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實驗的得失與(yu) 前景

作者：田飛龍

來源：香港《明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五月三十日壬子

          耶穌2022年6月28日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是總結、反思與(yu) 再出發的好時機。這25年包含兩(liang) 個(ge) 階段：前15年（1997-2012），中央權力高度節製；後10年（2012—2022），中央權力積極作為(wei) 。

前15年，中央放任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保持基本繁榮穩定，香港與(yu) 國家的衝(chong) 突時有發生但大致可控，但包括23條立法與(yu) 國民教育在內(nei) 的國家法治建設與(yu) 國家認同建構任務遭受嚴(yan) 重挫折，留下巨大隱患。

後10年，香港自治遭遇製度圍困和效能短缺，社會(hui) 運動日益激進化甚至顛覆化，中央以“全麵管治權”和“愛國者治港”為(wei) 法理抓手，在危機應對和製度體(ti) 係檢討中積極承擔憲製兜底責任，引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ju) 法，實現了香港社會(hui) 的由亂(luan) 返治。新製度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下一個(ge) 25年的接力實驗提供了更為(wei) 安全和優(you) 良的規範基礎。我們(men) 需對這25年的經驗得失及未來前景進行客觀理性的探討。

哲學地理解“一國兩(liang) 製”

2022年3月兩(liang) 會(hui) 期間，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一國兩(liang) 製”五十年不變不是數學問題，而是哲學問題。對於(yu) 習(xi) 慣了契約倫(lun) 理和規則主義(yi) 的香港社會(hui) 而言，對數學的精確性及其權利義(yi) 務的規範性有著固有偏好，但對於(yu) 哲學層麵的“一國兩(liang) 製”的立法者智慧則可能難以吃透。數學易解，哲學難辨，要全麵準確理解和運用“一國兩(liang) 製”，就需要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治國理政的曆史辯證法與(yu) 製度辯證法有所學習(xi) 、參悟和認同。

作為(wei) 法律數學的“一國兩(liang) 製”，主要表現為(wei) “五十年不變”（第5條）的規則承諾以及由此施加給基本法修改權（第159條）的規範性限製。“五十年不變”最早出現於(yu) 1983年4月中央內(nei) 部通過的有關(guan) 解決(jue) 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這是中央依據憲法進行的自主決(jue) 策，“一國兩(liang) 製”的戰略構想由此轉化為(wei) 具體(ti) 的政策架構。這一先行確定的政策架構及其時間要素被《中英聯合聲明》與(yu) 《香港基本法》完全吸收，成為(wei) 具體(ti) 的製度條文。“五十年不變”隱含著一種實驗主義(yi) 的治理思維和製度觀，即“一國兩(liang) 製”是個(ge) 新事物，是主觀設計的憲製模式，在現實中到底行不行得通，需要實踐的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yi) 的實踐哲學觀在“一國兩(liang) 製”範疇同樣適用。考慮到改革開放之初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仍處於(yu) 冷戰對立狀態以及中國對外開放所需要的製度保護屏障、香港社會(hui) 對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的理解和適應周期等，“五十年”的設定是科學合理的。

但“五十年不變”並非僵化的一成不變，而是相對的體(ti) 製不變與(yu) 有益的製度變革的有機結合。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yi) 製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由此可見，“五十年不變”是中央在香港實行“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實驗周期，是對國家現代化周期的估計和設定，也是對兩(liang) 製差異彌合周期的估計和設定。中央有信心在“五十年”時間內(nei) 實現國家主體(ti) 部分的現代化以及香港與(yu) 國家的融合發展。中央自主決(jue) 策和明文承諾，在法律上進一步表現為(wei) 基本法第159條對修改權的實質性限製，即基本法修改不得抵觸“一國兩(liang) 製”既定的方針政策。這一切規定的根本目的在於(yu) 保障“一國兩(liang) 製”製度實驗完整和規範地完成。

而在完成這一“五十年”製度實驗的過程中，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yi) 製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這一規定的實質性意義(yi) 在於(yu) ：其一，香港以自身製度的基本不變延續繁榮穩定的製度基礎和生活方式，保持較為(wei) 完整的“資本主義(yi) ”發達體(ti) 係，不因回歸而降低發展水準和國際地位；其二，香港以自身製度和優(you) 勢服務於(yu) 國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幫助國家融入主流的世界體(ti) 係與(yu) 市場秩序；其三，在香港與(yu) 內(nei) 地“五十年”的互動融合過程中形成一種新的價(jia) 值與(yu) 製度平衡狀態，化解資本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鴻溝對立與(yu) 冷戰衝(chong) 突，以和平發展的核心價(jia) 值實現中國與(yu) 世界的長期溝通與(yu) 共存，而香港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和平台。香港由此在“五十年”時間內(nei) 需要反複地在自治、融合與(yu) 全球化三者之間尋求妥當平衡，證明製度優(you) 勢和平台價(jia) 值。這就要求對“一國兩(liang) 製”五十年不變的理解要超越通常意義(yi) 上的規則主義(yi) ，以中國長時段的現代化進程以及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體(ti) 係鬥爭(zheng) 與(yu) 合作的世界曆史與(yu) 辯證法哲學的高度來認知和信守。這就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哲學問題。作為(wei) 規則的“五十年不變”隻是開展這一場國家現代化與(yu) 世界體(ti) 係溝通實驗的製度條件之一，而“一國兩(liang) 製”的哲學本質則在於(yu) 去冷戰化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與(yu) 發展。

中期時刻的經驗反思

“五十年不變”既然是實驗時間和實驗條件，就存在進行動態評估與(yu) 檢驗的科學必要性。回溯曆史，“一國兩(liang) 製”在港實施的25周年是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中期時刻”，是這一國家級製度實驗課題進行中期檢查的最佳時機。從(cong) 宏觀麵來看，25年的經驗得失可以在觀念與(yu) 製度領域上作出如下總結和反思：

第一，“一國兩(liang) 製”本身的觀念危機與(yu) 共識重建。作為(wei) 體(ti) 製反對者，香港泛民主派對回歸安排與(yu) “一國兩(liang) 製”整體(ti) 的接受是附條件和附期限的，即以回歸後合理時間內(nei) 實現符合其自身認定標準的普選作為(wei) 最低限度的忠誠條件。“一國兩(liang) 製”的政策共識受到香港反對派之“民主國際標準”與(yu) 本土分離主義(yi) 的持續侵蝕和破壞，將“一國”與(yu) “兩(liang) 製”對立的思維、話語和行動習(xi) 慣逐步成形，至2019年“修例風波”而達到登峰造極之嚴(yan) 厲程度。2014年《“一國兩(liang) 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shu) 提出的“全麵管治權”是“一國兩(liang) 製”觀念危機的法理救贖，也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共識性國家法理傳(chuan) 統的重塑。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ju) 法為(wei) 製度肉身與(yu) 典型，“全麵管治權”牢牢支撐起“一國兩(liang) 製”的共識基礎。

第二，“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的漏洞呈現與(yu) 規範修補。1997年回歸時刻的“去殖民化”與(yu) “法律適應化”做得較為(wei) 淺表化，遺留嚴(yan) 重漏洞和風險，造成回歸以來民主法治體(ti) 係的對抗與(yu) 波動。“一國兩(liang) 製”的核心法益首先是國家的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但香港既有的自治權和本地法律體(ti) 係缺乏保護這些法益的完整法律依據和司法機製。最大的製度漏洞是三個(ge) 方麵：國家安全、選舉(ju) 民主和國民教育。正是缺乏製度保護和國家權威性，這些領域出現了諸如2003年“23條立法”大遊行、2012年國教風波、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修例風波，出現了香港民主的民粹化、激進化與(yu) 顛覆化以及外部幹預的“顏色革命”風險，而香港原有的刑事法律、選舉(ju) 法律、教育法律和司法製度不足以應對這些風險和挑戰。中央是在不斷的危機應對中反思和更新“一國兩(liang) 製”法律與(yu) 製度體(ti) 係的。“全麵管治權”和“愛國者治港”是法理糾偏和製度重構的關(guan) 鍵抓手。

下一個(ge) 25年的綜合與(yu) 新篇章

“一國兩(liang) 製”下一個(ge) 25年是對回歸後“前15年”與(yu) “後10年”之正題與(yu) 反題的綜合，回溯的是“一國兩(liang) 製”的初心與(yu) 完整的法理體(ti) 係。下一個(ge) 25年的“一國兩(liang) 製”將有著更為(wei) 堅實的觀念和製度共識，並開啟香港發展的新篇章：

其一，香港民主發展有了靈魂和方向感，即以“愛國者治港”的賢能政治範式作為(wei) 長期發展的理想目標和規範追求，由此香港民主解脫了西方民主的魅惑和過度依賴，走上一條港式民主政製的發展道路。

其二，香港法治呈現出國家法與(yu) 普通法的規範融合與(yu) 創新發展，即以人大釋法、香港國安法為(wei) 法律發展的契機，香港法律體(ti) 係尤其是普通法得以規範性接納國家利益和國家價(jia) 值，從(cong) 司法哲學與(yu) 司法裁判取向上實現“一國”與(yu) “兩(liang) 製”的良好平衡，催生出“香港普通法”的製度忠誠與(yu) 本地化優(you) 勢。

其三，香港的融合發展逐步祛除“心魔”和內(nei) 在阻力，從(cong) 特區政府到社會(hui) 各階層包括青年群體(ti) 逐步以理解和認同的心理積極麵對國家存在、國家戰略、國家發展及融入機遇。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融合發展的開闊通道，結構性回應和解決(jue) “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不用變”的具體(ti) 實踐路徑問題，而香港提出的北部都會(hui) 區架構顯示其對融合發展終於(yu) 心領神會(hui) ，積極主動引領“兩(liang) 製”的互動融合與(yu) 相向而行。

其四，香港的全球化橋梁作用更加具有產(chan) 業(ye) 和製度內(nei) 涵，即“十四五規劃”關(guan) 於(yu) 香港“八大中心”的戰略再定位是香港固有優(you) 勢和新發展優(you) 勢的有機整合，也是香港嵌入國家戰略體(ti) 係的精準接口，更是香港承擔更完整和更深刻全球化節點功能的新格局。

其五，香港的反幹預、反製裁的法律體(ti) 係和涉外法治建設將在國家支持和自治法律修訂的雙軌製意義(yi) 上更加嚴(yan) 密和具有協同行動能力，香港的自治地位和發展利益將能得到更好的法律保護。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