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dong) 晉“儒官”的設職、選任及其政治性

作者：李磊（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來源：《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22年第2期

摘    要：東(dong) 晉太學建於(yu) 司馬睿稱帝的前一年（317），國學立於(yu) 鹹康三年（337）。國學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罷廢後，又於(yu) 太元九年（384）複建。東(dong) 晉太學博士之製經曆了從(cong) 五博士製到九博士製，再到十一博士製、十六博士製的發展過程。太學、國子博士的選任雖以明經為(wei) 首要標準，但仍是政治場域的人事安排。東(dong) 晉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視作政治資源用以鞏固地方統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籠絡地位邊緣的會(hui) 稽士族。與(yu) 琅邪王氏爭(zheng) 奪江州的潁川庾氏，則以薦舉(ju) 江州人物來爭(zheng) 取民心。淝水之戰後，博士的議政權及太學、國學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顯並運用在與(yu) 門閥的政治博弈中。

關(guan) 鍵詞：東(dong) 晉；儒官；博士； 太學；國學;

東(dong) 晉太學建立於(yu) 建武元年（317），早於(yu) 司馬睿稱帝（太興(xing) 元年，318）。東(dong) 晉的太學博士製度從(cong) 五博士製到九博士製，再發展為(wei) 十一博士製，最後為(wei) 十六博士製。除太學外，東(dong) 晉還在鹹康三年（337）、太元九年（384）兩(liang) 度興(xing) 建國學。終東(dong) 晉之世，興(xing) 學均是重要的政治議題。本文擬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1】考察東(dong) 晉太學博士、國子博士的設職與(yu) 選任，以及國學的興(xing) 複過程，通過闡發其所處的政治脈絡，呈現東(dong) 晉學術與(yu) 政治間的複雜關(guan) 係。

一 東(dong) 晉太學博士、國子博士的設立

建武元年（317）十一月東(dong) 晉立太學，【2】但在立學後的兩(liang) 年時間裏似未能開展教學活動，故而引發太興(xing) 二年（319）應詹的上疏：“今雖有儒官，教養(yang) 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3】疏文以“儒官”指稱太學博士。博士稱為(wei) “儒官”，自西漢而然。《漢書(shu) ·師丹傳(chuan) 》載給事中博士申鹹、炔欽上書(shu) 後，遭尚書(shu) 彈劾，稱其“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4】，“儒官”即指博士。《三國誌·魏書(shu) ·明帝紀》太和二年（228）六月詔稱“儒官或非其人”，因而要“高選博士”，“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wei) 先”【5】。西晉時，曹誌在奏議中自稱“備位儒官”，其在鹹寧初因“篤學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被詔選為(wei) 國子博士。【6】故漢魏晉以來，儒官例稱中央官學師資。【7】

關(guan) 於(yu) 東(dong) 晉太學博士的員額，《晉書(shu) ·元帝紀》言太興(xing) 二年（319）六月丙子“置博士員五人”【8】。《通典》卷五三《禮十三·沿革十三·吉禮十二》載太常賀循的上言：“尚書(shu) 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曆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yi) 者少。且《春秋》三傳(chuan) ，俱出聖人，而義(yi) 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yi) 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yi) 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chuan) 置博士三人，其餘(yu) 則經置一人，合八人。”【9】賀循所言“尚書(shu) 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即五經各一人。按《晉書(shu) ·元帝紀》，太興(xing) 二年六月己亥“加太常賀循開府儀(yi) 同三司”，“秋七月乙醜(chou) ，太常賀循卒”【8】。可知賀循的上言在該年六七月間，針對的正是“置博士員五人”的情況。賀循建議在此基礎上加置三人：《禮》增一人，共置二博士（《周禮》《儀(yi) 禮》），“《春秋》三傳(chuan) ”增二人即“置博士三人”，《易》《詩》《書(shu) 》仍各置一博士，“合八人（博士）”【7】。

繼賀循任太常的荀崧在“方修學校，簡省博士”之時上長疏，疏文有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9)10關(guan) 於(yu) 博士九人，《宋書(shu) ·百官誌上》雲(yun) “皆不知掌何經”【11】，但《宋書(shu) ·禮誌一》、《晉書(shu) ·荀崧傳(chuan) 》卻予以了明確記載，茲(zi) 引《宋書(shu) ·禮誌一》如下：

太興(xing) 初，議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shu) 》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chuan) 》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yi) 禮》《公羊》《榖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12】

可知“議欲修立學校”時的九博士為(wei) ：《周易》王氏，《尚書(shu) 》鄭氏，《古文》孔氏，《毛詩》鄭氏，《周官》鄭氏，《禮記》鄭氏，《春秋左傳(chuan) 》杜氏，《春秋左傳(chuan) 》服氏，《論語》、《孝經》鄭氏。《論語》、《孝經》雖非五經，但自兩(liang) 漢以來很受重視，故東(dong) 晉加置博士。(12)7賀循上言加置的《儀(yi) 禮》《公羊》《榖梁》與(yu) 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荀崧疏文說：“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12】荀崧認為(wei) ，東(dong) 晉將西晉十九博士製改為(wei) 九博士製，遵循的是“節省之製”，但依據“三分置二”的“節省之製”，還當增加四博士。四博士分別是鄭《易》、鄭《儀(yi) 禮》《公羊》《榖梁》【13】。除了賀循曾建議的《儀(yi) 禮》、《春秋》公羊、榖梁二傳(chuan) 外，又加置了鄭《易》。太學博士文屬太常，【14】依照“節省之製”為(wei) “儒官”爭(zheng) 取更多員額乃太常職責所在。荀崧的建議得到晉元帝的支持，晉元帝表示：“崧表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為(wei) 治所由。……可共博議之。”據《宋書(shu) ·禮誌一》，在“有司奏宜如崧表”後，元帝下詔：“《榖梁》膚淺，不足立博士。餘(yu) 如所奏。”【15】

《宋書(shu) ·禮誌一》、《晉書(shu) ·荀崧傳(chuan) 》均提到“會(hui) 王敦之難，事不施行”【15】。王敦舉(ju) 兵向闕的時間是永昌元年（322），而《晉書(shu) ·元帝紀》載太興(xing) 四年（321）三月“置周易、儀(yi) 禮、公羊博士”【16】，這一記載與(yu) 元帝將九博士增為(wei) 十二博士的詔書(shu) 相印證。《宋書(shu) ·百官誌上》的記述是：“元帝末，增《儀(yi) 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wei) 十一人。”【17】晉元帝崩於(yu) 永昌元年，太興(xing) 四年亦屬“元帝末”。《宋書(shu) ·百官誌上》不載鄭《易》博士的增置，故認為(wei) 元帝末從(cong) 九博士製發展到十一博士製。

東(dong) 晉置博士盡管事有曲折，但總的趨勢卻是博士員額不斷增加。《宋書(shu) ·百官誌上》雲(yun) ：“後又增為(wei) 十六人，不複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秩六百石。”【17】這與(yu) 元帝君臣將立學視為(wei) “經國大務”“為(wei) 治所由”有關(guan) 。《晉書(shu) ·隱逸傳(chuan) 》雲(yun) ：“於(yu) 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任）旭與(yu) 會(hui) 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hui) 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18】王導出任司空的時間是太興(xing) 四年七月壬午，【16】王敦之難興(xing) 於(yu) 永昌元年正月戊辰，終於(yu) 四月，【16】可知“選天下明經之士”是在太興(xing) 四年下半年，正在十一博士製形成之後。

“選天下明經之士”因王敦之難而中止，晉明帝太寧三年（325）三月癸巳再發詔書(shu) “征處士臨(lin) 海任旭、會(hui) 稽虞喜並為(wei) 博士”【19】。然而根據晉成帝時袁瓌的上疏，直至鹹康三年（337）情況仍然是“儒林之教暫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啟，有心之徒，抱誌無由”。袁瓌為(wei) 此呼籲朝廷：“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yi) ，使諷頌之音，盈於(yu) 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20】

有關(guan) “儒林之教”的呼聲，是為(wei) 鹹康年間興(xing) 文教所作的輿論動員。鹹康元年晉成帝親(qin) 釋奠，鹹康三年太學改址至秦淮水南。【21】在袁瓌上疏的同年，國學設立。【22】按《晉書(shu) ·職官誌》，“及鹹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14】。采取“三分置二”“節省之製”的東(dong) 晉應保留國子祭酒、國子博士一人與(yu) 助教十人的編製。

史籍所見國子博士、太學博士的征召事例，有不少集中於(yu) 鹹康三年之後的幾年裏。如翟湯，“鹹康中，征西大將軍(jun) 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征為(wei) 國子博士”【23】。郭翻“與(yu) 翟湯俱為(wei) 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征”【24】。因國子博士定額一人，翟湯既已被征為(wei) 國子博士，與(yu) 他一同被征的郭翻或許是太學博士。範宣，“太尉郗鑒命為(wei) 主簿，詔征太學博士”【25】。郗鑒任太尉的時間是鹹康四年至五年（338—339)，【26】範宣被征為(wei) 太學博士當在此期間。又按《晉書(shu) ·隱逸傳(chuan) 》，“鹹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劉）鮞、（邴）鬱並被公卿薦舉(ju) ，於(yu) 是依（韓）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征之。”(3)27韓績是在鹹康年間被召拜為(wei) 博士的。【27】

王導、庾亮分別死於(yu) 鹹康五年與(yu) 六年。此後參預朝政的是庾冰、何充、諸葛恢。鹹康八年成帝崩、康帝即位，“委政於(yu) 庾冰、何充”【28】。在成、康、穆三朝更迭之際，執政的庾冰、何充延續了王導、庾亮的政策。會(hui) 稽山陰謝沈，“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shu) 》三十餘(yu) 卷”【29】。廣陵高崧除太學博士，再拜為(wei) 中書(shu) 郎、黃門侍郎，也是緣於(yu) “司空何充稱其明惠”【30】。但國學的辦學時間僅(jin) 有十五年，永和八年（352）殷浩西征，國學便因軍(jun) 興(xing) 而遭罷廢。【31】複建要留待淝水之戰以後了。

二 東(dong) 晉博士征召中的學術、地緣與(yu) 門閥因素

太寧三年（325）三月癸巳詔書(shu) 敘述了征召任旭、虞喜的緣由，詔書(shu) 言：

夫興(xing) 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sang) 亂(luan) 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嚐不慨然。臨(lin) 海任旭、會(hui) 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誌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32】

詔書(shu) 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評價(jia) ：一是肯定了任旭、虞喜的經學成就（“研精墳典”、“博學足以明道”），表彰他們(men) 專(zhuan) 注於(yu) 學問的態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二是認為(wei) 這種學術成就與(yu) 人生態度能夠影響士風（“誌操足以勵俗”），以助“興(xing) 化致政”。虞喜的成就主要在對《周官》與(yu) 《論語》鄭玄注的研究上，《隋書(shu) ·經籍誌》載其撰有《周官駁難》三卷、《新書(shu) 對張論》十卷，並為(wei) 《論語》鄭玄注作讚。【33】《周官》、《論語》鄭氏均在元帝太興(xing) 年間的九博士之列，可見太興(xing) 四年、太寧三年的博士選任是依所立之經“選天下明經之士”。

元、明、成、康、穆帝之世的博士選任，一直以明經為(wei) 重要標準。鹹康年間的博士範宣，“博綜眾(zhong) 書(shu) ，尤善三禮”【25】，撰有《禮記音》二卷。【33】謝沈被征召的緣由是：“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征，以質疑滯”【34】。永和年間的博士曹耽是《禮記》、《左傳(chuan) 》專(zhuan) 家，撰有《禮記音》二卷、《春秋左氏傳(chuan) 音》四卷。【33】博士荀訥專(zhuan) 於(yu) 《左傳(chuan) 》，參與(yu) 編撰《春秋左氏傳(chuan) 音》四卷。【33】升平年間的博士胡訥撰有《春秋榖梁傳(chuan) 集解》十卷、《春秋三傳(chuan) 評》十卷、《春秋集三傳(chuan) 經解》十卷。【33】胡訥對春秋三傳(chuan) 均有研究，由於(yu) 《榖梁》不列於(yu) 學官，所任博士當與(yu) 《左傳(chuan) 》、《公羊》有關(guan) 。

《晉書(shu) ·明帝紀》記任旭、虞喜的身份為(wei) 處士，【35】癸巳詔書(shu) 表彰他們(men) “潔靜其操，歲寒不移”。東(dong) 晉征召的太學博士、國子博士有不少是《晉書(shu) ·隱逸傳(chuan) 》的傳(chuan) 主，如郭翻、翟湯、劉鮞、邴鬱、韓績等。他們(men) 之所以享有較高的名望，乃至聞於(yu) 朝廷，就是由於(yu) 著意不交當權人物、不應征召。在政治文化語境中，處士應征是東(dong) 晉朝廷德政的彰顯。征召處士的時機，則由當日的政治需求所定。博士征召的意義(yi) 既在於(yu) 政治宣傳(chuan) ，也是擴大統治基礎的一種手段。太興(xing) 四年（321）、太寧三年（325）兩(liang) 次征召任旭、虞喜，實是建康朝廷借“選天下明經之士”，將舊吳大族納入政權之中，借以擴大統治基礎。【36】虞喜之父為(wei) 孫吳征虜將軍(jun) 。在兩(liang) 次王敦之難中，會(hui) 稽虞氏均站在了建康朝廷一方。王敦第二次舉(ju) 兵時，虞喜族人虞潭“於(yu) 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yi) 軍(jun) ，眾(zhong) 以萬(wan) 數”，“乃進赴國難”【37】。又據《晉書(shu) ·賀循附楊方傳(chuan) 》，“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楊）方，為(wei) 之延譽”，賀循“遂稱方於(yu) 京師，司徒王導辟為(wei) 掾”，“搢紳之士鹹厚遇之”【38】。賀循為(wei) 江東(dong) 士族的代表人物，被王導稱為(wei) “此土之望”【39】。他在東(dong) 晉的建立過程中協調僑(qiao) 吳士族，有擁立之功。(6)40虞喜與(yu) 賀循同在江東(dong) 士族的交際網絡之中，故能推薦寒士楊方，使之躋身士流。任旭的情況與(yu) 虞喜類似。任旭為(wei) 臨(lin) 海章安人，其父任訪是孫吳南海太守。西晉時，任旭“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ju) 為(wei) 郡中正”【41】。臨(lin) 海任氏自吳至晉一直是本郡大姓，故而任旭被州郡舉(ju) 為(wei) 郡中正。司馬睿過江後，屢次召辟任旭為(wei) 掾屬，大概緣於(yu) 江東(dong) 政局尚未穩定，任旭一直沒有應召。晉元帝、晉明帝一再表彰並征召虞喜、任旭，與(yu) 籠絡會(hui) 稽虞氏、臨(lin) 海任氏的政治考慮有關(guan) 。

在鹹康年間的博士征召中，江東(dong) 士族依然是重要對象。韓績“廣陵人也，其先避亂(luan) ，居於(yu) 吳之嘉興(xing) ，父建，仕吳至大鴻臚”【42】。韓績先人遷徙吳郡嘉興(xing) 縣的時間不詳，但從(cong) 韓建位居孫吳九卿可知，至晚在三國時代韓氏已是吳郡大姓。《晉書(shu) 》本傳(chuan) 以“東(dong) 土並宗敬焉”來表述韓績在江東(dong) 士族中的名望。舉(ju) 薦韓績的孔愉，祖孔竺為(wei) 孫吳豫章太守，父孔恬為(wei) 湘東(dong) 太守，從(cong) 兄孔侃為(wei) 大司農(nong) 。【43】孔愉曾因反對王導對護軍(jun) 的人事任命，“由是為(wei) 導所銜”【43】。王導死於(yu) 鹹康五年，孔愉出任會(hui) 稽內(nei) 史的時間在鹹康五年至八年間（339—342）。【44】他上疏舉(ju) 薦韓績，或許是趁建康政局變動為(wei) 舊吳士族提供政治機遇。在接受孔愉的舉(ju) 薦後，朝廷“詔以安車束帛征之”【42】。安車，本供年老的高官或貴婦乘用。安車束帛則用以征召德高望重且年尊者，如呂後之依張良策迎四皓，漢武時迎八十餘(yu) 歲之魯詩專(zhuan) 家申公。朝廷以安車束帛征韓績，表現對他足夠重視之意。時任尚書(shu) 令的諸葛恢與(yu) 王導同出琅邪，為(wei) 僑(qiao) 姓士族的政治代表，他以“名望猶輕，未宜備禮”為(wei) 由阻止了安車束帛之禮。即便如此，對未入仕的韓績以太學博士相征已經是很高的禮遇，太學博士是與(yu) 揚州主簿、王國侍郎、奉朝請等並列的起家官。【45】

成、康之際被征為(wei) 太學博士的謝沈，出身會(hui) 稽山陰謝氏。曾祖謝斐為(wei) 孫吳豫章太守，父謝秀為(wei) 孫吳翼正都尉，【46】翼正都尉為(wei) 孫吳太子近侍。【47】同出會(hui) 稽謝氏的謝敷，“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yu) 年，鎮軍(jun) 郗愔召為(wei) 主簿，台征博士”【48】。郗愔為(wei) 鎮軍(jun) 大將軍(jun) 在太元元年至六年間（376—381），朝廷仍以博士征召會(hui) 稽謝氏人物。《晉書(shu) ·隱逸傳(chuan) 》載：

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謝）敷死，故會(hui) 稽人士以嘲吳人雲(yun)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48】

戴逵為(wei) 僑(qiao) 姓隱士，與(yu) 琅邪王珣、王徽之交往密切。有人作雲(yun) 中詩為(wei) 戴逵出仕製造輿論，詩文言“東(dong) 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征之，以為(wei) 朝匠”【49】，呼籲以之為(wei) “朝匠”。《晉書(shu) ·隱逸·戴逵傳(chuan) 》：“逵後徙居會(hui) 稽之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征，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yu) 吳。吳國內(nei) 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yu) 珣遊處積旬。”會(hui) 稽內(nei) 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請絕征召戴逵之命，從(cong) 而使其複還會(hui) 稽剡縣。【50】會(hui) 稽人士以“吳中高士”之言嘲諷戴逵“遠遁（吳）不反（會(hui) 稽）”，反映了東(dong) 晉門閥社會(hui) 中吳郡與(yu) 會(hui) 稽的矛盾。

蘇峻之難後，東(dong) 晉雖然趨向於(yu) 穩定，但門閥內(nei) 部的階層分野卻也日趨分明。較之江東(dong) 士族的內(nei) 部矛盾，江東(dong) 士族與(yu) 僑(qiao) 姓士族間的矛盾更為(wei) 根本。《世說新語·文學》載：

張憑舉(ju) 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xiang) 裏及同舉(ju) 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所不通處，張乃遙於(yu) 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jun) 。”張還船，同侶(lv) 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chuan) 教覓張孝廉船，同侶(lv) 惋愕。即同載詣撫軍(jun) 。至門，劉前進謂撫軍(jun) 曰：“下官今為(wei) 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jun) 與(yu) 之話言，谘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wei) 理窟。”即用為(wei) 太常博士。【51】

吳郡張氏是江東(dong) 士族中的高門，張憑祖父張鎮曾任蒼梧太守，【52】但從(cong) “舉(ju) 孝廉”的入仕途徑來看，他未預高流官序，故而“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主動尋求名士領袖劉惔的賞識。劉惔活躍於(yu) 鹹康至永和年間。【53】簡文帝鹹康六年（340）為(wei) 撫軍(jun) 將軍(jun) ，永和元年（345）進位為(wei) 撫軍(jun) 大將軍(jun) 、錄尚書(shu) 六條事，永和二年（346）與(yu) 司徒蔡謨並輔政。《宋書(shu) ·禮誌三》載張憑曾在永和二年（346）七月以博士身份參與(yu) 禮議，【54】可知張憑拜謁劉惔的時間在永和元年至二年間（345—346）。永和元年至十年（345—354）的東(dong) 晉政壇缺乏琅邪王氏、潁川庾氏這樣的主導士族，門戶之爭(zheng) 處於(yu) 相持階段，【55】僑(qiao) 、吳間的士林交往呈現平和、寬容之態，此時的人物識鑒受到僑(qiao) 姓名士的觀念影響。《晉書(shu) ·劉惔傳(chuan) 》：“（劉惔）嚐薦吳郡張憑，憑卒為(wei) 美士，眾(zhong) 以此服其知人。”【56】張憑之所以有“美士”之稱，在於(yu) 過人的玄學清談（“清言”）才能得到劉惔的賞譽。而劉惔認為(wei) 張憑是“太常博士妙選”，則是因為(wei) 他心目中的儒學是玄談化的儒學。玄學清談名士對博士等“儒官”的要求是禮玄雙修。【57】

吳郡士族的地位要高於(yu) 會(hui) 稽士族，出身吳郡高門者尚且要迎合僑(qiao) 姓士風，會(hui) 稽士族的處境可想而知。在見諸記載的博士征召中，會(hui) 稽處士占有相當比例，正表明博士征召是朝廷安撫會(hui) 稽士族的一種方式。與(yu) 之類似，庾氏、桓氏主政上遊方鎮時，所薦舉(ju) 的博士有不少是江州、荊州人物。前述鹹康中被庾亮上疏薦為(wei) 國子博士的翟湯為(wei) 江州尋陽人。按《晉書(shu) 》本傳(chuan) ，“建元初，安西將軍(jun) 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翟）湯所調”【58】。由於(yu) 翟湯並未應征博士，庾翼大發僮客時，他仍是處士。庾氏為(wei) 了表示對治下名士的尊重，故而請朝廷敕書(shu) 蠲免翟湯之調。與(yu) 翟湯一同被征召的郭翻是江州武昌人，“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59】。西晉時，郭訥與(yu) 賀循一同被陸機上書(shu) 推薦入洛為(wei) 官。【60】杜弢之難中，郭訥、郭察代表荊州、江州、湘州本土勢力與(yu) 之鬥爭(zheng) 。《晉書(shu) ·杜弢傳(chuan) 》載：“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xing) 太守嚴(yan) 佐率眾(zhong) 攻（杜）弢，弢逆擊破之”，“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眾(zhong) 討弢，反為(wei) 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dong) 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61】武昌郭氏在杜弢之難中遭到沉重打擊，郭察死於(yu) 永嘉五年，【62】郭訥亦被廣州土著勢力所背棄。【63】《晉書(shu) 》雲(yun) “（郭）翻少有誌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ju) ，家於(yu) 臨(lin) 川，不交世事”【59】。臨(lin) 川郡於(yu) 元康元年由揚州轉隸江州。【64】郭翻“家於(yu) 臨(lin) 川”，當是郭察、郭訥失敗後，武昌郭氏遷徙避難的結果。鹹康年間庾亮舉(ju) 薦的翟湯、郭翻均是居住於(yu) 江州的名士，而江州正是庾氏與(yu) 王氏爭(zheng) 奪的焦點。庾亮試圖通過舉(ju) 薦處士以獲取江州士庶的支持。鹹康六年庾亮死後，王允之居江州刺史之位，江州落入琅邪王氏掌控中。經過複雜的鬥爭(zheng) ，庾冰於(yu) 建元元年（343）外鎮武昌，領江州刺史，江州重歸庾氏。【65】庾翼在此時請敕特蠲翟湯所調，正是延續庾亮爭(zheng) 取江州人心的政策。

綜上所述，東(dong) 晉的博士征召以明經處士為(wei) 對象，這些處士大多為(wei) 會(hui) 稽、江州人物。征召會(hui) 稽士族，是因為(wei) 他們(men) 在門閥製度下處於(yu) 相對邊緣的位置，但又擁有政治軍(jun) 事勢力，故以博士征召相籠絡。征召江州處士主要緣於(yu) 潁川庾氏的薦舉(ju) 。在與(yu) 王氏相爭(zheng) 江州的背景下，庾氏的這些薦舉(ju) 旨在爭(zheng) 取江州民意。可見東(dong) 晉征召博士以“興(xing) 化致政”，背後還具有切實的政治考量。

三 孝武帝“興(xing) 複國學”及其政治考量

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戰不僅(jin) 是北方政治的轉折，也是東(dong) 晉門閥政治的轉折。太元九年尚書(shu) 令謝石上疏請“興(xing) 複國學”及“普修鄉(xiang) 校”，孝武帝隨即興(xing) 複了已於(yu) 永和八年（352）罷遣的國學。此次“興(xing) 複國學”的政治意義(yi) 與(yu) 以往有別。如上文所述，東(dong) 晉建太學與(yu) 國學具有“興(xing) 化致政”的宣傳(chuan) 意義(yi) ，並以博士等“儒官”為(wei) 政治資源籠絡會(hui) 稽、江州人物。孝武帝“興(xing) 複國學”的著眼點不在於(yu) 以文教宣揚正朔，也不在於(yu) 處理朝廷與(yu) 地方關(guan) 係，而在於(yu) 皇權與(yu) 門閥關(guan) 係。謝石疏文說：

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yu) 四區，導斯民於(yu) 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le) ，使煥乎可觀。請興(xing) 複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xiang) 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啟群蒙，茂茲(zi) 成德。匪懈於(yu) 事，必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ye) ，道隆學備矣。【66】

謝石認為(wei) 淝水之戰取勝後，“興(xing) 複國學”是展現孝武帝“皇威”的重要舉(ju) 措，對外“灑玄風於(yu) 四區”，對內(nei) “導斯民於(yu) 至德”。謝石為(wei) 謝安之弟，這一上疏代表了謝安的意見。《宋書(shu) ·臧燾傳(chuan) 》將“立國學”看作是謝安的舉(ju) 措，“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jun) 謝安始立國學，徐、兗(yan) 二州刺史謝玄舉(ju) 燾為(wei) 助教”【67】。正因國學為(wei) 謝安所倡，謝氏子弟才配合物色“儒官”人選。臧燾出任國子助教即為(wei) 謝玄所推薦。

國學興(xing) 複後，孝武帝以陳郡殷茂為(wei) 國子祭酒，以車胤領國子博士，在人事上排斥了謝氏。早在淝水之戰進行時，孝武帝“詔司徒、琅邪王道子錄尚書(shu) 六條事”【68】，以分謝安之權。《晉書(shu) ·謝安傳(chuan) 》雲(yun) ：“（謝）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wei) 朝廷所疑”，“時會(hui) 稽王道子專(zhuan) 權，而奸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69】。謝安已意識到“為(wei) 朝廷所疑”，提議“興(xing) 複國學”便是為(wei) 了尋求與(yu) 皇權的妥協。

出任國子祭酒的殷茂出身高門士族。孝武帝自即位始便與(yu) 殷氏關(guan) 係密切。寧康元年（373）殷康任左衛將軍(jun) ，他在“妖賊盧竦入宮”案中立下大功。【70】寧康二年（374）殷茂已在散騎侍郎任上。【71】太元年間，殷康之子殷顗、殷仲文及侄殷仲堪是政治舞台上享有盛譽的名士。領國子博士的車胤為(wei) 荊州南平士族，曾祖車浚為(wei) 孫吳會(hui) 稽太守，父車育任郡主簿。車胤的崛起有賴於(yu) 桓溫，《晉書(shu) 》言桓溫“以辯識義(yi) 理深重之”，辟為(wei) 從(cong) 事，引為(wei) 主簿，遷別駕、征西長史。【72】桓溫任征西大將軍(jun) 始於(yu) 永和四年（348)，【73】完全主導東(dong) 晉政局則在永和十年至寧康元年間（354—373）。【74】孝武帝即位時，車胤為(wei) 中書(shu) 侍郎，後遷為(wei) 侍中，代表桓氏參預機密。《晉書(shu) ·車胤傳(chuan) 》載：“時惟胤與(yu) 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yu) 世。又善於(yu) 賞會(hui) ，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雲(yun) ：‘無車公不樂(le) 。’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72】與(yu) 車胤同“以寒素博學知名於(yu) 世”的吳隱之，其仕途發展也是緣於(yu) 桓溫的知賞。孝武帝一度欲用為(wei) 黃門郎，【75】正是基於(yu) 他的桓氏背景。

“興(xing) 複國學”時，謝安“父子皆著大勳”，聲勢已高過桓氏。孝武帝排斥謝氏，以車胤領國子博士，隱含借桓氏平衡謝氏之意。但車胤的作用隻是暫時的，隨著桓衝(chong) 、謝安相繼死於(yu) 太元九年（384）、十年（385），桓、謝間的平衡政治終結，東(dong) 晉形成了相權輔佐皇權的格局。田餘(yu) 慶先生認為(wei) ，孝武帝伸張皇權、興(xing) 儒學，主要信用的是徐邈、範寧、王雅三位儒生。【74】其中順陽範氏與(yu) 謝、桓、王諸高門均相對立，這正是孝武帝所看重的。

在桓溫主政下，範寧之父範汪被免為(wei) 庶人。【76】太元十三年（388）謝石薨，【77】謝氏請諡，範寧從(cong) 子範弘之時任太學博士，議為(wei) 惡諡：“貪以敗官曰‘墨’，宜諡曰襄墨公。”【78】《晉書(shu) ·儒林傳(chuan) 》載：“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shu) 仆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為(wei) 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範）弘之為(wei) 餘(yu) 杭令”，“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yu) 餘(yu) 杭令”【78】。與(yu) 此同時，範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亦從(cong) 中書(shu) 侍郎任上被出為(wei) 豫章太守。【79】《晉書(shu) ·範寧傳(chuan) 》言“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79】，可見順陽範氏為(wei) 孝武帝壓製謝、桓、王諸高門所借助的力量。順陽範氏的政治主張被範寧上升到學術層麵。《晉書(shu) ·範寧傳(chuan) 》言：“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為(wei) 其源始於(yu) 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yu) 桀紂，乃著論”，“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79】。玄學風流是王、謝維係高門地位的文化資本，【80】範寧“崇儒抑俗”實是釜底抽薪。範弘之給謝石惡諡正是“崇儒抑俗”的表現。孝武帝以範弘之及範寧之子範泰為(wei) 太學博士，【81】意在使太學成為(wei) 伸張皇權的輿論陣地。

在太元年間的數次議禮中，太學博士維護了孝武帝的權威。太元九年（384）康帝褚皇後崩，康帝為(wei) 明帝子，孝武帝為(wei) 明帝弟簡文帝之子，褚皇後於(yu) 孝武帝為(wei) 從(cong) 嫂，孝武帝由此遇到了喪(sang) 服禮製上的難題。太學博士徐藻議服齊衰朞，認為(wei) 這符合孝武帝承認康、穆、哀帝係的政策。【82】簡文帝為(wei) 桓溫廢黜哀帝所立，承認明帝一係有利於(yu) 孝武帝展現其不附從(cong) 桓氏的形象。徐藻，《宋書(shu) ·禮誌》原作徐恭，點校本整理者依據《晉書(shu) 》《通典》《冊(ce) 府元龜》改為(wei) 徐藻。【83】《晉書(shu) 》校勘記稱：“徐藻、徐邈父子治穀梁。”【84】若太學博士徐藻確為(wei) 徐邈之父，則其對孝武帝的回護之意甚明，故而孝武帝采納他的意見，“製朞服”【82】。太元十二年（387）皇太子拜廟後，圍繞著朝臣是否應該奉賀上禮，朝廷議禮。太學博士庾弘之議：“今皇太子國之儲(chu) 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85】這一意見得到徐邈的支持。上禮奉賀國之儲(chu) 副，符合孝武帝伸張皇權的大政方針。

孝武帝“興(xing) 複國學”並沒有得到門閥的配合。《宋書(shu) ·禮誌》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wei) 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yu) 其列。”【86】國學明確以“公卿二千石子弟”為(wei) 教化對象，但“士君子恥與(yu) 其列”。約在興(xing) 國學一年以後，國子祭酒殷茂上疏陳述國學的情況：

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ye) 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托親(qin) 疾，真偽(wei) 難知，聲實渾亂(luan) ，莫此之甚。臣聞舊製，國子生皆冠族華冑，比列皇儲(chu) 。而中者混雜蘭(lan) 艾，遂令人情恥之。【86】

殷茂的上疏表明孝武帝“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wei) 生”的政策並未落實。“憚業(ye) 避役”者充當國學生員，目的在於(yu) 免役，故而入學後以“親(qin) 疾”為(wei) 由請假，以致於(yu) 國學“存者無幾”。殷茂認為(wei) 生源的“混雜蘭(lan) 艾”使“冠族華冑”恥於(yu) 入學，要改變這種情況，須讓“群臣內(nei) 外，清官子侄，普應入學，製以程課”【86】。這一建議未被孝武帝采納，《宋書(shu) ·禮誌》載：“烈宗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誌於(yu) 學者，莫不發憤歎息。”【87】孝武帝“興(xing) 複國學”旨在“皇威遐震”，目的在於(yu) 政治而非學術。以殷茂為(wei) 國子祭酒，也是借助陳郡殷氏的地位來協調與(yu) 高門士族的關(guan) 係。既然造勢已成，便無須再強迫門閥子弟入學。

結論

東(dong) 晉將太學視作“經國大務”，認為(wei) 是“為(wei) 治所由”。在晉元帝太興(xing) 年間的四年間，太學博士之製由五博士製發展為(wei) 九博士製、十一博士製。鹹康三年至永和八年（352）興(xing) 建國學，當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與(yu) 助教十人。從(cong) 太學博士、國子博士的選任來看，明經是首要標準。但在政治運作中，太學、國子博士主要當作政治資源籠絡會(hui) 稽士族與(yu) 江州人物。對於(yu) 朝廷而言，安撫地位邊緣的會(hui) 稽士族，事關(guan) 在三吳地區的統治穩定。薦舉(ju) 江州人物的主要是潁川庾氏，他們(men) 在與(yu) 琅邪王氏爭(zheng) 奪江州的過程中，試圖借此贏得江州民心。總體(ti) 而言，東(dong) 晉前中期以博士征召處士，重在地方統治。

淝水戰後，孝武帝興(xing) 複國學，“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wei) 生”，試圖樹立對門閥子弟的教化權。孝武帝以殷茂為(wei) 國子祭酒，以車胤領國子博士，通過援引陳郡殷氏與(yu) 譙國桓氏勢力，排斥在淝水之戰中立有大功的陳郡謝氏。此外，孝武帝依靠順陽範氏、東(dong) 莞徐氏，以太學為(wei) 伸張皇權的輿論陣地。太學博士範弘之“崇儒抑俗”，排抑謝、桓、王諸高門。在數次議禮中，太學博士徐藻、庾弘之等維護皇權。

大致以淝水之戰為(wei) 界，太學、國子博士在東(dong) 晉政治脈絡中的性質與(yu) 意義(yi) ，前後有所不同。前一階段，博士官職被視作政治資源運用在地方統治中；後一階段，博士的議政權力及太學、國學的政治象征意義(yi) ，被孝武帝用以調整與(yu) 門閥的關(guan) 係。東(dong) 晉“儒官”的選任雖以明經為(wei) 前提，但其性質仍然是以解決(jue) 政治問題為(wei) 指向的人事安排。因而，在考察其學術性的同時，也當注重其政治性。

注釋
 
1有關東晉官學及學官的研究參見：柳詒徵：《南朝太學考》，《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2-442頁。呂思勉：《呂思勉讀史劄記》丙帙《魏晉南北朝》549“國子太學”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92-995頁。高明士：《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第一章《漢唐間學校教育發展的特質》第二節《兩晉南北朝時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73頁。[日]古勝隆一：「南斉の國學と釈奠」，宇佐美文理編：『六朝隋唐精神史の研究』（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5年，第107-123頁。[日]古勝隆一：《論魏晉南北朝之釋奠》，餘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製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5-178頁。張連生：《六朝太學與國學考辨》，《史學集刊》2006年第5期。吳秉勳：《魏晉南北朝“廟學”製度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係博士班學位論文，2017年6月。
 
2《晉書》卷六《中宗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9頁。
 
3《晉書》卷七〇《應詹傳》，第1859頁。
 
4 《漢書》卷八六《師丹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507頁。
 
5 《三國誌》卷三《魏書·明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4頁。
 
6 《晉書》卷五〇《曹誌傳》，第1390-1391頁。
 
7 此點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指教。
 
8 《晉書》卷六《中宗元帝紀》，第152頁。
 
9 《通典》卷五三《禮十三·沿革十三·吉禮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465頁。
 
10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61頁。《晉書》卷七五《荀崧傳》所載疏文，文字略有不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第1977頁。
 
11 《宋書》卷三九《百官誌上》，第1228頁。
 
12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0頁；第361頁。
 
13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1-362頁。《晉書》卷七五《荀崧傳》，第1977-1978頁。
 
14 《晉書》卷二四《職官誌》，第735頁；第736頁。
 
15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2頁。《晉書》卷七五《荀崧傳》所載文字略有差異，第1978頁。
 
16 《晉書》卷六《中宗元帝紀》，第154頁；第154頁；第155頁。
 
17 《宋書》卷三九《百官誌上》，第1228頁。
 
18 《晉書》卷九四《隱逸·任旭傳》，第2439頁。
 
19 《晉書》卷六《肅宗明帝紀》，第163頁。
 
20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2-363頁。
 
21 李磊：《四世紀的“崇聖”競爭與東晉太學、國學之興廢》，《孔子研究》2021年第1期。
 
22 《晉書》卷八三《袁瓌傳》：“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第2167頁。
 
23 《晉書》卷九四《隱逸·翟湯傳》，第2445頁。
 
24 《晉書》卷九四《隱逸·郭翻傳》，第2446頁。
 
25 《晉書》卷九一《儒林·範宣傳》，第2360頁。
 
26 《晉書》卷七《顯宗成帝紀》，第181-182頁。
 
27 《晉書》卷九四《隱逸·韓績傳》，第2444頁；第2443頁。
 
28 《晉書》卷七《康帝紀》，第184頁。
 
29 《晉書》卷八二《謝沈傳》，第2151-2152頁。
 
30 《晉書》卷七一《高崧傳》，第1894-1895頁。
 
31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3頁。
 
32 《晉書》卷九一《儒林·虞喜傳》，第2348-2349頁。
 
33 《隋書》卷三二《經籍誌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19、935、937頁；第922頁；第922、928頁；第928頁；第931-932頁。
 
34 《晉書》卷八二《謝沈傳》，第2152頁。
 
35 《晉書》卷六《肅宗明帝紀》，第163頁。
 
36 方北辰先生認為江東士族在王敦之難中的表現，反映了他們對東晉政治權利分配的不滿。參見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第三章第二節，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66-81頁。
 
37 《晉書》卷七六《虞潭傳》，第2013頁。
 
38 《晉書》卷六八《賀循傳附楊方傳》，第1831頁。
 
39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第1746頁。
 
40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55-77頁。
 
41 《晉書》卷九四《隱逸·任旭傳》，第2439頁。
 
42 《晉書》卷九四《隱逸·韓績傳》，第2443頁。
 
43 《晉書》卷七八《孔愉傳》，第2051頁；第2053頁。
 
44 餘曉棟、胡祖平：《東晉南朝會稽郡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0頁。
 
45 此點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指教。
 
46 《晉書》卷八二《謝沈傳》，第2151頁。
 
47 劉雅君：《從吳王到皇帝-孫吳立國江東與六朝政治統緒的形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48 《晉書》卷九四《隱逸·謝敷傳》，第2456-2457頁；第2457頁。
 
49 《晉書》卷六四《會稽文孝王道子傳》，第1735頁。
 
50 《晉書》卷九四《隱逸·戴逵傳》，第2457-2459頁。
 
51 餘嘉錫先生指出這段史料出自《郭子》，參見《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下《文學第四》“張憑舉孝廉出都”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5-236頁。
 
52 《晉書》卷七五《張憑傳》，第1992頁。
 
53 胡秋銀、劉浩：《論永和人物-以劉惔為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54 《宋書》卷一六《禮誌三》，第451頁。
 
55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40-198頁。
 
56 《晉書》卷七五《劉惔傳》，第1991頁。
 
57 此點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指教。
 
58 《晉書》卷九四《隱逸·翟湯傳》，第2445頁。
 
59 《晉書》卷九四《隱逸·郭翻傳》，第2446頁。
 
60 《晉書》卷六八《賀循傳》，第1824-1825頁。
 
61 《晉書》卷一〇〇《杜弢傳》，第2621頁。
 
62 《晉書》卷五《孝懷帝紀》，第122頁。
 
63 《晉書》卷一〇〇《王機傳》，第2624頁。
 
64 胡阿祥、孔祥軍、徐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上），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49頁。
 
65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第114-131頁。
 
66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4-365頁。
 
67 《宋書》卷五五《臧燾傳》，第1543頁。
 
68 《晉書》卷九《孝武帝紀》，第232頁。
 
69 《晉書》卷七九《謝安傳》，第2075-2076頁。
 
70 《晉書》卷七四《桓祕傳》，第1947頁。
 
71 《晉書》卷二〇《禮誌中》，第617頁。
 
72 《晉書》卷八三《車胤傳》，第2177頁。
 
73 《晉書》卷八《孝宗穆帝紀》，第194頁。
 
74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第140-198頁；第257-291頁。
 
75 《晉書》卷九〇《良吏·吳隱之傳》，第2341頁。
 
76 《晉書》卷七五《範汪傳》，第1984頁。
 
77 《晉書》卷九《孝武帝紀》，第237頁。
 
78 《晉書》卷九一《儒林·範弘之傳》，第2363頁；第2363、2366頁。
 
79 《晉書》卷七五《範寧傳》，第1985頁；第1988頁；第1984-1985頁。
 
80 牟發鬆：《說“風流”-其涵義的演化與漢唐曆史變遷》，《曆史教學問題》2010年第2期。
 
81 《宋書》卷六〇《範泰傳》，第1615頁。
 
82 《宋書》卷一五《禮誌二》，第394頁。
 
83 《宋書》卷一五《禮誌二》校勘記第25條，第414頁。
 
84 《晉書》卷三二《後妃·康獻褚皇後傳》校勘記第4條，第985頁。
 
85 《晉書》卷二一《禮誌下》，第669頁。
 
86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5頁。
 
87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第3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