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二十二載磨礪之功，深沉積澱以禮解《詩》

——讀邵炳軍(jun) 教授《政治生態變革與(yu) 詩禮文化演進》

作者：伏俊璉（西華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十六日丙寅

          耶穌2022年11月9日

詩教傳(chuan) 統綿亙(gen) 千年而不絕，上至國家招賢取士，下至黎民私塾受學，均有《詩》三百篇的重要參與(yu) 。自其結集傳(chuan) 世以來，曆代學者皓首窮經，著力於(yu) 此，在《詩》學研究的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論著。其中，尤以漢代鄭玄以禮解《詩》之法，對後世的影響極為(wei) 深遠，也為(wei) 後世《詩》家踵事增華樹立了卓越的典範。邵炳軍(jun) 教授多年來深耕《詩》學，其所著《政治生態變革與(yu) 詩禮文化演進——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時期詩歌創作時世考論》（繁體(ti) 橫排版，全2冊(ce) ，67萬(wan) 字，上海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版，下文簡稱“《考論》”），即鮮明地體(ti) 現出對鄭氏之法的繼承和突破。

一、著眼於(yu) 禮學視閾，深挖《詩經》生成的時代背景。《論語·八佾篇》：“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周代的禮樂(le) 製度，是在夏、商兩(liang) 代基礎之上“損益”而成。自周人翦商建政伊始，製定服務於(yu) 新王朝的禮製規範便提上了曆史進程，這也就是為(wei) 後世所稱道的製禮作樂(le) 。其時政權鼎革、王朝初建，人心尚未順服，亟需用禮樂(le) 文化來安撫。同時，雖然殷商王朝已經覆滅，但其殘餘(yu) 勢力仍然有著強大的影響力，這將成為(wei) 影響新政權統治的不安定因素。在對其保持常態化武力震懾的同時，瓦解殷商遺民的複國意誌也不可或缺，詩禮文化此時便凸顯出其獨特的功能和效用。並且，建構新的詩禮文化也昭示著揭開了曆史的新篇章，可以彰顯周王朝的全新氣象。所以無論從(cong) 哪個(ge) 方麵考量，製禮作樂(le) 於(yu) 周人而言可謂勢在必行。製禮作樂(le) ，實際上是一場由宗教禮儀(yi) 到政治製度、文化形態的全方位的社會(hui) 變革。禮樂(le) 文化通過潛移默化的浸染，融入到周王朝政治體(ti) 製的每一個(ge) 群體(ti) 、每一個(ge) 環節當中，上至天子諸侯，下至庶民野人，無不籠罩在禮樂(le) 文化的輻射當中；祭祀婚喪(sang) 、朝覲聘問、征伐會(hui) 盟，無不透露出禮樂(le) 文化所帶來的強大影響。禮樂(le) 製度實則是王朝運轉、萬(wan) 民行止的內(nei) 在邏輯，在這套禮儀(yi) 規範的約束和指引下，各個(ge) 階層各安其位，共同維係著王朝的政治格局。可以說，禮樂(le) 文明是周代政治中最鮮明的特色，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所創作的《詩經》自然也無可避免地打上了禮製的烙印。換言之，周代的詩歌即是其時禮樂(le) 文明的重要內(nei) 容和載體(ti) ，從(cong) 中亦可窺見周代禮樂(le) 文明的形式與(yu) 概貌，如《考論》所關(guan) 注到的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時期創作的多首詩歌，即是彼時王綱散亂(luan) 、禮樂(le) 變革的藝術化反映。《考論》以《詩經》為(wei) 線索，將曆史事實還原到周代禮樂(le) 文化這一大背景之下，采用“知人論世”的詩學研究方法，從(cong) 禮製視閾深挖詩歌創作的深層次內(nei) 涵，旁征博引，分條縷析，為(wei) 我們(men) 解讀這一時期的曆史事實提供了翔實可信的考證。

二、深諳“以禮解《詩》”的學術傳(chuan) 統，開拓了解《詩》路徑的新外延。《詩經》是禮樂(le) 文化的產(chan) 物和載體(ti) ，它的創作和采集必然順應著其時意識形態的運行邏輯，故而對《詩》與(yu) 禮二者內(nei) 在關(guan) 係的思考和探索便顯得尤為(wei) 重要。孔子最先關(guan) 注到二者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論語·泰伯篇》：“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子路篇》：“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yu) 四方，不能專(zhuan) 對；雖多，亦奚以為(wei) ？”《禮記·孔子閑居》：“誌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le) 亦至焉。”孔子認為(wei) 《詩經》是詩人精神和意誌的藝術化呈現，而這種意誌則是禮製規範潛移默化的熏陶之下所形成，最終可使融之於(yu) 樂(le) 。應該說，禮製是指導詩歌創作的內(nei) 在動力，《詩經》的創作必然承載著禮製精神的行為(wei) 意誌，《詩經》亦具有反哺禮製的政治功能。同時，他指出《詩經》具有“專(zhuan) 對四方”的外交功能，這進一步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詩》與(yu) 禮二者關(guan) 係的認識和理解。孔子的這一認識在兩(liang) 漢時期得到了傳(chuan) 承和發展，漢初毛亨、毛萇纘其緒，漢末鄭玄集大成，逐漸形成了“以禮解《詩》”的研究方法。特別是鄭氏兼通今古文經學，尤其浸淫禮學多年，為(wei) 他以禮解《詩》奠定了紮實的學術基礎。宋歐陽修《詩本義(yi) 》卷九評之曰：“鄭氏長於(yu) 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wei) 附會(hui) （《詩》）。”清陳澧《東(dong) 塾讀書(shu) 記》卷六亦論之曰：“鄭君專(zhuan) 於(yu) 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鄭氏之法逐漸成為(wei) 後世學人的共識，其在以禮解《詩》方法論上的會(hui) 通和突破，也為(wei) 《詩》學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機。《考論》秉承鄭氏遺風，在探究兩(liang) 周之際秦、鄭、晉等諸侯國本事之時，立足於(yu) 禮學視角，深入解析詩歌文本，從(cong) 大量的文獻當中勾勒出曆史變遷的脈絡，探尋其時禮樂(le) 異化的本質，為(wei) 解釋其人、其事行為(wei) 的邏輯性、合理性，做出了有力的探索。

三、提出“詩禮文化”這一重要學術範疇，實現了《詩》學研究的新突破。周禮是《詩經》時代的客觀存在，《詩經》滲透著周人的禮治思想和禮教精神，故而對《詩經》的解釋和傳(chuan) 承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禮學這座大山。《考論》很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關(guan) 鍵點，認為(wei) 《詩經》是先秦詩性文化的總結，禮製是先秦製度文明的核心。而“禮”與(yu) “樂(le) ”相依、“樂(le) ”與(yu) “詩”一體(ti) 的關(guan) 係，“詩”緣於(yu) 儀(yi) 式化藝術搬演需求，進入禮製建構和運作；而“詩”與(yu) “樂(le) ”共同參與(yu) 禮製，構築禮樂(le) 文明。這是一種最明顯、最典型的共生互動模式，並日益轉化為(wei) 政治理想和文化思想領域的“詩禮文化”，繼而提出“詩禮文化”這一重大學術命題，實現了《詩》學研究的新突破。可以說，《考論》的這一論點為(wei) 我們(men) 解讀《詩經》拓寬了一片新視野。同時，《考論》也注意到詩禮文化依托於(yu) 周代政治生態的變革而漸次發展，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論語·季氏篇》），其演進曆程與(yu) 政治生態的關(guan) 係密不可分。故而《考論》選取兩(liang) 周之際“二王並立”這一王綱解鈕、詩禮文化變革最劇烈的重要時期，從(cong) 此處入手，探索政治生態變革背景下詩禮文化演進的本質特點及曆史影響，進而從(cong) 微觀視角探究春秋時期詩歌創作的曆史規律。可以說，由政治環境變遷所引發的詩歌創作流變趨向，是一種曆史發展的必然進程。這體(ti) 現出作者一貫所秉持的“從(cong) 經驗實證到理性思辨”的治學路徑，也為(wei) 我們(men) 研究《詩經》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詩經》傳(chuan) 世兩(liang) 千餘(yu) 年，深受社會(hui) 中各個(ge) 領域的推崇與(yu) 讚許，這不僅(jin) 因為(wei) 其所具有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lun) ，美教化，移風俗”的社會(hui) 功能，還因其“在心為(wei) 誌，發言為(wei) 詩，情動於(yu) 中而形於(yu) 言”（《詩大序》）的文學價(jia) 值。可以說，《詩經》即是華夏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宣十四年《公羊傳(chuan) 》何《注》）的現實主義(yi) 精神傳(chuan) 統曆久彌新，這也為(wei) 後世的文學發展起到了磅礴的推動作用。邵炳軍(jun) 教授已經有多部《詩經》學的論著出生，為(wei) 推動《詩》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唐代詩人賈島有言：“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考論》是以邵炳軍(jun) 2000年6月通過答辯的博士學位論文為(wei) 基礎修訂增補而成的。故作者此“劍”，曆二十二年沉澱磨礪之功，相信霜刃之利更勝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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