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燕】一部粹言經可傳——思想史上的《近思錄》係列之一

欄目:書評讀感
發布時間:2022-05-25 22:13:25
標簽:《近思錄》
孫海燕

作者簡介:孫海燕,筆名孫齊魯,男,西元一九七八年出生,山東(dong) 鄄城人,中山大學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現為(wei) 廣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與(yu) 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中國思想史、人性論等,發表學術論文20餘(yu) 篇,出版學術專(zhuan) 著《陸門禪影下的慈湖心學——一種以人物為(wei) 軸心的儒家心學發展史研究》。

一部粹言經可傳(chuan)

——思想史上的《近思錄》係列之一

作者:孫海燕

來源:《走進孔子》2022年第1期

 

文化本身是有生命的。一部文化史,就是一個(ge) 民族的精神成長史。中國文化能夠源遠流長、舉(ju) 世罕見,原因當然很複雜,其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恐怕在於(yu) 我們(men) 的古聖先賢能夠洞察天道、世務與(yu) 人心,彰顯為(wei) 道德、事功與(yu) 文章,為(wei) 後世留下了一部部文化經典。這些經典,體(ti) 現著民族精神世界的寬廣、強大與(yu) 深沉,她們(men) 就像天空中璀璨的星群,照亮了我們(men) 前行的路;又像大地上奔流不息的江河,長久地滋養(yang) 著整個(ge) 中華民族。

 

八百多年前,由南宋朱熹、呂祖謙兩(liang) 位大儒聯手,從(cong) 北宋“道學四子”——周敦頤、程顥、程頤和張載的著述中,選輯“關(guan) 於(yu) 大體(ti) 而切於(yu) 日用者”分類編纂而成的《近思錄》一書(shu) ,正是這些經典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國學大師錢穆曾於(yu) 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選出七部“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shu) ”,《近思錄》即為(wei) 其一(其餘(yu) 為(wei) 《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傳(chuan) 習(xi) 錄》)。他稱讚這七部書(shu) 為(wei) “新七經”,是中國思想史“統之有宗,會(hui) 之有元”的所在。錢先生這種選擇,無疑偏重了“文化”諸領域中的“學術思想”方麵,但無論如何,將《近思錄》與(yu) 《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相提並論,可算指出了此書(shu) 在中國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近思錄》書(shu) 影

 

那麽(me) ,《近思錄》何以產(chan) 生?它究竟是怎樣的一部書(shu) ?較之曆史上的諸多典籍,包括錢先生提及的其他六本名著,其內(nei) 容與(yu) 特色何在?於(yu) 後世又有什麽(me) 樣的影響?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近思錄》係列”要逐一探討的問題。

 

一、朱、呂編纂《近思錄》的目的

 

朱子、呂祖謙為(wei) 何要編輯《近思錄》這樣一部書(shu) 呢?根據朱子在“序言”中的說法:淳熙二年(1175),呂祖謙到訪他所在福建建陽的寒泉精舍,留居了十餘(yu) 天(按,此乃朱、呂等人前赴江西信州鵝湖寺參與(yu) 江西陸九淵兄弟“鵝湖之會(hui) ”的前夕),兩(liang) 人共讀周、張、二程之書(shu) ,感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崖”,擔心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故選取書(shu) 中“關(guan) 於(yu) 大體(ti) 而切於(yu) 日用者,以為(wei) 此編”,以期“窮鄉(xiang) 晚進、有誌於(yu) 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朱子還告誡說:學者熟讀此書(shu) 後,更應“求諸四君子之全書(shu) ,沉潛反複,優(you) 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真正窺見四子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走一條深造自得之路,“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wei) 取足於(yu) 此而可”,則辜負了他們(men) 的一番苦心美意。即此可見,朱、呂對《近思錄》的定位,首先是一部引領學者邁入北宋“四子”思想殿堂的入門書(shu) 。

 

朱子的這種說法,還隻能算一個(ge) 直接、表層的說明。兩(liang) 人匯編《近思錄》,更深的意圖是要辟邪顯正,救治陷溺的時代人心,引導學者走向“存天理,滅人欲”的成聖道路。不須說,作為(wei) 伊洛道學的嫡係傳(chuan) 人,朱子對周、張、二程的學說推崇備至,他認為(wei) “四子”的出現,使得孟子之後中輟千年的儒道煥然複明,後人隻有讀他們(men) 的書(shu) ,才更容易窺得聖學之堂奧。朱子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這裏的“四子”,是指“四書(shu) ”,意為(wei) “四書(shu) ”是進入“六經”的階梯,《近思錄》又是進入“四書(shu) ”的階梯。朱子此言,與(yu) 程頤對他的影響有關(guan) 。“河南程夫子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luan) 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朱子自己對“四書(shu) ”的領會(hui) ,也正是以二程(當然也包括二程後學)為(wei) “階梯”的,這在他所著《四書(shu) 章句集注》一書(shu) 中已顯露無疑。

 

《近思錄》成為(wei) “四書(shu) ”之階梯,不僅(jin) 在於(yu) 四子“複明”了“聖道”,還在於(yu) 它具有直指人心的鮮明時代性。朱子說:“《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近思錄》一書(shu) ,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書(shu) 的名字取自《論語》中的“切問而近思”。所謂“近思”,即要人切近自己的身心思量,不必舍近求遠。至於(yu) 他說的“人病”,除了學者的個(ge) 人問題外,更與(yu) 當時流行的學問有關(guan) ,這既包括陷溺人心的功利之學,也包括無關(guan) 身心性命的訓詁、詞章之學,當然還有他批判的,以荊公新學、佛老之學為(wei) 代表的“異端邪說”。即此而論,《近思錄》更是一部收拾人心、撥亂(luan) 反正的弘道之書(shu) 。

 

編纂《近思錄》的實際過程,完全不像朱子“序言”中說得那樣輕鬆,即朱、呂在寒泉精舍中“留止旬日”的結果,二人別後又會(hui) 晤磋商,多次書(shu) 來信往,為(wei) 書(shu) 中條目的編排擇取可謂殫精竭慮(張載的言論就是在後期補入的),這種狀況一直到呂氏的辭世。朱子尤多盡其增補刪修之勞,前後經曆十三年,才形成今天的文本麵目。從(cong) 《朱子語類》的記述看,《近思錄》稱得上是朱子晚年教導學生的課本,《語類》的很多問答,都是圍繞書(shu) 中的條目展開的。不難想見,此書(shu) 的編輯刊布,大大促進了伊洛道學的傳(chuan) 播。相比之下,當時的其他一些儒家學派,由於(yu) 無人(尤其缺乏朱、陸這樣有影響力的大學者)從(cong) 事如此用心的編纂工作,就缺乏一部凝聚人心的傳(chuan) 習(xi) 經典,對本學派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

 

二、《近思錄》的內(nei) 容結構

 

作為(wei) 宋明理學的奠基性著作,《近思錄》共選錄周、張、二程的言論622條(其中邵雍的一條,由程顥之口說出),分為(wei) 14卷,內(nei) 容涉及天道、性命、為(wei) 學、存養(yang) 、政治等方麵。這一編纂體(ti) 例,本身具有開創性的“典範”意義(yi) ,為(wei) 後來的儒家“教材”建立了規模體(ti) 例,幾乎可以說,明代朝廷編修的《性理大全》等科舉(ju) 用書(shu) ,不過是此書(shu) 的擴展版。

 

 

 

朱熹畫像

 

著名注家、朱子的再傳(chuan) 弟子葉采,稱讚《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ti) 用兼該,本末殫舉(ju) ”。依朱子之序,書(shu) 的內(nei) 容包括“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yu) 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後來的編注者根據《朱子語類》中的一段話,給每卷添加了“道體(ti) ”“為(wei) 學”等題目,這些題目在文字上略有出入,意思則大同小異,都起到了顯豁題旨的作用。書(shu) 的內(nei) 容編排,明顯受到《大學》“三綱八目”思路的影響。清代注家茅星來說:“古聖賢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實具於(yu) 此,而與(yu) 《大學》一書(shu) 相發明者也。故其書(shu) 篇目,要不外三綱領、八條目之間。”(《近思錄集注序》)具體(ti) 來說,卷二“為(wei) 學”大體(ti) 上相當於(yu) 《大學》篇首的“三綱領”;卷三“致知”、卷四“存養(yang) ”相當於(yu) 《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卷五“治己”、卷六“家道”、卷七“出處”相當於(yu) 《大學》的“修身、齊家”;後麵的卷八“治體(ti) ”、卷九“治法”、卷一〇“政事”、卷一一“治人”、卷一二“警戒”,則相當於(yu) 《大學》的“治國平天下”。以上十一卷是全書(shu) 的主體(ti) ,構成了一整套“格治誠正修齊治平”的工夫係統。至於(yu) 最後的卷一三“異端之學”與(yu) 卷一四“聖賢氣象”,可算是一種補充,一辨明“異端之學”的危害,一揭示儒家聖賢的精神氣度,兩(liang) 卷與(yu) 全書(shu) 倡明聖學的旨歸也是一致的。

 

書(shu) 中最特殊的,還是最前麵的“道體(ti) ”一卷,它類似於(yu) 今人著作的“前言”,通篇在講“天道”“性命”之類的抽象義(yi) 理。葉采說,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ti) 統,蓋學問之綱領”。但他以為(wei) 此卷即朱子所謂的“求端”,竊以為(wei) 未必準確。相比之下,卷二談“為(wei) 學大要”,標舉(ju) “誌伊尹之所誌,學顏子之所學”諸論,才更像“求端”。與(yu) 其他各卷相比,“道體(ti) ”卷顯得太過深奧,有違“近思”“切於(yu) 日用”的初衷。朱子後來說,他最初並不想設立這一卷,是呂祖謙的建議如此,自己也“覺得無頭,隻得存之”。“無頭”,即缺乏一個(ge) 綱領性“緒論”。呂祖謙的理由是:“後出晚進於(yu) 義(yi) 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yi) ,有所向望而已。”(《近思錄後引》)意思是說:這類深奧的義(yi) 理,雖不宜驟然對年輕人談論太多,但讀者若對此一無所知,就不明白整個(ge) 儒學的義(yi) 理梗概,也缺乏一個(ge) “向望”的探求目標,不如姑且置之於(yu) 書(shu) 前。

 

難懂歸難懂,就結構看,“道體(ti) ”卷無疑是《近思錄》極重要的板塊,凸顯了它作為(wei) “性理之書(shu) ”的特點。如所周知,儒家思想本脫胎於(yu) 周代的王官之學,乃以“六經”“六藝”為(wei) 基本內(nei) 容,這是一種以政教倫(lun) 常為(wei) 核心的禮樂(le) 文化。“夫子之言性與(yu) 天道,不可得而聞”,孔子所談多是人倫(lun) 日用。至於(yu) “性與(yu) 天道”之論,《孟子》《中庸》中雖有一些,《易傳(chuan) 》尤其多一些,但仍算不上原始儒學的重心,《近思錄》則對此大談特談,從(cong) 《太極圖說》到《程氏易傳(chuan) 》《張子正蒙》,可謂應有盡有。“道體(ti) ”卷的文字篇幅,盡管不過全書(shu) 的十分之一,但由於(yu) 被放置在開篇,就占據了統攝性地位,同其餘(yu) 各卷構成一種“體(ti) ”“用”關(guan) 係,特別是與(yu) 十四卷“觀聖賢氣象”前後呼應,一屬於(yu) 未發之“中”,一屬於(yu) 已發之“和”。一言以蔽之,“道體(ti) ”卷的設立,彌補了傳(chuan) 統儒家“本體(ti) 論”的不足,解決(jue) 了儒家修身實踐的先天根據問題。

 

三、《近思錄》的思想特色

 

《近思錄》的思想特色,不僅(jin) 事關(guan) 濂、洛、關(guan) 、閩之學的異同分化,更關(guan) 係到“道學”一脈與(yu) 儒門內(nei) 外各家各派的義(yi) 理葛藤,這是本“係列”的論述重心所在,後文的幾部分都與(yu) 此緊密相關(guan) 。比如“文公自是經綸手”一節,介紹朱子對《近思錄》裏裏外外的籠罩性影響;“發明實推內(nei) 聖功”一節,分析宋代理學由“外王”向“內(nei) 聖”偏移的風力轉向;“誰入佛老歸六經”一節,探究北宋“四子”對佛老之學的“入室操戈”“修本以勝之”。至於(yu) 對“成聖”問題的思想史討論,乃是以先秦儒學、陽明心學和佛教禪宗等為(wei) 參照,衡論《近思錄》所代表的程朱理學工夫論之是是非非。諸如此類,為(wei) 避免重複,這裏不詳細展開。

 

總體(ti) 來說,《近思錄》的問世,掀開了中國文化史的新篇章,代表了儒學發展的新階段,開辟了儒家心性之學的新天地,體(ti) 現了宋代道學家對古典儒學的創造性發展。究原其實,乃因為(wei) 周、張、二程和朱子對“四書(shu) 五經”之微言大義(yi) 的尋繹詮釋與(yu) 深造自得,實際上是出新解於(yu) 陳編,化學問為(wei) 人格,大大地發展,乃至重構了儒家的本體(ti) 論、工夫論與(yu) 境界論。後來宋明理學(包括心學)如天命氣質、天理人欲、未發已發之類的許多話頭,字麵上雖可遙溯先秦古典,實際上更多是以此為(wei) 據點引申發展出來的。

 

如在“道體(ti) ”卷,道學家為(wei) 了給心性工夫尋找形上依據(也出於(yu) 對抗佛、老的需要),幾乎將先秦儒家典籍中有關(guan) 天道性命的話題,諸如“聖人與(yu) 天地合其德”“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敬以直內(nei) ,義(yi) 以方外”“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之類,盡數挑選出來加以發揮。其他各卷,雖未必直接談心性的問題,也常會(hui) 往這方麵引申。《論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章,究竟是孔子在感歎歲月匆迫,還是傷(shang) 懷時事,後世已難確詁。但程顥解釋說:“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隻在慎獨。”(《近思錄》卷四)這就把孔子的“逝者”往“聖心”“天德”上引申,並與(yu) “慎獨”工夫相結合。注家集解,也無不順此思想脈絡,如葉采引用朱子之言:“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ti) ,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yu) 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近思錄集解》)這類創造性解釋,未必合乎孔子本義(yi) ,當時卻自有深刻、合理的一麵,足以讓求道之人心向往之。

 

 

 

呂祖謙畫像

 

以今人的眼光,宋儒對古典儒學的詮解,當然是“舊瓶裝新酒”。但這又不是把瓶中的舊酒全部倒掉,另裝一完全不同的酒,而是加入新的成分,使之成為(wei) 一種適合時代風味的新酒。《近思錄》有著“內(nei) 聖外王”的義(yi) 理規模,這是儒家的“舊瓶”。就“新酒”而言,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通過靜坐體(ti) 悟的方式“學以成聖”,這無疑是對孔、孟修身之學的調適上遂,使得儒家“生命的學問”的性格愈發凸顯。這一新成分的加入,也使《近思錄》與(yu) “四書(shu) 五經”相比,更像一部“談修行”的書(shu) 。之所以加入這一“新酒”,顯然與(yu) 佛、老二教的刺激與(yu) 影響有關(guan) ,倘不如此,時人就不愛喝,儒門就會(hui) 繼續“淡薄”,繼續“收拾不住”。這種情形,正如在鴉片戰爭(zheng) 之後,倘若不積極學習(xi) 西方的民主科學,中華民族就無法救亡圖存一樣。不同的是,與(yu) 後者以堅船利炮的強烈衝(chong) 擊為(wei) 特征不同,佛教對民族精神的影響是“溫水煮青蛙”式的長期浸潤,很多道學家本人對此也渾然不覺,他們(men) 自然也不會(hui) 承認,自己對儒家道統的複興(xing) ,是一種“舊瓶裝新酒”。當然,這種“新酒”隨著時代的變化,學問的翻新,又會(hui) 變成人們(men) 不愛喝的“舊酒”,尤其是程朱理學被奉為(wei) 官方思想而變得日益僵化和形式化之後,就有以《傳(chuan) 習(xi) 錄》為(wei) 經典的陽明心學這一“新酒”來代替它。而明亡之後,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都遭到各種批判,極端者如清儒戴震說:“宋以來,孔孟之書(shu) 盡失其解。”

 

四、《近思錄》的思想史地位與(yu) 反響

 

在朱子生前,《近思錄》已刊刻流傳(chuan) ,朱子也喜以此書(shu) 贈人。朱子辭世後,隨著其人其學名譽的恢複,此書(shu) 更得到廣泛認可,成為(wei) 後世儒者的案頭必備書(shu) 。葉采稱《近思錄》為(wei) “宋之一經,將與(yu) 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近思錄集解序》)。四庫館臣譽之為(wei) “性理諸書(shu) 之祖”。清末沈錫周說:“《近思錄》一書(shu) ,發明聖賢大義(yi) 微言,如日中天,明徹無疑,四子、六經而外,僅(jin) 見此書(shu) 。”(《五子近思錄發明跋》)日本人高津泰說:“學者苟誌聖賢之道,而欲窮洙泗之淵源者,舍此書(shu) 而無他途也。”(《近思錄訓蒙輯疏序》)直到今人錢穆,猶言“後人治宋代理學,無不首讀《近思錄》”(《宋代理學三書(shu) 隨劄》)。這些話很有代表性,但不過是《近思錄》所受讚譽中的極少一部分。

 

《近思錄》成書(shu) 後,專(zhuan) 門為(wei) 之注解者就不下30人,著名者如宋人葉采,清人張伯行、茅星來、江永等,其中葉采積三十年之力撰成的《近思錄集解》流傳(chuan) 最廣,影響最大。陳榮捷先生說:“《近思錄》除儒道經書(shu) 之外,注釋比任何一書(shu) 為(wei) 多。”(《近思錄詳注集評》)這是信實的論斷。據程水龍教授考察,在朱子身後的八百年間,各類注釋、續編、仿編等整理形式的《近思錄》版本,至今國內(nei) 存世的近200種,韓國現藏傳(chuan) 本計有49種268部,日本現藏傳(chuan) 本30多種近60部,且日本人注解、講說的文本另有近50種(《〈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近思錄》的傳(chuan) 刻,不啻為(wei) 東(dong) 亞(ya) 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此書(shu) 在近世儒學史上的經典地位,藉此也可窺一斑。

 

一種思想傳(chuan) 統的生命力,總是在對時代問題的積極回應中展現出來的。魏晉南北朝以來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儒家在民眾(zhong) 精神生活中的主導地位並不突出。作為(wei) 傳(chuan) 播和普及儒家知識的教科書(shu) ,唐代編纂的《五經正義(yi) 》與(yu) 社會(hui) 人生實踐是脫節的。相比之下,反倒是佛、道二教更為(wei) 深入人心,尤其是佛教禪宗長期代表著思想文化的“高明麵”,這種狀況,一直到北宋滅亡都沒有徹底改觀,南宋的孝宗,還親(qin) 自撰有宣揚“以佛修心,以道養(yang) 生,以儒治世”的《原道論》。站在儒家的立場看,盡管隻有到陽明心學的勃興(xing) ,儒家的“內(nei) 聖學”才達到了頂峰,但《近思錄》問世與(yu) 盛傳(chuan) ,大抵可視為(wei) 儒家與(yu) 佛、老在思想疆場上長期爭(zheng) 鋒拉鋸而取得關(guan) 鍵性勝利的轉折點;換句話說,有了北宋“四子”,有了朱子這樣一位手持《近思錄》登場的儒家大宗師,儒學才真正戰勝了佛老,重新成為(wei) 民族精神的主調。

 

北宋“四子”對傳(chuan) 統儒學的創造性重塑,不管後世有怎樣的褒貶酷評,都無法動搖這一鐵的事實,即像本文的題目一樣,“一部粹言經可傳(chuan) ”,作為(wei) 一部繼往開來的書(shu) ,《近思錄》不僅(jin) 是“四子之階梯”,是接續古典儒學的津梁,同時是支撐儒家文化賡續發展的“新約”。如果說,古典儒學是要人做一個(ge) 仁禮雙彰、文質彬彬的君子;那麽(me) ,宋明理學則要人做一個(ge)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聖人。即此而言,《近思錄》適應了時代需求,凝聚了時代精神,在義(yi) 理上跨越漢唐,遠祧周孔,旁汲老莊、佛禪,下啟朱子、陽明,儼(yan) 然中國思想殿堂的一大洞藏,中國文化江河中的一大長川。欲了解中國民族在近800年來的精神流變,《近思錄》是首屈一指的必讀書(shu)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