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與(yu) 先秦諫議製度

作者：張海波（華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廿五日丁未

          耶穌2022年8月22日

關(guan) 於(yu) 先秦時期是否存在諫議製度，目前尚存爭(zheng) 議。一種觀點認為(wei) ，諫議製度不是先秦曾經實行的製度，而是春秋士大夫和戰國諸子的一種理論虛構。（劉澤華、王連升：《先秦時期的諫議理論與(yu) 君主專(zhuan) 製主義(yi) 》，《南開學報》1982年第1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wei) ，從(cong) 西周開始，在政治文化中出現了一種製度化的“規諫”傳(chuan) 統，既使得“規諫”成為(wei) 統治者正己、防民的重要理念，也構成士大夫規諫君主、疏導民情的正當途徑。（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聯書(shu) 店2009年版，第297頁）對諫議製度而言，諫官無疑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的發展過程應是大體(ti) 同步的。以諫官為(wei) 切入點，可為(wei) 認識先秦諫議製度的生成、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西周以前諫官史影

關(guan) 於(yu) 諫議，先秦兩(liang) 漢文獻多上溯到黃帝、堯舜時代。例如，《管子·桓公問》提到黃帝立明台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於(yu) 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台之複。類似記載還見於(yu) 上博簡《容成氏》《大戴禮記·保傅》《呂氏春秋·自知》《史記·孝文本紀》《淮南子·主術訓》等文獻。這些材料反映了上古時代（主要指西周以前），聖王通過各種方式為(wei) 民眾(zhong) 表達意見提供渠道，以知曉施政過程中的過失，從(cong) 而引為(wei) 鑒戒。這類文字早在戰國遲則漢代，反映了彼時學者對上古諫議情況的認知，據此可隱約勾勒出上古時代諫議製度的史影。

其中的可靠成分究竟幾何，信史無征。然而，上述材料的共同點較為(wei) 明顯，都表明了上古時代君王注意聽取民眾(zhong) 意見，這與(yu) 原始社會(hui) 的軍(jun) 事民主作風頗為(wei) 契合，當屬可信。有的學者根據《尚書(shu) ·堯典》記載，以為(wei) 舜帝之時的“納言”是諫官之原型。（李新科：《春秋之“諫”論略》，《學理論》2010年第20期）《尚書(shu) ·堯典》原文作：“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可見，帝舜命龍為(wei) 納言，目的不是采納諫言，而是禁絕惡言、讒言。況且《尚書(shu) ·堯典》是後人對上古史事的追述，成書(shu) 年代目前尚無定論。由此可見，以“納言”為(wei) 上古時期諫官的觀點難以成立。

春秋以前職官分擔諫議之責

春秋以前，天子以下，上至公卿，下到平民，皆有參與(yu) 諫議的權利。《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記載：“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wei) 書(shu) ，瞽為(wei) 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chuan) 言，庶人謗，商旅於(yu) 市，百工獻藝。”類似記載還見於(yu) 《國語·周語上》《晉語六》。由此可見，春秋以前專(zhuan) 職諫官尚未出現，諫議職能多由各類職官分擔。下麵以史官和樂(le) 官為(wei) 例作進一步論述。

史官以其職守規諫君王的例子在文獻中較為(wei) 常見，如上麵引文提到的“史為(wei) 書(shu) ”“史獻書(shu) ”等均具有諫議功能。大致說來，史官從(cong) 三方麵分擔了諫議職能。一是記事。如《禮記·王製》：“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太史通過記錄君王言行，起到監察、諫議的作用。二是組織收集百官對君王的意見。如《左傳(chuan) 》襄公四年，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三是定期向君王講史。《逸周書(shu) ·史記》就是左史戎夫為(wei) 周穆王講史的記錄，共講述了28個(ge) 上古邦國衰亡的曆史教訓。這是史官利用其所掌握的文化資源，通過加工、編排史事，為(wei) 君王提供諫議，以資鑒戒。再看樂(le) 官對諫官職能的分擔。《國語·周語上》“瞽獻曲……師箴，瞍賦，矇誦”，引文提到的師、瞽、矇等皆為(wei) 樂(le) 官，《周禮·春官》中有關(guan) 於(yu) 他們(men) 具體(ti) 職責的記述：“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掌教鼓、鞀、柷、敔、塤、簫、管、弦、歌……瞽矇掌播鞀、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係，鼓琴瑟。”可見，樂(le) 官在朝堂上演奏箴諫之樂(le) 、規誡之詩，也是對諫官職能的一種分擔。

《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提到“百工獻藝”，杜預注：“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國語·周語上》雲(yun) “百工諫”，韋昭注：“執藝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以諫。”可見“百工”執藝事勸諫君王，與(yu) 史官、樂(le) 官一樣，一定程度上分擔了諫官職能。

專(zhuan) 職諫官出現於(yu) 春秋時期

春秋是一個(ge) 風雲(yun) 激蕩、承前啟後的時代，專(zhuan) 職諫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chan) 生的。《國語·楚語上》記載了耄耋之年的衛武公還令“自卿以下至於(yu) 師長士”對他進行規誡，他要求“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xie) 禦之箴，臨(lin) 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可見春秋初年的衛國依然保持古老的諫議傳(chuan) 統。大約春秋早期偏晚，齊國出現了專(zhuan) 職諫官。據《管子·小匡》：“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dong) 郭牙，請立以為(wei) 大諫之官。”《呂氏春秋·勿躬》作：“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dong) 郭牙，請置以為(wei) 大諫臣。”可見大諫臣（或大諫）為(wei) 齊國專(zhuan) 職諫官。又《管子·桓公問》載，齊國設置專(zhuan) 門處理進諫之言的機構——嘖室，由東(dong) 郭牙負責。若上述材料屬實，那麽(me) 這當是對春秋時期專(zhuan) 職諫官及其機構的最早記載。

無獨有偶，《左傳(chuan) 》宣公四年記載了楚國“箴尹”一職，杜預注：“箴尹，官名。”《呂氏春秋·勿躬篇》高誘注雲(yun) ：“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箴尹亦作鍼尹。定四年之鍼尹固亦即哀十六年之箴尹固。可見“箴尹”即“鍼尹”，是楚國諫官。從(cong) 《左傳(chuan) 》的記載來看，楚國知名的箴尹有克黃、公子追舒、固三位，他們(men) 當是楚國最早的一批專(zhuan) 職諫官。此時，晉國的專(zhuan) 職諫官也逐漸形成，如《左傳(chuan) 》成公十八年“程鄭為(wei) 乘馬禦”，《國語·晉語七》則雲(yun) “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wei) 讚仆”，《國語·晉語七》韋昭注：“讚仆，乘馬禦也，六騶屬焉。”可見“乘馬禦”又名“讚仆”。《左傳(chuan) 》中“乘馬禦”的職責是“使訓群騶知禮”，而《國語》提到對這一職官的選拔標準是“端而不淫”“好諫而不隱”，可見掌管車馬的乘馬禦（讚仆）還應承擔勸諫職能。那麽(me) ，乘馬禦（讚仆）相當於(yu) 晉國的諫官，但這一職官在彼時並未專(zhuan) 職諫議，可能尚在發展之中。

戰國時期漸趨固定

關(guan) 於(yu) 戰國諫官的發展情況，《史記·趙世家》的相關(guan) 記載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些線索：“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董說《七國考》卷一雲(yun) ：“司過乃諫官耳。”《晏子春秋》卷三《內(nei) 篇問上》“晏子對齊景公問”也講到“司過諫罪”，可見“司過”一職由來已久。根據《史記·趙世家》記載，司過不僅(jin) 分左右，而且有明確的人數。這使我們(men) 約略得窺戰國專(zhuan) 職諫官在春秋基礎上的發展。《周禮·地官·保氏》雲(yun)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yang) 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乃教之六儀(yi) 。”又雲(yun)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可見“保氏”專(zhuan) 司勸諫君王錯誤言行，下麵還有下大夫、中士、府、史等屬吏及辦公人員，其規模較趙國的“司過”更為(wei) 理想化、製度化。關(guan) 於(yu) 《周禮》一書(shu) 的成書(shu) 年代尚無定論，一般認為(wei) ，它是對周代製度藍圖的構擬。若該書(shu) 成書(shu) 於(yu) 戰國以後，那麽(me) 自然免不了對“司過”這樣的專(zhuan) 職諫官加以參照利用了。

綜上，西周以前及整個(ge) 西周時期，尚未出現專(zhuan) 職諫官，當時宗法血緣觀念根深蒂固，軍(jun) 事民主製殘餘(yu) 尚發揮著一定作用，各級職官、各色人物皆可提供諫議，一定程度上分擔了諫官職能。春秋時期，齊、楚等國陸續出現專(zhuan) 職諫官。戰國時期，諫官製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出現了“司過”這樣職司漸趨完備、人數較為(wei) 固定的專(zhuan) 職諫官。從(cong) 諫官發展的視角觀之，先秦諫議製度在各諸侯國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它經曆了從(cong) 無到有、由不甚完備到逐漸完備的過程，實乃我國古代諫議製度之淵藪。

（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65批麵上資助項目“鑒戒視閾下的先秦文體(ti) 問題專(zhuan) 題研究”（2019M65276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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