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與(yu) 湖湘學風

作者：周建剛

來源：“湖湘讀書(shu) ”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八月十八日己巳

          耶穌2022年9月13日

一、近代湖湘人才群體(ti) 來自於(yu) 鄉(xiang) 野民間

我的題目叫“陶澍與(yu) 湖湘學風”，這個(ge) 題目對於(yu) 我來說，還是有點困難，因為(wei) 我對陶澍的研究不是很多，對湖湘學風稍微了解一些。剛才聽了誌頻兄的演講，我覺得誌頻兄是研究晚清史的專(zhuan) 家，講得非常精彩。我就順著誌頻兄剛才的演講講下去，誌頻兄大部分觀點我都認同，但個(ge) 別的地方我有一點不一樣。我同意徐老師關(guan) 於(yu) 陶澍培植出來一批體(ti) 製外的民間獨立士人的湖湘人才群體(ti) ，這個(ge) 觀點我非常認同。

我們(men) 老是講湖南的近代人才群體(ti) ，在晚清的時候怎麽(me) 會(hui) 突然湧現出這來？我有一個(ge) 疑問，這樣一批人才群體(ti) ，怎麽(me) 會(hui) 突然湧現出來，原因是什麽(me) 呢？湖南過去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沒有什麽(me) 大放光彩的地方，到了晚清的時候，湖南省突然成了天下之重鎮。為(wei) 什麽(me) 呢？有人講是因為(wei) 清代湖南科舉(ju) 考試的成績好了，比如說陶澍就是安化的第一個(ge) 進士，湖南的進士數量在清代中期以後逐漸多了，知識分子多了，人才就多了，人才群體(ti) 也就出現了。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進士數量多呢？是因為(wei) 雍正年間兩(liang) 湖分闈。原來湖南人鄉(xiang) 試，要渡過洞庭湖到武昌去考。在清代的時候，過洞庭湖非常困難，風浪很大，經常淹死人。那麽(me) 去考的人少，當然考中的舉(ju) 人也少，進士就更少了。兩(liang) 湖分闈之後，湖南的讀書(shu) 人可以在長沙鄉(xiang) 試，應試方便，那麽(me) 一下子好像考中的人數就多了。這是不是原因呢？這肯定是一個(ge) 因素。但是我在想，比如說我老家江蘇蘇州是曆代出進士最多的地方。整個(ge) 清代，共有狀元114名，蘇州府出過26名狀元，占比23%左右。進士的數量就更多了。出進士的數量這麽(me) 多，為(wei) 什麽(me) 江蘇沒有出現像湖南這樣的人才群體(ti) 呢？當然優(you) 秀學者還是有一批的，但沒有扭轉天下風氣、關(guan) 係到天下之重的人才群體(ti) 。可見科舉(ju) 不是主要原因。

它的主要原因在什麽(me) 地方呢？我同意誌頻兄講的，清代湖湘這批人才群體(ti) 是從(cong) 體(ti) 製外麵成長起來的。像左宗棠考中舉(ju) 人，他一直沒有考中進士。湘軍(jun) 中的大批將領，後來有的成長為(wei) 督撫級別的人物，曾國荃、彭玉麟、羅澤南、劉蓉這些人，隻是民間的普通讀書(shu) 人，基本上沒有辦法通過科舉(ju) 進入仕途。沒有太平天國之亂(luan) ，這些人都隻是鄉(xiang) 間的普通儒生。但正是這些人，組成了晚清的湖湘人才群體(ti) ，擔負了國家重任。

這說明什麽(me) 問題呢？說明清代的湖南民間社會(hui) 有活力。清代湖南是一個(ge) 移民大省，江西等地的移民大量進入湖南，整個(ge) 湖南人口幾乎完全改變了。移民到了一個(ge) 新的地方，就要開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出來，篳路藍縷，艱難奮鬥。這就是它的活力所在。在清代的時候，湖南民間社會(hui) 是相當有生機，有活力的。

陶澍生長的那個(ge) 地方，就是印心石那個(ge) 地方，文瀾塔下印心石非常著名。清代史專(zhuan) 家蕭一山曾經講過一句對陶澍的評價(jia) ，說的是“印心石屋，為(wei) 中興(xing) 人材之策源地”。中興(xing) 人材，是指鹹同年間平定太平天國以及全國戰亂(luan) 的那批棟梁之材，主要是出身於(yu) 湘軍(jun) 集團的湖南人，曾左胡彭，他們(men) 與(yu) 陶澍都有或多或少的關(guan) 係，有的受過陶澍的培植。陶澍作為(wei) 道光時期的湖南籍高官，對湖南人才的識別是很有眼光的，湘軍(jun) 集團的重要領袖人物，就出自於(yu) 陶澍培植起來的湖湘人才群體(ti) 。當時我突然之間就有一個(ge) 感覺了，就是說，印心石屋這個(ge) 地方是湖南中興(xing) 人才的發源地。而印心石屋是一個(ge) 什麽(me) 地方呢？我們(men) 湖南這樣一個(ge) 鄉(xiang) 野民間的地方，安化縣的一個(ge) 窮鄉(xiang) 僻壤。湖南的人才就是來自於(yu) 這樣的鄉(xiang) 野田間。

我有一個(ge) 感想，任何時候，民間社會(hui) 一定要有活力，如果說民間社會(hui) 沒有活力了，那麽(me) 人才的發源地就會(hui) 被截斷。今天老是講寒門不能出貴子。寒門出貴子是什麽(me) 意思？就是人才來自寒門，來自田野鄉(xiang) 間吧。他來自田野鄉(xiang) 間，他知道民間疾苦，他就是為(wei) 了做事而來的。這個(ge) 人一旦有了出路，有了理想，他不是為(wei) 做官而來，而是為(wei) 做事而來。今天我們(men) 在這裏麵紀念陶文毅公，陶澍是兩(liang) 江總督、一品大員、朝廷重臣，如果我們(men) 因為(wei) 這一點崇拜他的話，我覺得沒有任何意義(yi) 。清代的一品大員、總督巡撫有多少，我們(men) 今天記得誰呀？我們(men) 今天一個(ge) 都不記得。我們(men) 紀念陶澍，湖南人永遠記得陶澍，記得曾、左、胡這批人，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功業(ye) ，他們(men) 做的事情，為(wei) 國家民族做的事情，而不是他們(men) 這樣一個(ge) 官位。今天的湖南人對湖南的曆史、對湖南的先賢有了這樣一個(ge) 認識，我覺得湖南人還會(hui) 再一次成為(wei) 了不起的湖南人。如果僅(jin) 僅(jin) 是放在一個(ge) 官本位的社會(hui) 當中，我們(men) 認為(wei) 湖南近代出了好多大官，這是我們(men) 湖南的無上光榮，我一點也不會(hui) 覺得今天的湖南人會(hui) 有什麽(me) 了不起。我不是湖南人，但我在湖南生活了15年，我對湖南很有感情，我希望湖南人能夠再次成為(wei) 了不起的湖南人。

二、陶澍經世致用的思想是從(cong) 史學中產(chan) 生的

回到我今天講的題目上——陶澍與(yu) 湖湘學風。我們(men) 都知道，今天我們(men) 把陶澍歸納到經世派，前麵其實還有一個(ge) 定語，叫“嘉道經世派”，就是嘉慶到道光年間的經世派。我們(men) 要理解陶澍在嘉道經世派中的地位，我們(men) 就首先要了解整個(ge) 的清代學術的發展，才能明白嘉道經世派的特殊意義(yi) 。

這要從(cong) 明末清初講起。整個(ge) 清代學風是非常特殊的，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就叫反宋學，就是反對宋明理學。宋明理學發展到明朝末年，確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什麽(me) 呢？就是這批知識分子，他不能幹事兒(er) ，用一句流行的話叫“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知識分子，像王陽明，講心性，講個(ge) 人修養(yang) ，講致良知，講得天花亂(luan) 墜。但是講完了這一套，如何應付國家和社會(hui) 的危機，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hui) 實際問題？朱熹、王陽明這些人，學派的創始人，智慧很高，本身還是很有才幹的，像王陽明平定江西“寧王之亂(luan) ”，有軍(jun) 事能力，也有政治才幹。但從(cong) 理學整體(ti) 來說，這種學問有弊端，它越來越“內(nei) 向”，也越來越“玄妙”，陽明的後學，有人說像禪宗和尚，沉浸在宗教式的內(nei) 心體(ti) 驗中，不關(guan) 注客觀世界和社會(hui) 。清代的四庫館臣，對這一點批評的很厲害，認為(wei) 陽明後學的禪宗化，是明朝亡國的原因。因為(wei) 士大夫都學禪宗了，誰還來關(guan) 心這個(ge) 社會(hui) 呢？

知識分子在古代，是要放到社會(hui) 上去擔當國家重任的，這是基本職能。但宋明知識分子能擔當社會(hui) 重任嗎？他做不到。宋明理學家這批知識分子，注重道德，他有羞恥心，事情做不好的時候，他能夠臨(lin) 危一死。明末清初就出現了很多理學家殉國的例子。

清初學者就反思明朝滅亡的曆史經驗，反思出來的經驗教訓是什麽(me) 呢？就是宋明理學沒有實用性。這就出現了清代初年的三大儒，顧炎武、黃宗羲，還有湖南的王夫之。三大儒的共同特點是，都對宋明理學有一個(ge) 批判。但在三大儒當中，他們(men) 具體(ti) 的學問路徑是不一樣的。顧炎武的學問路徑是經學，黃宗羲的學問路徑是崇尚史學的。黃宗羲的那個(ge) 學派，有一個(ge) 專(zhuan) 門的名稱叫浙東(dong) 學派，浙東(dong) 學派是最注重史學的。講到史學，我們(men) 發現，清代初年的學者出現了分歧，就是有一派人要走經學的道路，有一派人要走史學的道路。那麽(me) 關(guan) 鍵是，究竟是經學能經世致用，還是史學能經世致用呢？我認為(wei) 經學是不能經世致用的。

浙江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yi) 》裏麵有一篇文章叫《浙東(dong) 學術》，講得非常清楚。浙東(dong) 學術以史學經世，經世致用的是史學。陶澍的漕運改革、鹽政改革，軍(jun) 事、行政，這些東(dong) 西都要從(cong) 曆史當中尋找經驗教訓，找到依據。陶澍、賀長齡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編《皇朝經世文編》？他們(men) 已經想到了要漕糧海運，但是漕糧海運要找一個(ge) 曆史依據。漕糧海運是從(cong) 元朝的時候開始，就有這種創意，但是一直沒有大規模實行。所以在《皇朝經世文編》裏麵，梳理了很多文獻，就從(cong) 元朝找到這樣一個(ge) 曆史的依據和經驗教訓。陶澍他們(men) 搞的經世學派，像《皇朝經世文編》這種書(shu) ，都是屬於(yu) 史學類的書(shu) ，它不是屬於(yu) 經學類的書(shu) 。

陶澍他們(men) 的“嘉道經世派”，是史學經世派，不是龔自珍、康有為(wei) 搞今文經學的“經學經世”。嘉慶道光時期，研究元史，研究蒙古、新疆的“西北史地”之學成為(wei) 當時的流行學問。後來左宗棠特別重視軍(jun) 事地理學，是從(cong) 當時全國學問的大環境中熏陶出來的，不是他個(ge) 人的特殊癖好。陶澍他們(men) 的“嘉道經世派”，是當時史學研究的風氣有關(guan) ，當時有見識的知識分子，已經警惕到時局將有大的變化，注重從(cong) 曆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嘉道經世派”以史學為(wei) 底蘊，絕非以經學作為(wei) 思想指導，這是我的一個(ge) 觀點，和徐誌頻老師講的不大一樣。

三、陶澍與(yu) 湖湘學風

清代學風從(cong) 一開始就有走經學和史學兩(liang) 條道路，最後誰占了上風呢？經學派占了上風，顧炎武的經學派占了上風，史學派一直是被壓抑下去的。清代的史學不太發達，而經學非常發達。但是我們(men) 要注意，經學裏麵細分，還有兩(liang) 個(ge) 流派，一個(ge) 叫古文經學，一個(ge) 叫今文經學，這兩(liang) 者是不一樣的。清代的經學發展到乾隆、嘉慶年間，主要發展的是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搞的是什麽(me) 東(dong) 西呢？如陸群先生最喜歡的訓詁學、文字學、語言學，在清代就從(cong) 屬於(yu) 古文經學，後來獨立出來成為(wei) 專(zhuan) 門學問，有人說是“附庸蔚為(wei) 大國”。

這是一種非常專(zhuan) 門的學問。但是這套學問跟治國理政其實是沒有什麽(me) 關(guan) 係。清代人的學問做得非常非常好，我們(men) 今天讀的先秦古書(shu) ，如果沒有清代這一批人的整理，大多數我們(men) 是讀不通的，古文經學派有這樣一個(ge) 曆史貢獻。但古文經學實際上是對政治、對社會(hui) 是非常冷漠的。冷漠的原因在什麽(me) 呢？在於(yu) 清代的文字獄。清代的文字獄太厲害了，知識分子不敢去講任何實際的、現實的問題，那麽(me) 他隻好鑽到古書(shu) 堆裏麵去研究一些非常專(zhuan) 門非常冷僻的學問，這就是古文經學。乾隆、嘉慶年間的古文經學就是這樣一種學問，又叫考據學，又叫漢學、樸學。

到了陶澍這個(ge) 時代，思想風氣發生了轉變，嘉道經世派出現了。嘉道經世派注重的是史學，代表人物是魏源，我們(men) 今天知道他的重要的著作是《海國圖誌》。魏源的學問，清代人評述，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元史新編》這個(ge) 著作。魏源這批人開始關(guan) 心關(guan) 心西北地區邊疆曆史和邊疆地理。左宗棠後來為(wei) 什麽(me) 能夠收複新疆？因為(wei) 嘉道年間的知識分子對整個(ge) 西北的曆史和地理早就有了深切的了解，而且他們(men) 知道這一塊地方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的所在。最早倡議把新疆設立為(wei) 行省的是誰呀？龔自珍的《西域設行省議》。後來新疆設為(wei) 行省了，李鴻章說“古今雄偉(wei) 非常之端，往往創於(yu) 書(shu) 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yu) 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yu) 今日。”嘉道年間的學風，其實是沿著另外一個(ge) 方向在走，就是說經世致用要關(guan) 心史學。

嘉道經世派我們(men) 看到基本上是以湖南人為(wei) 主，這個(ge) 學派跟湖南有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所以說以陶澍為(wei) 代表的嘉道經世派是一批改革家。清代康乾盛世，好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ge) 時代。實際上如果今天我們(men) 仔細的再去讀曆史，再去核實一些數據，可以發現，這實際上是虛假的，非常虛假的。所謂的盛世，隻是維持著一個(ge) 大帝國的表麵而已。到了嘉慶和道光年間，大清帝國實際上已經接近於(yu) 崩潰的地步，道光年間太平天國就起來了。如果說清代作為(wei) 一個(ge) 傳(chuan) 統王朝，不跟西方接觸，不從(cong) 西方引進什麽(me) 洋槍洋炮這些技術去鎮壓太平天國，不向西方去借款，按照曆史規律，它就會(hui) 滅亡。在太平天國這一階段了，按照王朝的興(xing) 亡律，這個(ge) 王朝就應該滅亡了。那麽(me) 在這樣一個(ge) 局麵下，陶澍這一批改革家，他們(men) 提出了一個(ge) 策略，就是逐步的改良。逐步改良的思想一直延續到曾國藩。就是一點一點的修補，一點一點的維護，不去做大的改變。如果去做一個(ge) 大的改變就會(hui) 非常危險。

這時，出現了另外一批改革家，就是今文文經學派。古文經學派是不問政治的，但是今文經學派是要討論政治的。清代實際上從(cong) 常州學派就開始講今文經學了。常州學派的劉逢祿，就是龔自珍的老師。今文經學派這一批人的代表人物誰呢？就是龔自珍和魏源。魏源在經學上講今文經學，在史學上則開啟西北史地的研究風氣。今文經學家講政治，也講改革，但是他們(men) 的改革跟嘉道經世派不一樣，它是一個(ge) 什麽(me) 改革呢？是一個(ge) 徹底翻盤的改革，全盤改革。這一派人的思想，一直延續到康有為(wei) 。康有為(wei) 戊戌變法失敗，今文經學派徹底改革的設計才完全失敗。

在嘉慶、道光年間危機重重的時候，我們(men) 麵臨(lin) 兩(liang) 條道路可走，一條是以陶澍這一批嘉道經世派提出來的逐步改良的方案；另外一條就是今文經學派從(cong) 龔自珍到康有為(wei) 提出的全麵徹底改革的方案。實際上我們(men) 中國最後選擇的是第二條道路，這條道路到了戊戌變法之後，沒有辦法再回頭了，變法不成功，下一步就是革命。我們(men) 要注意。這裏麵有個(ge) 邏輯關(guan) 係，就是講到辛亥革命，講到近代革命，都是從(cong) 戊戌變法的失敗而來的，沒有戊戌變法的失敗，實際上後麵的革命都不會(hui) 發生，改良的道路還可以走。

我老想起另一個(ge) 湖南人，陳寅恪先生。陳先生家祖籍實際上是江西人，但出生在長沙，他自述“生於(yu) 長沙通泰街周達武故宅”，也可以算是湖南人。周達武是湘軍(jun) 的一個(ge) 將領。

他的祖父陳寶箴做過湖南巡撫。陳寅恪晚年追憶他的祖父陳寶箴在戊戌變法時的經曆，曾經講過，他說陳寶箴這個(ge) 人跟康有為(wei) 激進變革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陳寶箴設計、實施的湖南新政是一個(ge) 逐步改良、逐步變革的道路。陳寅恪比較了解他祖父的思想，他認為(wei) ，陳寶箴所主張的是“曆驗世務，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就是以曆史經驗結合西方的政治文化，變革“神州舊法”。這和康有為(wei) 是截然不同的，倒是和陶澍、曾國藩等人的思想相通。所以我們(men) 看到陳寅恪老年時，自嘲自己“思想囿於(yu) 鹹豐(feng) 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xiang) 、張南皮之間”。曾湘鄉(xiang) ，曾國藩；張南皮，張之洞。陳寅恪似乎是自嘲，實際說出了家族思想淵源所在。陳寶箴在戊戌變法期間主持的湖南新政，是沿著陶澍、曾國藩等人的改良道路在走，惜乎大環境不配合，終於(yu) 一敗塗地。

我們(men) 發現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在選擇一條嘉道經世派所開啟出來的逐步改良、逐步變革的道路。但是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改良的道路堵死，中國近代的道路就徹底給定下來了，就像一列列車一樣，不再回頭，走上了近代革命的道路。

這是我從(cong) 陶澍的思想學風以及中國整個(ge) 近代曆史的演變所聯想到的。我的感想就是，以陶澍為(wei) 代表的嘉道經世派這批人的思想確實非常寶貴。如果我們(men) 把曆史複盤，我們(men) 會(hui) 發現這批人的思想資源可能對我們(men) 理解中國近代史有所幫助，乃至於(yu) 對我們(men) 今天社會(hui) 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借鑒啟發作用。

四、陶澍培植出來的曾左胡這樣一批拚命硬幹的人就是中國文化精神力量之所在

最後，我還想借這個(ge) 題目再講一點個(ge) 人感想。也是我昨天跟誌頻兄在路上討論的時候，隨機想起來的問題。

我們(men) 老是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優(you) 秀的文化，然後我們(men) 要傳(chuan) 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我想問大家的問題是，究竟什麽(me) 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你想要傳(chuan) 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一定是你已經給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預設了一個(ge) 優(you) 秀的價(jia) 值。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一定是完全優(you) 秀的嗎？我覺得也不一定，我們(men) 還是要有一個(ge) 鑒別。並不是說我們(men) 會(hui) 說漢語，能寫(xie) 中文，就代表我們(men) 能理解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裏麵有一些核心價(jia) 值，可能我們(men) 還是很模糊的。

剛才徐老師講到優(you) 秀的湖南人、了不起的湖南人，了不起在什麽(me) 地方呢？湖南人有一個(ge) 特點，就是要經世致用。所有的學問最後都歸結到一點上來，就是要經世致用。那麽(me) 這個(ge) 經世致用什麽(me) 意思呢？是不是這就是一個(ge) 文科跟理科的區別呢？就是說文科生是不能經世致用的，因為(wei) 你讀的那些書(shu) 都是虛無縹緲的，你讀兩(liang) 首唐詩宋詞陶冶一下性情可以，但是有實用性嗎？沒有。那麽(me) 理科生讀什麽(me) 工程之類，他就能經世致用，至少能建幾座高樓嘛！所以說湖南人經世致用，就是具有理科生的這樣一個(ge) 特質。是這樣簡單嗎？恕我不能苟同。

如果湖南人天生有理科思維，那麽(me) 湖南有過什麽(me) 大科學家呢？除了袁隆平之外，我沒發現湖南人中間有什麽(me) 了不起的大科學家。當然我孤陋寡聞，我這個(ge) 話講出來，可能對諸位有點不敬。除了袁隆平之外，諸位能告訴我另一位湖南的了不起的大科學家嗎？可見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特質不在這個(ge) 地方。

那麽(me) ，什麽(me) 是湖南人講的經世致用？非常簡單。就是你的學問一定要發揮，要對這個(ge) 社會(hui) 上起作用，要對這個(ge) 人群起作用，否則的話就是空談。經世之用追求的是要做事，不是為(wei) 了做官。好比說，我是一個(ge) 非常普通的人了，非常庸俗的人，從(cong) 我庸俗的立場出發，做官我能明白其中的好處，做事我反而不能理解。為(wei) 什麽(me) 要費心費力做事呢？這裏麵是源自於(yu) 什麽(me) 動力呢？這源自於(yu) 儒家的一個(ge) 根本的精神，叫“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

儒家從(cong) 先秦孔子開始就有一個(ge) 社會(hui) 責任感。有一個(ge) 佛教經典故事，可以用來比喻這種精神。說有一座山失火了，一隻小鳥就飛到一條河流裏，用自己的羽毛沾濕一點水，然後回到山上，把水灑向山火。一遍一遍地來回飛，要把這個(ge) 火滅掉。這時，山神出現了，說你這個(ge) 鳥怎麽(me) 這麽(me) 愚笨呢？你這兩(liang) 個(ge) 翅膀能沾上多少水呢，怎麽(me) 能夠撲滅漫天大火呢？小鳥回答，“嚐居是山，心不忍耳。”就是說，我曾經借居在這座山上，對這座山有感情，看見這個(ge) 火不滅，我心裏是不忍的。這就是儒家的社會(hui) 責任感，其實就是一點不忍之心。

北京大學的楊立華教授講過一個(ge) 很好的比喻，講儒家跟道家的區別，就是孟子跟莊子有什麽(me) 區別呢？假如說，有一個(ge) 地方失火了，這個(ge) 時候孟子跟莊子手裏都有一桶水。兩(liang) 人就討論說：這一桶水要不要潑上去呢？莊子就說不要幹了，這桶水潑上去無濟於(yu) 事，你幹這個(ge) 事情幹嘛，你不是傻嗎？這就是道家，站在旁邊看一看，觀察一下。孟子的態度是什麽(me) 呢？我有一桶水無濟於(yu) 事，我也要潑向這堆火，這叫“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為(wei) 什麽(me) 呢？這是一個(ge) 深切的與(yu) 族群同在的不忍之心，永遠不會(hui) 泯滅，這就是孟子講的“四端”，“四端之心”是永不泯滅的。

儒家實際上就是憑著這一點不忍之心，化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責任感，一直在中國社會(hui) 延續了兩(liang) 千多年。嘉道經世派背後就是這樣一個(ge) 理想和追求。如果沒有這種理想和追求，陶澍這樣的人，就是一個(ge) 純粹的理工科學生，講水利、講漕運、講鹽政的技術官僚，這樣的人也很不錯，但比比皆是，有什麽(me) 東(dong) 西值得樹立為(wei) “嘉道經世派”大講特講呢？我們(men) 今天的理工科學生還少嗎？假如他沒有情懷，沒有受過好的人文教育，就是一個(ge) 冷冰冰的人，社會(hui) 疾苦與(yu) 他何幹？北大的錢理群教授所批評的“精致的利己主義(yi) 者”，其實就是這樣一幫人。而儒家不一樣，儒家有熱情，甚至在絕望中也懷抱熱情。嘉道經世派培養(yang) 出來的這批湖南人，他有實際幹事的能力，研究軍(jun) 事、地理、農(nong) 業(ye) 、水利等實際的技術型學問，這樣也可以說他是理科生。但是我總覺得，前麵還要再加一個(ge) 定語，他是一個(ge) 非常熱情的理科生，充滿熱情的理科生，不計成敗得失，不顧生死危難，他要去拯救蒼生。他不是一個(ge) 冷冰冰的理科生，因為(wei) 他是儒家，不是道家。如果我們(men)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men) 就多少有點理解一點湖南人的精神了。

我雖然不是湖南人，但我生活在湖湘文化的氛圍當中。我對曆史上儒家的仁人誌士是有感應的。我在上課的時候，跟我的學生們(men) 講，詩詞歌賦是中國文化，茶道花道、古箏古琴，優(you) 雅的風花雪月，也算是中國文化。但我理解的中國文化是一種很硬性的、一種很剛強的精神，是什麽(me) 呢？是文天祥，是林則徐，是譚嗣同，也包括陶澍，乃至於(yu) 陶澍培植出來的曾左胡這樣一批拚命硬幹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力量所在。也許我們(men) 中國文化還要加上一個(ge) 包容開放的心態。在今天的這樣一個(ge) 環境下，我們(men) 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再加上一個(ge) 包容開放的心態，我們(men) 中國文化就一定能夠複興(xing) 。如果把中國文化隻理解成一種工具性的、一種休閑的享樂(le) 的文化，我覺得這個(ge) 文化不複興(xing) 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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