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闡釋董仲舒政治哲學的最新力作

——王博《究天人與(yu) 通古今：董仲舒政治學說新闡》序

作者：景海峰

來源：“董子與(yu) 儒學研究”微信公眾(zhong) 號

【作者簡介】

景海峰，深圳大學國學院院長、哲學係教授，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理事暨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等。主要從(cong) 事儒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熊十力》、《梁漱溟評傳(chuan) 》、《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新儒學與(yu)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詮釋學與(yu) 儒家思想》、《經典詮釋與(yu) 當代中國哲學》等。

漢代儒學，複雜已極，其麵貌絕不像現代哲學史所展現得那樣簡單。僅(jin) 就西漢一朝而言：秦火之後，諸子複蘇，儒學與(yu) 子學之關(guan) 係又處在新的博弈之中；儒經殘缺，傳(chuan) 衍斷片，如何收拾遺存、重續前緣，線索極為(wei) 複雜；老儒口耳相傳(chuan) 的授經路線向文字記述的大規模轉移，導致了文本形態的根本變化和解釋學方麵的一係列問題；麵對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如何改變處境，調整国际1946伟德與(yu) 政治權力之間的關(guan) 係，“為(wei) 漢製法”，以開新局。以上所舉(ju) 四端，僅(jin) 為(wei) 西漢儒學之犖犖大者，而其中的許多關(guan) 節處及微枝末稍實在是不可勝數。王博的新著《究天人與(yu) 通古今：董仲舒政治學說新闡》，從(cong) 一個(ge) 節點深入到漢代儒學的內(nei) 裏，為(wei) 我們(men) 撥開了籠罩在《春秋》公羊學身上的層層迷霧，清楚地展示出西漢今文經學“行仁為(wei) 本，正名為(wei) 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製禮作樂(le) 之原”的根本麵貌，為(wei) 理解漢代儒學、特別是董仲舒在儒學發展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供了新的證辭。

從(cong) 是書(shu) 所描繪的豐(feng) 富背景和複雜線索，我們(men) 可了解到董仲舒政治儒學的出場，上接戰國中晚期各種思想學說脈流的餘(yu) 續，下承入漢以後儒學所麵臨(lin) 的種種際遇及挑戰，殫竭以思，盡心以對，才能夠有如此宏闊的偉(wei) 構。而其中尤為(wei) 重要的是，這一學術體(ti) 係的建立，在致思方向上做了重大的調整，由早期王官學時代貴族教育的傳(chuan) 統影響轉變為(wei) 直接的政治參與(yu) 和社會(hui) 實踐之思考。大一統的政治局麵，深刻影響到了秦漢以來国际1946伟德的走向，儒家早期重《詩》、《書(shu) 》，後來方顯出《春秋》之重要，因為(wei) 《春秋》經義(yi) 可以直接介入到為(wei) 漢立法的程序中，具有更高的政治實踐性特點。如果說諸子時代的儒學是以個(ge) 體(ti) 的修身立德為(wei) 本，而到了大一統的時代，儒家所麵臨(lin) 的則是向社會(hui) 化的實用價(jia) 值的轉換，其“內(nei) 聖”一麵完全為(wei) “外王”所牽引，政治關(guan) 懷也逐漸地淩駕於(yu) 學術取向之上。《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謂：“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這種轉向，當然與(yu) 秦政對於(yu) 儒家的毀滅性打擊有關(guan) ，記憶慘痛，有些人不得不“曲學阿世”（像公孫弘）；也與(yu) 秦漢大一統政治格局的形成密不可分，因為(wei) 儒家經學想要起死回生，就必須要揀擇最能適應時代變化需求的典籍，以為(wei) “翻身”之資本（如董仲舒）。在經曆了西漢初期的恢複元氣之後，儒家在黃老、法術、縱橫、陰陽等學派的衝(chong) 擊下，又麵臨(lin) 著被邊緣化的危機。《淮南子》裏說：“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le) ，而閉其所樂(le) 。是猶決(jue) 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淮南子·精神訓》）就連講清靜無為(wei) 的道家也要向著“牧民”的治術來靠攏，發揮出一套“治國理政”的君人南麵之術，以見寵於(yu) 上；而向來以治國安邦為(wei) 務的儒家，豈能夠袖手以待，所以一定會(hui) 做出策略上的調整。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書(shu) 》惟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而在諸經之中，真正發揮了巨大影響力的當推《公羊傳(chuan) 》。所以在西漢時期，儒家經說的重心是在闡發《春秋公羊傳(chuan) 》的“微言大義(yi) ”，該經也就自然成了諸多典籍的中心。

而在解釋《春秋》經、對公羊學的思想大加發揮的過程中，董仲舒無疑起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實為(wei) 這一思潮的核心人物。《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記仲舒“少治《春秋》”，又說“唯董仲舒名為(wei) 明於(yu) 《春秋》，其傳(chuan) 公羊氏也”，可見在漢初儒家經典傳(chuan) 承的譜係當中，董仲舒是以傳(chuan) 《春秋》經而名於(yu) 世的，是一位公羊學大師。後人所理解的今文經學體(ti) 係，本來就是以《春秋》為(wei) 中心的，並且以《公羊傳(chuan) 》為(wei) 典範；而能夠成就一個(ge) 嚴(yan) 密的思想係統，則端賴於(yu) 董仲舒對《春秋》的詮釋和其有一套獨特的解經學之發揮。

《春秋》本是魯國的編年史，文簡義(yi) 約，其所包含的意思從(cong) 字麵上來了解，極為(wei) 有限，所陳述之史跡也是略而不明；如果僅(jin) 從(cong) 文本來看，它所能提供給閱讀者的信息並不很多。但在經過傳(chuan) 、記的詮解之後，《春秋》文字的意涵便大增了，解釋過程中所附加的內(nei) 容引申出了無數的問題，對這些話題的探討與(yu) 論辯，又衍生出無窮的意義(yi) ，終成一個(ge) 大係統。

首先是文本和作者之間的關(guan) 係，透過對作者創作意圖的分析，來演繹和放大文字的意蘊。孟子特別強調“孔子懼，作《春秋》”，確定了是書(shu) 為(wei) 夫子“自作”的性質，這就與(yu) 其他的經不一樣了；也就是加大了創作者在這一文本所表達的意義(yi) 當中所占有的份量，作者之“意”，成為(wei) 這一詮釋圓圈的開頭。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因為(wei) 其“以寓王法”、“以繩當代”，包含了深刻的創作意圖，所以從(cong) 寫(xie) 作動機出發，即可以將孔子的思想帶入到對《春秋》義(yi) 理的分析當中。孔子講“必也，正名乎”，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hui) 秩序極為(wei) 重視，所以《春秋》也就寄寓了對秩序破壞者的討伐之意；孔子追求“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的完美人格和天下皆為(wei) 士君子的德治理想，所以《春秋》也就包含有對統治者勸戒與(yu) 褒貶的意思。所以，晚清經學家皮錫瑞說：“《春秋》有大義(yi) ，有微言。所謂大義(yi) 者，誅討亂(luan) 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製以致太平是也。”透過《春秋》，可以理解孔子的政治觀，也可以知曉儒家的社會(hui) 政治理想，“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為(wei) 萬(wan) 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shu) ”（《經學通論》）。

由孔子“作《春秋》”的意義(yi) 指向，將之引入到現實政治當中，即構成了西漢時期公羊學興(xing) 盛發達的背景。漢初，在經曆了一段“無為(wei) 而治”的黃老術統治之後，中央集權的需求日漸地迫切，《公羊傳(chuan) 》對《春秋》諸義(yi) 的發揮，正好因應了這一形勢。《春秋》講“定名分”，上明三代王道，下辨政事之紀，寓褒貶於(yu) 記事之文，通過曆史敘述來定奪是非、揚善懲惡；《公羊傳(chuan) 》則突顯了“尊王”之意，大力發揮崇仰權力於(yu) 一尊的思想。《春秋》隻說個(ge)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chuan) 》即釋之：“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其解釋的跨度之大、想象之豐(feng) 富、跳躍之驚人，實足表現出其過度詮釋的氣勢與(yu) 風格。春秋學尊君抑臣，迎合了帝權的威儀(yi) 感與(yu) 絕對性，這隻是個(ge) 人權力的配置問題；而“大一統”之說，則演繹出一整套王朝政治的治理原則，既滿足了現實的要求，也提供了長遠的理想。《春秋》由文明之等級而分辨夷夏，宣揭“攘夷”之大義(yi) ，“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以區別文化禮儀(yi) 和製度民俗方麵的親(qin) 疏遠近關(guan) 係。《公羊傳(chuan) 》於(yu) 此大加發揮，建構了一大套理想化的國家間關(guan) 係與(yu) 秩序及其交往原則。其論述曆史事件，在文字解釋方麵，往往超出了即事論事的範圍，而將解釋者的主觀意圖通過“微言”灌注於(yu) 其中，並且用自問自答式的引導，來展現詮釋者自己的觀念和想法。

正是因為(wei) 公羊學的解經特點，決(jue) 定了其詮釋重於(yu) 微言大義(yi) 而不拘泥於(yu) 事件的具體(ti) 性，這樣便很好地因應了“為(wei) 漢製法”的時代需求，由此公羊學大師董子方能夠來重構儒家的天人觀，確立三綱五常的道德律則，建立起一套偏重於(yu) 治術的政治儒學。董仲舒謂：“仁之美者在於(yu) 天。天，仁也。天覆育萬(wan) 物，既化而生之，有養(yang) 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複始，凡舉(ju) 歸之以奉人。察於(yu) 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yu) 天也，取仁於(yu) 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qin) ，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yi) 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廣大有而博，唯人道為(wei) 可以參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秉性根源於(yu) 天，倫(lun) 理綱常和社會(hui) 秩序也是以天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這樣，漢代的“大一統”格局與(yu) 絕對皇權的形成便都有了某種神證論的意味。在政治權力與(yu) 經典詮釋的融匯中，儒家經典的神聖性得以確立，大一統治理體(ti) 係當中的皇權威儀(yi) 也變得分外的鮮明，這種兩(liang) 者相依的關(guan) 係，既抬高了儒家經典的地位，也型塑了漢代以後王朝政治的固定形象。董仲舒的學說立基於(yu) 《春秋》公羊學，全麵地吸收了秦漢之際的各種新思想，神聖化了儒家經典的理念，創構了新的係統；其充分政治化的儒學體(ti) 係也極大地滿足了統治者的需求，儒家的正統地位得到了確立，六經的正典化和神聖性也由此建構起來了。

從(cong) 儒家經典的傳(chuan) 衍史來看，董仲舒不僅(jin) 傳(chuan) 經，而且立論，不同於(yu) 一般的文獻老儒，他是一個(ge) 經典詮釋家、政治家和思想創造者。其《春秋繁露》一書(shu) ，雖不名為(wei) “傳(chuan) ”，但實際吸收了《春秋》等經籍的義(yi) 理、發揮《公羊傳(chuan) 》和諸子學的思想內(nei) 容，廣泛采擷，融會(hui) 貫通，成立一家之言，創辟時代風氣。《四庫全書(shu) 總目》評曰：“其書(shu) 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guan) 經義(yi) 者多，實《尚書(shu) 大傳(chuan) 》、《詩外傳(chuan) 》之類。”也就是說，董著的創造性詮釋特征，本身即可視之為(wei) 是《春秋》的傳(chuan) 、記，隻不過借助了《公羊傳(chuan) 》的路徑和形式。皮錫瑞指出：“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於(yu) 是書(shu) ，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chuan) 》、《韓詩外傳(chuan) 》尤為(wei) 切要，未可疑為(wei) 非常異義(yi) 而不信也。”（《經學通論》）也就是說，《春秋繁露》詮釋的內(nei) 容，已經遠遠超出了《春秋》本文的範圍，所以不能隻從(cong) 經文所及來框限之。董仲舒通過引入陰陽五行學說，在闡發《春秋》義(yi) 理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天人感應的宇宙觀，其曰：“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春秋繁露·基義(yi) 》）從(cong) 天人關(guan) 係的完滿性到社會(hui) 曆史發展的有序性，意義(yi) 皆已經涵蓋。所謂“《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於(yu) 仁，仁，天心”。（《春秋繁露·俞序》）天心即是德治之統緒的依據，由夏而商，由商而周，“以《春秋》當新王”，構築起一個(ge) 曆史演進的序列。從(cong) 《春秋》所述，由隱公到哀公，分十二世為(wei) 三段：有見、有聞、有傳(chuan) 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chuan) 聞五世”，成為(wei) 一個(ge) 有序的演進路線，後代接續之，可以推演至無窮。在此曆史的循環過程中，也必然會(hui) 有不斷的改製發生，所謂“《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聖者法天，賢者法聖。“王者必改製。……今所謂新王必改製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yu) 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由之，“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春秋繁露·楚莊王》）所以他說，“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董仲舒所創造的這一套解經學，不但確證了《春秋》經典的神聖地位，而且賦予了其禮法、社會(hui) 治理及宇宙論的性質；這樣一來，經學之中所揭示出的道理，便成為(wei) 一種規定人類社會(hui) 生活方式的律則，從(cong) 而具有了極強的超驗意義(yi) 。

王博研究儒學經年，尤其致力於(yu) 對漢代儒學的探討，在這方麵發表過不少極有見地的論文，這部著作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書(shu) 的特點是視野開闊、材料豐(feng) 富，有嚴(yan) 整的架構和係統性、極強的邏輯和辨析力。本於(yu) 作者多年來對中國哲學、儒學和漢代經學的深切體(ti) 悟與(yu) 不斷揣摩，試圖用中國思想自身的理路和話語來描述董仲舒所建構的這套政治學說。是書(shu) 以陰陽五行學說為(wei) 主線，兼采過往研究者的諸多成績，將秦漢之際的曆史背景、西漢初的政治實踐活動和公羊學的特點、董仲舒政治哲學的創造性要素等，有機地結合起來，清晰地描述了陰陽五行觀念下的“天人合一”說和“大一統”思想，對董子的《春秋》學要意及其解經特點也做了精要的概括，從(cong) 而彰顯出其“究天人之際”的宇宙論和“通古今之變”的曆史觀所蘊聚的係統性、宏闊性及深刻性。通過閱讀這部書(shu) 稿，獲益良多，對理解董仲舒的政治學說有很大幫助。王博征序於(yu) 我，故不揣淺陋，將所得到的一點看法寫(xie) 出來，以就教於(yu) 高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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