ge) 可以被稱作“詩哲”的詩人之一，誠可謂“學業(ye) 醇儒富，辭華哲匠能”（《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思想無疑居於(yu) 核心地位，儒家詩學與(yu) 詩教對詩歌的影響更是怎麽(me) 估計也不嫌過分。但就詩人而言，杜甫之前，以儒者自居並達到極高成就的，大概不過就是一個(ge) 陶淵明[31]。而在盛唐安史之亂(luan) 前後，盡管也有一個(ge) 以顏真卿、蕭穎士、李華、元結、賈至、獨孤及、戴叔倫(lun) 諸人為(wei) 主的“儒士文化群”應運而生[32]，就此拉開了“儒學複興(xing) ”的序幕，但在詩文中高舉(ju) 儒者旗幟、以儒家自命的詩人，杜甫要算相對較早、也最特出的一個(ge) 。據學者統計，今存杜甫詩中，共有四十四處提到“儒”字，“其中二十二處直接與(yu) 他自己相關(guan) ”[33]。其寫(xie) 於(yu) 天寶九載（750年）三十九歲時的詩中所言：“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聖賢古法則，付與(yu) 後世傳(chuan) 。”（《杜鵑》）這種誌在聖賢的儒家理想，一方麵由於(yu) “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繼承家族文化和家學傳(chuan) 統始終是其念茲(zi) 在茲(zi) 的“天命”；另一方麵，也是其經過青壯年時期“裘馬輕狂”“求仙問道”的漫遊，甚至科場落第、直諫被疏之後，對個(ge) 體(ti) 生命價(jia) 值及文化精神信仰痛定思痛後的堅定信念和無悔選擇。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luan) 爆發，詩人在顛沛流離中再次唱道：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yu) 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誌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nei) 熱！

這裏的“許身”“竊比”“白首”“此誌”放在一起，更可見其初心誠篤，矢誌不渝。宋人黃徹說：“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跡論一篇也。”（《䂬溪詩話》卷一○）明人王嗣奭稱：“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隻是己溺己饑之念而已。”（《杜臆》卷一）此皆可謂的論。至德二載（757年），詩人流亡於(yu) 鳳翔，衣不蔽體(ti) ，形容枯槁，依然關(guan) 心國家危亡：“傷(shang) 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送韋十六評事充同穀郡防禦判官》）其往鄜州途中，又複獨酌興(xing) 歎：“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共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獨酌成詩》）即使在衰年，時有問道向佛之心的詩人，最終的心聲依然是：“臥病久為(wei) 客，蒙恩早廁儒。”（《大曆三年春白帝城送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江漢》）完全做到了“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e) ”。清人劉熙載稱“少陵一生卻隻在儒家界內(nei) ”（《藝概》卷二），絕非虛語。

錢穆先生曾說：“王摩詰是釋，是禪宗。李白是道，是老莊。杜甫是儒，是孔孟。”[34]盡管郭沫若不斷地強調“杜甫不僅(jin) 信仰道教，而且還信仰佛教”，甚至說“與(yu) 其稱之為(wei) ‘詩聖’，倒寧可稱之為(wei) ‘詩佛’”，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實際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麵孔。”[35]海外學者陳弱水也指出：“儒者是杜甫最基本的整體(ti) 自我認同，是他為(wei) 自己的人生所作的最重要定位。……即使從(cong) 安心立命的觀點看來，他的儒家成分還是比釋道為(wei) 高，是他人生意義(yi) 的根本基石。”[36]所以，如果從(cong) “判教”的角度來觀照杜甫的思想傾(qing) 向和自我認同，將其定位為(wei) 一位“儒家型詩人”，相信不會(hui) 有太大分歧。

其次，對儒道的生命實踐，增強了杜詩的情感濃度。《荀子·儒效》雲(yun) ：“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這與(yu) 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致君唐虞際，淳樸憶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以及“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劄率爾遣興(xing) 寄遞呈蘇渙侍禦》）的自我期許和朋儕(chai) 砥礪正相一致。在《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其五》中，杜甫慷慨激昂地表達了自己最初的理想，乃在做一有“經濟之體(ti) ”“貴切時務”的文儒大臣，而非做一“取備尋常之對”的詞學文章之士。洪業(ye) 先生說：“杜甫論事常有先見之明；他設策以適用為(wei) 要；他參謀有收效之功。”[37]盡管《新唐書(shu) 》本傳(chuan) 稱“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但究其實，這正是杜甫踐行孔孟儒道的必然表現。與(yu) 司馬遷說孟子“迂遠而闊於(yu) 事情”，其事正對。宋人黃徹謂“老杜似孟子”[38]，不為(wei) 無因。

正因為(wei) 杜甫終其一生，時時處處以儒者自認、以儒行自勵、以儒道自期，一刻“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才使杜詩擁有了空前絕後的文化生命強度，以及“詩人以來，一人而已”的人格情感濃度。蘇軾稱道杜甫：“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嚐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39]東(dong) 坡所言實有一間之未達，蓋杜甫之“一飲一食，未嚐忘君”，絕非對君主的“愚忠愚孝”，這一點有其上疏救房琯一事可證。杜甫詩雲(yun) ：“廷爭(zheng) 酬造化，樸直乞江湖”（《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這裏的“造化”，所指蓋高於(yu) 世俗之“君”的形上之“道”。故杜甫的“忠君”，其實就是“行道”。他為(wei) 房琯辯護時，稱其“少自樹立，晚為(wei) 醇儒，有大臣體(ti) ”[40]，這也是杜甫本人的“夫子自道”。杜甫之所以被後人譽為(wei) “詩聖”，正是因為(wei) 其人其詩充滿著一種感天動地的“周情孔思”[41]。“杜甫以他本人的行為(wei) 和實踐使儒學所提倡的仁愛之心變得更加切實可行”[42]。

第三，對儒教的信仰皈依，既奠定了杜甫在儒學史上的地位，也使杜詩倍增“思力”和深度。作於(yu) 大曆五年（770年）的《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一詩，最能看出詩人的晚年憂思及醇儒抱負：

嗚呼已十年，儒服弊於(yu) 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誌。……周室宜中興(xing) ，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有論者甚至認為(wei) ，此詩乃杜甫首倡複興(xing) 儒學之證，開韓愈之先聲[43]。要知道，此時的杜甫不過是“天地一沙鷗”（《旅夜書(shu) 懷》），且將不久於(yu) 人世，但他念茲(zi) 在茲(zi) 的竟然是“孔門”和“儒道”的複興(xing) ——這實在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尚且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杜甫卻是“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44]。這完全打破了“中國人得意的時候是儒家，失意的時候是道家”的慣常理解。前引陳弱水文接著說：“杜甫為(wei) 個(ge) 人生命所做的最重要定位是儒者，換言之，他雖浸潤於(yu) 中古文化的各個(ge) 思潮，但明顯是以儒為(wei) 重，佛、道為(wei) 輕。在中唐以前，這樣明確、強烈的儒者認同感，甚為(wei) 少見。”[45]並且指出：杜甫的心理結構在思想史上特別具有突破意義(yi) ，其儒家關(guan) 懷是一種“非功利的，根本的，宗教性的關(guan) 懷”，尤其是“以儒家價(jia) 值的實踐作為(wei) 人生的首要目標”，“無疑可以被視為(wei) 中唐儒家複興(xing) 的先驅人物”；其“思想其實屬於(yu) 較新的形態，屬於(yu) 一個(ge) 重大思潮變化的開端部分” [46]。也就是說，對於(yu) 杜甫而言，儒家思想不是個(ge) 人世俗榮辱順逆的思想奧援，而是人格生命中無法改變也無從(cong) 讓渡的價(jia) 值依托和宗教信仰。與(yu) 其說杜甫是一位“儒者”，倒不如說他是一位“儒教徒”來得更準確些。

進而言之，如果將杜甫置於(yu) 整個(ge) 儒學史的背景中加以研判，會(hui) 發現杜甫對於(yu) 中唐的儒學複興(xing) 乃至北宋的理學興(xing) 起，有著重要的先導作用和啟發意義(yi) 。前引查屏球文即指出，在杜詩接受史上，唐宋兩(liang) 代頗有分歧，而自宋代以後，分明有一“杜詩儒學化”的過程。“正如宋人對韓愈一樣，杜甫之所以能成為(wei) 宋人‘儒學化’的對象，也因其自身中含有與(yu) 宋儒思想相通之處。”“杜詩中的儒學思想應是儒學初變過程中的特定產(chan) 物。從(cong) 杜甫的創作道路看，他的成長是呈加速型的，即越往後越成熟。這種成熟既表現在藝術功力上，又體(ti) 現在思想的深邃上”[47]。清人趙翼論杜詩雲(yun) ：“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複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甌北詩話》卷二）這裏的“思力沉厚”“深人無淺語”，與(yu) 其說是對杜詩的藝術鑒賞，毋寧說是對杜詩思想深度和詩學高度的指認。

四、詩人杜甫的“詩世界”

現在，問題匯總到一起了。試問：作為(wei) 學者、儒者兼詩人的杜甫，究竟如何開出了一個(ge) 嶄新的“詩世界”？如果他是佛家、道家型詩人，這個(ge) 中國古典詩學的“美麗(li) 新世界”還能開出來嗎？我們(men) 的回答是否定的。換言之，如果杜甫不是一個(ge) 儒家，本文所謂“經學與(yu) 詩學”也就無法成立，而杜甫及其苦心孤詣開出的“詩世界”也將麵目全非！

如上所述，杜甫雖不以經學立身，卻有著極高的經學修養(yang) ，其聖賢誌向及醇儒抱負又造就了其詩歌的思想深度。這一切對於(yu) 其詩歌創作自然影響甚巨。且看其在《偶題》一詩中如何自陳心曲：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yu) 斯。前輩飛騰入，餘(yu) 波綺麗(li) 為(wei) 。後賢兼舊列，曆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cong) 弱歲疲。……

這裏的“法自儒家有”一語究竟該如何理解呢？郭沫若認為(wei) ：“‘法自儒家有’等於(yu) 說‘詩是吾家事’。故如嚴(yan) 格地說來，所謂‘儒家’也不過是‘書(shu) 香之家’或者‘讀書(shu) 人家’而已。”[48]莫礪鋒則以為(wei) ，這種將“儒家”變成“吾家”的說法“未得正解”，並引翁方綱所說：“杜公之學，所見隻是峻絕。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於(yu) 《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石洲詩話》卷一）認為(wei) ：“即解此句作‘予之師法乃取自儒家’之意。”[49]其說可從(cong) 。而“法自儒家有”，不僅(jin) 指向其“為(wei) 人”或“人格”，也指向其“為(wei) 文”或“文格”。杜甫的“經學與(yu) 詩學”之真意即在此。明人胡應麟曾說：

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語言，一字不可入詩。而杜詩往往兼之，不傷(shang) 格，不累情，故自難及。[50]

此語亦大有深意。蓋通常俗見，“曰仙曰禪”，無所掛礙，遺世高蹈，最是“詩中本色”；而“儒生氣象”與(yu) “儒者語言”因剴切質實，則“一字不可入詩”；而自杜甫橫空出世，卻“往往兼之”，且“不傷(shang) 格，不累情，故自難及”。這也從(cong) 反向證明了杜詩的儒學底色，正是其“詩世界”的典型特征。胡應麟的這段議論正是“法自儒家有”一語的精妙注腳。

那麽(me) ，杜詩究竟如何“師法”儒家並獲得其“神理”的呢？析而論之，蓋有三種途徑：

一曰“以《詩》入詩”，也即取法《詩經》。對此，杜詩中多有點逗，如“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yu) 漢魏近風騷”（《戲為(wei) 六絕句其三》）；“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鼎食分門戶，詞場繼國風”（《奉寄河南韋尹丈人》）；更不用說還有“別裁偽(wei) 體(ti) 親(qin) 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wei) 六絕句其六》）的名句傳(chuan) 唱不衰。古人早已道明此意，如明人宋濂稱：“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ti) 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注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說者雖多，不出於(yu) 彼，則入於(yu) 此。子美之詩，不白於(yu) 世者五百年矣。”[51]清人黃子雲(yun) 也說：“少陵七絕，實從(cong) 三百篇來，高駕王、李諸公多矣。”[52]又黃常明《詩話》：“杜詩多用經語，如‘車轔轔，馬蕭蕭’‘鱣發發’‘鹿呦呦’皆渾然嚴(yan) 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嚴(yan) 。然後人不敢用者，豈非造語膚淺不類耶！”[53]《詩三百》既是“詩”，又是“經”，“多用經語”首先就是多用《詩》語，蓋其它諸經，雖多胡應麟所謂“儒生氣象”“儒者語言”，但遠不如《詩經》最能體(ti) 現“詩中本色”。仇兆鼇撰《杜詩詳注》，很大的特色便是“以《詩》注杜”，“其中引《詩》共約723處：《國風》339處，《小雅》222處，《大雅》91處，《三頌》26處，《詩序》20處，《傳(chuan) 》《箋》《疏》25處。……引《詩》次數之多，涉及篇目之廣，堪稱古代詩歌之最”[54]。可以說，取法《詩經》，正是杜甫“經學與(yu) 詩學並重”的最佳體(ti) 現，更是其“法自儒家有”的堅實依據。

二曰“經史並用”，這是杜甫“經學與(yu) 詩學並重”的又一體(ti) 現。沈德潛說：“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征引，都入詠歌，方別於(yu) 潢潦無源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le) 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55]其《唐詩別裁集》也說：“唐人詩原本《離騷》《文選》，老杜獨能驅策經史，不第以詩人目之。”又胡應麟《詩藪》更稱杜詩：“言理近經，敘事兼史，尤詩家絕睹。”清人劉大勤《師友詩傳(chuan) 續錄》也提到“少陵詩以經中全句為(wei) 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56]的現象。這說明，《詩經》之外，其他諸經中“儒者語言”無不被杜詩所用，而杜詩之“難”，正在“經史並用”。質言之，若無經學，又何來杜詩呢？楊倫(lun) 的《杜詩鏡銓》，多引用《詩經》《尚書(shu) 》《周易》《春秋》《論語》《周禮》《爾雅》《春秋公羊傳(chuan) 》《左傳(chuan) 》諸經傳(chuan) ，正是采用“以經治詩”的方法詮釋杜詩，多角度挖掘杜詩蘊含的儒家義(yi) 理[57]。後世學者所以能“以經治詩”，歸根結底正在於(yu) 杜詩的“經史並用”，而“史”本來就是“經”的一部分。明人高棅《唐詩品匯》載蜀郡虞集雲(yun) ：

公之忠憤激切、愛君憂國之心，一係於(yu) 詩，故常因是而為(wei) 之說曰：《三百篇》，經也；杜詩，史也。“詩史”之名，指事實耳，不與(yu) 經對言也；然風雅絕響之後，唯杜公得之，則史而能經也，學工部則無往而不在也。

“史而能經”一語，正說明杜詩之所以被稱作“詩史”，乃是因為(wei) “意匠慘淡經營中”（《丹青引贈曹將軍(jun) 霸》）、“更覺良工心獨苦”（《題李尊師鬆樹障子歌》）的杜甫，本來就有“以詩傳(chuan) 經”和“以詩修史”的偉(wei) 大抱負！

三曰“以道運詩”。杜甫詩雲(yun) ：“文章有神交有道。”（《蘇端薛複筵簡薛華醉歌》）這裏的“道”，既包涵了本體(ti) 意義(yi) 上參讚天地、仁民愛物的儒家“聖道”，也涵攝了工夫或教化意義(yi) 上的出神入化之“詩道”[58]。“聖道”與(yu) “詩道”交互為(wei) 用，方可達到“至誠如神”的境界：

讀書(shu) 破萬(wan) 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醉裏從(cong) 為(wei) 客，詩成覺有神。（《獨酌成詩》）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醉時歌》）

揮翰綺繡場，才力老益神。（《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

將軍(jun) 善畫蓋有神，偶逢佳士亦寫(xie) 真。（《丹青引》）

盡管杜甫的時代，“文以載道”說尚未明確提出，但劉勰早有“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龍·原道》）的名言，故杜甫所謂“文章一小技，於(yu) 道未為(wei) 尊”（《貽華陽柳少府》），分明便是“文道之辨”。其不斷在詩文中感慨“吾道”：

大哉乾坤內(nei) ，吾道長悠悠。（《發秦州》）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屏跡三首》）

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嚴(yan) 八使君兩(liang) 閣老五十韻》）

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空囊》）

“吾道”既有對“世道”艱難的真實體(ti) 認，也帶有某種“士誌於(yu) 道”的形上維度和哲學內(nei) 涵。杜甫的“道”是涵容了乾坤、造化、堯舜、稷契、君臣、黎庶、生民、萬(wan) 物等的“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清人方東(dong) 樹十分深刻地指出：

杜、韓之真氣脈，在讀聖賢古人詩，義(yi) 理誌氣胸襟源頭本領上，今以猥鄙不學淺士，徒向紙上求之，曰“吾學杜，吾學韓”，奚足辨其塗轍，窺其深際？……杜、韓盡讀萬(wan) 卷書(shu) ，其誌氣以稷、契、周、孔為(wei) 心，又於(yu) 古人詩文變態萬(wan) 方，無不融會(hui) 於(yu) 胸中，而以其不世出之筆力，變化出之，此豈尋常齷齪之士所能辨哉！（《昭昧詹言》卷八《杜公》）[59]

這裏的“義(yi) 理誌氣”，正可用以解讀杜甫所謂“吾道”。方氏又說：“世人徒知慕公詩，無一求通公誌，故不但不能及之，並求真知而解之亦罕見。……杜集、韓集皆可當一部經書(shu) 讀。”[60]這分明是在闡發杜甫“詩學與(yu) 經學”內(nei) 在關(guan) 係的問題了。

五、結語：“經典化”與(yu) “經學化”

從(cong) 文學接受的角度看，杜甫的詩歌命運與(yu) 陶淵明頗為(wei) 類似，都經曆過一個(ge) “由晦而顯”的動態過程。大抵同時之儕(chai) 輩多視若無睹，推重揄揚者，僅(jin) 二三知己，且多未盡識其廬山真麵；而至其人歿後，數十年間，則突現解人，挺陶者如蕭統、鍾嶸，推杜者如元稹、韓愈；然亦未能轉移風氣，力挽狂瀾。降及兩(liang) 宋，陶、杜二公忽名聲大噪，如日中天，稱聖曰祖，信徒彌眾(zhong) ，效仿接力，沸反盈天。二公於(yu) 中國文學史上卓絕偉(wei) 大之地位，皆在有宋一代始告確立，堅若磐石，固若金湯，千秋萬(wan) 世，不可移易，豈偶然哉！這裏觸及了一個(ge) 哲學與(yu) 文學或者儒學與(yu) 詩學之內(nei) 在關(guan) 係的“大哉問”！蓋陶、杜二公，皆以詩名顯於(yu) 後世，然其學養(yang) 根柢及人格追求，又皆在儒家聖賢之道，此一個(ge) 體(ti) 生命與(yu) 文化慧命之“潛流隱線”，在儒學式微、佛老二氏鼎盛之齊梁隋唐，實不足以水落石出，故其知音者稀，響應者寡。而至儒學昌明、理學道學張大之兩(liang) 宋，終於(yu) 潛德開顯，伏流成川。此其一。

其二，有宋一代之詩學，本就有宗經尚理的特點，以至有“本朝詩出於(yu) 經”（戴複古語）、“學詩者必探賾六經”（朱鬆語），以及“理備於(yu) 經，經明則理明”（包恢語）等說法。“在宋人眼裏，深於(yu) 經術，便能知詩之所向，定誌之所止”[61]。而杜甫集學者、儒者與(yu) 詩人於(yu) 一體(ti) 的人格氣象，“詩學與(yu) 經學並重”的詩學追求，以及在詩體(ti) 、詩題、詩律、詩法諸方麵“集大成”的偉(wei) 大成就，自然也就使他成為(wei) 宋人師法步武的不祧之祖。

今人論及杜詩“經典化”的問題時，常常稱引古人的評論。如北宋孫僅(jin) 稱杜詩：“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62]鄒浩稱杜詩：“儒家仰之，幾不減六經。”[63]唐庚則說：“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64]南宋曾噩《九家集注杜詩序》：“杜少陵巨編，至今數百年，鄉(xiang) 校家塾，齠總之童，琅琅成誦，殆與(yu) 《孝經》《論語》《孟子》並行。”陳善說：“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捫虱新語》卷一）又敖陶孫稱：“獨唐杜工部如周公製作，後世莫能擬議。”（《臞翁詩評》）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下談及李杜之辨，說：“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yu) 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清人黃周星稱杜甫《北征》：“似騷似史，似記似碑，……足與(yu) 《國風》《雅》《頌》相表裏。”（《唐詩快》卷二）蔣士銓更說：“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shu) 》也。”（《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更有以詩頌美杜詩者，如北宋李綱《杜子美》詩雲(yun) ：“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作詩千萬(wan) 篇，一一幹教化。……筆端籠萬(wan) 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嗚呼詩人師，萬(wan) 世誰為(wei) 亞(ya) ！”陸遊《讀杜詩》：“千載詩亡不複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嚐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諸如此類，不勝枚舉(ju) 。正如台灣學者吳怡鳳所言：“杜詩之所以具有經典意義(yi) 乃因它與(yu) 《詩經》典律之相一致，這套典律是在符合儒家思想下所完成的……這些準則其實都可以在漢代的《詩·大序》中看到，基本上它在詩歌的情誌要求上是以孔子及六經的思想為(wei) 正則。”[65]此一說法與(yu) 本文論旨不謀而合。

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杜詩的“經典化”道路，因為(wei) 伴隨著中唐儒學複興(xing) 和北宋理學奠基的全過程，比任何一位古代詩人都更具“經學化”的內(nei) 涵和思想史的意義(yi) 。在杜甫這裏，作詩不是吟風月弄花草的文人雅事，而是“斯文憂患餘(yu) ，聖哲垂彖係”（《宿鑿石浦》）、“聖賢古法則，付與(yu) 後世傳(chuan) ”（《杜鵑》）的聖賢誌業(ye) 。詩人在《秋興(xing) 八首之三》中寫(xie) 道：“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chuan) 經心事違。”這裏的“匡衡抗疏”，蓋指杜甫至德二載（757年）疏救房琯事，而“劉向傳(chuan) 經”則以劉向自比——“將欲作之事寓為(wei) ‘傳(chuan) 經’，自然有嚴(yan) 肅的曆史文化意義(yi) ”[66]。毋寧說，杜甫一生如此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地作詩，正是為(wei) 了“以詩原道”“以詩宗經”和“以詩征聖”！

有道是“求仁得仁”，杜詩之所以被後人認為(wei) 頡頏六經，比肩風騷，正是其終生致力於(yu) “以《詩》入詩”“經史並用”“以道運詩”的詩學創造所結出的累累碩果。隻不過，杜甫能將學問和經術化於(yu) 無形，恰如“著鹽水中”，了無痕跡。元好問嚐言：“竊嚐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yu) 無學者耳。”“故謂杜詩為(wei) 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cong) 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yu) 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wei) 可略耳。”[67]“學至於(yu) 無學”，便是渾然天成，不加雕飾。這大概是杜甫“神於(yu) 詩”並“聖於(yu) 詩”[68]的最佳體(ti) 現吧！

注釋：
 
[1] [宋]王安石：《杜工部詩後集序》，《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710頁。
 
[2] 按：今見《唐人選唐詩（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除韋莊《又玄集》選杜詩7首外，餘本均未選杜詩。
 
[3] [清]仇兆鼇：《杜詩詳注》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362頁。下引杜甫詩文均以此書為準，僅隨文注出題目，頁碼不再詳注。
 
[4] 參見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08頁。
 
[5] 朱東潤先生還說：“當然有人說李白的天才遠遠超過杜甫，這個我們不置一詞，因為我們對於天才無從衡量；也有人說李白不是儒家而杜甫是儒家，因此李白比杜甫高明得多，這個我們也不置一詞，因為李白求仙受籙，是一位道家，道家的脫離勞動人民，並不比儒家高明多少。”見氏著：《杜甫敘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頁。
 
[6] [清]吳之振等選：《小畜集鈔·日長簡仲鹹》，《宋詩鈔》，[清]管庭芬、蔣光煦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6頁。
 
[7] 聞一多：《杜甫》，見氏著：《神話與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60頁。
 
[8] [宋]陸遊：《讀杜詩》，《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755頁。
 
[9] [宋]孔平仲：《題老杜集》，《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747頁。
 
[10] [清]仇兆鼇：《原序》，《杜詩詳注》第一冊，第1頁。
 
[11] [唐]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96-2697頁。
 
[12] [唐]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81頁。
 
[13] [唐]杜甫：《進雕賦表》，《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31頁。
 
[14] [唐]杜甫：《進封西嶽賦表》，《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15頁。
 
[15] [明]郝敬：《杜詩題辭》，《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17頁。
 
[16] [清]仇兆鼇：《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31頁。
 
[17] [宋]蘇軾：《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蘇軾詩集》卷六。
 
[18] [宋]黃庭堅：《答洪駒父書》，《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九。
 
[19] [清]黃生：《杜詩說》，《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25頁。
 
[20] [清]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說詩晬語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14頁。
 
[21] 查屏球：《杜甫與新儒學的萌生》，見氏著：《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38頁。
 
[22] 錢穆：《談詩》，見氏著《中國文學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18、116頁。
 
[23] 參見向以鮮：《整體性、音樂性及物性論——<生命四重奏>側記》，收入劉強主編：《原詩》第四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41頁。
 
[24] 莫礪鋒：《杜甫評傳》，第25頁。
 
[25] [唐]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601頁。
 
[26] [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張栻）。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卻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竊謂杜詩兩者兼而有之，而總體上更具“學者之詩”的特質。
 
[27] [清]陶開虞：《說杜》，《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27頁。
 
[28] [清]仇兆鼇：《附進書表》，《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43頁。
 
[29]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8頁。
 
[30] 洪業：《再說杜甫》，見氏著《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曾祥波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76頁。
 
[31] 詳參劉強：《陶淵明接受史上的儒道博弈》，《古籍研究》第69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9年。
 
[32] 詳參查屏球：《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第四章《安史之亂中的士風與詩風》，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77-432頁。
 
[33] 莫礪鋒：《杜甫評傳》，第10頁。
 
[34] 錢穆：《談詩》，見氏著：《中國文學論叢》，第112頁。
 
[35]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第189頁、第195頁、第182頁。
 
[36] 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參氏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
 
[37] 洪業：《再說杜甫》，見氏著：《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第376頁。
 
[38] [宋]黃徹：《䂬溪詩話》卷一。丁福保：《曆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47頁。
 
[39] [宋]蘇軾：《與王定國四十一首·八》，《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孔凡禮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517頁。
 
[40] [唐]杜甫：《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60頁。
 
[41] [宋]王彥輔《增注杜工部詩序》雲：“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匯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崖，森然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曆世千百，膾炙人口。”見《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715頁。
 
[42] 莫礪鋒：《莫礪鋒講杜甫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05頁。
 
[43] 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282-292頁。
 
[44] 蕭滌非：《人民詩人杜甫》，中華書局編《杜甫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97頁。
 
[45] 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前揭書，第201頁。
 
[46] 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第190、202、211頁。
 
[47] 查屏球：《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前揭書，第435、463頁。
 
[48]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47頁。
 
[49] 莫礪鋒：《杜甫評傳》，第15頁。
 
[50] [明]胡應麟：《詩藪》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1頁。
 
[51] [明]宋濂：《杜詩舉隅序》，《杜詩詳注》，第2723頁。
 
[52] [清]黃子雲：《野鴻詩的》，丁福保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51頁。
 
[53] [清]仇兆鼇：《杜詩詳注》，第16頁。
 
[54] 何慎怡：《杜詩引<詩>考》，《第六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289、300頁。
 
[55] [清]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說詩晬語箋注》，第16頁。
 
[56] 丁福保編：《清詩話》，上冊，第154-155頁。
 
[57] 譚坤：《論楊倫<杜詩鏡銓>的經學意識》，《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5期。
 
[58] [清]楊倫《杜詩鏡銓》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少陵出而沉鬱頓挫，每多大篇，遂為詩道中另辟一門徑。無一語蹈襲漢魏，正深得其神理。”
 
[59]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211-212頁。
 
[60]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第215-216頁。
 
[61] 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8-129頁。
 
[62] [宋]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見《杜詩詳注·附編》，第2238頁。
 
[63] [宋]鄒浩《道鄉先生文集》卷二七《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
 
[64] [宋]唐庚：《唐子西文錄》，《曆代詩話》上冊，[清]何文煥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43頁。
 
[65] 吳怡鳳：《杜甫與<詩經>：一個文學典律形成的考察》，《詩經研究叢刊》2002年第2期，第45頁。
 
[66]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前揭書，第199頁。
 
[67] [金]元好問：《杜詩學引》，《杜詩詳注》，第2726頁。
 
[68] [宋]楊萬裏《江西宗派詩序》：“蘇、李之詩，子列子之禦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嚐有待者，聖於詩者歟？”（《誠齋集》卷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