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化與(yu) 施教——王陽明的講學活動與(yu) 黔中王門的崛起

作者：張新民

來源：《孔學堂》2022年第2期

摘要：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後，針對大、小兩(liang) 種傳(chuan) 統受眾(zhong) 的不同，開展了一係列的講學活動，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眾(zhong) ，化導移易了民間社會(hui) 風俗，也培養(yang) 了不少科考讀書(shu) 士子，構成了王學地域學派的中堅。貴州既是陽明的“過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區。而黔中王門學者受陽明心學思想的沾溉，主動踐行“知行合一”實踐哲學精義(yi) ，不僅(jin) 人才群體(ti) 濟濟興(xing) 盛，即代表人物亦卓犖特出。他們(men) 或“得陽明之和”，或“得陽明之正”，遂“承良知之派以開黔學”，形成了全國最早的陽明學地域學派。無論分析或討論陽明心學的地域分布狀況及思想生態結構格局，還是研究或書(shu) 寫(xie) 有明一代国际1946伟德發展變遷曆史進程，黔中王門作為(wei) 崛起於(yu) 邊地的一大心學學派，都是必須客觀正視不能繞過的重要文化現象。

關(guan) 鍵詞：王陽明　黔中王門　儒學入邊　心學傳(chuan) 承

作者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榮譽院長、教授。

大綱

引言：餘(yu) 姚之學成於(yu) 龍場 

一、悟道與(yu) 講學：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二、因材施教：大、小兩(liang) 種傳(chuan) 統受眾(zhong) 的區分 

三、從(cong) 民間到官方：心學思想影響範圍的擴大 

四、培養(yang) 精英：“知行合一”說的麵授與(yu) 傳(chuan) 播 

五、授學樂(le) 群：黔中王門弟子的人數規模 

六、先立乎其大者：黔中王門學者的聖學工夫積累

七、刊刻典籍：學術思想資源的傳(chuan) 播 

八、薪火相傳(chuan) ：承良知之派以開黔學

引言：餘(yu) 姚之學成於(yu) 龍場

王陽明正德三年（1508）“龍場悟道”的思想史意義(yi) ，自明代以來即不斷有學者論及。例如，王陽明門下大弟子錢德洪便曾明白指出：“先師（陽明）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yang) 生，而沉酣於(yu) 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yu) 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1]萬(wan) 曆年間曾入黔考察陽明行蹤遺跡的貴州巡撫郭子章也認為(wei) ：“海宇譚聖學，半宗餘(yu) 姚，餘(yu) 姚之學，成於(yu) 龍場。”[2]具見“龍場悟道”既是陽明一生思想發生轉折的關(guan) 鍵，也是他創立心學體(ti) 係的開始。持類似看法者尚有江右王門學者胡直：“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肯已，亦其天性向道故也。過嶽麓時，謁紫陽祠，賦詩景仰，豈有意於(yu) 異同？及至龍場處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與(yu) 紫陽傳(chuan) 注稍異。”[3]亦可見陽明之學在朱子之外，別開一大學派，形成二水分流之態勢，實得益於(yu) 其困頓中之身心體(ti) 驗，肇端於(yu) 龍場之大徹大悟，絕非有意與(yu) 朱子立異。一生狷狂又極為(wei) 服膺陽明的李贄，更認為(wei) 陽明在龍場：“顛倒困踣之極，乃得徹見真性。是困而知之聖人也，大非象山先生之比也。其屢屢設法教人先知後行，又複言知行合一，複言靜坐，卒以‘致良知’三字為(wei) 定本。則以時方盛行朱學，雖象山先生亦不免數百年禪學之冤。嗚呼！陸子靜耳何曾聞一句禪語，目何曾見一句禪書(shu) 乎？冤之甚矣，況王先生哉！”[4]其說稱陽明“教人先知後行，又複言知行合一”，允當與(yu) 否，姑暫不置論，然“知行合一”之說發端於(yu) 龍場，當與(yu) “徹見真性”有關(guan) ，曆來學者無異言，是說亦決(jue) 然無疑義(yi) 。可見“龍場悟道”無論於(yu) 陽明個(ge) 人，抑或於(yu) 整個(ge) 明代思想史，其中也包括黔中王門的形成和發展，都有極為(wei) 重要的曆史性的思想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

陽明在龍場大徹大悟之後，突破性地創立自己極具獨特意義(yi) 的思想學說時，正值官方意識形態化的朱子學說籠罩天下，人人“恪守宋人矩矱”[5]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沉悶時代。與(yu) 象山一樣，陽明後來盡管屢遭時人譏詆為(wei) 禪學，但其實仍是以儒家經典《大學》“格物致知”之旨[6]，依據龍場“居夷處困”自我身心的真實體(ti) 驗[7]，重新做出了與(yu) 朱子迥然不同的創造詮釋，展示了儒家理解人的靈性生命及其與(yu) 萬(wan) 物關(guan) 係的另一重要思想進路，倡導自成一家的“知行合一”學說，標誌著其心學思想從(cong) 邊緣向中心突圍的開始，所謂禪學的批評盡管出於(yu) 門戶之見，但也反映他的思想具有重塑典範的重大時代意義(yi) 。

龍場乃貴州宣慰司轄下的驛站，“其地盡屬夷疆”[8]，乃彝、苗、仡佬等族裔人群聚居區，“夷”多“漢”少，即儒家思想資源亦顯得相對薄弱。陽明之所以能在“夷疆”悟道，並在朱學之外別樹一幟，亦與(yu) 他在當地感受到的占統治地位的程朱官學壓力相對較輕有關(guan) ，至少他在龍場驛丞任上的講學活動從(cong) 未有人攻擊為(wei) “異端”[9]。因此，不必再過多列舉(ju) 例證，細讀前引四家之說，即不難了解陽明一生學問“得力於(yu) 龍場時居多”，尤其讀其百死千難悟道後之詩文尤甚，更可一窺其一派超越之風姿，了解其真有常人罕見的“無入不自得之樂(le) ”[10]。

與(yu) 一生學問多得力於(yu) 動心忍性的“龍場悟道”類似，陽明平生最重視的講學活動，亦即以心學思想的建構與(yu) 傳(chuan) 播為(wei) 鵠的，積極自覺地開展各種“覺民行道”的教化活動，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眾(zhong) ，化導移易了民間社會(hui) 風俗，也培養(yang) 了不少科考讀書(shu) 士子，遂破天荒地開啟與(yu) 黔地有關(guan) 的一大早期王門地域學派，以後雖“門徒遍天下，流傳(chuan) 逾百年，其教大行”[11]，然如果認真追溯其源頭，實亦以其在龍場驛丞任上的人生史跡書(shu) 寫(xie) 為(wei) 發端，標誌著一個(ge) 可與(yu) 朱子理學相媲美的心學時代的到來。而黔中王門作為(wei) 陽明“龍場悟道”後最早產(chan) 生的心學地域學派，無論思想史的研究還是學術史的書(shu) 寫(xie) ，都是決(jue) 然不可輕易繞過或忽視的重要曆史文化現象，即使置於(yu) 全國範圍內(nei) 觀察也有極為(wei) 重大的曆史性意義(yi) 。

一、悟道與(yu) 講學：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然而稍感遺憾的是，無論有意無意，或許由於(yu) 黃宗羲《明儒學案》失載的原因，曆來學者重視陽明“龍場悟道”的多，關(guan) 心黔中王門人物活動的少[12]。但如果缺少了黔中王門產(chan) 生發展的學術史研究或曆史書(shu) 寫(xie) ，不僅(jin) 陽明本人思想變化發展軌跡的探討會(hui) 受到影響，而且王門後學地緣分布整體(ti) 形態的分析也會(hui) 出現缺環。“龍場悟道”與(yu) 黔中王門的產(chan) 生乃是明代王學編年敘事完整結構中不可分割的兩(liang) 個(ge) 重要組成部分。質言之，從(cong) 時間或空間大跨度範圍討論王學的全國性影響，作為(wei) 陽明悟道及一係列心學活動之地的龍場既不可忽視，黔中王門作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地域學派亦不當在史書(shu) 敘事中有所遺漏。陽明晚年曾回憶其在龍場講學的經曆說：

吾始居龍場，鄉(xiang) 民言語不通，所可與(yu) 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yu) 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並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yu) 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13]

所謂“言語不通”雲(yun) 雲(yun) ，說明陽明生活的龍場，乃是貴州宣慰使司治下的土司轄地，亦即與(yu) 漢文化區差異很大的“夷區”[14]，借用宣慰司使安貴榮的話來說，“曆代以來皆止羈縻，即拒命，難以中國臣子叛逆共論”[15]。因而陽明在“夷區”龍場的講學對象，開始主要為(wei) “中土亡命之流”的漢人，內(nei) 容則為(wei) 他率先揭出並倡導的“知行合一”學說。然而講學效果，較諸其離黔後所麵對的深受程朱思想影響的漢文化區的知識精英（士夫），反出人意料之外地更勝一籌。而麵對當地彝、苗、仡佬多種族裔人群雜居的情況，陽明則“履若中土，居職之暇，訓誨諸夷”[16]，做了大量與(yu) “覺民行道”有關(guan) 的講學教化和秩序建構工作，時間稍久即“夷人亦翕然相向”，推動了儒家思想及價(jia) 值在“夷區”的擴散和傳(chuan) 播。

由於(yu) 陽明的講學活動吸引了不少邊地不同族裔的聚落人群，龍場實際已成為(wei) “夷區”內(nei) 部儒家價(jia) 值傳(chuan) 播的中心，而儒學本身又有凝聚人心、維係秩序的作用，因而他的講學活動不僅(jin) 具有學術史與(yu) 思想史的意義(yi) ，同時也具備了政治學和社會(hui) 學的價(jia) 值。無論“儒學入邊”或“儒學下鄉(xiang) ”，他都做了積極有效的推動工作。類似的例證可舉(ju) 者尚多，譬如錢德洪便認為(wei)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17]嘉靖《貴州通誌·本傳(chuan) 》也稱他“時集夷人老幼，親(qin) 狎教導之”[18]。清人更每每說他“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wei) 屋，以棲守仁”[19]。均可見無論身教還是言教，他都做了大量“過化覺民”的工作，並擴大了儒家思想和價(jia) 值在“夷區”的傳(chuan) 播範圍。他後來批評門下弟子說：“你們(men) 拿一個(ge) 聖人去與(yu) 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個(ge) 愚夫愚婦，方可與(yu) 人講學。”[20]顯然與(yu) 早年在龍場針對鄉(xiang) 村民眾(zhong) 進行教化工作取得的經驗有關(guan) 。他與(yu) 朱子有別的“親(qin) 民”思想的產(chan) 生與(yu) 形成，當也離不開龍場驛丞任上與(yu) “夷人”和諧相處的生活實踐體(ti) 證經驗。

陽明一生之思想理論或學問，以“龍場悟道”為(wei) 起點，集事功、道德、學術三者為(wei) 一體(ti) ，“上欲以其學輔君，下以其學淑吾民，倦倦欲人同歸於(yu) 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21]。無論“誨擾諸夷”還是“因俗化導”，都是一種自覺主動的生命實踐行為(wei) ，都繼承和發揚了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文化傳(chuan) 統。他在龍場大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22]，顯然也是可以推己及人，不分高低貴賤，無論族群類別，能夠遍及一切人的生命存在的。因而不僅(jin)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23]，同時更應落實為(wei) 以“有教無類”為(wei) 出發點的講學實踐，二者作為(wei) 一種最基本的教化原則，當然也應該是普遍或普世的。正是本此“有教無類”的教化原則，陽明才始終不忘以德化俗，以“親(qin) 民”的方式開展各種教化工作[24]，主要立足於(yu) 民風習(xi) 俗的改善，重視人倫(lun) 社會(hui) 秩序的建構，盡量以淺近平易的方式，講解普通民眾(zhong) 都能接受的內(nei) 容，遂使風規習(xi) 俗差異很大的“夷人亦日來親(qin) 狎”[25]。陽明曾有《寓貴詩》雲(yun) ：“村村興(xing) 社學，處處有書(shu) 聲。”[26]可見儒家價(jia) 值在當地已有廣泛深入的傳(chuan) 播，當亦離不開陽明直接麵對“夷人”講學化導的曆史性功績。

陽明千裏投荒初至龍場時，麵對各種人生難以忍受的苦難，亦嚐“為(wei) 歌詩，調越曲，雜詼笑，以相解慰”[27]，固然不排除有個(ge) 人解憂紓困的目的，但實際也是樂(le) 教或詩教的一種方法。事隔三十六年後的嘉靖十三年（1544），王杏入黔任貴州巡按史，“每行部聞歌聲藹藹如越音，予問之士民，對曰：‘龍場王夫子遺化也’”[28]。從(cong) 中即不難看到，陽明教化活動植入人心之深。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如果“以黔為(wei) 文成過化地”，或視為(wei) “過化居夷地”[29]，當也是頗為(wei) 允當或妥適的。

二、因材施教：大、小兩(liang) 種傳(chuan) 統受眾(zhong) 的區分

然而，除了麵對“夷民”做了大量“過化”工作外，更重要的是，陽明還麵對地方知識精英或科考讀書(shu) 士子，以講學論道的義(yi) 學說理方式，倡導與(yu) 傳(chuan) 播了他的“知行合一”等多方麵的心學新鮮思想。作為(wei) 民間性的龍岡(gang) 書(shu) 院，由他親(qin) 手訂立的《教條示龍場諸生》個(ge) 人傳(chuan) 道授業(ye) 學規，主要以立誌、勤學、改過、責善四事黽勉規約，要求受業(ye) 者不可謂不嚴(yan) 。其中特別強調“立誌”的重要，以為(wei) ：“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30]顯然出發點是激發來學者堅定人生誌向，從(cong) 而最大化地透過各種社會(hui) 實踐活動來實現內(nei) 在人性的“至善”價(jia) 值，開顯本真生存應有的自由意誌與(yu) 精神品性，最終邁入成賢成聖的終極理想境域。我們(men) 今天固然已無法將陽明講學的語境還原為(wei) 當時的場景，但如比觀對照前麵提到的針對一般民眾(zhong) 即所謂“愚夫愚婦”說話的語氣態度，則不難發現無論其施教的方式或言說的內(nei) 容，相互之間明顯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前者立論要求之嚴(yan) 及希望寄托之高，顯然隻能是針對準備舉(ju) 業(ye) 的讀書(shu) 士子而言的。

陽明龍場驛丞任上規模較大的講學，固然以書(shu) 院杏壇為(wei) 主要場地（詳後），但陽明平時隨時隨地施教，則無論人數多少，不拘形式內(nei) 容，均針對具體(ti) 的個(ge) 人身世處境及當下問題而展開，頗有時機化的生動活潑理趣與(yu) 妙義(yi) ，遂多有與(yu) 學生切磋交流對話討論之語[31]，誠乃真正因材施教、平易高明的教化者。今觀陽明《龍場生問答》一文，後人以為(wei) 乃“貴州諸生從(cong) 之遊”[32]，始有此精妙問答之作。文中“龍場生”與(yu) “陽明子”一問一答，雖“龍場生”未必為(wei) 實指，不過自己設問自己回答而已，然仍可見其傳(chuan) 道授業(ye) 時的活潑機趣，反映了師生間相得無間的真實場景。其中陽明所言：“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33]，頗能反映其當時的人生際遇和守道心境，隻能是針對來學“諸生”而非―般民眾(zhong) 才會(hui) 有此言說。而僅(jin) 僅(jin) 取上引課勉諸生“四條”及問答語錄兩(liang) 事比觀分析，延至清初仍有人抒發感想，以為(wei) 陽明一係列的講學活動，乃是“俾尼山之鐸施及羅施鬼國，弦誦流傳(chuan) ，以訖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徳，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34]。足見其在當地講學的曆史影響，可謂既深且遠。

與(yu) 門人弟子相互問答的啟發式教學風氣，雖主要形成於(yu) 龍場生活期間的講學活動，卻自始至終貫穿了陽明後來整整一生。梁啟超就明確點出了“隨機施教”“教學相長”的特點：“致良知之旨，先生（陽明）發之殆無餘(yu) 蘊，其門下之解釋，亦有大相發明者。”[35]然陽明晚年“致良知”之說，實際亦有其早年龍場講學活動之淵源。以下兩(liang) 段陽明的話便頗值得注意：

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隻是點此二字不出。於(yu) 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ti) ，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

某於(yu) 良知之說，從(cong) 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yu) 聞見障蔽，無人頭處，不得已與(yu) 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隻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36]

由此可見，“龍場悟道”作為(wei) 陽明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別是以“百死千難”換來的人生體(ti) 驗經曆，為(wei) 其晚年良知說的登場揭出，作了曆史性和思想性的準備。所謂“不出此意”雲(yun) 雲(yun) ，亦說明早年的“知行合一”說與(yu) 晚年的“致良知”思想，二者的言說方式盡管不同，但本質上仍可相互詮釋。雖“良知”一語更能洞見本體(ti) 之全體(ti) 大用，但“知行合一”作為(wei) 一種生命行動的原則，當也不能離開良知形上本體(ti) 的展開和落實。以陽明晚年在江西揭出的“致良知”說為(wei) 觀察視域，回看其早年在龍場倡導的“知行合一”思想，必能更好地厘清其思想發展變化的邏輯線索，看到其思想發展層層推進、層層提升的連續性和一貫性。而這類頗具哲學深意的思想性、學理性言說，姑不論其早年“龍場悟道”麵對的“漢”“夷”雜處邊裔，即使在儒家思想或知識早已普及的江右、浙中地區，他所針對的對象也絕不可能是一般鄉(xiang) 村民眾(zhong) 意義(yi) 上的“愚夫愚婦”，而隻能是有誌向道問學的地方讀書(shu) 士子。誠如清人陳弘謀所說：“陽明先生勳業(ye) 文章，炳著天壤。讀其文集，所言為(wei) 學，專(zhuan) 尚致良知，未免開後來蹈空之弊。”[37]所言既指陽明文集中的“為(wei) 學”之語，當然也應包括龍場大悟後為(wei) 諸生所撰的種種進德修業(ye) 之文。而所謂“蹈空之弊”隻能是針對王門後學偏離師說所發之論，與(yu) 受過陽明“過化”影響的一般社會(hui) 民眾(zhong) 完全無關(guan) 。

十分明顯，陽明在其龍場驛丞任上期間，針對大、小兩(liang) 種文化傳(chuan) 統的實際，展開了一係列的“有教無類”的教化實踐活動，而所謂“有教無類”並非就是一刀切地不區分環境和對象。一方麵，他根據鄉(xiang) 村草根民眾(zhong) 的社會(hui) 習(xi) 俗、生活實際，傳(chuan) 播了大量具有普世特點的儒家思想及人倫(lun) 價(jia) 值，作了不少以“親(qin) 民”實踐活動為(wei) 出發點的因俗化導工作，推動了邊地社會(hui) 秩序的內(nei) 地化建構和變遷發展的具體(ti) 曆史進程；另一方麵，他也麵向地方知識精英宣講了不少自己的心學理論思想，做了大量以心性自我覺醒和實踐性鍛煉為(wei) 出發點的人才培養(yang) 工作，形成了以後不斷在地域空間上擴大其涵蓋範圍的邊地心學傳(chuan) 播區。如果說前者為(wei) 後者準備了社會(hui) 土壤和心理氣候等政治文化生態條件，那麽(me) 後者則在前者提供的曆史條件基礎上回饋性地醞釀形成了邊地難得一見的心學地域學派。無怪乎錢德洪概括陽明在黔史跡，要說“士類感德，翕然向風”[38]。王杏也認為(wei) “先生（陽明）功德在天下，遺澤在貴州，公論在萬(wan) 世”[39]。均可見黔中對陽明而言，不僅(jin) 是他的“過化”之地，其誘導邊地民心移易風俗之功不可謂不大，同時也是他的“施教”之區，其啟發地方知識精英反躬自悟本心真性之力不可謂不深。無論著眼於(yu) 陽明個(ge) 人的心路跋涉變化發展曆程，抑或追蹤他曆年的心學講學傳(chuan) 播活動路徑，乃至觀察隨之陸續興(xing) 起的各個(ge) 王門後學地域學派的複雜曆史成因，陽明在龍場驛丞任上與(yu) 諸生的大量講學互動活動作為(wei) 一種早朝的曆史誘變現象，都是不可輕易忽視的。

三、從(cong) 民間到官方：心學思想影響範圍的擴大

龍場驛丞任上備嚐艱辛的王陽明，在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後，麵向地方知識精英開展的規模較大的講學活動，均主要集中在龍岡(gang) 、文明兩(liang) 個(ge) 地方書(shu) 院。龍岡(gang) 書(shu) 院的具體(ti) 地址，明嘉靖《貴州通誌》載“在治城北七十裏龍場驛，正德間，驛丞王守仁建”[40]。郭子章萬(wan) 曆《黔記》亦雲(yun) ：“龍岡(gang) 書(shu) 院在治龍場驛內(nei) ，正德間王文成守仁建。”[41]陽明自謂：“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gang) 書(shu) 院。”[42]耿定向則稱陽明貶謫龍場，“久之，夷人亦漸親(qin) 狎，共伐木，為(wei) 構龍岡(gang) 書(shu) 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43]。足證龍岡(gang) 書(shu) 院雖為(wei) 陽明親(qin) 手創辦，然具體(ti) 修建仍得到了當地“夷人”的無私幫助，稱名則與(yu) 諸生共同商量後才最終確定。

與(yu) 龍場驛相距不遠的龍岡(gang) 書(shu) 院，雖為(wei) 民間私人性質的講學杏壇，主要傳(chuan) 授與(yu) 官方朱子學明顯有別的陽明個(ge) 人的心學思想，尤其是“心即理”“知行合一”等當時極為(wei) 新穎的理論主張。一時口碑相傳(chuan) ，“貴之諸生，無遠近，皆裹糧從(cong) 之遊”[44]。其聲勢影響之大，曆來罕有黔省其他書(shu) 院可比。具體(ti) 到講學規模之大小，前人亦多有描述。例如，明人王杏便明確說：“聽講居民環聚而觀如堵焉，士習(xi) 用變。意者文教將暨遐方，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45]清初田雯更盛稱：“當日坐擁皋比，講習(xi) 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46]田氏之說雖為(wei) 異代遙想，然與(yu) 王杏所言互觀比照，即使有所誇大，亦必離事實不遠。而聽講者固然多為(wei) 來自各地的知識精英，但也有不少當地漢與(yu) 非漢的普通草根民眾(zhong) 。

文明書(shu) 院在“貴學憲公署之左……詰所從(cong) 始，正德問督學使毛公既辟公署，即置館於(yu) 此，以育蒙士”[47]。具體(ti) 而言，也可說在“省治城內(nei) 忠烈橋西，既元順路儒學故址”。“弘治年間，提學副使毛科建；嘉靖間，提學副使蔣信重建”[48]。與(yu) 龍岡(gang) 書(shu) 院為(wei) 民間私學杏壇不同，文明書(shu) 院則為(wei) 政府官辦講堂。毛科（子應奎）“與(yu) 守仁同鄉(xiang) ”[49]，時任貴州按察司副使，“首以學校為(wei) 務，恒念貴陽士子雖涵濡聖化之久，人才未底其盛，況初學小子，立誌不確，問學罔進，深以為(wei) 慮。乃建書(shu) 院，擇師儒以陶鎔之”[50]。遂與(yu) 陽明時有交往，並禮聘其前往文明書(shu) 院講學。因而“及科致仕歸，守仁為(wei) 文以送之，又嚐為(wei) 之撰《遠俗亭記》”[51]，可見過從(cong) 之密。

有關(guan) 毛科禮聘陽明講學事，據後者《答毛拙庵見招書(shu) 院詩》：“野夫病臥成疏懶，書(shu) 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yi) 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52]足證毛科的確曾聘陽明赴省城治所文明書(shu) 院講學，詩中“法象”“虛席”等用語，適可見毛科先有函致陽明，極盡“稱揚”之事。而陽明自知一介謫官，遂以謙詞托病推辭，然暗中未必就毫無觀察其是否真具誠意之想。是時陽明尚未完全從(cong) 政治危機的陰影中走出，難免不對朝廷邊疆大員的立場態度心存疑慮。毛科的回函今存文獻已不見有載，然證以繼任者提學副史席書(shu) （字文同，諡文襄）之說“曩者應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執事，旅居書(shu) 院俯教，承學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執事，遂還龍場，後生鹹失依仗”[53]雲(yun) 雲(yun) ，則可識陽明最終仍接受了毛科的禮請，由謫居龍場赴省城貴陽，為(wei) 科考諸生開講於(yu) 官辦之文明書(shu) 院。

毛科離黔之後，同樣是提學副使的席書(shu) ，出於(yu) 培養(yang) 地方讀書(shu) 士子的考慮，加上仰慕陽明的人品節操，一方麵專(zhuan) 門去函禮邀陽明講學，稱“執事文章氣節，海內(nei) 著聞，茲(zi) 謫貴陽，人文有光，遐土大慶……即今省試已迫，愚意欲候文車至止，處分就緒，乃議巡試之期”[54]；另一方麵更“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55]，專(zhuan) 程“自龍場延公（陽明）於(yu) 文明書(shu) 院，以教諸士。當是時，不惟貴陽諸士得聞所未聞，而文襄公之學亦由此深造遠詣，至今貴陽稱善教者必曰文襄。則陽明公切磨之功，固不可誣”[56]。陽明於(yu) 患難中得此至交，亦構成一段難得的曆史佳話。

陽明最初“居龍場有龍岡(gang) 書(shu) 院”，後又“居會(hui) 城有文明書(shu) 院”[57]，可說是“官事簡於(yu) 在朝，師道尊於(yu) 牖世”[58]。然較諸具有民間性質的龍岡(gang) 書(shu) 院講學稍有不同的是，陽明在官方主辦的文明書(shu) 院開壇授課，更多的則是麵對準備科考舉(ju) 業(ye) 的讀書(shu) 士子，如何處理原先不必考慮的授學內(nei) 容與(yu) 科考課的關(guan) 係，便不能不提上了議事日程。也正因如此，席書(shu) 致函禮聘陽明講學時，遂特別強調“誤天下之豪傑者，舉(ju) 業(ye) 也，然使天下士借是而知所向上者，亦舉(ju) 業(ye) 也”。他同時又引宋儒之言雲(yun) ：“科舉(ju) 非累人，人自累科舉(ju) 。”而“今之教者，能本之聖賢之學，以從(cong) 事於(yu) 舉(ju) 業(ye) 之學，則亦何相妨哉？”[59]這是充分了解陽明之後才能發出的能感動對方的肺腑之言，可見禮聘陽明講學乃是具有朝廷大員身份的席書(shu) 周密考慮後才做出的決(jue) 定。

與(yu) 席書(shu) 對科考的看法完全一致，陽明從(cong) 自己一生求學經曆的立場出發，也同樣認為(wei) “士君子有誌聖賢之學，而專(zhuan) 求之於(yu) 舉(ju) 業(ye) ，何啻千裏！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誌，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yu) 天下”。何況“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yu) 聖人，則知舉(ju) 業(ye) 之可以達於(yu) 伊、傅、周、召矣”[60]。即在陽明自己，也是“早以文學進於(yu) 道理，晚以道理發為(wei) 文章”[61]。席書(shu) 與(yu) 陽明一樣，亦為(wei) 進士出身，都以聖賢之學為(wei) 職誌，為(wei) 官“服禦儉(jian) 約，寮屬多所感化。公餘(yu) 唯喜論學，嚐著《鳴冤錄》，以明陸象山之冤，學者多所開悟”[62]。甚至在早期麵對患難之中的陽明，亦頗能認同其與(yu) 朱子迥然有別的心學。因而即使在舉(ju) 業(ye) 問題上的看法，二人也言雖異而實一致。陽明能在官方主辦的文明書(shu) 院自由發抒其思想，朝廷邊疆大員席書(shu) 的認同與(yu) 支持乃是決(jue) 定性的前提條件。

從(cong) 文化差異性極大的屬於(yu) 土司管轄的“夷區”龍場，移至具有地緣政治文化中心意義(yi) 的省城貴陽講學，由民間私人施教傳(chuan) 道轉入與(yu) 官方合作的學業(ye) 授受，而其所傳(chuan) 所授又為(wei) 源自個(ge) 人心性體(ti) 悟並有儒家經典可以印證的聖賢之學，其中必然會(hui) 有與(yu) 科考舉(ju) 業(ye) 必備的朱子官學課目明顯不同的個(ge) 人心性論思想。因此，陽明在省城文明書(shu) 院的講學活動，其曆史象征意義(yi) 顯然十分重大。它不僅(jin) 意味著與(yu) 朱子迥然有別的另一新穎獨特的心學思想傳(chuan) 播地域的迅速擴大，人才培養(yang) 數量規模的急劇增加，同時也象征著陸學之後又一以“王學”為(wei) 符號標誌的理論學說的劃時代崛起，其勢頭之強勁甚至很快就獲得了代表朝廷的地方政府的認可，官學籠罩下的沉悶思想世界開始突破性地吹拂起陣陣來自邊裔的新鮮空氣。從(cong) 這一觀察視域出發，如果說龍岡(gang) 書(shu) 院是全國第一家弘傳(chuan) 陽明個(ge) 人心學思想的民間私人講學要地，更多的是針對當地的鄉(xiang) 村草根民眾(zhong) ，那麽(me) 文明書(shu) 院就是全國第一家倡導陽明個(ge) 人心學思想的官方講學機構，主要針對的是當地的科考生員或士紳精英。陽明心學後來之所以風行天下，固然主要得力於(yu) 門下弟子王艮、王畿等後學人物的發揚光大[63]，然窮流溯源討論其早期的流衍傳(chuan) 播，則不能不首推席書(shu) 、毛科兩(liang) 位地方政府大員禮聘其講學之功。

四、培養(yang) 精英：“知行合一”說的麵授與(yu) 傳(chuan) 播

以龍岡(gang) 書(shu) 院的民間講學活動為(wei) 基礎，陽明受官方邀請前往文明書(shu) 院，遂憑借省會(hui) 政治文化影響輻射中心的有利條件，進一步麵向更多的受眾(zhong) 倡導和傳(chuan) 播其心學思想。是時陽明雖仍在龍場驛丞任上，然“為(wei) 時甚暇，故得從(cong) 容講學”[64]，而“貴之諸生，無遠近，皆裹糧從(cong) 之遊”[65]，從(cong) 遊受學人數規模明顯有所擴大。一時社會(hui) 聲勢影響廣傳(chuan) ，“士類感德，翕然向風”[66]，其中多數為(wei) 科考讀書(shu) 士子，亦有不少地方知識精英。因而“不惟貴陽諸士得聞所未聞，而文襄公之學亦由此深造遠詣，至今貴陽稱善教者必曰文襄。則陽明公切磨之功，固不可誣也”[67]。以此觀察陽明“龍場之謫”，也可說乃是：“天假手於(yu) 瑾玉王公於(yu) 成者。公始以文章氣節自負，至黔始悟良知，以養(yang) 聖胎，龍場其陳蔡也。豫章己卯之亂(luan) ，繇公而敉，龍場其隆中也。……至謫於(yu) 黔者，幸公自寬；宦於(yu) 黔者，依公為(wei) 儀(yi) 。其有功於(yu) 黔，豈曰柳永、韓潮已哉？”[68]

由此可見，陽明在文明書(shu) 院的講學，由於(yu) 獲得了席書(shu) 政治與(yu) 學術上的雙重支持，不僅(jin) 表明他開始走出了政治迫害的困局[69]，同時也標誌著他已徹底擺脫了朱子學的困擾束縛。誠可謂“三年瘴癘不能侵，何陋翻能施教澤”[70]。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為(wei) 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不敢遽排眾(zhong) 好，奪時論”。正因為(wei) 如此，則席書(shu) 之獨具慧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率諸生“皈依龍場，以驛丞為(wei) 師也。官為(wei) 提學，而率諸生以師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誌何峻卓，況不虞賊瑾之虐其後乎”[71]。如前所述，席書(shu) 於(yu) 陽明心學的早期認同與(yu) 倡導，不能不說有首開一方風氣之功。正是由於(yu) 他與(yu) 陽明的相互默契與(yu) 配合，才使後者的講學有了政治與(yu) 學術的雙重合法性，從(cong) 而能夠更加有效地突破地方社會(hui) 沉悶僵化的官學籠罩局麵，開啟一個(ge) 新的心學時代強勁剛健、初生勃發之風。時人評價(jia) 席書(shu) ，以為(wei) “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72]，其說不可謂不客觀公允。

但是，立足於(yu) 黔中王門地域學派產(chan) 生和形成的立場進行曆史性分析，則席書(shu) 與(yu) 陽明的相互默契配合，各自發揮自己的政治身份地位和學術影響優(you) 勢，更重要的則是以因緣聚合的方式催生了早期心學地域學派破天荒般的產(chan) 生。從(cong) 龍岡(gang) 書(shu) 院到文明書(shu) 院，由地方土司領地到朝廷流官轄區，不僅(jin) 意味著陽明個(ge) 人生存與(yu) 生活環境的改變，政治生態格局壓力的減輕，同時也象征著他的講學受眾(zhong) 規模的擴大，知識精英群體(ti) 參與(yu) 人數的增多。因此，如果說“黔中學派開自陽明貴州龍岡(gang) 書(shu) 院”[73]，那麽(me) 其聲勢之壯大則當始自省城貴陽之文明書(shu) 院。是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shu) 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74]，無論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讀書(shu) 士子既來自全省各行政州縣，他們(men) 或多或少總會(hui) 接觸或了解到陽明的思想主張，也就會(hui) 透過吸收消化的方式將其帶回原籍，從(cong) 而擴大了傳(chuan) 播影響的地緣生態分布格局，形成了朱學、王學相互並峙的多元文化景觀。而席書(shu) 在延聘陽明至文明書(shu) 院“訓多士”的同時，也“居恒相與(yu) 講論，常至夜分”。後人以為(wei) 陽明“妙悟宗旨，倡明良知之學，上接孔孟之傳(chuan) ”[75]，或亦與(yu) 席書(shu) 的切磋討論有關(guan) ，陽明回憶“往年與(yu) 公（席書(shu) ）論學於(yu) 貴州”時，亦情不自禁地感歎“受公之知實深”[76]，均可見席書(shu) 與(yu) 陽明交誼之深，誠可謂亦師亦友。加上前者“才識敏決(jue) ，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zhuan) 右象山而抑考亭，嚐著《鳴冤錄》以明象山之冤，識者韙之”[77]。陽明讀其書(shu) 後，亦以為(wei) “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yu) 世之附和雷同從(cong) 人非笑者相去萬(wan) 萬(wan) 而已”[78]。足證席書(shu) 亦為(wei) 有明一代心學運動的重要核心人物，無論探討黔省王門地域學派的興(xing) 盛崛起，抑或分析全國心學整體(ti) 運動的利弊得失，他與(yu) 陽明的交往過從(cong) 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曆史大事，甚至直接視其為(wei) 黔中王學的開山，當也是符合曆史之本來實際的。

龍岡(gang) 書(shu) 院與(yu) 文明書(shu) 院，二者雖一為(wei) 民間私學，一為(wei) 官方公學，然而以陽明為(wei) 中心大規模聚會(hui) 講學時，參與(yu) 聽講的人群數量均極為(wei) 可觀。其中尤以省城講學規模最大，以致“諸生環而觀聽以百數，自是貴人士知從(cong) 事心性”[79]。甚至較諸後來的在滁及居越講學，貴陽講學的數量規模也顯得毫不跡色[80]。而自兩(liang) 漢以迄清，黔地講學亦從(cong) 未有過如此之盛者[81]。故萬(wan) 曆年間郭子章巡撫貴州，便盛稱“貴州士類賴以興(xing) 起”[82]；其曆史影響之長久深遠，以致“無遠近，無夷漢，莫不屍祝”[83]。而終陽明一生，雖在戎馬倥傯(zong) 之際，亦不忘講學[84]，然若論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心性論講學，亦當以“龍場悟道”為(wei) 時間坐標，必始於(yu) 黔地龍場驛丞任上無疑。

然而聚講參與(yu) 的會(hui) 場人數雖多，除一部分為(wei) “士類感慕者”外，亦有不少好奇前來圍觀的“聽講居民”[85]。其中即使是感慕而來的讀書(shu) 士子，也不能一概視為(wei) 陽明認可的及門弟子。證以龍場驛丞任上陽明自己的詩作，如其所謂：“閑來聊與(yu) 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硏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詠歌俱實學，毫厘須遣認教真。”[86]則真能入其室的弟子，除大型聚會(hui) 參與(yu) 聽講之外，必又隨時隨地得從(cong) 其遊。所謂“二三子”雲(yun) 雲(yun) ，即可見其人數必不多。然既能入其室受其業(ye) 者，針對各人的根性品質差異，陽明亦必隨時隨地靈活有效地施教，或因病予藥，或密示指點，隻是天然應機，自在隨問作答，要在當下即有震動感應，能夠猛醒內(nei) 省自察。陽明自己也在循循善誘，看到學生悠然自得之際，不期然而然地吟出“正思講習(xi) 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87]的詩句，真是相處融融然無有分別，完全一派天生自然活機。顯然未必都要高居大殿講堂，才能說教式地傳(chuan) 宣大道，否則便談不上隨機指點，亦喪(sang) 失了對話交流的活潑機趣。

因此，如果認真細繹上引“硏幾悟道是何人”“毫厘須遣認教真”等句，則可識其在省城文明書(shu) 院授業(ye) ，如與(yu) 席書(shu) 私下論學，曾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88]一樣，針對其他入室親(qin) 炙弟子，亦必多有類似的啟發式教學。其中最重要者即示人以心性體(ti) 悟之入手工夫，倡導最能表現其本體(ti) 實踐學精義(yi) 的“知行合一”即體(ti) 即用學問宗旨[89]，遠非僅(jin) 僅(jin) 在書(shu) 冊(ce) 子上憑空死鑽硬扣，隻知道“改課講題”的三家村塾師可以比擬。錢德洪說陽明“居貴陽時，首與(yu) 學者為(wei) ‘知行合一’之說”[90]，所謂“學者”必以真入室親(qin) 炙弟子為(wei) 主體(ti) 。

五、授學樂(le) 群：黔中王門弟子的人數規模

陽明的在黔及門弟子，早在明萬(wan) 曆年間，郭子章入黔了解情況後就曾感慨：“王文成謫龍場，黔士大夫始興(xing) 起於(yu) 學，當時龍場生問答，莫著其姓名”[91]，遂長期影響了對黔中王門的客觀評估。以餘(yu) 重耀所撰《陽明弟子傳(chuan) 纂》為(wei) 例，其搜羅陽明弟子人數不可謂不多，然一旦涉及黔中王門學者，則僅(jin) 於(yu) 補遺中列有湯冔（字伯元）、葉梧（字子蒼）、陳文學（字宗魯）三人名姓，雖均為(wei) 陽明在黔期間親(qin) 炙弟子，仍不過根據錢德洪《王陽明年譜》掇拾而已[92]。按錢氏《年譜》述巡按貴州監察禦史王杏建陽明祠於(yu) 貴陽一事，遂順便提及“請建祠以慰士民之”之“門人湯冔、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93]，上述三人始得以在《年譜》中具名。然錢氏《年譜》所記，又本於(yu) 王杏《陽明書(shu) 院記》。是時恰為(wei) 嘉靖十三年（1534），在陽明學被官方打成偽(wei) 學的嚴(yan) 峻政治勢態下，王杏“以激勸邊人”為(wei) 正當理由，仍堅持立祠以祭祀陽明，較之嘉靖十六年（1537）周汝員建新建伯祠於(yu) 越地，早了整整三年，是為(wei) 全國最早的紀念陽明的祠祀。而王杏敢冒政治風險的所作所為(wei) ，實又離不開陽明一批在黔弟子的合作與(yu) 支持，有其“先生門人湯君冔、葉君梧、陳君文學數十輩，乞為(wei) 先生立祠，以便追崇”[94]之說可證。從(cong) 中正可見嘉靖年間尚有一批陽明親(qin) 炙弟子活躍於(yu) 西南黔省邊地，他們(men) 顯然是作為(wei) 一個(ge) 學派群體(ti) 在維護和發揚師說的。

作為(wei) 一個(ge) 學派群體(ti) 的黔中王門，其崛起於(yu) 西南邊地當始於(yu) 陽明的黔中講學。考徐愛《贈臨(lin) 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詩曾有句雲(yun) ：“吾師謫貴陽，君始來從(cong) 學；異域樂(le) 群英，空穀振孤鐸。”[95]徐氏（字曰仁）乃陽明之妹婿，早在陽明赴龍場之前，即已入於(yu) 其門下。除黔中王門受業(ye) 弟子外，徐氏乃最早接受陽明“知行合一”之說[96]，同時極為(wei) 熟悉其在黔史跡掌故者，故所言自當可信。黔中王學親(qin) 炙子弟，見諸他省王學人物載籍者，湯冔、葉梧、陳文學之外，又多有了一李良臣。唯詩中既言“樂(le) 群英”，則人數又何止此四人？

從(cong) 陽明一生事跡行履看，其最為(wei) 重視者即講學。就全國範圍論，“當時及門之士，相與(yu) 依據尊信，不啻三千之徒”[97]。黔中負笈入門弟子，必有可再舉(ju) 其名姓者。值得慶幸的是，天亦不忍湮沒其事其人。早在陽明離黔赴江西廬陵任，抵達鎮遠轉舟之旅次途中，回首顧望，惓惓殷殷，遂手書(shu) 信劄，遙寄黔中及門弟子。是劄雖未收入《王文成公全書(shu) 》，然真跡迄今尚保存完好[98]。據此可知陽明及門弟子除前述之湯冔、葉梧、陳文學、李良臣外，有字號可考者尚有張時裕、何子佩、越文實、鄒近仁、範希夷、郝升之、汪原銘、李惟善、陳良臣、易輔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彥、高鳴鳳、何廷遠、陳壽等人[99]。劄中具名雖未必盡得黔中門人之全，然仍可補萬(wan) 來載籍遺漏失收之缺憾。其人數規模之多，即使置於(yu) 全國範圍內(nei) 比較，一如《陽明弟子傳(chuan) 纂》所列，亦毫無遜色。

陽明離開貴陽時，門下弟子曾遠道送行至龍裏。陽明《諸門人送至龍裏道中》詩有句雲(yun) ：“蹊路高低入亂(luan) 山，諸賢相送愧間關(guan) ；溪雲(yun) 壓帽兼愁重，峰雪吹衣著鬢斑。”[100]陽明到達鎮遠後之信劄，特意提到當“致謝”送行“遠餞”的弟子，並專(zhuan) 門致意“列位秋元賢友”。顯然前者即指長程送行至龍裏始揮手告別的群弟子，後者則為(wei) 當年鄉(xiang) 試（秋闈）高中的眾(zhong) 門生[101]。而曆來“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102]。邊地“秋元”高中之弟子，必有不少出身寒門，然能以心學人物崛起一方，乃至蔚成一大地域學派，則不能不說是得力於(yu) 陽明獎掖指點之功。

陽明的黔中及門弟子群，除本地讀書(shu) 士子外，亦有他省遠道慕名前來，同一受業(ye) 於(yu) 堂下者。例如，尹守衡《皇明史稿》便明稱：有“朱光霽者，字克明，蒙化（今雲(yun) 南巍山縣）人，王陽明謫官龍場，光霽以諸生從(cong) 講學，自是欲棄舉(ju) 子業(ye) ，以父命遂舉(ju) 於(yu) 鄉(xiang) ，授重慶府通判”[103]。隆慶《雲(yun) 南通誌》也說光霽“隨父之任，得聞良知之說於(yu) 王陽明先生之門”[104]。考其父朱璣（字文瑞）乃貴州左參政，後升按察使。陽明初入黔地，即撰《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一文，盛讚“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le) 茲(zi) 岩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cong) 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yu) 岩之右，以為(wei) 厘祝之所”[105]。其《贈朱克明南歸言》亦說：“朱光霽，字克明，廉憲朱公之子也，嚐與(yu) 其兄光弼從(cong) 學於(yu) 予，舉(ju) 於(yu) 鄉(xiang) 遊太學。”[106]足證陽明與(yu) 朱氏兩(liang) 代皆有交誼，從(cong) 其遊者除光霽本人外，胞兄光弼（字克相）亦曾同往受業(ye) ，並與(yu) 黔籍學者交流互動，不僅(jin) 形成了一個(ge) 跨省的心學士人群體(ti) ，同時也推動了西南邊地心學學派的產(chan) 生和發展。更重要者，朱氏一門乃雲(yun) 南“世家钜族”[107]，又承良知之教，家傳(chuan) 陽明心學。他們(men) 兩(liang) 代人與(yu) 陽明的交往，不可能不對地方社會(hui) 產(chan) 生影響。尤其泰州學派學者羅汝芳經黔入滇，任雲(yun) 南右參政後，自覺“天地萬(wan) 物一身，無不可教之人，政暇集士夫於(yu) 書(shu) 院，更端問難，響答如洪鍾，人人虛往而實歸”[108]，繼陽明黔中講學及朱氏家族傳(chuan) 衍推廓之後，進一步加快了“儒學入邊”的曆史發展進程，強化了儒家學說建構邊地社會(hui) 秩序所發揮的影響作用，陽明學也因此成為(wei) 西南地方社會(hui) 不可忽視的重要精神思想資源[109]。而朱氏一門兩(liang) 代人作為(wei) 南滇精英人物的代表，他們(men) 所發揮的承上啟下的曆史作用亦斷不可輕易忽視。

六、先立乎其大者：黔中王門學者的聖學工夫積累

陽明在黔中講學施教時，便極力反對舉(ju) 業(ye) 士子“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嚐有其誠”[110]，非常不滿將科舉(ju) 視為(wei) 入仕謀利敲門磚的功利化社會(hui) 行為(wei) 。他認為(wei) 即使登第入仕，也要以修己治人為(wei) 根本目的，成就一番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事業(ye) 。與(yu) 陽明的看法類似，席書(shu) 也反對將科舉(ju) 完全視為(wei) “利祿之媒”，認為(wei) 無論任何時候都必須“進以古人之德業(ye) ”，身心一體(ti) 地契入“聖賢之學”，從(cong) 而達致“風動於(yu) 道德仁義(yi) 之域”的秩序化建構目的[111]。而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當也得到了席書(shu) 的認同。其說強調“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一個(ge) 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liang) 事”[112]。因此，陽明與(yu) 黔中及門弟子討論學問，如前引徐愛《贈臨(lin) 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詩所雲(yun) ：“文章自餘(yu) 事，道義(yi) 領深約；南宮屈有待，東(dong) 州教相許”[113]；必時時處處示以“聖學”工夫，勸勉告誡一切來學者以立誌成聖成賢為(wei) 鵠的。考李良臣為(wei) 嘉靖四十三年（1564）舉(ju) 人，次年成進士；陳文學為(wei) 正德十一年（1516）舉(ju) 人，十六年（1521）成進士；湯冔與(yu) 陳文學同年舉(ju) 於(yu) 鄉(xiang) ，先一年成進士；葉梧正德八年（1513）成舉(ju) 人；朱光霽為(wei) 正德八年（1513）舉(ju) 人，其兄光弼鄉(xiang) 薦則在嘉靖七年（1528）。陽明在黔中講學授業(ye) 時，上述諸人尚為(wei) 生員，因此無論席書(shu) “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114]陽明，或由其禮請陽明“居文明書(shu) 院為(wei) 諸生講知行合一之學”[115]，他們(men) 作為(wei) 親(qin) 灸受業(ye) 弟子，都必然同列於(yu) 門牆之內(nei) 。

陽明早年即篤誌聖人之學，謫居龍場期間又大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其傳(chuan) 道講學活動，必然也以點醒別人發明本心真性，能夠步入成賢成聖正途為(wei) 終極目標，始終不悖儒家“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的一貫宗旨。而前來聽講者雖多鄉(xiang) 裏之士，亦不乏有誌聖學者。其中如陳文學，乃貴州前衛人[116]，“年十餘(yu) 即能詩文，以諸生事陽明，乃潛心理學”[117]。曾官耀州知州，撰有《耀歸存稿》《餘(yu) 生續稿》《孏簃間錄》，後由門人合編為(wei) 《陳耀州詩集》，或又題作《五粟山人集》。陽明曾有詩贈他：“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為(wei) 藤蔓纏。又如昆侖(lun) 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chuan)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yu) 事，聊雲(yun) 子所偏。”[118]便是針對其耽於(yu) 詩文的偏頗，勸勉其排除各種世俗陳言的幹擾，專(zhuan) 心以優(you) 入聖域為(wei) 職誌，成為(wei) 人間社會(hui) 不可或缺的真豪傑。陽明曾激烈批評“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wei) ”的做法，認為(wei) ：“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xi) ，而弊之所從(cong) 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119]取是說與(yu) 贈陳氏之詩相較，雖一正麵一負麵，亦可見其對辭章之學的看法，立場可謂前後一貫。而陳氏很早就親(qin) 得陽明之耳提麵命，陽明的循循善誘誠乃一派護愛之真心。時人稱陳氏之學“學有自來矣”[120]，顯然並非一時偶發之虛語。

與(yu) 陳氏同時問學於(yu) 陽明之湯冔，乃貴州宣慰司人，其與(yu) 陳文學時相唱和，關(guan) 係極為(wei) 密契。據《貴陽府誌·湯冔傳(chuan) 》記載，“王守仁謫龍場，師事之”[121]，“得知行合一之學”[122]。後出知潮州府，為(wei) 京朝官十餘(yu) 年，晚年與(yu) 陳文學唱和，撰有《逸老閑錄》《逸老續錄》。清人莫友芝撰《雪鴻堂詩搜逸序》，稱“黔自明始有詩，萌芽於(yu) 宣、正，條衍於(yu) 景、成以來，而桐豫於(yu) 隆、萬(wan) 。……百有餘(yu) 年，榛莽遞開，略具塗軌”[123]。並一一列舉(ju) 黔中可圈可點之詩家人物，陳、湯二氏均赫然具名其中。而“王伯安先生謫龍場，公師事之”[124]，陽明告誡陳氏之言，如進一步加以發揮，也可說真有誌聖學者，必先立乎其大，然後下學上達，直明本心真性，以自得為(wei) 根本，所言必對湯氏亦有啟發。

與(yu) 鄉(xiang) 人陳、湯二人同時，葉梧亦從(cong) 遊於(yu) 龍場驛丞任上的陽明，席書(shu) 率諸生以師禮事陽明，葉氏亦必在其中。葉梧亦貴州宣慰司人，曾任湖南新化縣教諭，並與(yu) 徐愛時有過從(cong) 。陽明也有書(shu) 寄他，以為(wei) 其能“掌教新化，得遂迎養(yang) 之樂(le) ，殊慰殊慰”。同時複般殷告誡說：“古之為(wei) 貧而仕者正如此，子蒼安得以位卑為(wei) 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學熏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觀感，誠可以不愧其職。今之為(wei) 大官者何限，能免竊祿之譏者幾人哉？”信末又特別鼓勵：“子蒼勉之，毋以世俗之見為(wei) 懷也。”[125]葉氏既掌教一方，人稱“性醇厚溫和，而立教嚴(yan) 肅，諸生憚之。嚐以學宮祭器多缺，竭力營備”[126]。具見他是以學為(wei) 教，竭力以聖學熏陶接引他人，其人生態度及所作所為(wei) ，當也與(yu) 陽明的殷般勖勉有關(guan) 。葉氏後曾升陝西鎮安知縣。

縱觀陽明一生事功學術，他都希望能“求豪傑同誌之士於(yu) 天下”[127]。而他所謂的“豪傑同誌之士”，固然首先要“治人”，即承擔家國天下的大任，但更重要的是能夠“修己”，即注意自己的人品涵養(yang) 提升，甚至一念發動之微也是工夫不可忽視的下手處。個(ge) 人的人格完善與(yu) 社會(hui) 群體(ti) 的整體(ti) 性完善，在陽明一類的儒家人物看來，二者從(cong) 來都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陽明在《贈朱克明南歸言》中，便極力告誡他與(yu) 黔中王門弟子，強調為(wei) 學之第一要務，便是如何“變化氣質”。所謂“變化氣質”，舉(ju) 例言之，則譬如“其未學也，粗暴者也，貪鄙者也，虛誕者也，矜誇者也，輕躁者也。及其既學，粗暴者變而為(wei) 溫良，貪鄙者變而為(wei) 廉介，虛誕者變而為(wei) 忠信，矜誇者變而為(wei) 謙默，輕躁者變為(wei) 重厚”[128]。事實上，如同孔子讚歎顏回好學，能夠“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一樣，前引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立誌、勤學、改過、責善四條[129]，都既是儒家生命學問普遍性的為(wei) 學之方，也是每一個(ge) 體(ti) 針對自身弱點變化氣質之法。因為(wei) 如果丟(diu) 失了存養(yang) 克治的工夫，氣質長期昏濁而僵滯，“則物欲感而過失易生”，必然“改變難而洗滌不易”。即使真能做到“神明之發，及其存養(yang) 之純，雖其天姿之高，亦由好學之篤”[130]，不可能離開平時點點滴滴的工夫積累。其中窮理的實踐固然不能少，但更重要的則是養(yang) 氣的工夫，需要從(cong) 靜中收攝精神，全麵調適整個(ge) 心智情意結構。陽明正是有鑒於(yu) 此，以“變化氣質”為(wei) 出發點，特別開出了五劑人生治病的藥方：“溫良者粗暴之劑也，能溫良則變其粗暴矣；廉介者貪鄙之劑也，能廉介則變其貪鄙矣；忠信者虛誕之劑也，能忠信則變其虛誕矣；謙默者矜誇之劑也，能謙默則變其矜誇矣；重厚者輕躁之劑也，能重厚則變其輕躁矣。”並雲(yun) ：“道經湖貴從(cong) 吾遊者多，或有相見者，亦出此致勉勵之意。”[131]具見他的話不僅(jin) 是針對朱氏兄弟的，也是遍告包括黔中王門在內(nei) 的所有從(cong) 遊弟子的。至於(yu) 該如何具體(ti) 下手躬行實踐，則各人的稟性氣質不同，入門的工夫路徑亦有異差，誠如後來謫戍都勻並推動了黔中王學健康發展的鄒元標所說：“有因持誌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yang) 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yang) 入者，如白沙詩雲(yun) ：‘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ti) 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liang) 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也是後人當認真取鑒的經驗談[132]。

七、刊刻典籍：學術思想資源的傳(chuan) 播

十分明顯，陽明與(yu) 黔中受業(ye) 弟子的交流互動，無論在黔離黔，見麵不見麵，乃是長期持續而未中斷的。早在離黔赴廬陵任的旅途中，他便有信談道“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區區欲刊一小書(shu) 故也。千萬(wan) 千萬(wan) ”，並雲(yun) “良臣、伯元諸友均此見意”。[133]考王杏嘉靖十四年（1535）之《書(shu) 文錄續編後》，亦曾明確提道“陽明先生處貴，有《居夷集》，門人答問有《傳(chuan) 習(xi) 錄》，貴皆有刻”[134]；郭子章《黔記》亦載有《居夷集》，並稱“陽明先生謫龍場時撰”[135]，該書(shu) 在陽明居黔時即已編排畢役，離黔時遂念念不忘保存梨板以備刻印。今嘉靖《貴州通誌》、萬(wan) 曆《貴州通誌》及郭子章《黔記》，均收有大量陽明詩文，大多為(wei) 在黔期間所撰，不少為(wei) 丘養(yang) 浩嘉靖三年刻本《居夷集》及晚出之通行本《王文成公全書(shu) 》所未載。其中嘉靖《貴州通誌》由王門後學謝東(dong) 山主修，刊刻於(yu) 嘉靖十四年（1555）[136]，具有“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的文獻搜考優(you) 勢[137]。書(shu) 中雲(yun) 陽明“任龍場驛丞，有《居夷集》傳(chuan) 於(yu) 貴”[138]，則所據必為(wei) 黔地刻本《居夷集》。足證陽明所雲(yun) 區區“小書(shu) ”，必指《居夷集》無疑[139]。刊刻時間似當早於(yu) 丘養(yang) 浩嘉靖三年本。蓋陽明正德四年（1509）歲杪離黔時，刻書(shu) 之“梨木板”即已準備就緒，刻書(shu) 時間絕不可能拖延太久，及門弟子李良臣、湯冔等，均曾參與(yu) 其事，並有讎校之功。尤宜注意者，則是“陽明先生之學，大成於(yu) 貴陽，三載居夷，興(xing) 起甚眾(zhong) ”[140]。因而《居夷集》在陽明悟道之地的刊刻傳(chuan) 播，既可反映陽明個(ge) 人心路跋涉的艱難變化曆程，也能折射黔中王門興(xing) 起發展的師資因緣，不能不說是西南邊地心學發展史上的一大盛事。

除《居夷集》外，黔地所刊陽明著述，以及門受業(ye) 弟子所為(wei) 為(wei) 限，至少尚有《傳(chuan) 習(xi) 錄》《陽明王先生文錄》《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等三種[141]。《傳(chuan) 習(xi) 錄》如前引王杏所言，黔地早已有刻本，當為(wei) 早期罕見珍稀之書(shu) 。《陽明王先生文錄》今存嘉靖年間刻本，乃“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奉梓”[142]，題作“門人陳文學、葉梧重校”。按嘉靖《普安州誌》卷三《學校誌》著錄“《陽明錄》二部、《傳(chuan) 習(xi) 錄》一部、《居夷集》二部”，並雲(yun) 均“布政司發下”。貴州巡按禦史王杏亦提到，其曾將舊藏黔刊本《陽明王先生文錄》，“屬所司頒給之”，以裨“貴之人士家誦而人習(xi) 之”[143]。萬(wan) 曆《貴州通誌》載“《陽明文錄》一部十四冊(ce) ，萬(wan) 曆十九年副使蕭良斡刊”[144]，則是書(shu) 嘉靖初年利行後，萬(wan) 曆年間又由官方再次重梓。具見以上三書(shu) 之刊行與(yu) 頒布流傳(chuan) ，均得力於(yu) 官方行為(wei) ，亦離不開陽明親(qin) 炙弟子之校讎編纂，乃入黔宦遊官員與(yu) 地方王門學者通力合作之產(chan) 物。其書(shu) 既由官方權力係統分發，則絕不止於(yu) 普安一地，必當涵蓋布政司轄下之各州縣，甚至涉及個(ge) 別土司地區，反映陽明撰作傳(chuan) 播的地緣空間範圍已十分廣泛，甚至成為(wei) 不少地方科考士子常讀之書(shu) ，自然也為(wei) 黔中王門的傳(chuan) 衍壯大提供了必要的“土壤環境”和“氣候條件”。

嘉靖十四年本《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稍晚出，亦題有“耀州門人陳文學、鎮安縣知縣門人葉梧校刊”等字樣，主要以黔地先已刊行之“《文錄》所未載者，出焉以遺之，俾得見先生垂教之全錄”[145]。具見《續編》乃是《文錄》的新刊補編本，以前後兩(liang) 書(shu) 合而觀之，則陽明著述已大體(ti) 齊備。新刊《續編》本的鋟版，固然離不開王學及門弟子的參與(yu) ，但也得到了以王杏為(wei) 代表的官方的支持[146]。書(shu) 籍的大置刊刻與(yu) 傳(chuan) 播則意味著思想與(yu) 知識的流通與(yu) 普及，從(cong) 而有利於(yu) 推動地方心學人才群體(ti) 的形成和發展，參與(yu) 陽明著述校刻的不過李良臣、湯冔、陳文學、葉梧等數人，但其所代表的仍是黔中王門整個(ge) 心學學派的認同群體(ti) 。

大量刊行陽明一生著述文集，作為(wei) 黔中王門傳(chuan) 播心學思想的一種方式，曆數其前後經過，可謂始終堅持不懈，不僅(jin) 反映了邊地心學學者學術交往活動的頻繁與(yu) 活躍，同時也體(ti) 現了宦黔官員對陽明心學的認同和支持。觀察黔中王門地域學派產(chan) 生、形成和發展變化的整體(ti) 特征，二者都是不可輕易忽視或繞過的重要學術文化現象。

稍有必要強調的是，《居夷集》的撰作在貴州、刊刻在貴州，內(nei) 容所涉也主要為(wei) 貴州，對黔籍學者尤其是陽明及門弟子而言，稍一展卷誦讀，便不能不立刻感到親(qin) 切而有情味，以為(wei) 其人雖已遠離黔地，精神影響仍長留在山川大地之間。而心乃一切價(jia) 值之源，陽明之心必藏於(yu) 其書(shu) 中，讀其書(shu) 而求其心，求其心而反諸身，則又能滋養(yang) 涵化自己之境界精神。故黔中王門親(qin) 炙弟子每感其人其事，遂不能不有“陽明翁此居三年，覆載吾土天地大”之歌吟[147]。而繼《居夷集》鋟版首刻之後，又先後有《傳(chuan) 習(xi) 錄》《陽明王先生文錄》《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諸書(shu) 的刊行，固然首先是源於(yu) 學理認知的需求，但也有精神情感的劫因。因此，也可說：“先生謫寓茲(zi) 土，遺惠在人，思其人而不可見，故於(yu) 文致重也。其勿剪甘棠之義(yi) 乎？”[148]而陽明自己在心智情感上，也始終掛念和關(guan) 心黔中王門學者，曾有書(shu) 劄寄貴陽諸生說：“吾所以念諸友者，不在書(shu) 劄之有無。諸友誠相勉於(yu) 善，則凡晝之所誦，夜之所思，孰非吾書(shu) 劄乎？不然，雖日致一書(shu) ，徒取憧憧往來，何能有分寸之益於(yu) 諸友也。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諸友勉之。”[149]雖天各一方，然道義(yi) 之交，仍靈犀相通，能夠神感神應，相互鼓勵勸勉。即使陽明逝世後，黔中受業(ye) 弟子也時常感懷：“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無事檢遺編；義(yi) 文周孔傳(chuan) 千聖，河漢江淮會(hui) 百川。”[150]具見無論是居黔離黔，生前生後，黔中王學弟子或仰瞻舊跡，馳念追憶，或摩沙遺編，神思懷想，他們(men) 與(yu) 師門的思想聯係與(yu) 精神感應，似乎從(cong) 來就難有任何人為(wei) 的阻隔或中斷。

八、薪火相傳(chuan) ：承良知之派以開黔學

當然，作為(wei) 陽明心學理論和精神思想的學派傳(chuan) 人，在黔中王門學者或有意提倡王學的官員看來，更當強調的是“尊其人，在行其道，想象於(yu) 其外，不若佩教於(yu) 其身”[151]。尊崇陽明的最好方式，乃是一本人人均有的天賦良知，自覺主動地投身於(yu) 人間社會(hui) 的道德實踐和秩序建構事業(ye) ，謀求人道天道一體(ti) 不二的價(jia) 值理想，能在具體(ti) 的現實生活中公平合理地落實。因此，黔中王門的早期受業(ye) 弟子，雖相關(guan) 的學術著述較少，思想理論上的建樹不多，但仍能一本師門“知行合一”之訓，既重視最能體(ti) 現生命自我本真精神的覺悟，也關(guan) 心有益於(yu) 社會(hui) 民生福祉的踐履[152]，以為(wei) 覺悟不離踐履，踐履不離覺悟，二者本來一體(ti) ，不能須臾分割。這當然也是一種“身體(ti) 而力行”之學[153]，在黔中王門學者的身上表現得尤為(wei) 突出。

早期黔中王門的第一代學人，主要以陳文學、湯冔、葉梧等三人為(wei) 代表，較諸後來相繼崛起的第二代學人孫應鼇（字山甫）、李渭（字湜之）、馬廷錫（字朝寵）等，前者當稱為(wei) “前三賢”，後者則應名為(wei) “後三賢”。“前三賢”中葉梧史跡見諸載籍者最少，姑暫不置論。陳文學詩作“大半在溪山花月杯酒遊覽間，觸趣而發，不強作，其衝(chong) 澹如栗裏，蕭散如蘇州，沉鬱醞藉如少陵”[154]。又不滿官場黑暗，“杜門養(yang) 屙，一切世故罔預。稍閑，即與(yu) 聖賢對”[155]。而在聖學工夫論上，則受陽明“龍場悟道”之啟發，“終日靜坐，默記先聖語言與(yu) 師說相證發，亦遊藝染翰。或對客談詩文。唯意所適，殆無一時不自得”[156]。顯然詩也是發抒心誌，批評時政的一種方式。因而郭子章嚐引其《贈汪識環歌》：“慨昔陽明翁，過化此邊疆。崒嵂龍場岡(gang) ，夙願終當償(chang) 。駕言道阻長，吾道歌滄浪。”以為(wei) ：“其自任良亦不小，豈徒作黔中一詩翁乎哉！”[157]

湯冔在“前三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他在潮州郡任上時，“潮於(yu) 兩(liang) 廣號劇郡，商旅輳集，稅務猥雜，士大夫又好請托，官於(yu) 其地者多為(wei) 所撓”[158]。冔至則“裁決(jue) 如流，稅租不一指染”[159]；“縉紳請托不少徇瀆之，再三則糊刺堂壁以愧絕之，人由此銜公”。遂因此為(wei) 所拒勢家誣告，不幸竟以堂堂正正之身“中飛語歸”。湯氏仕任思親(qin) ，不獲迎養(yang) ，乃有“腸斷九回情獨苦，仕逾十載養(yang) 全貧”之句[160]，全然出於(yu) 至真之天性，適可見其為(wei) 官之清廉。而尤要者，詩未必就不能傳(chuan) 達心法，彰顯道體(ti) ，見證悟境，用作教化。誠如陽明所說：“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yu) 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wei) 者，去道遠矣。”[161]湯氏以一生行事見證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正是身體(ti) 力行證道、行道之踐履型人物。他與(yu) 陳文學之立身處世頗為(wei) 相近，都是頗能守儒者矩矱的踐行者。

透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黔中王門地域學派之形成，也可廣義(yi) 說是整個(ge) “黔學之興(xing) ，實自王文成始”[162]。所謂“黔學”乃特指儒家堂堂正正做人，乃至成聖成賢之學，因而也可說自明以迄清，“三百年來，黔人知聖賢之學者，實自先生倡之”[163]。陽明當年曾頗為(wei) 自信地說：“他年貴竹傳(chuan) 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164]正是學派的形成與(yu) 思想的傳(chuan) 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人，才能打通古今的隔閡，見證人的精神的不死。

以陽明的係列講學活動為(wei) 肇端，實踐性地開啟了黔中王學學派。如果考察其前後源流，盡管陳文學、湯冔、葉梧等“前三賢”，較諸後來興(xing) 起的第二代王門人物，尤其是被郭子章視為(wei) 理學重要人物的孫應鼇、李渭、馬廷錫等“後三賢”，他們(men) 思想性、學術性的話語言說雖不多，但陽明心學乃至整個(ge) 傳(chuan) 統儒學的精義(yi) 在實踐，任何曆史文化都不能缺少活生生的，以“仁”或“良知”為(wei) 本體(ti) 的人的下學上達的現實實踐，而所謂實踐並不離人生當然之理及其應行應為(wei) 的社會(hui) 日常生活，因而他們(men) 以身體(ti) 力行的實踐方式，所發揮的承上啟下的曆史作用仍不可忽視。正是有鑒於(yu) 此，清代樸學大家鄒漢勳應貴州巡撫賀長齡之邀，入黔主纂具有“領袖全黔”意義(yi) 的大型誌書(shu) ——《貴陽府誌》[165]，便將陳文學、湯冔、馬廷錫、馬雲(yun) 龍、吳淮合為(wei) 一傳(chuan) ，盛稱：“陳宗魯、湯伯元親(qin) 炙文成，宗魯得文成之和，兼擅詞章；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雖以飛語見責，怙然自退，又何傷(shang) 哉！”[166]從(cong) 黔中王門早期興(xing) 起的角度看，其評價(jia) 顯然是符合客觀曆史實際的。

與(yu) 鄒漢勳高度評價(jia) 陳、湯二氏，認為(wei) 其“開黔南學業(ye) ”的看法類似，黔籍著名學者莫友芝也特別指出：黔中及門學者“爭(zheng) 知求心性，得其傳(chuan) 者首推陳宗魯及先生（伯元）。宗魯得陽明之和，先生（伯元）得陽明之正。文章吏治，皆有可稱”。從(cong) 而充分肯定“兩(liang) 先生承良知之派以開黔學，豈區區詩文足以重兩(liang) 先生”[167]。具見黔中王門的早期形成，主要得力於(yu) 陽明的親(qin) 炙弟子，尤以“前三賢”的貢獻最為(wei) 突出，乃是清人的共識。

陽明一生從(cong) 事心學講學活動，首先發端於(yu) 黔中，以後隨著其活動範圍及思想傳(chuan) 播空間的擴大，盡管其所“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168]，然門徒仍不斷增多，幾至遍天下。“及其末流，竟慕心法，以頓悟相高，不顧事功。有僅(jin) 以默坐調息為(wei) 王學本領者，又或外以狂逸為(wei) 高，而身踐蔑棄禮義(yi) 之事，無所忌憚，是以深為(wei) 後人詬病。”[169]即使高明卓犖如王艮（字汝止，號心齋），超拔圓融如王畿（字汝中，號龍溪），黃宗羲亦以“躋陽明而為(wei) 禪”譏評之，更遑論“至顏山農(nong) 、何心隱一派，遂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170]，雖勇猛決(jue) 斷之精神不能不說是痛快，但罔顧現實境遇亦難免滋生過激弊害，故曆來皆有人視其為(wei) “異端”。黃氏的批評不可謂不苛嚴(yan) ，但即使如此，四庫館臣也依然認為(wei) ，其“於(yu) 王門末流諸人，流於(yu) 猖狂恣肆者，亦頗為(wei) 回護。門戶之見，未免尚存”[171]。而無論是“得陽明之和”或“得陽明之正”，以清人重漢學而非宋學的立場視之，黔中王門學者能獨得此讚譽，誠非易事。

當然，回到陽明本人，其學上承孔孟，別開天地，最重自得，亦最得儒門之正。所謂：“雜入於(yu) 禪，殆學文成者之過，非文成之失也。今以文成之所表著者觀之，學禪者能之耶？且學固欲其通時務、濟變故而已，如文成者而尚不謂之正學，將必方領矩步、拘墟無用者而後謂之學耶？”[172]以此反觀黔中王學學者，較有代表性者如陳文學、湯冔、葉梧等，均能一本師說，既重踐履，又重氣節，治心工夫愈深，便愈能複歸平實。人品學術，既“和”亦“正”。以“得陽明之和”及“得陽明之正”兩(liang) 語視之，則非僅(jin) 示王學後人以中正平和之規矩，而且也範導了地方習(xi) 俗風氣的實踐性良善變易。陽明心性良知之學得此數人，遂張大旗幟，率先開派於(yu) 黔中，雖謹守規矩有餘(yu) ，發揮創造不足，然導夫先路之功，仍值得充分肯定。

繼陳文學、湯冔、葉梧等“前三賢”入陽明之室，“承良知之派以開黔學”後，產(chan) 生較大聲光影響而崛起一時者，尚有孫應鼇、李渭、馬廷錫等“後三賢”，均無不私淑陽明，實乃王門後學中的“犖犖著者”[173]。“後三賢”較之前輩王門學人更有進處，即不僅(jin) 各有其思想性的專(zhuan) 門著述，發明心性學問精義(yi) 頗多，彌補了早期學者理論建樹薄弱的不足，反映了黔中王學學術發展成就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門下弟子濟濟甚眾(zhong) ，形成了範圍廣袤的地域性心學人才群體(ti) ，完全能夠躋身全國性名家大儒的行列，代表了黔中王學成果積累深刻化和精細化的巔峰。黔中王門經過幾代學者的薪火相傳(chuan) ，不能不說是“事之後起者，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174]。是時，黔中、楚中、浙中、江右、泰州等不同地域學派的學者之間，往返交流互動愈加頻繁，聲勢規模亦愈加壯大，最突出者即“文成弟子道林蔣信以副使提學貴州，重舉(ju) 陽明學旨以教諸生，貴陽心庵馬廷錫獨有悟入。清平淮海孫應鼇見知於(yu) 提學徐樾，即傳(chuan) 陽明、心齋之學，又走桃岡(gang) 印證於(yu) 道林。思南同野李渭自傳(chuan) 家學，亦謁道林陳樓上樓下光景。終明之世，吾黔學祖斷以文成為(wei) 開先”[175]。而陽明教下陳文學、湯冔、葉梧三人親(qin) 得陽明衣缽，黔中王門學派於(yu) 焉成立，孫應鼇、李渭、馬廷錫三人揚波助瀾，黔中王門學派亦因此逐漸壯大。如果說前者頗有功於(yu) 陽明，那麽(me) 後者則“不愧龍場”[176]。黔中王門地域學派的崛起興(xing) 盛和日趨壯大，乃是幾代學人共同努力發展的曆史性結果。

本文係201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晚明藝術思潮與心學理論研究”（項目批準號：17BA020）階段性成果。
 
[1]  錢德洪：《答論年譜書》，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77頁。
 
[2]  郭子章：《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89頁。
 
[3]  胡直：《太虛軒稿·與唐仁卿書》，《胡直集》，張昭煒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70頁。
 
[4]  李贄：《答馬曆山》，《續焚書》卷一，《焚書  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頁。
 
[5]  黃宗羲：《河東學案上》，《明儒學案》卷七，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0頁。
 
[6]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正德三年戊辰”條稱陽明“至龍場”，“始悟格物致知”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5頁。
 
[7]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90頁。
 
[8]  羅繞典：《黔南識略·黔南職方紀略》卷三，杜文鐸等點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0頁。
 
[9]  王守仁《龍岡謾興五首》雲：“投荒萬裏入炎州，卻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所謂“得自由”固然與遠離政治鬥爭迫害漩渦中心有關，但也與擺脫朱子官學無形束縛後的心境密不可分。而“未忘憂”則說明其濟世之心猶在，終為一有家國天下抱負的儒者。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5頁。
 
[10]  王士禛：《居易錄》卷二十三，張鼎三點校，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4131頁。
 
[11]  張廷玉等：《儒林一》，《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222頁。
 
[12]  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地域劃分陽明後學派別，涉及之地域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唯獨缺一黔中王門，遂使後世學者如容肇祖、嵇文甫、岡田武彥等，或立足於學者身份，或依據思想傾向，各立坐標，區分學派，討論王門後學思想變化發展整體情況，均因缺少一黔中王門學派，而造成觀察判斷上的一大盲點，不能不說是重要缺失或遺憾。參見張立文：《王門分派與黔中王門學派之要義梳理》，《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13]  錢德洪：《舊序·刻文錄敘說》，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頁。
 
[14]  杜銘《平越衛學記》雲：“粵若貴本古炎荒，蕞爾夷區，其類鳥言舌，椎髻卉裳，習尚刀戈，而好勇鬥狠。”即可見明代所謂的“夷區”，固然主要指貴州宣慰使司轄地，即今包括龍場在內的黔西北地區，並常與“夷疆”同時混用，但也可用來泛指“華”“夷”雜處的整個貴州。文中所言乃取狹義用法。杜說見沈庠刪正，趙瓚編集：《貴州圖經新誌》卷十二，張祥光點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7頁，另可參閱張廷玉等：《王守仁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60頁。
 
[15]  王士性：《西南諸省》，《廣誌繹》卷五，呂景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34頁。
 
[16]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5頁。
 
[17]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18]  《貴州宣慰司名宦·王守仁》，嘉靖《貴州通誌》卷九，第419頁。
 
[19]  張廷玉等：《王守仁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60頁；又見夏燮：《明通鑒》卷四十一，沈仲九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427頁。
 
[20]  王守仁：《傳習錄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44頁。
 
[21]  餘重耀：《陽明先生傳纂卷四》，龔曉康、趙永剛主編：《王陽明年譜輯存》（二），趙永剛、鍾翌晨點校，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32頁。
 
[22]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6頁。
 
[23]  王守仁：《象祠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24頁。
 
[24]  陽明在《複唐虞佐書》中，曾引孟子之言：“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並雲：“不憤不啟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當一並參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15頁。
 
[25]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6頁。
 
[26]  王守仁：《寓貴詩》，嘉靖《貴州通誌》卷三，第118頁。
 
[27]  施邦曜：《王陽明年譜》，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輯評：《陽明先生集要》，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頁。
 
[28]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29]  引文前句見焦竑：《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誌銘》，《澹園集》卷三十一，李劍雄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83頁；後句則見劉大直：《“龍岡書院”入陽明祠詩》，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4頁。
 
[30]  王守仁：《教條示龍場諸生·立誌》，《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20頁。
 
[31]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稱陽明“赴龍場時，隨地講授”。施教者既隨地講授，受教者亦必能隨地請正，則如切如磋，必多啟發之語。錢說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8頁。
 
[32]  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二，趙平略點校，第943頁。
 
[33]  王守仁：《龍場生問答》，《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46頁。
 
[34]  田雯編：《黔書卷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羅書勤點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頁。
 
[35]  梁啟超：《德育鑒·知本第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8頁。
 
[36]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集注集評·傳習錄拾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6頁。
 
[37]  陳弘謀：《訓俗遺規·王陽明文鈔》，《五種遺規》卷二，蘇麗娟點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233頁。
 
[38]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39]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40]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4頁。
 
[41]  郭子章：《黔記》卷十六，趙平略點校，第410頁。
 
[42]  王守仁：《龍岡新構》，《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38頁。
 
[43]  耿定向：《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耿定向集》卷十三，傅秋濤點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23頁。又孫奇逢：《王子文成》，《理學宗傳》卷九，萬紅點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47頁。“夷人”作“龍人”，“龍”當指陽明謫居地龍場，則“夷人”必世居龍場，乃當地非漢族裔。
 
[44]  嘉靖《貴州通誌》卷九，第419頁。
 
[45]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46]  田雯編：《黔書》卷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羅書勤點校，第91頁。
 
[47]  蔣信：《文明書院記》，《蔣道林文粹》卷四，李道純、蔣信：《李道純集·蔣道林文粹》，張燦輝、劉曉林點校，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122頁。
 
[48]  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2頁。
 
[49]  周作楫輯，朱德璲刊：《明總部政績錄·毛科傳》，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六，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9頁。
 
[50]  徐節：《文明書院記》，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2頁。
 
[51]  周作楫輯、朱德璲刊：《明總部政績錄·毛科傳》，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六，第1109頁。
 
[52]  王守仁：《外集一》，《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6頁。
 
[53]  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第497頁。
 
[54]  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7頁。
 
[55]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5頁。“武宗時，（書）曆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張廷玉等：《席書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頁）當一並參閱。
 
[56]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590頁。
 
[57]  陳田輯：《王守仁》，《明詩紀事》卷十三丁簽，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293頁。
 
[58]  鄒國彬：《獻征誌》，《修文龍岡山重修陽明先生祠碑銘》，民國《修文縣誌稿存》卷六，修文縣地方誌辦公室點校，貴陽：修文地方誌辦公室，2009年內部點校本，第293頁。
 
[59]  以上均見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8頁；又見《藝文·書類》，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601頁。
 
[60]  以上均見王守仁：《重刊文章軌範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03頁。
 
[61]  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9頁
 
[62]  《浙江布政司·名宦·席書》，《大明一統誌》卷三十八，方誌遠等點校，成都：巴蜀書社，2017年，第1858頁。
 
[63]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黃宗羲：《泰州學案一》，《明儒學案》卷三十三，沈芝盈點校，第703頁）文中之說本此。
 
[64]  孫熙昌撰，嚴寅亮書：《去思碑》，《貴州碑記》，《嚴修集》附錄二，陳鑫、楊傳慶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928頁。
 
[65]  《貴州宣慰司名宦·王守仁》，嘉靖《貴州通誌》卷九，第419頁。
 
[66]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67]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590頁。
 
[68]  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二，趙平略點校，第946頁。
 
[69]  陽明《龍岡謾興五首》有句雲：“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寄語峰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王守仁：《龍崗謾興五首》，《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5頁）其開始走出政治迫害困局的心境，詩句可謂表露無遺。
 
[70]  胡長新：《獻征誌》，《訪王文成玩易窩》，民國《修文縣誌稿存》卷六，修文縣地方誌辦公室點校，第299頁。
 
[71]  以上均見李贄：《席書》，《續焚書》卷三，《焚書  續焚書》，第87頁。
 
[72]  李贄：《太傅席文襄公》，《續藏書》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05頁。
 
[73]  傅振照：《李慈銘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75頁。
 
[74]  張廷玉等：《席書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頁。
 
[75]  萬曆《貴州通誌》卷四，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1頁。
 
[76]  王守仁：《祭元山席尚書文》，《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07頁。
 
[77]  李贄：《太傅席文襄公》，《續藏書》卷十二，第808—809頁。
 
[78]  王守仁：《與席元山》，《王文成公全書》卷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18頁。
 
[79]  萬曆《貴州通誌》卷二，第34頁。
 
[80]  錢德洪《年譜》稱陽明滁州督馬政時，“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遨琅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穀”。又其《刻文錄敘說》則謂陽明返鄉居越後：“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較諸黔中聚講規模，可謂旗鼓相當。分見《王文成公全書》第1405頁、第12頁。
 
[81]  劉師培曾明確指出：“到了滿清，不許讀書人講學，所以教育一門，就衰的了不得。”全國如此，貴州亦無例外。（劉師培：《劉申叔遺書補遺》，萬仕國輯校，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第273頁）
 
[82]  郭子章：《黔記》卷三十九，趙平略點校，第874頁。
 
[83]  萬曆《貴州通誌》卷四，第81頁。
 
[84]  “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創獲，標異儒先，卒為學者譏。守仁嚐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媢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為諱矣。”（張廷玉等：《冀元亨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70頁）是說雖未必持平公允，然亦可見陽明一生多講學。
 
[85]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86]  王守仁：《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56頁。
 
[87]  王守仁：《木閣道中雪詩》，《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9頁。
 
[88]  孫奇逢：《王子文成》，《理學宗傳》卷九，萬紅點校，第147頁。
 
[89]  張新民：《論王陽明實踐哲學的精義：以“龍場悟道”及心學的發生學形成過程為中心》，《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
 
[90]  錢德洪：《舊序·刻文錄敘說》，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9頁。
 
[91]  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81頁。
 
[92]  餘重耀：《陽明弟子傳纂補遺》卷四，龔曉康、趙永剛主編：《陽明先生年譜輯存》（二），趙永剛、鍾翌晨點校，第389頁。按“湯冔”，原誤作“湯哻”，已據《年譜》改。
 
[93]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94]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95]  徐愛：《贈臨清掌教友人李良臣》，《橫山遺集》，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7頁。
 
[96]  孫奇逢：《徐曰仁愛》，《理學宗傳》卷二十一，萬紅點校，第352頁。
 
[97]  王宗沐：《陽明先生圖譜序》，馮夢龍、鄒守益：《王陽明圖傳》附錄二，張昭煒編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26頁。
 
[98]  有關陽明信函真跡原件的流傳經過、文字連結分合及題名等問題，閆平凡《〈鎮遠旅邸書劄〉考辨》一文，考證最精，亦最當參閱。閆文見張新民主編《陽明學刊》2016年第8輯。
 
[99]  王守仁：《明王文成倪文正尺牘真跡卷》，《嶽雪樓書畫錄》卷四，顧文彬、孔廣陶：《過雲樓書畫記·嶽雪樓書畫錄》，柳向春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2—503頁；又見高野侯編：《古今尺牘墨跡大觀》（第2輯），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4—42頁，叧可參閱劉鹹圻：《推十書》增補全本丙輯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37—1338頁。按手跡原件無標題，孔、高二氏著錄時，亦無識語跋文。今人束景南、查明輯編之《王陽明全集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34頁）遂將其割裂為三篇入錄，並題名為《與貴陽書院諸生書》，“貴陽書院”當係“文明書院”之誤。而今本《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二《補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新編本，第5冊，第1576頁、1579頁）亦將是函析分為二，一題作《與惟善書》，一題作《鎮速旅邸書劄》，似亦歉妥。實則三篇共為一劄，均當共稱為《與惟善書》。
 
[100]  王守仁：《諸門人送至龍裏道中》，《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239頁。
 
[101]  宋人歐陽修稱：“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人或據此以作陽明傳下弟子與門生之別。然歐陽氏茲說，後人多已質疑辨誤。例如，清儒鄭珍即雲：“《論語》記孔子言行，其或曰‘門弟子’，或曰‘門人’，皆孔子之弟子也。’”則門生、弟子，原皆門人之稱。歐陽氏之說見《後漢孔宙碑陰題名》，《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092頁；鄭氏之說則見《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巢經巢文集》卷一，《鄭珍全集》（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6頁。
 
[102]  “萬曆十三年八月丙申”條，《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三十五，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6年，第8頁。
 
[103]  尹守衡：《守令列傳能吏·朱光霽傳》，《皇明史稿》卷一百，明崇禎年間刻本，第22頁。
 
[104]  鄒應龍纂：隆慶《雲南通誌》卷十一，民國二十三年龍氏重印本，第37頁。
 
[105]  王守仁：《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27頁。
 
[106]  王守仁：《贈朱克明南歸言》，《蒙化府誌》卷六，《雲南大理文史資料選輯》，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年，第290頁；又見《巍山朱氏曆代宗支族譜》，楊世鈺、趙寅鬆主編：《大理叢書·族譜篇》卷二，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22頁。該文《王文成公全書》失收。
 
[107]  許宗魯：《方茅翁朱老先生宗支譜序》，楊世鈺、趙寅鬆主編：《大理叢書·族譜篇》卷二，第718頁。
 
[108]  劉文征：《官師誌·羅汝芳傳》，劉文征纂修：天啟《滇誌》卷一十，清鈔本，第79頁。
 
[109]  “陽明王子當明中葉，遷謫龍場，驗征其學，宏敷教義，良知之說，遂闡於西南萬山間，而大播乎斯世。”（《人物誌》，民國《修文縣誌稿存》卷八，第313頁）說雖略顯誇張，然仍可參閱。
 
[110]  王守仁：《重刊文章軌範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03頁。
 
[111]  席書：《元山文選》，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8—499頁。
 
[112]  王守仁：《傳習錄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一，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7頁。
 
[113]  徐愛：《贈臨清掌教友人李良臣》，《橫山集》，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整理，第7頁。
 
[114]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7頁。
 
[115]  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先生冔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莫友芝全集》（第9冊），張劍、張燕嬰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57頁。
 
[116]  有明一代之貴州布政使司、宣慰使司衙門均同駐貴陽府城，貴州衛、貴州前衛治事之署，亦設於貴陽府城區。故明清兩代之黔地方誌，言及王門後學及其他耆舊人物裏貫，或稱貴州宣慰司人，或省作宣慰司人，或稱貴州衛人，或稱貴州前衛人，均今貴陽人。又今人言及明代之龍場，每每徑稱“修文龍場”，然是時龍場乃宣慰司轄地，非僅未設國家軍事衛所，即修文之名亦未見。當地之建縣，當在平播、平水西之後，是時先在龍場驛舊境建城設敷勇衛，後又於康熙二十六年改衛設修文縣。故凡雲明代史事，而稱“修文龍場”者，皆以後代前，有失草率。（參見《人物誌·馬廷錫傳》，民國《修文縣誌稿存》卷八，第316頁）
 
[117]  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先生冔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莫友芝全集》（第1冊），張劍、張燕嬰整理，第157頁。
 
[118]  王守仁：《贈陳宗魯》，《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239頁。
 
[119]  王守仁：《文錄四·別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78頁。
 
[120]  郭子章：《鄉賢列傳四·耀州知州陳文學傳》，《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21]  《鄉賢·貴陽府·湯冔傳》，《貴州通誌》卷二十八，清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第4頁。
 
[122]  《明耆舊傳一·明陳湯二馬吳傳第三》，道光《貴陽府誌》卷七十三，第1296頁。
 
[123]  莫友芝：《書序·雪鴻堂詩搜逸序》，《郘亭文集》卷二，《莫友芝全集》（第8冊），張劍、張燕嬰整理，第41頁。
 
[124]  郭子章：《鄉賢列傳三·潮州知府湯冔傳》，《黔記》卷四十六，趙平略點校，第989頁。
 
[125]  王守仁：《書類·寄葉子蒼》，《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張新民審定，貴陽：孔學堂書局，2020年，第143—144頁。
 
[126]  《官師誌·葉梧傳》，《新化縣誌》卷十五，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6—7頁。
 
[127]  王守仁：《傳習錄中·答聶文蔚》，《王文成公全書》卷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98頁。
 
[128]  王守仁：《藝文誌·贈朱克明南歸言》，《蒙化府誌》卷六，蔣旭修、陳金玨纂，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第33頁；又見楊世鈺、趙寅鬆：《巍山朱氏曆代宗支族譜》，《大理叢書·族譜篇》卷二，第722頁。
 
[129]  王守仁：《續編一·教條示龍場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20—1123頁。
 
[130]  康有為：《雍也》，《論語注》卷六，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72頁。
 
[131]  以上均見王守仁：《藝文誌·贈朱克明南歸言》，《蒙化府誌》卷六，蔣旭修、陳金玨纂，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第33頁；又見楊世鈺、趙寅鬆：《巍山朱氏曆代宗支族譜》，《大理叢書·族譜篇》卷二，第722頁。
 
[132]  鄒元標：《江右王門學案八·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三，第539頁。
 
[133]  王守仁：《明王文成倪文正尺牘真跡卷》，《嶽雪樓書畫錄》卷四，顧文彬、孔廣陶：《過雲樓書畫記·嶽雪樓書畫錄》，柳向春校點，第503頁。
 
[134]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張新民審定，第489頁。
 
[135]  郭子章：《藝文誌下·居夷集條》，《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4頁。
 
[136]  參見張新民：《貴州地方誌考稿》，根特：根特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5—9頁。
 
[137]  章學誠：《修誌十議》，葉長青：《文史通義注》，張京華點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98頁。
 
[138]  《遷謫·貴州布政司宣慰司·王守仁》，嘉靖《貴州通誌》卷十，第467頁。
 
[139]  今人束景南所撰《陽明大傳：“心”的救贖之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52頁），認為陽明所謂“區區欲刊一小書”，乃是“指《五經臆說》。《五經臆說》作為龍場之悟後的第一書（始筆），陽明在當時還是非常看重的，他已經準備好梨木板，打算刊刻成書，首先用於貴陽文明書院”。然據《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五經臆說十三條》（第1123頁），可識《五經臆說》一書，陽明從不輕易示人，並雲“付秦火久矣”，顯然無論早期晚期，始終未予重視。今僅就錢德洪“偶於廢稿中”所得，尚見存於《居夷集》之十三條文字觀之，明人王廷相在《與趙侍禦世胤》中（《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99頁），便認為其中“春王正月之論，甚正甚的，非後儒駁僻之說”。據此則不能不追問，何以陽明“閱十有九月”嘔心瀝血始成之作，竟要付之一炬，必自行焚棄而後快？《五經臆說》凡四十六卷，篇幅如此繁雜，以陽明居黔期間之人生經曆、活動內容等等推之，殊難及時完成。何況較諸《五經臆說》之從未單刻，《居夷集》單刻時間甚早。故陽明之說未必真，錢氏之說亦不可信。居黔生活乃陽明最寶貴之人生經曆，所謂“小書”必指《居夷集》無疑。束氏之說，似嫌武斷。
 
[140]  馮成能：《藝文誌·陽明書院落成會記》，嘉靖《貴州通誌》卷二十一，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00頁。
 
[141]  張新民：《明代黔中地區陽明文獻的刊刻與傳播：以嘉靖貴陽本〈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為中心的研究》，《孔學堂》2020年第3期。
 
[142]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張新民審定，第485頁。
 
[143]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張新民審定，第485頁。
 
[144]  《藝文誌》，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四，第520頁。
 
[145]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張新民審定，第488頁。
 
[146]  張新民：《明代黔中地區陽明文獻的刊刻與傳播：以嘉靖貴陽本〈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為中心的研究》，《孔學堂》2020年第3期。
 
[147]  陳文學：《歌龍岡書院詩》，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148]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張新民審定，第485—486頁。
 
[149]  王守仁：《寄貴陽諸生》，《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張新民審定，第113頁。
 
[150]  陳文學：《鄉賢傳·耀州知州陳文學傳·借陽明集》，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51]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152]  陳文學詩的《鴉關使節詩》有句雲：“當寧思民瘼，觀風走使星。”便反映了黔中王門學者的民生關懷。見《藝文·詩類》，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527頁。
 
[153]  劉秉仁：《藝文誌·畢節衛新遷儒學記》，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一，第394頁。
 
[154]  邵元善：《藝文誌·陳耀州詩集·陳耀州詩集序》，郭子章：《黔記》卷十一，趙平略點校，第382頁。
 
[155]  郭子章：《鄉賢列傳四·耀州知州陳文學傳》，《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56]  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先生冔傳證》，黎北勳采詩，莫友芝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7頁；另可參閱《明耆舊傳·陳文學傳》，周作楫輯，朱德璲刊：道光《貴陽府誌》卷七十，第1295頁。
 
[157]  郭子章：《鄉賢列傳四·耀州知州陳文學傳》，《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58]  《明耆舊傳·湯冔傳》，道光《貴陽府誌》卷七十，第1296頁。
 
[159]  《鄉賢·湯冔傳》，乾隆《貴州通誌》卷二十八，清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第4頁。
 
[160]  以上均見郭子章：《鄉賢列傳三·潮州知府湯冔傳》，《黔記》卷四十六，趙平略點校，第989頁。
 
[161]  王守仁：《文錄四·送宗伯喬白岩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76頁。
 
[162]  翁同書：《敘》，道光《貴陽府誌》卷首，第3頁。
 
[163]  張轄：《新建陽明祠記》，貴陽市誌編纂委員會編：《貴陽市誌·文物誌》，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頁。
 
[164]  王守仁：《夜宿汪氏園詩》，《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51頁。
 
[165]  賀長齡：《序》，道光《貴陽府誌》卷首，第1頁。
 
[166]  周作楫輯，朱德璲刊：《明耆舊傳·陳湯·二馬·吳合傳·論讚》，道光《貴陽府誌》卷七十，第1297頁。
 
[167]  以上均見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先生冔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莫友芝全集》（第9冊），張劍、張燕嬰整理，第156—157頁。
 
[168]  袾宏：《竹窗隨筆·良知》，心舉點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8頁。
 
[169]  謝無量：《中國哲學史》，《謝無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60頁。
 
[170]  黃宗羲：《泰州學案一》，《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沈芝盈點校，第703頁。
 
[171]  沈佳：“史部傳記類《明儒言行錄》”，永瑢、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28頁。
 
[172]  翁同書：《敘》，道光《貴陽府誌》卷首，第3頁。
 
[173]  郭子章：《藝文誌下·黔台校藝錄序》，《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89頁。
 
[174]  邵懿辰：《半岩廬遺集·儀宋堂記》，清光緒三十四年邵章刻本；又見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二百〇四，《諸儒學案·邵先生懿辰》，沈芝盈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7943頁。
 
[175]  陳田輯：《王守仁》，《明詩紀事》卷十三，第11頁。
 
[176]  郭子章：《玭衣生曰》，《鄉賢列傳二·孫應鼇、李渭、馬廷錫傳》，《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