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獨特精神標識

作者：蔡曉

來源：《農(nong) 民日報》2022年07月16日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ti) 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這“兩(liang) 個(ge) 結合”是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作出的重要科學論斷，闡明了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今年5月27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ti) 學習(xi) 上提出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正如一事物的特質需要在比較中才能識別，中華文明的獨特精神標識也需要在各文明的比較中，尤其是中西文明的比較中去認識。從(cong) 整個(ge) 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中華文明至少有以下四個(ge) 精神特質。

中華文明是一種世俗性文明

比照世界各民族，宗教意識淡漠是中國人重要特征。因此中國曆史上幾乎沒有因宗教原因而爆發的戰爭(zheng) 和血腥屠殺。這與(yu) 西方曆史中因教派衝(chong) 突、宗教仇恨屢屢引發戰爭(zheng) 有很大不同。即便到了當代，因宗教不寬容而爆發的衝(chong) 突依然是西方世界揮之不去的夢魘。十字軍(jun) 思維、聖戰思維不僅(jin) 僅(jin) 表現在極端宗教組織之中，甚至滲透到西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頭腦中，成為(wei) 他們(men) 看待國際國內(nei) 關(guan) 係的模式。

當地時間2021年5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弗吉尼亞(ya) 州的蘭(lan) 利—尤斯蒂斯美軍(jun) 基地對一群美國軍(jun) 人發表演講。他說：“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我們(men) 是唯一一個(ge) 基於(yu) 一種理念而組織起來的國家。你們(men) 不是從(cong) 政府那裏獲得你們(men) 的權利，你們(men) 獲得權利，僅(jin) 僅(jin) 因為(wei) 你們(men) 是神的孩子。政府的存在是為(wei) 了保護神賦予民眾(zhong) 的這些權利。”這種十字軍(jun) 式宣言——士兵殺人的權利來自“神”的賦予，看不出與(yu) 極端宗教組織有什麽(me) 本質區別。還有，2021年5月以來，加拿大多地陸續發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住民兒(er) 童遺骸，其責任正是基督教會(hui) 所辦的寄宿學校。正當加拿大原住民為(wei) 此憤怒的時候，7月8日美國一份保守黨(dang) 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卻稱：“我們(men) 相信原住民會(hui) 感激這些孩子是作為(wei) 基督徒死去，因為(wei) 他們(men) 的靈魂已經得救。”當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筆者頓時產(chan) 生時空錯亂(luan) 感，懷疑自己是否仍處於(yu) 中世紀的歐洲。我們(men) 可以譴責這篇文章的作者毫無人性，但他絕對有神性，因為(wei) 西方文明的神性要高於(yu) 人性。相較於(yu) 西方文明的神權特征，中華文明的世俗特征是如此明顯。那麽(me) ，中華文明以人為(wei) 本位而非以“神”為(wei) 本位的世俗社會(hui) 是從(cong) 什麽(me) 時候開始的？答案是西周以後，發生在周代商這樣的曆史時期。

《禮記·表記》中：“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認為(wei) 殷人“尊神”，而周人“尊禮”，離鬼神遠遠的。這段記載與(yu) 考古發現可以相互印證。殷商文明核心區存在大規模的用活人祭祀和殉葬的現象，反映了神權社會(hui) 的野蠻習(xi) 俗。而在周人故地，迄今為(wei) 止考古未發現有活人祭祀和殉葬。王國維在《殷周製度論》中說：“殷周間之大變革，其自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xing) 亡與(yu) 都邑之轉移；自其裏言之，則舊製度廢而新製度興(xing) ，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xing) 。”這種新製度、新文化便是世俗的禮樂(le) 文化。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裏說：“殷時代是已經有至上神的觀念的，起初稱為(wei) ‘帝’，後來稱為(wei) ‘上帝’，大約在殷周之際的時候又稱為(wei) ‘天’。……由卜辭看來，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誌的一種人格神，上帝能夠命令，上帝有好惡的，……這殷人的神同時又是殷民族的祖宗神，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殷人的祖宗神與(yu) 至高神合一，專(zhuan) 門庇護殷商子民，隻要討得上帝的歡心，就可以確保殷商政權永固。商紂王麵對周人剿滅黎國並步步進逼之時，依然很自信地詰問：“我生不有命在天？”

周代殷的實質是重新規劃一條華夏文明發展道路——世俗化道路，使古代中國社會(hui) 發生翻天覆地式的變化。所謂翻天，是指周人的“道德之天”替代殷商的“神靈之天”，從(cong) 而形成一套新的價(jia) 值觀：“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天命隻會(hui) 給予有崇高德性的人，天子職責是“敬天保民”，能否給民眾(zhong) 造福，而不是祭拜神靈才是天命永在的唯一途徑。所謂覆地，是建立宗法製度下的封建製，明德慎罰，從(cong) 製度上廢除人殉、人祭等。西周之後在中國形成的世俗社會(hui) ，與(yu) 神權社會(hui) 相比，具有以下本質特征。

以人為(wei) 本位而非以神為(wei) 本位。隨國是西周鎮守南方的重要邦國，有“神農(nong) 之後，隨之大賢”之稱的大夫季梁就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yu) 神”，民眾(zhong) 是神的主人，所以聖王首先考慮民眾(zhong) 利益，再去考慮神。由周文王弟弟建立的虢國，其國君曾向神獻祭，求神賞賜土地，東(dong) 周內(nei) 史就評論，聽命於(yu) 神，“虢必滅亡矣”。鄭國子產(chan) 在一場是否通過祭神來避免火災的爭(zheng) 論中明確提出“天道遠、人道邇”，不主張祭神。而作為(wei) 西方文明源頭之一的兩(liang) 河流域宗教認為(wei) ，人是為(wei) 了給“神”當奴仆才被創造出來。人是“神”的奴仆，必須永遠無條件地服從(cong) 神、讚美神，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之一。包括亞(ya) 裏士多德在內(nei) 的一眾(zhong) 哲學家也認為(wei) ，人唯一有意義(yi) 的至善生活就是模仿神，像神一樣。

統治權來源於(yu) 人而非來源於(yu) 神。西周以來將受命於(yu) 天作為(wei) 天子的權力來源。但天命是什麽(me) ？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天命靡常、唯德是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等表述中得出一個(ge) 重要結論：天命實質就是民意、民心。孟子就說：“得乎丘民而為(wei) 天子。”隻有贏得民心才能成為(wei) 天子。這些觀點與(yu) 西方盛行的君權神授，就有了本質區別。使徒保羅說：“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人的幸福是在現實世界而非彼岸世界。中華文明從(cong) 古至今強調要在現實世界創造人的幸福，而不是如基督教那樣在世界末日進入天國享受永生。中華文明很注重人生之樂(le) 。孟子曾從(cong) 三個(ge) 角度談人生之快樂(le) 。第一是從(cong) 政治的角度。當百姓能豐(feng) 衣足食、頤養(yang) 天年，發自內(nei) 心感到幸福時，為(wei) 政者能不感到快樂(le) ？也就是範仲淹總結的“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第二是從(cong) 個(ge) 人的角度。“父母俱在、兄弟無故，一樂(le) 也；仰不愧於(yu) 天、俯不怍於(yu) 人，二樂(le) 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le) 也。”人生之樂(le) 莫過於(yu) 家人安康，莫過於(yu) 無愧於(yu) 天地、無愧於(yu) 他人。在清風吹拂、碧草藍天中，與(yu) 天下才俊共聚於(yu) 門下，探宇宙之究竟、論前程之朗朗，豈不是人生之大樂(le) ！第三是從(cong) 人修身所能達到的境界看人生之樂(le) 。孟子說，開拓疆土、廣聚民眾(zhong) 固然是君子願意做的事情，但最大的快樂(le) 還是成為(wei) 一個(ge) 人格完美的人，一個(ge) 品行高潔的人，一個(ge) 以誠立於(yu) 天地的人。“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矣。反身而誠，樂(le) 莫大焉。”

以天下為(wei) 視角的天下觀

古代中國很早就有以天下為(wei) 視角思考政治、經濟、人文的習(xi) 慣。梁啟超曾言：“我國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為(wei) 對象。此百家所同業(ye) 。”因此，中國人的擔當精神是以天下為(wei) 己任，而不局限於(yu) 某一地域。比較而言，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則一直以城邦為(wei) 界，即便到了羅馬帝國時期，其施政依然是以羅馬公民為(wei) 對象，而非以全體(ti) 國民為(wei) 對象。當來自東(dong) 方的基督教全麵滲透到歐洲之後，才逐漸形成以人類為(wei) 對象的思維方式。但歐洲的傳(chuan) 統始終抗拒這種思維方式。

中國的天下觀主要包括天下一家、天下為(wei) 公、天下大同、天下一統等內(nei) 容。

何謂天下一家？司馬牛曾憂慮地說：“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安慰說：“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這裏的“兄弟”既可以作親(qin) 情來解，更多理解為(wei) 誌同道合者。《論語》開篇就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le) 乎？”“朋”既可以作同門、同學解，也可以作“從(cong) 二、從(cong) 肉”，喻為(wei) “同類相好”“二人相友”。因此天下一家的內(nei) 涵應該是：人與(yu) 人之間充滿仁愛，既有親(qin) 人間的親(qin) 親(qin) 相愛，更有朋友間的誌同道合。聯結人與(yu) 人之間的紐帶，一是血親(qin) ，二是誌同，三是道合。隻有依靠這三者才是最穩定的。

何謂天下為(wei) 公？“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可以從(cong) 三個(ge) 角度去理解天下為(wei) 公的含義(yi) 。第一，從(cong) 政府與(yu) 管理對象的關(guan) 係來看，要像天、地、日月那樣，一視同仁。孔子曾言：“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這“三無私”道出了公的本義(yi) ，即不偏不倚地對待天下蒼生，既不會(hui) 刻意優(you) 待某個(ge) 人或忽視某個(ge) 人，也不會(hui) 因感情好惡作取舍。這是公的首義(yi) 。第二，為(wei) 政者個(ge) 人利益與(yu) 公共利益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應以公共利益為(wei) 先。弟子桃應與(yu) 孟子曾討論一個(ge) 問題：當舜知道父親(qin) 殺人該怎麽(me) 辦？孟子認為(wei) ，正確的選擇是舜辭去天子位，然後帶著父親(qin) 悄悄逃走。表達兩(liang) 層含義(yi) ，第一層是舜因父親(qin) 殺人而使個(ge) 人利益與(yu) 公共利益發生衝(chong) 突，失去履行天子職責的資格；第二層是舜作為(wei) 兒(er) 子又不能有殺父這樣有違人倫(lun) 的行為(wei)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帶著父親(qin) 逃走。第三，當個(ge) 人之間利益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以互相謙讓為(wei) 上。比如，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以及吳國公子季劄，是孔子多次稱讚的賢人，他們(men) 共同特點是謙讓，把王位繼承權讓給兄弟，寧願自己種地當農(nong) 民。當然，謙讓的結果可能是放棄為(wei) 政的職責，會(hui) 造成更大的不仁、不義(yi) 。因此，在個(ge) 人利益與(yu) 他人利益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正確的選擇是：小事講風格、大事講原則。

何謂天下大同？《禮記·禮運》“大同篇”一躍成為(wei) 近代中國知名度最高的經典之一，足見天下大同思想的影響力。其核心思想是：人人都做到各盡所能，實現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在這樣的社會(hui) 裏，有才能的人都會(hui) 有用武之地，不會(hui) 因身份、血緣等而另眼相看，人們(men) 不會(hui) 隻親(qin) 近自己的親(qin) 人、自己的孩子，每個(ge) 人都能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男有分女有歸，所有鰥寡孤獨之人皆能獲得照顧。

何謂天下一統？“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一統是自古至今中國人的共同理想。那麽(me) ，大一統的世界是依靠哪些原則構建起來，以確保秩序呢？這個(ge) 問題相對比較複雜一些。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有銘文曰：“餘(yu) 其宅茲(zi) 中國，自之辟民”。這是“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當時“中國”的範圍僅(jin) 指周王直屬的地區，然後以此為(wei) 中心向四方擴張，通過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等“五服製”把天下統一起來。秦漢以後，這種“五服製”的具體(ti) 內(nei) 容有變化，但按照與(yu) 中原王朝親(qin) 疏關(guan) 係維持天下一統秩序的精神卻從(cong) 來沒有改變。由此形成的“天下一統”的國際秩序，被近代以來的學界稱之為(wei) 朝貢體(ti) 係，這一體(ti) 係與(yu) 條約體(ti) 係、殖民體(ti) 係並存，是當時世界上三大國際關(guan) 係模式之一。這種天下一統的秩序，建立在夷夏觀和王霸觀基礎之上，夷夏觀是處理天下各族群關(guan) 係的理論，王霸觀則是如何建立天下秩序的理論。近代以來，中國人開始接受源自西方的民族理論、國際秩序理論。但是，國際關(guan) 係究竟是用零和思維的霸權主宰，還是以美美與(yu) 共的道義(yi) 主導，體(ti) 現出中西文明之間的差異。前者的思維是，西方人吃肉可以，但非西方人不行，美國人過富裕的生活可以，但中國人過富裕生活會(hui) 導致地球災難。後者的思維是立人立己、各美其美、美美與(yu) 共。當我想吃肉的時候，會(hui) 想到別人也要吃肉；當中國人過上富裕生活的時候，其他族群也有權利過上富裕生活。這就是關(guan) 於(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中國方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與(yu) “天下觀”相對應的是濃厚的鄉(xiang) 土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是中國人自古至今天下觀的現代詮釋。孟子有一段評論孔子的話：“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當孔子離開齊國，手捧沒煮熟的生米就走；而離開魯國，則說我們(men) 走慢點，這是離開父母國的道理。鄉(xiang) 土觀和天下觀如兩(liang) 條交織在一起的絲(si) 帶，緊緊聯結著中國人的心，兩(liang) 者不可偏廢。

以民為(wei) 本位的民本主義(yi)

一個(ge) 文明到底以誰為(wei) 本位，是統治者、貴族還是普通百姓，深刻反映了這個(ge) 文明的本質和未來。《尚書(shu) ·夏書(shu) ·五子之歌》第一句就是：“皇祖（大禹）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首詩歌的背景是夏後啟的長子太康因耽於(yu) 田獵、不理政事，被有窮氏首領後羿奪取國政，史稱“太康失國”。他的五個(ge) 弟弟帶著母親(qin) 倉(cang) 皇出逃到洛水北岸，作歌述怨，其觀點是：民眾(zhong) 為(wei) 國家的根本，隻有根本鞏固了國家才能堅不可摧。民本思想或民本主義(yi) 要義(yi) 在於(yu) 此。

在民眾(zhong) 、國家和君主三者的關(guan) 係上，孟子講“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民眾(zhong) 是根本，國家次之，君主在三者中是最不重要的。荀子也講“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呂氏春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國家是由天下人共同擁有，而非一家一姓之私產(chan) 。法國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但一些人偏偏喜歡把這句話就摁在中國人頭上，作為(wei) 中國擁有絕對君主思想的象征。殊不知，這種思想早就受到孟子的質疑。針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說：“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yu) 王事，而不得養(yang)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因此，孟子拒絕把這首詩的含義(yi) 理解為(wei) 天下都是周天子的，隻是說忠孝不能兩(liang) 全而已。

相對於(yu) 中華文明，西方基督教文化更強調民眾(zhong) 對統治者的馴服和絕對服從(cong) 。保羅告誡基督徒：“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wei) 沒有權柄不是出於(yu) 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百姓除了對統治者絕對順服，就沒有別的選擇。加爾文的教導更加嚴(yan) 厲，他說：“因聖經教導我們(men) ：不但要順服那些正直和忠心履行職分之君王的權柄，聖經甚至教導我們(men) ：要順服一切在我們(men) 之上統治我們(men) 之人的權柄，不管他們(men) 用怎樣的手段獲得這權柄，即使他們(men) 根本沒有履行君王的職分。”他繼續用聖經來證明，邪惡的君主是主向世人所發的怒氣，因此百姓受壓迫是“神”的詛咒。“你們(men) 的君王將會(hui) 囂張到難以忍受的地步，然而神不允許你們(men) 抵抗；神隻允許你們(men) 遵守他們(men) 的命令，並聽從(cong) 他們(men) 的話。”絕對順服掌權者意誌是西方社會(hui) 的基本規則，與(yu) 中國曆史相比，西方曆史上罕有底層民眾(zhong) 起來反抗並推翻統治者的事情發生。

在黃宗羲那裏，這種民本思想得到繼續發展。他說：“三代之法，藏天下於(yu) 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在黃宗羲看來，三代之法的原則有三：一是“藏天下於(yu) 天下者”，天下之物由天下人共有；二是“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天下之事由天下人共治；三是“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天下之利由天下人共享。黃宗羲的民本主義(yi) 除了“以民為(wei) 天下根本”，還包括“共有、共治、共享”。黃宗羲的這三原則，要比美國總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意境更為(wei) 深遠，因為(wei) 社會(hui) 治理本身就是各主體(ti) 協作共同努力的結果。在這樣的曆史文化積澱下，再去領悟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2022年新年賀詞所說的“民之所憂，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就會(hui) 有更厚重的曆史責任感。

尊重人的主體(ti) 性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hui) ，五行之秀氣。”“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中華文明高揚人的主體(ti) 性，把人看作天地之德、天地之心，這種高揚人類高貴、人類價(jia) 值的意識，與(yu) 所有文明相比，可謂鶴立雞群。基於(yu) 對天地間人為(wei) 貴的思想，漢光武帝發布過人類曆史上第一個(ge) 類似於(yu) 解放奴仆的詔令。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他下詔：“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對人的價(jia) 值的尊重，驗證了古代中國強大的原因。孔子強調有教無類，性相近習(xi) 相遠，唯上智與(yu) 下愚不移。朱熹為(wei) 此專(zhuan) 門注釋：不是不能移，而是想不想移。就是說隻要個(ge) 人主觀肯努力，根本不存在上智與(yu) 下愚不移的問題。在這樣的曆史文化背景下，我們(men) 再重溫毛主席在《唯心曆史觀破產(chan) 》一文中說過的話，會(hui) 有更深刻的感悟。“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ge) 可寶貴的，在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me) 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相對於(yu) 中華文明對人的主體(ti) 性的尊重和一視同仁的態度，充斥西方文明曆史的就是對奴役製度的學理證明。亞(ya) 裏士多德明確提出：希臘人天生就適合做主人，而非希臘的野蠻人天生就適合做奴隸，被奴役才是他們(men) 的最好出路。奧古斯丁從(cong) 基督教的角度盡管反對亞(ya) 裏士多德的理論——因為(wei) 《舊約》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出來，但他依然堅持，那些性情暴戾的人，給別人當奴隸無疑是最好的。近代西方殖民者，還利用諾亞(ya) 對含的兒(er) 子迦南的詛咒作為(wei) 對有色人種，尤其是對黑人進行奴役的宗教依據。可知西方文明從(cong) 學理上、宗教上對奴役製度的支持，是如此根深蒂固，而真要從(cong) 中掙脫出來，將會(hui) 是極為(wei) 艱難的過程。近代西方盡管提出平等、自由的主張，但他們(men) 認為(wei) 有色人種在智力、性情等方麵都有缺陷，不僅(jin) 奧古斯丁的觀點依然正確，而且實施殘酷的種族壓迫就不會(hui) 有任何道德和宗教上的愧疚了。毫無疑問，建立在基於(yu) 種族和宗教歧視、壓迫上的文明，很難有燦爛的未來。

在中華文明的思想境界中，人和民有豐(feng) 富內(nei) 涵，而將人和民連用組成人民一詞也始於(yu) 西周，如《詩經》“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戰國期間用得更多，如《管子》“人民鳥獸(shou) 草木之生物”，《孟子》“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韓非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shou) 眾(zhong) ”。但此時的“人民”仍是“人”和“民”並用而已，正如“禽獸(shou) ”代表飛鳥和走獸(shou) 。直到孫中山開始把人民一詞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術語，代表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到了當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更是把“人民至上”作為(wei) 新發展理念的核心。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今年考察山西臨(lin) 汾時指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的唯一選擇就是為(wei) 人民群眾(zhong) 做好事，為(wei) 人民群眾(zhong) 幸福生活拚搏、奉獻、服務。”將曆史唯物主義(yi) 的基本觀點，與(yu) 中華優(you) 秀文化中關(guan) 於(yu) 人和民的含義(yi) 相結合，人民一詞的深刻內(nei) 涵就會(hui) 躍然而出。從(cong) 世界萬(wan) 物來看，人民是目的，是一切價(jia) 值的標杆；從(cong) 國家和社會(hui) 來說，人民是根本、是主體(ti) 、是主人；從(cong) 人類曆史發展來講，人民是促進社會(hui) 進步的基本力量。

作者：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部紀檢監察組副組長（正局長級） 蔡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