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科舉(ju) 興(xing) 廢與(yu) 經學嬗變

作者：周春健（中山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孔學堂》2022年第1期

摘要：明太祖統治時期，科舉(ju) 考試經曆了“興(xing) －廢－興(xing) ”的曲折曆程。洪武三年初行科舉(ju) ，科考程式先“五經”而後“四書(shu) ”，並保留“古注疏”，與(yu) 元代科舉(ju) 既有關(guan) 聯，又有不同。三年後罷廢科舉(ju) ，主要采取薦舉(ju) 方式取士，這與(yu) 明初複雜的政治情勢有關(guan) 。洪武十五年複設科舉(ju) ，並規定科考程式定製，而以朱子“四書(shu) ”為(wei) 先，這體(ti) 現了朱子學地位的趨於(yu) 穩固。與(yu) 永樂(le) 時期頒行三部《大全》作為(wei) 科考文本依據相比，明初科舉(ju) 葆有較高的學術品質。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實質是太祖為(wei) 平衡南北發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對北方因元朝統治和長期戰亂(luan) 導致經學荒蕪的一種修複。明初的科舉(ju) 興(xing) 廢過程，體(ti) 現出學術與(yu) 皇權之間的深刻張力，也體(ti) 現出科舉(ju) 作為(wei) 一項國家重要製度的政治特征。

關(guan) 鍵詞：明初；科舉(ju) ；經學；四書(shu) 學；南北榜

談到明朝初年的學術與(yu) 政治時，錢穆先生有這樣一個(ge) 斷語：

明朝人得了天下以後，當然不肯照元朝人的，他們(men) 要推翻元朝人的一切。可是有一樣沒有推翻，就是科舉(ju) 製度。……明朝人仍要考試，而考試製度是跟著元朝的。元朝考試重要的是第一場考“四書(shu) ”，“四書(shu) ”已經決(jue) 定取舍。第二場是考“五經”，因為(wei) 從(cong) 前都考“五經”，其實“五經”已不重要。明朝人就學元朝人的科舉(ju) 考試，先考“四書(shu) ”，再考“五經”。[1]

錢先生的這段話，就整個(ge) 明朝的大趨勢來講是不錯的，但如果考察明代初年的具體(ti) 情狀，卻發現與(yu) 實際情況並不完全相符。明初（這裏主要限於(yu) 明太祖洪武時期）的科舉(ju) 考試，在十餘(yu) 年中經曆了“興(xing) －廢－興(xing) ”的一波三折，科考科目也前後不同，從(cong) 中既可以看出科舉(ju) 考試中“四書(shu) ”“五經”之浮沉消長，又可以看出明初國家治理方略、經學發展大勢，以及太祖本人的經學觀。從(cong) 科舉(ju) 看明初學術與(yu) 政治，是一個(ge) 很好的視角。

一、“五經”“四書(shu) ”之間：明初科舉(ju) 之興(xing) 及科目規定

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出身寒微，卻能“懲元政廢弛，治尚嚴(yan) 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le) ，昭揭經義(yi) ，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2]。在他尚為(wei) “吳國公”“吳王”[3]的時候，就曾於(yu)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丙申，“命中書(shu) 嚴(yan) 選舉(ju) 之禁”[4]。可見朱元璋對於(yu) 人才、對於(yu) 選舉(ju) 的重視。又於(yu) 至正二十七年（1367）三月丁酉，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

蓋聞上世帝王創業(ye) 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yu) 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ju) 之製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ju) ，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zi) 欲上稽古製，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5]

這裏關(guan) 於(yu) “人生八歲”及“十五”所學內(nei) 容的表述，顯然受了朱子《大學章句序》的直接影響，可算一種“四書(shu) 學”的話語；而“六德、六行、六藝”之說則出於(yu) 《周禮》[6]，朱元璋下令設科取士也確乎試圖“上稽古製”，這又來自“六經學（或五經學）”的傳(chuan) 統。從(cong) 這一規定中還可以明顯看出，朱元璋對於(yu) “經術”和“經史”傳(chuan) 統，是頗為(wei) 重視的。

當然，此時的朱元璋僅(jin) 是“吳王”，明朝尚未立國。洪武三年（1370），立國不久的朱元璋正式向天下頒布詔書(shu) ，規定“開科取士，試‘五經’‘四書(shu) ’義(yi) ，舉(ju) 劉崧經明行修，召見奉天殿”[7]，這是有明一代科舉(ju) 史的開端。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首行科舉(ju) 對於(yu) 科目的規定：

鄉(xiang) 試、會(hui) 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yi) ，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古注疏；《書(shu) 》，蔡氏傳(chuan) 、古注疏；《詩》，朱氏傳(chuan) 、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chuan) ；《禮記》，古注疏。“四書(shu) ”義(yi) 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le) 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第三場畢後十日麵試。[8]

在這一程式規定中，鄉(xiang) 試、會(hui) 試的第一場，是先試“‘五經’義(yi) ”，再試“‘四書(shu) ’義(yi) ”，“五經”在前、“四書(shu) ”在後，而錢穆先生所說的“明朝人就學元朝人的科舉(ju) 考試，先考‘四書(shu) ’，再考‘五經’”，與(yu) 之並非一致。那麽(me) ，這一規定是否與(yu) 元朝毫無關(guan) 聯呢？讓我們(men) 考察一下元朝科考程式的基本沿革。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元代初行科舉(ju) 時，程式規定如下：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yi) 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wei) 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yi) 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wei) 主，《尚書(shu) 》以蔡氏為(wei) 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wei) 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chuan) 》及胡氏《傳(chuan) 》，《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9]

這一規定最突出的特點是，漢人、南人的第一場考試中，先考“經疑”，再考“經義(yi) ”。經疑從(cong) “四書(shu) ”中出題，並且明確規定以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基本依據；經義(yi) 則從(cong) “五經”中出題，依據的書(shu) 籍亦以程朱一派注疏為(wei) 主。從(cong) 順序上講，考試內(nei) 容是先“四書(shu) ”後“五經”。之所以有如此規定，應當與(yu) 元代科舉(ju) 實行的主要推動者如許衡、王惲等都屬於(yu) “四書(shu) ”學者有關(guan) [10]。

不過在元代科舉(ju) 推行了二十餘(yu) 年之後，至於(yu) 元順帝至元元年（1335），由於(yu) 朝廷當權勢力的強烈反對，科舉(ju) 被廢除六年、停兩(liang) 科，至順帝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才下詔恢複科舉(ju) 。科舉(ju) 複興(xing) ，朝廷對考試程式作出了調整。新程式中增設“本經義(yi) ”“本經疑”，皆指“五經”而言。增“本經義(yi) ”，易“四書(shu) 疑”為(wei) “本經疑”，明顯地增加了“五經”的比重，也加大了考試的難度。

在至元元年中書(shu) 省參知政事許有壬與(yu) 丞相伯顏關(guan) 於(yu) 科舉(ju) 罷廢的激烈爭(zheng) 辯中，更多地體(ti) 現出在如何看待選舉(ju) 製度及儒家品質方麵觀念上的衝(chong) 突[11]。此外，在科舉(ju) 實際推行過程當中，“四書(shu) ”與(yu) “五經”何者為(wei) 重亦成為(wei) 爭(zheng) 論的焦點之一。比如當時即有反對者提出：“‘四書(shu) ’賦題，世已括盡，宜兼‘五經’為(wei) 疑問。”[12]這應該是至元年間恢複科舉(ju) 修改科考程式、增加“五經”比重的直接原因，也應該是明朝初年初行科舉(ju) 規定先試“‘五經’義(yi) ”、再試“‘四書(shu) ’義(yi) ”的直接依據。從(cong) 這一點上說，明朝人確實沒有推翻元朝的科舉(ju) 製度。

何懷宏先生依據乾隆年間所修《大清會(hui) 典則例》卷六十九“國家設科取士，首重在‘四書(shu) ’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yu) 四子書(shu) ”一語，認為(wei) ：“這並不隻是朝廷的一紙詔令，也是士人中一種相當廣泛持久的共識。”又認為(wei) ：“在‘經義(yi) ’中，元明清均以四書(shu) 義(yi) 為(wei) 首要。”[13]從(cong) 科舉(ju) 史的角度來講，這一判斷對於(yu) 明代中期以至清代而言大致是不錯的，而對於(yu) 元代以及明初來說，“四書(shu) ”與(yu) “五經”則在進退消長之間。

簡言之，“四書(shu) ”義(yi) 、“五經”義(yi) 首要地位不斷更替的現象背後，實質可以表明：至少在元代以至明初，“四書(shu) ”在科舉(ju) 領域還未取得如後世般穩固的統治地位。而且洪武三年詔書(shu) 所言科考程式，即便提及考試“四書(shu) ”，亦僅(jin) 言於(yu) “五經”義(yi) 外，亦試“‘四書(shu) ’義(yi) 一道”，並未如元朝皇慶年間及明代後來作為(wei) 科考定式的表述中，規定“《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14]或“‘四書(shu) ’主朱子《集注》”[15]。這也在一定意義(yi) 上表明，明初科舉(ju) 領域的朱子學，相對而言沒有元代中期及明朝中後期那樣受到標舉(ju) 。

那麽(me) ，該如何理解洪武三年考試科目先“五經”而後“四書(shu) ”的排列順序呢？明太祖在當年的詔書(shu) 中，曾追溯並標舉(ju) 成周之製，以為(wei) 周代取材於(yu) 貢士而使教化彰顯，同時對宋、元以來科舉(ju) 既有肯認亦有批評，從(cong) 而導引出明初實行科舉(ju) 以取人才的標準與(yu) 宗旨[16]。從(cong) 用意上講，新的科考程式有革除前代科舉(ju) 之弊的明顯意圖。此時在明太祖的頭腦中，科舉(ju) 領域，“五經”學傳(chuan) 統比“四書(shu) ”學傳(chuan) 統可能更為(wei) 重要。如此一來，科考程式規定先“五經”而後“四書(shu) ”，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科舉(ju) 、薦舉(ju) 之間：明初科舉(ju) 罷廢及其緣由

在太祖及朝廷的滿懷期待下，洪武三年的科舉(ju) 順利進行，並且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無論在名額的分配（各地均有額數）、錄取的比例（二百餘(yu) 人中錄取一百二十，近乎一半）、程序的簡化變通（不拘額數，俱免會(hui) 試）上，還是在錄取人才之品質（張唯、王輝等年少俊異）、對錄取人才之重視（寵遇之甚厚）上，均頗值得稱道，也正好滿足了“天下初定，官多缺員”[17]的實際需求。

然而科舉(ju) 僅(jin) 行三年，到了洪武六年（1373），太祖便宣布罷廢科舉(ju) ，他對中書(shu) 省臣言：

朕設科舉(ju) ，以求天下賢材，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yu) 有為(wei) ，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ju) 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ju) 賢才，必以德行為(wei) 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向方，而士習(xi) 歸於(yu) 務本。[18]

很明顯，太祖對初行科舉(ju) 的效果非常不滿，最主要一點就是“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且不堪實用，無法“以所學措諸行事”，故而無法實現他“責實求賢”的初衷。從(cong) 統治者的角度講，“歸於(yu) 務本”“德行為(wei) 本而文藝次之”的實用主義(yi) 考量當然可以理解。不過從(cong) 實際情形來看，明代的初行科舉(ju) 並非一無是處，“後生少年”不能“措諸行事”一說，似乎不能作為(wei) 太祖罷廢科舉(ju) 的充分理由。

肖華忠先生認為(wei) ，太祖罷廢科舉(ju) 的真正原因有三：其一，“明朝立國剛剛三年，國基未穩，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對新王朝采取觀望、懷疑甚至敵對的不合作態度，不熱心仕途，因此對科舉(ju) 考試漠不關(guan) 心。科舉(ju) 未達到明太祖朱元璋籠絡士人階層、擴大統治基礎的目的”；其二，“洪武四年（1371）會(hui) 試的結果，是中試者地理分布的極不平衡，進士的百分之六十六強集中於(yu) 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這使明太祖朱元璋希望通過科舉(ju) 考試這根杠杆，來調整統治階級內(nei) 部各地區間的利害消長和權力的分配失去了作用，科舉(ju) 未達到加強和鞏固明王朝統治的目的”；其三，科舉(ju) 取士程序過於(yu) 煩瑣，並且參試和中試者人數稀少，形同虛設，不如“從(cong) 起義(yi) 將領中選拔各級政府官吏，直接任用國子監生作官和用薦舉(ju) 形式不斷發掘和啟用人才”這三種傳(chuan) 統方式來得簡便有效。[19]

從(cong) 思想的角度講，毛佩琦先生認為(wei) 科舉(ju) 罷廢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yu) 明太祖對待科舉(ju) 製以及士大夫的態度，他說：“為(wei) 什麽(me) 他不考慮對科舉(ju) 考試的方法和內(nei) 容進行改革，而是幹脆廢止了科舉(ju) 考試？其實，太祖所不喜者殆不止於(yu) 此，連同這些建議實行科舉(ju) 的儒士們(men) ，太祖對他們(men) 也無太多好感。……真正的儒士在朱元璋那裏是得不到親(qin) 近和實心委任的，……朱元璋的這一做法，也與(yu) 他的出身和當時的形勢有關(guan) 。”[20]關(guan) 於(yu) 這一點，太祖的罷廢科舉(ju) ，與(yu) 他的罷廢宰相之舉(ju) ，似乎正好可以相互印證，錢穆先生談到明初罷相時就曾說過：“明代不惜嚴(yan) 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此亦起於(yu) 太祖。”[21]

問題是，廢除科舉(ju) 後的人才選拔該如何進行？明太祖的選擇是“別令有司察舉(ju) 賢才”，即推行他之前就采用的“薦舉(ju) 製”。如前所述，朱元璋在明代開國之前身為(wei) “吳國公”“吳王”時，就意識到人才選拔的重要性，比如他曾多次下達薦賢令。毫無疑問，在洪武三年正式開科前，薦舉(ju) 製是明太祖選拔人才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在國基未穩、尚無條件進行全國統一的大規模科舉(ju) 考試的情況下，薦舉(ju) 製確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諸多賢能重臣也的確是通過薦舉(ju) 方式簡拔而來的，比如著名的“浙東(dong) 四賢”——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

科舉(ju) 實行三年，在太祖看來未能達到預期，於(yu) 是在洪武六年一麵罷廢科舉(ju) ，一麵重新下詔：

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yu) 求賢，若高宗之於(yu) 傅說，文王之於(yu) 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皇於(yu) 版築鼔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wei) 治。鴻鵠之能遠舉(ju) 者，為(wei) 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wei) 其有鱗鬛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wei) 其有賢人而為(wei) 之輔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ju) ，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22]

在這裏，太祖表達了對治國賢才的強烈需求，同時指明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靠“有司采舉(ju) ”，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薦舉(ju) 製”。

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五年（1382），明初罷科舉(ju) 整整十年，取士乃主要用薦舉(ju) 之法。至洪武十五年複行科舉(ju) ，十七年（1384）規定明代科考定式，科舉(ju) 製度延至明末，而薦舉(ju) 之法亦並行不廢。據展龍先生統計，在洪武六年到洪武十五年這十年間，太祖征薦人才七十餘(yu) 次，尤其是洪武十三年至十五年這三年，征薦次數、規模驟增，相關(guan) 製度也趨於(yu) 完善。[23]

需要指出，無論太祖推行科舉(ju) 製還是薦舉(ju) 製，“歸於(yu) 務本”是他征用人才的基本要求。這一要求不唯體(ti) 現在對科舉(ju) 、薦舉(ju) 的選擇上，還體(ti) 現在對待儒家聖賢的態度上。《明史·禮誌四》載：

明太祖入江淮府，首謁孔子廟。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祀孔子於(yu) 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臨(lin) 行，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yu) 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wei) 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yu) 闕裏，爾其敬之。”[24]

由此似乎可見太祖對待儒家宗師孔子的尊崇態度，不過就在次年，太祖便下詔規定：“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yu) 曲阜，天下不必通祀。”[25]這便是從(cong) 禮製上對待孔子的不敬了，以至於(yu) 儒臣錢唐上疏抗議，稱：“孔子垂教萬(wan) 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26]在對待元朝至順元年（1330）即已封為(wei) “亞(ya) 聖”的孟子的態度上，太祖尤其“魯莽”。先是在洪武五年（1372）“罷孟子配享”[27]，雖然逾年便又恢複，卻又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次“議罷其配享”，更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28]詔修《孟子節文》的結果，是由儒臣劉三吾刪除《孟子》經文八十五條，這便相當於(yu) 對北宋時即已升格為(wei) 經書(shu) 的《孟子》做了一次閹割，其實質表明：“在孟子升聖、《孟子》升經以後，朱元璋之所以還敢於(yu) 以政治強權去粗魯對待這個(ge) 聖人和他的經典，關(guan) 鍵原因就在於(yu) ，傳(chuan) 統儒家以‘道德相’製衡‘政治王’的激進理想，根本不利於(yu) 他通過廢除固有的宰相製度、從(cong) 而營造明代的集權政治模式。”[29]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無論是作為(wei) “六經”刪削者的孔子，還是作為(wei) “四書(shu) ”中核心二部的《論語》《孟子》，在太祖心目中都沒有太崇高的地位，他對待聖賢及經典的態度唯有“實用”。既如此，明代初年科舉(ju) 的旋興(xing) 旋罷，便不再難理解了。

三、古注、新說之間：明初科舉(ju) 複設與(yu) 知識和思想的邊界

科舉(ju) 禁行十年之後，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丁醜(chou) ，複設科取士，三年一行，為(wei) 定製”[30]。至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又命禮部頒行科舉(ju) 定製：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xiang) 試，辰、戌、醜(chou) 、未年會(hui) 試，舉(ju) 人不拘額數，從(cong) 實充貢。鄉(xiang) 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shu) ”義(yi) 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yi) 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shu) ”義(yi) ，主朱子《集注》。經義(yi) ，《詩》主朱子《集傳(chuan) 》，《易》主程、朱《傳(chuan) 》義(yi) ，《書(shu) 》主蔡氏《傳(chuan) 》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chuan) 》，《禮記》主古注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nei) 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31]

自此，科舉(ju) 考試成為(wei) 有明一代最主要的人才選拔方式，再未中斷，“而薦舉(ju) 漸輕，久且廢不用矣”[32]。

太祖在罷廢科舉(ju) 十年之後之所以會(hui) 決(jue) 定恢複，當然與(yu) 十年之後社會(hui) 實際的變化有關(guan) 。最直接的原因則應當是，薦舉(ju) 製在實行過程中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弊端，亟須改革。比如洪武十三年（1380）冬十月辛酉，“敕吏部尚書(shu) 阮畯等曰：‘比遣使遍諭有司各舉(ju) 才能，以備任使。而有司不體(ti) 朕意，往往以庸才充貢，已嚐敕所司按之以法爾。吏部宜申諭有司用心谘訪，務得真才，舉(ju) 非其人，加罰無貸。’”[33]

太祖當年罷廢科舉(ju) 的重要原因便是因其未能很好地簡拔實才，如今薦舉(ju) 製也“往往以庸才充貢”，難怪會(hui) 讓太祖動怒。盡管刑部尚書(shu) 開濟等人也曾提出薦舉(ju) 製改革方案七條[34]，其中雖然也吸收了科舉(ju) 製的一些因素，但依然無法改變後期靠薦舉(ju) 製選才亦多不切實用的現實。加上經過了明代開國最初幾年的對抗，至於(yu) 今日，越來越多的士子在態度上逐漸走向合作，對明朝科舉(ju) 逐漸接受。另外，太祖素來重視學校教育，十餘(yu) 年也培養(yang) 了大量優(you) 秀人才，成為(wei) 重開科舉(ju) 的充足生員資源。況且太祖本人也認為(wei) ：“自古以來，興(xing) 禮樂(le) ，定製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yu) 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35]因此於(yu) 此時恢複科舉(ju) ，便也是水到渠成。

關(guan) 於(yu) 洪武十七年新的科考程式規定，我們(men) 還需要再作考察。

其一，與(yu) 洪武三年初行科舉(ju) 時的程式相比，有兩(liang) 點變化不容忽略：一是從(cong) 洪武三年的先試“五經”後試“四書(shu) ”，改為(wei) 如今的先試“四書(shu) ”後試“五經”，“四書(shu) ”地位明顯高於(yu) “五經”；二是此次程式明確規定了“‘四書(shu) ’義(yi) ，主朱子《集注》”，增添朱子《四書(shu) 集注》作為(wei) 試“四書(shu) ”的基本依據，更接近元代皇慶年間對科舉(ju) 程式的規定。這兩(liang) 點，均表明了“四書(shu) ”以及朱子地位在明代科舉(ju) 領域的提高。四庫館臣談到永樂(le) 年間編纂的《四書(shu) 大全》時也曾感慨：“初與(yu) 《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shu) ’義(yi) 為(wei) 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shu) ’，所辨訂者亦惟‘四書(shu) ’。後來‘四書(shu) ’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為(wei) 之濫觴。”[36]

其二，洪武十五年以來，設科取士固然成為(wei) “定製”，但洪武十七年規定的科考程式卻並非一成不變。明成祖永樂(le) 十二年（1414），皇帝曾下令命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等將“五經”“四書(shu) ”及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類聚成編”。次年（1415）九月，《五經大全》《四書(shu) 大全》及《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編修完成，成祖不惟將三部《大全》頒行學校，還將其作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主要依據，這便與(yu) 太祖時推行科考的文本依據有了差異。

洪武十七年作為(wei) “定式”的科考文本依據，“四書(shu) ”以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本，“五經”以程朱一派之傳(chuan) 注為(wei) 本，同時不廢古注疏；而不廢古注疏的意義(yi) ，“至少體(ti) 現在如下三個(ge) 方麵：一是可以使‘學者讀經有沉潛自得之實’，二是可以‘一洗宋末反覆虛演文妖經賊之弊’，三是可以‘俾經術、理學、舉(ju) 業(ye) 合一’。如此規定，也是元代學者、政治家對於(yu) 宋代以來學術思想發展新態勢的自然回應，並且一定程度上可以體(ti) 現出元代學術融合漢宋的學術品格。”[37]但到了永樂(le) 中期以後的科舉(ju) 考試，則“頒《四書(shu) 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chuan) 》，《禮記》止用陳澔《集說》”[38]。

廢古注疏不用，意味著此時科考的學術視野僅(jin) 限定於(yu) 宋代以來理學家之說。倘若再進一步考察三部《大全》的文獻來源，可以發現相對於(yu) 元代和明初來講，永樂(le) 年間科舉(ju) 考試中士子們(men) 的傾(qing) 力重點，又產(chan) 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倘以三部《大全》作為(wei) 科考的文本依據，一方麵因廢棄漢唐古注疏而大大局限了學術視野，難免再犯治經“不守家法”“妄牽己意”[39]的毛病，失掉了寶貴的學術品格；另一方麵，在科舉(ju) 推行的過程中，不惟“四書(shu) ”“五經”經文逐漸遭受漠視，程朱傳(chuan) 注所包含的義(yi) 理也不再是關(guan) 注的重點，士子們(men) 更關(guan) 注的是“虛字語氣”“臨(lin) 文摹擬”，這實質上嚴(yan) 重偏離了科舉(ju) 取士的本意。

三部《大全》的纂修與(yu) 頒行，固然標誌著朱學統治的穩固確立，卻也帶來了學術思想的禁錮與(yu) 偏狹。清人顧炎武即曾感慨：“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40]又言：“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le) 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hui) 矣。”[41]反觀太祖時期的科舉(ju) 考試，雖然是“八股”時代的開端，但還算葆有一定的學術品質。

盡管如此，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看，太祖當政期間科舉(ju) “興(xing) －廢－興(xing) ”的波折曆程，一方麵體(ti) 現出皇權對於(yu) 學術的幹涉，比如當年的罷廢科舉(ju) ，“這種濫用皇權的行為(wei) ，恰恰對士人暗示了權力在文化中的存在，使官方肯定的理學思想真的成為(wei) 天經地義(yi) 的原則”[42]；另一方麵，科舉(ju) 作為(wei) 一種國家製度，靠權力規定科考程式及文本依據，實際是為(wei) 普天之下劃定了一種知識與(yu) 思想的邊界，隻不過從(cong) 元到明，從(cong) 明初到明中後期，這種知識與(yu) 思想的邊界卻被限製得越來越狹窄，“知識與(yu) 思想的製度化和世俗化已經相當嚴(yan) 重”[43]。

四庫館臣所謂“《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44]的斷語，說的正是知識與(yu) 思想製度化與(yu) 世俗化的問題，而這也正是科舉(ju) 作為(wei) “掄才大典”[45]之國家製度的重要特征。

四、南學、北學之間：科舉(ju) 罷廢與(yu) 明初經學的地域差異

談到洪武六年罷廢科舉(ju) 的原因時，甄洪永先生稱：“詔停科舉(ju) 的表麵原因是考取的士人不能如意，但深層原因或許是朱元璋想利用這次停止科舉(ju) 的機會(hui) 擴大北方人參與(yu) 政權的人數，增加北方人參與(yu) 政權建設加強統治的機遇。”[46]這裏指出的是明代政治與(yu) 學術中的一個(ge) 重要方麵——南北問題。

當年元朝在建立的過程中，就存在一個(ge) 突出的南北問題。就學術而言，起初“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47]，正是有了江漢趙複等南儒的北傳(chuan) 理學，才形成了北方的理學風氣。明代初年的南北問題與(yu) 元代既有不同，又有關(guan) 聯。這要從(cong) 朱元璋政權的地域性質說起。

朱元璋1352年起兵於(yu) 濠州（今安徽鳳陽），1356年攻克集慶（今江蘇南京），改稱應天府作為(wei) 根據地，包括1368年在南京宣布建立明朝政權，他的統治基礎主要是在黃河以南的地區，此時還不算一個(ge) 南北完全統一的王朝。出現這樣的情況，與(yu) 以大都（今北京）為(wei) 中心的元朝政權依然試圖奪回失地，華北一帶還處於(yu) 戰爭(zheng) 狀態有關(guan) 。因此，“可以說，初期的明王朝，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以南方為(wei) 基礎的一種地方政權，它一直保留著當初的形態，隻不過是地域性擴大而已。特別是官僚的大多數都出身江南，江南成了王朝的經濟基地。這樣看來，明王朝，至少是初期的明王朝，也可以稱之為(wei) ‘南人政權’”[48]。

不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元末以來北方戰亂(luan) 導致北方文化趨於(yu) 衰微，錢穆先生認為(wei) ，安史之亂(luan) 作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關(guan) 捩”，自“唐代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49]。當然，元末明初的北方戰亂(luan) 確實嚴(yan) 重影響了學術在北方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當時北方經學的實際情形是：

愚幼時，“四書(shu) ”、本經俱讀全注。後見庸師窳生欲速其成，多為(wei) 刪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為(wei) 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shu) 善本絕不至於(yu) 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yu) 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50]

由此可見，北方經學基礎之薄弱。雖然朱元璋政權屬於(yu) “南人政權”，手下諸多大臣也更多關(guan) 注其所處南地之地方利益，但對於(yu) 最高統治者來講，卻應當立足整個(ge) 王朝政治，放眼天下。比如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就曾對禦史台臣言：“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51]也就是說，在太祖看來，無論發展經濟還是簡拔人才，必須注重南北地域的平衡。同樣是在洪武四年頒定的“南北更調”之製，正是基於(yu) 這點推行的。《明史·選舉(ju) 誌三》即載：“洪武間，定南北更調之製，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後官製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52]

如前所述，洪武三年的初行科舉(ju) 效果並不理想，太祖於(yu) 洪武六年斷然宣布罷廢科舉(ju) 。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固然也應當是一個(ge) 重要的原因，但從(cong) 南北政治學術的角度考察，太祖或許有更為(wei) 深遠的考量。

從(cong) 推行科舉(ju) 的實際錄取比例來看，南人要遠遠高於(yu) 北人，甄洪永稱：“從(cong) 洪武時期的科考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北方經學的沒落。洪武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科考，北方士子中第人數占當年錄取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十九、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二，這顯然低於(yu) 南方士子的中第比例。”[53]這一情形，不利於(yu) 北方的政治經濟發展。正緣於(yu) 此，太祖認為(wei) 科舉(ju) 製度無法均衡地選拔人才，不利於(yu) 政權的穩固，故而決(jue) 定廢除。日本學者檀上寬也認為(wei) ，所取後生少年不堪任用並非最本質的原因，他說：

在科舉(ju) 實行以前，洪武帝就多次抱怨，近來文士隻是能說會(hui) 道，沒有實際本領，這並不是什麽(me) 當時的新問題。這裏的實質，毋寧說是指向長於(yu) 文詞的南人。正如《英宗實錄》中所說的那樣：“江北之人，文詞質實；江南之人，文詞豐(feng) 贍。故試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這就是說，在當時情況下實行科舉(ju) ，合格者多為(wei) 南人，所以就連免除會(hui) 試的變通方式也不用了，下決(jue) 心一下子廢止了科舉(ju) 。王朝的目標在於(yu) 抑製南人，廢止科舉(ju) 一個(ge) 月前的洪武六年正月，在第三屆鄉(xiang) 試合格者中，預先錄用了河南和山東(dong) 出身的一些所謂北人。從(cong) 中也可以看出王朝的目的所在。[54]

如此說來，抑製南人，達到南北均衡才是太祖罷廢科舉(ju) 的真正原因。當然，在廢止科舉(ju) 的同時，太祖也加強了對北方經學的扶持。比如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曾下令“頒‘五經’‘四書(shu) ’於(yu) 北方學校”；十九年（1386），“複賜北方郡縣學校‘五經’‘四書(shu) ’”；二十年（1387），“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複其家”；二十四年（1391），“命禮部頒書(shu) 籍於(yu) 北方學校”。[55]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學在北方的傳(chuan) 播，也促進了北地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

然而，廢止科舉(ju) 並沒有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南北選才的問題，甚至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發生了明代科舉(ju) 史最大的一樁公案——“南北榜”事件。《明史》載，湖南茶陵人劉三吾博學善屬文，頗得太祖器重，累遷翰林學士，“一切禮製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hui) 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yu) 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xiang) 。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qin) 賜䇿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雲(yun) 。建文初，三吾召還，久之卒。”[56]

這次的“南北榜”事件，更多地被認為(wei) 是一場冤案，因為(wei) 當時南北兩(liang) 地在經學水平上的差距實在太大。科舉(ju) 考試皆為(wei) 南人，倒未必是因為(wei) 劉三吾等人對於(yu) 南人的偏袒。吳晗先生即稱：“其實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北方經過長期戰爭(zheng) 破壞，生產(chan) 水平低於(yu) 南方，就教育、文化的發展說，南方是高於(yu) 北方的。考卷照舊例彌封，考官並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是北人。劉三吾等隻憑考卷文字決(jue) 定去取，盡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見。經過北方考生幾次抗議，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為(wei) 了爭(zheng) 取籠絡北方的地主知識分子，重考的結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個(ge) 也沒有。他是從(cong) 政治出發的，從(cong) 大一統國家的前提出發的，而不是單純從(cong) 考卷的優(you) 劣出發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殺，宋琮的充軍(jun) 是冤枉的。”[57]當然，也有學者認為(wei) ，劉三吾等人被處置，是由於(yu) 他們(men) 跟藍玉黨(dang) 羽有關(guan) 聯[58]。

另有一點不容忽視，那就是即便到了洪武末年，明朝開國已經三十年，北方還是有諸多不穩定因素，“當時北方還不時出現逃亡塞外的元朝殘餘(yu) 勢力反抗朝廷的軍(jun) 事戰爭(zheng) ，朱元璋亟須籠絡北方的知識分子，穩定北方社會(hui) 。而南北榜事件正是實現這一目的的良好契機。《鳳洲雜編》卷四說：‘北方人士服屬於(yu) 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假科名以籠絡之。’”[59]換言之，劉三吾等人隻是明太祖均衡南北發展的一個(ge) 犧牲品。

五、結語

以明太祖洪武年間的科舉(ju) 興(xing) 廢為(wei) 線索，我們(men) 可以大致觀察到明初經學變遷之大勢，也可以大致了解到明初學術與(yu) 政治的基本麵目。

其一，對於(yu) 太祖而言，無論科舉(ju) 之興(xing) 廢，科舉(ju) 、薦舉(ju) 之選擇，“五經”“四書(shu) ”之進退，還是南學、北學之抑揚，都有著明顯的“切求實效”的目的，這也是他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家而非學術家的突出特征。太祖充分考慮到明初天下初定複雜的政治情勢，而做出相應的選擇，也體(ti) 現出他強勢的統治風格。

其二，明初科舉(ju) “興(xing) －廢－興(xing) ”的波折曆程，體(ti) 現出學術與(yu) 皇權之間明顯的張力。無論是太祖頒行由他親(qin) 自寫(xie) 定的刑典《大誥》，還是令劉三吾刪削《孟子》而成《孟子節文》，抑或是以行政命令罷廢僅(jin) 行三年的科舉(ju) ，都體(ti) 現出皇權對於(yu) 學術的強力幹涉——雖然如此作為(wei) 亦是其政治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經學發展畢竟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定意義(yi) 上的“畸形”。

其三，我們(men) 需要特別重視明太祖為(wei) 平衡南北經學發展所做的努力，也需要理解劉三吾“南北榜”這一“冤案”背後，明太祖從(cong) 王朝統治角度更深遠的考量。太祖向北地頒布經史書(shu) 籍、增加科舉(ju) 錄用名額，與(yu) 其在北地推行的“大移民”行動一樣，都是明朝史上的重大事件，對於(yu) 穩固和平衡明朝統治，解決(jue) 元朝統治者遺留下來的曆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yi) 。

其四，明朝初年的科考程式，在一定時期既不同於(yu) 元朝，又不同於(yu) 永樂(le) 朝。初行科舉(ju) 時先“五經”後“四書(shu) ”的規定，體(ti) 現出太祖對於(yu) 五經學的重視——這一點從(cong) 太祖推行諸項政策時注重以“五經”為(wei) 依據且尤重《尚書(shu) 》，也可以得到印證。而延續元代程式，規定“五經”皆需參用“古注疏”，又與(yu) 永樂(le) 中期以後主要以三部《大全》為(wei) 準而廢棄漢唐舊說大有不同。由此說來，明初科舉(ju) 尚具備較高的學術品質，與(yu) 永樂(le) 以後“高頭講章”盛行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

無論研究明史還是研究科舉(ju) 史，我們(men) 都不可忽略明初科舉(ju) “興(xing) －廢－興(xing) ”過程中這些細微又重要的特征。畢竟，科舉(ju) 製度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製度，具有明顯的政治特征。

注釋：
 
[1]錢穆：《經學大要》，台北：蘭台出版社，2000年，第516頁。
 
[2]張廷玉等：《太祖本紀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6頁。
 
[3]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小明王韓林兒封朱元璋為“吳國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為“吳王”。
 
[4]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3年，第271頁。
 
[5]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二，第323頁。
 
[6]“六德”指周代大司徒教民的六項道德標準：知、仁、聖、義、忠、和。“六行”指教民的六種善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指教授貴族子弟的六門功課：禮、樂、射、禦、書、數。
 
[7]陳夢雷等輯：《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匯編·經籍典》第六卷，清雍正銅活字本。
 
[8]彭孫貽：《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卷二，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河北師範學院曆史係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23—1524頁。
 
[9]宋濂等：《選舉誌一》，《元史》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019頁。
 
[10]參見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65頁。
 
[11]參見周春健：《元代科舉之罷與蒙漢觀念之“衝突”》，《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12]許有壬：《送馮照磨序》，《至正集》卷三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3]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曆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75、172頁。
 
[14]宋濂等：《選舉誌一》，《元史》卷八十一，第2019頁。
 
[15]張廷玉等：《選舉誌二》，《明史》卷七十，第1694頁。
 
[16]彭孫貽：《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卷二，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河北師範學院曆史係點校，第1523頁。
 
[17]張廷玉等：《選舉誌二》，《明史》卷七十，第1696頁。
 
[18]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九，第1443—1444頁。
 
[19]肖華忠：《明初洪武年間科舉間行原因初探》，《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
 
[20]毛佩琦：《明初政治轉型和科舉製度的確立》，《中國文化》2016年第2期。
 
[21]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666頁。
 
[22]張廷玉等：《選舉誌三》，《明史》卷七十一，第1712頁。
 
[23]展龍：《元明之際士大夫政治生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4—411頁。
 
[24]張廷玉等：《禮誌四》，《明史》卷五十，第1296頁。
 
[25]張廷玉等：《錢唐傳》，《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第3981頁。
 
[26]張廷玉等：《錢唐傳》，《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第3981頁。
 
[27]張廷玉等：《禮誌四》，《明史》卷五十，第1296頁。
 
[28]張廷玉等：《錢唐傳》，《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第3982頁。
 
[29]楊海文：《〈孟子節文〉的文化省思》，《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2期。
 
[30]張廷玉等：《太祖本紀三》，《明史》卷三，第40頁。
 
[31]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第2467頁。
 
[32]張廷玉等：《選舉誌二》，《明史》卷七十，第1696頁。
 
[33]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三十四，第2121—2122頁。
 
[34]參見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七，第2322—2324頁。
 
[35]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六十四，第1215頁。
 
[3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02頁。
 
[37]周春健：《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38]張廷玉等：《選舉誌二》，《明史》卷七十，第1694頁。
 
[39]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第54頁。
 
[40]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十八，欒保群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55頁。
 
[41]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十八，欒保群校注，第1057頁。
 
[42]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2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99頁。
 
[43]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2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第400頁。
 
[44]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第307頁。
 
[45]趙爾巽等：《選舉誌三》，《清史稿》卷一百〇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149頁。
 
[46]甄洪永、孔德淩：《明代經學學術編年》，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39頁。
 
[47]宋濂等：《趙複傳》，《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第4314頁。
 
[48]檀上寬：《明王朝成立期的軌跡——洪武朝的疑獄事件與京師問題》，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3—334頁。
 
[49]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第704頁。
 
[50]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十七，欒保群校注，第997頁。
 
[51]姚廣孝：《明太祖實錄》卷六十，第1176頁。
 
[52]張廷玉等：《選舉誌三》，《明史》卷七十一，第1716頁。
 
[53]甄洪永：《明初經學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282頁。
 
[54]檀上寬：《明王朝成立期的軌跡——洪武朝的疑獄事件與京師問題》，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第339—340頁。
 
[55]參見甄洪永、孔德淩：《明代經學學術編年》，第226、282、288、308頁。
 
[56]張廷玉等：《劉三吾傳》，《明史》卷一百三十七，第3942頁。
 
[57]吳晗：《朱元璋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96頁。
 
[58]參見牟複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張書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75頁。
 
[59]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2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