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談香港新征程發展

作者：田飛龍

來源：中評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六月廿三日乙亥

          耶穌2022年7月21日

田飛龍

中評社香港7月21日電（記者 林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zhuan) 訪，就國家主席習(xi) 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進行了深度解讀並就香港新征程中的具體(ti) 發展問題給出瞭解答和建議。期間，田飛龍深入分析了“一國兩(liang) 製”必須長期堅持這一重大曆史論斷的核心意涵，“四個(ge) 必須”對“一國兩(liang) 製”未來在港實踐的重要指導意義(yi) ，“一國兩(liang) 製”香港經驗對台灣方案的重要啟示。同時，他也解答了新時代新征程中香港社會(hui) 應具備怎樣的“兩(liang) 製”觀，愛國者治港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應具備什麽(me) 樣的國家觀和國際觀，中央治港思維有何轉變，行政與(yu) 立法之間的關(guan) 係變化等問題。此外，他還就香港如何實現由治及興(xing) 、如何實現良政善治、如何解決(jue) 民生難題、如何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如何發揮“一國兩(liang) 製”獨特優(you) 勢為(wei)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現進程做出特殊貢獻等問題提出了具體(ti) 建議。

田飛龍，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憲法與(yu) 政治理論、行政程序法、港澳基本法與(yu) 涉外法治等。著有《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香港新秩序——國安與(yu) 民主的雙重變奏》《香港政改觀察：從(cong) 民主與(yu) 法治的視角》《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等多本著作。

以下是田飛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zhuan) 訪的問答全文：

“一國兩(liang) 製”必須長期堅持釋放重大信號

中評社記者：國家主席習(xi) 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一國兩(liang) 製”必須長期堅持的重大論斷。請問您如何理解這一曆史論斷的核心意涵？您認為(wei) ，對香港未來有何深遠影響？

田飛龍：習(xi) 主席作出這樣的論斷，實際上是有背景和原因的。過去一些年，香港發生了非常大的社會(hui) 變化和製度變化，其中非常顯著的方麵是國家的權威和權力大大地增強；“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部香港人原來所理解的民主傳(chuan) 統、習(xi) 慣性的自由、與(yu) 國家之間的距離感、相對內(nei) 地的優(you) 越性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些巨變麵前，社會(hui) 上對“一國兩(liang) 製”50年不變也出現了一些質疑聲音和信心不足的現象。因此，習(xi) 主席在25周年時間節點上，提出“一國兩(liang) 製”長期堅持，一方麵是釋放了中央對“一國兩(liang) 製”堅定支持的信號，穩定人心；同時也在繼續鼓勵香港去承擔聯係中國內(nei) 地與(yu) 世界體(ti) 係的樞紐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習(xi) 主席在講話中沒有用確數如50年或50年以後，而是直接用了“長期”，這讓人們(men) 對“一國兩(liang) 製”的堅持以及長遠發展會(hui) 更加有信心，也表明隻要“一國兩(liang) 製”能夠行穩致遠，中央對“一國兩(liang) 製”的長期堅持立場不會(hui) 有任何改變。我們(men) 也注意到，他在講話中提到“這樣好的製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這意味著“一國兩(liang) 製”會(hui) 跨越50年，50年之後還會(hui) 得到堅持。當然，這個(ge) 堅持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是一個(ge) “好製度”。它如何是一個(ge) 好的製度呢？這就要堅持初心，然後在發展當中、在應對風險挑戰中不斷完善發展。因為(wei) 僵化的製度顯然不是好製度，“一國兩(liang) 製”要適應時代的發展，要始終服務於(yu) 香港繁榮穩定以及國家的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

田飛龍出席“日曆上的香港·慶祝回歸25周年暨‘一國兩(liang) 製’知識台曆編纂學術研討會(hui) ”並致辭

“一國兩(liang) 製”要始終表現為(wei) 一個(ge) 好製度，才能夠長期堅持，才不會(hui) 找到任何理由去做根本性的改變。這樣一個(ge) 內(nei) 在的製度邏輯，通過此次講話清晰地展現給了香港社會(hui) 和國際社會(hui) 。這樣的論斷不僅(jin) 能夠穩定人心、穩定社會(hui) ，而且對於(yu) 香港承擔在十四五規劃中的“八大中心”功能，對於(yu)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於(yu) 全球投資者與(yu) 中國市場的互聯互通都是重大利好消息。

“四個(ge) 必須”體(ti) 現法理和法治思想高度

中評社記者：習(xi) 主席對“一國兩(liang) 製”在港實踐經驗和啟示進行了規律性總結並提出了“四個(ge) 必須”，您認為(wei) 這“四個(ge) 必須”對“一國兩(liang) 製”未來在港實踐有何重要指導意義(yi) ？

田飛龍：四個(ge) 必須是習(xi) 主席在十八大以來持續思考、指導中央治港以及香港發展過程中，不斷提煉總結出來的規律性經驗。從(cong) 我專(zhuan) 業(ye) 的角度來講，實際上是“一國兩(liang) 製”的法理體(ti) 係，四個(ge) 必須有統籌兼顧、重點突出、主次分明而有效展開，這樣香港“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才能夠建立健全、行穩致遠。這四個(ge) 必須有一些是以前政策論述當中已經提過的，也有一些很有新意，主要體(ti) 現在法理和法治思想高度，習(xi) 主席對“一國兩(liang) 製”規律的準確把握。

其中，最關(guan) 鍵的一點是突出“一國”的權威性。在以往處理“一國”和“兩(liang) 製”關(guan) 係中比較疏於(yu) 表達或是不夠聚焦，而這一次則突出“一國”的中心地位和聚焦性。習(xi) 主席講到“一國兩(liang) 製”方針中，“一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最高原則，基於(yu) 這個(ge) 最高原則：一方麵可以解釋和正當化十八大以來中央積極有為(wei) 治理香港的一切決(jue) 策和立法；另一方麵也能夠矯正“一國兩(liang) 製”法理體(ti) 係當中偏重“兩(liang) 製”而疏於(yu) “一國”的偏頗，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未來發展確立正確的法理指導原則。

習(xi) 主席在第二個(ge) 必須裏提到，全麵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相統一，這就是“兩(liang) 權結合論”。“一國兩(liang) 製”要想健全，要想達到良政善治，就要善於(yu) 將全麵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此次論述中還具體(ti) 突出了全麵管治權是高度自治權的源頭，這也有利於(yu)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在憲法、基本法構成的憲製秩序中各盡其職、相互配合，共同承擔起治港的重任。

第三個(ge) 必須講到落實愛國者治港。那麽(me) ，愛國者治港在法治意義(yi) 上有何功能？它實際上是作為(wei) 香港高度自治權如何自我構成的一個(ge) 指導性原則，即基於(yu) 授權而產(chan) 生的香港高度自治權的體(ti) 係，其運行是有一個(ge) 規範邊界或是要求的，那就是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如果香港的自治權任何一個(ge) 分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不能夠落實愛國者治港，就會(hui) 偏離“一國兩(liang) 製”的軌道，造成香港管治權的變形走樣或者說不安全。因此，愛國者治港用來指導高度自治權構成運作，而且還會(hui) 深刻影響到香港未來管治體(ti) 係和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的內(nei) 在變革。

第四個(ge) 必須指向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you) 勢。這是“一國兩(liang) 製”能夠發揮其服務香港、服務國家戰略作用的基礎性條件。所以，任何關(guan) 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討論、決(jue) 策、立法和改革都始終有一個(ge) 測試的標準和出發點，即它是否有助於(yu) 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you) 勢。如果是要削弱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you) 勢，相應的改革就不符合“一國兩(liang) 製”的要求。因此，這個(ge) 也是對中央管治權和香港自治權提的一個(ge) 約束性條件。

田飛龍出席第二屆“攜手圓夢”兩(liang) 岸同胞交流研討活動

“一國兩(liang) 製”關(guan) 係和觀念要正本清源

中評社記者：長期以來，香港社會(hui) 一直存在對“一國”與(yu) “兩(liang) 製”之間的主從(cong) 關(guan) 係認知混淆。您認為(wei) ，在牢固樹立“一國”原則之後，今後應該如何平衡“兩(liang) 製”之間的關(guan) 係？如何更好地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yi) 製度，甚至是吸取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成功經驗以解決(jue) 舊製度難以解決(jue) 的社會(hui) 問題？在新時代新征程中，香港應該樹立一個(ge) 怎樣的“兩(liang) 製”觀？

田飛龍：“一國兩(liang) 製”以往分開來講比較多，特別是在香港社會(hui) 和國際社會(hui) 範疇習(xi) 慣假定資本主義(yi) 製度是優(you) 越、進步和需要被維持、被學習(xi) 的，而內(nei) 地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是有局限的、不夠現代化的，是需要改革開放，對標香港進行針對性改變的。因此，“一國兩(liang) 製”長期給人的一個(ge) 感受或者心理暗示就是“兩(liang) 製”中，香港“一製”優(you) 越，而內(nei) 地“一製”不優(you) 越。在這樣的認知下，就會(hui) 產(chan) 生一種對“一國兩(liang) 製”整體(ti) 及其發展趨勢的誤解、誤判，就會(hui) 誤以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的走向是大陸的“香港化”。甚至通過這樣的一個(ge) 模式，引導中國內(nei) 地走向一個(ge) 資本主義(yi) 的發展道路，這顯然是完全不符合“一國兩(liang) 製”初衷的。因為(wei) 鄧小平先生在設計“一國兩(liang) 製”時明確講到“一國兩(liang) 製”50年不變，最重要的不變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主體(ti) 製度不變，因此“一國”和“兩(liang) 製”之間的主從(cong) 、源流關(guan) 係必須要正本清源、撥亂(luan) 反正。

習(xi) 主席在此次講話中講得很清楚，特別是在第一個(ge) 必須中提到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黨(dang) 的領導是一國核心的法權要素，香港社會(hui) 必須要尊重和維護。這實際上是對“一國兩(liang) 製”中以前一些模糊的錯誤觀點加以批駁，澄清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越性和本體(ti) 性。過去，香港長期存在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二元對立，他們(men) 愛文化中國、不愛政治中國。同時，也有民主中國論，他們(men) 愛中國是為(wei) 了將來中國民主化，如果不是民主中國就不愛。這些政治思潮和言論，其實長期影響到香港人的國家認同，以及愛國愛港社會(hui) 政治基礎的鞏固。此外，還有香港一些團體(ti) 和個(ge) 人提出的民主反共論，民主是為(wei) 了反共，反共是為(wei) 了追求民主。這些其實不符合“一國兩(liang) 製”初衷和基本原則。因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的一國部分，是中國憲法界定的具體(ti) 的“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依據憲法規定，黨(dang) 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最本質的特征，因此愛國和尊重黨(dang) 的領導在中國憲法上是一體(ti) 的，在“一國兩(liang) 製”範疇也是一體(ti) 的。講清楚這些法理的內(nei) 在邏輯之後，香港社會(hui) 以往一些蠱惑人心的宣傳(chuan) 話術、政治運動中的歪理邪說就可以進一步被清理了，而愛國者治港社會(hui) 共識和社會(hui) 政治基礎就可以得到係統性的修複和鞏固，這對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正本清源和行穩致遠非常關(guan) 鍵。

隨著中國的發展，隨著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優(you) 越性的多方麵展現，特別是現在中國已經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中國在全球治理和人類和平發展中的地位、作用越來越大，中國已經不是這個(ge) 全球規則體(ti) 係的簡單參與(yu) 者，而是變成了規則體(ti) 係的維護者甚至是製定者。隨著這個(ge) 角色的轉換，社會(hui) 主義(yi) 優(you) 越性的一些觀念、製度、政策要素是完全有資格名正言順地輸入到香港的“一製”中，用來檢討、克服和解決(jue) 香港資本主義(yi) 體(ti) 係固有的一些矛盾缺陷，包括社會(hui) 公平問題、住房問題、青年發展問題、愛國認同問題，甚至是疫情防控等。其實，這些方麵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都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解決(jue) 方案。我注意到，近期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下也開始研究借鑒內(nei) 地健康碼的方法。這背後其實能夠反映出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hui) 開始正麵積極地理解社會(hui) 主義(yi) “一製”的優(you) 越性和治理成效，並且結合香港的實際作出一些引入和借鑒。

我認為(wei) ，這是“一國兩(liang) 製”關(guan) 係裏非常重要的觀念革命。“兩(liang) 製”裏麵不再人為(wei) 地假定香港“一製”就是完美無缺的，而是實事求是地科學認知兩(liang) 製的差異，然後根據解決(jue) 問題的需要靈活選擇兩(liang) 製當中合理的要素。香港的製度元素好，內(nei) 地可以學習(xi) ；內(nei) 地的製度元素好，香港也可以學習(xi) 。這就推動了“一國兩(liang) 製”走向內(nei) 部良性互動、深度交流和學習(xi) 的新階段，而不是以往那種井水不犯河水、心理對抗、製度阻隔的那個(ge) 階段。這種新階段或新時代的兩(liang) 製觀，牢牢立足於(yu) “一國”的框架，然後實事求是地去分析、運用兩(liang) 製的求同存異，從(cong) 而共同促進良性發展，這對香港、對國家的發展都會(hui) 更加有利。

田飛龍出席“重啟23條立法---健全國安法網學術座談會(hui) ”

“一國兩(liang) 製”香港經驗對台灣方案有三點重要啟示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在港25年的實踐經驗，為(wei) 下一步探索“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帶來哪些重要啟示？

田飛龍：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ge) 問題。“一國兩(liang) 製”是國家決(jue) 策，覆蓋到港澳台三地，所以它的專(zhuan) 利或是版權屬於(yu) 中央。港澳是個(ge) 試驗田，其中最有原創性和挑戰性的是香港這塊試驗田。

香港回歸25周年的經驗對“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的思考非常關(guan) 鍵。“一國兩(liang) 製”是一個(ge) 新事物，需要在探索實踐中不斷豐(feng) 富發展自己，所以25年的經驗有正麵也有負麵。從(cong) 主要經驗麵向來看，對台灣方案的啟示主要有三個(ge) 方麵：一是要高度突出“一國兩(liang) 製”是一個(ge) 整體(ti) ，在做方案設計時要將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放在首位作為(wei) 最高原則，這是習(xi) 主席總結香港25年經驗得出來的，也可以應用到“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中。因為(wei) 將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wei) 最高原則，就不會(hui) 出現對地方過度授權以及中央管治權太過節製的不予行使，否則不利於(yu) “一國兩(liang) 製”成為(wei) 一個(ge) 有機的製度整體(ti) ，也不利於(yu) 國家必要的權威和權力在地方紮根，更不利於(yu) 地方產(chan) 生國家基本認同和支持。因此，一國的法理權威和製度性權力，必須要做到周全的謀劃和配置，這樣“一國兩(liang) 製”才能行穩致遠。

二是要將中央的統一領導和全麵管治，與(yu) 地方的高度自治以及地方所承擔的國際角色有機結合。“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安排，在滿足維護國家主權條件下可以充分靈活化，以保障和促進地方已有的地位和優(you) 勢作為(wei) 一個(ge) 製度評判的標準。同樣，台灣方案也要以保障台灣的獨特地位和優(you) 勢作為(wei) 出發點、落腳點，製度的設計可以充分靈活，根據台灣所具有的優(you) 勢，如在國際產(chan) 業(ye) 鏈、“一帶一路”貿易體(ti) 係以及一些核心產(chan) 業(ye) 、文化交流功能等方麵，可以在授予自治權上做相應的設計和保障，這樣更能符合“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智慧，以及所追求的立體(ti) 功能。

三是人心回歸要久久為(wei) 功，而且要盡早入手，不能拖延到後麵。人心涉及到教育，教育是源頭；涉及到青年，要抓好下一代；涉及到社會(hui) 公平分配，因為(wei) 一項社會(hui) 製度或是一種治理體(ti) 係如果不能對最不利者提供改進的製度安排，這個(ge) 社會(hui) 就會(hui) 分裂對立、產(chan) 生衝(chong) 突、產(chan) 生暴亂(luan) ，這是全世界普遍的規律。因此，人心的回歸要從(cong) 教育、青年和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這些主要方麵來做周全的方案思考。台灣原有的製度有助於(yu) 這些目標實現的要保留，不利的要去除，而有些新的製度則要訂立，以便確保方案本身要比香港經驗更加係統化，更能夠切合台灣實際需要，台灣與(yu) 外部世界交往的需要，以及台灣融入國家大局的需要。台灣方案要在香港經驗基礎上做一些增量性的建構，以便“一國兩(liang) 製”台灣方案更加科學，更加能夠回應各方的關(guan) 切訴求，也更加能夠接地氣，然後行穩致遠。

田飛龍在香港中評社總部會(hui) 議室舊照

四點希望可以作為(wei) 特區政府施政綱領和目標

中評社記者：當前，香港正處在由治及興(xing) 的新階段，習(xi) 主席提出了四點希望。您認為(wei) ，新一屆特區政府應該如何落實習(xi) 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站在新的出發點上，您對香港如何實現由治及興(xing) 有何建議？

田飛龍：習(xi) 主席這一次講話有兩(liang) 個(ge) 功能，一個(ge) 功能是對25周年“一國兩(liang) 製”香港經驗進行最權威的總結；另外一個(ge) 功能是以國家主席身份在就職典禮上對特區政府新一屆官員現場指導，四點希望反映了國家主席對香港監督指導的憲製性功能。我認為(wei) ，四點希望可以作為(wei) 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綱領，進行有重點依法施政最權威的參考框架。這四點希望前後是有邏輯關(guan) 係的，把治理、發展、民生以及社會(hui) 穩定都包括在裏麵了。

第一點講到的是提高治理水平。這是愛國者治港的深層次目標。愛國者治港基本目標是實現管治者的忠誠，如果不愛國就不能夠進入管治架構，這一點通過選舉(ju) 製度改革以及三場全港性選舉(ju) ，並且通過對特區官員提出愛國者要求已經基本實現了。可以說，這一屆特區政府就愛國成色上而言顯然是最高的，但他們(men) 能否賢能有為(wei) ？他們(men) 占據更多的席位以及權力崗位，能否比以往特區政府做得更好？這是一個(ge) 實質性的考驗。習(xi) 主席在講治理水平部分其實微言大義(yi) 地提出了特區政府如何組織自己的班子、如何監督學習(xi) 、如何提升國家視野和國際視野，如何塑造成一個(ge) 積極有為(wei) 的政府，改變管治哲學、服務香港、服務國家。這是特區政府的必修課，也是一個(ge) 硬門檻。做得好會(hui) 繼續得到市民和中央的信任，做不好就要能上能下，賢能者上、非賢能者下，這將會(hui) 成為(wei) 香港管治者麵臨(lin) 的一個(ge) 常態化考驗機製。

對香港來說，發展始終是硬道理。過去十年社會(hui) 的衝(chong) 突、新冠疫情影響，再迭加中美衝(chong) 突對香港的連鎖波及效應，香港確實錯失了一些發展的機會(hui) ，包括大灣區戰略中香港融入發展也有一些欠缺的功課。因此，在融合發展和新的全球化發展雙重維度中，如何展現香港的地位和優(you) 勢，轉化香港的產(chan) 能和動能，是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特區政府必須要跟產(chan) 業(ye) 界以及社會(hui) 民眾(zhong) 同心同德，去尋找香港再出發的一個(ge) 發展大計。其中，我認為(wei) ，新發展的指導性框架是十四五規劃的八大中心，它的重要抓手是北部都會(hui) 區創新科技產(chan) 業(ye) 的新興(xing) 發展。這背後需要的動能或是有利背景，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框架，尤其是從(cong) 去年以來推出的三個(ge) 引擎性方案：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要利用好粵港澳大灣區、利用好北部都會(hui) 區、利用好愛國者治港，形成以結果為(wei) 目標的新的一種管治哲學和管治風格，來促進香港新一輪的發展。

關(guan) 於(yu) 排解民生憂難這一點，既是人心回歸工程，也是社會(hui) 正義(yi) 工程。這對李家超政府來說，是必須要立即著手去做的。至於(yu) 如何破局、如何通過民生來凝聚民眾(zhong) 信心，凝聚民眾(zhong) 對政府和體(ti) 製的信任與(yu) 認同，是必須要交出的答卷。

最後一個(ge) 希望是社會(hui) 和諧穩定，實際上是社會(hui) 和解與(yu) 團結。就是你所有美好的目標都需要人心齊整、人心團結。這個(ge) 是針對當前香港社會(hui) 經曆了很多衝(chong) 突和事件之後，導致社會(hui) 群體(ti) 有所撕裂，人們(men) 經常表現出迷茫，移民現象也提示了這樣一種危險征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hui) 能否實現和解和團結，是對新一屆政府很大的挑戰。但和解不等於(yu) 放棄法治原則進行無條件的赦免。

我認為(wei) ，這四點希望都可以展開作為(wei) 特區政府非常具體(ti) 的施政綱領和目標，要以前所未有的積極有為(wei) 方式去製定政策並且有效執行。另外，在新的出發點上，香港要實現由治及興(xing) 就要背靠祖國的優(you) 勢，利用好融入發展的機遇，激發香港社會(hui) 團結力和創造力，從(cong) 過去的過度政治化陷阱中走出來，整個(ge) 社會(hui) 矯正價(jia) 值觀，建立社會(hui) 性和製度性信任。從(cong) 目前條件看來，香港由治及興(xing) 還是有非常良好的基礎和前景的。

田飛龍接受新聞聯播采訪

中央治港思維發生階段性變化

中評社記者：我們(men) 注意到，相比五年前，習(xi) 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不僅(jin) 篇幅更大，而且更加明確。您如何看待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加強指導性？您如何看待近年來中央在治港思維上的轉變？

田飛龍：中央治港思維確實是有了階段性變化，從(cong) 原來的井水不犯河水，到後來的有所作為(wei) ，到現在的積極作為(wei) 。這個(ge) 階段性變化也反映了中央對於(yu) 在“一國兩(liang) 製”中應當承擔何種角色、作用，有了更加科學完整的認知。特別是習(xi) 主席在四個(ge) 必須中提到全麵管治權要和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就能理解中央為(wei) 何會(hui) 對特區政府提出這麽(me) 細致而且直接可用的指導意見了。這些年“一國兩(liang) 製”製度的內(nei) 涵以及法理觀念有了很大的變化，對特區政府來說短時間內(nei) 適應和運用好有一定的難度，所以客觀上也需要中央進行持續性的指導。

習(xi) 主席的指導是一個(ge) 來自最高領導人的示範性指導，中央涉港部門還應當在今後特區政府的工作中保持一個(ge) 持續性指導，以便特區政府能夠準確地理解和運用“一國兩(liang) 製”來實現香港的良政善治。

田飛龍參加國新辦組織的涉港問題記者會(hui)

管治者忠誠度和能力是香港良政善治關(guan) 鍵

中評社記者：習(xi) 主席寄希望於(yu) 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著力提高治理水平。在您的觀察看來，過去25年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存在哪些突出問題？您認為(wei) ，香港要實現良政善治，特區政府應從(cong) 哪些方麵努力？

田飛龍：香港回歸25年政府管治長時間出現的主要問題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管治者忠誠長期存在赤字、有欠賬，也就是愛國者治港沒有落到實處，導致特區政府裏有很多人身在曹營心在漢、三心二意或是兩(liang) 麵派。這使得回歸以來無論是政治問題的處理，還是政策問題、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問題的處理都存在很多欠賬，社會(hui) 越來越衝(chong) 突撕裂，政府施政的效能低下，該解決(jue) 的問題不能解決(jue) ，然後橫生枝節、內(nei) 耗嚴(yan) 重。管治者不夠忠誠也直接帶來了兩(liang) 個(ge) 後果：一是“一國兩(liang) 製”在全麵準確實施上留下了很多欠賬功課；二是因為(wei) 社會(hui) 民怨沸騰、無法得到有效回應和解決(jue) ，導致社會(hui) 運動越來越激進，製度性的信任越來越走低。

另一方麵是管治者的能力問題。能力問題有兩(liang) 個(ge) 核心指標：一是素質或是知識視野，二是主觀態度或是責任倫(lun) 理。對於(yu) 特區政府很多高官而言，習(xi) 慣於(yu) 接受港英公務員的消極管理模式，就是說打好一份工，隻要符合法律規定要求就可以，不會(hui) 積極地去麵對危機、作出決(jue) 斷，然後製定政策進行執行。同時，他們(men) 在知識視野上也過多的局限於(yu) 香港本地，以及他們(men) 所理解和習(xi) 慣的西方政治理論和行政理論，對“一國兩(liang) 製”中的一國政治行政的文化、習(xi) 慣、製度以及如何跟國家打交道，如何理解國家戰略，如何理解中國與(yu) 世界的變化關(guan) 係，缺乏一種知識上有效的把握和轉化，常常顯得跟不上國家節奏，喪(sang) 失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性機遇。以上這兩(liang) 個(ge) 方麵是香港回歸以來管治上存在的比較大的問題，大的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hui) 產(chan) 生內(nei) 部的混亂(luan) ，而且政府無法有效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也會(hui) 形成對國家的疏離，甚至出現一種本土分離主義(yi) 傾(qing) 向，這都有政府管治責任在裏麵。

至於(yu) 如何實現良政善治，第一是要確保愛國者治港落到實處，管治者忠誠要基本實現，而且要在製度上持續性保障；第二是要著力全方位提升管治者的能力，包括其知識視野、責任擔當意識。這方麵顯然要在招錄公務員的時候，提高他們(men) 的法律素質、國家知識水平。同時，要增加一些香港公務員來內(nei) 地進行交流掛職或是培養(yang) 課程，讓他們(men) 善於(yu) 從(cong) 完整的“一國兩(liang) 製”來認知香港，而不是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香港的視野。我也注意到特區政府已經開展了一些有關(guan) 工作，但覆蓋麵應該更寬一點，有關(guan) 課程培訓項目也可以更加深入一點以保證切實產(chan) 生成效。

田飛龍

解決(jue) 民生問題官民互信、社會(hui) 團結也能連帶解決(jue)

中評社記者：過去25年，雖然香港經濟保持繁榮穩定，但民生方麵的深層次矛盾始終懸而未決(jue) 。習(xi) 主席也提出要切實排解民生憂難，您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如何解決(jue) 民生難題有何建議？

田飛龍：民生難題是全世界尤其資本主義(yi) 發達社會(hui) 普遍存在的問題，因為(wei) 資本主義(yi) 發展的一個(ge) 特點就是貧富分化會(hui) 不斷加大，少部分富人和大部分貧困民眾(zhong) 共處一個(ge) 體(ti) 製之下產(chan) 生矛盾，這個(ge) 矛盾嚴(yan) 格來講屬於(yu) 階級矛盾。畢竟社會(hui) 主義(yi) 是“一國兩(liang) 製”的主體(ti) 製度，政府要承擔解決(jue) 民生疾苦的責任。這在“一國兩(liang) 製”下的內(nei) 地是不成問題的，關(guan) 鍵是特區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意願和能力去排解民生憂難。我覺得在政治文化上的轉變已經基本完成，這些年不斷通過中央對特區政府的指導，包括有些中央領導人直接提出香港住房問題、青年發展問題等。來自中央的監督指導意見，可以推動特區政府轉變其管治思維，催生其責任感與(yu) 行動力。

對新一屆特區政府而言，民生議題在競選綱領中非常突出，民生答卷已經成為(wei) 全社會(hui) 的普遍期待。這種普遍期待必須轉化為(wei) 特區政府優(you) 先交出的施政答卷，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和合法性才能得到確認和增強。實際上，以往的一些思路和政策還是有效的，隻不過在執行中打了折扣，有了很多阻力。新一屆特區政府要排除這些困難，真正做到以結果為(wei) 目標，然後逐項解決(jue) 、早期收獲，讓民眾(zhong) 切切實實地看到解決(jue) 民生問題的成效、政府的決(jue) 心，以及要建立他們(men) 期望和希望的具體(ti) 框架，這樣民生問題就能一步步得到解決(jue) 。經由民生問題的解決(jue) ，官民之間的互信、社會(hui) 團結就能連帶得到解決(jue) 。

田飛龍

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新政表現已有新意

中評社記者：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已經上任半個(ge) 多月，您對他們(men) 這段時間來的表現有什麽(me) 樣的觀察？

田飛龍：我覺得半個(ge) 月的新政已經有一些新意了。首先，特區政府能夠將自己的聚焦點放在民眾(zhong) 關(guan) 切的事項上，比如在疫情防控和通關(guan) 上，明顯可以看到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始研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管控本地疫情、探討通關(guan) 方案。通關(guan) 問題實際上和民生問題的解決(jue) 也有關(guan) 係，不能通關(guan) 已經累及了香港很多人的日常生計、生活願景，還有融入大灣區所帶來的希望和收益，因此通關(guan) 也變成了民生工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推動控製疫情和通關(guan) 是做對了方向。

其次，特區政府在有關(guan) 不同議題之間的處理先後順序上也能夠有合理的理解和安排。比如在23條立法上，李家超理解到立法會(hui) 影響到香港與(yu) 國家關(guan) 係、香港民眾(zhong) 的安全感和自由權利，以及香港與(yu) 國際之間的關(guan) 係，所以表現出了謹慎立法的態度，然後研究如何使這部法律根據國際形勢變化適時地推出。這是非常謹慎的，兼顧了安全法治的建設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國際聯係之間的關(guan) 係。這已經顯示出特區政府在做重大決(jue) 策時，具備了一定的國家視野和國際視野。

再者，愛國者治港開始在政府的指導和推動下，得到香港社會(hui) 越來越多人的理解。從(cong) 曆史教育、社會(hui) 文化等方麵一些領域改革的有序展開，可以看到特區政府也很重視愛國者治港的文化基礎和社會(hui) 基礎打造。在這方麵穩紮穩打地推動下去，由治及興(xing) 的內(nei) 功會(hui) 練得比較好，基礎會(hui) 比較紮實，不至於(yu) 因為(wei) 推動單一目標而導致係統性失衡，顯示出新一屆特區政府重點突出、穩健有為(wei) 的特點。

田飛龍

行政立法關(guan) 係不能祗有和諧必須要做到配合和製衡相統一、相結合

中評社記者：立法會(hui) 日前舉(ju) 行首次“前廳交流會(hui) ”，特首李家超率領6名正副司長以及特首辦主任與(yu) 一眾(zhong) 議員會(hui) 麵。您如何看待行政與(yu) 立法之間的關(guan) 係變化？

田飛龍：新選製下立法會(hui) 變成愛國者立法會(hui) ，特區政府變成了愛國者特區政府，因此一群共同的愛國者之間如何依據基本法分擔立法和行政的職能，這是一個(ge) 新課題。之前的立法會(hui) 和特區政府的關(guan) 係不是這樣的，而是陷入了一種惡意拉布造成的對抗旋渦和僵局，現在的行政立法關(guan) 係理順了，變成良性的，立法會(hui) 積極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但同時也對立法會(hui) 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立法會(hui) 如何增強對政府的監督能力？如何在監督政府以及製定政策的時候體(ti) 現專(zhuan) 業(ye) 性與(yu) 政策水準？

行政立法關(guan) 係不能祗有和諧、一團和氣的一麵，它還需要依據基本法各司其職的另一麵。要顯示出立法對行政的監督，因為(wei) 立法代表民意，有民主基礎、民主代議的憲製性功能。這些實質性的方麵包括新立法會(hui) 議事能力、監督能力，以及贏得社會(hui) 民眾(zhong) 關(guan) 注和信任的能力，要逐步地去形成。新的立法行政關(guan) 係必須是雙向的，既有配合又有製衡，不能隻講配合、不講製衡，隻講配合就變成了橡皮圖章，會(hui) 喪(sang) 失基本法所授予的憲製性功能。香港立法會(hui) 也會(hui) 失去民心。因此，行政立法關(guan) 係必須做到配合和製衡相統一、相結合。

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國家觀和國際觀

中評社記者：習(xi) 主席在希望中提出，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cong) 大局和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您認為(wei) ，愛國者治港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應該具備什麽(me) 樣的國家觀和國際觀？

田飛龍：國家觀問題在習(xi) 主席講的四個(ge) 必須中的前兩(liang) 個(ge) 比較突出顯示出來，國家觀就是要理解到“一國兩(liang) 製”是以國家為(wei) 本的國家頂層戰略和頂層決(jue) 策，認識到“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理性是國家對地方高度自治授權與(yu) 地方對國家持續貢獻的理性結合。在這樣一種國家理性的公式中去理解“一國兩(liang) 製”、理解香港角色，就有了一個(ge) 基本正確的國家觀。如果要有更高的國家觀，就要從(cong) 國家曆史政治體(ti) 製以及戰略的角度形成一個(ge) 完備的國家知識體(ti) 係。

國際觀就是要對中國與(yu) 西方之間的關(guan) 係以及香港歸屬有清晰的定位。一方麵，香港當然是國際化大都市，聯通國家與(yu) 西方的體(ti) 係；另一方麵，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具有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自身內(nei) 涵，中國的發展就是世界發展的一部分，所以對大灣區、一帶一路要積極理解和參與(yu) ，要對西方體(ti) 係的霸權性質、價(jia) 值觀的偏頗有一定批判視野，這樣才能形成一個(ge) 平衡的國際觀。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關(guan) 鍵在地產(chan) 霸權和產(chan) 業(ye) 改革

中評社記者：習(xi) 主席表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hui) 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您認為(wei) ，下一步香港可以在哪些方麵進行改革？

田飛龍：我認為(wei) ，這其實是對香港社會(hui) 改革發展的指導和期待。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主要指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香港地產(chan) 霸權對住房正義(yi) 、社會(hui) 分配的捆綁，這個(ge) 必須要進行鬆綁並且進行問題的解決(jue) ，用社會(hui) 正義(yi) 回擊地產(chan) 霸權，推動特區政府對社會(hui) 分配承擔更加積極、有效的責任。

二是產(chan) 業(ye) 改革。目前香港社會(hui) 產(chan) 業(ye) 體(ti) 係不夠完整，而且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也遇到了困境，長期依靠金融業(ye) 等一些少數產(chan) 業(ye) 來支撐，使得香港競爭(zheng) 力和整個(ge) 社會(hui) 各階層的受益麵變窄、變弱。因此，產(chan) 業(ye) 政策上要突圍、突破，要打破既有產(chan) 業(ye) 利益的一些束縛，那就要形成新的產(chan) 業(ye) 抓手。新的產(chan) 業(ye) 抓手非常突出的一個(ge) 領域就是創新科技，要通過整個(ge) 創新科技的新興(xing) 發展來激活香港社會(hui) 的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培養(yang) 一大批人才、吸引一大批人才，形成一大批優(you) 質的高科技企業(ye) ，然後通過創新科技產(chan) 業(ye) 對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形成香港新的增長優(you) 勢。

香港越能為(wei) 民族複興(xing) 做貢獻“一國兩(liang) 製”越有活力、越不會(hui) 變

中評社記者：習(xi) 主席在講話中也特別強調，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you) 勢。您認為(wei) ，香港未來應該如何充分發揮“一國兩(liang) 製”獨特優(you) 勢，為(wei)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進程做出特殊的貢獻？

田飛龍：這其實就是在講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香港所長的部分是容易去理解和尋找的。去年9月份特區政府發布了回歸以來第一份香港營商環境報告，裏麵講到香港三層次優(you) 勢：固有優(you) 勢、法治優(you) 勢和背靠國家的優(you) 勢。

從(cong) 中央規劃文件角度來講，十四五規劃所列出的八大中心定位也包含了香港的固有優(you) 勢和新發展優(you) 勢。這個(ge) 時候從(cong) 中央到特區政府層麵就要進行對標性地謀篇布局，即如何把這些獨特優(you) 勢和地位保持好，用香港的優(you) 勢和地位去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發展事業(ye) ，這就非常經典地詮釋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內(nei) 在邏輯。

通過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you) 勢來持續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而國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現在被整合成一個(ge) 更大的概念叫“民族複興(xing) ”。香港的“一國兩(liang) 製”獨特優(you) 勢如何服務民族複興(xing) ，這也是習(xi) 主席七一講話落腳之處提出的一個(ge) 定位和期待：要把香港的“一國兩(liang) 製”放在民族複興(xing) 的偉(wei) 大進程中去定位、去發展。所以，香港不能隻想著自己的利益，還要想著如何為(wei) 民族複興(xing) 做貢獻。香港越能夠用自己的獨特地位和優(you) 勢為(wei) 民族複興(xing) 做貢獻，香港“一國兩(liang) 製”就越具有正當性，越能夠充滿活力，“一國兩(liang) 製”長期堅持不變也就具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本專(zhuan) 訪為(wei) 香港回歸25周年係列深度專(zhuan) 訪之一，更多內(nei) 容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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