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成主義(yi) ，抑或現代儒家激進主義(yi)

作者：汪暉

來源：《讀書(shu) 》2023年第1期

從(cong) “五四”時代起，梁漱溟就一直是此起彼伏的思想和政治潮流中的異數。他既置身潮流之內(nei) ，又並非隨波逐流，既力量相對微弱，卻又能在主流濤湧撞擊之時持續產(chan) 生影響，且跨越幾個(ge) 局勢十分不同的時期。他的思想和實踐在持續吸引著眾(zhong) 多的研究者的同時，還時時成為(wei) 公眾(zhong) 生活和社會(hui) 實踐中的標識性話題。梁漱溟的思想淵源並不單純，兼及儒、佛和西學不同流派；在卷入政治運動的過程中，他與(yu) 不同政治力量均有聯係，但這些複雜方麵從(cong) 未掩蓋其思想主張的獨特性和思想性格的辨識度。學術界對於(yu) 梁漱溟思想和實踐的評價(jia) 不一，但基本共識多於(yu) 相互對立：現代新儒家的開山者，新文化運動時代的文化守成主義(yi) 者，鄉(xiang) 村建設的實踐者，以及第三勢力的參與(yu) 者。關(guan) 於(yu) 這些不同方麵之間的思想關(guan) 聯，學者也多有論述，例如認為(wei) 他的鄉(xiang) 村建設工作也正是其文化哲學的社會(hui) 性展開，其政治運動也與(yu) 自身哲學理念相互關(guan) 聯，等等。王悅之《梁漱溟與(yu) 現代儒家激進主義(yi) 的興(xing) 起》提出的問題是：這些論述是否足以說明梁漱溟在風雲(yun) 變幻、波瀾激蕩的洪流中，在以國共及相關(guan) 政治鬥爭(zheng) 構成的光譜中的獨特位置呢？

1954年的梁漱溟（來源：biodynamic-foods.com）

在對梁漱溟一生事業(ye) 展開分析之前，或許可以區分兩(liang) 類知識分子：一類人始終把時代的課題當成自己的課題，殫精竭慮，上下求索，其思考的係統性是通過一係列實踐進程而呈現的；另一類人更傾(qing) 向於(yu) 將自己的意念視為(wei) 時代的課題（其中的秀異分子經過了對時代課題的艱苦探索而凝聚為(wei) 意念，但實為(wei) 極少數），苦思冥想，開宗立派，其影響多半僅(jin) 及於(yu) 其門人或門派。梁漱溟屬於(yu) 前者，他之被視為(wei) 現代新儒家之開山，毋寧是學術史上事後追溯的結果。王悅之認同《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為(wei) 現代新儒家的誕生開辟了道路，但隨即提出了如下設問：“為(wei) 什麽(me) 作為(wei) 現代新儒家的代表，隻有梁漱溟一人參與(yu) 了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為(wei) 什麽(me) 同樣是現代新儒家，牟宗三根本不認同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現代新儒家和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究竟是一種什麽(me) 樣的關(guan) 係？”對梁漱溟而言，何為(wei) 時代的中心問題，如何回應這一中心問題，才是思考的重心。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梁漱溟不同於(yu) 許多以他為(wei) 先驅的現代新儒家；他是投身實踐的思想者，人格峻偉(wei) ，但並無書(shu) 齋知識分子的潔癖，為(wei) 實現其理想、檢驗其學說，他與(yu) 處於(yu) 中心位置的不同政治、經濟和軍(jun) 事力量之間始終存在緊張的競爭(zheng) 、合作、互動和矛盾的關(guan) 係。梁漱溟提出的每一個(ge) 主要觀點都會(hui) 觸動時代的神經，引發來自不同方向和不同力量的論辯，即便在今天，他的思想和實踐——尤其是關(guan) 於(yu)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和鄉(xiang) 村建設的理論——依舊是時代浪潮中醒目的標題。

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來源：mg.nlcpress.com）

從(cong) 思想的角度說，梁漱溟與(yu) 那些競爭(zheng) 性的不同力量——馬克思主義(yi) 者、自由主義(yi) 者、激進反傳(chuan) 統的現代化論者等——都試圖緊扣時代的中心課題，也具備抓住中心問題展開思想探索和社會(hui) 實踐的能力，他們(men) 之間的競爭(zheng) 、博弈和論辯始終沒有偏離有關(guan) 中國政治、經濟、社會(hui) 和文化的現代化路徑的探索。相對於(yu) 經院理論家在概念層麵的複雜推理和分析，實踐性思想家在概念上通常不那麽(me) 繁複和層層分梳，如梁漱溟提出的意欲、理智、理性等，都是哲學性的範疇，雖其來有自，但又不同於(yu) 一般性哲學概念（尤其是其理性概念，與(yu) 德國古典哲學的經典概念並不一樣），我們(men) 很難脫離其日常生活世界的運用把握意義(yi) 。但概念上的相對簡要，並不意味著概念內(nei) 涵的簡單或淺陋。事實上，實踐型思想家對研究者提出了要求，即為(wei) 了理解他們(men) 的概念和命題的豐(feng) 富內(nei) 涵，往往需要研究者為(wei) 之重構其在具體(ti) 語境中的含義(yi) ，並以此為(wei) 基礎，在概念上加以提煉和發揮，或在曆史脈絡中加以展開。這也恰如梁漱溟自己所說：“所謂哲學不必是一套理論，而是指人生最基本的取舍，一切因之而異。”（梁漱溟：《中國以什麽(me) 貢獻給世界呢？》）對於(yu) 他而言，離開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問題而僅(jin) 僅(jin) 在抽象概念裏做闡釋，是無法真正逼近其生平實踐和思想的。

什麽(me) 是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問題？我們(men) 可以列出一長串加以展開，但下述幾條是無法繞過的：傳(chuan) 統中國再造的建國方略，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再組織與(yu) 工業(ye) 化，民族精神（文化）的複興(xing) ，西方現代性的危機及其克服，以及人如何在生活中安頓自己，人類應該有怎樣的未來。正是圍繞這些基本問題，現代中國不同的政治力量展開了如何建國或建什麽(me) 樣的國、依靠誰建國或誰是現代中國變革的主要力量、如何實現或以何為(wei) 基礎實現工業(ye) 化，以及依托何種文化和價(jia) 值重建中國社會(hui) 並探索人類未來的大辯論和大實踐。因此，梁漱溟的辨識度不能僅(jin) 僅(jin) 通過他的邊緣性來加以勾畫，而應該從(cong) 其思想、實踐與(yu) 二十世紀中國麵臨(lin) 的基本挑戰，以及必須處理的基本問題之間關(guan) 係的角度加以闡釋。

1939年春，國民參政會(hui) 參政員梁漱溟從(cong) 四川大後方出發，到前線的皖、蘇、豫、魯、冀、晉各省，動員民眾(zhong) 、宣傳(chuan) 抗日，出入敵後遊擊區域達8個(ge) 月。9月18日，梁漱溟（前排右三）在洛陽與(yu) 其學生們(men) 合影（來源：nlc.cn）

在這方麵，梁漱溟與(yu) 那些信奉共產(chan) 主義(yi) 、三民主義(yi) 或自由主義(yi) 的政治人物之間的相似性，甚至大於(yu) 他與(yu) 那些被歸為(wei) 一類的思想/學術人物之間的重疊之處。例如他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與(yu) 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相互呼應，展開了對西方文明及其危機的思考，並以此為(wei) 契機，思考東(dong) 方文化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但與(yu) 此同時，他與(yu) 他的同道嚴(yan) 厲批判秦以降之專(zhuan) 製政治和民眾(zhong) 的迷信，與(yu) 新文化運動的主調基本一致。又如，辛亥革命後的代議製亂(luan) 象及其與(yu) 軍(jun) 閥政治的匯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西方文明危機，俄國革命的爆發及隨之產(chan) 生的革命政治和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均對中國思想和政治產(chan) 生了巨大衝(chong) 擊，人們(men) 追問：如果資產(chan) 階級代議政治不行，是應該走黨(dang) 政軍(jun) 一體(ti) 的道路，還是徹底動員民眾(zhong) ，實行俄國式的社會(hui) 革命？如果西方工業(ye) 文明及其技術進步帶來了文明毀滅的危機，中國現代化應該走以農(nong) 立國道路，還是完成西方已經走過的工業(ye) 化道路？在圍繞以農(nong) 立國與(yu) 以工立國的爭(zheng) 論中，梁漱溟承認工業(ye) 化的必要性，不讚成死守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舊樣式，但反對將破壞農(nong) 村社會(hui) 製度作為(wei) 工業(ye) 化的前提，其努力的方向是在鞏固、再造農(nong) 村社會(hui) 組織的進程中，為(wei) 工業(ye) 化提供基礎。北伐戰爭(zheng) 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將工作重點從(cong) 城市轉向鄉(xiang) 村，將對革命力量的探尋，從(cong) 工人、市民和學生轉向廣大的農(nong) 民，而梁漱溟幾乎在同時也轉向鄉(xiang) 村建設運動，聚焦於(yu) 鄉(xiang) 村秩序與(yu) 農(nong) 民，探索國家建設的基本方略。共產(chan) 黨(dang) 人與(yu) 梁漱溟都將農(nong) 民和鄉(xiang) 村秩序的重組視為(wei) 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基本路徑，但在這一重疊共識之上呈現的是兩(liang) 種不同且存在著對立、緊張的路徑與(yu) 模式。

1938年1月毛澤東(dong) 在延安會(hui) 見來訪的梁漱溟，二人徹夜長談，探討抗日戰爭(zheng) 的前途和中國革命的前景問題（來源：nlc.cn）

王悅之這部著作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梁漱溟置於(yu) 現代中國的時代使命及其運動之中，不是從(cong) 自我的或他人的命名出發，僅(jin) 僅(jin) 依靠某些觀念性的關(guan) 聯指認其思想特點，而是通過他的思想和實踐與(yu) 其他現代中國的主導力量之間的重疊與(yu) 分歧界定其曆史位置，得出若幹重要的洞見。我將這些洞見歸納為(wei) 如下幾個(ge) 方麵：首先，《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時期的梁漱溟可以被視為(wei) 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其時他與(yu) 後來的許多現代新儒家一樣，僅(jin) 有文化哲學，而無政治哲學，更沒有提供中國重建的實踐方略和理論綱領；其次，從(cong) 一九二〇年的村治學派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鄉(xiang) 村建設，梁漱溟雖然以鄉(xiang) 村和地方性實驗作為(wei) 政治實踐的地基，但他從(cong) 事的不隻是單純的鄉(xiang) 村建設或地方性實踐，而是通過鄉(xiang) 村建設探索國家建設的總問題和總路線；第三，正由於(yu) 此，鄉(xiang) 村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涉及政治、倫(lun) 理、社會(hui) 組織、工業(ye) 化、中國文明等問題，但貫穿其間的是以建國藍圖為(wei) 脈絡而形成的一種新政治的哲學；最後，也是作者著力最多的觀點：投身鄉(xiang) 村建設的梁漱溟與(yu)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時期的梁漱溟有了前期與(yu) 後期的分別，不複為(wei) 現代新儒家，毋寧是直承宋代道學及其鄉(xiang) 約實踐、開創現代儒學激進主義(yi) 新傳(chuan) 統的人物。

正由於(yu) 涉及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與(yu) 人類未來的總路線，梁漱溟的理論和實踐才會(hui) 持續引發源自不同方向的路線之爭(zheng) 。王悅之將投身鄉(xiang) 村建設之後的梁漱溟思想概括為(wei) “現代儒家激進主義(yi) ”。這一提法與(yu) 艾愷將梁漱溟定位為(wei) “文化守成主義(yi) ”的說法形成了對話關(guan) 係——兩(liang) 者均強調梁漱溟承續儒家傳(chuan) 統以回應現代挑戰，但得出的結論有重要差別。調用激進主義(yi) 的概念顯然是為(wei) 了將梁漱溟置於(yu) 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問題中考察，突出梁漱溟與(yu) 現代中國革命之間的深刻聯係。首先，梁漱溟及村治學派與(yu) 新文化運動一樣，嚴(yan) 厲批判傳(chuan) 統中國的“君統政治”“勢力政治”和“專(zhuan) 製政治”，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缺乏政治意識、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需要在思想、社會(hui) 組織和政治製度上進行根本改造。因此，梁漱溟與(yu) 村治學派並不是一般意義(yi) 的保守派或守舊派，其致力的是一種新的理念、新的政治和新的哲學。其次，梁漱溟及村治學派順應近代以降的政治潮流，探討了一條獨特的人民政治的新路徑。晚清改革者以紳商作為(wei) 人民的代表性力量，新文化運動以青年知識分子作為(wei) 中堅，十月革命和北伐戰爭(zheng) 後新型政黨(dang) 湧現，他們(men) 力圖通過動員工農(nong) 大眾(zhong) 尤其是農(nong) 民形成革命勢力。這是一條人民的主體(ti) 內(nei) 涵的變遷史。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一變遷史抵達的是將土地革命和農(nong) 民動員作為(wei) 決(jue) 定現代中國命運的關(guan) 鍵時刻。梁漱溟以鄉(xiang) 村建設為(wei) 主要路徑的建國綱領與(yu) 中國革命的主導脈絡是一致的，他所做的同樣是喚醒和組織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的民眾(zhong) 、形成人民參政的社會(hui) 團體(ti) 和製度框架，做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工作。

梁漱溟與(yu) 鄒平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的同仁（來源：thepaper.cn）

梁漱溟和村治學派的實踐總是處於(yu) 一種抵抗與(yu) 順應的悖論結構之中：他們(men) 試圖打破國家不像國家的狀態，但其思路與(yu) 國民黨(dang) 的黨(dang) 國體(ti) 製構想完全不同；他們(men) 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致力於(yu) 動員民眾(zhong) 和組織民眾(zhong) ，但又不認同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階級鬥爭(zheng) 和土地革命方案。梁漱溟以村治和鄉(xiang) 村建設為(wei) 地基的建國構想可以說是一套儒家的變革方案，但這一方案所包含的激進內(nei) 容又與(yu) 現代新儒家有著極大的區別。這一在與(yu) 時代潮流既抵抗又順應的過程中形成的變革道路，與(yu) 兩(liang) 宋道學之間有著某種結構性的類同。我的一個(ge) 基本判斷是：兩(liang) 宋道學（理學）在複古主義(yi) 的框架內(nei) 以兩(liang) 種古典觀念來攻擊所處時代的新規範和新製度：一方麵是綜合了天、道、天道等古典觀念而發明出來的新古典觀念“天理”，另一方麵是三代之王製和禮樂(le) ；前者是高揚的旗幟，後者是隱含的尺度。我們(men) 可以將理學的基本姿態歸納為(wei) ：以天道/天理對抗政術（郡縣製條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複宗法對抗市場流動，以倡導井田對抗貿易和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ju) ，以成德對抗功名，以複古的形式對抗外來文化和曆史變遷，等等。

1926-1936年，晏陽初在河北定縣開展平民教育實驗（來源：ruralstudies.com）

然而，理學的批判性建立在承認曆史變化的合理性的前提之下，從(cong) 而其理論結構的要素——如理、氣、心、性等——是以新的曆史關(guan) 係作為(wei) 其前提的，天理本身包含了對時勢的權衡。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天理概念的建立既是要在時勢的變遷中尋求確定性和存在的基礎，又是要將聖人之學的基本原則適應於(yu) 不斷變化的形勢。因此，與(yu) 其說理學是站在由上述要素構成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和文化取向的外部對其進行批判，毋寧說它是以批判性的、複古性的態度構築了一種悖論式的思想方式。例如，道學家們(men) 以道學及其封建理念對抗“政術”，但承認皇權中心主義(yi) 及其郡縣體(ti) 製；以義(yi) 抑利、以理抑欲，但又承認利與(yu) 欲的某種正當性；以宗法井田對抗田製、稅製改革，但又承認這些改革的曆史合理性；以古代學校的理念對抗科舉(ju) 取士，但也承認貴族製度衰敗的必然性；以宗族和封建為(wei) 道德理想，但又將成德的實踐落實在個(ge) 人的修身實踐之中；以“辟二氏”（佛教和道教）相號召，但其理論形式（宇宙論、本體(ti) 論或心性論）卻深受釋道二教的影響，以致後世將之批評為(wei) “陽儒陰釋”，等等。天理世界觀的悖論式姿態可以概括如次：第一，天理概念及其思想方式以一種複古的方式構成了對於(yu) 宋代社會(hui) 的各種新的發展的批判，但這一批判及其形式本身發生在宋代轉變內(nei) 部，並以這些轉變的曆史內(nei) 涵為(wei) 理論的前提；第二，以天理為(wei) 中心的思想譜係並不隻是一種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或哲學的體(ti) 係，它同時還是以這一方式展開的社會(hui) /政治理論。以天理為(wei) 中心的思想譜係最終卷入了大量的政治/道德辯論，這一事實證明的恰恰是：天理的成立標誌著儒學道德/政治評價(jia) 方式的轉型。

基於(yu) 對宋代儒學與(yu) 現代新儒家的重要區別的闡釋，王悅之越過梁漱溟思想與(yu) 某些具體(ti) 思想淵源（如陽明學派的王艮等）的關(guan) 係，將其在現代中國語境中的努力視為(wei) 對宋代新儒學的現代流變，並明確指出村治學派是宋代鄉(xiang) 約精神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梁漱溟激進的變革主張始終包含文化守成的內(nei) 核，一如其早期的文化守成主義(yi) 其實與(yu) 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張聲氣相通。與(yu) 現代新儒家主要從(cong) 心性之學的脈絡解釋宋明理學不同，王悅之注意發掘宋代儒學所內(nei) 含的製度變革內(nei) 容。用他的話說：

“宋代鄉(xiang) 約是在三代之治與(yu) 禮樂(le) 論的思想背景中興(xing) 起的，道學家力求開辟一種新的社會(hui) 政治渠道，既能吸引一批新士紳為(wei) 儒家的文化理想而奮鬥，又為(wei) 一般平民重建一套充滿意義(yi) 的禮樂(le) 秩序，而鄉(xiang) 約就是體(ti) 現這一禮樂(le) 秩序的最基礎與(yu) 最普遍的禮樂(le) 共同體(ti) 。”

“在新儒家的構想中，鄉(xiang) 治論不僅(jin) 僅(jin) 作為(wei) 一套製度具備功能的效率性，他們(men) 在對天道性命的探討中，通過據理義(yi) 、因時勢、定禮儀(yi) 、嚴(yan) 分守、行教化、和民情的各種努力，意圖達到一種秩序井然與(yu) 其樂(le) 融融的太平氣象。”

從(cong) 這一基本判斷出發，王悅之從(cong) 梁漱溟和村治學派的鄉(xiang) 村建設方案中，發現了禮樂(le) 複興(xing) 運動的曆史追求，即新禮俗的再造和新中國的重建，用梁漱溟自己的話說：“新社會(hui) 、新生活、新禮俗、新組織構造，都是一回事，隻是名詞不同而已。”（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這是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根本任務，也是梁漱溟改造中國的政治—文化綱領。但在他的身後，現代儒學激進主義(yi) 並未真正興(xing) 起。

1942年10月18日重陽，梁漱溟五十歲生日時留影於(yu) 桂林。同年，梁漱溟手書(shu) “吾生有涯願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來源：biodynamic-foods.com）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那種將心性之學與(yu) 製度化儒家分為(wei) 兩(liang) 截的論述方式，不過是從(cong) 現代新儒學的論述方式中衍生而來的認識框架，難以對梁漱溟的思想和實踐做出整體(ti) 性把握。我從(cong) 王悅之對梁漱溟的研究中也讀到了一種暗示，即“儒學遊魂說”（即儒學與(yu) 國家社會(hui) 體(ti) 製的脫節）並不是中國傳(chuan) 統的曆史宿命，毋寧是提出者無力追蹤時代問題的思想症候。對於(yu) 梁漱溟而言，即便是挫折與(yu) 失敗，亦與(yu) 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關(guan) ，其一生奮鬥與(yu) 思想絕非脫離時代變遷的遊魂。關(guan) 鍵的問題是：現代儒學者不能僅(jin) 限於(yu) 書(shu) 齋研究澄清禮樂(le) 規範，或用遊魂說為(wei) 自己的無力開脫，而應該結合當代中國和世界麵臨(lin) 的最嚴(yan) 峻的危機與(yu) 挑戰，將自身的觸角伸向更為(wei) 廣闊的生活世界，探索群眾(zhong) 路線，在具體(ti) 實踐中發現和摸索新的政治主體(ti) 及其持續再形成，提出思想綱領，尋求製度創新，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踏尋新路。儒學，或更廣義(yi) 地說中國傳(chuan) 統，是活的思想源泉，需要與(yu) 各種思想相互碰撞，在實踐中汲取能量，而不隻是案頭的招牌或教條。畫地為(wei) 牢，或孤芳自賞，隻能證明思想的自我封閉和停止生長。梁漱溟一生的不懈奮鬥所昭示的，也正是這一點。

梁漱溟晚年於(yu) 東(dong) 城區新中街寓所（來源：biodynamic-foods.com）

（《梁漱溟與(yu) 現代儒家激進主義(yi) 的興(xing) 起》，王悅之著，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