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董霞 著《先秦人物品評研究》出版暨後記

書(shu) 名：《先秦人物品評研究》

作者：孫董霞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0月

【作者簡介】

孫董霞，女，漢族，1975年生，甘肅天水人，文學博士，博士後。現任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學部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先秦兩(liang) 漢文學與(yu) 文化的教學與(yu) 研究工作。參與(yu)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海》整理與(yu) 研究”，完成《吳子匯校集釋》一書(shu) 。主持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項目等六項。在《蘭(lan) 州大學學報》《湖南師範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報》《鵝湖》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yu) 篇。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以文史哲融合匯通的跨學科視野，以人物品評與(yu) 先秦思想史的互動為(wei) 內(nei) 在邏輯，立足傳(chuan) 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對先秦人物品評的產(chan) 生淵源和發展進程進行曆時性的梳理和深入研究，從(cong) 人物品評的角度發現了許多重要的學術問題，提出了一些很有價(jia) 值的新觀點。探討的問題涉及文學、文獻學、美學、文藝學、訓詁學、哲學、思想史等眾(zhong) 多學科領域。對於(yu) 文學研究、哲學研究、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思路。本書(shu) 最後還從(cong) 人物品評的角度梳理了《論語》《法言》和《世說新語》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和因革關(guan) 係，進而將先秦人物品評與(yu) 魏晉人物品評勾連起來。

本書(shu) 有兩(liang) 個(ge) 突出特點：一是豐(feng) 富紮實的文獻功夫。二是文史哲融合的跨學科視野。其中涉及的很多問題對於(yu) 文學研究、曆史研究、哲學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視角，有助於(yu) 開拓相關(guan) 領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研究空間，形成新的學術增長點。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當下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等工作，都具有重要意義(yi) 。

本書(shu) 對相關(guan) 學科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a) 值，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及當下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等工作都具有重要意義(yi) 。

【目錄】

【後記】

拙作《先秦人物品評研究》終於(yu) 要付梓了，這一刻距離本書(shu) 的初稿完成已經過去了八年，距離書(shu) 稿交付出版社也已經過去了三年。本書(shu) 是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書(shu) 稿的寫(xie) 作、修改、完善乃至出版伴隨著我的學術成長過程。

從(cong) 博士論文到定稿出版，前後曆時八年。書(shu) 稿的結構框架和材料、觀點都經過了長久沉澱和反複打磨。其中最重要的是添加了《正名辨實、分類定等與(yu) 〈荀子〉的倫(lun) 類品評》一章的內(nei) 容，重寫(xie) 了“餘(yu) 論”部分。因為(wei) 博士論文中對於(yu) 《荀子》一書(shu) 的人物品評隻是作了概括性的介紹，沒有完全展開，所以後續的修改中著力補充了這一部分內(nei) 容。對於(yu) “餘(yu) 論”部分，不僅(jin) 是擴充和細化，亦相當於(yu) 是對兩(liang) 漢人物品評的一個(ge) 概括研究。從(cong) 人物品評的角度梳理了《論語》《法言》和《世說新語》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和因革關(guan) 係，進而將先秦人物品評與(yu) 魏晉人物品評勾連起來。這樣在原書(shu) 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六萬(wan) 多字，最後書(shu) 稿的定稿已近五十萬(wan) 字，在內(nei) 容上也更加完善。

總體(ti) 來說，本書(shu) 的寫(xie) 作立足於(yu)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思想史，二是文獻。這與(yu) 我的求學經曆和興(xing) 趣偏好有關(guan) 。

2011年，我考入西北師範大學，師從(cong) 趙逵夫先生攻讀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有著深厚的學術傳(chuan) 統，學風踏實嚴(yan) 謹，形成了以趙逵夫先生為(wei) 代表的先秦文學研究團隊，是國內(nei) 先秦文學研究的重鎮之一。趙先生治學注重文獻和元典，結合曆史演進的時空維度將先秦各類文學元典做通盤考察，注重回到曆史現場，還原文本的生成和演進曆程。他帶領同門學長一起完成的《先秦文學編年史》，就是這種治學思想指導下的代表作。按照先生“先秦文學元典研究”的治學方向，先生本來有意讓我作《鶡冠子》研究，但他在與(yu) 我交流後，認為(wei) 我更適合對傳(chuan) 統文化中早已產(chan) 生的“人物品評”現象展開研究。我遂將博士論文的題目定為(wei) 《先秦人物品評研究》。在先生的指導下，我的博士論文以元典文獻文本的梳理和細讀為(wei) 基礎，綜合我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文史哲綜合研究的學術方法，對先秦時期的人物品評現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

這種文史哲綜合研究的學術方法，源於(yu) 我碩士學習(xi) 階段的學術訓練。2004年，我考入蘭(lan) 州大學文學院，攻讀中國古代文學專(zhuan) 業(ye) 先秦兩(liang) 漢方向的碩士學位，師從(cong) 張崇琛先生。這是我真正接觸學術研究的開始。張先生在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和薑亮夫先生的“綜合研究法”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大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治學思想，教導我們(men) 從(cong) 事古代文學的研究不應當囿於(yu) 一隅，而應當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要求我們(men) 開闊視野，拓展研究思路。先生主要研究楚辭，重點研究方向為(wei) 先秦兩(liang) 漢文學，但研究範圍涉及文學、曆史、文獻學等各個(ge) 領域。受先生影響，我在碩士階段，除了鑽研中國古代文學，同時涉獵自己感興(xing) 趣的哲學和思想史領域。

哲學領域的研究往往以特定概念範疇及其相互關(guan) 係來確立問題域，而我更關(guan) 注這些概念範疇的發生發展史及其橫向關(guan) 係。這種追尋事物發生和流變的研究也正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徑。這種追根溯源的學術偏好，使我很快將研究思路集中於(yu) 對人物品評源流發展的追溯及對其深層根源的揭示方麵。人物品評所依據的價(jia) 值準則和形成的品目根植於(yu) 特定時期的思想土壤，這些價(jia) 值準則和品目又是隨著思想史及其代表性的概念範疇的演變而變化的，所以對先秦人物品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先秦思想史的研究。

在研究中，我發現先秦人物品評的價(jia) 值準則和品目與(yu) 先秦“德”觀念的發展演變關(guan) 係密切。因此，我便首先對“德”觀念展開了詳細具體(ti) 的研究，以此來作為(wei) 論文的研究基礎。結果關(guan) 於(yu) 先秦“德”觀念的研究就寫(xie) 了近十萬(wan) 字，並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如果稍作擴充，差不多單獨就可以成為(wei) 一篇博士論文了。這一部分體(ti) 量太龐大，有衝(chong) 淡人物品評研究主題之弊，最後在業(ye) 師的建議下，將其壓縮為(wei) 七千多字，放在了緒論中，作為(wei) 一個(ge) 研究的思路說明和背景呈現。這部分內(nei) 容雖然沒有完全出現在我的論文中，但它卻是我整篇論文的研究基礎，沒有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就沒有論文清晰的思路和應有的深度。後來我以這一部分的研究為(wei) 基礎申報了教育部項目，成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研究課題。

論文的寫(xie) 作伴隨著對文獻的收集、文獻時代和真偽(wei) 的判斷、文本關(guan) 係的辨析與(yu) 文本內(nei) 容的解讀。不論是哪一個(ge) 學科領域，對文獻掌握和認知的不同，都會(hui) 得出完全不同的學術判斷。隻有充分掌握文獻，深刻領會(hui) 文獻學知識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比如論文涉及先秦人性論的問題，在哲學研究領域，徐複觀和勞思光兩(liang) 位先生都是學術大家，但他們(men) 對於(yu) 《中庸》的時代問題卻有完全不同的判斷。徐複觀先生《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認為(wei) 其出自子思及其門人，將其年代斷為(wei) 孟子之前，以此來構建中國人性論史；但勞思光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將《中庸》斷為(wei) 漢初的作品，因此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學術觀點。麵對這些不同的學術結論，哪一種觀點更接近學術真相，必須做出進一步的判斷。經過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和反複比對，我發現《中庸》產(chan) 生於(yu) 孟子之前，為(wei) 先秦文獻的判斷似乎更為(wei) 合理。還有比如《尚書(shu) 》不同篇目產(chan) 生的時代問題，《莊子》有關(guan) 篇目的時代問題等等，這些文獻的時代斷定是論文寫(xie) 作首先要解決(jue) 的問題。由此，我也深感文獻學之於(yu) 學術研究的重要性。

鑒於(yu) 此，我於(yu) 2014年獲得博士學位後，馬上進入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後流動站，跟隨鄭傑文先生學習(xi) 並開展博士後研究工作，繼續夯實自己的文獻學基礎。當時，山東(dong) 大學正在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海》整理與(yu) 研究”，鄭先生是項目首席專(zhuan) 家和負責人。我想通過參與(yu) 古籍整理進一步加強我的文獻學功底，進站後便參與(yu) 了這一項目，並完成了出站報告《吳子匯校集釋》。該書(shu) 於(yu) 2021年7月出版，並被收入“子海精華編”。在站期間，我深受山大濃厚學術氛圍的熏陶，也得到杜澤遜、王承略、劉心明、聶濟冬等諸位先生的指導和幫助，獲益良多。能得到山大諸位先生的教誨和指導，我倍感榮幸！當時在站的還有比我小很多歲的魏代富師兄，他於(yu) 古籍整理和文獻研究已經有了不凡的功底，先後出版了多部古籍整理著作。他與(yu) 我時時討論交流，給予我很大的幫助。通過博士論文的寫(xie) 作，再加上這次流動站的曆練，我對文獻學和古籍整理知識有了基本的掌握。

伴隨著上述學術積累，我的書(shu) 稿也終於(yu) 完成了，而這些學術積累也逐漸內(nei) 化在了書(shu) 稿中。中間雖然經曆了很多困難和挑戰，但也得到了眾(zhong) 多師友的幫助和支持。

從(cong) 本書(shu) 的寫(xie) 作完成到出版，我的導師趙逵夫先生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指導和關(guan) 懷。書(shu) 稿出版在即，先生又於(yu) 病中為(wei) 本書(shu) 作序，此情此景，更令我百感交集！先生的諄諄教誨，殷殷之情，每每想起，感佩於(yu) 心。先生治學嚴(yan) 謹，於(yu) 學問之事一絲(si) 不苟。跟隨先生治學多年，不但從(cong) 先生處學到許多學問知識，而且從(cong) 先生的言傳(chuan) 身教中學到不少做人的道理。先生的勤勉常常令我剛剛冒出的怠惰之念又悄悄地退了回去。先生的認真細致促使我在學術研究中追求完美，追求卓越。先生對學術研究的投入也激勵著我不斷戰勝平庸，在學術的殿堂中追求價(jia) 值和崇高。先生曾幽默地說，麻雀偶爾可以飛得比鷹還高，但它永遠達不到鷹的高度。做學問就要踏踏實實，要像鷹一樣追求真正的高度，而不是浮躁地嘩眾(zhong) 取寵。先生的教誨將是我人生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的碩士導師蘭(lan) 州大學張崇琛先生和西北師範大學韓高年、伏俊璉、郝潤華等先生就博士論文的結構內(nei) 容和有關(guan) 材料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複旦大學徐誌嘯先生、安徽大學丁放先生也對博士論文的不足之處給予了中肯的建議。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另外，書(shu) 中的一些篇章曾刊發於(yu) 《蘭(lan) 州大學學報》《甘肅社會(hui) 科學》《湖南師範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報》《詩經研究叢(cong) 刊》及《鵝湖》等學術刊物，借拙作出版之際，謹表謝意！台灣大學的張蓓蓓教授著有《漢晉人物品鑒研究》一書(shu) ，當時各大圖書(shu) 館和網上都找不到此書(shu) 。我根據台大網站上記載的郵箱給她發了一份郵件後，她欣然寄來了她的大作，郵件輾轉三個(ge) 多月才收到。張教授與(yu) 我素不相識，僅(jin) 憑著一份陌生的郵件，就給一個(ge) 無名後學慷慨贈書(shu) ，這種學人之間的相互信任與(yu) 支持是那麽(me) 純粹和美好，令我十分感動！曾子曰：“君子以文會(hui) 友，以友輔仁。”即此也！

最後，感謝甘肅省先秦文學與(yu) 文化研究中心對本書(shu) 出版的資助和支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承慈和孫一夫兩(liang) 位編輯！毛編輯不辭辛勞，一直協調和安排出版事宜。孫一夫編輯在書(shu) 稿的校對和編輯過程中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校正了多處錯誤，尤其是對書(shu) 中的引文一一核對，逐一落實征引文獻的詳細信息，包括銅器銘文等出土文獻。對於(yu) 一些問題，反複與(yu) 我商討議定。他認真嚴(yan) 謹的工作作風和對學術著作的審慎態度令人敬佩。

書(shu) 稿終於(yu) 要出版了，但“學問”之路才剛剛開始。學術研究的殿堂深不可測，越往前走，越感到其博大精深和遙不可及。學無止境，按照孔子的觀點來說，“求仁”永遠在路上。

於(yu) 求學治學途中，遇眾(zhong) 多良師益友，幸甚至哉！

孫董霞

2022年9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