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
作者：蕭功秦
來源：《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1年第8期

    一、思考辛亥革命的不同角度

　　對辛亥革命的曆史評價(jia) ，以往存在著兩(liang) 種史學解釋框架，它們(men) 各自都基於(yu) 特定的意識形態價(jia) 值取向。第一種解釋框架可以稱之為(wei) “軟弱的資產(chan) 階級革命論”，其要點是，由於(yu) 中國資產(chan) 階級的軟弱與(yu) 資本主義(yi) 發展的不成熟，辛亥革命這場反封建的資產(chan) 階級革命最終失敗了，被代表大地主與(yu) 封建複辟勢力的袁世凱篡權了權力，於(yu) 是中國進入新的無產(chan) 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時代。第二種解釋框架可以稱之為(wei) “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論”，其要點是，辛亥革命是反專(zhuan) 製的民主革命曆史裏程碑，當代中國人應該繼續先人遺誌，將民主事業(ye) 進行下去。

　　隻有從(cong) 長時段的視角，對辛亥革命的前因與(yu) 後果作更廣泛的考察，才能理解其實質意義(yi) 與(yu) 曆史影響。在我看來，如果去掉人們(men) 人為(wei) 地附加於(yu) 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上的意識形態光環，辛亥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yi) 革命。它摧毀了已經走向了開明專(zhuan) 製化的清王朝，卻無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會(hui) 的新體(ti) 製。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用嚴(yan) 複的話來說，是“舊者己亡，新者未立，倀(chang) 倀(chang) 無歸”的社會(hui) 脫序時代。這場漢族光複中華的革命，與(yu) 資產(chan) 階級革命實在毫無關(guan) 係，它在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多元議會(hui) 政治模式，隻不過是參與(yu) 革命的不同政治勢力為(wei) 避免分裂而采取的特殊政治安排。事實上，隻要讀一下當時人的回憶錄，就會(hui) 發現，絕大多數辛亥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出於(yu) 排滿目標而起來推翻舊政權，武昌與(yu) 各地起義(yi) 者大都對民主一無所知，也並不感興(xing) 趣。排滿者汪精衛就曾說過，不管這個(ge) 政權采取的是帝製還是其他體(ti) 製，即使它引領中國富強成功了，都必須打倒。汪精衛對此的解釋是，如果中國在清王朝統治下真的走向富強了，我們(men) 漢人就不得不永遠承受它的統治，而在他看來，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可以說，汪精衛一語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滿主義(yi) 實質。

　　二、革命的輕易成功為(wei) 人類曆史所罕見

　　清王朝是由人口極少數的異族統治極大多數人口的被統治民族的帝製王朝。一旦統治民族由於(yu) 應對西方挑戰無能，而使中國陷入深重的存亡危機之中，那麽(me) ，這個(ge) 統治民族的統治合法性就陷入危機之中。排滿思潮一旦在受統治者中興(xing) 起，這種民族主義(yi) 革命思潮對滿清統治的衝(chong) 擊是致命的，理由很簡單，人數極少的統治民族滿族在億(yi) 萬(wan) 漢人中，如同汪洋大海上的孤舟一樣，在排滿革命思潮的衝(chong) 擊下，處於(yu) 恐懼中的滿族統治者，實際上已經是自動喪(sang) 失了統治自信心，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原因。

　　武昌起義(yi) 是由極端排滿的少數軍(jun) 人發動的，清政府為(wei) 了軍(jun) 事現代化，把各省最優(you) 秀的青年人送到日本去留學，日本是中國海外革命排滿派的大本營，所以學軍(jun) 事的學生幾乎毫無例外地受排滿革命思潮影響。他們(men) 回國後就在新軍(jun) 裏串連，形成軍(jun) 隊內(nei) 部的團體(ti) ，而清政府對軍(jun) 隊的組織控製製度極為(wei) 粗放，居然對此毫無防範。到了辛亥革命以前，排滿主義(yi) 者已經取得了中級甚至高級的領導地位。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武昌起義(yi) 者雖然是一盤散沙，他們(men) 沒有組織能力，沒有軍(jun) 事上的足夠準備，沒有有全國影響力的領袖，更沒有治理國家政治經驗，他們(men) 隻不過一批充滿敢死精神的熱血青年。這些革命黨(dang) 的“烏(wu) 合之眾(zhong) ”一旦起來革命，清王朝統治階層與(yu) 舊勢力的自信心實在太弱而自我解體(ti) 。形影相吊的滿人或清朝地方官員知道反抗是沒有足夠力量的，武昌起義(yi) 成功之後，各省就在排滿革命思潮衝(chong) 擊下，形成連鎖效應。22個(ge) 省份有13個(ge) 省在一個(ge) 月裏麵全部起義(yi) 成功。

　　隻要讀一些各省起義(yi) 的回憶資料就很容易發現，各省起義(yi) 幾乎就是以下簡單軍(jun) 事行動的重複：各省起義(yi) 者實際上隻要做成兩(liang) 件事，起義(yi) 就成功了：先是占領總督府，再就是攻克軍(jun) 火庫。於(yu) 是大功告成。各地清軍(jun) 隻要能保住他們(men) 本人與(yu) 家屬的身家姓命，就可以不戰而降。最能說明問題的數字是，除了武漢以外，死人最多的省就是雲(yun) 南，這個(ge) 省因革命而戰死者僅(jin) 160個(ge) 人。上海的革命起義(yi) 者兩(liang) 百人衝(chong) 到江南製造局，上海就光複了，這種戰鬥，一般規模極小，人類曆史上，再也沒有一個(ge) 國家統治者竟如此弱不禁風，再也沒有一場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樣，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滿地的爛桃子一樣輕而易舉(ju) 。

　　這種革命在各省可以看到革命者並沒有民主訴求，國人並不是由於(yu) 專(zhuan) 製太深，所以要自由民主，其實清末新政時期已經是開明專(zhuan) 製時代，百姓享有的自由程度遠比後代人們(men) 想像得要高得多。例如軍(jun) 機處各位大員討論的立憲大政的過程，幾天後《東(dong) 方雜誌》上就會(hui) 指名道姓地報道出來。就這種新聞報道的自由而言，決(jue) 不亞(ya) 於(yu) 二十世紀最發達的國家，對於(yu) 排滿革命者來說，推翻清朝統治以後，各地取消了宣統年號，各自想出自己的年號，黃帝紀元，或孔子紀元，不一而足。至於(yu) 建立什麽(me) 樣的政體(ti) ，很少有人認真想過，在大家看來，那是以後的事，當時的革命者， 除了孫中山同盟會(hui) 這樣的革命團體(ti) 有明確的民主訴求之外，大多數革命團體(ti) 決(jue) 不是預先想好了一個(ge) 政體(ti) 目標，然後考慮通過起義(yi) 來實現它。

　　三、臨(lin) 時約法是導致後革命時代的大分裂的“惡法”

　　一盤散沙狀的革命者按常理來說，幾乎沒有可能取得起義(yi) 的勝利，然而武昌起義(yi) 居然成功了，這種起義(yi) 成功之易意味著什麽(me) ？意味著革命者方麵根本沒有足夠的軍(jun) 事力量來統一全國，也根本沒有能力單獨組織革命政府來整合社會(hui) ，並進行治理國家。於(yu) 是，武昌革命政府與(yu) 各種勢力實行大聯合就是下一步的必然的選擇。

　　首先，第一步是，武昌起義(yi) 成功以後，湖北革命政府與(yu) 南方起義(yi) 各省為(wei) 了防止全國分裂，於(yu) 是模仿美十三個(ge) 州獨立的先例，由每個(ge) 省各派出兩(liang) 名代表到南方開會(hui) ，采取了美國式的聯邦製的形式，因為(wei) 這種鬆散的多元政治模式，是當時唯一可以把互不統屬的獨立各省聯合成一個(ge) 統一整體(ti) 的製度安排。這種共和聯邦製決(jue) 不是什麽(me) 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它隻不過是排滿主義(yi) 革命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

　　其次，由於(yu) 南方起義(yi) 軍(jun) 連軍(jun) 餉都發不出，更不用說有力量進行北伐，軍(jun) 事上完全不是北洋軍(jun) 的對手，於(yu) 是不得不與(yu) 北洋軍(jun) 政勢力達成的妥協的辦法，讓北洋軍(jun) 事強人袁世凱逼清帝退位，作為(wei) 交換條件，在清退位後，由袁世凱擔任中華國民正式大總統。

　　南北合作實現以後，由於(yu) 南方起義(yi) 的成果被袁世凱拿去，用章太炎的話來說，袁世凱是“名實具歸”了，他既有軍(jun) 事實力，又得了名正言順的總統大位，南方革命者心理上當然不平衡，再說對袁世凱也不放心，在短短一二個(ge) 月時間裏，宋教仁一個(ge) 人關(guan) 在房間裏設計了一套“臨(lin) 時約法”，用一種特殊的內(nei) 閣製度來限製袁世凱。盡管宋教仁此前對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采取集權製的好處完全了然於(yu) 心，然而，為(wei) 了黨(dang) 派利益，他與(yu) 孫中山都放棄了原來堅決(jue) 主張的、比較有利於(yu) 政治操作的總統製。所有這一切“因人設法”的手段，都是出於(yu) 對政敵鬥爭(zheng) 的需要，而不是考慮全國政治的有效運作。

　　這種臨(lin) 時約法下的內(nei) 閣製的特點是，總統基本上沒有實權，實權掌握在內(nei) 閣總理手裏，這樣就可以把袁世凱架空。其次是，內(nei) 閣雖然有行政實權，但卻受到國民黨(dang) 占多數的國會(hui) 的強力控製，國會(hui) 則對內(nei) 閣有著很大的控製權與(yu) 彈劾權。另一方麵，臨(lin) 時約法卻沒有給予總理反製國會(hui) 的任何有效權力。當總理對國會(hui) 的做法有質疑，卻無權向總統申訴，總統沒有解散議會(hui) 的權利。這就意味著，由同盟會(hui) 占多數的國會(hui) ，從(cong) 此可以有恃無恐，濫用自己的權力卻不會(hui) 受到總統、政府總理的反彈。在這種體(ti) 製下，總統受製於(yu) 總理，總理受製於(yu) 國會(hui) ，國會(hui) 掌握在南方國民派手中，國會(hui) 的權力卻不受到製衡。臨(lin) 時約法體(ti) 製是典型的“國會(hui) 專(zhuan) 政”體(ti) 製。從(cong) 政治學角度來說，這是一種失去民主製衡的基本精神的、不合理的、缺乏內(nei) 部平衡能力的體(ti) 製。

　　當然，在西方議會(hui) 政治史上，有些國家采取內(nei) 閣製，國內(nei) 政治也會(hui) 相當穩定，其條件是，國會(hui) 多數黨(dang) 的領袖同時就是內(nei) 閣首長，這樣，國會(hui) 與(yu) 內(nei) 閣之間就可以長期穩定地保持一致，內(nei) 閣首相享有的權力並不亞(ya) 於(yu) 總統。例如新加坡李光耀領導的的人民行動黨(dang) 控製的國會(hui) ，本人又是內(nei) 閣總理 就是一個(ge) 顯例。然而，在辛亥革命後的議會(hui) 製中國，南北妥協的產(chan) 物隻能是采取混合內(nei) 閣，作為(wei) 國會(hui) 多數黨(dang) 國民黨(dang) ，為(wei) 了形成自己的政治優(you) 勢地位，把國會(hui) 當作顯示威勢的利器。例如，新任內(nei) 閣總理陸征祥隻不過在就職演說時講了自己從(cong) 來不吃“花酒”之類的家常話，就被國會(hui) 議員斥責為(wei) “庸俗不堪”，而把他提名的眾(zhong) 多部長一律予以否決(jue) ，弄得這位總理下不了台，隻好灰溜溜辭職，造成一場內(nei) 閣危機，在這一體(ti) 製下，黨(dang) 派之爭(zheng) 導致越來越大的政治混亂(luan) 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也為(wei) 以後多次內(nei) 閣危機與(yu) 府院之爭(zheng) 埋下了種子，這一點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時候尤其值得注意。

　　事實上，辛亥革命者用臨(lin) 時約法來約束袁世凱總統，就如同用一個(ge) ”蘆葦編的小籠子”去關(guan) 大老虎一樣不合理也不切實際。袁世凱與(yu) 南方革命派的矛盾遲早必將發生，宋教仁被刺以後，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正好為(wei) 袁世凱鎮壓南方革命派提供了理由與(yu) 機會(hui) ，老虎一旦發怒，把小籠子輕而易舉(ju) 地撕破，袁世凱在鎮壓二次革命後，廢除臨(lin) 時約法，建立起軍(jun) 事強人的威權政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作為(wei) 亞(ya) 洲現代曆史上第一個(ge) 新型威權主義(yi) 政權，袁世凱強人政治曾經為(wei) 全國統一並推進現代化事業(ye) 客觀上提供了一個(ge) 曆史機會(hui) ，然而，一則由於(yu) 袁世凱本人利令智昏地要當皇帝，二則由於(yu) 取消帝製後袁世凱本人因尿毒症突然病故，此前袁世凱本人又沒有預先確定最具執政威信與(yu) 能力的段祺瑞作為(wei) 新的總統來穩定社會(hui) ，在此關(guan) 鍵時刻，北洋軍(jun) 政集團為(wei) 了與(yu) 南方和解，共建統一中國，不得不接受了南方提出的重新恢複臨(lin) 時約法，並恢複舊國會(hui) 的條件。

　　令人惋惜的是，當時國人中隻有極少數像嚴(yan) 複這樣的有先見之明的人，才意識到恢複“臨(lin) 時約法”這一惡法對中國政治的危害性，隨著“臨(lin) 時約法”的恢複，南方勢力再次控製了國會(hui) ，此時的南方各派中的多數人，已經不是辛亥革命初年那樣的質樸簡單的種族革命者，而是一批在分裂狀態中獲得巨大利益的派係政客了。於(yu) 是民國二年的議會(hui) 危機再次重演：馮(feng) 國璋總統無權，卻可以幹預內(nei) 閣做事，段祺瑞內(nei) 閣有行政權，也有軍(jun) 事實力，卻處處受製於(yu) 國民黨(dang) 控製的國會(hui) ，臨(lin) 時約法下的國會(hui) 專(zhuan) 製，再次變成關(guan) 北洋“大老虎”的“蘆葦小籠子”，國會(hui) 任何舉(ju) 措都無法在體(ti) 製內(nei) 受到製衡，這樣的結果，隻要發生政見分歧，就在於(yu) 勢必發生府院之爭(zheng) ，並進而因體(ti) 製內(nei) 矛盾無法通過製度解決(jue) 而延伸到體(ti) 製外，南北分裂再次出現。

　　整個(ge) 清末改革以後的中國曆史就沿著這樣的邏輯發展：清王朝專(zhuan) 製帝國改革失敗引發的排滿思潮迅猛發展，由於(yu) 滿漢人口比例的懸殊差距，以及統治者失去統治自信而弱不禁風，辛亥革命輕易成功，由於(yu) 排滿革命在各地的多元性，隻能建立聯邦共和體(ti) 製，其次，為(wei) 了控製政敵而因人設法，又設立了政治上很不合理的臨(lin) 時約法體(ti) 係，由此產(chan) 生的結果，印證了嚴(yan) 複當年所說的那句話：“舊者己亡，新者未立，倀(chang) 倀(chang) 無歸”。這是一種新舊製度規則都無法約束人們(men) 行為(wei) 的狀態，也就是社會(hui) 學上所說的“失範”“脫序”狀態。此後的府院之爭(zheng) ，張勳複辟，直到北洋軍(jun) 閥混戰，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臨(lin) 時約法體(ti) 係。這樣的製度安排，就隻能讓中國一步一步走向南北分裂與(yu) 碎片化。

　　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這場革命很不幸地成為(wei) 二十世紀政治中國碎片化的曆史大災難的起點。表麵上看，十年後的北洋軍(jun) 閥混戰、南北分裂，各省分裂，與(yu) 辛亥革命無關(guan) ，然而，實際上，這一切都與(yu) 臨(lin) 時約法的嚴(yan) 重製度缺陷有關(guan) ，而臨(lin) 時約法體(ti) 製，又是南北統一帶來南北矛盾的“因人設製”的必然結果，這一體(ti) 製隻能引發越來越嚴(yan) 重的政爭(zheng) 與(yu) 分裂，中國從(cong) 此陷入持續數十年的“弱國家”狀態。一百年以後的中國人，重新反思辛亥革命時，我們(men) 有必要從(cong) 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超越出來，重新估計這場革命的真正曆史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