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時代的歧路上指點江山——鮑鵬山《風流去》讀劄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美文》2023年第1期

一

《風流去》是一本不易評價(jia) 的書(shu) 。當我決(jue) 定放下包袱，重讀這本書(shu) 的時候，這種感覺尤為(wei) 強烈。說它不好評價(jia) ，原因當然很多，但一個(ge) 相當重要的原因是，這本書(shu) 是經過了長達十餘(yu) 年的“迭代”和“化合”反應，而終於(yu) 成為(wei) 一個(ge) “現象”進入讀者視野的。其中所蘊含的內(nei) 容與(yu) 形式的“裏應外合”、文學和思想的“相愛相殺”、作者、編者與(yu) 圖書(shu) 市場的“互動雙贏”等一連串文化效應，使這本書(shu) 無形之中逸出了普通讀物的觀看閾值和評價(jia) 區間——這恐怕是其作者也始料未及的。

話要從(cong) 頭說。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尚不像如今這麽(me) 平庸和寥落——一個(ge) 過分追求格式化的時代常常會(hui) 造成對創造力的壓抑和戕害而不自知——那時，承續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複興(xing) 之緒餘(yu) ，總是不斷有“現象級”的人和事冒出來，引起公眾(zhong) 的圍觀和熱議。就散文領域而言，哀榮備至的王小波和異軍(jun) 突起的劉亮程，都不同程度地掀起過閱讀和批評的熱潮，而相比之下，餘(yu) 秋雨喧囂一時而媚態十足的所謂“文化大散文”早已滿足不了知性讀者的閱讀期待——從(cong) 某種程度上說，讀者的成長往往比作者要快，那些隨時準備成為(wei) 作者的讀者尤其如此。

就是在這個(ge) 節骨眼兒(er) 上，陝西西安一本剛創辦六年的散文類雜誌，開始陸續刊出一位“未名人”的係列散文，從(cong) 1998年開始，連續給他開了三年專(zhuan) 欄。這本雜誌，就是賈平凹主編的《美文》；而這位“未名人”，就是《風流去》的作者鮑鵬山。

2000年，東(dong) 方出版中心將鮑鵬山最早發表的係列專(zhuan) 欄文章冠以《寂寞聖哲》之名出版，賈平凹在《序》文裏這樣寫(xie) 道：

敢談聖賢，絕不是雞零狗碎的人要幹的事，但要寫(xie) 得不是所謂很學術的書(shu) ，又不是那種黑幕文字，卻不是誰都可以得心應手的。本書(shu) 的尖刻得之於(yu) 寬博，幽默得之於(yu) 智慧，恣肆得之於(yu) 安詳，尤其內(nei) 力的張合俯仰，語言的頑勁皮性，是我接讀書(shu) 稿中最好的一位，這本書(shu) 使聖賢庸行，大人小心，使我們(men) 不知不覺而知覺。……

從(cong) 後來的情形看，《美文》堪稱是鮑鵬山的伯樂(le) ，一本雜誌所能給予一個(ge) “未名人”的所有恩惠和榮寵，《美文》幾乎都毫無保留地給了鮑鵬山。細心的讀者應該知道，我說的還不是形式層麵的東(dong) 西，更多的是指對其“頑勁皮性”的寬容甚至是縱容——這對於(yu) 鮑鵬山來說固然是幸運，但對於(yu) 一本雜誌來說，何嚐不是一次冒險？

1998年，鮑鵬山35歲，已背井離鄉(xiang) 、浪跡高原十餘(yu) 年，正是荷戟彷徨、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光景，一朝利器在手，焉得不顧盼自雄，殺氣雄邊？猶如一位塞外獨行多年的刀客，鮑鵬山圖窮匕見，百步穿楊，竟把《美文》當作了不必擔心射偏的靶子，左右開弓，彈無虛發，文章一篇篇發表，名氣一天天壯大，大有指點江山、揮斥方遒之概。以至於(yu) 有人也把他放入當時炙手可熱的“文化大散文”中去論列了。

然而這時尚無《風流去》。嚴(yan) 格說來，彼時的鮑鵬山，聲名和影響力依然處於(yu) “野蠻生長”的邊緣狀態。印象中，直到2001年鮑鵬山調離青海，移居上海，他的人生“山海經”才真正進入到鯤鵬展翅、扶搖直上的華彩樂(le) 段。200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鮑鵬山的“思想的曆史”三部曲（《天縱聖賢》《彀中英雄》《絕地生靈》），無疑是一個(ge) 值得注意的標誌性事件，這三本書(shu) 不唯是《美文》雜誌係列專(zhuan) 欄文章的總體(ti) 展示，也意味著鮑鵬山的寫(xie) 作事業(ye) 進入到了主流文化平台的“包裝營銷”階段。與(yu) 此同時，鮑鵬山開始在上海圖書(shu) 館、上海電視台等公眾(zhong) 平台頻頻亮相，將其多年蘊積的知識、學養(yang) 、才氣和情懷盡情展露。這時候，人們(men) 才發現，原來鮑鵬山不僅(jin) 能“寫(xie) ”，還能“說”！

終於(yu) ，一個(ge) 以“說”著名的舞台向鮑鵬山發出了邀請。2008至2010年，鮑鵬山多次登上央視《百家講壇》，先後主講《新說水滸》係列和《》數十集，一時好評如潮，人氣直逼易中天。就這樣，從(cong) 青海到上海，又從(cong) 上海到北京，鮑鵬山完成了文化傳(chuan) 播學意義(yi) 上的兩(liang) 次“華麗(li) 轉身”。此時的鮑鵬山，真可用“才氣縱橫，運氣爆表，霸氣側(ce) 露”來形容了。

也就在此時，嗅覺靈敏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當機立斷，將“思想的曆史”三部曲化零為(wei) 整，隆重推出了一部更具視覺震撼力和市場衝(chong) 擊力的大書(shu) ——《風流去》。現如今，這部有點類似“拚多多”的傳(chuan) 統文化暢銷書(shu) ，差不多成了鮑鵬山的第一代表作，十餘(yu) 年來暢銷不衰，有的文章還被選入國家統編教材。別忘了，那一年是2009，距離青海時期的鮑鵬山在《美文》亮相剛好十年。

從(cong) 大眾(zhong) 傳(chuan) 播學的角度看，《風流去》的書(shu) 名起得實在是妙，就如鮑鵬山的本名一樣，基本上屬於(yu) “隻此一家，別無分店”。“風流去”，首先讓人想起辛棄疾《永遇樂(le) ·京口北固亭懷古》詞中的名句：“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接著還容易產(chan) 生一個(ge) 令人浮想聯翩的“歧義(yi) ”：猶如“吃茶去”可與(yu) “去吃茶”互文，這“風流去”三字是不是也有點兒(er) 誘人“去風流”的魅惑勁兒(er) ？於(yu) 是乎，“三千年來浪淘盡，一聲歎息風流去”——封麵上的兩(liang) 句“廣告詞”吸引了眾(zhong) 多曆史文化愛好者的目光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說《風流去》不易評論，還有一個(ge)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鮑鵬山也算得上是一位“風流人物”，如果不是他本人親(qin) 自操刀，實在也很難抓住其特質，展現其神采，盡顯其“風流”。更何況，《風流去》的作者雖然也叫鮑鵬山，卻又不盡是我二十年來在上海結交並引以為(wei) 同道的鮑鵬山——兩(liang) 者雖有基因生物學意義(yi) 上的“重影”情況，但畢竟不是完全“重疊”。根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訓，不僅(jin) 鮑鵬山在這二十年裏“日新月異”，就連作為(wei) 讀者的我，又何嚐沒有變化呢？比如，這次重讀《風流去》，我就分明感到，當年讓我倍感震撼的一些段落，如今似乎做了“減震”處理；而當年令我拍案叫絕的句子，如今竟讓我覺得要為(wei) 作者捏上一把汗了！西哲說：“人不可能兩(liang) 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良有以也！

我這麽(me) 說，一方麵是想表達，書(shu) 裏書(shu) 外其實有兩(liang) 個(ge) 作者——今天的鮑鵬山已經完成了對《風流去》的跨越，所以，如果我表達了對此書(shu) 某些段落的些許不滿，完全可以當作是對作者的一種讚美來看。另一方麵，書(shu) 裏書(shu) 外當然也有兩(liang) 個(ge) 讀者，今天的我盡管可以扮演一下鮑鵬山的批評者，但我更想說的是，很多作者已經被作為(wei) 讀者的我甩掉了，我卻一直甩不掉鮑鵬山。

這麽(me) 饒舌地說了半天，其實是想為(wei) 這篇文章設置一個(ge) 價(jia) 值中立的“錨點”，這也是我作為(wei) “獨立書(shu) 評人”一貫秉持的原則和立場。不過，盡管如此，我還是想開門見山地表達我對這本書(shu) 的基本評價(jia) 。我要說，這本《風流去》，集中體(ti) 現了鮑鵬山的“涉獵之廣、用功之勤、格局之大與(yu) 魄力之雄”——真要排座次，他的其他書(shu) ，恐怕是不得不“讓一頭地”的。

據我所知，單就讀書(shu) 而言，鮑鵬山起步甚早，手眼頗高。記得有一次閑聊，鮑鵬山告訴我：他在讀大學時，就買(mai) 了餘(yu) 嘉錫先生的《世說新語箋疏》反複閱讀。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句話對我的“打擊”其實很大，因為(wei) 餘(yu) 著初版於(yu) 1983年，而這一年，在安徽師大讀書(shu) 的鮑鵬山隻有20歲，就算他是1985年大四時才讀此書(shu) ，也才22歲。要知道，餘(yu) 先生此書(shu) 學術價(jia) 值極高，中華書(shu) 局的本子又是繁體(ti) 豎排，旁征博引，以文獻考據見長，一般讀者常常望而卻步，我是研究生時因為(wei) 做論文的需要才開始閱讀，當時已經28歲了——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就憑這一點，便可看出鮑鵬山早年讀書(shu) 既無禁區，更不功利，孔子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他是配得上的。當很多大學生還在風花雪月的時候，鮑鵬山可以坐在教室裏通宵閱讀《史記》，且於(yu) 冥冥之中和太史公發生了默識心通般的“量子糾纏”！所以，我們(men) 才能在《風流去》中看到他從(cong) 先秦到魏晉一路寫(xie) 來，舉(ju) 凡思想家如老、孔、墨、孟、莊、荀、商、韓、董、王，文學家如屈原、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嵇康、阮籍、陶淵明、謝靈運，政治人物如李斯、張良、陳平、晁錯、李固、諸葛亮，人物群像如仲尼弟子、黨(dang) 錮群英、建安烈士、魏晉名士等，無不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月旦陽秋，顧盼生姿。

盡管作為(wei) 中文專(zhuan) 業(ye) 古代文學史教學的同行，我很清楚鮑鵬山涉足古代思想家的書(shu) 寫(xie) ，與(yu) 中國文學史的課程教學不無關(guan) 係：古代文史哲不分，所以思想史上的大家，自然也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特別是在中古史以上，文學史和哲學史有著大量的重疊和互文現象。但是捫心自問，即使在我大學從(cong) 教18年後的今天，《風流去》中涉及的思想人物和經典作品，我自己都曾做過“地毯式”的研讀並寫(xie) 出帶有個(ge) 人特色的文章了嗎？坦白說，答案是否定的。你可以說自己沒有遇上《美文》這樣的“伯樂(le) ”，但你總要像孔子說的那樣，“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wei) 可知也”吧？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打算“退而結網”，那麽(me) 也就不要說什麽(me) “臨(lin) 淵羨魚”！尤其是，鮑鵬山在九十年代就開始閱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道德的人與(yu) 不道德的社會(hui) 》，以及黑格爾、池田大作等外國學者的著作，就更是令我自愧不如了。要知道，那個(ge) 時候的鮑鵬山，還隻是青海邊陲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師，很可能還時常為(wei) 生活、愛情、學曆、職稱等等“無明煩惱”所困擾，他憑什麽(me) 就能不可一世地吞吐古今人物、指點中外江山了呢？思前想後，恐怕隻能找到一種解釋，那就是在“少壯當打”之年，鮑鵬山早已像他的名字一樣立下了鯤鵬之誌，絕不甘庸庸碌碌度過一生，而他過人的文學稟賦又使其堅信自己必能闖出一條路來——這是一條思想者和言說者必然要經過的“林中路”。更何況，鮑鵬山還有一個(ge) 一般才子可能闕如的優(you) 點，那就是——堅忍和勤奮。他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不勤奮是最大的不道德。”鮑鵬山的勤奮幾乎可以用“生猛”來形容，二十多年來，他的筆一直沒有停下來，書(shu) 一本接一本地出，那條“林中路”也走得一天比一天開闊。盡管在古典文學學界，鮑鵬山顯得有些“另類”，並不代表“主流”，但正是這樣一種孤絕而高冷的姿態，才終於(yu) 成就了當下學術文化生態中十分特出而可觀的“這一個(ge) ”！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shang) 害”。我承認在我的求學之路上，總是被鮑鵬山這樣的榜樣人物隨時隨地“傷(shang) 害”著，我隻能慶幸自己有一顆還算強大的心髒，不時用“見賢思齊”四個(ge) 字支撐著自己踉蹌前行。所以，如果我說鮑鵬山是一粒“讀書(shu) 種子”，應該不會(hui) 有太多人反對吧？

以上兩(liang) 點，或者關(guan) 乎“傳(chuan) 播學”，或者關(guan) 乎“人才學”，都構成了本文“難度”之所在。如果前麵算是“知人論世”，接下來就要下一番“以意逆誌”的功夫了。就我的初衷而言，我不是僅(jin) 僅(jin) 給《風流去》寫(xie) 一篇所謂“書(shu) 評”，更希望藉此機會(hui) 為(wei) 鮑鵬山其人的“研究”做一個(ge) 前期的鋪墊。

事實證明，作為(wei) “讀書(shu) 種子”的鮑鵬山足夠“早熟”，他似乎對栽種自己的土壤和氣候頗為(wei) 不滿，所以當他“破土而出”的時候，顯然是憋著一股“炮筒子般的”火氣的！這種“火氣”既來自其生命深處的“血氣”，也來自文化成長中不斷奔突的“不平之氣”。作為(wei) 讀者，我們(men) 首先要感謝這一股彌漫在字裏行間的不管不顧的“火氣”。尤其是，當他向下麵三個(ge) 靶子“開火”的時候，年輕的讀者恐怕一定是像我當年一樣“樂(le) 開了花”的。

哪三個(ge) 靶子呢？且容我慢慢道來。

三

第一個(ge) 靶子就是黑暗的極權專(zhuan) 製。

英國學者阿克頓勳爵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裏的“絕對的權力”，其實就是漢娜·阿倫(lun) 特所謂的“極權”。盡管嚴(yan) 格說來，古代中國的皇權專(zhuan) 製與(yu) 現代社會(hui) 的極權政治並非一物，但兩(liang) 者有著大體(ti) 相似的專(zhuan) 製基因則是一不爭(zheng) 的事實；尤其是先秦法家的製度設計，甚至可謂極權政治的古代標本。而批判極權專(zhuan) 製和獨裁政治，恰是《風流去》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也使這部書(shu) 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部可供“借古鑒今”的“啟蒙讀物”。在鮑鵬山寫(xie) 作這些隨筆文字時，盡管目光是向著古代，但其情懷立場及思想資源卻是“現代性”的。所以，當鮑鵬山的批判之箭射向極權專(zhuan) 製這個(ge) 靶子時，就不僅(jin) 是“回向曆史”的文化批評，更是一種“朝向當下”的現實批判。這可能會(hui) 帶來一些先入為(wei) 主的“對象失焦”和“過度闡釋”，但僅(jin) 從(cong) 製度批判的角度而言，依然是有效的。比如，在批判商鞅的“壹民”說時，鮑鵬山一針見血地指出：

一個(ge) 絕對一致的一元社會(hui) ，就是一個(ge) 不折不扣的大監獄，所有的人們(men) 都是勞改犯，在國家指令下勞作，在勞作中改造，苟生，創造國家財富，維持國家生存，而個(ge) 體(ti) 自身，則隻有義(yi) 務，沒有任何實質意義(yi) 上的權利。（《商鞅》）

我們(men) 將這一判斷移諸對極權政治的分析，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在寫(xie) 陳平和晁錯時，鮑鵬山對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憤怒指斥亦可謂“有的放矢”：

專(zhuan) 製政體(ti) 一天不消滅，我們(men) 就一天不能既獨善其身，又兼濟天下——因為(wei) 若保持清白之身，首先就不可能在那樣的體(ti) 製中攫取權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究其根源，還在“專(zhuan) 製”二字！（《陳平》）

國家、民族、集體(ti) 等等，往往是政治虛偽(wei) 和虛偽(wei) 政治的最好遮羞布，是集體(ti) 自私與(yu) 無恥的最好理由！（《晁錯》）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yu) 恨。對絕對權力和社會(hui) 不公的批判，當然是源自對底層百姓的深切同情。“謝謝上帝！我不是權力的輪子，而是被壓在輪子下的活人之一。”這句泰戈爾的名言何嚐不是鮑鵬山的真實心聲呢？

不過，僅(jin) 僅(jin) 擁有“現代性”的視角和立場還不夠，由《風流去》的內(nei) 容所決(jue) 定，作者必須提供一種對曆史和文化的事實敘述和價(jia) 值判斷。從(cong) 曆史的“因果律”來看，絕對權力的鼓吹者往往沒有好下場，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韓非，無不死於(yu) 非命。在評述商鞅的“作法自斃”時，鮑鵬山引用了《鹽鐵論·非鞅論》中的觀點：“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如果將《風流去》中的人物書(shu) 寫(xie) 當作“史評”文章的話，顯然要在“事實判斷”之上，再加上一種“價(jia) 值判斷”——這就讓鮑鵬山與(yu) 其他“文化大散文”的作者拉開了距離。而此時的鮑鵬山，無疑是在行使一個(ge) “知識分子”的權利，他的榜樣可能就是魯迅這樣的批判者或者“公知”群體(ti) 。餘(yu) 英時在《士與(yu) 中國文化》中，曾將中國古代的“士”與(yu) 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做過對比：

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yu) 專(zhuan) 業(ye) 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guan) 懷著國家、社會(hui) 、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guan) 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guan) 懷又必須是超越於(yu) 個(ge) 人（包括個(ge) 人所屬的小團體(ti) ）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熟悉中國文化史的人不難看出：西方學人所刻劃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國的“士”極為(wei) 相似……“士”作為(wei) 一個(ge) 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餘(yu) 英時：《士與(yu) 中國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頁。）

不管今天的“烏(wu) 合之眾(zhong) ”如何抹黑“公知”這一群體(ti) ，都難掩“公共知識分子”的價(jia) 值和擔當。而就我所知，鮑鵬山是時常以“公共知識分子”自期的。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nei) ，他對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都是“自由派”，而不是所謂“新儒家”。這一定位後來又有調整，當然這是本文的“後話”了。

四

第二個(ge) 靶子則是幽暗的奴性人格。

一般而言，批判極權專(zhuan) 製，就勢必觸及魯迅所謂的“國民性”問題。盡管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國民性”很可能是一個(ge) 假命題，製度之惡必然扭曲人性，造成大麵積的“平庸之惡”，而無關(guan) 種族與(yu) 國家——這一點由東(dong) 西方的大量曆史事實可證。但不得不承認，魯迅當初對“國民性”的挖掘依舊有其深刻性，他的刀鋒隻要再往裏一探，便會(hui) 觸及專(zhuan) 製製度的“七寸”。魯迅在《燈下漫筆》中說中國古代無非就是這兩(liang) 個(ge) 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是“暫時作穩了奴隸的時代”——橫豎都是“奴隸的時代”；而在《狂人日記》中又寫(xie) 道：“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滿本上都寫(xie) 著兩(liang) 個(ge) 字‘吃人’！”這種對中國文化“黑暗料理”式的評判顯然並不“科學”，但卻足夠“人文”，至少道出了明清以來中國曆史的部分“真相”。對此，鮑鵬山是特別服膺的，他說：

專(zhuan) 製國家隻能有兩(liang) 種人：對體(ti) 製感到痛苦卻不得不服從(cong) 的奴隸；因長期服從(cong) 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商鞅》）

用對痛苦的感受來區分“奴隸”和“奴才”，是非常形象而深刻的。托爾斯泰有句名言：“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麽(me) 你還活著。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那麽(me) 你才是人。”按照這個(ge) 說法，奴隸和奴才都還不是真正意義(yi) 上的“人”。“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yan) 一旦被體(ti) 製剝奪，是無法形成健全人格的，如果有，也隻能謂之“奴性人格”。英國學者巴羅伊薩克·巴羅（Isaac Barrow，1630-1677）認為(wei) ，中國人的奴性人格與(yu) 滿清統治者大有關(guan) 係：“就對清政府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滿洲君王用獨特的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臣民，並按自己想要的模式塑造了臣民的性格。……當我們(men) 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大步向前的時候，他們(men) 實際上正在淪為(wei) 半野蠻人。”鮑鵬山也有相似的論述：

由“大丈夫”到“臣妾”，再到清代的“奴才”，這是中國封建專(zhuan) 製社會(hui) 的人格史。（《孟子》）

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造成這種“奴性人格”呢？鮑鵬山將其歸咎於(yu) “道德政治”的泛濫和墮落：

以道德為(wei) 基礎的政治必然是專(zhuan) 製政治，而專(zhuan) 製政治也必以道德為(wei) 基礎。所以孟子的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政治構想，必然與(yu) 專(zhuan) 製政治“狼狽為(wei) 奸”，從(cong) 而貽害無窮。（《孟子》）

尼布爾說，國家的最常見的道德特征就是虛偽(wei) 。在古代中國，國家常用這樣的道德特征來對待個(ge) 人：捕獲他的忠誠、才智，並進而占有他的一切，包括生命。……普遍的、絕對道德的人民與(yu) 絕對罪惡而不道德的政府。這太難以想象和不可思議了……是的，中國曆史上從(cong) 來也沒有出現過群體(ti) 意義(yi) 上的道德的人民。……在不道德的專(zhuan) 製社會(hui) ，做道德的個(ge) 人而想善終，難於(yu) 上青天！（《晁錯》）

絕對的權力當然就在邏輯上否定了相應的義(yi) 務，但要求沒有絲(si) 毫自主權力的群體(ti) 去負道德的責任，卻是無論如何也講不過去的。（《朱買(mai) 臣》）……

鮑鵬山的說法應該是其來有自的。胡適就曾說過：“一個(ge) 肮髒的社會(hui) ，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hui) 變成一個(ge) 有人味的正常社會(hui) ，道德也會(hui) 自然回歸。一個(ge) 幹淨的社會(hui) ，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那麽(me) 這個(ge) 社會(hui) 最終會(hui) 墜落成一個(ge) 偽(wei) 君子遍地的肮髒社會(hui) 。”盡管在對整個(ge) 專(zhuan) 製社會(hui) 的人性墮落予以批判時，技術上難免會(hui) 做一種簡單方便的“打包處理”，但總體(ti) 來講，集權專(zhuan) 製帶來道德墮落，催生出了奴性人格，這一判斷大體(ti) 不謬於(yu) 事實。

這一點，不僅(jin) 適用於(yu) 底層民眾(zhong) ，也完全適用於(yu) 精英群體(ti) 。鮑鵬山之所以對商鞅、李斯、陳平、司馬相如、朱買(mai) 臣等人以及東(dong) 漢閹宦群體(ti) 的批判毫不留情，蓋因這些通過知識改變了命運的精英，一旦搖身一變，成為(wei) 食祿者或者被統治者“倡優(you) 蓄之”之後，往往會(hui) 在奴性人格之外，又多了一種太監人格。在仲尼弟子中，鮑鵬山似乎最喜歡子路，並對子路“何必讀書(shu) ，然後為(wei) 學”的申辯大加激賞：“到底是生活重要，還是所謂的學問重要？假如有些學問隻是使我們(men) 忘掉真正的生活，甚至扼殺真正的生活，躲開生活的陽光與(yu) 風雨，不去正視生活中的淋漓的鮮血，漠視大眾(zhong) 的喜怒哀樂(le) ，還叫什麽(me) 學問！”而在對漢儒揚雄表示同情時，也沒忘了批評當今一些學院派學者的“純學術”，謂其“從(cong) 形式到實質都近於(yu) 手淫——一種焦慮的自慰”。這話雖然有點“糙”，但對於(yu) 今日學術被體(ti) 製“豢養(yang) ”，學院派學者大多失去天下關(guan) 懷與(yu) 士人風骨，似乎整個(ge) 被“去了勢”的犬儒狀態而言，還真不能說全無道理！

五

第三個(ge) 靶子乃是晦暗的傳(chuan) 統文化。

列出這個(ge) 靶子我是很猶豫的，因為(wei) 大多數讀者眼中的的鮑鵬山，多年來正是以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己任的。但細心的讀者應該不難發現，批判傳(chuan) 統文化正是《風流去》所呈現的一個(ge) “文本事實”。所以我要加上“晦暗”二字——你既可以理解為(wei) 在當時的鮑鵬山眼裏傳(chuan) 統文化是“晦暗”的，也可以理解為(wei) 他所批判的是傳(chuan) 統文化中的“晦暗部分”。如前所述，寫(xie) 作《風流去》之時的鮑鵬山並不完全等同於(yu) 現在的鮑鵬山，以我的觀察，當時他的思想奧援大抵有二：一是以魯迅、胡適為(wei) 代表的“新文化運動”主將；一是西方自由主義(yi) 的經典作家。就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的思想主潮而論，相比馬克思主義(yi) 、自由主義(yi) 這左、右兩(liang) 極的強勢崛起，居中的保守主義(yi) 即“國學派”是明顯處於(yu) 劣勢的。而在這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陣營中，如果讓當時的鮑鵬山“選邊站隊”，不用說，他肯定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派”。身為(wei) “自由派”而偏偏又要與(yu) “故紙堆”打交道，如此“人在曹營心在漢”，其中的糾結和尷尬自然會(hui) 形成某種“張力”。更何況他的誌向本不在所謂“純學術”，他是心心念念要在文壇上做一聲“獅子吼”的！

所以，我對《風流去》的判斷可能和大多數讀者不侔，在我看來，與(yu) 其把這本書(shu) 當作傳(chuan) 統文化的“還魂丹”，還不如視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回馬槍”來得更恰當。如果說鮑鵬山對古代經典的研讀是足夠認真的，那也是一種基於(yu) 批判的認真——他的手裏似乎攥著一把鋒利的刀子，他必須讓自己擁有外科醫生對著無影燈下的患者身體(ti) 一樣的目光如炬和心細如發。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會(hui) 在《風流去》中看到，無論儒、法、道、墨，還是陰陽五行，無不在其批判之列，更不用說不登大雅的縱橫家、野心家和陰謀家了。而在諸子百家中，鮑鵬山批評最多的還是儒家，且看下麵的文字：

儒家還有一種極惡劣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往往過分重視社會(hui) 的穩定，哪怕是一潭死水的所謂“穩定”，而對社會(hui) 的發展則不感興(xing) 趣。（《韓非》）

儒家文化就不斷地、無饜足地要求個(ge) 人的忠誠、奉獻與(yu) 道德，而對國家的日趨醜(chou) 陋無恥閉口不言。（《晁錯》）

儒家的文化以及曆代的大儒們(men) 所做的事情往往隻有兩(liang) 件：對上愚君，對下愚民。如果愚得好了，雙方回到圓桌旁了，那就是他們(men) 鼓吹的風俗醇厚，天下太平了。（《董仲舒》）

這是總體(ti) 的批判，還有對曆代大儒的“各個(ge) 擊破”。除了孔子尚能予以“了解之同情”，自孟、荀以下，如董、揚、程、朱直到現代新儒家，幾乎少有在鮑鵬山筆下“全身而退”的：

讀《春秋繁露》，我一直皺著眉頭，捺著自己的性子，以使我不把這本書(shu) 扔到窗外去。……他是一個(ge) 巫師，一個(ge) 僅(jin) 用“陰陽”兩(liang) 個(ge) 字的咒語，讓一個(ge) 民族的聰明才智沉睡兩(liang) 千多年的巫師。（《董仲舒》）

我讀程朱的文字總是全身不舒服，不，不是不舒服，簡直是活受罪。我不知道明代的讀書(shu) 人是如何受用的。我要是在明代，我還是去做販夫走卒的好，而決(jue) 不能去參加科考——參加科考得讀程朱呀！（《孟子》）

南宋的陸象山就說：“學者所以為(wei) 學，學為(wei) 人而已，非有為(wei) 也。”這種學者，還不如一個(ge) 空心泥菩薩！（《荀子》）

直到現在還有所謂新儒家在鼓吹這種道德政治，並且還以為(wei) 這種道德政治將要拯救世界。（《李固》）……

這也難怪，畢竟就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而言，儒家文化是當仁不讓的核心，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知識慣性所使然，幾乎是自由主義(yi) 者的必修課。

其次就是對法家的批判，這個(ge) 在對《荀子》《商君書(shu) 》和《韓非子》的分析中例子最多。有意味的是，在儒家和法家之間，鮑鵬山似乎對法家的印象還要好一些：

韓子對人性自私自利的醜(chou) 陋一麵的洞徹與(yu) 毫不留情的揭露，即便有些偏執，但仍不失其深刻，不失其敏銳。……（他）不能容忍為(wei) 了人類的自尊而自高自大地粉飾人性，更不能容忍僅(jin) 僅(jin) 為(wei) 了道德理想或理想的道德而美化現實。而這正是儒家的毛病。……他是古代中國接近道德內(nei) 核的、接近真理的第一人。……這肯定會(hui) 讓儒家大為(wei) 光火，但我寧願相信他也不相信儒家。……韓子是科學的，而孟子是唯心的。……這顯示出儒家在政治體(ti) 製構想方麵，是實足的無能、無知與(yu) 不負責任，是孱頭政治。（《韓非》）

法家人物有他們(men) 自己的處世規則，他們(men) 往往有大仁大德，能大公無私，事情往往做得大模大樣。不像儒家那樣小恩小惠，小裏小氣。（《晁錯》）……

鮑鵬山說，他對韓非的態度是“敬憎交織”的，稱他為(wei) “折斷的雙刃劍”。但我以為(wei) ，中國古代專(zhuan) 製社會(hui) 的形成，法家恐怕要比儒家負有更大的責任。儒家型的“周製”與(yu) 法家型的“秦製”也即所謂“法先王”與(yu) “法後王”，其所帶來的社會(hui) 結構是大不相同的，而秦漢以後的皇權專(zhuan) 製恰恰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結果。批判秦朝以後集權專(zhuan) 製而將儒家文化作為(wei) 第一靶向，躲在儒家後麵的法家是要竊喜壞笑的。所以，對於(yu) 韓非這樣的君權至上主義(yi) 者，還是應該小心點為(wei) 好，為(wei) 他們(men) 點讚，道義(yi) 和學理的成本實在太高。而對道家和墨家，盡管鮑鵬山也有一些含而不露的諷刺——如評老子：“有專(zhuan) 製，必有老子思想”；評墨子：“墨子的這種專(zhuan) 製，不僅(jin) 是君主專(zhuan) 製，而且還是集體(ti) 的暴虐。”——但相比對儒、法二家，情感上還是充滿“溫情與(yu) 敬意”的。至於(yu) 對莊子，以及受老莊影響極大的竹林七賢和魏晉名士，鮑鵬山是青眼有加，恨不得“把臂入林”“肆意酣暢”一番的。這和我對當代自由主義(yi) 者的觀察——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觀看是鏡像式的，表現在價(jia) 值判斷上，往往反對儒家而親(qin) 近老莊——基本上是若合符節的。不過，鮑鵬山對《商君書(shu) 》的批判還是可圈可點的，他後來對法家的決(jue) 絕拒斥在此已然埋下了伏筆。

在《董仲舒》一文中，鮑鵬山對傳(chuan) 統文化有比較集中的批判，他說：“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中確實有不少荒唐的東(dong) 西”；“‘國粹’叫‘國醜(chou) ’還差不多”。對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學說，他表露出了近乎憤怒的斥責，甚至以“巫師與(yu) 媒婆”視之，認為(wei) 儒家文化正是在董氏的撮合下，才取得了兩(liang) 千年裏“從(cong) 沒有被撼動過的正妻地位”。不過我以為(wei) ，人文主義(yi) 時代與(yu) 科學主義(yi) 時代的知識譜係和判斷標準顯然有異，我們(men) 在做“共時性”批判之時，也當具備“曆時性”理解的維度。我們(men) 不能要求一個(ge) 兩(liang) 千年前的人滿口都是“科學”和“民主”。最近我讀以色列怪才作家尤瓦爾·赫拉利的《未來簡史》，碰巧看到下麵這段話：

根據中國哲學，世界是由陰陽這兩(liang) 種相對但又相依的力量維係的。實際的物理世界可能並不這麽(me) 認為(wei) ，但對於(yu) 科學和人文主義(yi) 的契約創造的現代世界來說，卻的確如此。每股科學的陽，都包含著一股人文主義(yi) 的陰，反之亦然。陽給了我們(men) 力量，而陰則提供了意義(yi) 和倫(lun) 理判斷。……（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從(cong) 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216頁。）

正如鮑鵬山對地中海文明心生向往一樣，西方人對古老的東(dong) 方文明何嚐沒有相似的豔羨呢？平情而論，作為(wei) 一種宇宙化生的思維方式和解讀圖式，陰陽學說有著極高的形上維度和詮釋能量，對中國哲學的發展影響甚巨，這是一個(ge) 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董仲舒所處的時代，大體(ti) 相當於(yu) 西方的古羅馬帝國前期，但與(yu) 西方不同的是，董氏的政治神學本身具有人文主義(yi) 的維度，他的“天人感應”和“君權神授”學說相比西方中世紀的宗教神權思想，並不算是十分落後和愚昧。

以上，算是對鮑鵬山文化批評的“思想層麵”的分析。必須指出，在《風流去》的文本中，對專(zhuan) 製極權、奴性人格和傳(chuan) 統文化這三個(ge) 靶子的批判，是齊頭並進，交互為(wei) 用的。相比魯迅的雜感式批判，鮑鵬山在批判的係統性、規模性和計劃性上似乎更進一步，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他是鉚足了勁要“下一盤大棋”的。盡管在“學理層麵”，有些批判未必盡合情實，也並非無懈可擊，但“實然”方麵的損失可以在“應然”方麵獲得補償(chang) ——無論從(cong) 人類文明的長久進步而言，還是從(cong) 作者當時基於(yu) “現代性”和“自由主義(yi) ”的立場而言，這些批判總體(ti) 來說不僅(jin) 是精彩犀利的，而且也是切實有效的。十多年前，我初讀這些文章時，就頗有享受了一場“精神桑拿”和“自由啟蒙”的雙重閱讀快感。

六

如果說，犀利的批判是《風流去》的精神和靈魂，那麽(me) ，繪聲繪色的個(ge) 性敘事和不時迸發出的詩意抒情，則是此書(shu) 的骨骼和血肉，二者在形成別具特色的“鮑氏風格”上缺一不可。用通俗的話來說，前者支撐了“思想性”上的“火氣”，後者提供了“文學性”上的“文氣”。孟子說：“我善養(yang) 吾浩然之氣。”曹丕《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wei) 主。”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亦雲(yun) ：“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yu) 骨。故辭之待骨，如體(ti) 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按此以觀鮑鵬山的文風，真可謂“風清骨峻”“興(xing) 高采烈”！至少在我看來，曹丕“文氣說”和曹丕“風骨論”是頗能在鮑鵬山這裏找到呼應和印證的。盡管鮑鵬山看不上孔融，但我覺得，他和“體(ti) 氣高妙”的孔融頗有相似之處。青海時期的鮑鵬山，很像是一個(ge) 要在文壇上“撒點野”的“搖滾青年”，他不可能接受孔子“血氣方剛，戒之在鬥”的告誡，在骨子裏，他恐怕與(yu) 另一個(ge) 他不太看得上的古代文人韓愈所謂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更相契合——我很奇怪，他的批判之箭有時候也會(hui) 掉頭射向自己。正如整部《風流去》對文學家的同情和解讀要高於(yu) 思想家和政治家，我們(men) 同樣也可以說，盡管鮑鵬山有著思想者的氣質，但其天賦的文才和激情才是《風流去》獲得成功的真正關(guan) 鍵。

首先，《風流去》是一部“三合一”的隨筆合集，僅(jin) 從(cong) 目錄來看，就可發現鮑鵬山不僅(jin) 有很強的結構能力，而且“善命名”。第一部“天縱聖賢”寫(xie) 先秦諸子，第二部“彀中英雄”主要寫(xie) 兩(liang) 漢人物，第三部“絕地生靈”則寫(xie) 漢末名臣與(yu) 魏晉名士，近四十篇文章以類相從(cong) ，綱舉(ju) 目張，一目了然。尤其是，每一人物皆有一個(ge) 副標題加以點逗，如用“向帝國挑戰的劍俠(xia) ”指稱墨子，用“折斷的雙刃劍”評價(jia) 韓非，以“斯人斯鼠”隱喻李斯，以“巫師與(yu) 媒婆”概括董仲舒，餘(yu) 如用“文化的垢甲”以況孔融與(yu) 禰衡，以“道德的唾液”指斥宦官（唯用“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站在他這邊”作為(wei) 朱買(mai) 臣的副題，讓人大惑不解，竊謂不如以“文化怪胎”稱之更為(wei) 醒目）……凡此種種，猶如散金碎玉串成了一條項鏈，意在言外，引人入勝。

其次，《風流去》所以受到青少年讀者的歡迎，還與(yu) 作者設身處地、善作渲染、循循善誘的敘事技巧有關(guan) 。鮑鵬山很善於(yu) “講故事”，也深諳文章學布置經營、謀篇布局、起承轉合之道，加上適時出現的詩性文字，總是能帶來閱讀上的不易覺察的神秘感、魅惑性和代入感。我特別喜歡寫(xie) 司馬遷的那篇：

……世界如此安靜，大樓有些陰森，但我感覺到了司馬遷的存在：他就在這兒(er) ，就在這靜夜裏，就在我身邊！……他撫屍痛哭，為(wei) 曆史招魂，讓曆史複活。他讓曆史的幽靈飛臨(lin) 我們(men) 現實的天空，與(yu) 我們(men) 共舞。……對自身命運的體(ti) 認，構成了《史記》中最絢爛、最悲壯、最華麗(li) 、最哀婉的主色調。史學成了人學，必然性成了戲劇性，邏輯的鏈條崩解了，生命的熱血噴湧而出……司馬遷讓血重新流回曆史的血管，曆史恢複了心跳。……他必須寂寂寥寥，年年歲歲，青燈古卷，石硯羊毫。誰能甘心寶劍折斷為(wei) 鋤犁，平戎策換得種樹書(shu) ？又有誰能放棄逐日，棄其杖，化為(wei) 鄧林？……死亡是人類集體(ti) 對個(ge) 體(ti) 的背叛。但假如這死亡的個(ge) 體(ti) 是“自裁”呢？——那當然是個(ge) 體(ti) 對集體(ti) 的背叛。集體(ti) 因之蒙羞。因之負罪。我們(men) 一直負著這筆血債(zhai) 。

讀著這樣令人血脈賁張的文字，你會(hui) 理解鮑鵬山的“火氣”，他並不想寫(xie) 正襟危坐地寫(xie) 一部“思想的曆史”，他其實是想用自己的思想“入侵”曆史，讓曆史打上自己的印記和色彩，正如我評價(jia) 他的《新說水滸》和《中國人的心靈》二書(shu) 一樣，我想說，《風流去》也可說是鮑鵬山“一個(ge) 人的思想史”。惟其如此，你才能理解他何以如此任性使氣，口無遮攔，甚至怒不可遏。比如在把朱買(mai) 臣踩在腳下揉搓多時後，鮑鵬山又加上這麽(me) 一段：

如果我在場，我隻會(hui) 上去照著朱買(mai) 臣那咧開的臭嘴就是一記直拳，我要把他的臭嘴打得“狗竇大開”。我打了多年的沙袋，這一拳夠他受的。（《朱買(mai) 臣》）

我要說，這裏麵既有“義(yi) 理之怒”，也有“血氣之勇”。這樣“現身說法”的段落讀來自然是大快人心的，讀者會(hui) 忘記了朱買(mai) 臣到底有多壞，徑直去欣賞鮑鵬山有多可愛。

第三，既然是“一個(ge) 人的思想史”，那麽(me) 《風流去》的文本就不是學術的、思想的，而是文學的、詩意的。所以，我們(men) 在《老子》一篇中，會(hui) 讀到這樣充滿詩性的“橋段”：

……浪漫天真的希臘人在地中海那邊唱著童謠一般的英雄史詩，在海濱的燦爛陽光下相互炫耀他們(men) 健美的體(ti) 型和膂力，而在地球的這一側(ce) ，卻是苦難重重：什麽(me) 樣的血沒流過？什麽(me) 樣的陰謀沒有被製造過？什麽(me) 樣的悲劇、鬧劇沒有上演過？什麽(me) 樣的純潔沒有被玷汙過？什麽(me) 樣的正義(yi) 和良心沒有被扼殺過？什麽(me) 樣的邪惡與(yu) 殘忍沒有猖獗過？什麽(me) 樣的友情沒有被利用過？什麽(me) 樣的信義(yi) 沒有被出賣過？什麽(me) 樣的承諾沒有被背叛過？……他去了，一去杳然……

類似的段落遍布全書(shu) ，俯拾皆是。別忘了，青海時期的鮑鵬山同樣也是一位詩人——有他的詩集《致命傾(qing) 訴》為(wei) 證。

不過，正如鮑鵬山對“詩性的語言”也多有警惕一樣，他的文體(ti) 中也頗有這種“可以跳出邏輯的約束，帶領我們(men) 逃逸理性”的詩性特質。這同樣是一把雙刃劍。對於(yu) 思想的言說者而言，一旦放任個(ge) 性與(yu) 詩性的語言，作者所追求的“理性”和“客觀”就必然受損。這也正是我說《風流去》不易評價(jia) 的又一個(ge) 重要原因。當我以我今天對鮑鵬山的了解來閱讀《風流去》的時候，卻發現了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戲劇性的“間離效果”——如果我接受了現在的鮑鵬山，就很難被《風流去》的作者完全俘獲。我知道他們(men) 是一個(ge) 人，但又不完全是一個(ge) 人，至少是同一人處在不同的時空“頻道”。也就是說，當作為(wei) 學者的鮑鵬山逐漸壯大而日益清晰之後，當初那個(ge) 作為(wei) 詩人的鮑鵬山反而顯得青澀和模糊了。

怎麽(me) 解釋我如此曖昧的觀感呢？我在《風流去》中找到了這麽(me) 一段話：

在先秦散文大家中，數孟子和莊子最為(wei) 偏激，最鑽牛角尖，但他們(men) 的文章卻也因此最好看。與(yu) 偏激的人聊天較有趣味，與(yu) 公允之狀可鞠的人打交道則乏味透頂。讀文章也是如此。（《孟子》）

這是鮑鵬山對孟子文風的分析，也不妨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他說孟子的文章讀起來“過癮”，其實他的文章給讀者的印象也庶幾近似。別看鮑鵬山對孟子多有微詞，但他從(cong) 孟子那裏真是獲益良多。我甚至擔心此時此刻，我就是那個(ge) “公允之狀可鞠的人”，會(hui) 在鮑鵬山眼裏變得“乏味透頂”吧？而他呢，卻因為(wei) 得到他斥為(wei) “最為(wei) 偏激，最鑽牛角尖”的孟子的“蔭庇”而變得“較有趣味”“最為(wei) 好看”了。而在《朱買(mai) 臣》一文中，鮑鵬山在說過“不喜歡朱買(mai) 臣，甚至覺得他的名字都讓人不快”之後，又及時加了一句：

我原本愛走極端。你看，買(mai) 臣，買(mai) 臣，還朱買(mai) 臣：分明是富貴朱門家裏收買(mai) 的弄臣。

作為(wei) 一名刀客，鮑鵬山不僅(jin) 善“遞刀”，更善“補刀”！由此可見，鮑鵬山本來是不憚於(yu) 以“偏激”和“走極端”自認的。與(yu) 此相應，他特別喜歡中國思想史上的“異端”：

沒有異端的民族，難道不是一個(ge) 瀕於(yu) 滅絕的民族麽(me) ！（《墨子》）

所以，如果要我來做一番精神分析，我寧願認為(wei) ，《風流去》時期的鮑鵬山其實是以“異端”作為(wei) 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如同曆史上的王充、嵇康、李贄、金聖歎和魯迅一樣，因為(wei) 生逢亂(luan) 世，故而要“越名教而任自然”。盡管如魯迅評價(jia) 嵇康阮籍“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一樣，他們(men) 因為(wei) “攻乎異端”才使自己成了“異端”，但是，既然已經站在了“時代的歧路上”，就不得不“糞土王侯”“指點江山”。“異端”們(men) 不得不發出自己的聲音，不管這聲音是否尖利刺耳，不合時宜，是否陰差陽錯，荒腔走板。時代如潮水，並沒有選擇那些弄潮兒(er) ，但他們(men) 卻要搏擊風浪，激流而上，以自己的翻轉和跳脫見證、甚至反證時代的病症和荒謬。

七

寫(xie) 到這裏，文章已經太長——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在評價(jia) 《風流去》，還是解構鮑鵬山。請讓我順著我的觀感說下去吧。

我想說的是，《風流去》時期的鮑鵬山，誠然是一個(ge) 愛憎分明、嫉惡如仇、文采斐然、氣勢如虹的劍客和詩人，但彼時的他，尚未建立自己的“學問宗主”，故而在貌似客觀理性的論說中，難免出現“跳出邏輯”和“逃逸理性”的義(yi) 理罅隙和修辭坎陷——對於(yu) 大部分追求客觀知識的人文學者來說，這幾乎是一個(ge) 廣泛存在的事實。更何況，所謂“學問宗主”，本不在作為(wei) 詩人的鮑鵬山考慮範圍之內(nei) 。

但是且慢——接下來我要說的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像鮑鵬山這麽(me) 幸運。君不見多少人帶著青年時期的知識結構和價(jia) 值傾(qing) 向度過了一生。而一個(ge) 真正的讀書(shu) 人，一定是“盈科而後進”，並且“過則勿憚改”的。古代有“詩人之詩”和“學人之詩”的分辨，意在強調人的才性不同，不是所有的詩人都能成為(wei) 學者；反之亦然。而在一個(ge) 人為(wei) 學、為(wei) 文、為(wei) 人的精進和成長中，如何敞開並迎接每一次新的洗禮和轉向，其實事關(guan) 重大。近現代思想史上，許多學者都是在不斷變化中成就自己的，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殷海光……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出一大串，他們(men) 都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以不變應萬(wan) 變”的執著，再到“萬(wan) 變不離其宗”的雍容漸次回歸的過程。鮑鵬山的幸運在於(yu) ，他在完成了魯迅式的傳(chuan) 統文化批判後，不得不繼續從(cong) 事職業(ye) 性的古代文化經典教學，並終於(yu) 從(cong) 相對籠統的文化批判中抽身出來，轉而進入沉澱式、嵌入式、體(ti) 貼式的經典注釋和文化傳(chuan) 播，正是在這樣一個(ge) 不易覺察的轉變中，他漸漸放棄了對自由主義(yi) 言說的“路徑依賴”，從(cong) 而完成了從(cong) “文學”到“思想”、從(cong) “疑古”到“釋古”、從(cong) “批儒”到“解儒”、從(cong) “說孔”到“尊孔”的自然而然而又水到渠成的“蝶變”！

如果你打開鮑鵬山最近出版的“孔子三來”（《孔子原來》《孔子如來》《孔子歸來》）係列，再和《風流去》對讀，難保你不會(hui) “蒙圈”。誰能想到，當年儒家文化的批判者，會(hui) 成為(wei) 孔子思想的辨誣者和捍衛者呢？這不是鮑鵬山“善變”，而是相比青海時期，他已變得足夠“謙遜”了。詩人的世界裏是沒有“謙遜”二字的，隻有在學人的世界裏，才有所謂“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而一個(ge) 人真能“謙遜”，恰恰是因為(wei) 更“自信”了。王陽明說：“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傳(chuan) 習(xi) 錄》）經典文化也好，聖賢之道也好，既有人“疑”，也有人“信”。某種程度上說，“自信”就是“不疑”，也即對經典和聖賢的“他信”。正如有了“理解”，才會(hui) 有“同情”；有了“溫情”，才會(hui) 有“敬意”；我要說，有了“他信”，才會(hui) 有“自信”！不由得想起餘(yu) 英時先生的一段話：

我們(men) 讀經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學術價(jia) 值的今人之作，總要先存一點謙遜的心理，不能一開始便狂妄自大。這是今天許多中國讀書(shu) 人常犯的一種通病，尤以治中國學問的人為(wei) 甚。他們(men) 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這是鄧實在1904年說的話），憑著平時所得的一點西方觀念，對中國古籍橫加“批判”，他們(men) 不是讀書(shu) ，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國古籍當作囚犯一樣來審問、逼供。如果有人認為(wei) 這是“創造”的表現，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去讀中國書(shu) 。（《怎樣讀中國書(shu) 》）

引用這段話放在這裏，絕非對鮑鵬山的調侃和駁難，恰恰相反，這是出於(yu) 對一個(ge) 真正讀書(shu) 人的尊敬。要知道，以今日大學的學科壁壘而論，有多少治“西學”的人，因為(wei) 專(zhuan) 業(ye) 取向的原因，幾乎“已讀不懂古書(shu) ”（郭齊勇《國學與(yu) 國魂》語）。不是他們(men) 沒有和鮑鵬山同樣的天賦和良知，而是他們(men) 沒有和鮑鵬山一樣“必須讀古書(shu) ”的幸運。據餘(yu) 英時說，乃師錢穆先生嚐言：治學不立門戶，卻不能沒有宗主。而錢先生治學的宗主，就是“立誌抉發中國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yi) ，這一精神貫穿於(yu) 他的全部著述之中”。二十多年來，鮑鵬山一定是經曆了太多的“自反”與(yu) “攻錯”，才最終確立了自己的“學問宗主”，他對儒家文化和孔孟之道，經曆了一個(ge) 由“疑”而“信”的艱難過程。我覺得，建立自己的“學問宗主”，對於(yu) 一個(ge) 讀書(shu) 人的重要性和幸福度而言，要遠遠勝過寫(xie) 一本暢銷書(shu) ！

最後想說的是，如同詹姆士·鮑斯威爾是《約翰遜傳(chuan) 》的最佳作者人選一樣，鮑鵬山的文化身份定位和學問趨向的變化過程，我可以說是當仁不讓的目擊者和見證人。讀者可能有所不知，古典文學出身的我之所以心儀(yi) 儒學，很大程度上離不開鮑鵬山的引領和啟發，在長達二十年的交往中，我們(men) 切切偲偲，同道同行，其中愉悅誠非言語所能道——也許，這就叫“以文會(hui) 友，以友輔仁”？這裏不妨爆幾個(ge) 小料：大概在2013年4月，我和鮑鵬山同去無錫講座，回滬的高鐵上聊到他的《孟子的邏輯》一文，他用了一個(ge) 詞來做自我批評：“年少輕狂。”三年後的2016年4月，我又邀請他來同濟大學嘉定校區做講座，題目是《孟子的人性與(yu) 道德》。我發現，他對孟子人性善的理解，早已不是邏輯推理式的了，而成了自證於(yu) 己心的信念和體(ti) 貼。就是在那次講座中，鮑鵬山竟然對著下麵的莘莘學子說：“如果有人問我信仰什麽(me) ？我隻能說：我信孔子！”那一刻，坐在台下的我百感交集，幾乎淚目。

事情還遠不止此。就在我這篇早就想寫(xie) 的書(shu) 評即將收工之際，確切說就是昨天，我收到了鮑鵬山讓出版社寄來的《風流去》2022年3月的新版。在我的書(shu) 架上，這是該書(shu) 的第三個(ge) 版本。打開新書(shu) 的第一時間，我就去查驗舊版中我認為(wei) 的“瑕疵”“偏頗”和“可刪”之處，那種緊張的感覺就如同校對自己的著作一樣——這份不足與(yu) 外人道也的“友於(yu) ”之心，連我自己都有些感動。要知道，這部印數已達38萬(wan) 冊(ce) 的“傳(chuan) 統文化暢銷書(shu) ”，最大的讀者群就是尚在讀書(shu) 的青少年，他們(men) 未來不可能都有“必須讀古書(shu) ”的幸運，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理解極有可能就停留在學生時代讀過的某本書(shu) ——而這，是一個(ge) 寫(xie) 作者必須審慎對待的。我欣喜地發現，新版共545頁，相比舊版的549頁，刪去了4頁左右的篇幅，而我在舊版中挑出來的若幹“問題”處，大部分在新版中都做了刪節和修訂。我想我和鮑鵬山是真有“默契”的，也許在我重讀《風流去》的時候，他也帶著審視的眼光重讀了“少作”。正如他對古人不免苛刻一樣，上海的鮑鵬山終於(yu) 對青海的鮑鵬山“苛刻”起來了——這是讓我喜聞樂(le) 見的。

作為(wei) 一個(ge) 評論者，我是自不量力地想充當一次鮑鵬山的“諍友”的。經過曆時近半年的重讀和最近幾天的“挑燈夜戰”，終於(yu) 可以交上一份答卷了。我自信為(wei) 鮑鵬山畫的這幅“思想肖像”，經得起讀者的質疑和駁難，也對得起我們(men) 共同的價(jia) 值觀。此刻，一個(ge) 不算過分的期待開始萌生——等這一場瘋狂的疫情禁閉過後，我們(men) 可以邀三五好友，就著已被人類辜負多日的花草風物，喝一場痛快淋漓的大酒——打開一瓶“風流去”，好好地，“去風流”！

2022年5月8日母親(qin) 節完稿於(yu) 浦東(dong) 守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