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於(yu) 重建儒學的通信
    作者：梁濤、方朝暉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1年9月5日

     （一）方朝暉的信函
    
    陳明、秋風及諸位同道：
    
    關(guan) 於(yu) 本人的文化模式/文化心理研究，我在給陳明兄的回應中可能有點偏激。仔細想想還是應該簡單說明一下自己為(wei) 何這麽(me) 幹。文化心理/文化模式研究實際上是研究一個(ge) 民族的集體(ti) 無意識。大家都知道對這個(ge) 問題有深刻探索的是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yi) 研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在美國和日本都曾引起巨大爭(zheng) 議。到70-80年代之交，這一研究演變成文化心理學，形成了一套相當成熟發達完備的方法，Hofstede和Triandis貢獻甚大。其文化比較研究建立在實證經驗和科學統計之上。最近十多年來，關(guan) 於(yu) 東(dong) 亞(ya) 文化心理的研究是文化心理學領域中最有影響的。我認為(wei) R。Nisbett是這個(ge) 領域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我校心理學係現主任彭凱平為(wei) 其學生)，其著《思維地圖》(The Geography of Thoughts)通俗易懂，已有中譯本。
    
    一個(ge) 民族的某些集體(ti) 無意識，可能在不同時代/由不同事件引起，故而變動不居。但有些集體(ti) 無意識，是千萬(wan) 年曆史積澱而成。有強大的連貫性和穩定性。之所以關(guan) 心這個(ge) 問題，與(yu) 李澤厚/梁漱溟無關(guan) ，而是想搞清儒學等傳(chuan) 統在中國文化中的深厚土壤。在政治/經濟/社會(hui) 結構已經天翻地覆，完全與(yu) 西方趨同的現時代，我們(men) 還在多大程度上受製本民族自身的獨特習(xi) 性，而無法與(yu) 西方趨同。
    
    但由於(yu) 我不是文化心理學家，而且對過去曆史時代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是無法訴諸統計的，所以我一直把我所提出的文化模式當作僅(jin) 僅(jin) 是“假設性的”，而不主張將之作為(wei) 不可動搖的結論或前提。我的目的是要檢驗這樣的假設，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儒道法諸家在中國曆史上長盛不。如果能解釋通，鑒於(yu) 文化心理的趨穩定性，今天或今後這些學術恐怕還要在中國起作用。
    
    我想陳明兄對我的良苦用心是很不理解的，所以他的一些結論在我看來過於(yu) 輕率。當然，我本身對這種誤解也有責任，至少應該更有耐心去解釋。
    
    就說這些了。
    
    祝好!
    
    方朝暉 拜
    
     
    （二）梁濤的信函
     
    
    因為(wei) 在香港參加一個(ge) 審稿會(hui) ，我沒有聽到大家的討論，不知道陳明提出什麽(me) 樣的疑問，朝暉又做出什麽(me) 樣的回應。但我是一直反對朝暉用什麽(me) 民族心理、超穩定性來講儒家在今天的適用性、合理性的。如果要講，就應該講idea，講精神（黑格爾意義(yi) 上的），這才是超越的，是恒常的，是靠得住的，而不是朝暉所謂的民族性、民族心理。idea、精神體(ti) 現在什麽(me) 地方呢？就體(ti) 現在儒家的經書(shu) 之中，隻要中國人存在，隻要中國人還在閱讀四書(shu) 五經，這些idea、精神就會(hui) “活”起來，就會(hui) 發生作用，並被不斷地豐(feng) 富、發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我們(men) 今天講經學，講中華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觀，講“根”和“魂”——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根，經學的價(jia) 值觀是中國文化的魂，就是這個(ge) 意思。朝暉則完全是搞反了。
    
    當然，idea、精神有個(ge) 落實的問題，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也可以講民族心理，講民族無意識，講民族習(xi) 性。因為(wei) 民族心理、習(xi) 性本來就是各種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的綜合產(chan) 物，是氣質之性，而非天理之性，是相對穩定，而非恒常不變的。隻要曆史條件變了，自然也就變化了。宋儒說得好，“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對於(yu) 民族心理、習(xi) 性這些東(dong) 西，我們(men) 也要拿出“君子不謂性”的態度，而不是像朝暉那樣死抱住不放。
    
    據劉禾等人的介紹，所謂民族性的問題，最早是德國納粹學者提出的，目的是為(wei) 了論證日耳曼人的優(you) 越性。但此說到民國時期又被魯迅等人接過來，轉變為(wei) 思想啟蒙、改造國民性的利器。其實國民性隻能是氣質之性，是一時一地的民族習(xi) 性，一旦將其絕對化了，那就成了夢靨，成了宿命，就是荒誕不羈的了。為(wei) 什麽(me) 阿Q精神就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哪有這樣的道理？魯迅時代的人們(men) 接受這樣的說法，那是當時的社會(hui) 氛圍、市場效應使然，今天的中國人還會(hui) 接受這樣的看法嗎？以後李澤厚又用積澱來說明傳(chuan) 統文化的生命力，走得也是這個(ge) 路子。但積澱隻能是形而下的、經驗的，用它來解釋傳(chuan) 統的某些積習(xi) 、習(xi) 慣也許是可以的，而一旦把idea、精神也還原到積澱上，那就出大問題了。李澤厚先生以後思想上止步不前，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嘛。
    
    前一段劉笑敢教授來信，討論中國人“窩裏鬥”的問題。對於(yu) 這一問題，其實也應該這樣看。談論中國人的“窩裏鬥”，一定不能撇開中共推行幾十年的階級鬥爭(zheng) 文化，比如中國人一向是以家庭為(wei) 本位的，但文革中夫妻、父子互相揭發的事件就特別多，這隻能從(cong) 當時的政治文化中找原因，而不能說中國人天生就喜歡互相揭發。當然如果往上推，還可以找到其他原因，比如中國比較早地形成了幅員遼闊的大一統帝國，權力高度集中，而在權力集中而又封閉的地方，一般權力鬥爭(zheng) 就比較激烈。但除了這些現象之外，沒有資料顯示，當時的中國人比如漢代和唐代的中國人，就比其他民族喜歡窩裏鬥。如果你要堅持這一點，就必須要拿出材料證明。我們(men) 說中國人喜歡窩裏鬥，其實主要是建立在對二十世紀華人世界的觀察之上，是將一個(ge) 具體(ti) 的命題偷換為(wei) 一個(ge) 普遍的命題。但我們(men) 不要忘了，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是生活在一個(ge) 什麽(me) 樣的環境中！列強入侵，國家貧困，軍(jun) 閥混戰，民不聊生，然後是國共相互廝殺，然後是中共掌權，然後是一場場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一直到文革，在這樣不斷的折騰中，恐怕大多數的中國人精神上都是有問題的。精神上有了問題，行為(wei) 上必然有問題，喜歡窩裏鬥也就不奇怪。但我相信隨著中國民主法製建設，隨著資源的逐漸豐(feng) 富，中國人的窩裏鬥問題會(hui) 大大減弱的，至少不會(hui) 比其他民族更突出。總歸資源匱乏才會(hui) 互相鬥嘛。將窩裏鬥看做是中國人的宿命、國民性，是犯了和朝暉一樣的錯誤。
    
    朝暉接受了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wei) 西方人是重視獨立性，重視個(ge) 體(ti) 的，而中國人是重視人際關(guan) 係的，重視親(qin) 情的。他有一個(ge) 例證，中國的子女往往與(yu) 父母比較親(qin) 昵，喜歡與(yu) 父母睡在一起；而西方父母較早就讓孩子獨自休息，成人後就鼓勵其離開家庭自立。但不知朝暉想過沒有，由於(yu) 大陸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大陸的獨生子女的孤獨感普遍強於(yu) 西方同齡兒(er) 童——後者往往家庭中有兩(liang) 個(ge) 以上的子女，當這些獨生子女一代代長大成人，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主體(ti) ，他們(men) 是否還重視親(qin) 情，重視人際關(guan) 係，這是很值得懷疑的。朝暉沒有孩子，可能體(ti) 會(hui) 不深，我則是深表懷疑。所以，所謂習(xi) 性之類根本靠不住，拿它來為(wei) 儒學立論，那是找錯了地方。我們(men) 以前還有一個(ge) 說法，西方人在性上比較自由，中國人則比較保守。如果是上個(ge) 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樣說沒有什麽(me) 問題。那時年輕人談戀愛，如果有婚前性行為(wei) ，那就是流氓，很快會(hui) 被抓起來。大家記不記得有部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講的就是這樣的事情。新時期第一部為(wei) 愛情正名的文學作品是《一封公開的情書(shu) 》，講的是某工廠青年在私下傳(chuan) 抄一封情書(shu) ，內(nei) 容非常“流氓”，被視為(wei) 階級鬥爭(zheng) 新動向。追查的結果，原來是偉(wei) 大導師馬克思寫(xie) 給燕妮的情書(shu) 。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人的性觀念怎麽(me) 能不保守？但時過境遷，今天隻要你看看中文互聯網上大量充斥的色情信息，以及肆無忌憚的表白，你還敢說，中國人的性觀念比西方人保守？
    
    朝暉說在西方文化心理學是一套成熟的學科，這沒有問題。但不要忘了，所謂文化心理學隻能是一門經驗學科，而不是超驗的學科。隻要有人群，就會(hui) 有相對穩定的心理模式和行為(wei) 方式，就會(hui) 有對其進行研究的專(zhuan) 門學科，這是正常的事情。我們(men) 借用其研究方法也沒有什麽(me) 不可以，但一定要限定適用的範圍。學界一般將儒學分為(wei) 理論化（超越化）的儒學、宰製化的儒學和生活化的儒學，如果是用文化心理學來分析、研究生活化的儒學，說明儒學對民眾(zhong) 心理、行為(wei) 方式的影響，不失為(wei) 一個(ge) 好的進路。但如果想以此發現某種恒常的文化心理，作為(wei) 儒學的根基、立足點，那隻能是跑進無盡的沙漠。因為(wei) 你找到的是氣質之性，而不是天理之性啊。今天談論儒學，固然不可以忽視氣質之性，但更不能脫離天理之性。在早期儒學那裏，天理之性與(yu) 氣質之性本來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不能用文化心理來解釋說明的。“孔子以仁發明此道”，孔子的仁豈能用魯國的文化心理習(xi) 俗來解釋說明——楊澤波早期就有這樣的看法，要說明也隻能是發生論的，豈能概括孔子仁的全部？！所以仁隻能是idea、是精神，它雖然不脫離經驗世界，但又超於(yu) 於(yu) 經驗世界之上，成為(wei) 引領中國人精神的永恒燈塔。
    
    希望朝暉能由習(xi) 性、心理回到idea、精神，由文化心理學回到經學，由民族習(xi) 性、習(xi) 慣回到孔子用全部精神生命開創的仁道。朝暉是西方哲學出生，認識到這一點應該不難。遲遲不能覺醒，反讓人感到奇怪。故草擬此文以作“棒喝”。
    
                           梁濤即日，2011、9、6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