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進入中國思想政治舞台中心 
    作者：秋風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1年12月02日
    
    
    　　
    　　對中國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經濟大約永遠不會再有過去三十年的那種高速增長了；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公開爭論、新民主主義論的公開提出等事件，標誌著中國的政治結構和政治遊戲規則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同時，在這一年，一個對局外人來說不那麽顯眼、但對中國長期演進頗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趨勢更為明晰和強勁，那就是儒家快速進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儒家之複興並非新現象。八十年代初，全權體製的控製一放鬆，傳統就在複興，其中當然包括儒家。放長視野，三十年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從本質上就是傳統之複興過程。
    　　
    　　不過，這種複興多集中於社會禮俗層麵。到九十年代中期，蔣慶先生倡“政治儒學”，開思想界回歸儒家之風氣。所以，我敢大膽斷言，蔣慶足以進入現代中國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當代中國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來，儒家之複歸就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最為重大的變化趨勢。在2005年召開的第一屆儒教會議上，蔣慶等儒者公開提出構建“儒教”之理念，讓世人得知中國大陸儒家進入秩序重建過程的強烈願望。由此，敏銳的大陸儒家學者走上了與港台儒學、海外儒學完全不同的進路，也即進入了政治哲學領域。
    　　
    　　儒學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這一點，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有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的背景。過去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界隱然有一個“施特勞斯派”，施氏核心教誨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隨施氏亦步亦趨地研讀柏拉圖，學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稱希臘、羅馬，並以掌握了統治的隱秘術而自豪。但實際上，施氏的教誨是超越“曆史”，拋棄意識形態，回向“自然”。中國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圖那裏，而隻能在儒家中。
    　　
    　　因此，頭腦靈活的施派學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勞斯的甘陽提出“通三統”論，主張在當下語境中，中國的合理秩序應當溝通孔子、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傳統。借助毛、鄧之政治正當性引入孔子，或者反過來，借孔子論證毛、鄧之曆史文化正當性。最近，甘陽又撰文提出“儒家社會主義”理念。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丁耘為首的一批上海年輕學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即“儒家化”的命題。2011年初，這些學者與一批儒家學者、幾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覺寺召開了“儒家與社會主義”研討會。會間休息，有遊客探頭看到橫幅“儒學與社會主義”，驚訝地說：“這兩個東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這個會議結束不久，在廣東從化，另外一批學者召開了“儒家與現代社會治理”研討會。在這個會議上，包括筆者在內的學者所提出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引起了較大關注以及爭論。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思想界開始對儒家進行不同的詮釋。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中的分析範式，甘陽、丁耘具有比較明顯的國家主義傾向，這種立場支配著他們對儒家的解釋和援用，他們試圖在儒家與當下政體之間建立起直接的關聯，以為現有統治秩序提供正當性。
    　　
    　　從化會議的參加者，不論是專業的儒學研究者，還是政治哲學思考者，大多數具有自由主義或憲政主義立場。因此，他們努力的方向是儒家與憲政、民主、人權之間的雙向詮釋。
    　　
    　　這種立場分歧恰恰說明，回歸儒家已經是大勢所趨，因為，不同思想流派都在回歸儒家。而與此前不同，這一次，儒家的複興已不是個學術問題、哲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思想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學者們所討論的實為政治之最深層次的問題：正當性（legitimacy）。上述兩種不同取向的學者均麵向同一個問題：現代中國政治秩序之正當性。
    　　
    　　這個問題當然也是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不能不麵對的問題。也正是在這個重大政治問題上，最近中共似乎邁出了重大的一步。
    　　
    　　2011年10月中旬，中共召開其十七屆六中全會，討論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其中充滿官樣文章，但有一句話卻十分重要：“全會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其中，最為重要的又是第一句話。
    　　
    　　當然，恰恰是這句話已引起了不少爭議，甚至是嘲諷。但這些爭議、嘲諷其實都不得要領。中共黨的會議公報不是曆史書，而是政治宣言，因此，這句話當然不是一個客觀的曆史敘述，而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並且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
    　　
    　　從客觀曆史的角度看，這句話難以成立。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主流精英群體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反傳統、反儒家，自由主義者如此，民族主義者如此，中共則最為激進。中共建政，中國社會陷入深刻的緊張、對立、衝突之中：政治與文化之對立，知識與生活之對立，政統與道統之對立。
    　　
    　　當然，如前所述，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這種對立就有所緩和。中共對傳統、對儒家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首先，鄧小平以其務實精神放棄了另行建立道統的雄心。這樣，社會開始自然地回歸，從而有了傳統禮俗之部分複歸。隨後，中共自身也局部地接收傳統、儒家。九十年代初，執政黨正麵倡導“國學”。隨後，儒家的詞匯、理念融入官方話語體係，比如“和諧社會”。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則等於正式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與政治的衝突，放棄其曾經長期奉行的反傳統的意識形態，而全麵地回歸中華文明，接續中華道統。
    　　
    　　中共這一轉向，對於中國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尚待進一步觀察。
    　　
    　　國家主義者對中共這一轉向當然十分欣喜，這正是他們所期待的。而曾在知識分子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則因此陷入進退維穀之困境。
    　　
    　　過去十年，自由主義在持續地分化，筆者在《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一文中對此有所分析。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比如筆者，同樣進入儒家思想殿堂，重新發現和詮釋儒家，而提出“儒家憲政民生主義”方案。一些從事政治哲學研究、而具有憲政主義立場的學者，也具有這種傾向。
    　　
    　　但是，主流自由主義者卻仍然堅持胡適以降的自由主義反傳統、反儒家的立場。比如，今年，易中天、袁偉時、張耀傑等三位自由主義學者分別撰文，從曆史、從政治理論等角度，對筆者的儒家憲政主義理念提出嚴厲批評。
    　　
    　　筆者對此一一作出回應，而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在我看來，如果拋棄偏見，並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學訓練，那就會發現，儒家義理與憲政民主間並不對立，相反，有諸多兼容、相通之處。筆者正在撰寫的《華夏治理秩序史》（年底將出版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製）和《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去年底已出版第一卷，以張君勱為中心）就試圖從曆史、從儒家義理角度，對此進行係統討論。
    　　
    　　姑且不談這一點，當下中國思想、政治、文化之“勢”，也要求自由主義者必須一改此前對儒家的簡單粗暴態度，以認真的、理性的態度對待儒家。事態已經非常明朗，儒家正在快速回歸，並已成為最為敏銳的思想人物所思考的核心問題。或許可以預料，從現在開始，並且必然越來越明顯，中國真正的思想論戰將從西方牌號的不同意識形態之爭，逐漸變為儒家內部不同學派之爭。思想者分別接受不同的外部思想資源，具有不同的價值和政治取向，因而，側重發掘儒家思想之不同麵相，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體係。現在實際上已經局部出現這樣的局麵。
    　　
    　　換言之，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思想界充當西方常識傳播者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思想之主體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將成為未來中國思想之基本話語。你要討論中國問題，構想中國的優良治理，就必須從儒家出發。你可以深化儒家、豐富儒家，甚至扭曲儒家，但你再也無法假裝儒家不存在，或者完全拒斥儒家，而僅用西方話語言說中國之問題。
    　　
    　　在這樣的思想競爭場域中，自由主義若不想進一步邊緣化，就必須麵對自由、憲政、民主與儒家價值的雙向詮釋這一重大理論課題。完全拒斥儒家的態度固然是荒唐的；把儒家僅限於個人私德之養成，把政治交給西方理論和製度，同樣是不理性的。因為，今日中國所麵臨的問題是治理秩序之全麵重建，不可能分清私德、公德，而中國未來的政治架構一定不可能照抄西方現成方案。因為，即便在西方，其製度也各不相同，西方對中國從來不是現成的。
    　　
    　　更何況，中國的規模，遠遠超出西方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其製度設計之複雜性是西方任何理論家也沒有麵對過的。而儒家一直在處理這樣的巨大規模政治共同體之治理問題。僅這一點，就讓儒家之思考、傳統中國之治理智慧，對於今天構想、建設旨在保障人的尊嚴和自由的製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自由主義如果不想繼續被人視為淺薄，就必須中國化，也就必須與儒家和解、對話、融合，中體西學，資相循誘，接續中華道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