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化，今天再出發——五四研討會」發言
     
     
    中國文化建設的中道之路
    作者：梁濤
    
     
    
    今天聽了大家的討論， 感到“五四”是個繞不過去的話題，每到中國文化的變革時期，或者重新尋找發展方向，都要回到“五四”。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中國文化再出發”，自然也要從“五四”談起。但是聽了大家的討論，有一個感受，就是什麽時候我們不再關注“五四”了，“五四”對我們不那麽重要了，也許中國文化就尋找到自己的路了。這隻是我的一個感受，也可能不對。
    
    兩年前，我為《中華讀書報》寫過一篇文章：“激進與保守之間——五四90周年的回顧”，對“五四”做了一個重新詮釋。為什麽要重新詮釋呢？因為我發現，以往人們對“五四”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把“五四”簡單理解為激進的反傳統運動，盡管她引進科學、民主有功，但底色一定是激進的，是反傳統的。一旦拋棄這一點，便是倒退，是對“五四”的否定。可是最近十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傳統文化熱、國學熱，那麽，如何看待國學熱與“五四”的關係呢？當時有學者寫文章，說麵對國學熱，“五四”精神是不是已經不合時宜了？今天紀念“五四”還有意義嗎？難道當年“五四”先賢都錯了嗎？我覺得這樣一種簡單對立的看法，恐怕是有問題的。其實仔細考察一下，“五四”新文化是蠻複雜的，不僅有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激進派，也有梁漱溟等為代表的保守派，他們雖然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有分歧，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比如他們都認可科學、民主的價值觀，都反對帝製等。既然他們在這些根本的問題上，立場是一致的，自然應該都歸到新文化的範疇中來，看做是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因為所謂“新文化”在當時主要是指對西方近代文化的引進，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改造，這一點，梁漱溟與陳獨秀、胡適等人並沒有實質的差別。
    
    當然，他們也有分歧，有不同的地方，陳獨秀等激進派則著眼於“破舊立新”，破除傳統文化中僵死、教條的部分。梁漱溟等認為我們要引進西方的科學、民主價值觀，並不等於要完全否定我們的傳統，相反，恰恰需要把二者結合起來，“推陳出新”，認為這是中國文化要走的道路。從這一點來看，五四新文化實際經曆了由“破”到“立”的過程。其實，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任何一個民族可能都會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從自我批判、否定，到自我肯定、重建。“五四”時期當然是激進派的批評、否定占了上風，但之後建設的工作還是在進行，剛才有學者講了，五四之後，傳統並沒有中斷，儒學並沒有被打倒，傳統、儒學的影響是一直存在的。賀麟先生說過，五四新文化是打破傳統儒學中僵化教條的部分，它對儒家思想實際上是一個解放的作用，比曾國藩等提倡儒學的人起的作用還大，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也符合曆史的實際。隻是49年以後，由於政治的幹擾，打斷了這一文化重建的工作，特別是到十年“文革”，激進主義、虛無主義、反傳統達到登峰造極，所以與其他民族相比，我們經曆了太多的曲折，走了太多的彎路，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精力，才開始由“破”轉向“立”，重新回到文化重建的道路。那麽如何文化重建呢？自然是要回到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同時學習、引進西方的先進文化，使二者相結合，也就是回到梁漱溟等人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道路上來。所以社會急劇變革時，人們往往激烈反傳統，而當社會趨於穩定時，人們又開始重新認識傳統，肯定傳統，這恐怕是各民族的通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不必將傳統文化熱、國學熱與“五四”新文化對立起來，相反應看做是後者的合理延續，“五四”激烈反傳統後出現了第一次國學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激烈反傳統後，是九十年代的傳統文化熱，以及今天的國學熱，可以說都是這一情況的反映。
    
    今天很多學者都談到啟蒙的問題，“五四”時期的啟蒙主要是以西方現代性“啟”傳統之蒙，但當時的啟蒙是在沒有對西方現代性反思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對西方文化，不管是科學還是民主，都持一種盲目樂觀的態度，沒有看到可能存在的問題。比如說科學，當時的學者不是將其理解為一套知識體係，認識方法，而是看成一個全能的意識形態，是不能有任何的質疑的。當時張君勱提出，“科學並不能解決所有的人生問題”。這句話在今天看來是再普通不過了，可在當時卻引起軒然大波，引發了“科學與玄學”大討論，凡質疑科學者都被稱為玄學鬼，被批倒批臭了。還有民主，“五四”時期對民主的理解也是比較特殊的，我們今天說到民主，會認為它是一套價值觀，更重要的，民主是一套製度設計、製度安排。可是“五四”時期基本上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思想觀念，用當時的話講，就是人的觀念，而當時所謂的“人”主要是指一種個體的，獨立的，從一切權威、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個人，表達的是一種個性解放的觀念，這一點是很奇怪的。其實從製度上看，“五四”時期的中國絕對是民主的。根據熊彼得的觀點，當時的民國政府完全是一個民主政府，它有憲法，有民選總統，有議會製，有多黨製，完全是一個民主政府，完全實現民主了。可是為什麽當時又提出民主的問題？這是因為民主製度雖然建設起來了，可是社會並沒有走向大治，而是出現了一係列混亂、不適應的狀態。所以當時的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缺乏與民主製度相適應的一套思想，這套思想的核心他們認為就是個體，故主張個性解放，衝破禮教等等，加之當時的軍閥往往尊孔，出現了袁世凱、張勳利用儒教複辟的事情，所以新文化的矛頭主要對向了舊倫理、舊道德，對向了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我們可以看到，“五四”時期青年人走出家庭，自由戀愛，男女同居成為一種風氣，蔡尚思曾提出一種“大人倫觀”，主張一切男人皆可為夫，一切女人皆可為婦。認為是對傳統五倫的突破。今天看來，這就是一種性解放，在當時卻頗有市場。所以後來錢穆講了，“五四”新青年所追求的個性，不過是人欲而已。更重要的是，這種個體的觀念能否建立起民主國家所需要的社會秩序呢？其實，民主國家的社會秩序往往是靠宗教，靠禮俗來維係的，這一點康有為已經看到了，認識到“教”對於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重要性，所以他提出建立孔教，盡管康有為的方案有其自身的問題，但他的努力方向還是值得重視的。
    
    我們今天談啟蒙，我覺得應該是一種雙向啟蒙，既以現代性“啟”傳統之“蒙”，也以傳統“啟”現代性之“蒙”。現代性的弊端在今天已完全暴露出來了，我們看的很清楚，所以就不能像“五四”時期持一種簡單樂觀的態度。比如說科學，科學的重要性我們都看到了，但科學可能會帶來的弊端也要充分認識到。在美國時，我與教會的人有接觸，他們有一種看法，認為人類早晚會被自己創造的科學毀滅掉的，所以科學隻有聽從上帝的指導下才有希望。還有民主，近代西方民主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她一方麵釋放了個人的創造能力，另一方麵對對社群的瓦解也很大，造就了一個凡俗的社會。2007年，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曾去采訪林同奇教授，當時正好發生了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槍擊案，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一起校園槍擊案。當時林同奇說了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他說幸虧美國還有一個基督教，否則的話，不知要亂成什麽樣子。據我的觀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現在西方對個人主義的批判較為激烈，一些學者提出用傳統宗教彌補個人主義的不足。這其實就有一種雙向啟蒙問題，在今天，我們視野更應該開闊一點。
    
        早上徐友漁提到了“啟蒙是一項未競的事業”，這個說法當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近些年來我在想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如何啟蒙？這個問題恐怕更重要。今天你談科學，誰還會反對科學，根本沒人反對。當然你可以說科學不僅僅是指具體的科學成果，還有一個世界觀的問題，也就是最近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不盲目追求GDP之類。但總的說來，科學在觀念上已不成為問題。至於說決策不科學，再說民主，“五四”時期談民主，主要理解為個人的觀念，用魯迅的話說，像是一個黑屋子，大家都在沉睡，根本沒有覺醒，沒有自我意識，啟蒙者的任務就是去把他們喚醒。今天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了，中國人的“自我”、私欲膨脹得非常嚴重了，缺乏的是一種真正的信仰，這種信仰並不能去到個人主義那裏去尋找，到民主那裏去尋找。你看西方民主社會，恰恰是一個庸俗的社會，是一個大眾文化泛濫的社會，電視上充斥的都是“飲食男女”，台灣民主化後也出現了這個問題。西方社會的信仰主要來自傳統宗教，來自基督教，台灣佛教的影響更大一些。這些恐怕都是“五四”時期啟蒙者沒有想到的問題。今天大家關注民主，主要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一個政治體製的問題，比如貪汙腐敗這麽嚴重，大家希望通過實現民主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不僅僅是個啟蒙問題，因為貪汙腐敗的原因大家看得很清楚，權力缺乏監督約束啊！不是老百姓不懂，不是老百姓還在黑屋子裏沉睡，老百姓精著呢！不信你去菜市場問問，小攤小販都懂得這個道理。你說既然老百姓都懂，都知道腐敗的症結在哪裏？但腐敗的問題為什麽解決不了呢？這是因為政治是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你的力量不夠強大，當然沒辦法解決，等你力量強大了，你才有可能解決，所以這不簡單是一個啟蒙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一些搞啟蒙的人，對傳統文化，對自己的傳統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啟蒙，就是用傳統文化來來啟現代人“良知傲慢”之蒙，啟現代“新蒙昧”之蒙。昨天我在網上我看到了一個鄧曉芒的演講，他的題目是——“中國人為什麽沒有真正的信仰”。鄧曉芒先生今天不在這裏，我這樣講可能有點不厚道，但這些年鄧曉芒一直在講啟蒙，提出一個新批判主義，將啟蒙主義大旗舉得很高。加之我又正好看到了這篇演講，觸動了我，所以我要專門談談。中國人為什麽沒有信仰？鄧先生說信仰是從宗教中產生出來的，而宗教有很多等級，有自然宗教、實用宗教，還有真正的精神宗教。他說隻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精神宗教，是一種真正的信仰，而中國傳統宗教包括儒教都是實用性宗教，是不能給人真正信仰的。比如張載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聽起來很崇高，其實還是實用性的，是一種物質化的精神。
    
        鄧先生以這樣一種孤陋、封閉的心態對待傳統，我覺得非常有問題。首先，他對宗教的理解其實是來自早期基督教，早期基督教將自己看做是唯一的宗教，其他都是異教，都是低等的宗教。這種極端的看法在基督教內部都已被放棄了，現在的基督教學者一般都主張宗教之間的平等對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不再采取極端排外的態度。鄧先生將這種過時的觀點撿過來，作為其立論的根據，到底想要表達什麽呢？更重要的是，當今中國人的信仰危機，缺乏信仰，是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有強烈現實指涉，可是鄧先生這樣一講，將其還原為一個抽象的文化問題，不是現實的原因，不是長期的政治化教育，僵化的意識形態，對傳統的否定批判，導致了中國人的信仰危機，而是中國文化本身就出了問題，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沒有信仰。這種解釋有什麽意義呢？它把很多重要的現實問題都掩蓋、遮蔽住了。所以鄧先生與“五四”激進派犯得是同樣的錯誤，他們都將具體的現實問題還原為抽象的文化問題，西方文化怎麽樣，東方（中國）文化怎麽樣，同時又大反傳統，是一種激進、狹隘的認識方法。
    
        鄧先生認為自己是在啟蒙，但我覺得他更像是在“蒙啟”。鄧先生的演講後，有很多回帖，一些學生說聽了鄧先生的講座很受啟發。說明他這種啟蒙頗有些市場，能蒙騙住一些年輕學生。但也並不盡然，比如有一個學生回帖說：鄧教授，你講精粹的精神性，那麽伊斯蘭教不是更精神嗎，比基督教還純粹，你為什麽不宣揚伊斯蘭教？說明鄧先生的言論隻能哄哄思想不成熟的低年級大學生，稍微有了思考能力，就不會相信他這一套了。所以我們今天如何啟蒙，是個大問題。近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把啟蒙當做自己的理想，但是今天或許應該認真思考如何啟蒙這個問題。比如民主，一直是知識分子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最近變得謹慎起來了，為什麽呢？因為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今天早上旁聽的有位莉亞娜女士，她是前南斯拉夫人，現在在墨西哥生活，是墨西哥總統的中文翻譯，最近在人大訪問。有一天我們一起喝茶，她說起民主，一肚子的火，她說南斯拉夫就是被民主毀掉了，一個完整的國家被瓦解成幾個部分，互相征戰，打來打去。她是馬其頓人，馬其頓有200萬人口，現在有12個政黨，你不知道這些政黨都在搞什麽，搞得民不聊生。當然我不是否定民主，民主的理想不能丟棄，但是今天談民主，光喊口號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怎麽走出一條中國化的民主道路，這恐怕是問題關鍵。這不是啟蒙問題，不是喊口號的問題，而是要去實踐，要去摸索，要將民主理念與中國文化、中國國情結合。我就說這麽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