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建族：康有為(wei) 建國主張中的夷夏之辨

作者：蘇小秋（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41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

摘    要：在19世紀末，西方“民族主義(yi) ”浪潮席卷全球之際，諸多傳(chuan) 統帝國相繼瓦解。在列強入侵下，清帝國也到了生死存亡關(guan) 頭，有識之士紛紛尋求救國方案。康有為(wei) 的關(guan) 注點，是中國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全方位延續帝國的疆域和文明，避免陷入肢解、分裂或滅亡局麵。有別於(yu) 章太炎、孫中山，康有為(wei) 力倡混合清朝疆域內(nei) 所有種族，在中國固有的領土、人口和文化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族”。這種“以國建族”而非“以族建國”的思想，源自《公羊》學的“夷夏之辨”。在該學說中,“攘夷”隻是華夏文明捍衛自身的臨(lin) 時手段，“遠近大小若一”則是其終極理想。“夷夏之辨”強調在動態中界定夷夏雙方。康有為(wei) 借助這種動態視角，發揮《公羊》學“夷夏之辨”，提出了有別於(yu) 僵化、靜態的現代民族主義(yi) 的新思想，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具有啟發意義(yi) 。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wei) 遊曆海外，探求救國良方，先後提出虛君共和論、文明移植論、物質救國論、理財救國論等方案，對中國的前途可謂殫精竭慮。其中，現代中國的建立與(yu) 國家認同的奠基，是康有為(wei) 思索的核心主題。起源於(yu) 西方的民族主義(yi) 隨著現代化浪潮傳(chuan) 遍全球，舊時依賴君臣之義(yi) 維係的多民族王朝皆岌岌可危。與(yu) 清王朝同病相憐的奧斯曼帝國的瓦解對康有為(wei) 觸動極大，中國如何避免覆滅命運則成為(wei) 康有為(wei) 長期考慮的問題。康有為(wei) 的思想探索，最重要的理論資源當屬《公羊》學“異內(nei) 外”之義(yi) ，其核心問題即“夷夏之辨”。

關(guan) 於(yu) 康有為(wei) 對中國的現代轉型的思考，以及與(yu) 之緊密相關(guan) 的“民族國家”問題，多年來一直為(wei) 思想界所重視。學者們(men) 從(cong) 各種角度對此進行梳理，並提出了不少精到的見解。如：金觀濤、劉青峰考察近代以來“天下”“萬(wan) 國”和“世界”的概念流傳(chuan) ，梳理了民族主義(yi) 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郭成康從(cong) 清代皇帝的“中國觀”入手，考察清朝官方對“中國”認同的發展。上述研究為(wei) 我們(men) 理解康有為(wei) 的思考提供了詳細的時代和思潮背景。【1】陳明則從(cong) “文明論”的視角出發，在政治架構和文化精神的關(guan) 係中思考康有為(wei) 的轉型主張，【2】從(cong) 而提供了現代“民族國家”思路之外更加宏闊的視角，即：康有為(wei) 並不主張徹底擺脫帝國形態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而是務實地考慮如何在現代轉型中繼承帝國形態中的合理因素。李莉、朱憶天從(cong) “國族”構建的角度出發，指出康有為(wei) 對“國族”建構的堅定信心。3這些既有研究成果，為(wei) 我們(men) 理解康有為(wei) 在中國現代轉型問題上的主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果我們(men) 注意到康有為(wei) 思想的《公羊》學淵源，並考察《公羊》學“夷夏之辨”的內(nei) 涵，則能對康有為(wei) 的建國主張及其現代意義(yi) 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標準何在：康有為(wei) 的夷夏論

夷夏問題出自《公羊》學“三科九旨”之“異內(nei) 外”，其義(yi) 有三。其一，王化由近及遠。《春秋》有“詳內(nei) 略外”的筆法，《公羊傳(chuan) ·隱公十年》稱：“《春秋》錄內(nei) 而略外，於(yu) 外大惡書(shu) ，小惡不書(shu) ；於(yu) 內(nei) 大惡諱，小惡書(shu) 。”何休注曰：“於(yu) 內(nei) 大惡諱，於(yu) 外大惡書(shu) 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nei) 無大惡，然後可以治諸夏之大惡。”【4】此即《論語·衛靈公》“躬自厚而薄則於(yu) 人”之義(yi) 。其二，攘夷。《公羊傳(chuan) ·僖公十年》雲(yun) ：“南蠻與(yu) 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wei) 王者之事也。”【5】桓公抵禦蠻荊，保衛華夏，故《春秋》褒之。這是表明攘夷的必要性。然而攘夷的正義(yi) 性是有前提的。《公羊傳(chuan) ·莊公三十年》載齊人“伐”山戎，有貶齊桓之意，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6】可見攘夷的正當性在於(yu) 捍衛華夏文明，不可假之以行欺壓。其三，化夷。《公羊傳(chuan) ·宣公十二年》載晉楚邲之戰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yu) 晉而與(yu) 楚子為(wei) 禮也。”【7】楚莊王本已退兵，晉國不顧鄭國已與(yu) 楚和解，挑起戰端，無善善之心。書(shu) “楚子”，因楚能守禮，故進之為(wei) 諸夏。同樣，中國有夷狄之行，則退之以為(wei) 夷狄。邲之戰，書(shu) “晉荀林父”，按照《春秋》筆法，是貶晉為(wei) 夷狄。正如韓愈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8】

關(guan) 於(yu) 夷夏之別，曆來有兩(liang) 種判斷標準。一則種族血統之別，一則禮義(yi) 道德之判。首先，如《白虎通》雲(yun) ：“夷狄者，與(yu) 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yi) 所能化，故不臣也。”【9】則夷狄與(yu) 華夏所居異地，又有種族、習(xi) 俗差異。其次，夷夏之別並無絕對界限，而以禮義(yi) 道德之有無為(wei) 標準。《公羊》又有將吳、楚進為(wei) 華夏，而黜晉為(wei) 夷狄的筆法，表明夷狄有禮則應視作華夏，諸夏背棄禮義(yi) 則當貶為(wei) “新夷狄”。故而在《公羊》學中，夷夏的判定標準，時刻處在動態過程之中：教化或道德之有無是絕對標準，種族與(yu) 地域隻是相對標準。因為(wei) 夷夏之辨的標準處於(yu) 動態之中，故而又與(yu) 《公羊》強調時間維度的“張三世”之義(yi) 密切關(guan) 聯。何休表述“三世”之義(yi) 為(wei) ：衰亂(luan) 世“用心尚粗觕，故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nei) 而後治外”；升平世“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夷狄進至於(yu) 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10】據此，在王化尚未遍及天下時，攘夷與(yu) 化夷都是捍衛與(yu) 推行王化的手段。由此可知，夷夏之辨從(cong) 根本上講，不在種族或地理之別，而在對先王教化的認同與(yu) 踐行。隻不過，在現實中，承擔先王教化使命的人群是具體(ti) 的，故而又不得不有種族與(yu) 地理之別。

正因為(wei) “夷夏之辨”兼具開放和封閉兩(liang) 種理解，“當中國政治經濟力量衰落時，主導天下觀的華夏中心主義(yi) 就會(hui) 趨向封閉，嚴(yan) 於(yu) 防範以夷變夏”【11】。宋人處偏安之世，受西夏、遼、金之迫，無力化夷，故而宋儒治《春秋》者每以攘夷為(wei) 第一義(yi) ，如孫複、胡安國等。則宋儒的夷夏之辨，多以種族分界為(wei) 限。至於(yu) 清廷，本是漁獵之族，依靠武力入主，不由得在入關(guan) 之初，對夷夏之辨諱莫如深。其後，麵對統治正當性危機，雍正皇帝著《大義(yi) 覺迷錄》予以回應。書(shu) 中嚴(yan) 正聲明了對華夏文明和教化理想的捍衛：“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以為(wei) 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wan) 物一體(ti) ，自古迄今，萬(wan) 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群分，鄉(xiang) 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wei) 同異者也。”【12】同時將滿漢之別約化為(wei) 地域方位之別：“不知本朝之為(wei) 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wei) 東(dong) 夷之人，文王為(wei) 西夷之人，曾何損於(yu) 聖德乎？”【13】雍正皇帝此處論證滿漢一體(ti) ，援引了《春秋》“異內(nei) 外”之義(yi) 。對此，唐文明指出，“夷夏之辨”中的教化意義(yi) 與(yu) 地理意義(yi) ，成了清廷反駁夷夏之辨的種族意義(yi) 、論證其統治正當性的理論基礎。【14】此外，雍正皇帝又強調“統一”的重要性。蓋清代疆域遼闊，除中原之外，又有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文化，則清王朝又頗有“帝國”之性質；然而，清廷對“內(nei) 外”邊界有著十分明確的意識，且其疆域觀念大致等同於(yu) 現代國家之國界觀念。【15】此種特殊曆史情形下，清代《公羊》學中的“夷夏之辨”也更加複雜。

乾隆年間，莊存與(yu) 作《春秋正辭》，將《春秋》之義(yi) 提取為(wei) 九個(ge) “正辭”，即奉天、天子、內(nei) 、二伯、諸夏、外、禁暴、誅亂(luan) 、傳(chuan) 疑。今人通常認為(wei) 莊氏《春秋》學意在迎合清廷，消弭朝廷與(yu) 士林的對立關(guan) 係。如辛智慧稱：“將判分夷夏的標準確立為(wei) 以君臣之義(yi) 、父子之親(qin) 、男女之別為(wei) 內(nei) 核的‘禮’，從(cong) 而將夷夏身份問題轉換為(wei) 君臣禮教問題。”【16】汪暉指出：“莊存與(yu) 通過各種論述取消了內(nei) 外的嚴(yan) 格分野，以‘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為(wei) 基本價(jia) 值取向，以禮儀(yi) 而非種族作為(wei) 王朝認同的前提，呼應了清代法律和禮儀(yi) 改革的主導傾(qing) 向。”【17】劉逢祿治《公羊》，則絕口不提“夷夏之辨”的種族之別。其《秦楚吳進黜表序》稱“(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於(yu) 戎狄。然其地為(wei) 周之舊，有文武貞信之教，無敖僻驕侈之誌，亦無淫佚昏惰之風”，又謂“觀於(yu) 《春秋》，以吳楚狎主中國，而進黜之義(yi) ，雖百世不可易也”。【18】似乎在劉逢祿看來，《公羊》學“異內(nei) 外”之義(yi) ，僅(jin) 表明王者教化有先後之別，而無關(guan) 乎種族差異。其後的清代《公羊》學，在夷夏問題上基本與(yu) 劉逢祿一致。龔自珍關(guan) 注大一統觀念之下的地理學，魏源對海洋時代危機的構想與(yu) 應對，都可歸於(yu) 清代特殊國情下的內(nei) 外關(guan) 係問題。

康有為(wei) 治《公羊》，在“夷夏之辨”上繼承了清代《公羊》學的這一傳(chuan) 統。康有為(wei) 論“夷夏之辨”，並不把清廷視作夷狄。康有為(wei) 稱：“故夷狄而有德，則中國也；中國而不德，則夷狄也。並非如孫明複、胡安國之嚴(yan) 華夷也。蓋孔子之言夷狄、中國，即今野蠻、文明之謂。”【19】在注解《春秋》“荊敗蔡師於(yu) 莘”時，康有為(wei) 提出：“蓋孔子之貴中國者，貴其禮義(yi) 也；不欲無禮義(yi) 人之犯有禮義(yi) 人，不欲野蠻人之犯文明人；然後人道益以進化。”【20】這裏將夷夏之辨理解為(wei) 野蠻與(yu) 文明的差別，並將“攘夷”之義(yi) 解釋為(wei) 文明共同體(ti) 麵對野蠻侵略的必要防衛。在對“邲之戰”的注釋中，康有為(wei) 稱：“後儒尊攘之說，則當親(qin) 者晉，不當親(qin) 者楚也，何德之足雲(yun) ？不知《春秋》之義(yi) ，中國、夷狄之別，但視其德。中國而不德也，則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則中國之。無疆界之分、人我之相。否則，孔教不過如婆羅門、摩訶末之閉教而已。後儒孫明複、胡安國之流不知此義(yi) ，以為(wei) 《春秋》之旨最嚴(yan) 華夷之限。於(yu) 是尊己則曰神明之胄，薄人則曰禽獸(shou) 之類。苗、瑤、侗、僮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之。嗚呼!背《春秋》之義(yi) ，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義(yi) ，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21】康有為(wei) 在這裏總結曆史發展軌跡，認為(wei) 華夏的範圍是不斷擴展的，華夏的標準在“德”，而不在疆界、人種；並批評宋儒罔顧現實，以種族為(wei) 界，畫地自限，阻礙了華夏文明的發展。

康有為(wei) 對孫複、胡安國的批評，如果僅(jin) 從(cong) 《公羊》學本身而言，似乎顯得苛刻，因為(wei) 原始的“夷夏之辨”確實包含種族因素。但從(cong) 根本上看，“夷夏之辨”的標準確實在文明高低而非其他。因此，康有為(wei) 的夷夏論大致可概括為(wei) ：華夏和夷狄的區別在於(yu) 文明教化程度，而不在種族和地域——華夏的範圍始終處於(yu) 變動之中，諸多曾經被視為(wei) 夷狄的群體(ti) ，在曆史長河中也成為(wei) 華夏的一部分。

二、康有為(wei) 的民族國家建構主張

康有為(wei) 對“內(nei) 外”的理解，既繼承了莊存與(yu) 以來的清代《公羊》學傳(chuan) 統，也與(yu) 其本人的心性有關(guan) 。康有為(wei) 素來就有人類大同的理想，區區滿漢之別固不足計較。康有為(wei) 所著眼的問題，並非滿漢之爭(zheng) ，甚至也不是朝代更迭，而是儒家教化與(yu) 國家形態在大變局下的挑戰。就儒家教化麵臨(lin) 的衝(chong) 擊而言，歐洲中心主義(yi) 帶來的“全球知識”，讓儒學作為(wei)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地位不複存在，儒家的價(jia) 值體(ti) 係發生動搖。對於(yu) 重建儒學的“普遍主義(yi) ”，康有為(wei) 通過自己的“三世”學說做出了嚐試，而更緊迫的挑戰則是大變局下國家形態的變革。基於(yu) 對“萬(wan) 國競逐”時代的感知，康有為(wei) 深知，不論朝代是否更迭，中國都將進行現代轉型。而此時的現代轉型，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民族國家”的建立。

建立“民族國家”是現代民族主義(yi) 的訴求。對於(yu) 這種民族主義(yi) 的力量，梁啟超講得更為(wei) 透徹：“此一大主義(yi) 以萬(wan) 丈之氣焰，磅礴衝(chong) 激於(yu) 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xing) ，逆之者亡。以拿破侖(lun) 曠世之才，氣吞地球八九於(yu) 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為(wei) 囚虜，十年壯圖，泡滅如夢，亦惟反抗此主義(yi) 之故。”【22】梁氏指出，拿破侖(lun) 之所以敗，全因挑戰了民族主義(yi) 。舊日龐大帝國之分裂，皆由於(yu) 民族主義(yi) 衝(chong) 擊。一旦有了民族主義(yi) ，再弱小的國家也會(hui) 迸發強大的力量：“以崎嶇山穀之杜蘭(lan) 斯哇兒(er) ，其人口曾不及倫(lun) 敦負郭之一小區，致勞堂堂大英三十餘(yu) 萬(wan) 之雄兵，至今猶患苦之。凡百年來種種之壯舉(ju) 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yi) 磅礴衝(chong) 激於(yu) 人人之胸中，寧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於(yu) 異種人壓製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23】現代民族主義(yi) 浪潮席卷全球，舊時之帝國主義(yi) 也變為(wei) 民族帝國主義(yi) 。梁啟超認為(wei) ，中國當此民族帝國主義(yi) 侵犯之際，若全憑一二英雄奮起，則無從(cong) 抵抗，惟有發揚民族主義(yi) 才能凝聚力量，否則中國永無自立自強之時。【24】然而在當時中國，朝廷上滿漢隔閡猜忌的現實，使得民族主義(yi) 的劍鋒首先指向清廷，或者說得更具體(ti) 一些，滿族皇室。

這一時期，關(guan) 於(yu) 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主張，聲勢最浩大的是章太炎、孫中山等以建立漢人的民族國家為(wei) 訴求的“種族革命”論。章太炎自1900年起立場徹底轉向排滿革命，主張將滿人驅逐至故地：“建州一衛，本爾舊區，其自返於(yu) 吉林、黑龍江之域。”【25】章氏又將滿漢截然對立，從(cong) 人種上區分通古斯人與(yu) 華夏祖先不同。他甚至表示，即便能證明滿漢同祖同宗，也不能將二者視為(wei) 同一民族。【26】孫中山也主張：“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滅韃虜清朝，光複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27】至於(yu) 章、孫二人後來主張混合漢人與(yu) 其他民族，建立一個(ge) 大的民族，則是民國建立以後的事。

康有為(wei) 極力反對章太炎、孫中山的這一主張。這與(yu) 他對孫複、胡安國的批評一脈相承。康有為(wei) 稱孫複、胡安國以“攘夷”為(wei) 第一義(yi) ，是“背《春秋》之義(yi) ，以自隘其道。”【28】康有為(wei) 認為(wei) ，漢人獨立建國將導致中華文化的畫地自限。庚子以後，民族主義(yi) 革命聲潮高漲，康有為(wei) 在1902年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更加旗幟鮮明地反對章、孫等人的排滿革命：“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wei) 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開辟蒙古、新疆、西藏、東(dong) 三省之大中國，二百年一體(ti) 相安之政府，無端妄引法、美以生內(nei) 訌，發攘夷別種之論以創大難，是豈不可已乎？”【29】康有為(wei) 注意到排滿革命的主張下隱藏著巨大的危險，即中國將走向分裂。這意味著中國將在萬(wan) 國競逐的大時代中不能自保，中國文明也將麵臨(lin) 危機。因此，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方式，隻能是合既有之人民為(wei) 新的大民族，在全盤繼承清王朝的疆域基礎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在這封答書(shu) 中，康有為(wei) 援引《公羊》學，著重論證了滿漢一體(ti) 的事實。

首先，滿人雖來自東(dong) 北，但夷夏之別不在地理方位。“舜為(wei) 東(dong) 夷之人，文王為(wei) 西夷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30】這與(yu) 《大義(yi) 覺迷錄》所言全然一致。其次，即便在血統上，滿漢也未必能別。“然則滿洲、蒙古，皆吾同種，何從(cong) 別而異之？”【31】尤為(wei) 重要的是，“夷”並非一成不變，楚國在春秋初期為(wei) 蠻夷，而戰國之時已不被視作蠻夷。漢高祖劉邦原本是楚人，卻無人斥之為(wei) 夷狄。如今中國四萬(wan) 萬(wan) 人，其先祖孰夷孰夏，既無須辨清，也無法辨清。如此則滿漢之別亦當止息。其三，康有為(wei) 稱：“夫夷夏之別，出於(yu) 《春秋》。然孔子《春秋》之義(yi) ，中國而為(wei) 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yi) 則中國之。故晉伐鮮虞，惡其伐同姓則夷晉矣；鄭伐許，惡其伐喪(sang) 則夷鄭矣；魯伐邾，惡其淩諸夏小國則並夷魯矣；楚莊王入鄭不取，邲之戰，則夷晉而中國楚矣。春秋當此之時，惟德是親(qin) 。然則孔子之所謂中國、夷狄之別，猶今所謂文明、野蠻耳。故中國、夷狄無常辭，從(cong) 變而移。當其有德，則夷狄謂之中國；當其無道，則中國亦謂之夷狄。將為(wei) 進化計，非為(wei) 人種計也。”【32】此處援引《公羊》學，將“華夏”“夷狄”等同於(yu) “文明”“野蠻”。所謂“為(wei) 進化計，非為(wei) 人種計”，即《春秋》別夷夏，不是為(wei) 了袒護某個(ge) 種族，而是為(wei) 了文明的進步。至於(yu) 滿漢之辮發、衣服不同，則隻是習(xi) 俗差異。

總之，康有為(wei) 的建國方案是混合清王朝疆域內(nei) 所有種族而成一新“國族”，因而在闡述現實時，他更強調滿漢之間的融合。而在援引曆史時，他更重視民族融合的過程，強調“夷夏之辨”的動態性，指出華夏在曆史中逐漸擴大的事實。而章太炎、孫中山主張漢人獨立建國，則是受到西來的現代民族主義(yi) 的影響。梁啟超將後者稱為(wei) “小民族主義(yi) ”，而將前者稱作“大民族主義(yi) ”。也有學者將這兩(liang) 種路徑總結為(wei) “以族立國”與(yu) “以國立族”之爭(zheng) 。【33】若按章、孫等人的“以族立國”主張，即以現有的民族各自獨立建國，則中國必隨清朝瓦解而分裂，如同令康有為(wei) 觸目驚心的奧斯曼帝國一般。康有為(wei) 的主張是“以國立族”。早在1898年設立保國會(hui) 時，康有為(wei) 即以“保地、保種、保教”為(wei) 旗幟。而“保全中國”為(wei) 其根本宗旨：“仆之素誌，以為(wei) 能保全中國者，無論何人何義(yi) ，皆當傾(qing) 身從(cong) 之；苟不能保全中國者，無論何人何義(yi) ，必不可從(cong) 也。且夫中國者，兼滿、漢、蒙、回、藏而言之；若舍滿、蒙、回、藏乎，則非所以全中國也。”【34】可見，康有為(wei) 保全的中國，包括了清朝留下的全部疆域和人口。

值得一提的是，康有為(wei) 的立場在當時也有呼應者，如持“金鐵主義(yi) ”立場的楊度，楊度提出：“中華雲(yun) 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jin) 非一地域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wei) 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yi) ，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wei) 夷狄，夷狄可以進為(wei) 中國，專(zhuan) 以禮教為(wei) 標準，而無有親(qin) 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35】楊度的主張，與(yu) 康有為(wei) 、梁啟超所言可謂雷同。此外，隨著時局發展，“大民族主義(yi) ”越來越成為(wei) 各界共識。隨著清帝遜位，隆裕太後退位詔書(shu) 的頒布，以及“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一個(ge) ”等理念的提出，曆史的走向也正是沿著“總合各族組建大中國民族”的方向。【36】

三、康有為(wei) 建國主張的現代意義(yi)

現代民族主義(yi) 形成於(yu) 一戰前後，以《威斯特伐利亞(ya) 合約》誕生為(wei) 標誌。隨著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zheng) 等事件以及歐洲各國對拿破侖(lun) 擴張的反抗，民族主義(yi) 在歐洲深入人心，又伴隨著歐洲海外殖民而傳(chuan) 遍全球。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雖然時有變化，但大體(ti) 基於(yu) 這種西來的民族主義(yi) 觀念。

在清末大變局麵前，中華文明在國家建構層麵的任務，是如何從(cong) 清王朝的帝國形態轉為(wei) 現代國家，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民族獨立”的主權國家。革命黨(dang) 人主張漢人獨立建國，建立單一的漢族中國，似乎是順應了這種民族主義(yi) 的潮流。但這種民族主義(yi) ，將“民族”理解為(wei) 靜態的、一成不變的不同群體(ti) ，刻意強化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其後果極為(wei) 危險。然而在當時，人們(men) 對“民族主義(yi) ”的驚人力量的認知，以及民族認同的廣泛傳(chuan) 播，使得這種西方式的“民族國家”似乎理所當然地成為(wei) 中國現代轉型的唯一選擇。將章太炎、孫中山等革命黨(dang) 人的選擇稱為(wei) “時代大勢”似乎並不為(wei) 過。然而，現代國家的建構，注定是漫長和複雜的過程，又豈能以單一民族的獨立建國方案為(wei) 捷徑，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jue) ？就此而言，革命黨(dang) 人的“順應大勢”，恐怕也是對西方“民族主義(yi) ”的迷信。

而康有為(wei) 的選擇，可以說是對這種“大勢”的消極應付。康有為(wei) 用“以國建族”的方式暫且“偽(wei) 裝”出民族國家的形態，而實際上對這種“民族主義(yi) ”背後的狹隘偏執不以為(wei) 意。康有為(wei) 堅持以《公羊》學的“夷夏之辨”來理解“民族”，將民族視為(wei) 動態的、互相交流融合的、處於(yu) 變化之中的族群。因此，康有為(wei) 對西方“民族主義(yi) ”的態度似乎是：方其銳不可當之際，則用“以國建族”稍避其鋒，待其勢衰。他堅信超越“民族主義(yi) ”的“文明教化”層麵的認同將會(hui) 回歸。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康有為(wei) 始終未曾放棄以文教立國。對比革命黨(dang) 人的“順應大勢”，康有為(wei) 的主張更顯得苦心孤詣。而革命黨(dang) 人執政之後改弦更張推行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則顯出康有為(wei) 等立憲派人士在此問題上的先見之明。

從(cong) 戊戌變法到流亡海外，康有為(wei) 始終反對“排滿革命”說。民國成立以後，康有為(wei) 仍汲汲於(yu) “以國立族”。無論是清廷遜位前的保皇主張，還是民國肇建後的孔教會(hui) 運動，皆為(wei) 康氏“以國立族”的策略。蓋不論何時，康有為(wei) 的首要目標都是“保國、保種、保教”。在中國的現代轉型道路選擇上，康有為(wei) 並不迷信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態，而是堅守儒家立場，相信以文教凝聚的國家形態的未來。這種國家形態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帝國的形態。甚至可以說，康有為(wei) 用理性務實的策略，試圖將即將到來的現代中國與(yu) 傳(chuan) 統的中國文明維持在一起。

回顧曆史，康有為(wei) 在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上，無疑有卓識遠見。這種遠見，在於(yu) 用動態的眼光理解“民族”概念。康有為(wei) 此種眼光，正是源自《公羊》學中“夷夏之辨”的張力，即夷夏雙方都處在動態之中，在文明教化的推廣下，所有族群終將通向“遠近大小若一”的大同之世。在現代中國的建構進程中，康有為(wei) 基於(yu) 《公羊》學“夷夏之辨”的建國主張，仍具有重要啟發意義(yi) 。

注釋
 
1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 “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頁；章永樂：《在“國競”中“去國”——康有為論德國崛起與世界秩序的未來》，《原道》2016年第2期；張廣生：《衝擊與回應——康有為儒教中國的轉型之思》，《原道》2016年第2期。
 
2參見陳明：《霸王道雜之：中華帝國的政治架構與文化精神》，《中國政治學》2020年第2期。
 
3參見李莉、朱憶天：《康有為的“國族”構建說探究》，《理論探索》2020年第1期。
 
4《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頁。
 
5《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頁。
 
6《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頁。
 
7《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頁。
 
8韓愈：《原道》，《五百家注韓昌黎集》第二冊，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675頁。
 
9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18頁。
 
10《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
 
11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 “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頁。
 
12 沈雲龍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36輯，台灣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頁。
 
13 沈雲龍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36輯，台灣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頁。
 
14 唐文明：《近憂：文化政治與中國的未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15 參見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頁。對於“新清史”悖謬之處，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
 
16 辛智慧：《莊存與公羊學視域中的夷夏觀析論》，《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17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553頁。
 
18 劉逢祿：《春秋公羊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頁。
 
19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頁。
 
20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頁。
 
21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頁。
 
22 《梁啟超全集》第二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24頁。
 
23 《梁啟超全集》第二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25頁。
 
24 《梁啟超全集》第二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頁。
 
25 《章太炎全集》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頁。
 
26《章太炎全集》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頁。
 
27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1頁。
 
28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頁。
 
29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頁。
 
30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頁。
 
31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頁。
 
32 《康有為全集》第六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頁。
 
33 李莉、朱憶天：《康有為的“國族”構建說探究》，《理論探索》2020年第1期。
 
34 《康有為全集》第九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頁。
 
35 《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頁。
 
36 參見陳明：《重思中國：國家之發生、國族之建構以及帝國之轉型——基於儒家視角的曆史考察》，《原道》2015年第3期；孫建偉：《論康有為<中庸注>立教改製思想》，《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