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之生平、學行與文化精神
    作者：彭華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1年10月10日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庵），又字伯隅，號觀堂、永觀等，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是近代中國享有國際盛譽的傑出學者，學界共推為學術巨擘，世人推允為國學大師。
    
    　　王國維一生涉獵極其廣博，舉凡哲學、美學、教育學、文學、文獻學（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經學、史學等均有專門之研究，並且在如此眾多的學術（學科）領域都取得了不可磨滅的突出成就；誠可謂造詣精深、論著豐贍，故傲然而入傑出學者之林！
    
    　　王國維熔鑄古今、會通中西，既具備深厚的國學根柢與知識素養，亦有獨特的西學修養與理論方法，並且成功示範而又堪稱楷模，故巍然而為一代學術巨擘！
    
    　　就文化精神之諸層麵（文化關懷、學術精神、治學理念等）而言，王國維均有其深遠而根本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毋庸置疑，王國維又挺然而為一代國學大師！
    
    　　一、生平簡介
    
    　　清德宗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國維生於浙江海寧州城（今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舊宅。祖輩世籍開封。遠祖稟，宋靖康中以總管守太原，城陷，死之，贈安化郡王。孫沆，隨宋高宗南渡，賜第鹽官，遂為海寧人焉。海寧王氏乃當地書香世家，高祖父、曾祖父、祖父三代均為國學生，至其父輩始棄儒而賈。父王乃譽（1847－1906），字與言，號蓴齋，晚字承宰，號娛廬。雖事商賈，仍於暇時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著有《遊目錄》十卷、《娛廬詩集》二十卷、《娛廬隨筆》（三十歲以後日記）等。母淩氏，生一子一女，女名蘊玉，長王國維五歲，適同邑庠生陳達衢（汝聰）[以上關於海寧王氏家世的敘述，綜合參考以下二文：（1）王國維：《先太學君行狀》，附錄於佛雛《王國維詩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362－363頁；（2）王國維：《補家譜忠壯公傳》，《觀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國維遺書》第四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影印）。以下凡引王國維之著述，除有特別說明者外，文字均依《王國維遺書》。]。 
    
    　　王國維七歲（1883年）始入私塾。先從庠生潘綬昌（字紫貴）學，後從陳壽田學，習八股時文及古體詩等。1887年，乃譽自溧陽奔喪返鄉，從此“裏居不出，以課子自娛，發行篋書，口授指畫，每深夜不輟”。其時王國維已經嶄露頭角，與葉宜春、褚嘉猷、陳守謙一起被裏人目為“海寧四才子”，並被推為其首。1892年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其後，兩度應鄉試，皆不售。又為中日甲午之戰震撼和受“公車上書”之影響，“於是棄帖括之學而不為”[以上引號內的文字，均出自王國華《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遺書》第一冊。]。曾任私塾教師兩年（1896－1897），但不為其所樂。 
    
    　　1898年2月，王國維至上海《時務報》任書記，此行為其一生事業之始。同時，入“東文學社”學習，後漸為羅振玉（1866－1940）、藤田豐八（1869－1927）所知。戊戌變法失敗後，《時務報》遭關閉，羅振玉引之入東文學社，“使治社之庶務，而免其學資”[王國維：《自序》（1907年），《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並協助羅振玉編輯《農學報》。自此，王國維半工半讀，有了專心求學的機會。
    
    　　1900年，羅振玉應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之邀，至武昌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1901年秋，王國維應羅振玉之召赴武昌，為湖北農務學堂譯述講義及農書。同年5月，羅振玉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雜誌，聘王國維為編輯（後實任主編）。此後，其哲學及文學撰述常刊載於此。
    
    　　1902年2月，王國維受羅振玉資助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物理學校。夏，因病歸國。其後，王國維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通州師範學堂，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課餘，複埋頭哲學、文學研究，此為其“獨學之時代”。
    
    　　1904年6－8月，《紅樓夢評論》正式刊出[《紅樓夢評論》初載《教育世界》第76、77、78、80、81號，1904年6－8月出版。]，此為王國維第一篇關於文學評論的著作。評論者說，《紅樓夢評論》“要不失為一篇文學批評之傑作”
    
    　　[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原載《思想與時代》第26期，1943年9月；後收入《繆鉞全集》第二卷《冰繭庵古典文學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7頁。]，是20世紀“由中國學者有意識地化合了西方思想而寫出的第一篇文學理論大文章”
    
    　　[陳鴻祥：《王國維全傳》，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第145頁。]，是“紅學史上的裏程碑，……揭開了現代古典文學研究的序幕”[“出版說明”，《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商務印書館，2001年。按：“出版說明”中的“索引”二字有誤，當作“索隱”；另，“他”亦以作“它”為宜。]。 
    
    　　1904年8月，羅振玉在蘇州創辦江蘇師範學堂。12月，王國維至校任教。課餘，仍研讀叔本華、尼采、康德學說。1905年11月，羅振玉因父喪辭職，王國維亦辭職歸家，賦閑達半年之久。期間，填詞甚豐，治學興趣亦漸由哲學轉向文學。
    
    　　1906年2月，羅振玉任學部參事，王國維隨羅振玉進京。1907年春，羅振玉薦王國維於學部尚書兼軍機大臣榮慶；王國維受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後充學部圖書局編輯和名詞館協修，主編譯及審定教科書等事。在京期間，結識繆荃孫（筱珊）、傅增湘（沅叔）、董康（授經）、劉世珩（聚卿）、吳昌綬（伯宛）等。
    
    　　1906－1907年間，《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相繼刊出；又“因詞之成功，而有誌於戲曲”[王國維：《自序二》（1907年），《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對於自己所填之詞，王國維評價甚高，頗有自命不凡之語。三十自序雲：“餘之於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餘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餘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餘之處。”[同上。]
    
    　　1908年11月至1909年2月，詞學名著《人間詞話》（64則）在《國粹學報》第47、49、50期刊出。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標舉“境界”之說，更辨詞境有“隔”與“不隔”之別，“凡此等評衡論斷之處，俱持平入妙，銖兩悉稱，良無間然”，全書“明珠翠羽，俯拾皆是，莫非瑰寶”[俞平伯：《序》，《人間詞話》，北平樸社，1926年。]。 
    
    　　1911年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發。12月，羅振玉、王國維、劉大紳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鄉郊吉田山下之田中村，僑居日本達五年之久。從此，其治學轉而專攻經、史、小學，許多重要著作相繼問世（如《簡牘檢署考》、《宋元戲曲史》等）。王國維雲：“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為簡單，惟學問則變化滋甚。”[王國維：《丙辰日記》，1916年正月初二。] 
    
    　　1916年2月，王國維應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主編《學術叢編》，後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繼續從事古文字學、考古學、曆史學研究。1919年10月，開始為蔣汝藻（1877－1954）編撰藏書誌，前後曆時四年之久（1919－1923）。1922年，王國維受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在上海期間，編成《永觀堂海內外雜文》（1917年）、《觀堂集林》二十卷（1921年）。 
    
    　　1923年4月，王國維應詔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7月，“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1924年11月（十月），馮玉祥部“逼宮”，命溥儀遷出紫禁城。王國維隨駕前後，並因此而有“艱難困辱，僅而不死”之言（《樂庵居士五十壽序》）；曾數度“欲自沉神武門禦河”，皆為家人所阻而未果。 
    
    　　1925年2月，王國維受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為研究院“四大導師”。執教清華期間，王國維教授《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等，治學重點轉入西北史地及蒙元史。 
    
    　　1926年9月26日（八月二十日），長子潛明病逝於上海，王國維至滬料理喪事。羅振玉亦至上海協同料理喪事，喪事畢即攜女先行歸天津。10月返京，兩次致書羅振玉，其後遂與羅振玉絕交。此即殷南所雲“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殷南：《我所知道的王國維先生》，《國學學報》第二卷第八、九、十期合刊（王靜安先生專號），1927年10月。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138頁。按：一般認為，殷南即馬衡。]。 
    
    　　1927年6月，北伐軍進抵鄭州，直逼北京。6月2日（五月初三）上午，王國維告別清華園，至頤和園昆明湖自沉。遺書雲：“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第一冊，大通書局，1976年（影印本），卷首第21頁（手跡）。]海內外人士知與不知，莫不悼惜！ 
    
    　　二、學術經曆 
    
    　　王國維的治學之路，大致可以辛亥革命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辛亥革命前（1877－1911），主要從事哲學、美學、倫理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學研究。辛亥革命後（1912－1927），治學重點轉向經、史、小學。 
    
    　　早年的王國維，在家鄉接受的是傳統的私塾教育。自雲：“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為兒時所不喜外，其餘晚自塾歸，每泛覽焉。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用力不專，略能形似而已。”[王國維：《自序》，《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早年的這種教育雖然傳統且程度有限，但亦為他日後治文史、考據之學奠定了一定基礎。 
    
    　　王國維之知西學（新學），其時已是甲午之年（1894年）。“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但因“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故“居恒怏怏，亦不能專力於是矣”[同上。]。在東文學社學習時，王國維從日本教員田岡佐代治（字嶺雲）文集中，見“有引汗德（按：即康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同上。]，遂萌生研治西洋哲學之念。王國維之研讀哲學，出於其憂鬱的個性，而初衷則在思索人生，“體素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同上。]。 
    
    　　王國維前後攻讀的哲學著作，有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王國維稱之為《純理批評》）、叔本華的《作為意誌與表象的世界》（王國維稱之為《意誌及表象之世界》）以及尼采之書，“此外如洛克、休蒙（按：即休謨）之書，亦時涉獵及之”；同時輔之以哲學史著作，如“巴爾善之《哲學概論》，文特爾彭之《哲學史》”，以及桑木嚴翼之《哲學概論》等。除哲學外，兼及邏輯學、倫理學、美學、心理學，如“翻爾彭之《社會學》，及文之《名學》、海甫定《心理學》”[王國維：《自序》，《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西額惟克之《西洋倫理學史要》，以及席勒之美學等。在攻讀之餘，王國維又執筆翻譯、紹述西洋哲學。近代中國之譯介西洋哲學者，“要推侯官嚴複為第一”[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1923年），《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351頁。]，而王國維則堪稱“繼嚴氏以後之第一人”[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193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頁。]。 
    
    　　王國維三十歲以前濡染西方哲學的這段經曆，不僅使他開拓了學術視野，而且訓練了理性思維，同時也從中獲得了精神慰藉（“此則當日誌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 
    
    　　[王國維：《自序》，《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尤其是叔本華哲學，王國維自覺與其深相冥契，“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按：即1903－1904年），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然於其人生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嚐不心怡神釋也”[王國維：《自序》（1905年），《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冊。]。王國維後來之自沉，識者謂實與叔本華哲學不無關係。 
    
    　　對於西洋哲學，王國維雖無完整、深刻、係統之研究（學者雲，王國維對西洋哲學“並無深刻而有係統之研究”[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繆鉞全集》第二卷《冰繭庵古典文學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5頁。]，“無完整有係統之研究”[葉嘉瑩：《說靜安詞〈浣溪紗〉一首》，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0頁。]），但作為治學之利器，已足以使他獲益匪淺。王國維前期學術成就的獲得，實導源於這段西學經曆。如作為其前期代表作之一的《紅樓夢評論》，王國維即自陳其立論“全在叔氏（按：即叔本華）之立腳地”[王國維：《自序》，《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冊。]，這在當時是頗具影響的嚐試（王國維“應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解釋《紅樓夢》在當時影響很大”[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7、92頁。按：該書原名《當代中國哲學》，初版於1947年1月。]）。再如其前期的另一部代表作《人間詞話》，甚至其詩詞之作如《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等，實亦受叔本華之影響。繆鉞雲，“王靜安《人間詞話》之論詞，精瑩澄徹，……其見解似亦相當受叔本華哲學之濬發”，“王靜安之文學作品，亦多受叔本華之影響”[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繆鉞全集》第二卷《冰繭庵古典文學論集》，第197、198頁。]。又如其前期的重要論文，如《哲學辨惑》（1903年）、《論教育之宗旨》（1903年）、《論性》（1904年）、《釋理》（1904年）、《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1906年）、《原命》（1906年）等，若無西學（尤其是西洋哲學）之修養，其撰作實不可想象。 
    
    　　但是，王國維後來還是在煩悶與苦惱之中比較決然地離開了哲學苑囿。推究個中緣由，固然與客觀的學理密切相關，同時亦與其自我抱負、個人秉性直接相關。 
    
    　　在1907年的王國維看來，當時的哲學界已經相形黯淡，並無自立新係統的第一流的哲學家，所謂哲學家實多為第二流的哲學史家。“今日之哲學界，自赫爾德曼以後，未有敢立一家係統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係統，自創一新哲學，非愚則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學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賓塞爾，但搜集科學之結果，或古人之說而綜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謂可信而不可愛者也。此外所謂哲學家，則實哲學史家耳。”而王國維又是自我期許甚高者，“以餘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另一方麵，王國維已經清晰地看到，“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使他一度處於兩難選擇之中，“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王國維之研覃哲學，本欲於其中求精神之慰藉；既然不能於哲學中求慰藉，故王國維轉而求諸文學，“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這樣一來，王國維又陷入了另一兩難選擇之中：“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本段引號內的文字，均出自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自序二》，《王國維遺書》第五冊。] 
    
    　　雖然有如此之煩悶與苦惱，但在辛亥革命前的兩三年間（1908－1910），王國維還是將其治學重點轉向了文學。在1908至1910年間，王國維陸續輯校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詞》、《南唐二主詞》、《後村別調補遺》、《壽域詞》、《石林詞》、《漱玉詞》、《放翁詞》、《六一詞》、《優語錄》、《錄鬼簿》等，又成《詞錄》、《曲錄》、《戲曲考源》、《宋大曲考》（後增訂為《唐宋大曲考》）、《錄曲餘談》、《曲調源流表》（已散失）等。 
    
    　　王國維雅好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這一勢頭，一直綿延至其東渡日本的最初三年（1911－1913）。在此三年間，王國維創作了《頤和園詞》、《隆裕皇太後挽歌辭九十韻》、《蜀道難》、《詠史》、《昔遊》等文學作品，並於1913年5月將詩作結集成冊，以《壬癸集》為名刊行（1914年正式出版）。又於1912年9月修訂《古劇腳色考》，並於1913年連載於日本《藝文》雜誌。1913年1月，又以三月之力撰成《宋元戲曲史》，於其後連載於《東方雜誌》（1913－1914年）。《宋元戲曲史》是我國第一部戲曲史專著，郭沫若將《宋元戲曲史》與《中國小說史略》（魯迅著）譽為“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1946年），《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306頁。]。 
    
    　　辛亥東渡後，王國維之治學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轉而寢饋於經、史、小學。王國維的這次學術轉向，與羅振玉的規勸有莫大關係。羅振玉力勸王國維“專研國學”，謂專研國學當“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又與王國維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並謂歐西哲學雖大行其道於中國，但“流弊滋多”；最終慰勉王國維，“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反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末由也”[羅振玉：《海寧王忠愨公傳》（1927年），《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大通書局，1976年（影印本），第5383－5389頁。]。誠如前文所言，《十三經注疏》為王國維“兒時所不喜”，但東渡後卻對《十三經注疏》興味倍增。1913年“發溫經之興”[王國維：《致繆荃孫》（1913年11月），《王國維全集•書信》，第37頁。]，遂圈點“三禮”並作跋，又圈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客居日本期間，王國維經史研究方麵的重要著作相繼問世，如《簡牘檢署考》、《明堂廟寢通考》、《釋幣》（原名《布帛通考》）、《秦郡考》、《漢郡考》（上、下）、《流沙墜簡》、《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生霸死霸考》等。另外，又於1913年7月－1915年11月在沈陽《盛京時報》刊載學術劄記《東山雜記》、《二牖軒隨錄》、《閱古漫錄》；內容雖然龐雜，但可供參考的學術見解頗多。 
    
    　　1916年2月，王國維自日本回國，其後寓居上海達八年之久（1916年2月－1923年4月）。在上海的八年，是王國維在學術上的又一重大創獲期。王國維一方麵與海內外學者（如沈曾植、內藤湖南等）廣泛交往，相與論學，另則一如既往地在學術上精研覃思且屢有創獲，許多輝煌佳作隨之陸續問世，在國際學界亦聲譽鵲起。他這一時期的治學範圍，淹貫於經史小學的眾多領域，如古禮製、古文字、古器物以及音韻學、版本學、目錄學、敦煌學等。該時期的重要論著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殷周製度論》、《史籀篇疏證》、《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書郭注方言後》、《書爾雅郭注後》、《周書顧命考》、《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聯綿字譜》、《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魏石經考》、《漢魏博士考》、《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西胡考》及《續考》、《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密韻樓藏書誌》等。 
    
    　　1921年5月，王國維將數年間所寫論文刪繁挹華，輯成《觀堂集林》二十卷，由烏程蔣氏出資刊行（1923年出版）。《觀堂集林》是王國維最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
    
     　　[梁啟超：《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辭》，《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號，1927年10月。]，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金字塔”[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1946年），《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313－314頁。]。
    
     　　王國維嚐雲：“餘畢生惟與書冊為伴，故最愛而難舍去者，亦惟此耳！”[王德毅：《王國維年譜》“敘例”，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第3頁。]王國維的本色是書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學者。王國維晚年雖然出任“南書房行走”，也因此而卷入了小朝廷的明爭暗鬥，但殊以為不快。1925年2月，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簡稱“清華國學研究院”或“清華研究院”）決定聘請王國維為導師，王國維在經過“一星期考慮”[“一星期考慮”之語，見於胡適1925年2月致王國維書信（劉烜、陳杏珍輯注：《胡適致王國維書信十三封》之十一，《文獻》第1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之後，即決定應聘。在做出這一決定後，王國維致書友人蔣汝藻，“數月以來，憂惶忙迫，殆無可語。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困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王國維：《致蔣汝藻》（1925年3月25日），《王國維全集•書信》，第412頁。]。慰悅之情，流於筆端。
    
     　　就任清華國學研究院教席的王國維，擔任的是經史小學導師，講授的課程有《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等；指導研究的範圍有經學（含《書》、《禮》、《詩》）、小學（含訓詁學、古文字學、古音韻學、《說文》部首研究）、上古史、金石學、蒙元史等。這一時期的王國維，雖然其學術範圍仍然不出經史小學，但其治學方向卻再次發生變化，即開始大規模地、係統地從事西北史地之學與蒙古元史之學的研究，這也是其學術生命曆程的最後一個重要驛站。集此方向研究之大成的代表作，一是《古行記四種校錄》（見《王國維遺書》第十三冊），二是《蒙古史料四種校注》（由清華研究院於1926年作為院刊叢書第一種印行），三是相關專題論文（如《耶律文正公年譜》、《韃靼考》、《韃靼年表》、《黑車子室韋考》、《遼金時蒙古考》、《金界壕考》、《蒙古劄記》等），從而成為現代中國蒙元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
    
     　　舉世之人深以為哀惜的是，王國維竟然在五十之年撒手塵寰，以一己之手終結了其個體生命與學術生命。若其生命再延續一二十年，其學術更不可限量。
    
     三、文化精神 
    
    　　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曾經談及“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的關係，“詩人對自然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第60則）。此雖就文學創作而言，實則在學術上具有更為寬泛的、一般性質的意義，同時也是理解王國維其人其學的一把鑰匙。換言之，對於作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我們既要“入乎其內”觀賞其學術成果，也要“出乎其外”體悟其精神理念。約略而言，王國維對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貢獻，除其字字珠璣而又蔚為大觀的學術成果外，實則還體現在其文化關懷、學術精神、治學方法三方麵。 
    
    　　（一）文化關懷 
    
    　　西方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既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標誌[比如，馬林諾夫斯基即認為，“文化的出現，將動物的人變為創造的人、組織的人、思想的人、說話的人以及計劃的人”（《在文化誕生和成長中的自由》，莊錫昌等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頁）。]，也是判別特定民族的標準[現代人類學者認為，“文化特點可以毫無例外地作為任何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主要標誌”（［蘇］尼•切博克薩羅夫、伊•切博克薩羅娃著，趙俊智、金天明譯：《民族•種族•文化》，東方出版社，1989年，第2－25頁）。]。就前者而言，王國維認為知識與感情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標誌，“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哉”[王國維：《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1905年），《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冊。]。就後者而言，國內的其他學者（如陳寅恪等），亦持此論[彭華：《陳寅恪的文化史觀》，《史學理論研究》1999年第4期，第40－49頁；彭華：《陳寅恪“種族與文化”觀辨微》，《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86－188頁。]。具體而言，作為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王國維，自始至終關注的是中華文化，並且以中華文化為其“終極關懷”；此乃王氏學術之至上指歸，並且貫穿其生命之始終。
    
     　　孔子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曾子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既以中華文化為“終極關懷”，故“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
    
     　　[陳寅恪：《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1942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61頁。]乃為當然之旨，且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王國維所生活的近代中國，正是“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钜劫奇變”[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1927年），《陳寅恪集•詩集》，三聯書店，2001年，第13頁。]的時代，堪稱風雲激蕩、翻天覆地；古與今的轉型、中與西的碰撞、內與外的衝突等紛至遝來，一時蝟毛叢聚、百矢輻輳。時代如此，文化亦然。作為文化托命之人的大師巨子，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是，“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並冀此“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1934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47頁。]。個中大義與微旨，王國維有著理性而清晰的認識，並且有著自覺而勇敢的擔當精神，“竊又聞之：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輩，天不畀以期頤之壽，則《詩》、《書》絕於秦火矣。既驗於古，必驗於今”[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1919年），《觀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國維遺書》第四冊。]。 
    
    　　王國維雖然體認學術與民族和國家息息相關，但又與完全趨新者和一味守舊者判然有別。質言之，王國維雖然一度浸淫於西學近十年，但他並沒有像胡適、陳序經一樣走向“全盤西化”，而是以中華文化為皈依；王國維雖然一度沉浸於新學，但他並沒有像吳虞、陳獨秀一樣激烈反傳統，高唱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王國維雖然亦以古典學為研究中心，但他並沒有像辜鴻銘、倭仁一樣抱殘守缺、食古不化，全然一副頑固守舊的“衛道”麵孔。在學術上，王國維大力呼籲學術的獨立，極力提倡自由的研究，特別重視學術的超功利。在治學理念上，王國維主張貫通古今、會通中西。在中西文化觀上，王國維持“能動化合”說。 
    
    　　王國維正言宣稱，“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製之時代”[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1906年），《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正因如此，故王國維認為全然不可再視學術為政治之附庸，更不可以學術為政治之手段。基於這一立場，王國維激烈批評康有為之《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與譚嗣同之《仁學》，痛斥二人“之於學術非有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為政治上之手段”[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1905年），《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冊。]。為什麽呢？因為“哲學之所以有價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範圍故也”[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1906年），《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相反，“若哲學家而以政治及社會之興味為興味，而不顧真理之如何，則又決非真正之哲學”[王國維：《文學小言》（1906年），《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除哲學外，當時之文學亦複不容樂觀，“又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而此無異於是對神聖之哲學與文學的“褻瀆”，實屬罪“不可逭”。在王國維看來，“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1905年），《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冊。]。王國維甚至宣稱，“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王國維：《教育偶感四則》（1904年），《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冊。]。在眾多學科門類中，王國維尤其重視哲學與美術，“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無與於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因為哲學與美術所追求的是永恒而普遍的真理，而真理具有超功利的神聖的價值，“夫哲學與美術之所誌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唯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聖之所存也”[王國維：《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1905年），《靜庵文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依此要旨，故切不可以哲學與美術為道德政治之手段，“若夫忘哲學美術之神聖，而以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無價值者也”。因此，王國維振臂疾呼：“願今後哲學美術家，毋忘其天職，而失其獨立之位置，則幸矣！”[同上。] 
    
    　　在治學理念上，王國維主張貫通古今、會通中西。早在1906年，王國維即以哲學為例，認為西洋哲學之於中國哲學，“其關係亦與諸子哲學之於儒教哲學等”，故“今即不論西洋哲學自己之價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學，勢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學”。王國維斷言，“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1906年），《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其後，王國維又在《國學叢刊序》一文中“正告天下”：“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就學無中西一端而言，“餘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王國維：《國學叢刊序》（1911年），《觀堂別集》卷四，《王國維遺書》第四冊。]。王國維在中西文化觀上持“能動化合”說，即職是之故。在1905年所作《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中，王國維從“能動”與“受動”兩個視角概述了中國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的曆程（自周至清），提出中國思想文化應“能動化合”西洋思想，“即令一時輸入（西洋之思想），非與我中國固有之思想相化，決不能保其勢力。觀夫三藏之書已束於高閣，兩宋之說猶習於學官。前事之不忘，來者可知矣”。陳寅恪所雲，“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史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1934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84－285頁。]，與王國維“能動化合”說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相襲之痕跡至為明顯。
    
     　　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之自殺，實出於王氏之深沉的文化關懷，“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迨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劫盡變窮，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1927年），《陳寅恪集•詩集》，三聯書店，2001年，第12－13頁。]。信哉，斯言！ 
    
    　　（二）學術精神 
    
    　　在學術精神上，王國維一直恪守的是求真、求是精神。這種求真、求是精神，既是對乾嘉之學考據傳統的繼承，同時又融入了西方近代科學的實證精神。至於暫不可求其真、求其是者，王國維則力主“闕疑”、“闕殆”，特別反對穿鑿與附會。對於古史，王國維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貿然“疑古”，而是結合新舊材料審慎地加以疏證（約略近於“釋古”）。
    
     　　蔚為壯觀的乾嘉學派，素來重視紮實的文字考據與嚴密的邏輯分析，學風質樸，為學嚴謹，力求恢複古書與古學之真。王國維接武斯旨而又發皇光大之，不僅注重新舊材料的致密考證以求其真，亦注重理論的思辨以求其是，可謂“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陳寅恪：《與妹書》（1923年），《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11頁。]。而王國維之所以能“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實受益於他所擁有的近代科學的知識素養與近代科學所張本的實證精神。
    
     　　王國維將古今中西之學劃分為三大門類——科學、史學、文學，“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認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象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也。古今東西之為學，均不能出此三者”。王國維認為，科學、史學、文學三者實可相濟相融而非相妨相害，“此不獨治一學當如是，自學問之性質言之，亦固宜然。然為一學，無不有待於一切他學，亦無不有造於一切他學”。比如，“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為善”[王國維：《國學叢刊序》（1911年），《觀堂別集》卷四，《王國維遺書》第四冊。]。就治學義理而言，王國維此文所會通的已經不僅是古今與中西，不期而然已進於會通百科之境。國外學者評論王國維，“他對西洋科學研究方法理解很深，並把它利用來研究中國的學問，這是作為學者的王君的卓越之處”[ ［日］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君》（1927年），轉引自《追憶王國維》，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第344－345頁。]。此為知人之論，在此不容詳述。僅就王國維所恪遵的近代科學的實證精神而言，除常人慣常引述的“二重證據法”諸語外，王氏另有以下數句經典話語自陳其實證精神，“吾儕前後所論，亦多涉理論，此事惟當以事實決之。……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所當然也”[王國維：《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1916年），《觀堂集林》卷一，《王國維遺書》第一冊；又見《王國維全集•書信》，題作《致林泰輔》（1916年1月），第43－46頁。]。 
    
    　　王國維雖然在學術精神上遵循求真、求是之理路，但並非簡單肯定或斷然否定；尤其是對於暫時不可求其真、求其是者，王國維則又力主“闕疑”、“闕殆”，特別反對以不知為知的穿鑿與附會。王國維的這一精神主旨，既有西方近代科學“證實”與“證偽”的訓練背景，但實則“淵源有自”。
    
     　　孔子雲：“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論語•為政》）又雲：“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論語•子路》）孔子這一“闕疑”、“闕殆”精神主旨，司馬遷是深有體會，“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史記•三代世表》）。嗣後，許慎亦本斯旨，“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說文解字•敘》）。李唐之時，劉知幾亦反複申述闕疑的重要（詳見《史通》之《書誌》、《探賾》、《人物》、《雜說下》等篇）。對於這一優良傳統，王國維不僅感悟甚深，而且身體力行。在王國維看來，這是治學的不二法門、不易法寶，“餘案闕疑之說出於孔子，蓋為一切學問言，……至於他學，無在而不用此法”[王國維：《金文編序》（1924年），《觀堂別集》卷四，《王國維遺書》第四冊。]。以古文字之考釋而言，王國維即明言，“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王國維：《毛公鼎考釋序》（1916年），《觀堂集林》卷六，《王國維遺書》第一冊。]。他在書信中說，“考釋古文字以闕疑為第一要訣”[王國維：《觀堂書劄（與羅振玉先生論學手劄）》，《中國曆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嶽麓書社，1980年，第38頁。]，“如無他證，殆闕之可耳”
    
     　　[王國維：《致容庚》，《王國維全集•書信》，第460頁。]。因此，對於“未習舊藝”、“不通字例”而又“肆其私臆，無所忌憚”的“俗儒鄙夫”，王國維以之為“古文之厄極”[王國維：《殷虛書契考釋後序》（1914年），《觀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國維遺書》第四冊。]。容庚說王國維考證古文字“首重闕疑”，於逞臆之徒“深所痛詆”[容庚：《王國維先生考古學上之貢獻》（節錄），原載《燕京學報》第二期，1927年12月；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223頁。]，可謂的論。至若考釋語言，亦複如是，“此等成語，無不有相沿之意義在，今日固無以知之，學者姑從蓋闕可矣”[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1921年），《觀堂集林》卷二，《王國維遺書》第一冊。]。 
    
    　　不僅考釋語言文字當堅持“闕疑”、“闕殆”精神，廣義的古史研究亦當如此。王國維嚐就殷周曆法問題致信馬衡，“商時止有十三月，周更無有十四月之理，姑從闕疑可耳”[王國維：《致馬衡》，《王國維全集•書信》，第459頁。按：王國維“周更無有十四月”之說當更正。傳世的鄧公簋、鄀公諴鼎（分別見《殷周金文集成》3858、2753）以及新出土的叔夨方鼎（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114），其中均有“十又四月”之文。]。晚年執掌清華教席時，不管是課堂教學還是個人研究，不管是質疑問難還是指導論文，王國維全然依本此旨。親炙教澤的弟子說，“大抵服其樹義恢郭甄微，而能闕疑闕殆，以不知為不知，力剔向壁回穴之習”[劉盼遂：《觀堂學禮記》，原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1928年4月；後收入《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13頁。]，“研究生要寫論文，要質疑，要商酌題目。……研究生有自擬題目者，亦熱忱加以指示，平時質疑問難，極能實事求是，他掌握的，不憚詳細反複解釋，沒有掌握的就說‘弗曾見過’、‘阿拉弗曉得格’。這真是古人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周傳儒：《王靜安傳略》，《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285頁。]。
    
     　　對於業已相沿成習的“信古”與其時方興未艾的“疑古”，王國維認為均不可盲從，“今人勇於疑古，與昔人之勇於信古，其不合論理正複相同”[王國維：《致容庚》（1926年），《王國維全集•書信》，第437頁。]。至若居於“疑古”（蔑古）與“信古”（尚古）二端之間的“調停”之說，雖然貌似“合論理”，但實則不講原則、不明取舍，均有悖於科學與史學之求真、求是精神，故王國維亦表反對，“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為調停之說者，而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王國維：《國學叢刊序》（1911年），《觀堂別集》卷四，《王國維遺書》第四冊。]。體味斯言斯語，參照其學其行，王國維實際上主張的是結合新舊材料審慎地疏證古史。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名曰“古史新證”，實有深意存焉。
    
     　　（三）治學方法
    
     　　王國維治學素來極端重視方法，而他在治學方法上最重大的建樹與最重要的發明，恐怕非“二重證據法”莫屬。“二重證據法”之所以一直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並且有口皆碑，不外乎以下兩大原因：一則固然在於“二重證據法”本身合於“科學研究”之精神，故在科學昌明之時代為世人所拍手稱快乃理所當然之事；二則在於王國維本人身體力行踐履“二重證據法”，並且取得了厚重而光輝的成就（至今仍然是典範之作），故“二重證據法”之成為“範式”（paradigm）乃勢所必然之事。 
    
    　　王國維關於“二重證據法”的完整表述，始見諸《古史新證》：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嚐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3頁。]
    
    　　王國維本處所說的“二重證據”，一是“紙上之材料”（意即傳世文獻），一是“地下之新材料”（意即出土文獻）。王國維以此“二重證據”互證以治史，其最典型的也是最成功的例子，可以被傅斯年推為樣板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為傑出代表[傅斯年說，二《考》“實在是近年漢學中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直接材料與間接材料“互相為用”的“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第四講《史料論略》，《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1、312頁）。]。若以直接材料與間接材料“互相為用”標準衡量，王國維1912年所作《簡牘檢署考》可以算是“最早的一個範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嶽麓書社，2003年，第111頁。]。或以為王國維所重視的僅僅是“地下之新材料”的文字材料，但實則不然。如其關於封泥、璽印、兵符、古尺、古玉的研究，以及關於版本、目錄和曆代石經的研究，實則是有機結合文獻與實物的綜合考察。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除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的互證外，尚包括中外文獻與中外思想的互證：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1934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47－248頁。]
    
    　　陳氏之說，不僅全麵而且獨到。走筆至此，王國維“二重證據法”之精義似已全然揭櫫而出，但實則尚有未盡真義存焉。其一，如何看待新材料與舊材料的關係；其二，新舊材料的“互證”與“求真”、“闕疑”的關係。
    
     　　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既是治學方法的自覺，也是時代際遇的饋贈。王國維明言，“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而他所生活的時代，更是前所未有的“發見時代”，“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如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等，“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塚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及與焉”[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1925年），《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但王國維同時又提醒，新材料固然重要，而舊材料亦不可偏廢，故他主張結合新舊史料綜合以求真，“此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裏。惟能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後世”[王國維：《殷虛文字類編序》（1923年），《觀堂別集》卷四，《王國維遺書》第四冊。]。時至今日，地下新材料更是空前湧現，但時下的研究卻不無趨“新”（新材料）而廢“舊”（舊材料）之嫌；回頭審視王國維所采取的態度、所遵守的精神，實又有莫大的啟示與警醒。 
    
    　　王國維旗幟鮮明地提倡“二重證據法”，目在新舊材料的“互證”以“求真”；所謂“求真”，既包括全部“證實”（“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亦包括部分“證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至於暫時不可“證實”而又不可“證偽”者，亦不可貿然棄絕，更不可斷然否定，故王國維又濟之以“闕疑”，“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頁。]。王國維既高度倡揚“二重證據法”以“求真”，又在在提醒“闕疑”以“留真”，這並不是以“闕疑”為懶惰之遁辭，更不是以“闕疑”束裹學者“求真”之手足。王國維斯言斯論之初衷，旨在培養一種學術風氣——嚴謹而審慎的“信而有征”[《左傳》昭公八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客觀而謙虛的“實事求是”[《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顏師古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如此而為，學風方可謂“正”，學術亦因之而“進步”；套用王國維的話說，此乃“以闕疑為進步第一關鍵”[王國維：《致羅振玉》（1917年10月28日），《王國維全集•書信》，第226頁。]者也。  
    
    四、曆史評價 
    
    　　至於如何客觀地界定王國維的曆史地位，如何合理地評價王國維的學術影響，我們不應當籠統而言，一概而論，而應當分別而論，具體而論。綜觀而論，可以在具體成果、治學方法、治學理念三大層麵做界定與評價。 
    
    　　第一個層麵的王國維，是作為傑出學者的王國維。誠如前文所言，王國維在哲學、美學、教育學、文學、小學、經學、史學等學科領域都取得了非凡的、豐碩的成果；毫無疑問，這是作為專家學者的王國維的學術成果，它們至今仍然是熠熠生輝的寶藏。對於王國維的具體成果的評價，前文已經多有援引。茲再引郭沫若之說，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1929年9月），《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頁。]；“我們要說殷虛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樣評價是不算過分的”[郭沫若：《十批判書》（1944年），《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頁。]。 
    
    　　第二個層麵的王國維，是作為學術大師的王國維；即在學術研究上開拓新領域，在治學方法上成功示範。對作為學術大師的王國維的評價，可以陳寅恪之論為代表。陳寅恪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1934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47頁。] 
    
    　　第三個層麵的王國維，是作為文化大師的王國維，即在學術理念、治學理念、文化理念上有其深遠的終極關懷。對作為文化大師的王國維的評價，可以許冠三之論為代表。許冠三說，“（王）國維的史學造詣，無論是就條條說，還是就塊塊論，皆卓然自成一家，盡管有若幹細節肯定謬誤，某些論斷或見解，尚待商榷與驗證。然則，如從近代史學進化的長河考察，他給人留下的無價之寶，或許並不在某一專門學問的開拓，某一斷代研究的發明，某一問題考釋的定論，而在這些定論、發明或開拓所依憑的思想架構、致知門徑和作業方法。傅斯年、陳寅恪、郭沫若等雖一再稱道他治學取材的方法，但從未涉及王氏所信從的知識理論和為學的基本設準。殊不知這些準則非止雛定了他的史學規格，而且也為後進指明了一條超越古人走向世界的可行途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前文（節一）已稱引的學問相待相成互有滲透論，以及‘科學史學之傑作，亦即文學之傑作’等義。這些見解，就某幾個意義說，既可上通古人文質兼備的義例，亦可斜會西方融科學藝術於一體的理想。王氏的史學傑作既精賅而又深厚，且常具簡潔之美，顯然和這些設準符節相應。 
    
    
    儒藏網——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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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華：《王國維之生平、學行與文化精神》，《儒藏論壇》第四輯，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12月，第44－70頁。該文後略經修訂，作為“代前言”收入《王國維儒學論集》（彭華選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11月。特別說明：“中華主流文化網”所載《王國維》一文（https://www.zhzlw.net/Zhyj/Rflj/2011-03-07/3080.html），實即《王國維之生平、學行與文化精神》，雖然標明來源於“儒藏網”，但無署名。敬請讀者留意。】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