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ti) 性的重光：論郭齊勇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觀念

作者：丁四新 高一品（清華大學哲學係）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2年第2期

摘    要：郭齊勇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觀念以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為(wei) 核心。它以主體(ti) 性邏輯對先秦哲學所作的敘述和詮釋，是對“以西解中”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範式的回應與(yu) 批評，也是對“以中解中”書(shu) 寫(xie) 範式的深化與(yu) 發展。郭齊勇所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遵循了理解的曆史性與(yu) 詮釋的相應性、主體(ti) 性與(yu) 對話性相結合的原則，同時此書(shu) 的寫(xie) 作體(ti) 現了內(nei) 在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特點。郭齊勇的中國哲學史敘述和詮釋彰顯了中國哲學思想的特質及其現代價(jia) 值。《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取得了眾(zhong) 多成績，具有示範意義(yi) ，是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的一個(ge) 新範本。

關(guan) 鍵詞：郭齊勇; 主體(ti) 性; 中國哲學史; 先秦哲學; 

郭齊勇先生主編《中國哲學通史》的出版，是當代中國哲學界的一件大事。《中國哲學通史》分批出版，2021年出版了《先秦卷》《秦漢卷》《宋元卷》《清代卷》和《古代科學哲學卷》五卷，其他五卷將在2022年推出。此前，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隻出版了前四卷，楊憲邦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隻出版了前三卷，都沒有完成既定任務，留下了重大遺憾。郭編《中國哲學通史》是近四十年來第一部全部完成並即將完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巨著，體(ti) 製完備，規模宏大，不但彌補了前輩學者留下的遺憾，而且將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推進到一個(ge) 新的階段。

郭齊勇先生是當代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和新儒家。此前，他曾主編和撰寫(xie) 過多部中國哲學史著作，【1】發表了多篇論述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文章。他是大型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的主編，其方法論在較大程度上代表了全體(ti) 作者的書(shu) 寫(xie) 觀念。他的書(shu) 寫(xie) 觀念和方法論，在其所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中有集中的體(ti) 現和概括。我們(men) 將根據此卷的《導論》部分及相關(guan) 章節，並結合相關(guan) 文獻來梳理郭齊勇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觀念。郭齊勇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或先秦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觀念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即理解的曆史性與(yu) 詮釋的相應性、主體(ti) 性與(yu) 對話性、內(nei) 在性與(yu) 自我超越。

一、理解的曆史性與(yu) 詮釋的相應性

理解的曆史性與(yu) 詮釋的相應性，是郭齊勇先生進行中國哲學史研究和書(shu) 寫(xie) 的首要原則。理解的曆史性是指將中國哲學思想置身於(yu) 相應的曆史背景中來作具體(ti) 的理解、分析、發掘和闡發，以確定和評估其思想價(jia) 值和意義(yi) 。隻有立足於(yu) 中國哲學本身，立足於(yu) 具體(ti) 曆史背景中的中國哲學，在曆史背景中注重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如此我們(men) 才能夠在吸收和借鑒西方哲學的基本上對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作出恰當而內(nei) 在的理解和闡發。詮釋的相應性與(yu) 理解的曆史性相一致，是指人們(men) 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詮釋應當與(yu) 其所處的曆史條件相一致，而不能對中國哲學思想內(nei) 容進行抽象的、超曆史的外在詮釋和評判。如果這樣，那麽(me) 從(cong) 文化的層麵來看，對於(yu) 中國哲學的敘述就喪(sang) 失其思想靈魂和內(nei) 在的活動，喪(sang) 失中國哲學自身的主體(ti) 性。郭齊勇先生指出，“五四”以來出現了片麵的、平麵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進行粗暴的、非客觀的批判。【2】基於(yu) 此，長期以來，郭齊勇先生一直主張，當代中國哲學的工作者應當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返回對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敘述上。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中，學者往往以日丹諾夫的哲學史觀念來敘述和詮釋中國哲學，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即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這部著作以唯心主義(yi) 與(yu) 唯物主義(yi) 二元對立的方式對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思想內(nei) 容進行分梳和判定，如將孟子思想判定為(wei) 唯心主義(yi) ，將荀子哲學判定為(wei) 唯物主義(yi) 。這種詮釋方法還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簡編》（1973年出版）中得到延續。1980年代，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前四卷相繼出版，在先秦卷（1983年出版）中，任先生指出：“哲學史是唯物主義(yi) 和唯心主義(yi) 的鬥爭(zheng) 史。”【3】此卷將孔孟等儒家思想劃分至唯心主義(yi) 陣營。此卷說：“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的修養(yang) 方法，從(cong) 認識論上來說，即是主觀唯心主義(yi) 的‘思誠’的方法。”【4】“孟子也看到了主觀觀念與(yu) 客觀對象的關(guan) 係，而他用唯心主義(yi) 顛倒了這一主客關(guan) 係，而否定了認識的源泉在客觀世界，這是他性善論的唯心主義(yi) 哲學基礎。”【5】在闡述孔孟思想的關(guan) 聯時，此卷說：“他（孟子）吸收了孔子的客觀唯心主義(yi) 來充實他的主觀唯心主義(yi) 的哲學體(ti) 係。”【6】在分析孟子人性論時，此卷說：“孟子和告子在人性論上的激烈爭(zheng) 論反映了唯物主義(yi) 和唯心主義(yi) 兩(liang) 條路線的尖銳對立。”【7】由於(yu) 以階級鬥爭(zheng) 和唯物對唯心的方式來敘述和詮釋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所以導致此卷的書(shu) 寫(xie) 在較大程度上脫離了中國古代思想家所處的思想背景和思想脈絡。例如，在對孔子之“仁”的敘述中，此卷認為(wei) ：“所謂不仁的‘小人’自是那些僭越周禮的人，包括新興(xing) 封建地主和反對奴隸壓迫的勞動人民，這充分暴露出孔子仁的階級本質。……暴露出他對勞動人民的基本態度。他強調對人民灌輸仁的觀念，是於(yu) 刑罰之外加強道德教化，以使人民更好地服從(cong) 統治者的治理。”【8】而郭齊勇先生的哲學史觀不同，他堅持理解的曆史性和詮釋的相應性的原則，認為(wei) ：“他（孔子——引者注）關(guan) 心的人，包括飼養(yang) 馬的普通勞動者。這種愛人、同情人、關(guan) 切人，包括愛、同情、關(guan) 懷下層百姓，是‘仁’的主旨。”【9】又如在對孟子“製民之產(chan) ”的理解與(yu) 敘述中，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認為(wei) ：“統治者先考慮到人民的生活，人民就容易服從(cong) 統治者的教導。”【10】這是說，孟子的立場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替統治階級說話的，仁政思想是為(wei) 統治階級謀取利益的。郭齊勇先生的解釋則不同，他說：“仁政學說的目的是為(wei) 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則是‘保民’，即解決(jue) 百姓的民生問題。”【11】

簡言之，我們(men) 認為(wei) ，以立場先行或預設的理論來強勢詮釋和敘述中國傳(chuan) 統哲學，這是外在的，也是很危險的。階級分析的方法和兩(liang) 個(ge) 對子的敘述方式，如果運用不當，或者不加限製，那麽(me) 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方鑿圓枘，難以還原或逼近中國古代思想的真實性和豐(feng) 富性。1980年代，中國哲學史學界為(wei) 何在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上要大力解放思想，勠力破除日丹諾夫的哲學史敘述模式，這是大有原因的。通過比較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和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可以看出，郭齊勇先生的哲學史觀念確實是進一步破除外來哲學觀念及其標準，而努力確立和建構中國哲學本身的主體(ti) 性。

郭齊勇是蕭萐父先生的學生。蕭先生生前很重視訓詁、考據等方法，很重視哲學史料，這些觀點和方法都得到了郭齊勇先生的肯定和繼承，也影響了《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寫(xie) 作。同時，蕭萐父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觀念相較於(yu) 任繼愈先生也有所推進。但是，它們(men) 並不意味著蕭先生及他那一代人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哲學自身之主體(ti) 性建設的問題。蕭萐父、李錦全主編的兩(liang) 卷本《中國哲學史》是1980年代出版的一部著名教材，【12】這部教材雖然破除了日丹諾夫的哲學史觀念，但是它仍然將唯物辯證法作為(wei) 基本哲學觀念，並以其為(wei) 線索來構築、敘述和解釋中國哲學資料，在書(shu) 寫(xie) 觀念上並無倒轉或重大跳躍。《中國哲學史綱要》（1999年）是蕭、李主編《中國哲學史》的縮寫(xie) 本。蕭先生在該書(shu) 《緒論》中說：“從(cong) 五十年代以來，國內(nei) 人們(men) 習(xi) 慣於(yu) 用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辯證法與(yu) 形而上學這‘兩(liang) 個(ge) 對子’來解釋中國哲學曆史，而忽視了曆史上不同的哲學思想。”【13】作為(wei) 主編，蕭先生本人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不應當局限在“兩(liang) 個(ge) 對子”的敘述模式中。不過我們(men) 看到，該書(shu) 對荀子哲學思想的敘述仍然局限在“唯物主義(yi) 自然觀”和“唯物主義(yi) 認識論”的舊框架中。關(guan) 於(yu) 孔子仁與(yu) 禮的哲學，該書(shu) 說：“‘克己複禮為(wei) 仁’這個(ge) 命題，也就表現出孔丘的客觀唯心論的傾(qing) 向。”【14】關(guan) 於(yu) 孟子思想的性質，該書(shu) 將其判定為(wei) “唯心主義(yi) 體(ti) 係”【15】。可見，蕭、李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綱要》及《中國哲學史》大體(ti) 上仍然遵從(cong) 了舊的一套中國哲學史觀念，跟今天流行的中國哲學史觀念相差甚遠。郭齊勇先生則在接受港台新儒學的基礎上突出強調了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自主性和特殊性，實現了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觀念的重大變革。他強調立足於(yu) 中國哲學史史料而去發現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概念、線索、思潮和特殊性，在參考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力圖做到“以中解中”。可以肯定，郭齊勇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觀念已經完全擺脫了“兩(liang) 個(ge) 對子”模式的束縛。

郭齊勇先生對於(yu) 中國哲學之主體(ti) 性的彰顯和闡揚，並不是一種“矯枉必須過正”的哲學史觀念。在2006年版的《中國哲學史》的《導言》中，郭齊勇先生批評了隻能用古代的話語討論中國哲學的觀點，認為(wei) 完全否定中西哲學間的通約性是一種因噎廢食的想法；而且，純粹用本民族的話語來敘述中國哲學，從(cong) 解釋學來看是不可能實現的。郭先生說，對中國哲學不能做靜態的處理，而應當以動態發展的觀念來看待中國哲學。而所謂動態發展，是在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西方哲學交融互滲的過程中實現的。而另一方麵，郭先生同時認為(wei) ，不能因中西方哲學在觀點上具有某些共同之處，即因此忽視了中國哲學自身的獨特性。他說：“我們(men) 要超越西方一般知識論或認識論的框架、結構、範疇的束縛。”【16】彰顯和闡揚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注重其特殊性和一慣性，這是郭齊勇先生在近三十年的中國哲學史教學和研究中總結出來並加以認定的基本觀點。

二、主體(ti) 性與(yu) 對話性

在對中國哲學思想進行梳理的過程中，既要強調中國哲學自身的特色，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又要以開放的心態來對待和借鑒西方哲學，而不能“自說自話”。我們(men) 既不能以抹殺中國哲學自身的特性為(wei) 代價(jia) 進行所謂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又不能將中國哲學完全置於(yu) 西方哲學的框架下進行生硬的解釋。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應當以一種寬容、平和的心態，富有彈性的、動態統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論進行中國哲學史的敘述，並以此回歸中國哲學敘述的主體(ti) 性。這是郭齊勇先生的一般看法。

郭齊勇先生強調中國哲學主體(ti) 性，是對所謂“以西解中”方法的修正。如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中始終以西方哲學的範式來詮釋中國哲學思想。他說：“我們(men) 簡直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yi) ，實是中國名學的始祖。正如希臘梭哥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的始祖。”又說：“孔子的‘學’與(yu) 康德所說的‘感覺’略有不同。”【17】胡適在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史的過程中終始以西方哲學為(wei) 模板和判準，來梳理和詮釋中國哲學，應當說此種觀念即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他以近代西方哲學來詮釋中國古代哲學，這必然導致他會(hui) 將中國古人的思想西方化和近代化。郭齊勇先生則以“理解的曆史性”原則來克製胡適的觀念，他認為(wei) ，詮釋和梳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不能脫離其所處的具體(ti) 曆史背景，以及不能以現代觀念對其進行過度詮釋。

郭齊勇先生雖然重視中西方哲學對話的必要性，但是他更重視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他說：“孔子思想並不是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在》中所說，隻是一些俗世倫(lun) 理或常識道德。……孔子的人性、天命、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學形上學與(yu) 宗教的終極關(guan) 懷和內(nei) 容。”【18】在他看來，如果完全以西方哲學範式來詮釋中國哲學思想，那麽(me) 這很可能無法展現其真正含義(yi) 。在兼顧中西方哲學對話的基礎上，郭齊勇先生突出了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和主體(ti) 性。

對於(yu) 孟子思想，胡適說：“因為(wei) 他以為(wei) 人性都是善的，所以他有一種平等主義(yi) 。”又說：“孟子的政治哲學帶有尊重民權的意味。”【19】“平等”與(yu) “民權”是近代西方哲學的概念，胡適很強勢地將它們(men) 套用在中國古代思想的解釋上。民權、平等與(yu) 民主等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共生，應當認識到這些西方觀念產(chan) 生的時代性和地域性，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解釋中，不能不加分別地隨便套用。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包括民本思想和重民意識，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它們(men) 是中國民權、平等觀念的淵源和萌芽，但我們(men) 不能因此即將它們(men) 與(yu) 西方觀念直接或完全等同起來。郭齊勇先生主張“理解的曆史性”，即是對胡適解釋觀念及其方法的修正。他主張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置於(yu) 其自身產(chan) 生的曆史背景之中，而還原其本義(yi) 。在梳理和解釋孔子思想時，郭先生既強調了古代思想的曆史性，又闡明古代哲學思想與(yu) 現代思想之間的關(guan) 聯。他說：“‘敬’‘忠’‘信’當然都有具體(ti) 的曆史的內(nei) 涵，但‘敬’（嚴(yan) 肅認真）、‘忠’（忠於(yu) 職守）、‘信’（真誠信實）並非隻是君子之私德，而恰好是公共事務中的工作倫(lun) 理與(yu) 品性，結合現代性的內(nei) 涵，仍可轉化為(wei) 今天公共政治的工作倫(lun) 理。”【20】又說：“當時的‘公’雖不能等同於(yu) 今日所謂的‘公共性’，但在當時大夫家、諸侯國的事物中仍有超越於(yu) 家國涉及老百姓的事務。”【21】在此，我們(men) 看到，郭先生對於(yu) 中國古代和現代思想的關(guan) 聯性和差別性的認識是很清楚的，他沒有忽視中國古代思想產(chan) 生的曆史性，也沒有否定中國思想自身的發展性。

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1970年出版）以西方近代哲學思想詮釋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或者說，它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置於(yu) 西方近代哲學體(ti) 係的詮釋之中。如勞思光說：“孔子論‘直’，其本旨是說價(jia) 值及具體(ti) 理分之完成，故每一事之是否合理，須就具體(ti) 理分決(jue) 定。……德國黑格爾之文化價(jia) 值理論，所以歸於(yu) ‘權分哲學’，亦是此意思。”【22】又說：“尊古故重先王。孔孟均如此。……此中分際亦可用‘發生曆程’與(yu) ‘本質曆程’（即本質之發展曆程）二觀念以說明之。”【23】勞先生之所以用此種方式進行詮釋，其書(shu) 寫(xie) 的根本指導觀念在於(yu) ：“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切問題，都和其他哲學史上的問題一樣，可以接受一切哲學方法的處理。倘若有人堅持‘中外之分’，隻表示他缺乏理論常識而已。”【24】在勞先生看來，中國哲學與(yu) 西方哲學兩(liang) 者具有完全的可通約性，但是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郭齊勇的看法即與(yu) 此不同。郭先生說：“我們(men) 要超越西方一般知識論或認識論的框架、結構、範疇的束縛，發掘反歸約主義(yi) 。”【25】在當前，郭齊勇先生的看法似乎更可取，因為(wei) 超越於(yu) 中國、西方的最一般的哲學是一個(ge) 有待探討的問題。從(cong) 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實踐來看，以西釋中是常例，是主宰性的做法，它淩駕於(yu) 所謂最一般的哲學觀念之上，其實質就是以西方哲學等於(yu) 最一般哲學。所以從(cong) 實踐來看，我們(men) 應當反思抽象地提倡和主張“最一般哲學”的看法，特別是反對部分學者借助所謂“最一般哲學”概念而暗中大力宣揚西方哲學至上性的做法。奴婢化或木偶化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在今日應當得到逆轉。如果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仍然過分依賴於(yu) 西方哲學的框架、結構、範疇、基本觀念和問題，那麽(me) 結果很可能是中國哲學思想本身的主體(ti) 性仍然難以建立，其內(nei) 容會(hui) 被分拆開來，按照西方哲學思想的框架、模式、觀念、概念和問題而被重新組裝起來。這樣的拆解和重組，使得中國哲學思想喪(sang) 失了的體(ti) 係性、整體(ti) 性、特殊性和主體(ti) 性。與(yu) 西方哲學相較，中國哲學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存在許多與(yu) 西方哲學思想不同的東(dong) 西和問題意識，比如作為(wei) 中國哲學中心論域的天人性命之學，這即是西方哲學思想所無的。強調中國哲學的特殊性是建立中國哲學之主體(ti) 性的一個(ge) 前提性觀念。從(cong) 方法論來看，我們(men) 應當遵循“反歸約主義(yi) ”原則來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史。【26】需要指出，強調中國哲學的特殊性、主體(ti) 性以及強調“反歸約主義(yi) ”原則，這不是說我們(men) 要拒斥西方哲學，並與(yu) 之隔絕。

郭齊勇先生的《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書(shu) 寫(xie) 始終遵循了主體(ti) 性與(yu) 對話性相結合的原則。郭先生沒有將中國哲學視為(wei) 僵化的內(nei) 容，也沒有以封閉的心態對待西方哲學，而是將中國哲學與(yu) 西方哲學進行比較和對話。同時，郭先生以現代語言詮釋了中國古代哲學，將中國古代哲學與(yu) 現代思想作比較和對話。通過比較中西哲學思想的差異，《先秦卷》認為(wei) ，用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真正展現中國哲學的思想內(nei) 涵，無法彰顯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和主體(ti) 性的。【27】又通過古今思想差異的比較，《先秦卷》闡明了梳理、敘述和解釋中國古代哲學必須遵循曆史性，不能將中國古代思想等同於(yu) 現代或當代思想。【28】古今間的思想差異應當通過詮釋和對話的方式實現溝通。進一步，通過兼用主體(ti) 性與(yu) 對話性的方法，人們(men) 對於(yu) 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即能貫通對哲學思想理解的曆史性與(yu) 詮釋的相應性原則。

簡言之，盡管一個(ge) 現代中國哲學史工作者不可能完全避免西方思維及其思想文化的影響，但是保持中國哲學自身的主體(ti) 性，或者說，建構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這是百年來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的一個(ge) 基本經驗和教訓。充分尊重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自身邏輯、線索、問題、概念、特性和主體(ti) 性，力戒將中國哲學變成西方哲學思想體(ti) 係下的陶泥或單純材料，這是郭齊勇先生治中國哲學史的一個(ge) 基本思想。這個(ge) 基本思想的提出得益於(yu) 對20世紀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經驗的反思。順便指出，郭齊勇先生強調中國哲學自身的主體(ti) 性，不是要我們(men) “閉關(guan) 鎖國”“自說自話”，而是針砭時弊，重建文化自信，以主體(ti) 性作為(wei) 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的基本原則。

三、內(nei) 在批判與(yu) 自我超越

郭齊勇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還具有內(nei) 在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都是圍繞中國哲學之主體(ti) 性的探索和彰顯展開的。郭齊勇先生編著《中國哲學史》（2006年）及所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兩(liang) 書(shu) ，都體(ti) 現了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的內(nei) 在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特性。而其書(shu) 寫(xie) 的內(nei) 在批判和自我超越特性，又體(ti) 現在如下三點上。

首先，郭齊勇先生很注意吸納和采用了出土新資料、新文獻來論述中國哲學思想。從(cong) 文獻學的角度看，這也是一種自我超越。郭先生所著2006年版《中國哲學史》即利用了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易傳(chuan) 》等資料，今年出版的《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一書(shu) 則設立專(zhuan) 章論述了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哲學思想。例如本書(shu) 第十二章“《易經》與(yu) 《易傳(chuan) 》”即涉及上博簡《周易》，這較之於(yu) 2006年版《中國哲學史》僅(jin) 使用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是一種自我超越。又如，在“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想”一章中，郭先生根據郭店簡來詮釋了孟子的心性哲學。他說：“人們(men) 現在很看重《性自命出》以情氣釋性的內(nei) 容，這無疑是重要的。……申言此性是天命的，是內(nei) 在的，實際預涵了此能好人的、能惡人的‘好惡’之‘情’即是‘仁’與(yu) ‘義(yi) ’的可能，‘仁’‘義(yi) ’是內(nei) 在稟賦的內(nei) 容。如此詮釋，會(hui) 不會(hui) 犯‘詮釋過度’的毛病呢?我們(men) 認為(wei) 不會(hui) 。……這裏所脫的三字，裘錫圭先生補了‘不善’二字，剩下一字，疑是‘性’。”【29】利用出土文獻來重新解釋孟子的心性論，使得郭先生的相關(guan) 論述及其觀點顯得別開生麵，並有紮實的根據，而不是“過度詮釋”。

其次，《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撰寫(xie) ，實現了對前人思想的傳(chuan) 承與(yu) 超越。郭先生是研究現代新儒家新儒學的重要專(zhuan) 家，作了大量研究和整理工作，他熟諳現代新儒家的資料文獻。在論述孔子哲學的一章中，他引用了錢穆《中國學術通史》《國學概論》《民族與(yu) 文化》《中國思想史》《中華文化十二講》等著作。在論述孟子哲學的一章中，他引用了牟宗三的《圓善論·序》《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一）》、徐複觀的《釋〈論語〉“民無信不立”——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察》《孟子知言養(yang) 氣章試釋》、馬一浮的《爾雅台答問》和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等論著。郭先生對現代新儒家思想內(nei) 容的吸納，這展現了學術思想的繼承性。而在此基礎上，我們(men) 看到，郭先生又對現代新儒家的一些思想觀念作了推進或轉變，在一定意義(yi) 、一定層麵上超越了前人的說法。如馮(feng) 友蘭(lan) 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否定西周存在關(guan) 注人民的王道思想，他認為(wei) “敬德保民”是為(wei) 統治階級服務的，他說：“‘德’的具體(ti) 內(nei) 容，就是敬天保民……所謂‘保民’並不是真正地要保護老百姓，而是為(wei) 了保護統治階級的統治不被推翻而講究統治和剝削老百姓的方法。”【30】郭齊勇先生則在《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中明確以“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學”為(wei) 題，肯定其有民本、保民、愛民的思想，他說：“《尚書(shu) 》所謂的‘德’主要是以君王為(wei) 核心的統治者之德，其直接的施為(wei) 對象是‘民’。所以，‘德’與(yu) ‘民’有密切關(guan) 聯。……天、民、王三者之間相互關(guan) 聯，構成了一個(ge) 最基本的政治關(guan) 係結構。因此，王道政治能否保民、康民，就成為(wei) 天決(jue) 斷其統治興(xing) 亡繼絕的一個(ge) 關(guan) 鍵。”【31】這是郭先生對於(yu) 前輩學者思想觀念的超越。不僅(jin) 如此，郭齊勇先生還實現了對自我的超越。在2006年版《中國哲學史》一書(shu) 中，他在解釋“敬德保民”時並沒有明確斷定其為(wei) “王道”思想，沒有意識到當時已經形成了“天”“王”“民”關(guan) 聯互動的政治關(guan) 係結構，而隻是說，周初的統治者已經認識到了人的生命與(yu) 人民意誌的重要性。我們(men) 認為(wei) ，郭先生以“王道”概念來詮釋西周時期的政治思想，並肯定王道政治的正當性，這是郭先生自身之中國哲學史思想的進步和發展。

最後，《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是對於(yu) 2006年版《中國哲學史》的批判和超越。相較於(yu) 後者，前者對於(yu) 先秦哲學的論述更具整體(ti) 性、體(ti) 係性和深刻性，內(nei) 容更為(wei) 豐(feng) 富、翔實和生動。如《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設“《禮記》中的哲學思想”“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想”“戰國陰陽家的思想”等章，這相較於(yu) 2006年版的《中國哲學史》，都是新增加的內(nei) 容。郭先生指出：“郭店楚簡大大豐(feng) 富了先秦心性論的資料”，認為(wei) 郭店楚簡心性論是孟子心性論的前史。又說：“《五行》德、善、聖、智之說，完全是道德形上學的內(nei) 容，自然成為(wei) 孟子的思想來源。”【32】需要指出，將郭店簡、上博簡納入中國哲學史的敘述並設置專(zhuan) 章，這不但是首創和壯舉(ju) ，而且意義(yi) 重大。出土文獻和簡帛思想是近三四十年來先秦秦漢哲學思想研究的重要動力和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已改變了先秦秦漢思想的結構和麵貌。重視對出土簡帛思想文獻的利用和來論述，這是郭齊勇先生在學術上追求不斷自我超越的一個(ge) 具體(ti) 表現。

四、結語

郭齊勇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是一部質量上乘的傑出著作。對於(yu) 此部先秦哲學史的特點、貢獻與(yu) 成績，筆者曾略有歸納，現引述如下：其一，先秦哲學自身的主體(ti) 性得到充分尊重和重光。這一點，應當是本卷最重要的成績。其二，儒家哲學在先秦哲學中居於(yu) 主導地位。郭齊勇先生本人是當代新儒家之一，但他將儒家哲學看做先秦哲學的中心，這是符合先秦思想發展的實際的。其三，道家、墨家、名辯、陰陽家等的思想在本卷中得到了客觀而平實的敘述和梳理。其四，簡帛思想和《禮記》思想在本卷中都有專(zhuan) 章論述。與(yu) 之相較，此前的先秦哲學史一般都缺乏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內(nei) 容的敘述。其五，天人性命之學是貫通先秦哲學的中心論域，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是中國哲學的兩(liang) 個(ge) 最核心的範疇。【33】將天人性命之學看做先秦哲學的中心論域，這應當是作者受到港台新儒家觀點影響的結果，但從(cong) 中國大陸的先秦哲學史書(shu) 寫(xie) 實踐來看，此點仍然具有救弊歸正的引領作用。當然，這部著作還取得了許多其他成績，我們(men) 在這裏就不再一一列舉(ju) 和敘述了。總之，郭齊勇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是先秦哲學史書(shu) 寫(xie) 的一個(ge) 新範本，出版意義(yi) 重大。

而從(cong) 《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等來看，郭齊勇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不僅(jin) 是對舊有書(shu) 寫(xie) 範式的超越，也是對“以中解中”這種書(shu) 寫(xie) 範式的批判與(yu) 超越。在方法上，郭齊勇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觀念已經完全擺脫了舊的研究範式及話語體(ti) 係的限製。在吸收和借鑒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基礎上，他重新彰顯了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並使之在相關(guan) 哲學史如《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書(shu) 寫(xie) 中大放光芒。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天人性命之學是諸子百家思想環繞的中心，也是貫通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本線索。這個(ge) 觀點，我們(men) 認為(wei) 是很有見地的，也是讚成的。麵對中國哲學自身的現象、人物、命題，他作了曆史性的理解和相應的詮釋。一方麵，他立足於(yu) 中國哲學自身，將其作為(wei) 接受主體(ti) 與(yu) 創造主體(ti) ，保持其自身的開放性；另一方麵，他回歸於(yu) 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以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並作為(wei) 其哲學史敘述的為(wei) 關(guan) 鍵點。既在曆史性中還原其本義(yi) ，又以現代視野對其進行詮釋，進而肯定中國哲學的特質和主體(ti) 性。簡言之，肯定中國哲學的特殊性，進而肯定中國哲學自身的主體(ti) 性，是郭齊勇先生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史的基本觀念和敘述邏輯。

注釋
 
1 馮達文、郭齊勇主編：《新編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郭齊勇編著：《中國哲學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郭齊勇主編：《中國古典哲學名著選讀》，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頁。
 
3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頁。
 
4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第320頁。
 
5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第330頁。
 
6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第323頁。
 
7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第327頁。
 
8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第186頁。
 
9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154頁。
 
10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一）》，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頁。
 
11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326頁。
 
12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
 
13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綱要》，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2頁。
 
14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綱要》，第49頁。
 
15 蕭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綱要》，第102頁。
 
16 郭齊勇編著:《中國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頁。
 
17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90、95頁。
 
18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146頁。
 
19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第262、265頁。
 
20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174頁。
 
21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175頁。
 
22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5-96頁。
 
23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119頁。
 
24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14頁。
 
25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18頁。
 
26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18頁。
 
27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25頁。
 
28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22頁。
 
29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596頁。
 
3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9頁。
 
31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69頁。
 
32 上述兩則引文，見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第595、599頁。
 
33 丁四新、馮鵬:《主體性的彰顯:中國哲學史的新書寫——〈中國哲學通史〉前兩卷讀後》，《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