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華錄》裏的飛錢：宋代中國的金融創新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五月十三日乙未

          耶穌2022年6月11日

《夢華錄》裏出現的“飛錢”，實際上是中國唐宋時期的一項金融創新，即金融匯兌(dui) 的出現。

所謂匯兌(dui) ，我們(men) 將其定義(yi) 為(wei) “在甲地存入現金，換成票據，然後憑票在乙地取款”，借用這一金融工具，人們(men) 可以免卻搬運貨幣之苦，有利於(yu) 長途貿易、大宗交易的發展。

中國最早的現金匯兌(dui) 出現在中晚唐，就叫做“飛錢”。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jun) 、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經營飛錢業(ye) 務的是諸州駐京師的進奏院（類似於(yu) 駐京辦）以及豪富之家。不過，唐代飛錢的結算地理範圍應該是“一對一”的單線形式，比如甲州駐京師的進奏院隻能辦理匯往甲州的飛錢；如果要匯錢到乙州，隻能在乙州駐京師的進奏院入錢。

唐朝飛錢剛出現時，是不合法的，京兆尹裴武曾奏請朝廷，禁止進奏院、富家向商賈提供飛錢，“廋索諸坊”，查禁京師飛錢。未久，由於(yu) 頂不住銅錢不足的壓力，又有主管財政的官員提議，“許商人於(yu) 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即由三司辦理匯兌(dui) ，收10%的手續費，但是，“商人無至者”，沒有人願意來納錢。

趙宋立國後，“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yu) 諸處州便換”。具體(ti) 操作方式與(yu) 始初的唐朝飛錢又略有不同：接受商人入錢的機構不再是進奏院，而是三司（相當於(yu) 國家財政部），開寶三年（970），朝廷又成立“便錢務”，專(zhuan) 門接受商人入錢：“先是，商人先經三司投牒，乃輸左藏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俟商人齎券至，即如其數給之，自是無複留滯。”

這意味著，宋代的“便換”是政府提供的合法的金融服務，而且匯兌(dui) 的地理範圍是“一對多”的，即不管往哪個(ge) 州匯款，都可以往便錢務入錢。便錢務按入納的資金數目開具匯票，並收取2%的手續費。這種匯票，宋人稱為(wei) “便錢”。

大約宋真宗時，辦理便錢的業(ye) 務並入榷貨務，便錢務似乎不再單設。換言之，往諸州匯款的商人，在北宋初期，可以在京師便錢務入錢，宋真宗朝之後，則往榷貨務入錢（熙寧年間，榷貨務曾並入市易務，元豐(feng) 年間又恢複榷貨務設置，因此，市易務一度也是從(cong) 事現金匯兌(dui) 的機構）。

宋朝商人通過京師便錢務、榷貨務匯往地方的商業(ye) 用錢，數目相當龐大，如至道末年（997），便錢務吸納的商人資金錢為(wei) 170萬(wan) 餘(yu) 貫，大中祥符七年（1014），榷貨務吸納的入便資金超過260萬(wan) 貫，天禧末年（1021）則為(wei) 280萬(wan) 貫。北宋政府還將每年入便260萬(wan) 貫錢列為(wei) 榷貨務必須完成的年度額度，若未能完成任務，則處罰榷貨務官吏：“在京榷貨務入便，請以大中祥符七年收錢二百六十餘(yu) 貫為(wei) 額，每歲比較。不及數，當職官吏準條科罰。”從(cong) 中亦可見當時民間的長途貿易與(yu) 資金往來是比較繁忙的。

在京師入錢、地方取款，隻是宋代便錢匯兌(dui) 的形式之一，宋政府也向商人提供在地方州郡入錢、至京師或其他州郡提款的匯兌(dui) 服務。天禧五年（1021），福建建州開發通德銅場，政府需要一大筆錢向礦場購買(mai) 冶煉出來的銅，福建路轉運使提議在建州“置便錢務，聽民納錢，於(yu) 浙江請領”，商人在建州便錢務納錢，可以到浙江取款；“熙寧、元豐(feng) 間，遇有邊事，許諸色人於(yu) 邊上入便錢，卻於(yu) 在京、向南請領”，商民在沿邊州郡入錢，可以到京師或南方州郡提現；元祐年間，詔“商旅願於(yu) 陝西內(nei) 郡入便銅錢，給據請於(yu) 別路者，聽”，陝西是鐵錢區，不過朝廷允許商民在陝西入納銅錢，然後憑券到其他行政區兌(dui) 取。

宋政府之所以熱衷於(yu) 發展官營便錢業(ye) 務，除了因為(wei) 民間存在著發展長途貿易與(yu) 異地匯兌(dui) 的市場需求，更是出於(yu) 政府財政轉移的需要，比如，將地方政府征收的稅錢調集到中央政府，或者給急需用錢的地方撥款。

從(cong) 商人的角度來看，他在京師便錢務（或榷貨務），然後到地方取款，相當是將一筆錢從(cong) 京師匯入了地方。而從(cong) 政府的角度來看，商人納錢於(yu) 京師而提現於(yu) 地方，意味著地方財政的現金轉移到了中央政府。這兩(liang) 個(ge) 過程是同步發生的。進而言之，官營便錢匯兌(dui) 的發展，不但方便了商人的長途貿易與(yu) 異地結算，同時政府也得以低成本地將地方征收的稅錢轉移到京師，用宋人沈括的話來說，“四方上太府錢，募民入資太府，持券以受錢於(yu) 外州，以省轉送之費。”太府，即太府寺，北宋中央政府的財務出納機構，榷貨務即隸屬於(yu) 太府寺。

自宋朝以降，財權收歸中央，各地征收的稅錢，一部分留地方公用，另一部分則調集至京城，或者按朝廷的統籌，調撥到另一個(ge) 地方。那麽(me) 這麽(me) 多的稅錢該如何調運？有兩(liang) 種辦法，一種是綱運，即物理搬運。由於(yu) 宋朝的本幣為(wei) 銅錢，屬賤金屬貨幣，十分笨重，物理搬運的成本大得難以承受，因此宋朝的綱運一般都是先將銅錢換成黃金、白銀等“輕齎”，再解運入京。比如宋仁宗時期，“廣南西路每年上供錢八萬(wan) 貫，近令收買(mai) 銀貨上京，至年終，如有支買(mai) 不盡錢，搬運上京”。

但是，即便是白銀等“輕齎”，運輸也是極為(wei) 麻煩，“自遠洲用小船搬運至桂州後，合成綱運，逐次別差綱官、舟船、人丁，牽駕艱阻，動乃數日，乃得至永州交納。彼中又別差人船，至過重湖江淮，方得到京”。因此，有官員提議：“令在京榷貨務明出榜示諸色人，有見錢納下，於(yu) 廣南西路除融、宜、邕、欽、廉等五州外，任便指射請領，與(yu) 免請到錢商稅。”朝廷“從(cong) 之”。這便是調集稅錢入都的第二種辦法：便錢匯兌(dui) 。商人在京師榷貨務納錢，然後到廣南西路領取，等於(yu) 是幫政府將稅錢從(cong) 廣南轉移到京師，公私兩(liang) 便。

仁宗朝以後，宋政府的財政轉移，基本上都是以便錢匯兌(dui) 為(wei) 首選，匯兌(dui) 不盡的錢，才采用綱運。舉(ju) 個(ge) 例子：假設甲地有若幹萬(wan) 貫的稅錢需解往京師，通常的做法是，榷貨務貼出公示，召商人在京師入錢，然後往甲地取款。假設乙地急需用錢，要求中央政府撥一筆巨款，通常的做法也是召商人往乙地納錢，然後赴京師提款。

為(wei) 了引導資金的流向，完成定向的財政轉移，宋政府會(hui) 巧妙運用市場調節機製，比如流入京師的資產(chan) 比較多，商人在京師入便時便需要繳納手續費；而沿邊州郡軍(jun) 需龐大，流入的貨幣不足，商人在沿邊入便，則不但不收手續費，還給予貼補，從(cong) 而鼓勵更多的資金引向沿邊州郡。

這方麵的例子是很多的。北宋天聖年間，商民在河北、河東(dong) 、陝西入便，領取“見錢交引”，可往京師榷貨務兌(dui) 現，按“加饒則例”，商人可以獲得1~3%的政府補貼。熙寧—元豐(feng) 年間，商民在西北沿邊入錢，也“支與(yu) 加抬及腳乘錢”，“加抬”即政府補貼，腳乘錢即商人入錢時所產(chan) 生的運輸成本，也是政府支付。

南宋紹興(xing) 初年，朝廷屯兵於(yu) 婺州，對抗金兵，需要大量資金，但當時婺州與(yu) 杭州水路不通，交通不便，怎麽(me) 辦？宋政府印製了一批“見錢關(guan) 子”，交付婺州，然後召商入便，“其法：入見錢於(yu) 婺州，執關(guan) 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wei) 優(you) 潤”。即給予1%的補貼。紹興(xing) 年間，為(wei) 及時將諸州稅錢調集到行在杭州，南宋政府召商赴左藏庫入納錢銀，前往江浙、荊湖、福建等路提現時，每貫錢可獲得“優(you) 潤錢自九文至五十文”不等，優(you) 潤錢視其運輸成本分為(wei) “十五等”。

宋朝中央政府給地方的緊急撥款，也會(hui) 使用便錢匯總，因為(wei) 便錢匯總要比物理搬運便捷得多，如元豐(feng) 六年（1038），西北沿邊急需用錢，朝廷撥了一百萬(wan) 緡現錢，派人運往沿邊，但我們(men) 完全可以想象，搬運一百萬(wan) 緡錢肯定會(hui) 耗費時日，所以熙河路經略安撫製置使李憲又給朝廷上了一個(ge) 報告，說搬運現錢太慢了，“恐不能接應急用，欲望依此數別賜見錢公據，每道止以十萬(wan) 緡為(wei) 率，仍加息一分，庶速得支用”。要求朝廷改撥見錢公據給熙河路，然後召商在西北沿邊入納現錢，商人再持見錢公據到榷貨務兌(dui) 現，政府補貼10%的利息。朝廷同意了李憲的申請，“詔更賜續起常平、坊場積剩錢五十萬(wan) 緡，限十日出給公據，仍差使臣齎至經製司。如積剩未至，以元豐(feng) 庫鄜延路入便見在錢借支”。

見錢公據、見錢交引與(yu) 見錢關(guan) 子都是宋政府為(wei) 實現財政資金的異地轉移而創設的票據，類似於(yu) 現在的匯票。曆史上，幾乎沒有一個(ge) 朝代會(hui) 像宋政府這樣，嫻熟地運用金融工具來解決(jue) 財政轉移的問題。

明王朝在晚明之後，白銀成為(wei) 事實上的本幣，不但民間的大宗交易與(yu) 長途貿易都使用白銀，政府賦稅也折銀征收。然而，白銀盡管是貴金屬貨幣，但物理搬運還是比較麻煩，明末之時，民間有一些商號已私自發行會(hui) 票，用於(yu) 白銀的長途匯兌(dui) 。生活在明末的陸世儀(yi) 說：“今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hui) 票。此即飛錢遺意。”同時代的陳子龍也說：“今民間子錢家多用券，商賈輕齎往來則用會(hui) （票），此即前人用鈔之初意也。”不過，明末會(hui) 票的簽發者並不是專(zhuan) 業(ye) 的金融機構，而是個(ge) 別商號；能夠利用商號的業(ye) 務網絡匯款的，也是少數人，如商號東(dong) 家的同鄉(xiang) 、朋友、親(qin) 戚。

鑒於(yu) 民間會(hui) 票的經驗與(yu) 公共性金融匯兌(dui) 的缺失，陸世儀(yi) 建議明政府設立官營的匯兌(dui) 機構：“宜於(yu) 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陳子龍也認為(wei) ，“豈有可以私行，反不可以公行者”？

然而，明政府顯然無意於(yu) 開發金融工具，陸世儀(yi) 設想的“銀券司”始終都未能成立。各地稅銀解往京師，還是采取古老的綱運，他們(men) 倒是發展出一種叫做“銀鞘”的押運技術：“以整木一段，鋸開鑿孔，放入元寶，合而為(wei) 一，外以鐵筢束之，曰‘銀鞘’，十錠計五百兩(liang) 為(wei) 一鞘。”與(yu) 宋政府采用的便錢匯兌(dui) 相比，可謂有著古代與(yu) 近代之別。

清代在民間票號誕生之後，銀票興(xing) 起，成為(wei) “匯通天下”的金融工具，晚清政府的財政轉移也用上了銀票，但一些政府官員卻反對這麽(me) 做：“臣見近來各省解部之款，每以道路多警為(wei) 辭，率用銀號會(hui) 票，乃從(cong) 前未有之事。此端一開，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解部之款，動逾巨萬(wan) ，會(hui) 票一到，銀價(jia) 立昂。去冬歲暮已迫，會(hui) 票積多，銀價(jia) 大長，已屬明證，如同時並到，市銀不敷應用。”他們(men) 還建議朝廷，“飭下各省督撫、各關(guan) 監督，嗣後解部之款，仍照例鎔成紋銀批解，毋得借口路警，率行會(hui) 兌(dui) ”。對“擅用會(hui) 票”者，“查明從(cong) 嚴(yan) 參辦”。

此時已是同治三年（1864），西方近代銀行業(ye) 方興(xing) 未艾，並開始進入中國，本土票號的出現，也基本解決(jue) 了白銀的長途匯兌(dui) 問題，清政府官員卻居然還希望以古老的綱運取代近代化的金融匯兌(du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