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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朝暉作者簡介:毛朝暉,男,西元1981年生,湖南衡陽人,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員,中山大學哲學係(珠海)副研究員,現任華僑(qiao)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特聘研究員,新加坡南洋孔教會(hui) 董事。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經學與(yu) 中國思想史。 |
回憶與(yu) 霍韜晦先生交往的幾個(ge) 片段
作者:毛朝暉
八月中旬,收到潘英傑兄的贈書(shu) 《國學十年》,上麵收錄了悼念霍韜晦先生(1940-2018)的文章十篇。其中不乏介紹霍先生學術的篇什,如《儒家性情學的開新與(yu) 落實》《不死的文化》等,勾玄提要,頗能弘闡師門之學;更多的則是記述自己親(qin) 炙霍先生的從(cong) 學經曆,如《我來繼起》《招魂未已,我輩歸來!》《千劫萬(wan) 劫,隻待重逢——敬悼恩師霍韜晦先生》等,鞭辟向裏,每使我心有戚戚焉。我受教於(yu) 霍先生雖然不如英傑兄之久且專(zhuan) ,但也算有幸親(qin) 承了先生的咳唾。掩卷而思,從(cong) 前與(yu) 霍先生交往的片段又一幕一幕湧上心頭。
圖1:霍韜晦先生遺照
霍韜晦先生生於(yu) 廣東(dong) 南海,中學時代赴港求學,1960年就讀於(yu) 香港聯合書(shu) 院中文係,並隨佛學耆宿羅時憲先生修學,1964年考入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研究所,隨當代大儒唐君毅先生修習(xi) 儒學。1969年,霍先生赴日本京都大穀大學精研佛學。1972年,霍先生返港任教於(yu)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首開印度哲學、印度佛教哲學、梵文等課程。1982年,霍先生受聘擔任新亞(ya) 研究所研究員。同年,創辦法住學會(hui) 。此後三十餘(yu) 年,霍先生致力於(yu) 佛教思想的現代化和儒家性情教育,曾創辦法住文化書(shu) 院、法住出版社、香港中醫專(zhuan) 業(ye) 學院、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會(hui) 、抱綠山莊(廣東(dong) 肇慶)、喜耀粵西學校(廣東(dong) 羅定)、新加坡文化學會(hui) 、新加坡喜耀幼兒(er) 樂(le) 園、馬來西亞(ya) 喜耀文化學會(hui) 、新山喜耀私立學校(馬來西亞(ya) 新山)等眾(zhong) 多文化實體(ti) ,涉及的範圍涵蓋學術、出版、藝術、教育、培訓等諸多領域,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實踐進行了多方麵的探索,彰顯當代儒門罕見的創造力和行動力,平生講學以“性情”為(wei) 宗,主張“文化回歸生命,讀書(shu) 長養(yang) 性情”。
我得以受教於(yu) 霍先生應從(cong) 與(yu) 郭文龍先生的結識說起。2009年,我取得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後沒有繼續深造,而是選擇參加教育工作。2010年的冬天,有一次我去百勝樓(Bras Basah Complex)逛書(shu) 店,就在一家書(shu) 店旁邊赫然發現原來本地居然有一個(ge) 專(zhuan) 門推廣儒學的文化團體(ti) ——新加坡南洋孔教會(hui) (Nanyang Confucian Association)。在厭倦了學院儒學的風氣之後,我對民間儒學產(chan) 生了濃厚的興(xing) 趣。很自然,我當即毫不猶豫地敲開了南洋孔教會(hui) 辦公室的門,進門在裏屋坐定,赫然看見牆上掛著一幅醒目的對聯,上麵用遒勁的隸書(shu) 寫(xie) 著“絕境生大信,無事見精神”。霎時,我猛覺有一股淋漓的元氣、剛健的力量撲麵而來,呼應著我內(nei) 心中蓄勢已久的困惑。我在心裏暗忖:究竟什麽(me) 是“大信”?一個(ge) 人怎樣才能在平居無事時也精神飽滿?撰寫(xie) 這副對聯的究竟會(hui) 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人呢?直到與(yu) 郭先生相見,我才得知這副對聯是霍韜晦先生所撰。當晚,我與(yu) 郭先生一直聊到深夜,從(cong) 儒學是什麽(me) ,到儒學的現代實踐,再到南洋孔教會(hui) 的自我定位,我的一連串提問單刀直入,郭先生的答複也直截了當。從(cong) 對話中,我了解到郭先生的一係列答複是受到霍先生的啟發。事實上,正是由於(yu) 霍先生的指引,郭先生才逐漸放棄商業(ye) 的努力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儒學的弘揚中來。從(cong) 此,雖然我尚未與(yu) 霍先生謀麵,但他在我的心中已經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此後,我曾在稠人廣座中聽過霍先生的幾次講座。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霍先生為(wei)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所做的“辛亥精神如何承繼?──兼評孫中山之三民主義(yi) ”講座。霍先生認為(wei) 辛亥革命是一場在西方文化挑戰之下自發的救亡運動,它首先是一場政權革命,其次才是一場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由推翻滿洲政權,進而爭(zheng) 取民主,再進而謀求富強,這便是“三民主義(yi) ”的建國藍圖與(yu) 內(nei) 在邏輯。但是,辛亥革命並不徹底,因為(wei) 它缺乏真正有識見、有能力、有承擔、有操守的人,雖然暫時扭轉了中國的命運,卻很快陷入新的危機。霍先生認為(wei) ,“三民主義(yi) ”必須再加上“民德”,隻有將其奠基在“民德”的基礎上變革才有內(nei) 在的文化保障,才不會(hui) 腐敗變質。又如,2012年為(wei) 響應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起的全國大對話而做的“新加坡還需要什麽(me) ?”講座。霍先生認為(wei) 新加坡的成功在於(yu) 融會(hui) 了中西文化,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但是,近兩(liang) 百年來的西方文化正麵臨(lin) 經濟危機和文化危機,新加坡未來的發展如果要避開這些危機和陷阱,本質上就是要在融會(hui) 中西的基礎上開創出一種新文化。如果想要長久地維持繁榮,這是新加坡需要做的深層努力。再如,2014年在新加坡南洋孔教會(hui) 主辦的“儒學與(yu) 國際華人社會(hui) ”國際儒學研討會(hui) 所做的“儒學為(wei) 什麽(me) 可以在海外華人社會(hui) 中發揮作用?”講座。霍先生提出,近百年的中國走上了文化與(yu) 生活撕裂的道路,用他的話叫做“形神分離”。但在海外,儒學依舊存活在海外華人的日常生活中,並不隻是概念的存在、學術的存在。海外華人社會(hui) 之所以能像孤臣孽子一般在無依無靠中頑強生存,關(guan) 鍵就在於(yu) 對作為(wei) 華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的繼承與(yu) 堅守。
霍先生的講座有如洪鍾大呂,每次都讓我深受震撼,也讓我看到自己的無力與(yu) 渺小。作為(wei) 一個(ge) 儒家學者,我雖然已經遍讀《四書(shu) 》《五經》,也曾博涉諸子與(yu) 史傳(chuan) ,但我並沒有穿透曆史的千年之眼,也毫無回應現實的渾身之力。霍先生對辛亥、五四、抗戰等曆史的大關(guan) 大節處,總是寄以深情,並投入深切的思考,以期打通曆史的關(guan) 節,疏通文化的命脈;在亞(ya) 洲金融風暴、茉莉花革命、新加坡全國大對話、英國脫歐、香港占中等大是大非麵前,他總是出以悲心,提出明確的方案,以期回應現實的困境,化解人類的危機。梁啟超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這很可以用來說明霍先生的悲願。辛棄疾有一句詞:“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我以為(wei) ,霍先生便是當代儒門中一位真正的經綸手。
2011年,我報名參加了霍先生主持的“喜耀生命”初階和進階課程。記憶所及,這門課程包括諸多精心設計的環節,旨在通過特定的生命“實驗”,促使學員真誠麵對自己,認識日常生活中常常被自己忽略的深層的心性障礙,通過鍛煉、點撥、反省而找到生命成長的方向。活動的設計融入了現代心理學、企業(ye) 培訓的一些方法,但在根子上則是儒家的仁學和禪門的機鋒。霍先生是佛學專(zhuan) 家,同時接續了現代新儒家的學脈,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shu) ,後又經曆數十年民間講學的磨煉,越發顯出打落知見、直擊人心的力量。老實說,我對喜耀生命課程的設計並不完全理解,甚至一開始的時候還非常抵觸。事實上,連霍先生自己也說:“光明的人性並非失去,而是在現代文化天羅地網下,人變得無力。人若要蘇醒,非施以較猛烈、或較適切的藥不可。”既為(wei) “猛藥”,當然然就不是無施不可的。盡管如此,我在這門課程上的收獲還是極大的。在環環緊扣的“實驗”中,我被迫直麵自己的習(xi) 氣,我看到自己身體(ti) 的僵硬、情感的冷漠、心靈的狹隘,原來在經曆二十年的學校教育和人間世故之後,我的身心已是如此地不柔軟,我的情感已是如此地幹枯;原來我對學術以外的世界已是如此地封閉;原來我的自信隻是一副精致的偽(wei) 裝,其實我早已是“亂(luan) 山無數,不記來時路”,既聽不清自己內(nei) 心的聲音,也迷失了真正的方向。在我的進階結業(ye) 證書(shu) 上,至今還保留著“要做一個(ge) 有承擔力的讀書(shu) 人”的契約。課程結束後,我寫(xie) 了三首詩呈給霍先生,記錄了我當時的實感和領悟。重讀這幾首小詩,仍能捫觸一種如獲新生的心情:
其一
出戶偏憐草木青,
一山關(guan) 己動詩情。
春江焉用東(dong) 風送?
原本怡然自在行。
其二
誤把春山圍做城,
誰憐山外綠盈盈。
出山莫辯內(nei) 與(yu) 外,
綠水青山滿眼明。
其三
行人原與(yu) 碧山親(qin) ,
卻向山尖覓早春。
春色無言隨看在,
渾然不見有行人。
霍先生勉勵我在這個(ge) 基礎上進一步學習(xi) ,建議我閱讀《天地唯情》《都市通識》二書(shu) 。回家後,我立即認真閱讀這兩(liang) 本書(shu) 。我在《天地唯情》一書(shu) 的邊框上寫(xie) 著:“情是生命的動力,是行動力,這是情的深度;情是生命的空間,是開放性,這是情的廣度。”在扉頁寫(xie) 的是:“把情通出來”。現在想來,這短短十天的兩(liang) 期課程對我實有變化氣質、旋乾轉坤的大力,讓我從(cong) 心量狹小、日趨麻木、理性縛結的學術習(xi) 氣中覺醒、鬆動和掙脫出來,重麵自己的真情,重拾自己的初心。蘇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我現在要給它下一轉語:“未能真誠麵對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反思自己的。”一切都必須真實地回歸自己的性情。
圖2:本文作者與(yu) 霍先生合影(左一為(wei) 作者)
2016年,我全程修讀了霍先生在新加坡開設的《經學與(yu) 現代社會(hui) 》一門課程。課程一共八講,從(cong) “經與(yu) 經學”一直講到“晚清經學”。由於(yu) 我個(ge) 人也一直關(guan) 注經學的現代轉型,這門課在我而言可以說是如渴得漿,仿佛是為(wei) 我量身定製的。結束後,我整理了錄音稿,並由張靜師姐做了修訂。其中第一講的講稿後來以《經與(yu) 經學——<經學與(yu) 現代社會(hui) >之一》為(wei) 題發表在《中國文化》第45期(2017年)。遺憾的是,其餘(yu) 各講尚未來得及審定,霍先生就遽爾與(yu) 世長辭了。霍先生強調,“我們(men) 要讓經學的精神重新複活,重新找到它在現代的新意義(yi) 。這個(ge) 工作要在新的文化格局中進行,要與(yu) 現代世界和西方學術會(hui) 通。”這也是我現在努力的方向。同年10月,霍先生發願開辦國學專(zhuan) 修班,希望在全世界華人青年中招募真正有誌讀書(shu) 的學生。霍先生托郭先生轉告我,希望我和華慶能報名修讀。非常遺憾的是,當時我在修讀博士課程,正在著手撰寫(xie) 論文的節骨眼上,沒能及時報名參加。我當時想,霍先生一向精神矍鑠、精力過人,等我博士畢業(ye) 再從(cong) 容向他就教的機會(hui) 應該還有很多,沒想到這一願望如今竟成了永遠的遺憾。
我的儒學道路主要是受到“文化焦慮”和“人生焦慮”兩(liang) 種內(nei) 在力量的驅動。其中,得力最深的是勞悅強先生。在勞先生那裏,我喚醒了自己的文化意識,學會(hui) 了讀書(shu) ,也接受了較為(wei) 全麵的傳(chuan) 統學術訓練。《四書(shu) 》、《史記》、諸子乃至佛學,我都是跟勞先生亦步亦趨學的。自始至終,我跟隨勞先生一直讀到博士,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也深受勞先生的影響。前不久,我發表了一篇名為(wei) 《現代經學的思想史進路——勞悅強經典詮釋方法論述評》的論文,算是這方麵的一次粗淺的匯報。勞先生也講人生,但他更多的精力是用於(yu) 詮釋經典,透過經典體(ti) 認文化,立足文化思考人生。在他的學術關(guan) 切中,應該說文化是第一位的,人生是第二位的,這在我看來正是錢穆一脈學術的法乳。而在霍先生那裏,他更重視生命的實感和性情的開發,他以一種淋漓酣暢的生命存在與(yu) 其他生命覿體(ti) 相見,以心觀心,以人治人,常使人當下有省,有時真能使人體(ti) 會(hui) 到陸象山所說的話:“若某則不識一個(ge) 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ge) 人。”霍先生也講文化,但他說“真正的文化不在書(shu) 上,而在人身上。”因此,人生才是第一位的,文化是第二位的,讀書(shu) 則是更次要的。這一宗旨,應該說是對唐君毅先生學術的繼承和落實。可以說,是勞先生將我引入經典的世界,而霍先生則將我從(cong) 經典的世界中剝落出來。在我看來,這兩(liang) 脈學術都真切感人,都足以廉頑立懦,貌似相反,實則相成。我的焦慮至今還沒有完全消融,這兩(liang) 脈學術始終給我可靠的指引和溫暖的亮光。
回念往昔,感懷師恩。讀了英傑兄的悼念文章,讓我又掉落到深深的回憶和感恩中。作為(wei) 霍先生一個(ge) 短暫親(qin) 炙的學生,我並沒有忘記先生的斧琢,也不敢遺忘自己立下的約定。我寫(xie) 下這些回憶的片段,既是對先生的一種紀念,也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就像英傑兄在《霍師喪(sang) 禮感懷》中說的:“霍師往生了,以前那一個(ge) 一直不接地氣、時而被概念所轉、時而被現實所惑、時而被欲望所困的不長進的學生呀,才稍稍地醒悟過來。”我期盼自己像英傑兄一樣,在固有性情的提撕中,在前賢學術的光照裏,也能從(cong) 習(xi) 氣、概念、現實和欲望中稍稍地醒悟過來。
2022年9月27日化庵識於(yu) 鷺島
(作者為(wei) 華僑(qiao)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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