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食足兵與(yu) 不忍之心：清律中的盜與(yu) 宰殺馬牛

作者：謝 晶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2年第4期

摘 要：馬牛等畜產(chan) 是傳(chuan) 統時代國家足食與(yu) 足兵的保障，曆代法典及實踐均嚴(yan) 禁對其之盜及殺傷(shang) 等傷(shang) 害行為(wei) ，而近代以降的相關(guan) 規則、理論雖已發生巨大變遷，但仍不乏古今相通之處。清律盜馬牛畜產(chan) 者並計贓值以竊盜或常人盜論，其在竊盜、常人盜之外單獨成律的原因在於(yu) 同時受到唐宋律與(yu) 元律之兩(liang) 端的影響。宰殺馬牛律禁止宰殺的畜產(chan) 包括他人所有的與(yu) 自己所有的，其立法的著眼點並非“所有權”。盜與(yu) 宰殺馬牛等畜產(chan) 的行為(wei) 對象一致，但古今各時期對二者的處罰輕重不等，此緣於(yu) 不同時期對兩(liang) 種行為(wei) 之罪惡程度、一般預防必要性等多重因素的不同考量。以“足食足兵”為(wei) 目標，傳(chuan) 統時代對馬牛等畜產(chan) 的保護在表麵上是對牲畜的“不忍之心”，實則體(ti) 現出對人自己的“不忍”。

關(guan) 鍵詞：大清律例；盜馬牛畜產(chan) ；宰殺馬牛；賊盜律；廄牧律

作者簡介：謝晶，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錢端升青年學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論語·顏淵》

 君子之於(yu) 禽獸(shou)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一、問題的提出：緣何重馬牛畜產(chan) ？

在來自西方的現代法學及實踐中，“除人之身體(ti) 外，凡能為(wei) 人力所支配，獨立滿足人類社會(hui) 生活需要的有體(ti) 物及自然力”均為(wei) “物”，動物亦屬於(yu) 物，為(wei) 一種動產(chan) ，故無論在民法抑或刑法中，均通常將動物視作一般物處理。[1]我國傳(chuan) 統時代與(yu) 此不同，一些律典明列的動物並不被作為(wei) 一般物處理。據程樹德先生考證，“《曲禮》諸侯無故不殺牛，是周時已有禁，漢特嚴(yan) 其製耳”。[2]《鹽鐵論》載：“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3]《淮南子》高誘注：“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盡管楊樹達先生認為(wei) 此說無理，“犯禁殺牛，何至誅乎”，[4]但出土文獻表明，雖確未盡至於(yu) 誅，秦漢時代確已有頗多專(zhuan) 門禁止針對牲畜的盜及宰殺等傷(shang) 害行為(wei) 的法令，[5]並經曆代之演變損益發展至清代，在《大清律例》中有相關(guan) 的“盜馬牛畜產(chan) ”律（270-00）與(yu) “宰殺馬牛”律（233-00），以區別於(yu) 普通的“竊盜”律（269-00）與(yu) “棄毀器物稼穡等”律（098-00）。[6]

如此立法的緣由，王利器先生精到指出：“蓋以為(wei) ‘足食足兵’之保證也。”[7]《唐律疏議》有更詳細解說：“官私馬牛，為(wei) 用處重：牛為(wei) 耕稼之本，馬即致遠供軍(jun) 。”由於(yu) “馬牛軍(jun) 國所用”，“與(yu) 餘(yu) 畜不同”，故唐代“賊盜”篇涉及的牲畜僅(jin) 限於(yu) 馬與(yu) 牛，且“其有盜殺犛牛之類，鄉(xiang) 俗不用耕駕者，計贓以凡盜論”，而“廄庫”篇中的“故殺官私馬牛”律則認定故殺馬牛的行為(wei) 重於(yu) 故殺餘(yu) 畜。[8]但到了《宋刑統》，由於(yu) 認為(wei) 駝、騾、驢等餘(yu) 畜亦有“負重致遠”等“效用於(yu) 人”的功用，[9]故也被納入律典保護的範圍，“賊盜”篇之起請條將駝、騾、驢、犬納入。[10]元代踵此，涉及的牲畜除馬牛外尚有駝、驢、騾、羊、豬。[11]明代又進一步擴大範圍，計有馬、牛、駝、驢、騾、豬、羊、雞、犬、鵝、鴨，[12]清與(yu) 明同。且因為(wei) “壯用其力，老棄其身，不仁也”，[13]即便這些牲畜已因年老或體(ti) 弱等因不能再效用於(yu) 人，律典也並不免除相關(guan) 傷(shang) 害行為(wei) 的責任。

概言之，傳(chuan) 統律典對部分動物/牲畜的特殊保護緣於(yu) 它們(men) 不同於(yu) 一般物的特殊性：擁有生命並能效用於(yu) 人，並因這些特殊性而定以相應的規則。目前學界對這些規則的專(zhuan) 門研究尚不多見，且多是對其中部分問題的描述性梳理。[14]本文試圖在這些前期成果的基礎之上，以清代相關(guan) 規則與(yu) 實踐為(wei) 楔子，對這一問題做一番整體(ti) 性的、法學視角並古今貫通的闡釋。

二、以盜論之：“盜馬牛畜產(chan) ”何故單獨成律？

《大清律例·刑律·賊盜》“盜馬牛畜產(chan) ”律（270-00）曰：“凡盜民間馬牛驢騾豬羊雞犬鵝鴨者，並計（所值之）贓，以竊盜論。若盜官畜產(chan) 者，以常人盜官物論。”該律對盜官私畜產(chan) 的行為(wei) 計贓論罪，分別以竊盜與(yu) 常人盜論處。道光四年（1824）王素普行竊馬匹一案即依此律，“計贓分別首從(cong) 科罪”。[15]次年，王二、龔虎聽從(cong) 行竊騾馬四匹，亦依此律計贓以竊盜論，“竊盜贓七十兩(liang) 以上，杖一百[16]、徒二年，為(wei) 從(cong) 減一等”，各杖七十、徒一年半。[17]

這樣的規則讓人乍看起來頗為(wei) 難解。根據《例分八字之義(yi) 》：“以者，與(yu) 實犯同。……以盜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全科。”[18]既然盜這些牲畜均計贓以竊盜或常人盜論，“與(yu) 實犯同”，那麽(me) 何必“多此一舉(ju) ”將其單獨成律，而不如唐宋及現代法律那般，直接將之納入竊盜（盜竊）或常人盜[19]原律內(nei) 處理呢？在實踐中若遇同時竊盜畜產(chan) 和其它普通財物亦是並贓計罪，似乎也看不出將其單獨成律的必要性，如道光十九年（1839），陶富偷竊騾馬、衣服等物並贓計罪依竊盜律，一百二十兩(liang) 以上“擬絞監候，秋後處決(jue) ”。[20]薛允升即對此律批評以“殊覺無謂”四字。[21]

那麽(me) 為(wei) 何如此立法呢？對這一問題的解釋須得從(cong) 此律的來源處著手。此律因於(yu) 明，[22]而明之此律的淵源有唐宋與(yu) 元兩(liang) 端。就刑罰之輕重言，明清此律與(yu) 唐宋同。《唐律疏議》與(yu) 《宋刑統》本律雲(yun) ：“諸盜官私馬牛而殺者，徒二年半。”[23]此僅(jin) 言盜殺的情形，未及盜而不殺者。據薛允升之說，盜而不殺的情形即由竊盜本律處理，故無須在此又及，[24]亦即唐宋時代盜馬牛等畜產(chan) 的處罰輕重與(yu) 盜普通財物一致。至元代方言及盜而不殺：“盜駱駝者，初犯為(wei) 首九十七，徒二年半，為(wei) 從(cong) 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從(cong) ，一百七，出軍(jun) 。盜馬者，初犯為(wei) 首八十七，徒二年，為(wei) 從(cong) 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軍(jun) 。盜牛者，初犯為(wei) 首七十七，徒一年半，為(wei) 從(cong) 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軍(jun) 。盜驢騾者，初犯為(wei) 首六十七，徒一年，為(wei) 從(cong) 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盜羊豬者，初犯為(wei) 首五十七，刺放；為(wei) 從(cong) 四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盜係官駝馬牛者，比常盜加一等。”又於(yu) 延祐六年（1319）更定諸盜例，加重對相關(guan) 行為(wei) 的處罰：“一，初犯偷盜駝馬牛，為(wei) 首者斷一百七，出軍(jun) ；為(wei) 從(cong) ，斷九十七，徒三年。一，盜驢騾，為(wei) 首者斷八十七，徒二年；為(wei) 從(cong) ，斷七十七，徒一年半。一，盜羊豬，為(wei) 首者斷七十七，徒一年半；為(wei) 從(cong) ，斷七十七，徒一年。” [25]元代的這些規則對盜牲畜直接規定對應的刑罰，而非如普通竊盜的計贓論罪，因而把盜畜產(chan) 從(cong) 普通竊盜律中分立出來，單列律條。

明清此律即脫胎自這兩(liang) 個(ge) 源頭。一方麵，在形式上承襲元製，保留元代將盜畜產(chan) 從(cong) 普通竊盜律分列出來的立法形式；另一方麵，又在內(nei) 容上宗本唐宋，把相關(guan) 刑罰從(cong) 元代之直接對應固定刑罰改回到唐宋之同於(yu) 盜普通財物的計贓論罪。正是由於(yu) 同時受到這兩(liang) 個(ge) 源頭的形塑，故明清此律看起來確實有薛允升所謂“殊覺無謂”之嫌。不過，這僅(jin) 是從(cong) 律文而言，明清律典除了律之外還有例，若將這些律例作為(wei) 整體(ti) 的一門來看，則如此的立法模式在技術上也有其合理性。

明律本門例僅(jin) 有兩(liang) 條，一者關(guan) 於(yu) 盜禦馬，一者為(wei) 冒領太仆寺官馬。[26]到了清律本門添入頗多，至清末據《讀例存疑》之統計共十六條，若清律中並無此門，則這些例文將可能被歸入“竊盜”、“常人盜”、“監守盜”等門之中。但是，首先，這些門內(nei) 例文本身已頗為(wei) 繁雜，且此門內(nei) 諸如270-01、02、04、05、07、08等例同時涉及兩(liang) 門甚或多門，並不能簡單地歸入某一門之中。其次，正如薛允升的歸納：“統觀此門各例，非關(guan) 係官馬，即關(guan) 係邊外地方，故特立專(zhuan) 條，……統而論之，大抵官馬重於(yu) 私馬，邊外蒙古又重於(yu) 內(nei) 地。”[27]將這些相對獨立、可自成係統、難以並入他門的例文集中在一起單獨成門，確也可謂一種頗合情理的立法模式。

當然，薛氏的這一歸納隻是大致而論，此十六條例之中尚有一“嚴(yan) 懲盜牛之專(zhuan) 條”（270-06）或難以被歸類於(yu) “非關(guan) 係官馬，即關(guan) 係邊外地方”，其規則整理為(wei) 表格如下：

此例變律之計贓法為(wei) 計隻。乾隆四年（1739）長生保盜牛一隻即依此枷號一個(ge) 月、杖八十。[28]嘉慶十一年（1806）的張奉及道光九年（1829）的徐明亮竊牛兩(liang) 隻亦均依本例杖九十、枷號三十五日。[29]不過，若“其雖在二十隻以下，除計贓輕者，分別枷杖徒流外；如計贓至一百二十兩(liang) 以上者，仍照律擬絞監候”。此外，此例還規定了窩家之罪，“知情分贓者，與(yu) 盜同罪；知情不分贓者，杖一百”。[30]

此例本因“牛為(wei) 耕本，盜牛必妨農(nong) 業(ye) ，是以嚴(yan) 立科條以懲傷(shang) 農(nong) 惡賊”。但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按察使夔舒上奏指出，由於(yu) “民間之牛有高下時值，貴賤懸殊，自四五兩(liang) 一隻起至二十餘(yu) 兩(liang) 及三十兩(liang) 不等”，故若遇牛隻價(jia) 值較高則可能發生計隻論罪反輕於(yu) 計贓的情況，於(yu) 是建議計贓與(yu) 計隻從(cong) 重處理，皇帝朱批“該部議奏”，但此議似並未得到修例的認可。[31]乾隆二十七年（1762），盛京刑部侍郎朝銓又針對此例條奏，稱“之所以嚴(yan) 盜牛者，以其為(wei) 耕作之具也，而奉省以馬耕種者居多，且旗人兼資當差，是以牛馬並重，似當以盜馬者與(yu) 偷牛並論”，建議“嗣後奉省所屬地方遇有盜竊馬匹案件，毋庸計贓科罪”，而是俱照此例分別治罪。此議得到認可並被定而為(wei) 例（270-10），且要求“黑龍江、吉林各將軍(jun) 一體(ti) 遵照辦理”。[32]光緒四年（1878）張幗慶等在位於(yu) 黑龍江的碾子山夥(huo) 竊馬十七匹，計贓一百三十六兩(liang) ，即照這一辦法處理，“雖在二十隻以下計贓至一百二十兩(liang) 以上者，仍照律絞監候”。[33]

律例之外，實踐中對盜犬隻的處理較其它牲畜稍有特殊。據一份嘉慶八年（1803）的說帖言，“犬為(wei) 畜產(chan) 之一，在事主家內(nei) 或引至門外偷竊，自應依律以竊盜論”，但“如在曠野漫地被人捉取，即不得謂之盜”，因為(wei) “犬自往來曠野，與(yu) 器物之在曠野需人看守者不同”。[34]道光四年（1824），張二格與(yu) 王二商同將無主之犬隻毒斃賣錢，刑部又重申此論，指出若照律“盜民間犬隻計贓以竊盜論”，“未免與(yu) 入人家偷竊者無所區別”，僅(jin) 將其依“盜無人看守器物者、計贓準竊盜論、竊盜贓一兩(liang) 以下杖六十律”（271-00）杖六十。[35]

三、古今相通：“宰殺馬牛”著眼點在“所有權”之外

根據我國現行的《民法典》第240條，“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chan) 或者動產(chan)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故動物的所有權人對動物即享有包括生殺大權在內(nei) 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排他性”權利。但在我國傳(chuan) 統時代，基於(yu) 保障國家足食足兵的立法目的，禁止對牲畜的傷(shang) 害行為(wei) 包括對自己所有的牲畜的傷(shang) 害行為(wei) 。《大清律例·兵律·廄牧》“宰殺馬牛”律（233-00）載，“凡私宰自己馬牛者，杖一百；駝騾驢，杖八十”，區別杖一百與(yu) 杖八十乃因“馬、牛為(wei) 重，駝、騾、驢次之”。[36]根據例，以開圈店為(wei) 生之人殺自己的牛也將麵臨(lin) 稍輕的“枷號一個(ge) 月，杖八十”的處罰。（233-02）私宰自己牲畜的目的通常是為(wei) 獲得皮肉等的經濟價(jia) 值，故為(wei) 絕犯罪之心，律規定“筋角皮張入官”，類似於(yu) 現代刑法中的“沒收犯罪所得”。[37]宰殺須是故意所為(wei) ，“誤殺及病死者，不坐”，筋角皮張亦無須入官。

宰殺他人畜產(chan) 則不僅(jin) 有損國家之足食足兵，還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故此罪顯然重於(yu) 宰殺自己所有的：“故殺他人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駝騾驢，杖一百”，較後者提高二等處罰，惟“為(wei) 從(cong) 者，（故殺傷(shang) ）各減一等（官物不分首從(cong) ）。”但若“他人”乃緦麻以上親(qin) ，則“與(yu) 本主私宰罪同”。此處宰殺亦須是故意所為(wei) ，“其誤殺傷(shang) 者，不坐罪，但追賠減價(jia) ”。

屠戶或開設圈店、湯鍋等以宰殺牲畜為(wei) 生者，亦不許宰殺購得他人之律例所禁的牲畜，若“將堪用牲畜買(mai) 去宰殺者，雖經上稅，仍照故殺他人駝騾律，杖一百”。（233-01）據薛允升言，此處牲畜僅(jin) 指駝騾而不包括馬牛在內(nei) 。[38]

若是馬與(yu) 牛，“凡宰殺耕牛，私開圈店，及販賣與(yu) 宰殺之人，初犯，俱枷號兩(liang) 個(ge) 月，杖一百。若計隻重於(yu) 本罪者，照盜牛例治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裏。再犯，發附近充軍(jun) ”。（233-02）據一份嘉慶十八年（1813）的說帖載，劉世倌“私開圈店，宰殺耕牛至十餘(yu) 隻之多”，即依本律“計隻重於(yu) 本罪者，照盜牛例治罪”。盜牛例即前引270-06例，“盜牛十隻以上擬杖一百流三千裏”。[39]嘉慶二十五年（1820）關(guan) 小兒(er) 起意宰殺牛隻分肉，亦是照此例處理，枷號兩(liang) 個(ge) 月、杖一百。[40]

“開設湯鍋，宰殺堪用”馬匹者，計匹數論罪，“一二匹者，枷號四十日，責四十板。三四匹者，杖六十，徒一年。五匹以上，每馬四匹，遞加一等。至三十匹者，杖一百，流三千裏。三十匹以上者，發雲(yun) 、貴、兩(liang) 廣煙瘴少輕地方，交與(yu) 地方官嚴(yan) 行管束。（若旗人有犯，亦計匹論罪。一匹至四匹者，俱枷號四十日。五匹以上，每四匹遞加一等，加枷號五日。至三十匹以上者，發黑龍江當差。）”中介之牙行及賣馬之人知情者，減宰馬人罪一等。（233-03）道光五年（1825）蘇大即依此例，“開設湯鍋，宰殺堪用馬匹，旗人有犯一匹至四匹者，枷號四十日”。[41]嘉慶二十四年（1819），楊四開設湯鍋、宰殺堪用馬匹，王三明知代買(mai) 七匹，刑部認為(wei) ，若依此例“按五匹以上計算，尚未及四匹加等之數”，於(yu) 是將王三比照此例關(guan) 於(yu) “牙行及賣馬之人減一等”處罰的規則，於(yu) “宰殺堪用馬四匹徒一年例”上減一等，杖一百。[42]

這兩(liang) 條例還附給地方官察禁之責。薛允升指出：“私宰牛馬，律無分別，例則分列兩(liang) 條，罪名遂有參差之處。”[43]此論甚允當。但其實不僅(jin) 233-02與(yu) 233-03例，233-01例也頗有參差，因為(wei) 律對私宰馬牛之處罰較私宰駝騾重二等，而例則宰殺駝騾與(yu) 牛（初犯）均是杖一百，後者僅(jin) 多枷號兩(liang) 個(ge) 月的處罰。

此外，233-01例後半段還言：“若將竊盜所偷堪用牲畜不上稅買(mai) 去殺者，與(yu) 竊盜一體(ti) 治罪；如竊盜罪名輕於(yu) 宰殺者，仍從(cong) 重依宰殺本例問擬，免刺，不得以盜殺論”。[44]據薛允升說，這裏的牲畜指駝、騾及耕牛，並不涉及其它種類的牲畜。[45]在實踐中，道光十三年（1833）張二購得他人竊盜所得犬隻宰賣，除照“知竊盜贓而故買(mai) ”律懲處，又因宰剝數量太大——至一千餘(yu) 隻之多，“酌加枷號一個(ge) 月”。[46]此外，道光二年（1822）韓讓購得呂傻子等人竊得之贓騾開設湯鍋，宰殺三頭，刑部認為(wei) ，若僅(jin) 依本例與(yu) 竊盜一體(ti) 治罪擬杖“似覺情浮於(yu) 法”，於(yu) 是將其比照233-03例“開設湯鍋、宰殺堪用馬三匹”杖六十、徒一年。[47]從(cong) 本案之現有記載來看，案情完全符合233-01例所言情形，故難以知曉該巡撫何以認為(wei) “情浮於(yu) 法”。

此門律例在清末修律之時同整個(ge) 傳(chuan) 統法製一道被廢止。不過，《大清刑律草案》第三十六章“關(guan) 於(yu) 毀棄損壞罪”的第三百八十一條曰：“凡損壞他人所有營造物、礦坑、船艦者，處三等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千圓以下一百圓以上罰金。”在此條後附之“沿革”中，立法者將傳(chuan) 統時代的宰殺馬牛律條列入。劉鄂博士認為(wei) ，從(cong) 邏輯而言，傳(chuan) 統時代的宰殺馬牛律可能更接近於(yu) 緊隨此條的第三百八十二條： “凡犯左列各款之一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留或三百圓以下罰金：……三、縱逸他人所有之動物，致令喪(sang) 失者。”[48]但筆者對此稍有不同看法，表麵上看，傳(chuan) 統時代的宰殺馬牛律確實更似第三百八十二條，但其實正如劉博士所言，前者的立法目的乃保護“農(nong) 耕、作戰的需要”，後者為(wei) “強調所有權不受侵犯”，二者有“根本性”差異，[49]而第三百八十一條保護“營造物、礦坑、船艦”，實與(yu) 保護牛（生產(chan) ）與(yu) 馬（交通）的內(nei) 涵更為(wei) 接近。

然而無論如何解讀，這些條文均從(cong) 所有權的角度強調“他人所有”，故前後之變化確實頗大，較為(wei) 明顯的表現即私宰自己馬牛等牲畜的行為(wei) 不再受刑罰。此後，《修正刑律草案》（1910）、《欽定大清刑律》（1911）以及民國鼎革之後的《暫行新刑律》（1912）、《修正刑法草案》（1915）、《刑法第二次修正案》（1918）、《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1919）、《中華民國刑法》（1928）、《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初稿》（1933）、《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1934）、《中華民國刑法》（1935）[50]乃至國民黨(dang) 南遷台灣後的刑法典[51]亦基本延續這樣的立法模式（盡管具體(ti) 規則有所損益）。

我國現行《刑法》對這一問題的處理也大致屬於(yu) 這一模式，從(cong) 所有權的角度保護他人所有的財物，但相關(guan) 條文除了針對一般物的第275條故意毀壞財物罪之外，還有第276條破壞生產(chan) 經營罪與(yu) 第369條破壞/過失損壞武器裝備、軍(jun) 事設施、軍(jun) 事通信罪。

後者言：“破壞武器裝備、軍(jun) 事設施、軍(jun) 事通信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製；破壞重要武器裝備、軍(jun) 事設施、軍(jun) 事通信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yan) 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過失犯前款罪，造成嚴(yan) 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yan) 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前兩(liang) 款罪的，從(cong) 重處罰。”此罪保護的法益是“國防利益”，行為(wei) 對象為(wei) “武器裝備、軍(jun) 事設施、軍(jun) 事通信”，[52]此即與(yu) 傳(chuan) 統時代保護可用於(yu) 作戰之馬匹的律法古今相通。

前者曰：“由於(yu) 泄憤報複或者其他個(ge) 人目的，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chan) 經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製；情節嚴(yan) 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條保護生產(chan) 經營且專(zhuan) 門言及耕畜，似與(yu) 傳(chuan) 統時代保護耕牛的立法目的相通，但根據學者的解讀，由於(yu) 此條是在“侵犯財產(chan) 罪”章，故其保護客體(ti) 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以及其他本權”，[53]仍是從(cong) 所有權的角度進行考量，禁止破壞“他人的”生產(chan) 經營，[54]並不從(cong) 保障國家足食足兵的角度而對殺傷(shang) 自己所有耕畜的行為(wei) 處以刑罰。不過，此條在被放入“侵犯財產(chan) 罪”章之前是被規定在“破壞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中。該章罪指“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破壞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以及國家經濟管理活動，嚴(yan) 重侵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wei) ”，保護法益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秩序，[55]故若此罪仍是在此章中，則或古今能有更多相通處。此外，這僅(jin) 是從(cong) 刑法的角度著眼，在刑法之外，民國和新中國成立之後均製定有保護耕畜的一係列行政法律法規，[56]雖由於(yu) 時代變遷相關(guan) 規則尤其是罰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也不可不謂古今相通。

四、對象一致：盜與(yu) 宰殺馬牛孰重？

盜與(yu) 宰殺均是對馬牛等畜產(chan) 的傷(shang) 害行為(wei) （對象一致），那麽(me) 《大清律例》對這兩(liang) 種行為(wei) 的處罰孰重孰輕呢？此外，與(yu) 盜、宰殺兩(liang) 種行為(wei) 相關(guan) ，清律還涉及“盜殺”的問題。概括而言，清律對這三種行為(wei) 的處罰從(cong) 輕而重漸次為(wei) ：盜＜宰殺＜盜殺，但清代前後其它時代的規則並不盡如此，下文即詳論之。

如前所述，清律對盜馬牛等畜產(chan) 是計贓論罪，對宰殺馬牛為(wei) 直接設定固定的對應刑罰，但又繼而規定道：“若計贓重於(yu) 本罪者，準盜論。若傷(shang) 而不死，不堪乘用，及殺豬羊等畜類者，計（殺傷(shang) 所）減（之）價(jia) ，亦準盜論。”（233-00）無論所殺之牲畜的贓數而直接對應固定的刑罰，惟計贓重於(yu) 本罪及傷(shang) 而不死、殺豬羊等畜類的情況方計贓或計減價(jia) 準盜論。故而整體(ti) 而言，清律對宰殺馬牛的處罰重於(yu) 對盜馬牛。

明與(yu) 唐宋的情形也類於(yu) 此，[57]但張家山漢簡規定了不同的處理方式。《賊律》四九簡：“賊殺傷(shang) 人畜產(chan) ，與(yu) 盜同法。”《田律》二二一簡：“殺傷(shang) 馬牛，與(yu) 盜同法。”[58]根據朱紅林教授的解讀，此處“與(yu) 同法”是指“對此犯罪行為(wei) 處罰所采用的法律條文與(yu) 彼犯罪行為(wei) 所適用的法律相同”，[59]亦即對殺傷(shang) 與(yu) 盜馬牛的處罰一致。馬誌冰教授認為(wei) ，如此規定的原因在於(yu) 殺傷(shang) 馬牛的“犯罪客體(ti) 是官私財產(chan) 所有權，與(yu) 盜罪性質相同”。[60]但支強博士有商榷意見，指出“犯罪客體(ti) 相同並不代表其犯罪性質就是一致的”，因此如此規定的原因隻能說是基於(yu) 兩(liang) 種犯罪行為(wei) 的“對象（畜產(chan) ）相同，客觀上造成的社會(hui) 危害結果（而非兩(liang) 種犯罪行為(wei) 自身的屬性或法理相通）具有一致性（都造成了畜產(chan) 的損失）”，並評價(jia) 如此立法“使保護相同對象（畜產(chan) ）的法律製度在量刑上形成較為(wei) 一致的標準，避免畸輕畸重”。[61]

筆者也能大致同意支博士對如此規定乃基於(yu) 這兩(liang) 種犯罪行為(wei) 對象相同而非性質相同的判斷，但對其關(guan) 於(yu) 兩(liang) 種行為(wei) “客觀上造成的社會(hui) 危害結果具有一致性”以及如此能“避免畸輕畸重”的評價(jia) 稍有進一步的看法。因為(wei) 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可能難以理解為(wei) 何唐宋及明清的律典對宰殺馬牛的處罰重於(yu) 對盜馬牛，也無法解釋現代刑法中看起來更加“畸輕畸重”的相關(guan) 規則。

在現代刑法中，如前所述，因為(wei) 動物亦屬物，所以盜竊動物行為(wei) 按盜竊罪處理，而殺傷(shang) 動物的行為(wei) 依故意毀壞財物罪處理。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264條：“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製，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yan) 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yan) 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chan) 。”第275條：“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yan) 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yan) 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即盡管犯罪行為(wei) 的對象相同，但對盜竊行為(wei) 的處罰重於(yu) 故意毀壞，不僅(jin) 不同於(yu) 在處理馬牛畜產(chan) 問題上漢代對二者之處罰相同，也不同於(yu) 唐宋明清之對殺傷(shang) 行為(wei) 的處罰重於(yu) 竊盜行為(wei) 。

其緣由者何？刑法學者從(cong) 預防刑的角度做出解讀：“從(cong) 不法層麵來說，盜竊罪的法益侵害並不輕[62]於(yu) 故意毀壞財物罪。從(cong) 責任層麵來說，二者都是故意犯罪，區別在於(yu) 盜竊罪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內(nei) 容包括排除意思與(yu) 利用意思，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wei) 人事實上也具有排除意思，隻是沒有利用意思，盜竊罪的行為(wei) 人則不僅(jin) 具有排除意思，而且具有利用意思。恰恰是這個(ge) 利用意思，說明盜竊罪的一般預防必要大。……利用意思是驅使人們(men) 實施盜竊行為(wei) 的重要動因，而且一般人容易產(chan) 生利用意思。相反，無緣無故或者基於(yu) 報複動機毀壞他人財物，則是比較少見的現象。所以，基於(yu) 利用意思實施的盜竊罪，其一般預防的必要性大，因而其法定刑重於(yu) 故意毀壞財物罪。”並因此而推論道：“古今中外，盜竊罪的法定刑都重於(yu) 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法定刑。”[63]

這樣類似的立法方式在傳(chuan) 統律典中也確實存在，《大清律例·戶律·田宅》“棄毀器物稼穡等”律（098-00）曰：“凡（故意）棄毀人器物，及毀伐樹木稼穡者，計（所棄毀之物，即為(wei) ）贓，準竊盜論，（照竊盜定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裏）。”所謂“準竊盜論”，根據《例分八字之義(yi) 》：“準者，與(yu) 實犯有間矣。……但準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裏。”[64]亦即對棄毀人器物的行為(wei) 處罰一定程度輕於(yu) 對竊盜者。那麽(me) 傳(chuan) 統時代（無論漢抑或唐宋明清）為(wei) 何在處理馬牛畜產(chan) 問題上並未如此？究其緣由，其要者三。

其一，馬牛畜產(chan) 並非一般的動物，而是用於(yu) 耕稼或負重故而事關(guan) 軍(jun) 國之“食”與(yu) “兵”的牲畜。如前所論，我國現行《刑法》第276條破壞生產(chan) 經營罪與(yu) 第369條破壞/過失損壞武器裝備、軍(jun) 事設施、軍(jun) 事通信罪即亦是類似立法意旨的體(ti) 現。以破壞生產(chan) 經營罪為(wei) 例，該罪與(yu) 故意毀壞財物罪其實本質相同（前者是後者的特殊條款），都是毀壞財物，隻是此罪“不是單純的毀壞財物，而是毀壞生產(chan) 資料，因而會(hui) 存在間接損失”，故對其處罰重於(yu) 對普通的毀壞財物罪。[65]

其二，清人李漁指出：“禁宰耕牛一事，是彌盜良方。……盜牛入手，即售於(yu) 屠宰之家，一殺之後，即無贓可認。……彼屠牛之家，明知為(wei) 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cong) 來宰牛之場，即為(wei) 盜賊化贓之地。禁此以熄盜風，實是端本澄源之法。”[66]魏錫祚亦認為(wei) ：“宰牛之家即盜牛之窩主，屠戶不禁，盜源不絕。”[67]盜牛的根源在宰牛，所以若同樣也用現代刑法學的預防刑理論來解讀，則在古人看來其實後者的一般預防必要性大於(yu) 前者，而非如前引現代刑法學說概括而言時所得出的相反結論。

其三，如前所引，現代刑法學認為(wei) 盜竊/竊盜的“利用意識”說明其一般預防必要性大，而在傳(chuan) 統時代，由於(yu) 相關(guan) 規則主要保護的是馬牛等畜產(chan) “為(wei) 軍(jun) 國所用”的勞力，故行為(wei) 人的“利用意識”反倒能減輕其罪惡。也正因為(wei) 此，盜而後殺的行為(wei) 將導致畜產(chan) 不能再為(wei) 兵、食效力，故其相較僅(jin) 僅(jin) 盜的行為(wei) 將被處以更重的刑罰[68]：“若盜馬牛（兼官私言）而殺者，（不計贓，即）杖一百，徒三年；驢騾杖七十，徒一年半。若計贓（並從(cong) 已殺計贓）重於(yu) （徒三年、徒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盜（竊盜、常人盜）罪一等。”（270-00）例更提高了對盜殺牛的處罰，凡盜殺者，“枷號一個(ge) 月，發附近充軍(jun) ”（270-06）。嘉慶二十五年（1820）狄萬(wan) 倉(cang) “獨竊牛隻，起意宰殺”即依本例枷號一個(ge) 月、發附近充軍(jun) ，同年馬狗子、馬七十三竊牛後聽從(cong) 宰殺亦照本例（為(wei) 從(cong) 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69]道光年間發生的噶林察、圖門竊牛宰食兩(liang) 案亦是均照此例處理，隻是因所竊為(wei) 三四歲的小牛，“核與(yu) 偷宰大牛有間”，故在本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70]

那麽(me) 此“盜殺”與(yu) “宰殺”又有何區別呢？律學家指出，前者是“利其所有，先盜而後殺”，後者是“與(yu) 畜主有隙，而故加殺傷(shang) ，非有利而為(wei) 之，亦非盜而殺之也”。[71]易言之，前者較後者多一貪圖畜產(chan) 皮肉價(jia) 值的念頭，不僅(jin) 害及畜產(chan) 為(wei) 人效力的使用價(jia) 值，而且損及畜產(chan) 所有者享有的畜產(chan) 的皮肉價(jia) 值，“殺罪之外複有盜罪”，[72]故而律文對前者之處罰高於(yu) 後者。鹹豐(feng) 元年（1851），仇連清乘隙毒殺他人牛隻，“俟牛毒發倒斃，即向牛主減價(jia) 買(mai) 回宰賣”，仇姓的行為(wei) 雖應為(wei) 宰殺，但由於(yu) 其懷有貪圖皮肉價(jia) 值的念頭、損及牛主享有的牛隻皮肉價(jia) 值，故審理者認定其情實與(yu) 盜殺無異，於(yu) 是比照270-06例處理，枷號一個(ge) 月、發附近充軍(jun) 。[73]

《唐律疏議》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式也類於(yu) 此，對盜殺、宰殺行為(wei) 分別處理並對前者之處罰重於(yu) 對後者。[74]但《宋刑統》在承襲唐律這兩(liang) 條律文的同時，新增“起請條”曰：“今後應有盜官、私馬牛及雜畜而殺之，或因仇嫌憎嫉而潛行屠殺者，請並為(wei) 盜殺。”將盜殺與(yu) 宰殺等同對待。據學者言，起請條雖是“參詳”之文，“但同具法律效力，甚至比原舊條文更有效”，[75]故起請條如此的規定似讓宰殺律文形同虛設。且起請條還較大幅度地提高了刑罰：“如盜殺馬、牛，頭首處死；從(cong) 者減一等。盜殺駝、騾、驢者，計生時價(jia) ，估贓錢定罪，各準近敕處分。罪不至死者，加凡盜二等，加不至死。盜殺犬者，決(jue) 臀杖十七，放。如有盜割牛鼻，盜斫牛腳者，首處死；從(cong) 減一等。瘡合可用者，並減一等。如盜割盜斫至三頭者，雖瘡合可用，頭首不在減死之限。”[76]明清律典不再有這樣的規則，仍是明確區分盜殺與(yu) 宰殺，且即便提高刑罰也並非如此“一刀切”式為(wei) 之，而是如前文所引，隻是在例文中對部分情形進行提高，因此明清律典在此處不失為(wei) 較宋之一大改進。

五、結語：“不忍”者究為(wei) 何？

盡管在來自西方的現代法學及製度中，通常將動物視作一般物處理，但近來越來越多的立法例及學者開始關(guan) 注所謂“動物福利”的問題。[77]例如，法國刑法有“嚴(yan) 重虐待動物罪或對動物施以暴行罪”；[78]德國民法典於(yu) 1990年8月20日增設第90條A規定：“動物非係物。動物應受特別法律的保護，除另有規定外，準用關(guan) 於(yu) 物的規定。”王澤鑒教授解讀道：“此項規定旨在表示對有生命之‘物’的尊重，蓋以動物與(yu) 人同為(wei) 受造者也。”[79]此外，據清末律學家吉同鈞的考證，當時的日本刑法“雖無盜牛馬明文，而竊盜罪內(nei) 於(yu) 牧場竊取獸(shou) 類一條，亦即中律盜官畜之意”，但彼法較凡盜處罰輕，與(yu) 中律相左；俄律“偷竊馬匹者發西伯利亞(ya) 安插，或教養(yang) 局習(xi) 藝一二年，蓋俄國北地為(wei) 產(chan) 馬之地，故亦立有專(zhuan) 條”。他國不載。吉氏所言不虛，即此可見法律“各因其俗，各有取意”。[80]

那麽(me) ，中國傳(chuan) 統時代的這類立法所因何“俗”、所取何“意”呢？昔日齊宣王有謂：“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孟子頗為(wei) 認可此不忍之心：“君子之於(yu) 禽獸(shou)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但又話鋒一轉，哂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shou) ，而功不至於(yu) 百姓”。[81]我國傳(chuan) 統時代的律典及其實踐對部分動物——馬牛等畜產(chan) 亦不做一般物對待，但其緣由並非如現代動物福利問題或齊宣王這般考慮動物的“福利”、體(ti) 現人類的慈悲心腸。《論語·顏淵》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馬牛等畜產(chan) 或為(wei) “耕稼之本”或堪“致遠供軍(jun) ”，事關(guan) 軍(jun) 國之“足食足兵”大政，“有功於(yu) 世者甚大”，[82]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方考慮“既盡其力，又殺其身，非仁也”，[83]亦即律法對馬牛畜產(chan) 的“仁”或曰“不忍之心”並非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其有生命、“同為(wei) 受造者”，而更在於(yu) 其已為(wei) 或可為(wei) 人效力。簡言之，這些關(guan) 於(yu) 盜與(yu) 宰殺馬牛等畜產(chan) 的規則的關(guan) 注點在人的福利而非動物的福利。所以，《論語·鄉(xiang) 黨(dang) 》載：“廄焚。子退朝，曰：‘傷(shang) 人乎？’不問馬。”荀子也說，人“最為(wei) 天下貴也”，雖“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wei) 用”。[84]

為(wei) 保證“足食足兵”，律法體(ti) 現出對禽獸(shou) 之“不忍之心”，而對禽獸(shou) 的“不忍”實乃對人之“不忍”。傳(chuan) 統時代的律典及其實踐嚴(yan) 禁針對馬牛等畜產(chan) 的盜及宰殺等傷(shang) 害行為(wei) ，並製定如本文所述相應的細致處罰規則，正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85]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清代經營西北邊疆成敗得失研究”（20AFX006）、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學術創新團隊支持計劃、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傑出學者支持計劃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1] 當然，“惟對動物應受保護，對動物的支配，應受特別法的規範，受有限製”。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王慕華發行2014年版，第235頁。相關“特別法”，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對部分野生動物進行特別的保護。國外相關立法例，可參見常紀文：《動物福利法——中國與歐盟之比較》，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9頁。
 
[2] 程樹德：《九朝律考》，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41頁。
 
[3]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下），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66頁。
 
[4]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39—1140頁。
 
[5] 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94—105頁；彭浩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92頁。
 
[6] 本文所引《大清律例》條文之參用本為（清）薛允升著述：《讀例存疑重刊本》，黃靜嘉編校，（台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本文引用律例時不再標注頁碼，僅注明黃靜嘉先生所編之律例編號（為方便起見，本文改原文漢字字符為阿拉伯數字）。
 
[7]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下），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73頁。
 
[8] 《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07、385—386頁。
 
[9] 參見（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注》（上），懷效鋒、李俊點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頁。
 
[10] 《宋刑統》，薛梅卿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頁。
 
[11] （明）宋濂等撰：《元史刑法誌》，載《大元通製條格》，郭成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頁。
 
[12] 《大明律》，懷效鋒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142—143頁。
 
[13] （明）雷夢麟撰：《讀律瑣言》，懷效鋒、李俊點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14] 就筆者目力所及，僅見如下幾篇相關的專門研究：支強：《秦漢律中所見“與盜同法”的立法意義》，載《第七屆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沙，2017年；田振洪：《唐律中的畜產與損害賠償》，載《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屈超立：《宋代禁止殺牛的法令與判例研究》，載《中國法律史學會2012年學術年會論文集》，北京，2012年；連啟元：《明代禁殺牛隻的相關法令與社會風氣變遷》，載《明代研究》第二十四期，2015年，第73—104頁；劉鄂：《清代“宰殺馬牛”律研究》，載《曆史檔案》2015年第3期，第67—75頁；[日]島田正郎：《<刑科史書>所見偷竊四項牲畜罪》，載《法與刑罰的曆史考察——平鬆義郎博士追悼論文集》，（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
 
[15] （清）許梿、熊莪纂輯：《刑部比照加減成案》，何勤華、沈天水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449頁。
 
[16] 疑為筆誤，應為“杖八十”。
 
[17]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145855-001，台灣“中央研究院”藏。
 
[18] 《大清律例》，田濤、鄭秦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19] 唐宋及現代法律中並無有關常人盜的規則，故相關情況均納入竊盜（盜竊）處理。對傳統律典中常人盜問題的研究，可參見拙文：《財產何必“神聖”？——清代“盜官物”律例論析》，載（台灣）《法製史研究》第31期，2017年。
 
[20] 宮中檔奏折-道光朝，檔案號405003417，台北故宮博物館藏。
 
[21] （清）薛允升撰：《唐明律合編》，懷效鋒、李鳴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頁。
 
[22] 《大明律》，懷效鋒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頁。
 
[23] 《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頁；《宋刑統》，薛梅卿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頁。
 
[24] 參見（清）薛允升撰：《唐明律合編》，懷效鋒、李鳴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頁。
 
[25] 參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刑法誌》，載《大元通製條格》，郭成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465頁
 
[26] 《大明律》，懷效鋒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頁。
 
[27] （清）薛允升著述：《讀例存疑重刊本》（第三冊），黃靜嘉編校，（台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683—684頁。
 
[28]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012948-001，台灣“中央研究院”藏。
 
[29] 後者又因加逃罪二等，擬杖六十徒一年。（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刑案匯覽》（第十八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9—1021頁。
 
[30] 對窩家問題的詳細研究，可參見拙文：《重實行與靖盜源——清律“盜賊窩主”立法原理及當代啟示》，載《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
 
[31] 宮中檔奏折-乾隆朝，檔案號403009344，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32]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094028-001，台灣“中央研究院”藏。
 
[33]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新增刑案匯覽》（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頁。
 
[34]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刑案匯覽》（第十八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頁。
 
[35] （清）許梿、熊莪纂輯：《刑部比照加減成案》，何勤華、沈天水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頁。
 
[36]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注》（上），懷效鋒、李俊點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頁。
 
[37]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4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一律上繳國庫”。
 
[38] （清）薛允升著述：《讀例存疑重刊本》（第三冊），黃靜嘉編校，（台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31頁。
 
[39]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刑案匯覽》（第十二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26—727頁。
 
[40]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刑案匯覽》（第十八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頁。
 
[41]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145855-001，台灣“中央研究院”藏。
 
[42] （清）許梿、熊莪纂輯：《刑部比照加減成案》，何勤華、沈天水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頁。
 
[43] （清）薛允升著述：《讀例存疑重刊本》（第三冊），黃靜嘉編校，（台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33頁。
 
[44] 本段例文的來源為嘉慶十六年（1811）關於雷順買贓牛宰殺一案的一份通行。參見（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刑案匯覽》（第十八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9—1021頁。
 
[45] （清）薛允升著述：《讀例存疑重刊本》（第三冊），黃靜嘉編校，（台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31頁。
 
[46]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續增刑案匯覽》（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頁。
 
[47] （清）許梿、熊莪纂輯：《刑部比照加減成案》，何勤華、沈天水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48] 相關律條及“沿革”說明見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181頁。
 
[49] 參見劉鄂：《清代“宰殺馬牛”律研究》，載《曆史檔案》2015年第3期，第72—74頁。
 
[50] 趙秉誌、陳誌軍編：《中國近代刑事立法文獻匯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247、284、325、464、527、588—589、651、685、725頁。
 
[51] 陳聰富主編：《月旦小六法》，（台灣）元照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陸-44頁。
 
[52] 張明楷：《刑法學（第六版）》（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6—1548頁。
 
[53] 黎宏：《刑法學各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頁。
 
[54] 張明楷：《刑法學（第六版）》（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4頁。
 
[55] 參見黎宏：《刑法學各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8、343頁。
 
[56] 民國時期如：民國二十年（1931）實業部發布的《保護耕牛規則》（見《法令周刊》，1931年第36期。新中國成立之後如：1955年《國務院關於防止濫宰耕牛和保護發展耕牛的指示》、1957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關於耕畜問題的指示》、1979年《國務院關於保護耕牛和調整屠宰政策的通知》。
 
[57] 相關律文見《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07、388；《宋刑統》，薛梅卿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345頁；《大明律》，懷效鋒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142—143頁。
 
[58] 彭浩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92頁。
 
[59] 朱紅林：《竹簡秦漢律中的“與同法”和“與同罪”研究》，載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
 
[60] 馬誌冰：《張家山漢簡<賊律>研究——兼與睡虎地秦簡及唐律比較》，載《沈家本與中國法律文化國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58頁。
 
[61] 支強：《秦漢律中所見“與盜同法”的立法意義》，載《第七屆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沙，2017年，第423、425頁。
 
[62] 此處疑為筆誤，應為“重”。
 
[63] 張明楷：《責任刑與預防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頁。
 
[64] 《大清律例》，田濤、鄭秦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65]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六版）》（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4頁。
 
[66] （清）李漁：《禁私宰彌盜》，載陳重業主編：《折獄龜鑒補譯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21—622頁。
 
[67] （清）魏錫祚：《禁宰耕牛》，載楊一凡、劉篤才編：《中國古代地方法律文獻》（乙編第九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31頁。
 
[68] 可作對比的是，在現代刑法中，因盜與盜殺均導致所有權人所有權的喪失（或占有轉移），故一般並不區分盜與盜殺。
 
[69]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刑案匯覽》（第十八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頁。
 
[70]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續增刑案匯覽》（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頁。
 
[7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注》（上），懷效鋒、李俊點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0頁。
 
[72] 劉俊文箋解：《唐律疏義箋解》（下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373頁。
 
[73] （清）祝慶琪等編撰：《刑案匯覽全編·刑案匯覽續編》（第十一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頁。
 
[74] 相關規則見《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07、385—386頁。
 
[75] 薛梅卿：《宋刑統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
 
[76] 《宋刑統》，薛梅卿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頁。
 
[77] 參見常紀文：《動物福利法——中國與歐盟之比較》，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78] 《最新法國刑法典》，朱琳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頁。
 
[79] 王澤鑒：《民法總則》，王慕華發行2014年版，第235頁。
 
[80] 參見（清）吉同鈞纂輯：《大清律講義》，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頁。
 
[81] 《孟子·梁惠王上》。
 
[82] （清）顧南樓：《嚴禁宰牛》，載《明清法製史料輯刊》（第一編第5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頁。
 
[83]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注》（上），懷效鋒、李俊點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頁。
 
[84] 《荀子·王製》。
 
[85] 《孟子·公孫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