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道光列第  風傳(chuan) 闕裏》

作者：朱彤（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前線》雜誌2022年第10期

唐朝初年，秦王府學士、孔子第三十二代孫孔穎達，繼承並發展傳(chuan) 統儒學，統一儒家經學不同風格流派，成為(wei) 一代鴻儒巨匠。

孔穎達年少時就心懷複興(xing) 儒學之誌，飽讀儒家經典。入仕後，他心係朝政，以儒治國，為(wei) 唐朝各項製度的製定傾(qing) 盡全力，其奉敕修撰的《五經正義(yi) 》實現了經學的統一。

唐太宗在淩煙閣上為(wei) 他畫像，讚其“道光列第，風傳(chuan) 闕裏”。

孔穎達畫像（視覺中國）

年少求學，舌戰群儒

孔穎達（公元574―648年），字衝(chong) 遠（一作仲達），冀州衡水人。他出生在一個(ge) 仕宦世家，祖輩數代都在北朝為(wei) 官，祖父孔碩官至北魏南台治書(shu) 侍禦史，父親(qin) 孔齊曾任北齊青州法曹參軍(jun) ，家世頗為(wei) 顯赫。

但家境殷實的孔穎達並未憑借先人的恩蔭成為(wei) 紈絝子弟，也沒有沾染不學無術的惡習(xi) ，而是性格沉穩，待人謙恭，言談舉(ju) 止頗為(wei) 穩重。他8歲就學，史載其“日讀千餘(yu) 言，至暮更誦，未嚐嬉戲，有異凡童”。

公元589年，15歲的孔穎達在學術上已有所造詣，精通《左氏傳(chuan) 》《鄭氏尚書(shu) 》《王氏易》《毛詩》《禮記》等經學基本著作，文章也寫(xie) 得很出色，但他並不據此自傲，而是尋師訪友，增廣見聞，提高自己的學識。

當時有一位大儒名叫劉焯，此人是冀州博士，飽讀詩書(shu) ，對儒學深有研究，同時還是一位天文學家，其學問造詣在當時可謂聲名遠揚，許多年輕學者不遠千裏前來向其當麵求教。

孔穎達服膺於(yu) 劉焯的學識，也拜在他門下。然而劉焯本人自視甚高，對孔穎達的求教頗為(wei) 輕視，並未以禮待之。見此情形，孔穎達沒有放棄，反而愈發恭敬，繼續追隨其左右，虔誠問學。

隨著時間的推移，孔穎達持之以恒的求學態度打動了劉焯，加之其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總能提出一些獨特的學術觀點，於(yu) 是劉焯對他的學識與(yu) 品行愈加欣賞，將畢生所學傾(qing) 囊相授。

從(cong) 此以後，兩(liang) 人之間的學術交流愈發深入，並且時常與(yu) 同郡的儒生們(men) 聚在一起探討學術。劉焯與(yu) 孔穎達因學術結緣，兩(liang) 人之間亦師亦友，情誼日漸深厚，以至於(yu) 孔穎達在辭別劉焯的時候，“焯固留不可”，對孔穎達的不舍之意溢於(yu) 言表。

隋大業(ye) 初年，科舉(ju) 製度創立，胸懷報國之誌的孔穎達離開了家鄉(xiang) ，前往京城參加科舉(ju) 考試。科場上競爭(zheng) 激烈，但自幼熟讀經書(shu) 的孔穎達胸有成竹，在考試中順利地“舉(ju) 明經高第，授河內(nei) 郡博士”。

當時，隋煬帝曾將各郡儒學官吏召集到東(dong) 都洛陽，命令他們(men) 與(yu) 國子監的儒生們(men) 一起論辯經學中的問題。孔穎達在這場辯論中年齡最小，卻以一己之力舌戰群儒，一舉(ju) 奪魁。

古諺說，木秀於(yu) 林，風必摧之。論斤群儒，固然使孔穎達聲名大噪，但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一些在論難中失敗的宿儒，因為(wei) 敗於(yu) 一個(ge) 剛剛當上郡學博士的年輕後生論鋒之下，深以為(wei) 恥，竟惱羞成怒，用極其卑鄙的辦法對付孔穎達，即收買(mai) 刺客，企圖謀害他。

所幸禮部尚書(shu) 楊玄感仗義(yi) 援手，將孔穎達藏匿於(yu) 家中，才躲過一劫。但由於(yu) 為(wei) 群儒所嫉，終有隋一代孔穎達也僅(jin) 僅(jin) 做到補太學助教這樣一個(ge) 較低的職位。

不久之後，隋末天下大亂(luan) ，孔穎達開始了一段躲避戰亂(luan) 的生活。直到李氏起兵反隋，他隨即入仕於(yu) 秦王府，引為(wei) 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孔穎達被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年，他被唐太宗封為(wei) 曲阜縣男，轉任給事中，隨侍皇帝左右。

唐太宗對孔穎達寄予厚望，將教育儲(chu) 君的任務交給他，任其為(wei) 太子右庶子。作為(wei) 當年秦王親(qin) 信的幾個(ge) 文臣之一，孔穎達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不像房、杜諸人，功業(ye) 卓著，位至公卿，因為(wei) 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貢獻不在於(yu) 政治，而是在文化事業(ye) 上。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親(qin) 臨(lin) 國子監，參觀祭奠孔子的大典時，特令孔穎達為(wei) 國子監學生們(men) 講解《孝經》，太宗自己也跟同學們(men) 一起聽講。講解完後，孔穎達寫(xie) 了一篇《釋奠頌》呈獻給太宗。太宗即刻“手詔褒美”，稱讚他為(wei) 關(guan) 西孔子、西漢伏生，與(yu) 先聖先師並輝齊明。

統一經學，弘揚儒術

孔穎達在唐朝為(wei) 官期間，倡導以儒術治國。在擔任國子司業(ye) 一職時，他與(yu) 群儒一起商議國家禮儀(yi) 、曆法與(yu) 經義(yi) 的製定問題。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孔穎達與(yu) 朝中的數位通儒合力修訂《五禮》，對於(yu) 書(shu) 中那些難以通曉的問題，都在商議之後作出定論。該書(shu) 修成之後，唐太宗非常高興(xing) ，孔穎達也因此晉子爵。

在曆史上，孔穎達最卓越的貢獻是在初唐年間完成了經學的統一大業(ye) 。所謂經學，是指注解經書(shu) 的學問。由於(yu) 經書(shu) 皆成書(shu) 於(yu) 先秦時期，年代久遠，文字多晦澀難懂，記事又簡略不詳，為(wei) 後世學者的研讀帶來許多困難。於(yu) 是，為(wei) 經書(shu) 作傳(chuan) 、注的經學研究盛行起來。

經學最早發端於(yu) 西漢，兩(liang) 漢時期今文經、古文經相繼出現，綿延數百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zheng) ，更是推動了經學的第一次發展。東(dong) 漢末年的名儒鄭玄網羅眾(zhong) 家，遍注群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一次全麵總結，建立了兼收並蓄的鄭學體(ti) 係，結束了兩(liang) 漢以來的今古文之爭(zheng) ，實現了今文經與(yu) 古文經在形式上的統一。

然而，自漢末至魏晉南北朝以來，戰火紛飛，政權更迭，加之玄學的興(xing) 起以及佛、道二教的興(xing) 盛，經學的發展隨即遭到重創。一方麵，儒家的傳(chuan) 統典籍多有散佚，字詞章句謬誤紛紜；另一方麵，經學內(nei) 部宗派紛爭(zheng) ，經書(shu) 傳(chuan) 注雜亂(luan) 不堪，尤其是魏晉時期的鄭學與(yu) 王學之爭(zheng) ，以及南北朝時期的南學與(yu) 北學之爭(zheng) ，致使經書(shu) 的講解與(yu) 傳(chuan) 播愈加艱難，加劇了經學內(nei) 部的矛盾與(yu) 分化。

唐朝建立之初，基於(yu) 鞏固統治以及推行科舉(ju) 製的需要，朝廷開始整頓經學的混亂(luan) 現象，以求經學的統一。

早在貞觀初年，唐太宗先是詔中書(shu) 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隨後又召集孔穎達等群儒共同商定有關(guan) 《五經》義(yi) 疏的修撰工程。當時的《五經》指的是《周易》《古文尚書(shu) 》《毛詩》《禮記》《春秋左傳(chuan) 》這五部儒家經典，而《五經正義(yi) 》的修撰目的就是為(wei) 了實現《五經》在內(nei) 容上的統一，以此作為(wei) 科舉(ju) 取士的標準教科書(shu) 。

此項工程任務量巨大，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鴻儒來總領全局。孔穎達博學通儒，在當時的儒學界名望頗深，深受唐太宗的信任，加之他又是孔子的後人，因此成為(wei) 擔此重任的不二人選。

起初，參與(yu) 修撰的學者們(men) 將這項工程的成果定名為(wei) 《五經義(yi) 讚》，而在修撰完成後，唐太宗親(qin) 自將之改名為(wei) 《五經正義(yi) 》。孔穎達等人撰成的《五經正義(yi) 》博采了兩(liang) 漢至魏晉六朝以來諸家義(yi) 疏經注之精華，糾正了經書(shu) 傳(chuan) 播過程中字詞章句的雜亂(luan) 現象，革除了儒學內(nei) 部的分派之弊。

與(yu) 此同時，孔穎達等人在修撰《五經正義(yi) 》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疏不破注”的原則，在疏解經書(shu) 的過程中盡量保留了以往傳(chuan) 、注中的原本內(nei) 涵，呈遞了傳(chuan) 統儒學的精神麵貌，彰顯了儒家繼承師說、發揚古訓的治學優(you) 點。

此外，《五經正義(yi) 》亦汲取了佛、道二教中的積極因素，以此來豐(feng) 富儒家文化的內(nei) 涵，為(wei) 儒學的發展增添了時代氣息。《五經正義(yi) 》的修撰，實現了《五經》在內(nei) 容上的統一，標誌著經學史上一統局麵的形成，學術價(jia) 值極高。

[唐]孔穎達《五經正義(yi) 》（微信公眾(zhong) 號“社會(hui) 科學戰線”）

解經喻君，諍諫太子

作為(wei) 一代大儒，孔穎達不僅(jin) 致力於(yu) 弘揚儒學，還時刻秉持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借助儒學理論向唐太宗進諫忠言。唐太宗是一位虛心納諫的賢君，像孔穎達這樣敢於(yu) 直諫的忠臣自然會(hui) 受到重用。他曾多次向孔穎達請教與(yu) 儒學相關(guan) 的問題，在君臣對答中，孔穎達不僅(jin) 能通達經義(yi) ，更善於(yu) 將儒術與(yu) 君臣相處之道、治國理政之法結合起來。

《論語》曰：“以能問於(yu) 不能，以多問於(yu) 寡，有若無，實若虛。”唐太宗曾經問孔穎達這句話的含義(yi) 。

孔穎達回答：“聖人教義(yi) 都是含義(yi) 至深的，至於(yu) 陛下所問，據微臣理解是要人保持謙虛的美德。一個(ge) 人雖很有才能，卻不妄自尊大，仍向看起來並非有才能的人訪問求教，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才能；雖然掌握了許多技藝，卻總認為(wei) 自己本領太少，仍然向那些看起來並不掌握多少技藝的人學習(xi) 。自己掌握了大量的知識，卻仍然能做到虛懷若穀。這就是聖人此話的含義(yi) 。當然，聖人所講並非僅(jin) 針對庶民匹夫，就是人君帝王也應時時保持謙恭之德。就治國而言，人君固然內(nei) 含神明之資，對外卻要以玄靜守默示人，這才能使人感到其深不可測、度不可知。如一旦居於(yu) 尊極之位，便炫耀自己的聰明，以才淩人，甚至拒受諫言，文過飾非，自然難通上下之情，有違君臣之道。自古以來，這樣的君主沒有不落得身死國亡的下場。”

太宗聽了，深以為(wei) 然。

孔穎達還多次借助儒家思想對當時的太子李承乾進行勸諫。在早年入仕於(yu) 秦王府之時，孔穎達就奉命對李承乾進行蒙學教育。後來孔穎達升任國子祭酒，承擔在東(dong) 宮為(wei) 太子講學的重任，與(yu) 李承乾的接觸更加頻繁。李承乾曾要求孔穎達撰《孝經章句》，孔穎達借助該文章所蘊含的義(yi) 理，旁敲側(ce) 擊地對他的不端行為(wei) 進行規勸，得到了唐太宗的讚許與(yu) 朝堂上下的廣泛頌揚。

每當李承乾稍有不遵法度的行為(wei) ，孔穎達都會(hui) 直言不諱地批評，態度頗為(wei) 嚴(yan) 厲。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看不慣這種做法，曾勸孔穎達道：“太子已經長大成人，先生怎能不顧他的麵子那麽(me) 直率地批評呢！”對此，孔穎達斬釘截鐵地答道：“蒙國厚恩，死無所恨！”對太子“諫諍愈切”，體(ti) 現了忠直之臣的凜凜風操。

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孔穎達調任國子祭酒，張玄素接替了太子右庶子之職。承乾終因不納忠言而遭廢黜。孔穎達雖未能使承乾改悔，但確實竭盡了自己的心力。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這位通經明史的一代大儒離開人世。他主編的《五經正義(yi) 》，後經中書(shu) 、門下與(yu) 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的考定，由於(yu) 誌寧、張行成、高季輔等人增損後，於(yu)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最終定稿，頒布天下並流傳(chuan) 至今，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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