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自是經綸手

——思想史上的《近思錄》係列之二

作者：孫海燕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走進孔子》2022年第2期

在中外文化史上，因編輯整理他人的文章而名垂史冊(ce) 者，不勝枚舉(ju) 。這類編纂工作，在材料取舍等方麵，帶有個(ge) 人的價(jia) 值偏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倘若此編輯者具有後來居上的籠罩性影響，乃使得這一編纂行為(wei) ，多少類似於(yu) 將他者之花木移植在自家之園囿，恐怕並不多見。至於(yu) 此書(shu) 開一代典範，引得後世一代代學者不斷搜集編輯者本人的言論，塞入原書(shu) 中以作注解，或仿照此書(shu) 作續編，那更是罕見罕聞的奇事了。

《近思錄》書(shu) 影

就此奇特現象而言，朱子之編輯《近思錄》，即便不能說世間絕無僅(jin) 有，恐怕也是影響最大的一起。披覽《近思錄》，聆聽“北宋四子”的諄諄教誨，讓你感到無處不在的，正是這位遲生了百年的思想巨子的親(qin) 切麵影。何以會(hui) 出現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且讓我們(men) 從(cong) 朱子在中國近世文化史上的地位與(yu) 影響說起。

一、朱子在思想史上的“莫大聲光”

南宋大詞人辛棄疾，填過一首《水龍吟》，開篇即作龍吟虎嘯之聲，上半闋曰：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wan) 裏，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如果從(cong) 南宋政治、軍(jun) 事或其他方麵考慮，孰為(wei) 真正的“經綸手”，或不免各有推舉(ju) 者，但能夠在思想疆場“平戎萬(wan) 裏”的“真儒”，當然要數我們(men) 的這位“朱文公”了。朱子在世時，辛棄疾作為(wei) 友人，就寫(xie) 下“山中有客帝王師”“曆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jin) 有兩(liang) 三人”等詩句來稱讚他。稼軒乃一代奇傑，詩才將略，直是目空萬(wan) 古。他對朱子的讚譽，寧不使人頓生“惟英雄能識英雄”之歎。可以想見，一定是朱子通身散發的文化人格與(yu) 思想魅力，讓辛棄疾敏感地預見到了這位“仁兄”的曆史重量。當朱子去世的噩耗傳(chuan) 來，他不顧朝廷的禁令，以“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的勇氣奔赴拜祭，並作哀悼之辭曰：“所不朽者，垂萬(wan) 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朱熹畫像

稼軒對朱子的評價(jia) ，已為(wei) 曆史證明。就中國學術思想而言，朱子足可謂是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元人讚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今人讚朱子曰：“東(dong) 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yu) 武夷。”（蔡尚思語）個(ge) 中原因，錢穆這段話說得很貼切：

在中國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liang) 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yu) 倫(lun) 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為(wei)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xing) 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僅(jin) 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此兩(liang) 人，先後矗立，皆能匯納群流，歸之一趨。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下之儒學，乃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yu) 今。（《朱子學提綱》）

馮(feng) 友蘭(lan) 則用另外的語氣，說出類似的話：

就像現在西方的君主立憲國家，君主被架空了，實權在於(yu) 內(nei) 閣總理。在元明清時代，孔丘雖然還是被尊稱為(wei) “至聖先師”，但卻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內(nei) 閣總理”，一般人都尊稱他為(wei) 朱子。（《中國哲學史新編》）

這應該說已是不爭(zheng) 的事實。朱子步武“四子”，遠紹孔孟，努力強化時代所需要的價(jia) 值係統，以“存天理，去人欲”為(wei) 基本修養(yang) 方式，以追求聖人人格為(wei) 人生終極目的；在排斥佛、老的同時，他又借鑒佛、老的思想資源與(yu) 修煉經驗，形成了儒家的一整套宇宙論、本體(ti) 論、心性論、工夫論和境界論，向世人提供了一種實現人的全麵發展和理想生活的學說。這無異是把儒家自孔子以來一千五百年的思想山河又重新整頓了一遍。後來，隨著官方的支持，朱子在民眾(zhong) 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實際上已堪與(yu) 孔子並立；學者理解的孔子與(yu) 儒家，也大抵是朱子學影響下的孔子與(yu) 儒家。即便是與(yu) 之攻難爭(zheng) 勝的陸王心學，也未能完全打破這一格局。

二、朱子對“小程子”的偏重

對於(yu) 周敦頤、張載和二程兄弟，朱子固然是兼收並蓄，但對他影響最大者，則為(wei) “小程子”程頤。這一點，已為(wei) 當今學界所公認。《近思錄》采集二程語錄達到八成以上，雖然有少量條目難以遽斷是程顥還是程頤之語，但程頤的條目占到整部書(shu) 的半數以上，是毫無疑問的。朱子對程頤的偏愛，於(yu) 此可見。二程皆重視工夫實踐，但程頤在學理上比乃兄精細得多，二人更走向了不同的工夫道路。程顥偏重於(yu) “悟”後起“修”（即先證得一種精神境界而後持守踐履之），程頤則堅持在“格物窮理”中“上達”。用《中庸》的話說，一是“自誠明”，一是“自明誠”。二程心性工夫的差異，涉及心學的興(xing) 起，因後文還有大量論說，此處姑點到為(wei) 止。

朱子的學問頭腦，無疑與(yu) 程頤更為(wei) 接近。他評價(jia) 二程說：“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隻恁成片說將去。”對程顥的語錄，朱子腹誹者不少，但大程是小程服膺的兄長，個(ge) 人修養(yang) 又高，朱子誠不便批評他（對二程弟子，他就不客氣了）。饒是如此，他仍然指出：“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程門高弟，如謝上蔡、遊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men) 見上一截，少下麵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以今人眼光看，最能代表程顥學問的篇章，非《識仁篇》莫屬，但該文沒有被編入《近思錄》，就是因為(wei) 文中“儒者渾然與(yu) 天地萬(wan) 物同體(ti) ”“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等言論，在朱子眼中是“說得高”而易生“流弊”的。事實上，這不僅(jin) 是說“渾淪”“高低”的問題，而且關(guan) 係到二程工夫入路與(yu) 體(ti) 悟境界的差異。程顥的這類言語，恰恰是心學的先聲。

程顥畫像

廣義(yi) 的宋明理學，包括了今人常說的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以及張載一係的氣學，或者加上邵雍的數學，其中又以理學、心學為(wei) 大端。因為(wei) 朱子裏裏外外的參與(yu) ，《近思錄》無疑更偏重“程朱理學”，其中的“程”又偏指程頤。朱子對程頤之學，當然不是照單全收，同時也博采眾(zhong) 長，融會(hui) 各家，登峰再造。理學發展至朱子，已可說是“致廣大而盡精微”。與(yu) 程頤相比，朱子對理氣關(guan) 係、理一分殊、心統性情、主敬涵養(yang) 、格物致知等重要問題的分析，都有過之無不及。具體(ti) 如程頤的讀書(shu) 法，朱子雖屢屢援之以開示後學，但他本人實際上講得更深切著明，稱得上是青勝於(yu) 藍。這一情形，用朱子的兩(liang) 句詩描述，就是“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ang) 轉深沉”。錢穆說：“陸王之學，亦稱心學，均偏重存養(yang) 。朱子則存養(yang) 與(yu) 格物窮理並重，始為(wei) 內(nei) 外交盡，心物並重，得儒家孔孟之正傳(chuan) 。《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惟朱子為(wei) 得其全。”（《宋代理學三書(shu) 隨劄》）這一說法大體(ti) 不差，也可見錢氏尊崇朱子的立場。程朱理學的宗旨，可用程頤“涵養(yang)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liang) 句話來概括，一麵向內(nei) 察識涵養(yang) ，一麵向外格物窮理，敬義(yi) 夾持，知行並進，不斷地變化氣質，最終臻於(yu)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聖境。與(yu) 心學凸顯“本心”的主宰性不同，理學以“天理”為(wei) 最高本體(ti) ，注重向外的格物致知（前者更重視“覺悟”），較多繼承了傳(chuan) 統儒學博文約禮的理性精神。

程頤畫像

《近思錄》的曆代注家，皆為(wei) 程朱理學一係學者，當然以朱子的見解為(wei) 圭臬。這類詮釋對理解程頤之學比較準確，對理解程顥、張載等人的學說，就多少有些齟齬。譬如以“理一分殊”來解讀張載的《西銘》，以“居敬窮理”來解讀程顥的《定性書(shu) 》，都不免先入為(wei) 主，掩蓋了程顥、張載之學的特色。今人注解《近思錄》，也大多延續了程朱理學的思路。前不久（2021年）辭世的台灣學者朱高正先生，著有《近思錄通解》，主要參考了清代理學家張伯行的《近思錄集解》。應該提及的是，他反對區分二程思想，認為(wei) 二者“無從(cong) 分割，也不必強為(wei) 分割”，因為(wei) 兄弟兩(liang) 人一起生活學習(xi) ，學問並無差異，論學風格的一些差異，不過是因為(wei) 哥哥去世早，許多問題未能展開討論，弟弟卻予以精細化了。這種看法，難以讓人苟同。程顥生前，二程的思想差異確實沒有充分暴露；辭世後，程頤也有“我之道蓋與(yu) 明道同”的說法。但整個(ge) 宋明理學家的差異，主要不在“道”不同，而在工夫入路的差異。如對這類差異視而不見，或以辭世早晚、言說方式的不同來抹殺這種差別，誠有違於(yu) 學術的推進。早在20世紀30年代，馮(feng) 友蘭(lan) 著《中國哲學史》就對二程思想作了分判，後來者如牟宗三，提出宋明理學的“三係說”，程頤、朱子一係反而成了“別子為(wei) 宗”。曆史地看，心學家象山、陽明等人也都有認同程顥、否定程頤的傾(qing) 向。象山少年時，聽人誦程頤之言，就“自覺若傷(shang) 我者”。凡此種種，焉得模糊處理？今人更有對“二程語錄”一一做出分辨者，這或許有“過頭”之處，但總體(ti) 上還是有價(jia) 值的。愚以為(wei) ，鑒於(yu) 學界多年的研究，以程氏兄弟分別為(wei) 心學、理學之先驅，朱子主要繼承了“小程子”思想，已足為(wei) 學術定論。

三、朱子對北宋“四子”的綜合創新

除了對程頤的偏重，在《近思錄》一書(shu) 中最能體(ti) 現朱子“經綸手”作用的，還在於(yu) 他對“四子”思想的綜合創新。誇張一點說，《近思錄》固為(wei) “四子”之萃言，但朱子才是其真正靈魂。

首先表現在朱子對“四子”的抉擇上。今人一說起宋代儒學，心中無不浮現出周、張、二程（或加上邵雍）等幾位大儒。實際上，在《近思錄》流行之前，他們(men) 的學界地位遠非如此顯赫。二程的道學，隻能算得上北宋儒學中較重要的一家，屬於(yu) 新興(xing) 事物（程頤說“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與(yu) 同朝的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兄弟等人的學說相比，也隻能說各有特長，而且受到執政者的長期打壓（此也與(yu) “黨(dang) 爭(zheng) ”有關(guan) ）。到了南宋中後期，因朱子等人的大力弘揚，二程的道學一脈才占據了思想的主流。至於(yu) 周敦頤，一開始也並不是理學的“開山祖師”，在當時他的影響比二程、張載還要小很多，所著《太極圖說》，也是被朱子置於(yu) 《近思錄》卷首之後才廣為(wei) 人知的（這當然不否認湖湘學派對朱子的影響）。又如，程氏兄弟早年遵從(cong) 父命，問學於(yu) 周敦頤，周令二程“尋孔顏樂(le) 處，所樂(le) 何事”，但這是否構成一種嚴(yan) 格的師承關(guan) 係，也不是毫無疑問的。二程雖承認向周氏問學，但似乎又不太強調這重關(guan) 係，他們(men) 稱周敦頤為(wei) “茂叔”，而不像對胡瑗那樣尊稱之為(wei) “先生”。程顥“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yu) 點也’之意”一句，尤為(wei) 世人津津樂(le) 道。但程顥還說過“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體(ti) 貼出來”，程頤也稱其兄“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他對太皇太後也自稱聖人之學“臣幸得之遺經”，這都表明他們(men) 不肯承認在周氏那裏得“道”。再比如，張載與(yu) 二程有親(qin) 戚關(guan) 係，學術往來密切，但兩(liang) 家最重要的哲學範疇，一是“氣”，一是“理”，彼此的思想差異還是很大的。等到朱子編輯《近思錄》，把“四子”言論作為(wei) “四子之階梯”大力提倡，在南康軍(jun) 學宮建周敦頤祠，以二程兄弟佐配，加上此前撰寫(xie) 了《伊洛淵源錄》等書(shu) ，就大大強化了濂、洛、關(guan) 、閩之學的血肉聯係，確立了它們(men) 作為(wei) 儒家“正脈”的道統合法性。這一學術上的列土封疆對後世影響很大，以至於(yu) 元人修撰《宋史》，不得不在《儒林傳(chuan) 》之外另辟《道學傳(chuan) 》。難以想象，倘世無朱子，以二程為(wei) 中堅的道學一係，會(hui) 有怎樣的曆史命運。

周敦頤畫像

更重要的是，朱子采擇“四子”嘉言，納入《大學》的“修齊治平”框架中，這也是朱子自己的思想體(ti) 係。如前文所述，“學以成聖”越來越成為(wei) 宋代儒者的心理渴盼。朱子繼承二程，除了師承因素，乃在於(yu) 二程順應了這一時代潮流，比同時的其他學者更重視“四書(shu) ”，更注重“深造自得”的踐履工夫。相比之下，身為(wei) 北宋“五子”的邵雍，在這方麵就沒有多少思想建樹，其學重在以《周易》的象數來推演曆史演進的規律，未脫神秘色彩。這應該是朱子不將其言論納入《近思錄》的重要原因。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盡管有著明顯的道家（教）氣息，仍不失為(wei) 一篇係統的理學綱領，其《通書(shu) 》強調“聖人可學”“主靜無欲”，用語太過簡約，對理氣、心性等問題也沒有展開具體(ti) 討論。二程兄弟彌補了這一缺陷，突出的例子是改周氏的“主靜”為(wei) “主敬”。但他們(men) 也有自身的不足，比如他們(men) 講了很多有關(guan) “理”“氣”的話，但“理”與(yu) “氣”的關(guan) 係究竟如何，說得並不明確。因為(wei) 兩(liang) 人都不重視“宇宙生成”的問題，沒有把“氣”提高到與(yu) “理”對等的地位。張載從(cong) 宇宙論說“氣”，以氣的聚散來說萬(wan) 物的生滅，這對儒家抵抗佛老的“空”“無”世界觀很有意義(yi) ，能夠彌補二程的不足。但張載很少談“理”，在對世間萬(wan) 物何以會(hui) 如此品類萬(wan) 殊，“太虛之氣”又如何開出人道之“理”等問題上，是有理論困難的。在《近思錄》中，朱子對這些思想做了整合，使周敦頤的宇宙生成，二程的格物致知、居敬窮理、天理人欲，張載的氣質之性、心統性情等學說各自歸位，建構出一個(ge) 複雜龐大的理學體(ti) 係。以上這些“理”“氣”之類的術語，不僅(jin) 語言無趣，也很容易把人弄暈。一言以蔽之，即朱子站在時代的前沿，以更高的理論水平，解答了人應該成為(wei) 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人、過一種什麽(me) 樣的人生的問題。

正如原子排列結構的不同決(jue) 定了物質性質的不同一樣，朱子編輯《近思錄》，多少有些像孔子刪述“六經”，表麵上對前賢言論“述而不作”，實則是“以述代作”，或“述而又作”。他對“四子”語錄的挑選，本身是一種“作”。且這種挑選，包括句子的刪減與(yu) 改動。從(cong) 一些考證看，《太極圖說》首句“無極而太極”很可能是朱子的發明，更早的版本應是“自無極而為(wei) 太極”或“無極而生太極”，但後者不被朱子所采納，乃在於(yu) 他不承認“太極”之前還有個(ge) “無極”，隻承認“無極”是形容太極的“無形”。這種做法是將《太極圖說》去道家化。陳榮捷說：“《近思錄》為(wei) 我國第一本哲學選輯之書(shu) ，亦為(wei) 北宋理學之大綱，更是朱子哲學之輪廓。”“《近思錄》之編排與(yu) 內(nei) 容，均以朱子本人之哲學與(yu) 道統觀念為(wei) 根據。”（《近思錄詳注集評》）束景南說：“朱熹編定這本書(shu) 有鮮明的學派目的，他也是用自己的理學眼光來理解四子並編輯這本書(shu) 的……第一卷論太極道體(ti) ，是按照他的《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的思想編排的……他借用周、程、張的語言建立了自己簡明精巧的理學體(ti) 係。”（《朱子大傳(chuan) 》）正由於(yu) 朱子別出手眼的選編，在《近思錄》中，周、張、二程的學說呈現出一個(ge) 帶有濃重朱子思想烙印的理學體(ti) 係。《近思錄》與(yu) 其說是“四子”思想的概要，毋寧說是朱子思想堂廡下的梁柱瓦石。

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書(shu) 影

以上種種也提醒我們(men) ，研讀《近思錄》將朱子的注釋作為(wei) 首要的參考，是適宜的，也是應該的。這就要求讀者對朱子本人的思想有所了解，比如應讀一讀他的《四書(shu) 集注》。換個(ge) 角度看，欲全麵深入地了解北宋“四子”的思想，單單依靠《近思錄》和朱子的論述，又是很不夠的。

四、《近思錄》的傳(chuan) 播史即朱子學的流傳(chuan) 史

在朱子辭世後的八百年，自葉采《近思錄集解》開始，《近思錄》都是以注釋本的形式流傳(chuan) 的，有的注本完全是“集朱”，有的則根據朱子的解釋加以引申，遂使此書(shu) 一直籠罩在朱子強大的思想氣場之下。束景南說：“在朱熹以後直到近代，程朱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於(yu) 《近思錄》的注釋、刊刻、流布得到廣泛傳(chuan) 播的，宋、明、清後儒們(men) 也多以《近思錄》為(wei) ‘階梯’，從(cong) 《近思錄》切入到對程朱理學的認識與(yu) 接受，因而一部《近思錄》的注釋、傳(chuan) 刻、流布史，也就是一部宋明到近代的理學接受史。”（《〈近思錄〉版本與(yu) 傳(chuan) 播研究》序）

《近思錄集注》書(shu) 影

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當然與(yu) 朱子著作宏富尤其是他巨大的聲望有關(guan) 。《近思錄》盡管由朱子、呂祖謙共同編纂，但主事者無疑是朱子。書(shu) 成之後，朱子更以此教授弟子，對書(shu) 中義(yi) 理的發揮也最為(wei) 詳盡精透，故而他的講解理所當然地具有權威的意味。正因為(wei) 《近思錄》的編選是以朱子為(wei) 主導，注疏者又以朱子思想為(wei) 本位，所以《近思錄》的流傳(chuan) 代表了朱子學的流傳(chuan) 。同樣重要的一點，這也與(yu) 元代之後朱子學的官方地位有關(guan) 。與(yu) 朱子《四書(shu) 集注》一樣，《近思錄》不僅(jin) 是學者學習(xi) “四書(shu) ”的教科書(shu) ，也是科舉(ju) 考試的必備參考書(shu) 。

近年來，有學者為(wei) 呂祖謙抱不平，認為(wei) 《近思錄》的編輯，呂氏功勞甚大，不應埋沒。此言極是。但若認為(wei) 朱、呂二人對《近思錄》的貢獻難分軒輊，則又未免糾正過當了。從(cong) 編纂過程看，呂祖謙確實功不可沒。如開篇設置“道體(ti) ”一卷，呂祖謙就起到了決(jue) 定性作用。從(cong) 一些資料看，書(shu) 中大量摘引《程氏易傳(chuan) 》之語，也很可能是呂祖謙促成的。當然，這些入選條目，究竟哪些是朱子的建議，哪些是呂祖謙的建議，今天已無法深入考證了。全書(shu) 條目的選擇，恐怕還是以朱子為(wei) 主導。

陳來在為(wei) 朱高正《近思錄通解》所寫(xie) 的“序”中，談到錢穆列舉(ju) 的七本國學“必讀書(shu) ”。他對錢穆繞過朱子本人的著作，從(cong) 《近思錄》一下子跳到《傳(chuan) 習(xi) 錄》頗不以為(wei) 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單單在《四書(shu) 集注》一書(shu) 上，朱子所花費的心血，就比《近思錄》要多得多，前書(shu) 在義(yi) 理上也更為(wei) 醇熟。但耐人尋味的是，由於(yu) 各版本的《近思錄》，把包括朱子《四書(shu) 集注》等書(shu) 中的很多言論都搜羅進去了，使得《近思錄》又融入了豐(feng) 富的朱子思想。如果再考慮到《近思錄》的內(nei) 容編排，又在總體(ti) 上反映了朱熹的思想丘壑，此書(shu) 就不是《四書(shu) 集注》所能超越的了。即此而論，《近思錄》才是程朱理學最當之無愧的代表作。錢穆列舉(ju) 的七部“必讀書(shu) ”，無《四書(shu) 集注》而有《近思錄》，也未必是一種疏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