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儒行天下”——論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主體(ti) 、立場及原則

作者：常檣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謝清果、韓立新主編《華夏傳(chuan) 播研究》（第八輯），九州出版社2022年

摘要：站在中國立場上講，“儒行天下”是我們(men) 的美好夢想。“儒行天下”要靠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今天我們(men) 很有必要對儒學國際傳(chuan) 播做一整體(ti) 性謀劃。儒學國際傳(chuan) 播至少應涉及主體(ti) 、立場、原則等幾個(ge) 方麵的問題。本文認為(wei) ，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主體(ti) 主要可分為(wei) 儒學從(cong) 業(ye) 者、涉外事務從(cong) 業(ye) 者、海外漢學家。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應持奉兩(liang) 大立場：一是堅持求同容異，既承認全人類擁有共同的價(jia) 值判斷，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樣的現實；二是堅定文化自信，把“中國性”當做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根本立足點。從(cong) 具體(ti) 實踐層麵上看，還應堅持六種原則：跨界原則、分層原則、物化原則、雙向原則、線上原則、共榮原則。

關(guan) 鍵詞：儒行天下；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主體(ti) ；立場；原則

2021年5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chuan) 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ti) 學習(x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主持學習(xi) 時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chuan) 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ti) 、全麵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chuan) 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要更好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以文載道、以文傳(chuan) 聲、以文化人，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ti) 現中國精神、蘊藏中國智慧的優(you) 秀文化。目前來看，加強中國國際傳(chuan) 播能力建設是一個(ge) 大的係統性工程，涉及方方麵麵，其中，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絕對不容忽視。

顏炳罡先生曾言：“我們(men) 應走出‘儒化天下’的迷思，以成就‘儒行天下’的夢想。”[1]這就是說，我們(men) 不可抱有用儒學來取代世界其他文化或用儒學來統領世界文化的幻想，這不務實，也不可能實現，但我們(men) 要積極爭(zheng) 取讓世界理解儒學、包容儒學、善待儒學、接納儒學。就操作層麵來看，“儒行天下”的問題，其實就是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問題。嚴(yan) 格來講，從(cong) 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出現開始，便已出現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問題，其在當時可能尚屬於(yu) 無意識、隨意性的商貿附屬現象，但隨著中外交往的不斷深化、全球經濟一體(ti) 化步伐的持續加快，“儒行天下”必然會(hui) 變成一個(ge) 受人關(guan) 注、發人深思、催人熱議的時代話題。這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必然趨勢，也是外國認識中國的必要路徑。

就源起而言，“儒行天下”並不是一個(ge) 新鮮話題，但這項工作卻需要我們(men) 一直認真麵對日新月異的國際格局，不斷以活在當下、與(yu) 時俱進的精神和態度走好腳下的路，解決(jue) 所麵臨(lin) 的時代課題。今天，我們(men) 所追求的文化理想當然應是“儒行天下”，讓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得到世界的理解、包容甚至讚許、認同、信仰。“儒行天下”，是一種理想，更是一條實踐路徑。那麽(me) ，何以“儒行天下”？就當下來看，我們(men) 有必要對儒學國際傳(chuan) 播所關(guan) 涉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重新梳理與(yu) 闡發，從(cong) 而確保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確保國際社會(hui) 更好地認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國。本文擬圍繞這一話題，從(cong) 主體(ti) 、立場及原則幾個(ge) 方麵發表一點淺見。

主體(ti) ：儒學從(cong) 業(ye) 者、涉外事務從(cong) 業(ye) 者、海外漢學家

在全球經濟一體(ti) 化的大背景之下，國家形象塑造可謂是世界各國所共同麵臨(lin) 的一項重大課題。那麽(me) ，何謂“國家形象”？對此，程曼麗(li) 女士曾說：“它首先是一種主體(ti) 意識，是國家或民族精神氣質中的閃光點。它是在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基礎上，融入現代化的要素，經萃取、提煉而成。作為(wei) 民族精神、意誌的集中體(ti) 現，它不但有助於(yu) 形成公民對國家、民族的向心力與(yu) 凝聚力，更有助於(yu) 向外界展示一個(ge) 鮮明的、一貫的國家形象。”[2]儒學國際傳(chuan) 播，與(yu) 我國的國家形象塑造有著緊密關(guan) 係。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必將大大有利於(yu) 我國良好國家形象的塑造。

錢穆先生有言曰：“儒學為(wei) 中國文化主要骨幹，誰也會(hui) 承認。”[3]很大程度上講，傳(chuan) 播儒學，便是傳(chuan) 播中國文化，便是傳(chuan) 播中國精神、中國價(jia) 值。但這裏也要明確，儒學有狹義(yi) 與(yu) 廣義(yi) 之分。狹義(yi) 的儒學，主要涉及民族精神的表達、人生價(jia) 值的規定，是人生的哲學、道德的宣教、精神的武學。自古以來，儒學便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和主幹，其以德為(wei) 本、以人為(wei) 本、以民為(wei) 本、以和為(wei) 本的道德偏好，內(nei) 聖外王、修齊治平、知行合一的實踐風範，仁義(yi) 至上、開放包容、剛健中正的理論品格，活在當下、用行舍藏、憂樂(le) 圓融的生命境界，等等，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麵貌、價(jia) 值取向、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行動指南，儒學書(shu) 就了中華文化的底色。而廣義(yi) 的儒學，則有層次之別，是一個(ge) 大的文化係統，既包括作為(wei) 內(nei) 核的狹義(yi) 的儒學，也包括以前者為(wei) 靈魂的國家製度、社會(hui) 規範、民風民俗等“中層”文化，還包括儒學價(jia) 值體(ti) 係支配下的以器物、言行等為(wei) 載體(ti) 的“表層”文化。本文所言及的儒學，當然是就廣義(yi) 而言。

“近年來，在多種因素的推動下，我國的國際傳(chuan) 播正在向廣義(yi) 的國際傳(chuan) 播即多主體(ti) 、多通道、多樣式的傳(chuan) 播過渡，呈現出新的繁盛景象。”[4]國家形象塑造不再僅(jin) 僅(jin) 是政府部門的專(zhuan) 屬事務，我們(men) 已進入國家形象塑造主體(ti) 多元化的新時代。“凡是存在國際交往活動的單位和個(ge) 人，都應該承擔起國際傳(chuan) 播主體(ti) 的職責。每一位中國公民，無論是身處國內(nei) 還是走出國門，隻要與(yu) 外國人打交道，就會(hui) 成為(wei) 外國人了解和認識中國的一部分，成為(wei) 中國文化和中國國家形象的具體(ti) 符號。可以說，建立多元化傳(chuan) 播主體(ti) ，就是在新時代走國際傳(chuan) 播的群眾(zhong) 路線。”[5]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也迫切需要我們(men) 不斷反思、重新布局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問題，首當其衝(chong) 者當然就是其主體(ti) 問題。簡而論之，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主體(ti) ，主要有三類人群：儒學從(cong) 業(ye) 者、涉外事務從(cong) 業(ye) 者和海外漢學家[6]。

（一）儒學從(cong) 業(ye) 者。儒學從(cong) 業(ye) 者主要包括身居各科研院所的儒學學術研究者和身居各社會(hui) 組織的儒學普及應用者，後者主要包括儒學活動組織者、儒學思想宣教者、儒學理念踐行者。以上兩(liang) 大類儒學從(cong) 業(ye) 者，本身都應為(wei) 儒學價(jia) 值服膺者和實踐者，其本身也都具有“傳(chuan) 教”的職責和使命。將儒學傳(chuan) 播開來、傳(chuan) 承下去，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其本職工作，是其內(nei) 在的職業(ye) 道德和身份屬性。以往儒學從(cong) 業(ye) 者多把業(ye) 務重心放在了儒學國內(nei) 區域性傳(chuan) 播上，除學術交流以外，國際傳(chuan) 播工作總體(ti) 涉獵偏少，且缺乏必要的高度自覺性和統一規劃性，很難產(chan) 生較好效果，很難發揮案例作用。

（二）涉外事務從(cong) 業(ye) 者。“所有的傳(chuan) 播，最終都要回歸到價(jia) 值層麵上，無論是物質利益的傳(chuan) 播還是文化精神的傳(chuan) 播，在本質上，都是追求‘價(jia) 值’。”[7]麵向海外，講好“中國故事的儒學篇章”，其本身也就是宣傳(chuan) 中國傳(chuan) 統核心價(jia) 值觀、宣傳(chuan) 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的根本職責所在。涉外事務從(cong) 業(ye) 者身處國家形象塑造的第一線，其一言一行、一舉(ju) 一動，都關(guan) 乎國家形象、民族聲譽，外交無小事。所以我們(men) 說，在我國從(cong) 事涉外工作的一切人員，都有責任、有義(yi) 務承擔起向海外人士傳(chuan) 播儒學理念、傳(chuan) 遞儒學價(jia) 值的工作和使命。但要特別注意，這絕不是所謂的意識形態滲透，而是意在傳(chuan) 遞一種中國式的美學和善意。“通過文化傳(chuan) 播要使受眾(zhong) 獲得對我們(men) 曆史或現實的真實感受、善意與(yu) 包容性、美與(yu) 快樂(le) 的屬性，它最忌諱的，則是意識形態的宣傳(chuan) 屬性。”[8]現在來看，如果我們(men) 不格外強調涉外事務從(cong) 業(ye) 者兼具傳(chuan) 播儒學之責，不特別明確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主體(ti) 的工作動機與(yu) 目的所在，恐怕就會(hui) 在儒學“走出去”的成效和力度上大打折扣。一切涉外事務從(cong) 業(ye) 者都應以高度的自主性、自覺性和認同感、使命感，投入到這項神聖的工作中去。

（三）海外漢學家。除以上兩(liang) 類人群外，海外漢學家在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視。於(yu) 中國而言，海外漢學家雖為(wei) 外國人，但往往卻對儒家文化、中華文明保持著高度的情感認同，加之深厚的學術根底、係統的理論創建，他們(men) 是典型的所謂“雞蛋人”，且不失為(wei) 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彭龍先生指出，要“充分尊重漢學家對中國文化國際傳(chuan) 播的重大貢獻。”他說：“漢學家是世界各國傳(chuan) 播中國文化的重要使者。習(xi) 近平主席曾專(zhuan) 門與(yu) 俄羅斯、德國漢學家代表座談，充分肯定漢學家在傳(chuan) 播中國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我們(men) 要通過共同召開國際學術會(hui) 議、開展學術合作以及舉(ju) 辦來華短期訪問、國情體(ti) 驗、翻譯培訓、寫(xie) 作休假等方式，團結世界漢學家，匯聚世界漢學家智慧，使遍布世界各地的漢學家資源成為(wei) 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9]也有學者曾撰文強調：“古有‘遣唐使’和‘絲(si) 綢之路’，而今，海外漢學家仍在，‘一帶一路’倡議仍在。海外漢學家作為(wei) 海外了解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引路人’之一，其‘逆向’推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值得當今的我們(men) 重視、期待。”[10]隨著中國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國文化深度“走出去”，我們(men) 相信將來必然會(hui) 出現越來越多的海外漢學家，那麽(me) ，我們(men) 中國又該如何造就、引導、服務這一群體(ti) 呢？這的確是下一步值得我們(men) 開展深度探討的一大問題。

立場：堅持求同容異，堅定文化自信

謝清果先生在談及“華夏傳(chuan) 播研究的初心”時指出，華夏傳(chuan) 播研究始終堅持著“中華文化立場、全球傳(chuan) 播視野”的初心，一方麵求索中華文化如何延續五千年的傳(chuan) 播學原理，一方麵展望人類和平共處的傳(chuan) 播學機製。[11]他還提出了“文明共生論”“共生交往（傳(chuan) 播）觀”“人類溝通共同體(ti) ”[12]的概念，對我們(men) 開展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諸多有益啟示。在儒學國際傳(chuan) 播過程中，其主體(ti) 也應秉持這麽(me) 一種“中華文化立場、全球傳(chuan) 播視野”的立場和態度，這不僅(jin) 於(yu) 儒學傳(chuan) 承發展本身至關(guan) 重要，更對中國良好國際形象的樹立大有裨益。具體(ti) 而言，我們(men) 主要應秉持以下兩(liang) 大立場：

（一）堅持求同容異，既承認全人類擁有共同的價(jia) 值判斷，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樣的現實。

傳(chuan) 播儒學，需要具備一種全球視野，懂得“要從(cong) 世界看國家，不要從(cong) 國家看世界”[13]，“儒家學說要實現國際傳(chuan) 播必須具有全球視野。隻有在世界範圍內(nei) 開展對儒家學說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儒家學說的曆史本質和世界性意義(yi) ；隻有從(cong) 世界多元文化的大局觀看儒家學說對世界各國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才能推動儒家學說真正走出去。”[14]在此前提之下，我們(men) 應堅守錢鍾書(shu) 先生所說的“東(dong) 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判斷，承認不同國家與(yu) 種族之間可以擁有相同的是非觀、善惡觀、美醜(chou) 觀，就是說，在人類基本價(jia) 值判斷和價(jia) 值追求上，東(dong) 西方隻有表述方式和呈現載體(ti) 的表麵上的不同，卻沒有實質性的差別。“道不同，不相為(wei) 謀。”[15]沒有相同的價(jia) 值觀，便難以擦出友誼的火花，更難以結下合作的碩果。但要說明，這種“相同”，是成分性、元素性的，或曰基本性、本質性的，而不是整全性、係統性的。許嘉璐先生就指出：“在過去和當下的世界中，各個(ge) 文化裏隻有普世性的成分或元素，而不存在一種普世性的文化。在這個(ge) 方麵，對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認為(wei) 一無是處，也不可認為(wei) 渾身皆寶。”[16]總之，我們(men) 應辯證入微地看待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異同之處。

與(yu) 此同時，還應認識到，將來世界不論如何變化發展，全人類也不可能隻有一種聲音、一種思想，這絕對不是世界最好的願景。“世界各國的普遍共識是每一個(ge) 國家的文化都是其特有的寶貴財富，沒有一種文化是在世界範圍內(nei) 占有絕對優(you) 勢的。這就決(jue) 定世界共同問題的解決(jue) 必須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追求世界各國文化的多元共存，在平等相待的基礎上實現各國之間的合作與(yu) 協調。”[17]世界是一座文明的百花園，世界因文明多樣多元而絢麗(li) 多彩。我們(men) 當然期待以儒學為(wei) 靈魂的中華文化在21世紀的世界大放異彩，但也對季羨林先生在晚年所倡導的“三十年河東(dong) ，三十年河西”之說持商榷態度。中華文化將隨中國和平發展、民族振興(xing) 而受到越來越多海外人士的關(guan) 注和歡迎，其影響力和感召力也將越來越大，但並不能因此而預判中華文化將在世界文化殿堂上獨領風騷或冠絕群芳。我們(men) 絕不能天真地以為(wei) 未來某天，地球上將形成一種新的、真正一統天下的文明，這根本不可能！以中國為(wei) 例。中國幅員遼闊，自古及今都是多種文化形態並存並榮、和樂(le) 共生的，中國曆史上，維護國家大一統的政治力量一貫強大有力，但中國自始至終都是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多元一體(ti) ”的格局，而非“一元一體(ti) ”的格局。在那樣強大的政治力量之整合下，中國尚未形成一種統一的文化，沒有出現“一元一體(ti) ”，何況今日的全球了！

正如2014年9月24日，習(xi) 近平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開幕式上所言：“本國本民族要珍惜和維護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認和尊重別國別民族的思想文化。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隻有姹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you) 劣之分。”

堅持求同容異，一方麵承認全人類擁有共同的基本價(jia) 值標準、道德追求，另一方麵真切尊重、熱情擁護世界文化多元、文明多樣的客觀事實和未來走向，樂(le) 於(yu) 包容、接納異己文化，惟其如此，我們(men) 才能開啟中外之間交流對話、尋求共識的文化樂(le) 旅，人類才能更加和平、更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是我們(men) 從(cong) 事儒學國際傳(chuan) 播應秉持的一種必要立場。

（二）堅定文化自信，把“中國性”當做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根本立足點。

中國人對外傳(chuan) 播儒學，旨在讓世界更好地了解儒學與(yu) 中國，擁抱儒學與(yu) 中國，實現“儒行天下”，為(wei) 全麵深入的中外友好往來奠定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礎。因此在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中，我們(men) 要牢牢把握“中國性”這個(ge) 根本立足點，始終如一地堅定民族文化自信，增強弘揚儒學的主動性、自覺性、責任感、使命感。

其一，要堅信儒學基因根植於(yu) 中國人精神血脈之中，體(ti) 現在言談舉(ju) 止之間。儒學是人生哲學，是既易世又融世還出世的哲學，其當代價(jia) 值主要體(ti) 現在君子人格的涵育、信用經濟的打造、賢能政治的培塑、和諧社會(hui) 的建構、天下主義(yi) 的倡行上。儒學於(yu) 中國人來說是日用而不知的，是生活化、社會(hui) 化、時代化的，我們(men) 要堅信儒學是活的，是傳(chuan) 承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理論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的思想文化體(ti) 係。當下中國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其“特色”所在，便是深深紮根中華文化沃土，包括儒學在內(nei) 的一切有益文化資源都為(wei) 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建設提供著重要的人文滋養(yang) 。今天有種聲音，叫“越出國越愛國”。中國人隻有跨出國門，身處海外，才能更加濃烈地對祖國產(chan) 生依戀之情，才能對民族文化產(chan) 生自豪之感。緣何如此呢？因為(wei) 我們(men) 根在中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骨子裏本身就是中國人。許嘉璐先生曾言：“孩子隻要堅持跟父母吃中國飯，大概吃到10歲，中國心就留下來了，將來在外麵也不會(hui) 改變。這就是文化的力量。”[18]所以我們(men) 說，堅守“中國性”，熱愛中國，與(yu) 其說是一種美德，倒不如說是一種實惠。

其二，要堅信儒學智慧不是今日中國改革開放的包袱和負擔，而是更好融入世界的智力支撐和精神動力。儒學從(cong) 不教唆人們(men) 因循守舊、閉關(guan) 自守、盲目排外，儒學恰恰鼓勵人們(men) 自強不息、開放包容、承前啟後，在學習(xi) 中革新圖強、守正創新，在對外交往中撒播仁愛種子、傳(chuan) 遞和合正聲。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光輝曆程，同時也是儒學精神重現榮光、儒學智慧發揚光大的一個(ge) 關(guan) 鍵時段。在很大程度上講，儒學助推了當代中國人走出國門、“開眼看世界”。因此，我們(men) 積極融入全球化浪潮，絕對不能拋棄傳(chuan) 統、丟(diu) 掉根本，恰恰要更好地堅定“中國性”立場，建立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

原則：跨界、分層、物化、雙向、線上、共榮

在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中，堅持求同容異、堅定文化自信的立場不可動搖，應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大方向的問題。而在具體(ti) 實踐上，還應全力做好“方法論”這篇大文章，重點把握好以下幾點原則：

（一）跨界原則。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以實現“儒行天下”，切忌就儒學談儒學，切忌儒學研究專(zhuan) 家在小圈子內(nei) 坐而論道、自說自話。有學者曾撰文提醒我們(men) ，要全麵把握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跨界特征，並指出，跨界具體(ti) 體(ti) 現在傳(chuan) 播者跨界、傳(chuan) 播內(nei) 容跨界、傳(chuan) 播渠道跨界、傳(chuan) 播對象跨界、傳(chuan) 播效果跨界。[19]其中，人的因素（傳(chuan) 播者、傳(chuan) 播對象）最為(wei) 關(guan) 鍵。儒學要想真正走進生活，走出國門，不僅(jin) 要麵向中國民眾(zhong) ，贏得中國民眾(zhong) 的支持和認同，更要麵向中國各界精英，贏得中國各界精英的支持和認同，特別是要贏得企業(ye) 家等中國商界精英和科學家、工程師等中國知識精英的支持和認同，真正實現儒學傳(chuan) 播的跨學科、跨行業(ye) 。儒學若不能做到跨界，儒學傳(chuan) 播若不能參考商界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寶貴意見，不能獲得商界精英和知識精英的高度認同，討論走出國門、參與(yu) 中外交往的話題便必然是紙上談兵！離開跨界思維、跨界原則談儒學的當代價(jia) 值和世界意義(yi) 、談“儒行天下”，必然言之無物、秀而不實！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們(men) 充分利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從(cong) 而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由此而後，在通向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的征途上，中國隻有通過科技自主創新，參與(yu) 全球科技、商貿競爭(zheng) ，才能確保經濟穩步增長、社會(hui) 健康有序發展。把中國科技、中國製造業(ye) 提升到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頂端，是中華民族實現偉(wei) 大複興(xing) 的重要物質基礎。基於(yu) 這樣的認識，我們(men) 才說，現在很有必要搭建起儒學界與(yu) 科技界溝通對話的橋梁和平台，推動儒學主動與(yu) 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的相互理解、相互關(guan) 照、相互助益、相互融合。在很大程度上講，“儒行天下”的實現，有賴中國廣大企業(ye) 家、科學家、工程師的直接參與(yu) 和傾(qing) 力推進。

（二）分層原則。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以實現“儒行天下”，切忌將傳(chuan) 播對象籠統化、一體(ti) 化，切忌用統一的標準來“一視同仁”。人以群分。我們(men) 必須將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對象進行分層，區別對待，“量身定製”傳(chuan) 播內(nei) 容和方式。目前來看，傳(chuan) 播對象至少應分成兩(liang) 個(ge) 層次：第一層次是海外華人華僑(qiao) ，第二層次是非黃種人（即我們(men) 通常所說的外國人。）華人華僑(qiao) 屬於(yu) 中國海外移民，他們(men) 長著黃皮膚黑眼睛，是龍的傳(chuan) 人，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有天然的親(qin) 切感和歸屬感，故而，針對這一龐大群體(ti) 進行儒學傳(chuan) 播，我們(men) 要製定專(zhuan) 門的傳(chuan) 播策略。從(cong) 傳(chuan) 播學的角度看，每年新出國的中國移民，究竟是儒學、中國文化海外傳(chuan) 播的“種子”呢，還是堅決(jue) 與(yu) 儒學、中國文化一刀兩(liang) 斷“叛徒”呢？對此，我們(men) 應做細致的田野調查，力爭(zheng) 把更多中國移民培養(yang) 成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和儒學價(jia) 值理念、中國文化精神的承載者、宣揚者。麵對海外華人華僑(qiao) 這一“中華民族的向外延伸部分”，“我們(men) 在進行國家形象塑造和傳(chuan) 播時，就不能采取對其他國家的做法，而應以更親(qin) 和力和親(qin) 近感的形象出現，盡可能將一些問題和矛盾‘內(nei) 化’，突出‘自己人’效應，在與(yu) 華人社會(hui) 的互動中營造和諧氛圍，爭(zheng) 取更多的支持者。”[20]這項工作，明顯要通過跨學科、跨行業(ye) 的協作團隊來承擔，絕非儒學學者或傳(chuan) 播學學者一己之力便可做到。對於(yu) 非黃種人，我們(men) 則要采取另外一套傳(chuan) 播方案。就方向而言，這必然還要涉及到“走出去”和“請進來”兩(liang) 個(ge) 方麵，對此同樣需要我們(men) 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確立有極強針對性的傳(chuan) 播思路，製定務實可行的傳(chuan) 播策略。有人曾提醒道：“對於(yu) 絕大多數外國人民來說，中國太過遙遠，他們(men) 仍然主要關(guan) 心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生活處境，中國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參照係。中國人民的核心關(guan) 切，很可能外國人民並不關(guan) 心。國際傳(chuan) 播應該以受眾(zhong) 需求為(wei) 導向，結合當地實際將傳(chuan) 播內(nei) 容形象化、通俗化。”[21]具體(ti) 到儒學國際傳(chuan) 播，則更是有待我們(men) 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拿出切實可行的行動舉(ju) 措。

（三）物化原則。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以實現“儒行天下”，切忌私塾先生式說教和填鴨式灌輸，切忌進行帶有極強目的性的價(jia) 值輸出。就經貿發展、科技進步的角度而言，世界是全球化的；但就文化傳(chuan) 承傳(chuan) 播的角度而言，世界是逆全球化的。故而我們(men) 才會(hui) 從(cong) 文化史的意義(yi) 上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經貿、科技全球化與(yu) 文化逆全球化的融合，必然會(hui) 帶來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文化傳(chuan) 播理應是潤物無聲的，要讓人們(men) 在不知不覺中，以寓教於(yu) 樂(le) 的方式，逐漸受到感化與(yu) 啟發。大約在2018年下半年，筆者曾與(yu) 一位借助央視平台向海外推廣中國文化的媒體(ti) 人交流，當就“當下什麽(me) 樣的中國符號最受外國人歡迎”的話題向他發問時，得到的答案是“李子柒”。這是筆者第一次聽到李子柒的名字。李子柒是以中式田園風格為(wei) 主的中國內(nei) 地短視頻創作者，據統計，截至2020年4月，她在YouTube平台上傳(chuan) 了100餘(yu) 條原創短視頻，擁有世界各國的訂閱用戶1000多萬(wan) ，視頻累計點擊量超過10億(yi) 次，高居YouTube中國區排行首位。“從(cong) 文化的多層次內(nei) 涵看，李子柒的視頻裏不僅(jin) 呈現了大量令人驚豔的典型中華文化符號和文化意向，……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文化符號、文化意象和生活場景的集合，完整而有機地呈現出一種中國式生活哲學和美學意境。”[22]這裏所提到的“中國式生活哲學和美學意境”，其本質便是一種中國文化物化呈現，或曰可視化呈現。與(yu) 單一枯燥的說教相比，通過可視化的元素把中國人的生活理想和價(jia) 值追求呈現出來，將取得事半功倍的傳(chuan) 播效果。所以說，欲取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預期效果，有必要將其生活化、趣味化，而具體(ti) 表現便是物化。比如講中庸、講謙德，我們(men) 完全可以引入先秦時代的“宥坐”之器——攲器，結合對攲器的操作，將使中庸、謙德等重要的儒家理念變得更加形象具體(ti) ，這樣便更容易為(wei) 人所理解和接受。此外，還應高度重視文物在中外人文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筆者提出一個(ge) 觀點：文物是有形的價(jia) 值觀。這就是說，任何流傳(chuan) 至今的器物，其身上必然都承載著一種精神價(jia) 值，經由此物，我們(men) 可以讀出一種曆史觀、民族觀、價(jia) 值觀、人生觀。文物無聲，卻勝似有聲，文物不失為(wei) 中國文化國際傳(chuan) 播的得力使者。

（四）雙向原則。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以實現“儒行天下”，切忌單向思維，切忌片麵引入“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的教學原則。《禮記·曲禮上》:“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按照儒家的觀點，學習(xi) 需要屈尊，學生要主動到老師那裏去求教，而不能讓老師到學生的住處去。這是一種道德、一種禮教。儒學國際傳(chuan) 播雖同樣屬於(yu) 文化傳(chuan) 播，卻並非是教學，其行為(wei) 雙方不存在尊卑高下關(guan) 係，彼此應平等相待。今日中國也已不是以“天朝上國”自居的自大狂，我們(men) 越來越趨向真誠、理性、包容。基於(yu) 這樣的認識和現實，在進行儒學國際傳(chuan) 播時，我們(men) 就應同時做好“請進來”與(yu) “走出去”的雙向規劃。“請進來”與(yu) “走出去”分屬兩(liang) 個(ge) 不同的係統，陣地一個(ge) 在中國，一個(ge) 在海外，因此必須要因人施策，因地製宜。以往我們(men) 通常隻把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理解為(wei) 單向性的“走出去”，這是很不全麵的。關(guan) 於(yu) “走出去”話題，學人已多有高見，無需多言。關(guan) 於(yu) “請進來”，倒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限於(yu) 題目，此處也隻能拋磚引玉。我們(men) 不妨從(cong) 區域的概念說起來。今日，海外人士來到中國，感受儒家思想的最佳地點，可能便是“孔孟之鄉(xiang) ”濟寧。新時代的聖人故裏，應跳出旅遊城市的單一定位，更多思考如何讓海外人士全方位體(ti) 驗儒學——不僅(jin) 僅(jin) 是走馬觀花的看，也不僅(jin) 僅(jin) 是大快朵頤的吃，更重要的是在一種“人人彬彬有禮”的空間環境中，讓人感受到、體(ti) 悟到“活”的儒學。此外，可以說，今天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都具有開放包容、熱情好客的風範和品格。基於(yu) 這樣的風範和品格，每個(ge) 城市也都有必要去主動思考如何有效進行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特別是那些作為(wei) 我國改革開放試驗田的自由貿易試驗區[23]，更應注重在頻繁的中外經貿交流合作過程中，書(shu) 寫(xie) 好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時代華章。經貿的自由，應建立在心靈的自由之上，心靈的自由有賴於(yu) 心靈的相通相契，而儒學恰在促進心靈的相通相契上獨具優(you) 勢。反過來說，經貿的自由也必將大大推動儒學的國際傳(chuan) 播。

（五）線上原則。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以實現“儒行天下”，切忌在方式方法上泥古不化、固守經驗主義(yi) ，切忌一味把“線下”當做開展工作的唯一空間。今天我們(men) 身處的是一個(ge) 互聯互通的網絡時代，新興(xing) 媒體(ti) 的社會(hui) 影響力越來越大，互聯網早已成為(wei) 各種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各種社會(hui) 輿論的放大器。網絡媒體(ti) 的發展進步,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而言，既是重大機遇，也是新的挑戰。通過互聯網新興(xing) 媒體(ti) 更好地傳(chuan) 播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理應成為(wei) 我們(men) 的一大努力方向。李子柒的成功，便是充分利用了互聯網的紅利。因此，在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中，除做好“線下”工作以外，還要高度重視“線上”工作的謀劃開展。特別是在全球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國際大背景之下，中國國際傳(chuan) 播更是進入一個(ge) 新的曆史階段，在此過程中，線上傳(chuan) 播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們(men) 認為(wei) ，儒學國際傳(chuan) 播應納入中國國際傳(chuan) 播這個(ge) 大的係統工程之中，而在具體(ti) 策劃、執行中，特別應充分考慮到線上傳(chuan) 播的實現路徑。

（六）共榮原則。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以實現“儒行天下”，切忌以自我為(wei) 中心、唯我獨尊的心理傾(qing) 向，切忌“你死我活”“有你沒我”的極端心態。自鴉片戰爭(zheng) 以來，西方之於(yu) 中國，扮演著兩(liang) 個(ge) 極其重要且相互矛盾的角色：一是老師，二是敵人。由於(yu) 我們(men) 的器物、科技、製度等處處不如人，所以欲實現國富民強，就必然要向西方學習(xi) ，拜西方為(wei) 老師，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一百年多以來，西方從(cong) 來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敵視、打壓，甚至侵略、盤剝，所以我們(men) 欲追求獨立自由，就必然要向西方開戰，視西方為(wei) 仇敵。冷戰結束以後，國際關(guan) 係掀開嶄新一頁，中國真正走向了一條開展全麵國際合作、與(yu) 各國人民和平共處的國際化之路。在這樣時代大背景下，包括西方國家在內(nei) 的一切國家，都應成為(wei) 中國的好朋友、好夥(huo) 伴。“對外傳(chuan) 播的最終目的，不是炫耀自己國家的文化與(yu) 經濟國力，而是通過文化這種方式，使別人認識你，了解你，並形成文化與(yu) 價(jia) 值上的共識。”[24]推動儒學國際傳(chuan) 播，必須要持奉一種互補與(yu) 共榮的原則，特別是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men) 仍然要積極建構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yu) 共，天下大同”之全球文化格局。全球化帶來物質同質化，但卻沒有改變文化多樣化，其所改變的隻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的相處方式。古今中外文化交流史不斷告訴我們(men) ，這種相處方式要麽(me) 是對抗的，要麽(me) 是共處的，但最終結果一定是在相輔相成中互補互鑒、共存共榮。在共榮原則指導下，有一點需特別留意，那就是我們(men) 還應主動避免將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對象做籠統化、一體(ti) 化對待，不能用統一的標準、模式、內(nei) 容、情感對一切國家和地區、一切海外人士一視同仁。但話又說回來，異中還要有同，這個(ge) “同”便是同一個(ge) 目標，即通過儒學國際傳(chuan) 播，展示一個(ge) 和平友好的中國、開放包容的中國、典雅精致的中國、獨具魅力的中國，與(yu) 世界各國人民共建美好地球。隻有如此，我們(men) 所倡導的“儒行天下”才不會(hui) 是一句空話，這樣的夢想才值得我們(men) 不斷去建構、去追求！

小結

回首過往，我們(men) 已在“儒行天下”的道路上走了很久，其中不乏經驗教訓。當下，很有必要以新視角、新方法、新路徑對既往曆史做一係統總結，在此基礎上，開展加強新時代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相關(guan) 研討，將更具實踐根基。展望未來，我們(men) 可說，在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時代大背景下，促進儒學國際傳(chuan) 播不失為(wei) 加強中國國際傳(chuan) 播能力的一個(ge) 關(guan) 鍵性領域，應當引起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關(guan) 注和討論。本文針對儒學國際傳(chuan) 播的主體(ti) 、立場、原則等問題所做的論說，就是在總結曆史和現實兩(liang) 方麵相關(guan) 實踐和理論探索的基礎上，發出的一點粗淺言論，敬請同道方家不吝賜正。

注釋：
 
[1]顏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顏炳罡說儒》，貴陽，孔學堂書局，2016年，第6頁。
 
[2]程曼麗：《大眾傳播與國家形象塑造》，載《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3期，第5頁。
 
[3]錢穆講授，葉龍記錄整理：《中國儒家與文化傳統》，載《中國學術文化九講》，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2頁。
 
[4]劉明洋、王景強：《多元與整合：中國國際傳播的新趨勢》，載《青年記者》2017年第34期，第46頁。
 
[5]陳作平：《新時代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的係統化建設》，載《對外傳播》2021年第7期，第18頁。此外，也有學者從漢語國際傳播的角度提出“傳播主體多元觀”的觀點。見李寶貴：《漢語國際傳播的“五觀”問題》，載《沈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第2期，第28-32頁。
 
[6]明確指明海外漢學家在儒學國際傳播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是受到謝清果先生的指教。專申謝忱。
 
[7]吳祚來：《對外傳播與文化焦慮》，載《對外傳播》2009年第9期，第15頁。
 
[8]吳祚來：《對外傳播與文化焦慮》，載《對外傳播》2009年第9期，第15頁。
 
[9]彭龍：《推動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際傳播》，載《對外傳播》2016年第2期，第55頁。
 
[10]周湖越：《中華優秀文化對外傳播中海外漢學家的作用》，載《傳播力研究》2019年第3期，第40頁。
 
[11]謝清果：《華夏傳播研究的初心、求索及其方向》，載《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第50頁。
 
[12]參見謝清果：《文明共生論：世界文明交往範式的“中國方案”——習近平關於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重要論述的思想體係》，載《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3期，第72-83頁；謝清果：《共生交往觀的闡揚——作為傳播觀念的“中國”》，載《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1期，第5-13頁；謝清果、徐瑩：《建構人類溝通共同體的理論依據、可能路徑及其價值取向》，載《傳媒觀察》2019 年第6期，第46-54+2頁。
 
[13]周有光語。見常強編著：《孔子學堂微訪談》，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5頁。
 
[14]佘遠富、莫凡：《儒家學說的國際傳播：回顧及啟示》，載《學海》2020年第6期，第66頁。
 
[15]《論語·衛靈公》。
 
[16] 許嘉璐：《未央三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84頁。
 
[17]佘遠富、莫凡：《儒家學說的國際傳播：回顧及啟示》，載《學海》2020年第6期，第66頁。
 
[18] 許嘉璐：《未央三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1頁。
 
[19]張璠：《全麵把握儒學國際傳播跨界特征》，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5月22日第006版。
 
[20]程曼麗：《大眾傳播與國家形象塑造》，載《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3期，第8頁。
 
[21]彭濤、何雯雯、張琳曦：《後疫情時代中國國際傳播的機遇、挑戰和實踐路徑》，載《對外傳播》2021年第2期，第33頁。
 
[22]潘皓、王悅來：《短視頻敘事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以YouTube平台李子柒短視頻為例》，載《中國電視》2020年第10期，第92頁。
 
[23]截止到本文止筆之時（2021年8月底），中國共設有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24]吳祚來：《對外傳播與文化焦慮》，載《對外傳播》2009年第9期，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