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中的太公韜略

作者：楊傳(chuan) 召（山東(dong) 社會(hui) 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七月初四日丙戌

          耶穌2022年8月1日

提到中國早期軍(jun) 事與(yu) 戰爭(zheng) 智慧，絕大多數人會(hui) 首先想到《孫子兵法》。實際上，早在孫武之前五百年的西周早期，便已出現了中國最早的兵書(shu) ——《六韜》。《六韜》是西周崛起時期薑太公與(yu) 周文王、周武王私人對話的記錄，後世許多學者因其流傳(chuan) 中形成的一些問題而質疑該書(shu) ，忽視了《六韜》重要的曆史價(jia) 值。實際上，《六韜》的主體(ti) 內(nei) 容確出於(yu) 西周早期，該書(shu) 可以加深我們(men) 對於(yu) 西周崛起這段苦難輝煌的曆史的認識。然而，由於(yu) 曆史的悠遠與(yu) 內(nei) 容的敏感特殊，它遭遇了更多的顛沛與(yu) 質疑，以至於(yu) 直到今天《六韜》的聲名都遠不如“孫吳兵法”來得響亮。但它始終佇(zhu) 立在曆史的幕後而未曾離開過，也隱秘地滋養(yang) 著春秋戰國以至後世的無數的軍(jun) 事家與(yu) 戰將。

長期受質疑的古典軍(jun) 事著作

今天我們(men) 所見到的《六韜》共六大篇，依次是《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全書(shu) 以周文王、周武王與(yu) 薑太公一問一答的對話形式，記錄了兩(liang) 代君主向薑太公請教治國為(wei) 政、治軍(jun) 選將、抗擊殷商以及具體(ti) 戰略戰術等各類問題。

然而，經曆了戰國的烽火、秦代的焚書(shu) 坑儒、漢末與(yu) 魏晉南北朝的亂(luan) 世，不少珍貴典籍已經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之中杳無蹤跡。即使那些在中華文明中地位最為(wei) 重要、流傳(chuan) 最為(wei) 廣泛的經典，也因曆史的劇變而模糊了本來的麵貌。正因如此，唐宋以來的學者常會(hui) 發現經典文獻中的一些不合情理之處，進而對整部書(shu) 的真實性質疑，乃至於(yu) 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疑古思潮”。

《六韜》也在被懷疑之列——後世學者發現《六韜》中的一些記述與(yu) 商周之際的曆史情景不符，比如書(shu) 中關(guan) 於(yu) 騎兵戰術的講述十分翔實，但騎兵在古代中國戰場上的大規模使用，則是戰國時趙武靈王進行“胡服騎射”改革以後的事情。因此，不少人進而否定《六韜》一書(shu) 與(yu) 薑太公之間的聯係，於(yu) 是提出了該書(shu) 成書(shu) 於(yu) 戰國、秦代、漢魏等種種說法，認為(wei) 《六韜》僅(jin) 僅(jin) 是後世兵家托名薑太公而作。

在殷周更革的風雲(yun) 際會(hui) 中，薑太公是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一位人物。《詩經·大雅·大明》中以充沛的感情描寫(xie) 了薑太公在武王滅商中發揮的巨大作用：“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hui) 朝清明。”——三軍(jun) 陣前的統帥薑太公，仿佛雄鷹展翅翱翔天際。他輔佐我們(men) 的武王，討伐那無道而強大的殷商，一日之間便掃清乾坤。留存在《詩經》中的這些篇章，典型地反映了薑太公在西周建立過程中的作用及其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

與(yu) 周朝建立之後周公的“製禮作樂(le) ”相仿，在周朝壯大以至反抗殷商的過程中，薑太公發揮著奠基性的作用。與(yu) 此相當，周代史官必然對太公的重要言論主動加以記錄與(yu) 整理。周代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說，史官係統發達。對曆史經驗特別重視的周人不僅(jin) 書(shu) 於(yu) 典冊(ce) ，甚至將最為(wei) 緊要的“最高機密”內(nei) 容鑄造在“金版”上收藏起來，《六韜》就屬於(yu) 這樣的“最高機密”。

“最高機密”的複雜與(yu) 真實

殷周之際的曆史動蕩造就了文王、武王以及周公、太公、召公這些了不起的人物，他們(men) 的曆史作用和超凡智慧，一定深受周人的重視。《逸周書(shu) ·大聚》講到武王召專(zhuan) 門的官員負責將周公的一些重要言語鑄造在“金版”之上典藏起來，並且時常閱讀。《群書(shu) 治要》本的《六韜·武韜》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太公曰：‘……屈一人之下，則申萬(wan) 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為(wei) 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周人將先王先聖的一些嘉言善語冶鑄在銅板之上，足見人們(men) 對這類言論的重視。

史官對於(yu) 文王、武王與(yu) 太公討論請教的記錄，不難理解的是，其中一些內(nei) 容關(guan) 涉到反抗殷商暴政的謀劃，最初都屬於(yu) 極小範圍內(nei) 傳(chuan) 播的機要之事。直到後來，隨著周王朝政權的穩固、製度的變遷以及教諭子弟的需要，這些內(nei) 容才流傳(chuan) 開來，匯編而成為(wei) 《六韜》。

韜，即“收藏”之意，本指弓或者劍的套子。“韜”字本身就提示了《六韜》最初的隱秘性質。因為(wei) 《六韜》與(yu) 太公、史官、金版之間的密切聯係，因此它又有《太公兵法》《太公六韜》《金版六韜》《周史六弢》等種種別稱。一些學者因為(wei) 名稱的多樣而否定《六韜》連貫的曆史，是因為(wei) 沒有認識清楚《六韜》其書(shu) 的特殊性以及成書(shu) 過程的複雜性。

《六韜》的另一特殊性，在於(yu) 它“兵書(shu) ”的屬性。以《論語》為(wei) 代表的“思想性文本”和以《楚辭》為(wei) 代表的“文學性文本”，其“作者”雖不明確，但在早期中國，人們(men) 很少會(hui) 出於(yu) 私心故意改動作品內(nei) 容本身。而兵書(shu) 這類“實用性文本”則麵對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況——兵書(shu) 如果不能適用於(yu) 現實的戰爭(zheng) 狀況，便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價(jia) 值。因此，在後世不斷的轉寫(xie) 傳(chuan) 抄之中，兵書(shu) 都會(hui) 做出一定的適應時代語境的修改。後世兵家學者為(wei) 了自己的學說得到更好傳(chuan) 播，往往也借助其權威性，將自己的一些看法假托在“祖師爺”身上。《漢書(shu) ·藝文誌》就指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wei) 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wei) 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可見當時已有假托太公的作品出現。這也就是今天《六韜》中為(wei) 何存有騎兵戰法這類後世內(nei) 容的原因了。

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術研究的深入與(yu) 新材料的發現，進一步確認了《六韜》寫(xie) 作於(yu) 西周早期的曆史事實。譬如1972年銀雀山漢簡與(yu) 1973年定州漢墓竹簡先後挖掘出土，其中都出現了和《六韜》及“六韜佚文”相合的內(nei) 容，學界基本一致認為(wei) 這些竹簡的書(shu) 寫(xie) 時間在西漢初年以前。這些實物的證據有力地證明了《六韜》的成書(shu) 年代至少也要上溯到戰國之世。秦漢、魏晉時代偽(wei) 撰的說法便不攻自破了。更有學者指出，《六韜》不僅(jin) 與(yu) 《尚書(shu) 》《逸周書(shu) 》多有相合之處，甚至有敦煌遺書(shu) 中唐人手抄《六韜》的記載，它也和周原甲骨中不見於(yu) 其他先秦史籍的“衣（殷）王田至於(yu) 帛”的記載相合。這都是後世兵家所無法偽(wei) 造的地方。

《六韜》的主體(ti) 內(nei) 容與(yu) 部分“六韜佚文”，已經被證明是出於(yu) 西周早期的太公之言，我們(men) 可以將其統稱為(wei) “太公遺說”。這些內(nei) 容，是太公智慧的結晶，也是我們(men) 今天了解薑太公思想的最主要途徑。

不止於(yu) “兵”的“兵法”

禮樂(le) 刑政，皆是國之大端。軍(jun) 事與(yu) 戰爭(zheng) ，是國家政治治理的一個(ge) 側(ce) 麵而非全部。後世如吳起、白起等無數戰將謀士，雖然在沙場上所向披靡，但在政治與(yu) 人生中終落得令人歎惋的悲慘結局。而太公作為(wei) 中華兵學始祖，在三千年前便已清楚地認識到軍(jun) 事與(yu) 國政大局的交互關(guan) 係，在天下大勢與(yu) 人性之理的格局之中去理解與(yu) 處理軍(jun) 事的問題。

《六韜》開篇記述文王與(yu) 太公最初的相見，太公便明確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為(wei) 國之大務，愛民而已。”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社會(hui) 治理的根本問題，也預示了殷商破亡、周族興(xing) 起的根本原因。

《文韜》中有《明傳(chuan) 》一篇，記載文王病重時太公為(wei) 文王講述“至道之言”，當時還是太子的武王也在場。文王要“明傳(chuan) 之子孫”，足見這些言論的重要性。太公說：“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太公特別重視“義(yi) ”與(yu) “敬”，他說：“義(yi) 勝欲則昌，欲勝義(yi) 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如此這些記載，場麵清晰生動，而且思想豐(feng) 富深刻。

《漢書(shu) ·藝文誌》中將當時與(yu) 太公相關(guan) 的文獻分為(wei) “言”“謀”“兵”三類，這也符合《六韜》一書(shu) 整體(ti) 邏輯的劃分。《六韜》首先講述了先王聖賢治理的經驗、君臣民關(guan) 係的處理、選人用人、守土衛國之方等內(nei) 容，期待文王以學習(xi) 先哲、養(yang) 民愛民為(wei) 先，修德務本，鞏固自身。

在這些“言”之後，是“謀”的部分，這是謀劃反抗殷商霸權暴政的準備階段。《武韜·發啟》承接前文修德的內(nei) 容而向下繼續行文：“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通過對形勢的具體(ti) 分析，太公強調以天下公義(yi) 為(wei) 追求，重視起義(yi) 興(xing) 兵的正當性。《武韜·文伐》則講述了非直接對抗狀態下的鬥爭(zheng) 方法，篇末引出了“兵”的部分：“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此後，進而論述軍(jun) 事鬥爭(zheng) 中的一係列要點，這正是司馬遷所說：“周西伯昌之脫羑裏歸，與(yu) 呂尚陰謀修德以傾(qing) 商政，其事多兵權與(yu) 奇計。”由此可見《六韜》全書(shu) 結構上的嚴(yan) 密齊整。

《六韜》在後世被視作兵書(shu) ，但實際上其意義(yi) 則遠超乎軍(jun) 事領域之上。《六韜》滋養(yang) 了孫子、吳子、尉繚子等軍(jun) 事家與(yu) 名將，並通過他們(men) 確立起了中華兵學的基本精神。更為(wei) 重要的是，在其指導下的商周之戰，遠非止一場戰爭(zheng) 的勝負而已，其背後是進步文明取代落後文明的統治，民本、厚德、崇賢的文明在神州大地確立起來，茁壯成長。通過《六韜》所展示的曆史與(yu) 太公智慧，人們(men) 能夠看到中華先哲們(men) 苦心求索的堅實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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